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欧债危机，ECB为何动作迟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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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通过阅读文献，总结的一点心得，为方便排版，略去文献，直接将观点奉上。

欧债危机背景下的国家利益冲突与政策协同

内容摘要：文章尝试从欧洲国家利益冲突与政策协同两个角度探讨欧债危机的肇始与对策。对于欧元区的政策协同问题，以及欧洲中央银行（以下简称ECB）体系内的国家利益冲突问题，种种争论争执不休。有观点认为，早在2007年之前，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机制就存在隐患，这严重影响了各经济体的政策合作。之后，这些遗留问题导致欧洲国家与欧盟机构之间的冲突与争执，这直接阻碍了ECB对于危机的干预反映速度，以及政策的贯彻力度。正如1929大危机中的美联储一样，ECB的迟钝给投机者操作的空间。文章的结论表明，欧盟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以减少今后应对危机的政策不稳定性，同时以积极的态度为整体的经济稳定与繁荣寻求新的出路。

关 键 词：欧债危机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政策协同　国家利益

一、引言

  　文章主要关注欧债危机所引致的政策协同与利益冲突问题。作为债务危机的连锁反应，在欧洲货币联盟（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以下简称EMU）体系下的一些主权债券利率大幅升高，使得这些国家不得不执行紧缩政策。直到2009年，EMU国家的ZF债券的利率还维持在很低的水平（见Figure 1），EMU的体系与运作也被认为非常成功。许多研究表明，虽然人们认为EMU需要改革以促进其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在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改革让位于救市。2007年至2009年，EMU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举措仍然是有效的与成功的。

  然而本次欧债危机正加剧欧元区各个执行紧缩政策经济体之间的政治紧张严重性，同时也让未来的政策导向扑朔迷离。公共媒体乐于指责欧洲债务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大手大脚，这种肤浅的行为不但不利于化解矛盾，反而让各国在政策协同上受制于本国民意，步履维艰。实际上，许多文章都在探讨了宏观经济非平衡与主权债务利率分布的关系后，都认为实际上是欧元区制度安排的缺陷才是这场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从EMU在监管其下各国财政当局挥霍行为的失败与无能中可以看到，道德风险是导致危机的最根本问题。同样的担忧实际上早在欧债危机爆发前就已经提出，当时就已经认为欧元区的政策协同性是无效率的。不过，之后的研究放下了对根本问题的关注，转而研究ECB在救市中的最后贷款人问题。

　　以往文献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有关当局应当采取的针对性措施上。一些研究认为中央银行的使命绝对不是ZF的最后贷款人，这种最后贷款人的定位使得ECB必须以货币来解决各国的债务问题，而欧元却是ECB无法控制的。由此而言，即便主权债务方具有完善的信用基础，其也仍可能被拖入违约的境地。不过，另有文章认为，从成因来看，欧债危机与困扰拉美的债务问题相同（拉美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持续陷入债务困境），所以，ECB应当向美国、英国与日本这样的中央银行成功模板学习。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成功的扮演了ZF的最后贷款人角色，使得货币政策可以稳定执行。

　　最新的研究则仍然认为谈论ECB作为最后贷款人而存在为时尚早，当务之急应是规范成员国财政当局的行为，重新调整政策协同机制，以最小化各成员国的道德风险隐患。ECB以此为据，也不愿执行最后贷款人职能；而有人据此建议应当启动不同于中央银行的监管主体来稳定债券市场。但是这些浅见，再加上之前欧元区内各方关于政策协同的争论，都只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进行道德风险最小化的策略选择。

　　有研究表明，ECB之所以不愿意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在于其监管体系内各个成员国的利益冲突，并指出ECB可以公开其会议的时间长度，作为其内部争执的最佳佐证。

　　与欧元区之前的关于政策协同的争论不同，同时也与目前已有的体制内国家利益冲突论不同的是，文章着重希望指明欧债危机的根源以及解决方案。文章认为，早在2007年之前，EMU的体制漏洞就极大地影响了其成员国的周期性与增长性合作能力。2007年之后，体制漏洞使得欧盟与各成员国矛盾不断，而正是这些矛盾使得ECB在应对危机方面阻力重重，并助长了投机行为，这一情况与1929年大危机时期的美联储十分相似。文章结论认为，欧盟的组织架构应该进行深层的变革，使得其足以积极应对危机，为其初始目标而高效运转。换言之，就是为其公民提供可靠保障，使其免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侵害。鉴于欧盟在货币政策方面的改革已经卓有成效，文章认为改革正应该从减少政策运行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入手，并转变消极的、分散的和互相推诿的治理态度，变为积极的、协同的和整齐划一的欧元区治理策略。文章提议，在欧盟建制内，增设欧洲财政部，并设定规则加强其执行力度。换言之，就是使其能够让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最小化，并恢复使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调整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结构失衡，并在充分考虑各成员国当局的道德风险问题后，允许ECB执行最后贷款人职能。

　　文章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2007年之前有关政策协同的争论；第三部分阐释欧债危机蔓延的过程；第四部分讨论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指明ECB框架内的冲突矛盾以及危机的解决措施；第五部分给出结论。

二、2007年之前有关政策协同的有关争论

　　这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不同政策行为主体的利益不一致使得政策协同非常的不确定。EMU一直被视为货币政策系统上的超国家主权体。这一安排使得EMU必须尽可能的控制政策协同过程，以防止各国当局利用财政政策片面为本国选民牟利，而损害其余各国利益。欧盟（The European Union，简称EU）有以下三类政策协同机制：

1.      软协同机制，这一机制往往基于语言、多方监管、警告以及同业审查，多应用于社会政策，旨在规范化成员国行为；

2.      硬协同机制，多应用于财政政策，作为软协同机制的补充，其力求建立共同的行为准则，例如稳定与增长协议（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简称SGP）以及超额赤字协议（TheExcessive Deficit Procedures, 简称EDP）；以及

3.      统一协同机制，如欧元区的单一货币政策。

　　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形成由欧洲中央银行系统（The 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简称ESCB）控制，这一庞大系统由ECB与欧盟27国的中央银行（Thenational central banks,简称NCB）组成，如果仅限于欧元区央行系统（The Eurosystem）的话，这一系统实际上由ECB以及17个欧元区国家组成。需要指出的是，执行货币政策是欧元区系统，而非ESCB。欧元区系统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n the European Union，又称Maastricht Treaty）、《罗马条约》（Treaty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又称Rome Treaty）、《欧洲中央银行系统与欧洲央行规约》（The Statute of the ESCB and the ECB）建立的任务分工，执行正式的货币政策决定。ESCB与ECB需要预设协同的具体形式，以使得其能够尽可能减少对于NCB的超国家决策执行中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财政政策的组织给予以下机制与建构：

1.      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简称EC）统一领导协同程序；

2.      欧盟经济与财政部长理事会（ECOFIN）根据协同程序执行全部正式决议。ECOFIN是欧盟部长理事会（The Council of the Ministers of the EU）的组成部分，由欧盟27国的经济与财政部长以及EC与ECB的代表组成；以及

3.      欧元集团（The Eurogroup）由EMU的17国经济与财政部长以及EC与ECB的代表构成，主要作为信息交流的平台，并没有对于协同程序的正式决定权。

　　ESCB、欧元区央行系统在货币政策执行中的角色与ECOFIN在财政政策执行中的角色全然不同。欧元区央行系统作出正式决定，而欧元集团只起到信息交流的作用。欧元区央行系统可以号令NCB的合作，而欧元集团不能对成员国当局作出任何指示。结果就是，与货币政策方面全然不同，财政政策虽然由超国家层面进行决策，但是在具体执行层面上却充满不确定性。任何一成员国都可以表面同意，但实际上在国内不计后果地执行完全不同的政策。

　　这种政策执行上的表里不一所透露出的不确定信号导致各个成员国ZF以及货币当局都持有非合作的态度。在人人自危的情形下，成员国对于统一政策执行的力度便大打折扣，并忙于防范其它成员国“以邻为壑”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也使得统一的政策行动提醒沦为空谈。不确定性引致了最不希望看到的那种结果，即刚性规则的出台，如SGP；并且使得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变为替代性战略，而不是互补性战略。

　　政策协同的争论表明软协同工具（比如多方监管）的作用是令人满意的。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修订了入盟要求以及1999年单一货币体系建立后，这样的软协同工具使得成员国当局在二十世纪90年代很好地遵守了纪律。然而，争论也引发了对诸如SGP的刚性规则的声讨，这样的刚性规则只能片面地增加顺周期政策的采用，而忽略了各经济体的实际需要以及增长潜力。

　　在2001年的经济下滑期间，撤销SGP的呼声此起彼伏。根据EDP的规定，几个无法满足赤字要求的国家不得不接受处罚。但是，实际执行过程异常艰难，这些国家最终并没有安规被强制处罚，法国与德国便是这种差别待遇的先河。在2003年11月份，ECONFIN先后叫停了对两国执行EDP的相关处罚。这一决定导致EC不得不到欧洲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走法律流程，但是EC也最终承认EDP程序的执行取决于ECOFIN的有效多数决议。这一事件直接引致SGP与EDP在2005年进行大幅度调整，而政策协同争论也就此发挥，认为这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争论指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形成透明的（或者说是不含混的）规则；

2.      增加灵活性，或者说区别周期性情况与国别性经济问题，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      注意发展金融可持续性，避免顺周期性，注意结构改革与创新注意实体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

4.      加强强制力，以提高成员国的合作意愿。

　　争论同时也挑明了各方分歧的立场。第一种立场认为，市场力量的有效运用在于积极利用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同时财政政策只能起到短期反周期刺激的作用。持此种观点这一派可称为市场派，他们反对ZF干预市场，并且认为可以通过取消对私人经济主动性的司法限制来激活经济增长潜能。从这个意义讲，对各成员国ZF采用强制措施，保障中央银行独立性以及紧盯通胀的货币政策就能够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市场派建议对SGP进行全面改革，但是没有注意到SGP对周期调整赤字的约束与欧盟当局对于通胀与产出增长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改革的目标本应该为在透明性与灵活性之间建立一种合适的平衡关系，一次实现ZF融资的可持续性，并鼓励反周期政策的使用，从而推进结构改革。由于市场派的目光局限在市场力量的有效运行上，文章认为自由派实际上忽略了一点，一些国家在国际竞争力与金融可持续性上是极不平衡的，对于此类国家的处罚措施会加深这种不平衡性，并导致整个欧元区的衰退。

　　争论中的第二种立场，由学术观点并不一致的经济学家们构成。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协同过程的制度组织进行适度修改。比如，有人认为财政政策的组织应当学习货币政策的组织。在认识到刚性规则的失败后，如弗里德曼对于货币总量扩增的赞同，这种政策往往只有在机制改革与中央银行独立性确保之后方能实现。他们建议，仿照“货币政策委员会”，成立独立的“财政政策委员会”，这样能够产生比刚性数量管理更优的结果。在几年后，财政政策委员会能够修正“GDP占预算赤字比率”；美国国家都应当遵守这一比率，把周期情况与经济体的需要考虑在内，并将ZF债务的可持续性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但是，也有人指出，如果希望使财政政策委员会像货币政策委员会一样运作，强制力的有效性是必要条件：只有这样，超国家层面的决议就对各成员国形成了约束力。

　　欧洲财政部的建立对于财政政策积极运用将会起到促进作用，并避免那些导致衰退与结构不均衡措施的使用。为达到这一目标，财政部必须分析欧洲的经济运行状况、经济体的不同需求、共同政策的目标以及所需的结构政策。财政部的建立应当同时配套一系列安排，使成员国保持足够的积极性融入到政策协同的约束框架内容。此外，我们注意到为提高财政政策与结构政策协同性，同时避免ZF在失败政策后的调整负担，强制力必须构建在一个转换框架的可能性范围内，即将个别基础设施项目或者创新项目的施行转换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尤其当一国或者地方ZF无法满足加入欧盟时的标准时。

　　在此政策协同的讨论背景下，许多研究表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认为，ECB在独立的财政专业领域应当比在政治领域表现得更有自信，ECB应当更加倾向于通过财政政策实现政策协同。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对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其实有一个更为便捷的理解，即如果ECB是EMU中唯一的侦测博弈者，那么ECB将对欧元区所有的失败政策负责——这只能导致其余社会公众的极大对立。这一分析暗示，关于政策协同过程的讨论必须受到货币当局的约束。

　　市场派认为，2005年的改革忽略的许多严重的问题，仅仅局限于对SGP与EDP的清算。改革引入了灵活性，但是确实的规则失去了透明性，并放松了强制性。改革引发了这样一种担忧，即如何在经济衰退时保持政策协同过程的品质不变。不幸的是，在2007年危机爆发前新规则的种种缺点便已经暴露无遗。2005年后，希腊政党联盟再次允许财政赤字升高，达到GDP的1%；同时，希腊政党联盟还前所未有的大量利用会计技巧，蒙骗欧盟其余各国，在账面上把多方监管的负效用将至最低。

　　总结而言，关于政策协同性的争论表明，早在2007年之前，其缺陷变影响了欧元区的周期性与增长性表现。争论也将表明了这一事实，即在意识到单一货币确立的问题后，政策协同过程有效地避免了各成员国的纪律弱化，同时软协同工具要比SGP表现得更为有效。尽管有各种问题，但是各成员国ZF债券的利率仍然维持较低水平。这些制度被创造出来证实为了对抗那些针对国际市场不稳定性的批评，但是金融运营者希望这些制度能够起到作用。也许正是因为相信新制度的力量，他们才并没有设想到主权债务违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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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债危机 ECB Procedures Commission Maastricht 欧债危机 美联储 欧元区 货币政策 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