林毅夫教授马歇尔讲座预讲演和评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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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7日下午，林毅夫教授进行了题为“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的马歇尔讲座预讲，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稻葵教授以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卢锋教授、陈平教授进行了评论。现将讲座内容及评论分三份简报报道。本文是第一期简报。

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经验，有很多让大家意想不到。在50年代开始计划经济的时候，东亚有很多国家和经济体认为中国经济会发展的很快。当时日本通产省有个报告，认为如果中国按照计划经济走下去，很快会成为一个工业大国。中国可以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开始改革的国家。我们开始改革后，一方面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国外的理论界和学术界长期抱着怀疑的看法。1988年我去参加甘地发展学院成立的国际会议，中国当时改革已经有10年了，经济发展相当不错。但当时的印度的经济学家对我的报告普遍怀疑，认为中国的官方数字不可靠，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是不可能取得改革发展的。印度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率只有3%上下的数字，既然印度不可能改革，中国怎么可能改革成功呢。从1988年以后，我每隔3-4年到印度去一趟，发现印度学界从一开始的不相信、怀疑，到越来越接受中国的经验，而且印度政府也开始了改革。但为什么中国在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出乎大家的意料？这表明国际学界对中国、对发展的理解是有限的。根据当时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当时的发展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最后却是发展最好的国家。而根据主流发展理论来发展的国家，却发展的一塌糊涂。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中国和越南的发展都是有问题的，但是转型都比较好。我1987年回国后在国内工作整整20年，他们认为我应该对中国、对发展、对转型有一定了解，我想这是他们邀请我去做马歇尔讲座的主要原因。

农业时代一国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中大多数人生活在生存线边缘。18世纪中叶后，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西方的工业革命是技术变迁方式的很大转变。工业革命后，技术变迁日新月异，于是世界其他地方和西方有了很大差距，在学术上称为“Great Divergence”。在这样的大的分叉和转折下，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变成了西方的殖民地。中国从鸦片战争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西方的侵略、冲突、割地和赔款，中国的海关基本上由外国控制，关税收入用来赔偿战争赔款，中国实际上是次殖民地。到一次大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所有受压迫的落后地区的民族都在争取独立。这个努力在二战后终于取得了成果，中国结束了内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也摆脱了殖民地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南亚、非洲的国家也一样。这些国家独立后，在其领导人努力之下推动现代化，希望使本国和发达国家一样强盛。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经过努力后收入水平与过去相比有所改善，人均收入有所提高，饥饿状况有所减少，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人均收入差距从原来不超过50%到20世纪末变为20倍甚至30倍。

二战后在其第一代领导人领导之下，采取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确实取得了成功。日本在80年代时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赶上了英国，新加坡和香港在90年代时也赶上了英国，台湾省和韩国也达到英国的60%。但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差距越来越大，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经济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所以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改革和转型。在这一场改革和转型中，中国和越南取得了重大成效。在过去的29年中，中国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了9.7%，越南也不错，平均每年达到8%，但是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经济上的停滞和崩溃，一直到这几年才有所复苏。东欧的国家崩溃的少一点，但是也有很大的下滑，最近才开始有所回升，前苏联的独联体国家更是如此。即使到今天苏联的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其1990年的收入水平。最近欧洲开发银行做了一个29个前独联体和转型国家的调查，总共访问了29000人，每个国家1000人，发现转型经过15年后，只有30%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转型前好，而70%的人则认为比转型前差。同样地，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进行了经济改革。在29年的改革中，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确实得到了改善，比如政府更透明了，法律更健全了，金融更自由了，贸易也更自由了，但有两项没有改善——即其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改善，而且经济稳定性比以前更差。所以转型和发展成功的只是少数，而失败的是大多数。所以在这次演讲我分析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他们50年代后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是失败的；第二个是为什么中国和越南在转型后其经济维持了稳定，同时也是非常快速的发展，而其他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和改革后则经济经历了滑坡、崩溃，然后是停滞，然后是缓慢的增长。

卢卡斯在马歇尔讲座时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是说：只要一个经济学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就不值得思考。怎样让一个国家发展，怎样让一个国家富强起来，是现代经济学所以产生的根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探讨一个国家所以富强其背后的原因。从学界的文献来看，最早认为发达国家所以发达是因为其人均资本多，后来又认为是因为人力资本多和技术水平高。从回归分析来看，以上三项确实会导致人均收入高。但是学界普遍认为，这样的分析只看到了表面。因为资本是靠积累的，技术是要靠发明产生的，那么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增加资本积累、不采取更好的技术呢？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国际学界努力寻找决定一个国家和社会生存发展的更根本的原因，也就是fundamental cause。现在总结起来有5个流行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有些国家比较幸运，也就是有多重均衡点。两个完全相似的国家，由于有很小的冲击或差异，有的国家在好的均衡点，有的在坏的均衡点。根据这个看法，一个国家富有或贫困完全是由于运气。第二个角度是地理论，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温带，在热带的国家人均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经济发展不起来。于是他们认为由于热带容易产生疾病，每个人的生命预期短，就不愿意积累人力资本，所以经济就没法发展；或者说这里的矿产资源比较多，大家认为生活非常容易，所以就比较懒惰，每天都在阳光底下过好日子，经济就发展不起来。第三个假说强调文化的因素，认为文化中有些因素让人与人的合作特别容易，有些文化强调讲信用，就会让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有些文化使其政府的效率比较高，所以比较容易发展。再有一种假说是看国家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的，外向型的国家容易和国际经济融合在一起，在对外贸易中可以获得新的知识、技术和组织方式。最后一种是现在最流行的、影响最大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快慢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的质量。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决定这个国家的激励结构，有些制度比较好的国家，大家有积极性去工作，去提高教育水平，去进行技术创新，这样的经济就发展的快。反过来如果制度不保护产权，不能维持稳定的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大家就会缺乏安全感，就不会努力，就不会有发展。

我认为制度是最重要的。如果只从幸运的角度看，那么这个国家在二、三百年的发展中，总会学到只要去改变一点点，就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富有。虽然这个理论在模型上看是很严谨的，但是由于人是有主观能动性，这样的说法并不能被接受。第二个假说认为地理环境是唯一真正的外生的决定因素，但是现实中却有很多反面的例子。比如新加坡也在热带，但是新加坡的发展却非常快；如果资源丰富是落后的原因，那么非洲的博茨瓦纳在过去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而它是自然资源极端丰富的非洲国家。如果说文化是决定一个国家落后的原因，那么如果儒家文化一定能促使一个国家发展，为什么同样是儒家文化的台湾、韩国能发展好，而1979年前的大陆没发展好？同样是儒家文化，为什么南韩能发展好而北韩没发展好？同样是儒家文化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文化并没有改变，但是为什么1979年后就会发展得更好呢？所以应该有比文化更深层的原因。

现在来看，制度确实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激励结构。但是制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目前西方主流理论普遍是从利益集团的冲突这个角度来认识制度内生的原因。最早提出利益集团这个概念的是奥尔森，他在上世纪80年代时写了相当有影响的文章，他的看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是长期稳定的，那么以收入分配为主要目的的集团就会形成，那么这个经济就会形成不是创造更多财富为主，而是以财富分配为主的制度。最近非常有影响的是Acemoglu，Robinson和Johnson的论文，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是西方殖民地建立的国家。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发展很快，但中南美洲普遍发展不好。他们提出的假说是发展好坏与该地殖民地的状况有关，如果一个地区不适应白种人居住，白种人就会去掠夺，这种掠夺的制度就会持续下来，而如果这个地区适合人居住，就会把欧洲的制度带来。另一个研究是Engerman和Sokkolof合写的文章，他们认为发展程度与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状况有关，如果这个地方适合农耕且没有很多原住民，外来的人必须自己耕种，没有很大的规模经济，而且大家都是白种人，在人力资本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就会形成财富分配平均的情况，如美国和加拿大。如果该地区以蔗糖、咖啡或矿产为主，就需要很多劳动力，集中在当地的印第安人和黑人身上，这样矿产就会集中在奴隶主、大地主手中，财富分配就不会平均，这种社会冲突就会形成制度安排。这些基本上都是研究制度决定因素的最重要的理论。

这些理论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东亚经济在六十年代突然发展，并没有看到原来的利益集团有太大的变化，智利发展得也很好，其利益集团也没有太大变化。中国和印度在八十年代后也发展起来了，原来的历史稳定性，原来的利益结构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那么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好坏，利益集团的冲突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我想就像凯恩斯在其《通论》的最后一章最后一句所说，也就是整个书的结论：“真正对一个社会产生好与坏的影响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潮或思想。”另外，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在研究过去欧洲三百年的大的变化时，发现从重农主义到重商主义等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思潮。这些社会思潮会形成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当这些制度运行不好，就会埋下新的社会思潮产生的原因，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社会思潮产生。

我个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因为政府的政策决定经济中其他政策安排的质量。而政府是由政治领导人来管理来运作，政策由政治领导人自己决定。政治领导人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一是希望自己能重新当领导人，另外也关心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我想经济利益的考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讲，经济的利益实际上很次要的，只要能够执政，只要在历史上有影响，那么多一些钱少一些钱的边际效用是很低的。对政治领导人来讲，怎样能够使其执政稳定，在历史上有地位？我想只要让这个国家富强繁荣，他的目标就能完成。他个人的目标与整个社会的目标是可以完全重叠的。他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他是有限理性的，他对发展的过程、对转型、对未来并不是完全可知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去按照当时的社会思潮来做决策，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因为这个思潮一方面批评过去的制度是不对的，同时告诉我们未来什么样的政策是对的；而且按照社会思潮决策，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所以舒尔茨总结说，社会思潮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

我个人的假说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有机会，以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经济来发展，然后会收敛到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后的历史来看，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是技术变迁，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善于引进技术，它的技术变迁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就会利用后发优势，赶上发达国家。但是这取决于政府追求的发展道路和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如果一个政府发展的理念是对的，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制度安排，通过利用后发优势使国家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国家对于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没搞清楚，只看到一些表象。由于追求的目标不正确，形成的制度安排很没效率，就导致后来发展绩效很差，危机不断。当一些国家开始转型后，同样的问题产生了，对转型问题的根源只看到表象没看到根源。比如看到这些制度扭曲，却忘了这些扭曲是选择的结果，并没有针对这些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来改变选择的结果，这样就从second best到third best， fourth best。所以不管是在发展还是在转型上，导致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原因更多的是认识和思潮的问题。

在二战独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他们之所以和发达国家差距这么大，是因为他们的工业比发达国家差，但这是表层的原因。这些思潮都是说一个国家要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独立，老百姓要过好日子，就要发展与西方国家一样的产业。而这种思潮得到一些历史经验的支持。比如西欧的德国和法国，本来比英国落后，他们也是在国家的领导下，发展重工业，赶上与西方的差距。同样俄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发展重工业，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到可以与德国相抗争。马克思把经济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认为只有生产工业品的经济发展，才可能进化到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在发展经济学中有市场失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不能发展重工业，原因是市场失败，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所以需要政府强大的干预，才能解决问题。当时的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都是教这些国家如何克服市场失败，发展重工业。这些对市场失败的认识是错误的。

我认为重工业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起来，并不是因为市场失败，而是因为市场是非常有效的。原因是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发展中国家是资本极端稀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经济体，他们在资本密集的产业上，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既然不符合比较优势，这样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是建立不起来的。当时需要政府帮助的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因为在竞争的市场当中，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现在让其发展起来，这些企业就认为，这是政府要我做的，所以必须给保护补贴。政府的保护补贴可以通过财政转移的方式支付，如果建立的企业数量非常少，这种转移支付是可以实现的。可是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非常弱，所以转移支付是不能靠税收的方式来解决的，因此要创造一个垄断的可能性，比如让国内只有一家、两家企业生产。而且要把利率压低，价格压低，这就会形成对原材料的供不应求。要保证这些稀缺原材料投入到政府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国家一定要做计划，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投资或贷款都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这样政府的干预就非常多。原来市场非常有效，这样做反而使市场的效率大为降低，还会产生寻租、预算软约束等情形。

那些发展比较好的经济，他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是按部就班的，都是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在积累了资金和人力资本后，再逐渐向比资本更加密集的产业升级。由于这样的产业发展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所以企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保护补贴，所以市场能发挥作用。但是市场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各种价格信号能够反应资源和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所以这些国家必须建立更完善的市场制度。建立市场制度从而让各种价格信号发生作用，同时由于按比较优势发展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因此其资本积累就会非常快，产业升级就非常快。产业升级中会牵涉到很多问题，比如要升级到什么产业，在产业升级时如何做各种金融安排、教育安排；再来产业升级是有风险的，无论成功失败，都会给其他企业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按照市场经济，发挥比较优势的政府，可以用产业政策来克服这些问题。

那么，按照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与赶超的产业政策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是企业有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政府帮它克服了信息处理的问题、协调的问题与外部性的问题后，企业只要建立起来，其产品就可以在国内外竞争。如果这些企业是违反比较优势建立的，就会没有自生能力的，政府的保护补贴就会长期存在，即造成“婴儿产业永远是婴儿”的情形。以汽车产业的发展为例，日本从1965年开始优先发展汽车产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韩国从1970年代开始发展，成败参半；而中国和印度从50年代开始发展汽车产业，但是政府的保护补贴一直没断，汽车产业还是婴儿产业。这些差异的原因是日本从1965年开始发展的时候，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美国的40%，所以资本已经不是非常短缺，这样它从原来的造船业、原来的摩托车产业进入到汽车产业，是其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在1965年日本通产省提出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时，它只需要保护两家企业，一家是日产，一家是丰田。但是后来日本有十几家企业都进入到汽车企业，包括原来生产摩托车的本田、马自达等十来家，他们违反政府的产业政策和道德劝说而勉强进入，政府是没给任何保护补贴的，但是这些汽车厂在完全没有保护补贴的情况下发展得非常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在没有政府保护补贴的情况下，这些汽车厂能生存能发展，就代表这些企业有自生能力，就代表它符合比较优势。印度和中国在50年代开始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时，其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5%，所以其要素禀赋和美国差距非常大，在这种状况下其汽车产业没有自生能力，所以只能长期靠保护补贴。韩国居中是因为开始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时，其人均收入是日本的三分之一，是美国的20%，比印度和中国的条件成熟一点，但比日本要差，所以需要的保护补贴比中国更少，所以其汽车产业才能长大成人。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两家汽车厂已经倒闭了，现在剩下一家还可以，所以同样的产业政策在一个地方如果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自生能力，就会发展得非常好，否则就会非常失败。同样，十九世纪末德国、法国和奥利地的重工业能够发展成功，表面上看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结果，但是当时他们的人均收入大约在英国的60%～70%之间，所以发展重工业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政府扮演的只是信息和协调的角色。在十九世纪末，匈牙利和俄国工业化的失败，实际上是因为政府把企业建立起来后，企业本身仍然没有自生能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的经济并不是引进美国最先进的产业，而是引进日本的夕阳产业来发展，当日本发展起来以后，它再从日本转型下一步更先进的产业。

这些成功和失败背后更根本的原因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利用了比较优势。如果利用了比较优势就会有后发优势，技术变迁的速度就会比较快，就能赶上发达国家。但是问题是大家对发展的认识只看到表层。发展中国家想追求发达国家这些最先进的产业，从目标上来看是对的，但从认识上是错误的。这样形成的制度安排就会降低积极性，导致资源配置没有效率，寻租行为非常普遍，以及政府干预失去效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28 11:29:1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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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歇尔讲座 马歇尔 林毅夫 Fundamental Fundamenta 林毅夫 教授 讲座 马歇尔 讲演

很长，留名了慢慢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