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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钱学森之问”提出以后，全国上下都在为我国学校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而焦虑，而最新一届诺贝尔科学奖获奖名单公布以后，国内科学界又一次因其与国人无缘而受到刺激。应该说，人们这种对大师培养问题的关注是令人欣慰的，它可以成为我们发展科学技术，努力开辟大师成才之路的动力。然而光是着急并无大益，我们亦应充分探索大师产生的规律性，并努力创造条件，使其尽快变成现实。
大师级人才的出现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而并非单一因素所能成就。
首先，大师级人才的出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也适合大师级人才的出现情况。近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大师频出，主要是其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推动的结果。试想，没有历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需求，能够产生像牛顿、法拉第和申农(信息论创始人)这样的大师级人才吗?我国社会目前虽然也有技术上的需要，但这种需要本质是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技术需要，而不是带有世界意义的新兴产业革命需要，这种需要怎能催生出大师?其次，大师级人才的出现还需要一定宽松的社会环境。这主要包括宽松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等。因为人才只有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才能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如果社会环境紧张，人们便很难心无旁骛地从事科学研究，大师也就很难出现了。我国自建国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均缺乏和谐氛围的情况很难不影响大师的成长和出现，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一切均已走向正轨，但历史的惯性并不能一下子停止。
再次，大师级人才的出现需要先进合理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学校教师应鼓励学生独立独立思考、大胆提出自己的创新观点并支持他们付诸实践，而不能要求学生只是死记书本上的看法或观点，也不能要求学生对教师惟命是从。复次，大师级人才的出现还依赖于先进的科技制度和政策。这里所谓合理主要是指科技制度及政策能给各类科技人才的自由成长都提供充要的条件，而不能有利于某几个科技方向，不利于另几个科技方向。当然重点是应当有的，但不应以点代面，要兼顾才好，此外科技政策的制定也要考虑长远，而不能只考虑短期效应。
最后，我国的社会发展固然需要大师，但也不应形成大师崇拜。因为近现代以来的科学大师都是以学科独进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要求的产物，而以学科综合为主要趋势的现代科学技术更为需要的是科学家团队，大师只不过是学术团队的带头人而已。如果我们国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能够形成十几个乃至几十个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团队，那做出来的业绩未必就比大师个人的贡献要小，其对国家乃至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同样可以很大。
总之，对于大师问题，我们应根据社会发展和科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在社会各个环节上做出改善和调整，为大师在我国的出现创造条件。恩格斯曾经指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 相信中国今后在不同领域都会出现优秀的大师。（文章源于千人智库，EWW141215Z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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