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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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复仇　　

——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　　

（部分章节）　　

梅格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翻译质量不是很好。

　 　

内容简介：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个人简介： 梅格纳德·德赛(Meghnad Desai)，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与该校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英国上院议员，英国工党党员，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他于1940年生于印度的巴罗达(Baroda)，毕业于孟买大学，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教授，获得博士学位。1991年在英国受封为德赛勋爵。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和全球化等领域。近年来，全球化是他研究的主要问题，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声誉。

　 　

完整目录

序言与致谢

第1章 两次革命和一次毁灭

第2章 亚当·斯密和社会天文学原理

第3章 黑格尔和理想国家

第4章 马克思I：准备行动

第5章 马克思II：利润

第6章 资本主义的前景I：何时结束？

第7章 战争与革命

第8章 战争与帝国主义（理论与实践）

第9章 战争之间的岁月：返回常态，1919-1929

第10章 战争之间的岁月：危机和大实难

第11章 治疗资本主义：凯恩斯、熊彼特和哈耶克

第12章 社会主义能动行吗？

第13章 全球秩序的基础

第14章 国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第15章 社会主义的正午

第16章 土崩瓦解

第17章 走出深渊

第18章 梦幻曲

第19章 资本主义的前景II：最后阶段或游戏？

参考书目

　 　

部分章节

序言与致谢

第1章 两次革命和一次毁灭

第2章 亚当·斯密和社会天文学原理

第3章 黑格尔和理想国家

第6章 资本主义的前景I：何时结束？

第12章 社会主义能动行吗？

第15章 社会主义的正午

第16章 土崩瓦解

第17章 走出深渊

　 　

总序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见解；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梅格纳德•德赛（MeghnadDesai）教授，目前是伦敦经济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英国上院议员、英国工党党员、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他于1940年7月10日出生于印度的巴罗达（Baroda），后来在孟买大学学习，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完成博士论文，1991年4月30日成为勋爵。德赛勋爵自1965年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83年成为经济学教授，1992年创建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经济史、南亚研究和全球化等方面。近年来，全球化是他研究的主要问题，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声誉，相关作品包括《全球治理:世界秩序的伦理学与经济学》（1995）、《世界政治经济:选集》第一卷（1999）、《全球化:既非理想主义亦非乌托邦》（2001）、《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全球治理》（2001）、《货币与全球市民社会:新的反资本主义运动》（2001）、《马克思的复仇》（2002）、《金融危机与全球治理》（2003）等。

    众所周知，德赛勋爵也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研究专家。诚如作者所言，“我在青少年时代已经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在1968年学生‘动乱'的令人兴奋的岁月中，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我在1970—1971年访问德里期间，曾阅读《列宁选集》，并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摘编。列宁在反对民粹派（19世纪晚期等同于反全球化者）时为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深深打动了我。后来，我把这项工作放到一边。不过到了1989年，我想根据列宁的经济学著作编辑一本书。于是，我重新阅读列宁的著作，突然明白了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本质（尽管最终要灭亡）的信仰是多么坚定。”这段话其实是对《马克思的复仇》写作动机的重要交代。继1974年完成《马克思的经济理论》、1979年完成《马克思的经济学》之后，德赛于1989年12月完成了《列宁的经济学著作》一书，而这部著作赶在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之际出版，其深刻用意在本书第1章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就是由此发现了马克思被误解的秘密。

    不言而喻，《马克思的复仇》是作者把全球化研究与马克思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展示了这样一幅生动图景:19世纪末全球性质的自由资本主义，经过“行将就木”的百年历程，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化运动而再度兴起，并显示出强劲生命力。伴随这百年历程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以及这场斗争背后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探索，还有自由主义的衰落与复兴。其中最为重要的现象，是马克思的复仇，也就是说，当今全球化复活了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经济学思想: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会导致它自身的灭亡和被共产主义取代，但是，在它自身能量耗尽之前，它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但他同样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能改变、创新和适应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必须从资本主义的最大优点所包含的不足中去寻找———也就是说，用辩证的方法去寻找。只有当资本主义不能进步时，它才会达到自己的极限”。

    可以认为，作者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说明了以自由市场为本质特征的全球化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实为大势所趋。自由市场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主导地位以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不仅不能视为马克思的灭亡，而且恰恰相反，可以理解为马克思的复仇。

    事实上，作者在第1章已经对本书的整体框架作了很好的安排:“在马克思（斯密也一样）逝世100多年以后，有必要勾勒他们思想的盛衰历史。国家调控经济的观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对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以及它对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引起我们注意的对资本主义不同理解上的张力；卡尔•博兰尼著作中对市场的批评以及50年中它的逆转；许多独立的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资本主义的局限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尝试———第三条道路；20世纪末的惊人顿悟:一种整体的替代性哲学———社会主义的第二条道路———已经从可能性的菜单中消失，也从对资本主义复兴的条件下生存前景的出路———任何出路———的独立探索中消失；马克思（实际上也包括19世纪的其他社会学家）仍然与这一问题是有关系的:所有这些构成了本书关注的内容。”

    总的来看，作者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变迁，二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沉浮，三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兴衰，四是21世纪全球主义的到来。

    一、描述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资本主义变迁

    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在极度动荡中度过的。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在两次大战之间，还经历了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种危机的隐患甚至穿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演变为众所周知的滞胀现象，导致了英国、法国和美国更为激烈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如此，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面临着德国共产党、瑞典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的挑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苏联政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不再安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包括中国、民主德国、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越南等，并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在20世纪50～60年代，由于苏联的大力支持，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殖民主义运动，使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殖民地纷纷独立，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存在，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严重的竞争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

    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运动是在马克思的名下进行的，甚至是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整个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把对付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资产阶级政府曾对德国共产党进行过疯狂的镇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在国内到处搜捕共产党分子，并把此作为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后来还推出国门，先去朝鲜，然后去越南搜捕共产党分子，把数十万美国士兵送往大洋彼岸。

    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光中，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它们担心会即将灭亡；与此同时，蓬勃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假设下展开的。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观念来自马克思，这一公认的事实把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命运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然而，只是到了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人们才突然醒悟，一位倡导共产主义的巨人在这个世界上无情地消失了。到了21世纪之初，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灭亡的迹象，这使许多人疑惑的目光开始盯住这样的问题: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

    与许多人的预期相反，马克思并没有讲过资本主义即将灭亡。他只是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最终将会被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但是究竟什么时候被取代，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种观点，也不代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全部论断。因为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时，还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认为资本主义利润率虽然存在着下降的趋势，但也仅仅是一个趋势，并不代表一定下降。即使下降，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利润率回复的可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还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过程。至于这个过程有多远，马克思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不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现出来的热忱，倒是让许多人感觉到一个新社会即将来临，这似乎是20世纪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基础，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

    事实上，尽管马克思绝不是资本主义的朋友，但他是它的最好的学生。他毕生6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动力。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看到了难以置信的资本主义的活力和革命潜力。在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他赞扬资本主义的勃勃生机，把资本主义视为当时最富有生命力的、比封建主义更为优越的生产关系，而在这种生产关系的潜力没有完全发挥之前，它是不会被其他生产关系所取代的。按照这种逻辑，他期望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发生在英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可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人们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看法。在当时，俄国共产党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俄国共产党的理论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俄国共产党的胜利就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胜利。于是，人们认为俄国真正发生了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这恰恰应验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论断”。

    不过，在当时对于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托洛茨基认为苏联没有进入社会主义，还在建设资本主义，这与马克思的观点不谋而合。列宁实际上也强调加速建设苏联资本主义，只不过冠以“国家”的定语。但是，在列宁去世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的加剧，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到来，加上苏联逐渐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苏联化和把马克思神化的风气的影响，人们无暇分辨苏联究竟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与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比较。这样，就给资本主义找到了一个即将灭亡的时间表。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巩固了人们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信念，也加深了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自己前途的担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成功地击退法西斯德国的进攻，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既提升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威望，也提升了人们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信仰，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施加了强大的压力。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滞胀现象，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感觉。于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左右，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美国和德国，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经济调整，以对付通货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即使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斗争也在所不惜。资本主义真正建立起能够长命百岁的自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确切地说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而在经过整个20世纪之后，人们似乎可以用后见之明这样评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发挥出它全部的潜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还不能立即灭亡。

    二、诠释了20世纪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沉浮

    20世纪的社会主义，也是在极度动荡中度过的。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曾经红极一时，但却在世纪之末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惊人局面。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仍可以认为，20世纪是社会主义的世纪，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的实验在整个20世纪一直进行着，而且还因为它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打出了一个第三世界，并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社会主义对于20世纪的影响，是以苏联为龙头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之前，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理论上探讨的概念。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发展得很快，但终究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它选择的是议会道路。后来证实，这条道路是不能通向政权的，因为它的政治势力的扩大依赖于经济繁荣，而在经济繁荣时，恰好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正确。不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过魏玛共和国，但它并没有巩固住自己的政权，而且实质上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权。尽管以后也存在着共产主义运动，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对整个世纪都产生着至关重要影响的共产党，出现在俄国。它不仅取得了政权、保住了政权，并且建立了强大的基础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能够成为反抗法西斯德国的主战场和主力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声望的提高不仅体现在它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空间技术方面，而且体现在它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把社会主义阵线推到了德国的本土，推到了柏林，建立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卫星国。中国共产党执政，使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两个，它的反殖民地的口号和行动为它带来了第三世界普遍的信任，当然这些信任主要来自那些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独立出来的殖民地。美国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的不光彩表现，似乎使人们认定，资本主义无法战胜社会主义，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那些一直想破坏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阵营，开始希望通过和平演变来实现它们的目的，这就是结束冷战、实现对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社会主义的声望在1956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种损害不是来自美国或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来自苏联本土，来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苏联本身。苏联国内许多人不敢相信这样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这与那些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所想象的结局大相径庭。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声望再次受到损害，但这次似乎注定是致命的损害。戈尔巴乔夫推行了公开化政策，在他的参与下于1989年推倒了柏林墙，随后他自己也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失去了权力。苏联不是因为政治解体的，首先是因为它在发展经济时出了问题，它没有及时解决产权问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东欧剧变实质上也是以市场经济改革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而这时人们才真正理解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能把社会主义带向成功。它宣扬的计划经济毕竟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它拒绝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市场。正是由于他和他的时代定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定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首要的区别标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人们才会如此惊呼社会主义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的胜利。

    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在苏联执政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宣布效忠于马克思、效忠于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著作被广泛印发、宣传，马克思的论断被作为真理广泛应用。仿佛一切都已由马克思注定、由马克思预言。等到苏联解体之后，尤其是东欧剧变之后，人们疑惑的目光才开始盯住这样的问题: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事实上，马克思只是指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榨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得出了资本主义要灭亡的结论。但是，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应该不应该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应该不应该局限于苏联形式的公有制，都是他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但是，列宁和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列宁认为，在落后的国家，尤其是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同样可以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走到了它的高级阶段———帝国主义。后来，列宁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这甚至被认为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于是，人们开始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因为列宁论述了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有可能单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毋庸置疑，俄国进行的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它要解决的是农民问题或者说是土地问题。士兵是这次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包括先进的、集中的工人阶级。但是，夺取政权与维持政权是两回事。夺取政权可以依靠当时的工人阶级，而维持政权就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农民的利益。所以，这里并不涉及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因为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非常幼稚，甚至还没有资格被革命。这一点在苏联新经济政策中表现得比较明确，列宁当时要发展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以便能够赶上资本主义。可以看出，列宁进行的革命，与马克思所言的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是两回事。所以列宁置换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如果不这样认为，那么也可以承认: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偶然事件。但这一偶然事件，却改写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

 三、演奏着20世纪日益高昂的自由主义旋律

    20世纪自由主义的旋律，始于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中叶，他就目睹了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盛况，看到了自由市场的繁荣，体会到了“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从而在那时就已经奏响了自由主义的序曲。商品、原料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与之共同运动的还有劳工和资本。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了开辟欧洲本土的殖民地，德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自然立即招致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对，因为几百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试图在欧洲本土扩张领地。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自由经济的衰退。许多国家重新提高了关税，建立起贸易保护壁垒。

    由于国际市场的收缩，许多国家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本土，但是这毕竟与先前的世界市场不同，以往在世界市场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分工秩序被打破，与这种国际分工相连的专业技术和工艺也因为缺乏市场的支持而衰退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了经济的衰退，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卷了进去。到了1929年，美国也由于股市崩溃而进入了衰退的行列。各个国家都在试图寻找办法，首先解决本国面临的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创造就业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

    然而，这时的经济学界仍然是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学家像以往一样，仍然信奉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信奉的教义，经济会自动修复自己。但是，经济自动修复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忍耐限度，有些国家甚至看不到经济自动修复的迹象。人们迫切需要对自由市场进行干预。这时，有一位巨匠拿出了干预的秘方，即凯恩斯提出了赤字政策。他认为，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可以扩大就业，从而增加创新活动，而创新活动能够增加社会产品，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些更多的收入可以补偿早些时候的政府赤字，实现财政预算的跨年度平衡，使经济进行良性循环。虽然这违反了传统的年度内财政预算平衡的原则，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已经别无选择。政府希望通过这一理论能够改变经济格局，走出经济谷底。

    实践证明，凯恩斯的理论是成功的。它成为英国和美国复苏经济的指导思想，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它已经成为成功对付经济衰退的主要武器。政府为了消灭经济衰退，大量增加财政赤字，大量钞票源源不断地印发出厂。通货膨胀在所难免。但在当时，通货膨胀是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复苏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成本。人们相信，一旦投入的资金能够取得回报，通货膨胀不是问题。既然如此，增加投入、增加钞票也不是问题，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大量增加货币投放，对于通货膨胀视而不见。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突然发现，非但经济没有复苏，反而通货膨胀成为更大的敌人。因为货币贬值使许多中产阶级也进入了贫困的行列，更有甚者，英国的累进税把原先达不到大公司规模的企业也纳入了更高的税收体系中，因为这些小公司和个人商贩的货币收入达到了大公司的纳税范围。此时许多政府明显意识到，比经济衰退更大的敌人是通货膨胀。因为按照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的观点，是货币发行量过大打乱了经济自身的活动规律，政府当局的首要任务不是扩大财政支出，而是控制货币发行量，以把经济活动纳入正常轨道。当初人们为了增加就业、复苏经济，宁愿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如今人们宁愿付出失业的代价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就导致了撒切尔、科尔和里根政府的经济改革。事实证明，人们宁愿忍受很高的失业率，只要有个较好的长期结果。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又一次进步，因为财政赤字是由政府控制的，它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发行标准，是政府意志的自由，但却是经济本身的不自由。货币发行量同样也是由政府控制的，但这里存在着一个必须参照的发行标准，超过了这个标准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样，凯恩斯政策仿佛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驾驶员可以按照自由的意图到达自己想到的地方，而货币主义政策则是行驶在大海中的航船，船长虽然有自己的目的地，但它必须适应大海的风向和浪潮，确保不被大海吞没。在凯恩斯政策那里，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开支创造就业；而在货币主义政策那里，政府只能通过创造良好条件发展企业，而由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显然，这是对于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回归，因为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一样，是主张经济自由的。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同时强调了政府的合理干预。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只有在认识规律、利用规律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

    四、打开了21世纪方兴未艾的全球主义大门

    21世纪的全球主义源于19世纪的全球主义。19世纪早期的航海探险，引发了后来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活动和殖民活动，并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和全球主义。所不同的是，19世纪的全球主义，•以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对外扩张为特征的，还保留着许多殖民色彩，武力往往起辅助作用，只是偶尔也起着开道和保护作用。此时的全球主义实质上是一部分国家对于另一部分国家的市场扩张，英国是其中的领导国家。

    20世纪的全球主义是以政治对外扩张为特征的，它甚至还消灭殖民地、帮助建立新的国家。它在经济上表现为更多国家的对外扩张，但实际上19世纪形成的资本、劳力的自由流动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实行了这样或那样的资本管制。21世纪的全球主义，劳工的自由流动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公民权与该国的福利制度联系在一起，这自然是20世纪阶级斗争的产物。

    与此同时，与20世纪不同的，在21世纪是经济主宰政治，而在20世纪是政治主宰经济。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WTO这一经济组织中常常败诉并深感对此无能为力，这是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支配或者无视联合国，但不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WTO。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它要在WTO成员国中发挥作用，也只能按照一国一票的方式行使权力，而不能像在世界银行中所表现的那样，以自己的经济实力谋取单独的实惠，这显然也得感谢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选举权的倡议和肯定。在WTO中，一个甚至相当弱小的成员，都可以拥有与经济大国同样的选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近年来几次大的诉讼案中败诉的重要原因。人文主义给原先的以财产为基础的自由政治经济秩序加上了道德约束，使得自由市场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得不兼顾公平。

    19世纪尤其是后期已经形成的全球主义，往往是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全球化，到了20世纪之初，已经出现以殖民主义为主要表现特征的帝国主义现象，许多国家成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的政治手段剥夺着殖民地的财富。先是印度，后来是墨西哥被纳入到了这样的体系中，本国的发展为其他国家所安排。印度在独立之后把自己的落后归罪于英国的变向的殖民掠夺，这一看法在拉丁美洲得到了相应的验证。

    为了抵制这种不平等现象，许多希望发展的后起国家，开始通过关税保护来发展自己。尽管保护的方式存在着出口替代与进口替代之分，但其实质是要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相应的机会和利益。20世纪的大萧条，加深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资本壁垒，当英国要求美联储为其及时提供通货支持时，美国认为事不关己而拒绝了，但其后美国也陷入经济萧条之中，这是美国货币当局所始料不及的。不过，正是这种壁垒，才使得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有用武之地，因为一旦国际之间存在着货币或者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壁垒式的管制，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在发行过多钞票、扩大财政开支时，必然会反映在外汇市场上，汇率的波动会抵消这种努力，它将会通过扰乱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方式实现这种抵消。

    但是，野兔不能一直关在门后。一旦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或者国外存在着更为合适的环境时，野兔便会逃出国门。而一旦冷战结束，战争不再是一个威胁商业的最重要的方面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欲望便被调动起来，于是，争相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就成为一种时尚流行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网络技术为跨国公司方便地进行全球规模的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过剩和金融创新，也加速了资本全球化进程，从而吹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主义的春风。许多国家为了加入这一进程，不得不积极解除资本管制，加速削减贸易壁垒，以便在对等的条件下取得平等的贸易权。

    于是整个世界仿佛又恢复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全球化景象: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中国理论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现实，我认为《马克思的复仇》对于了解21世纪全球化大趋势，重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也是我翻译此书的初衷。

    不过，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作者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起因所持的绝对的机会主义倾向，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所追求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影响所持的相当漠视的态度，以及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论断都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如此，瑕不掩瑜，本书对于市场力量的信念，对于经济全球化的信念，对于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信念，还是极其有益于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的。

    古人云:“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文如是，译文亦然。“十月怀胎”几多辛苦，孕文经年实属不易。值此作品付梓之际，如释重负之感油然而生。古之作者寄身翰墨，以望声名自传于后；今之译者不敢奢求，但愿劳作有益当今。

    自2002年12月拿到此书的英文本到现在手扶中译本定稿，已经整整三个年头。三年来，我花费了许多时间来思考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因为我比别人更加清楚这本书在作者心中的位置。德赛曾真诚地对我说:“这本书几乎花去了我毕生的精力，它是我迄今为止学术思想的结晶，它是我所认为的唯一一本可以代表我本人水平的著作。你可以拿着它走遍全欧洲。”此书也的确是一部重要作品，它在英国一出版，就受到各方的好评，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站在经济学类畅销书的榜首。作者对这本中译本也寄予厚望，惟其如此，也令我深感责任重大并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德赛是一位博学而严谨的学者，他的这部作品涉及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字里行间洋溢着浪漫的文学气息，章节句读绽放着清新的思辨之花。他那俯瞰全球的广阔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他那纵意所如的宏伟构思和精湛的写作技巧，使他的作品能够游刃有余地表现他的气度与深刻。他还不时流露出对于隐喻的特别偏好和对于比喻的熟练运用。但是，这也为我理解这部作品、原汁原味地表达作者的意图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此书主要章节的翻译工作，是在2003年夏季完成的。我忘不了每天13个小时伏案翻译的劳作，忘不了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改稿的辛苦，后来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进行反复修改和润色。我的导师王东教授在此期间曾给我提出许多建议，使我受益匪浅。也特别感谢主编郑一明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的无私帮助，感谢他对书稿的认真核对。

    对于此书出现的纰漏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李艳辉、杨宗元和田淑香，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全体同人，是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密切合作，使得此书顺利与大家见面。

    汪澄清

    2006年1月20日于北京金融街

　 　

序言与致谢　　

    本书注定引起人们的某些烦思甚至不安，不过我也希望能够说明，我们是如何走进现在所谓的全球化世界的。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我的生命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从事“左翼”活动。我为此参与了许多令人苦恼的辩论，以探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探讨俄国十月革命的背叛，探讨议会社会主义的前景甚或可能性。与此同时，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也都目睹了凯恩斯主义的潮起潮落；目睹了自由主义哲学的骤然升温，尤其是哈耶克著作的流行风靡；目睹了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现象，以及中国与印度的命运变迁。作为一名活跃的英国工党成员，我也像许多其他成员一样，经历了工党连续四次的大选失败。随后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了，不久苏联也寿终正寝。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我就开始重新思考曾经认可的诸多东西。在印度，我在青少年时代已经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在1968年学生“动乱”的令人兴奋的岁月中，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那时，凯恩斯主义是我在学院经济学中的信条，我还写过一篇批评货币主义的文章。但是，保守党在严重失业的形势下赢得大选，提出了一种现实的挑战。即便有人把1983年保守党的胜利归功于马岛战争（尽管我那时就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自我安慰），那么1987年工党的失败，则完全是致命的。它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终结。苏联体制的崩溃，只不过证实需要重新检查我的信念。

    答案来自一个根本意想不到的机会。我在1970—1971年访问德里期间，曾阅读《列宁选集》，并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摘编。列宁在反对民粹派（19世纪晚期等同于反全球化者）时为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深深打动了我。后来，我把这项工作放到一边。不过到了1989年，我想根据列宁的经济学著作编辑一本书。于是，我重新阅读列宁的著作，突然明白了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本质（尽管最终要灭亡）的信仰是多么坚定。

    正是这个古典的前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一般是指1924年列宁去世之后的称呼）关于马克思的解读，提供了理解我们当代世界的钥匙。在我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著作中，我把自己严格限制在他对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批判性理解上。我只是不得不回到那里，并把这些工具用来理解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的复兴。不过，这一次并不带有对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目的论的期望。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人们都在等待资本主义的崩溃。时至今日，西雅图、布拉格以及国际劳动节等示威活动中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者，依旧希望着、期待着并且预言着全球化的末日。但是，如果资本主义不会立即灭亡———或者至少不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灭亡，比如说，在下一个一百年灭亡，情况又将如何呢•那时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不论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或者时下流行的激进政治经济学，都无法回答此类问题。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注重讨论资本主义的前景，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却又是以资本主义即将灭亡这一观念为前提的。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是一个非时间性的概念。只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体制来讨论:它虽然生存着，但却是通过周期和危机、财富的创造和破坏、贫穷与富有的辩证法以及通过工人、资本家、食利者和地主的人类行动而存在的。马克思不需要沦为以他的名义所写的愚蠢的东西:不是在苏联体制解体之后不需要，而是永远不需要。马克思不需要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占星家来神化和赞颂，说什么他绘出了资本主义的天宫图，预测了资本主义灭亡的确切日期。

    因此，本书是理解我们当代世界，即理解全球化世界或者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尝试。它是对过去大约150年间思想和事件的一个说明。虽然它的中心焦点是马克思，但我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因为他是确立了我所谓“社会天文学”的规律的第一人:通过历史而支配社会运动的规律。接着我简要地讨论了黑格尔。对非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带有风险的话题。不过，黑格尔对于矫正斯密的这一观念是根本的，该观念认为，市民社会（市场，如同我们今天称呼的那样）是自动调节和自治的。接下来的两章涉及的是马克思。第4章是一般性的介绍；第5章我企图解释价值理论，解释利润的来源。有些读者可能发现那些图表有点令人讨嫌。如果这样，请越过它们，不会遗漏什么东西的。把图表放在那里，只是再次向那些关心此类事情的人保证，马克思的理论核心有着无法反驳的论证。当然，毋庸置疑，有些人还会继续纠缠于这种论证的细节。

    接下来的14章，我回顾了资本主义这一范畴的命运，尤其是回顾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曾一度盛行的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观点（见本书第6章）。在多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进步和理性的信仰为依据的。为此我讨论了这次战争的成因，讨论了战争对社会民主党及其分裂的影响。我还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重点讨论俄国十月革命，因为它挪用马克思的主要方式为有关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争论设定了前提（见本书第7章、第8章）。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法西斯主义———我又回顾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回顾了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对1914年之前的自由秩序崩溃的反应（见本书第9章和第10章）。这可能会使如今拥护市场干预的人们大吃一惊，但是，正是法西斯主义把它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在市场失败的观念之上，并在市场经济中提升了对于计划的需求。在两次大战期间，许多经济学家都参加了有关自由主义是对抗资本主义干预模式的辩论。因此，观念像事件一样重要。本书第11章专门讨论了凯恩斯、熊彼特和哈耶克的资本主义理论，并在本书第12章中讨论了社会主义能否建立在理性的经济原理之上的问题。众所周知，这种原理首先是由冯•米塞斯提出的，并于20世纪30年代为哈耶克所坚持。

    可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内部自由政治秩序与威权主义体制的战争（见本书第13章）。但是，鉴于计划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的广泛接受和应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力在战后时期还是存在下来。与此相反，战前的自由经济学说在1914年之后一蹶不振，甚至在整个凯恩斯主义的黄金时代（1950—1975年），知识界拥护的依旧是混合经济（见本书第14章）。不过，结合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经济专业的学生以及接着作为理论工作者的亲身经历，我回顾了自由主义观念复兴的漫长的妊娠期。当然，也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和新左翼的兴起（见本书第15章）。

    正统经济学家错失而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至少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抓住的，正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盈利能力的破坏。人们所谓的滞胀现象是指盈利能力危机。我在本书第16章中回顾了石油价格上涨和货币主义者对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挑战。这里也涉及战后经济学的发展所涵盖的一些背景，但是我避免使用任何技术上的符号或者图表。根本的是要认清，对于凯恩斯思想的挑战根植于战后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中，而并非根植于“资本主义的走狗”之类的粗俗攻击中，这是毛泽东喜爱的表达方式。连同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盈利能力危机，我对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进行了讨论。

    20世纪80年代是给我们带来重大变化的10年。在发达的资本家国家中，撒切尔、里根和科尔之类的政治家开始执政，他们通过对战后资本主义进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以对付盈利能力危机。这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但是正如同列宁所言，你不能不打破鸡蛋就可以做出煎蛋，也不能不流血牺牲就可以进行革命。那是一场赌博，但是成功了:这些政府一次又一次赢得了民主的委任（见本书第17章）。与此同时，苏联体制没有能够控制它的盈利能力（生产效率）危机，于是失败了。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没能兑现带来巨大物质繁荣的诺言，更谈不上正义或者公平。同时，民主社会主义也遭受了历史性失败，因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前景变暗了（见本书第18章）。

    资本主义展示，经过新的技术和制度革命———IT技术、解除对资本运动的管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出现———它仍然拥有巨大的潜力。资本主义并未行将就木，与20世纪60年代罗斯托教授等人预言的趋势也不相符，不管预言者是资本主义的敌人还是朋友。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才重新获得相关性。他是继亚当•斯密之后惟一一位严肃尝试了解资本主义的动力的人物。从那以后没有任何人取得成功，虽然熊彼特更为接近一些。一旦抛掉布尔什维克及其在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的远亲们所强加在马克思身上的一些讨厌遗产，马克思作为一位严肃但并非一贯正确的社会天文学的理论家的面貌便浮现出来了（见本书第19章）。

    这就是本书要讲的。它是为一般的读者而写的。出于认真或者学术的原因，这里也提供了一些资料来源的注释。我希望读者能够像我喜欢写它那样喜欢读它。

    我必须感谢乔安妮•海（JoanneHay）对于我和我的笔迹所表现的耐心，因为我是手写而不是直接打字完成这样一本书的。她的技巧帮助我找到了许多我自以为记得的资料。她是一个快活的同事和朋友。我的朋友艾莉森•霍普（AlisonHooper）给了我第5章中被称为“倒置马克思”的思想。她拥有简洁而敏锐的洞察力，对我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与她进行的多次交谈，也使我受益匪浅。我也要感谢上议院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他们多次为我找到了各种图书和参考资料。吉莉安•博蒙特（GillianBeaumont）是一个极好的技术编辑。我感谢她在改进我最初的手稿方面所做的英勇的努力，那个手稿存在着许多显而易见的错误。如果书中仍然存在错误，我认为应该由我自己负责。

    罗伯特•斯凯德尔斯基（RobertSkidelsky）读了整个草稿，而且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我并没有全部接受这些建议，但是他的努力使本书得到了序言与致谢5修改。不过，我的这本书将比不上他在1995年出版的《共产主义之后的世界》。毫无疑问，本书尚存的问题和特异之处也完全是由我自己造成的，除我以外没有人能够对这些缺点负责。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研究会或者基金会为这本书出过一个便士。过去一直用于理论研究的丰富资源，如今变得越来越稀缺。而且我不可能抽出太多的时间进行阅读和写作。本书的主要写作是在1999年和2000年两个夏天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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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分章节 马克思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 资本主义 章节 社会主义 苏联

 

第1章 两次革命和一次毁灭

1989年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一年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尽管是分隔的，但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柏林墙的倒塌，它标志着苏联在东欧霸权的崩溃，不久之后，苏联的一党制国家本身也随之灭亡。二是法国革命200周年纪念日。

    据说，当周恩来被问及对法国革命的看法时，曾回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实际上，200周年纪念日为讨论法国革命对后来20世纪的意义提供了把各种看法公之于众的契机。作为一名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想要声明的是，这场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革命强调了人权。他的一位客人则很不礼貌地声称，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和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早就更持久地确立了人权。乔治•布什总统则更有外交风度地表示赞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提出的观点，接着他又指出，1776年的美国革命不仅从法国那里获得了物质援助，而且从法国获得了几乎与英国一样多的思想上的支持。

    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永恒主题。弗朗索瓦•孚雷和赛门•夏玛不过是最近出现的历史学家的典型，他们支持各种主要的修正主义的解释，并且不怀疑这场战斗，争论将会继续下去。但是长期以来有一种解释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即认为1789年大革命是随后革命的先驱———不成功的1848年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当然还有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非常熟悉1789年的那段历史，并且随意地使用“热月”和“波拿巴主义”这样的词汇。当然，革命是一种恐怖时代。列宁被频频比作罗伯斯比尔。托洛茨基谴责斯大林，认为他代表了法国革命早期的热月阶段所表现的那种反动。但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不是最近200年的话，一般都会认同法国革命是一场民众的、民主的起义，它推翻了封建贵族的社会及其政治制度。法国革命的早期理想主义鼓舞了社会主义的先驱；它的发生预示着现代社会的诞生；它后来的颠覆影响了欧洲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其中包括黑格尔和贝多芬。

    既有的强大的政权可以突然地、几乎是一夜之间被推翻，并且被它从前统治的力量所代替，这一事实界定了什么是革命。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巴士底日，也就是1789年7月14日，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变一切。革命是由中产阶级领导的，他们并非一直都是广大民众的朋友。但是从此以后，革命便意味着突然地、彻底地推翻一个政权，并由被压迫者的统治所代替。

    由被压迫者推翻统治者———被界定为压迫者———的观念在整个19世纪都在萦绕着欧洲。在漫长的19世纪（1815—1914年）结束之际，这个梦魇终于变成现实。在1917年，俄国见证了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明确宣布继承了1789年法国革命的传统。德国、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起义以及意大利北部的动乱接踵而来。然而，除了十月革命之外，其余的都失败了。正是这次十月革命以及它在东欧的旁支，都在1989年终结了。

    连接这两次革命的纽带，是卡尔•马克思。人们认为正是他的著作鼓舞了从1917年到1923年所有的欧洲革命。十月革命凭借自己的幸存挪用了马克思的思想，并且以野蛮的、甚至凶残的顽强来捍卫自己对他的遗产的垄断。他们说，马克思是预知他们胜利的先知，是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征服整个世界的保障。这并不只是俄国人的大话。在短短的20世纪（1914—1989年），许多意识形态上的动荡，许多社会科学，以及实际上我们通过政治的多棱镜折射过的关于国家和社会、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的观点，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朋友———甚至他们的敌人阅读马克思的方式而塑造的。因而，难道是马克思及其影响摧毁了柏林墙吗•

    当柏林墙倒塌时，有人就宣告了历史的终结。作出上述断言的弗朗西斯•福山，深受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黑格尔被描述为一个有点可怕的、难以理解的作家。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对黑格尔进行了粗野的攻击，把他谴责为威权主义之父和哲学的贱民。令许多说英语的知识分子和政客感到吃惊的是，福山却声称黑格尔是一个先知，他的预言已经被柏林墙的倒塌所证实。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被谴责为威权主义者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在40年后被宣称为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胜利的先知呢•

    对哲学家进行重新评价，并非闻所未闻。实际上，修正主义在思想史上如同在事件史上一样，是很常见的。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四五十岁的时候被忽视和嘲弄，却在七八十岁的时候被誉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就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命运来说，他曾被视为从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中挽救了资本主义，但是，就在资本主义胜利复兴的时候，他却被宣布死了。他的思想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曾经占据了统治地位，现在却已经贬值。

    那么，马克思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的思想能够重新流行吗•或者他已经平安过世，并随着曾经与他的名字•密相连的社会主义一起被埋葬吗•

    我想声明一点，在资本主义胜利复兴———并且，它确实已经扩展到全世界———之际，一个被证明正确的思想家就是卡尔•马克思。不仅如此，1917年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实验的终止，不仅不会使马克思感到痛苦，反而使他感到高兴，如果他有在天之灵的话（尽管他是个无神论者）。实际上，如果要在市场与政府谁将主导经济之间进行选择，当代自由主义者会与当代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等）一样惊奇地发现，马克思站在市场的一边。

    作出这一声明，并非轻率或是开玩笑。这也不是想竭力证明马克思永远正确。所有那些嘲弄甚或是崇拜马克思的人们，究竟读过他多少著作呢•如果他们知道，马克思并不提倡企业国有化或用中央计划代替市场，他们会大吃一惊。马克思并不指望用国家甚至是“社会主义”国家，来改善工人的状况。他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而不是关税壁垒的朋友。他并不赞成一党统治的垄断，从未说过共产党———马克斯和恩格斯的政党———将领导无产阶级。他没有创建一个政党。尽管在与他的社会主义者同人打交道时，他常常令人难以忍受并且不讲民主，但他一生中甚至没有伤害过一只苍蝇。使用恐怖和小集团政党夺取政权的做法，对他来说是一种诅咒:布朗基主义。

    马克思不是资本主义的朋友，但他是它最优秀的学生。他毕生6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动力，并发现这些力量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被共产主义取代。当然，这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被一个导致社会主义的政府所取代。认为国家可以导致社会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思所支持的一切都是相背离的。

    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看到了资本主义难以置信的活力和革命潜力。在他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他赞扬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性质。几乎还不到30岁，他就在书中这样论述了资本主义: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当马克思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探寻资本主义的秘密时，他在思想上通过黑格尔扩展了他从亚当•斯密和启蒙运动中的苏格兰哲学家继承而来的历史理论。斯密把商业和自由这一成就看作人类历史的最高和最终阶段。柏林墙的倒塌使资本主义（商业）和民主（自由）有可能取得普遍的全球性的成就的胜利，这一前景使得福山庆祝历史的终结。人类已经达到了它最终的目标。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之外一定还有某种其他体制———这种体制超越了以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也超越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的议会民主———这种民主在权力分配上表现出固有的不平等。这必将是共产主义。这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当他们承认自己是相互依赖的———没有他人的自由就没有自己的自由时，他们才是自由的。但是，共产主义不可能只存在于某个角落，也不存在一套可供遵循的时刻表。

    从整个世界历史在先前阶段走过的道路，可以吸取一些教训。这是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弗朗西斯•哈奇森、约翰•穆勒最初指出的发展程序。他们看到，人类历史是从狩猎采集到畜牧驯养，再到发展农业，最终进入商业社会，虽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在同一时间或以同一形式进入，但这是人类史上统一的线索，就像牛顿在天体和地球的运动中发现了统一的定律一样。马克思超越了他们，发现人类历史经原始共产主义、古典奴隶制度和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有规律的线索，最终是被资产阶级革命打断的。但是，如果你把握了变化的秘密，那么你就会发现，变化并没有就此却步。

    什么使这些历史阶段（epochalstages）———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生产方式———持续了几个世纪•为什么它们会衰落•什么使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优于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什么使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封建制度并使资本主义继续存在•资本主义自我再生产、持续增长和生存的秘密是什么•当人们已经明白自己只能帮助他人———自己的雇主———致富时，是什么使他们仍然接受雇佣劳动•既然商业带来了自由，为什么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却没有从事喜欢的工作的自由•

    可以将资本主义的起源确定在14世纪到16世纪之间的任何地方，但只是到18世纪，资本主义才以巨大的生产力迅猛发展起来。它已经有能力利用全球任何地方的原材料，号召科学帮助技术上的进一步革命。简而言之，它具有克服稀缺的潜力。但是，为什么正如恩格斯1844年在曼彻斯特仔细观察过的那样，工业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着不幸呢•资本主义能否履行它会带来富裕的承诺，抑或是存在某种内在的、固有的障碍阻止它承兑诺言吗•

    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对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因做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以及法国的重农学派———已经研究过这一问题，但是很明显，他们都没有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批判的思考是一种哲学方法。它既是一种武器也是一种工具。通过确定它的矛盾———包含在它的最有力的观点中的弱点，它可以帮助你从内部削弱一种已被接受的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你只有了解这个世界，才知道如何改变它。

    但是，变革并非一项机械的行动，就像打开一扇门那样。任何历史上的变革都涉及大量的群众、事件和制度的变动。从封建主义完全过渡到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大约经历了2个到4个世纪的时间。即使在当时，马克思也声称自己仅仅研究了西北欧的经验。实际上，东欧在同一时期所能看到的，恰恰是强化了封建制度的约束，尽管在易北河以西这种约束正在变得松弛。俄国是另一块没有什么可以依凭的疆域。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10年开始学习俄语，就是为了能够理解俄国的土地占有制———俄国封建制度的性质。当时资本主义还几乎没有渗入到那里。

    不过，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已经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同样也是声名狼藉的）人物。他被德国、法国和英国（尽管被允许在英国定居）的统治者视为危险的颠覆分子，甚至可能是一位弑君者，但他的名字在欧洲许多激进的政党中得到赞美。年轻的特别是欧洲大陆———法国、德国和俄国———的革命者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著作，认真地对待他的理论。他们把他的理论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这导致他作出自己的著名评述:就他所知，他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革命者想得到的是进行变革的公式和处方。他们对于推翻马克思向他们指明的东西———一种趋于危机的压迫体制———缺乏耐心。但是，马克思是不会满足的。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形成一个要求与他的思想结合的政党时，他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的纲领。当俄国革命者要求马克思回答，他是否能够预言俄国必须走与西欧最发达国家相同的道路时，他对此表示犹豫，并告诉他们，他只研究过西欧的经验，不能对这一迫切的要求发表任何意见。但他后来一直在研究俄国的形势。

    在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不知何故，说马克思预见了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言论开始流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现在仍牢牢地把马克思主义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制定了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实际上，认为资本主义为增加生存机会已经发生突变和变化的观点，在伯恩施坦（右翼）和考茨基（左翼）的追随者之间造成了深刻的裂痕。

    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关资本主义濒临灭亡的信仰是如何确立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将在后面予以阐述。但是，即使在那时，如果这种灭亡真的发生的话，也应该发生在像英国这种资本主义已经成熟的国家。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马克思曾经对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变迁作过简短的提示:只有当它的全部潜力都消耗完毕———也就是当它丧失了自己的发展动力时，任何特定的生产方式才会消失。伴随着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是成熟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他们能够采取自发的集体行动。连接二者之间的纽带从来没有得到确切说明，不过在资本主义耗尽自身潜力时，是工人自主的集体行动将它推翻。

    每一代人都很容易自以为处在进步的前沿。毕竟，这点已不言自明地隐含在18世纪末期对商业和自由的赞美声中。19世纪末期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是缺乏耐心的。在他们看来，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变革了。然而，1917年到来的这场变革发出了全部错误的信号。老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俄国革命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既然俄国并没有任何正经的资本主义，那么这场革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变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发生了，这场战争已经使欧洲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痛苦地分裂。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狂热地支持德国的战争宣言，尤其让它的崇拜者（实际上，也让它自身）感到震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土崩瓦解。工人阶级政党支持资本主义的军事冒险家，这是马克思没有料到的。

    领导十月革命的俄国人———列宁、托洛茨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具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一批人（后来更名为共产党）———完全希望在德国、法国，可能的话甚至在英国爆发一连串的革命。当他们排除重重困难而独自幸存下来时，他们的确令人感到吃惊。不像德国社会主义者，他们在俄国战争的努力中反对合作，并且认为他们的思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

    所以，他们不仅挪用了马克思，而且重新解释和修正了马克思，利用他的声望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很难认为在那段时期资本主义真的处于危机四伏的状态中，但是，另外一场革命浪潮似乎已经临近了。即使是温和的费边社会主义者锡德尼•韦伯和比阿特里斯•韦伯，也在1922年书写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在接下来的20年里，随着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大萧条先后光临资本主义家园，资本主义的情况并未得到好转。当时很容易认定，社会主义确实已经在俄国建立，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即使是资本主义最好的朋友也认为，为了生存，资本主义不得不采纳社会主义的某些方法———控制市场、引入计划和实行社会所有制。

    有人认为，如果马克思在世的话，他会对俄国的形势感到震惊，因为俄国宣称自己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这场革命是对他的理论的证实。有这种看法的，是为数极少的人。这些人不断地受到各式各样的布尔什维克派别———如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的追逼。这株非布尔什维克的（实际上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脆弱植物在布尔什维克这棵藤蔓上很快就凋零了。即使在1956年和匈牙利革命以后，当苏联共产党正统的垄断地位在西方受到挑战时，新左翼的出现也只是激励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持不同政见的派别，如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原始”列宁主义的繁荣。十月革命的正当性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问题是，革命是在何时、怎样以及被谁扭曲和背叛的•

    马克思的思想开始被重新审查。漏洞和不足被发现了。他的经济理论在20世纪之初就在鲁道夫•希法亭和列宁的手中相继遭到修改和校正。但是现在，他缺乏国家理论、阶级理论和政治变革的行动理论，都被指了出来。他对生产方式转换的分析被认为过于简单、过于机械。他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和它作为社会主义预兆的潜力之间存在明显脆弱的环节，这一观点由托洛茨基幸运地、英明地发明了。他没有看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垄断资本主义与他赞扬的资本主义的所有优点相矛盾。垄断资本主义是剥削性的，但是如果没有活力的话，也就没有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的革命潜力。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殖民地、边缘地区和南方地区而寄生性地生存下来，靠的是使它们处于不发达状态。马克思曾经预示过的那种导致资本主义成熟和灭亡的辩证法，被一种发展的辩证法所替代，这种发展是由停滞状态下的不发展所供养的。实际上，尽管苏联社会主义是不好的和扭曲的，但它在技术上的动力表明，它是进步性的。它有一种不幸的独裁倾向，但是不久，苏联国内自主的工人阶级行动取代了这个政权。托洛茨基如是说。

    一切以泪水而告终。经历了短暂的暴风雨般的75年后，苏联的社会主义者开始冒险了，这种加快历史脚步的尝试，这个马克思没有看到的脆弱环节，终于突然而彻底地终结了。然而，资本主义并不准备认输。1916年列宁曾经宣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的（最新的）但却是最终的阶段。至迟在1972年，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厄内斯特•曼德尔，写了一部著作叫做《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Le Troisièmegedu Capitalisme）（字面意思是资本主义处于老年阶段，但是英语翻译成《晚期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也认为资本主义的腐朽和灭亡即将来临，正如在19世纪80年代一样。即使资本主义的朋友，像华尔特•罗斯托，也预言苏联和美国工业文化存在一种趋同。

    但是，笑到最后的是马克思。他没有错，他也不是简单化的和机械论的。除非资本主义耗尽它的潜力，否则它不会让路的。信息技术革命才刚刚开始。我们所不知道的更多的事物———生物技术、新材料和可开发的外部空间都可能会出现。整个世界还没有完全整合成全球资本主义。尽管出现过保罗•巴兰、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萨米尔•阿明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悲观主义预言，亚洲现在却成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家园。在英国有韩国人拥有的工厂，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都有日本人拥有的工厂。然而，拉丁美洲在它早期融入资本主义以后已经进入停滞时期，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地区仍有待被全球化。

    很多人对全球化的前景感到惊恐，他们不顾一切地希望找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某些局限。也许是环境问题，也许是民族国家的复兴或地区性超级大国的出现，甚或是民族国家之间通过联合国、七国集团或者是77国集团在全球层次上的协调，某种东西在驯服资本主义和阻止它猖獗发展。

    也许是，但也许不是。马克思不会从这些外部因素中寻找资本主义的局限。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但他同样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能改变、创新和适应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必须从资本主义的最大优点所包含的不足中去寻找———也就是说，用辩证的方法去寻找。只有当资本主义不能进步时，它才会达到自己的极限。但是，只有那些在日常实践中创造了资本主义机制•人们才能感觉到资本主义的局限，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克服这种局限。

    资本主义在21世纪初继续充满活力，是马克思在向所有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复仇，这些人曾经以他的名义进行说谎、欺骗和谋杀，并提供了虚假的希望。那次错误冒险的瓦砾已经扭曲了对于社会变革的很多思考。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以理解资本主义的长处和它充满活力的秘密。但是，也有必要了解，资本主义的极限将会如何达到。经历了20世纪的惨痛经验之后，询问这些极限何时能够达到，是一种愚蠢的行为。马克思是一位历史的天文学家，而不是一位占星家。

    但是，除了马克思，我们还需要涉及其他人。约瑟夫•熊彼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他们是20世纪三位研究资本主义并试图揭示其秘密的经济学家。我们还需要返回马克思的先驱亚当•斯密和黑格尔那里；毕竟，是他们开创了这门社会运动天文学的研究领域。

    在本书中，在理解由苏格兰哲学家发起的探索社会运动规律方面，我将从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哲学家的最初历险出发。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出现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纪的结尾。如果我们要明白为什么黑格尔耗用大量时间研究但却用不同的方式解决斯密曾经提出过的同样问题，就必须了解上述事件。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到批判政治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重复了黑格尔曾经走过的路线。如果我们明白，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的研究主题，那么对于马克思所说过的话———甚至，对于他没有说过的话———所具有的复杂性就必须作出评价。这一主题在本书的中间部分将得到讨论。

    在马克思（斯密也一样）逝世100多年以后，有必要勾勒他们思想的盛衰历史。国家调控经济的观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对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以及它对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引起我们注意的对资本主义不同理解上的张力；卡尔•博兰尼著作中对市场的批评以及50年中它的逆转；许多独立的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资本主义的局限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尝试———第三条道路；20世纪末的惊人顿悟:一种10马克思的复仇整体的替代性哲学———社会主义的第二条道路———已经从可能性的菜单中消失，也从对资本主义复兴的条件下生存前景的出路———任何出路———的独立探索中消失；马克思（实际上也包括19世纪的其他社会学家）仍然与这一问题是有关系的:所有这些构成了本书关注的内容。

 

第2章 亚当•斯密和社会天文学原理

　　艾萨克•牛顿在他的一生中，一直被人们誉为伟大的天才。他开创了近代物理学的许多领域，也可以说是微积分的共同创造者。他还涉猎炼金术，笃信巫术。在经历成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评议员的成功生涯之后，他当上了英国皇家造币厂的厂长。他所确定的1盎司金币的价值等于3.88⒋英镑的换算关系，在长达200年的时间内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动，直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决定美国脱离金本位制。

　　然而，是有关天体和地球运行规律的发现，才使牛顿成为启蒙时代的英雄。他根据一套小小的原理，解释了大量的自然现象。一旦你了解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的本质，其余的道理就会顺理成章、迎刃而解。行星的运动和月相都遵守着牛顿发现的简单原理。在许多人看来，牛顿偶然发现了上帝自身的精妙的计划。他理解了宇宙。

　　但是，如果物理宇宙中存在的简单的潜在统一性可以揭示，为什么人类社会不能揭示出这种统一性呢•如果上帝有一个可以解释宇宙和谐的秘密计划，那么，对于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而言，是否存在一个有着同样范围的计划，而且还基于同样简单的原理呢•整个18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哲学家一直在寻找这只独特的圣杯。十分明显，他们在乞求着牛顿的英名。他们试图揭示人类社会天文学的奥秘———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

　　这些哲学家中最著名的一位，也是经常被誉为揭示了隐藏在社会运动背后的简单原理的一位人物，就是亚当•斯密。但是，这些规律并不是他独立发现的。他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还有他的同代人亚当•弗格森，对此也作出了一些贡献。比他大一点的同代人大卫•休谟和法国的官僚/哲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阁，也是有用的理论来源。法国学者孟德斯鸠比起意大利人乔维尼•巴蒂斯塔•维柯来，要更多地出现在他的引文中。但是，要把发现上帝创造世界的设计变为可能，关键在于揭示这一秘密，即把似乎是混乱的事物重新设定为一种有意义的模式，这件事情成了亚当•斯密取得超级成功的冒险。

　　环顾四周，斯密发现到处充满着混乱。他自己的国家苏格兰在整个18世纪就经历了多次革命。在他出生的几年前，苏格兰与英国之间的《联邦法案》已经签署。像所有类似的联邦事件一样，总是存在着失利者和获利者———他自己的父亲，他从来不了解的父亲，就是获利者中的一员。当他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尽管他在此之前待在牛津———邦尼•普林斯•查利在要求继承王位时遭到失败，接着便是开尔敦大屠杀。亚当•斯密不是一名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甚至不是一名英王詹姆斯二世的追随者，这与詹姆士•斯图尔特爵士不同。斯图尔特爵士曾经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之父，但这的确值得怀疑。实际上，那些在爱丁堡为亚当•斯密做过第一次讲座的人很愿意指出，斯密待在牛津大学期间，学会了他说英语的适当方式。

　　作为一个苏格兰低地出生的人，斯密不可能没有注意到高地地区与低地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像我们今天所称呼的）的差别。它们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当他进一步往南到达伦敦时，他可以看到英国是何等的繁荣。他放弃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职位，是要接受一项最赚钱的家庭教师的职位，以赚取自己进行贵族式的环欧旅游的费用。在这里他再一次赏识到这一差别，也欣赏到法国思想的新酵素。法国是一个实行专制君主政体的国家，而英国在1688年已经终止了这种政体。在德国有许多小公国，也有一两个大的王国，看不出与70年前的苏格兰有什么不同。法国的君主政体可以走向英国的道路吗•德国的小王国会最终形成一个联盟吗•

　　比政治上的剧变速度更加激烈的，是商业的变化。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近一千年来一直是无可争议的统治精英，现在正被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推到后台。这对17世纪的哲学家们来说，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种新财富的变幻无常、漂泊不定和银光闪闪的性质，使得哲学家们把它比作女人。这种金钱的魔术诱惑，今天来明天又去，恰似女性欲望的深不可测的奥秘。道德家怒斥它。政客哀悼德行丧失。平民向君主挑战。货币兑换商走进神殿，并接管它。

　　这种金钱是从哪里来的•在经历君主统治社会秩序的数个稳定世纪之后，甚至在迫使国王交纳赎金之后，这些暴发户变得是何等重要•15世纪消逝的数十年间，人们已经看到了远途航行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到达西方的哥伦布和到达东方的达•伽马在“发现”新大陆的为数众多的人中，是两个最响亮的名字。对穆斯林来说，已经在7世纪丧失的主宰贸易和战争的动态领导权，如今在16世纪又回到了欧洲。

　　这些探险的最初动力确实是十字军东征以及他们吹嘘要寻找通往亚洲的另一条贸易之路。通过陆路以及通过水路到达这些地点的商业公司被组建起来。由于亚洲的一些商品非常短缺，从而使贸易变得有利可获。在欧洲各处的国王很快认识到，贸易和商业公司的形成是赚钱的活动•可以为他们提供争夺领土战争所需的经费，他们希望通过战争获取“真正的”财富———土地。如果贸易财富可以转换成更大的领土，就更有理由鼓励贸易。

　　除了贸易之外，伴随航行而来的当然还包括殖民地。伊比利亚人在美洲和非洲西海岸的探险，导致大量的黄金泛滥于欧洲。黄金实际上在罗马帝国结束的时候是已经耗尽的贵金属，欧洲开始为一场金融革命的降临所震撼。100年的通货膨胀横跨了16世纪和17世纪。当一些商品的价格比另外一些商品的价格上升得更快的时候，旧的价值被改变了。黄金所拥有的神秘力量遭到怀疑，正像莎士比亚的剧中人物曾再三地证明的。当贸易增长而殖民地变得有利可获时，财富变成了王室政策的一个目标。

　　同时，旅行也带来了关于其他文明和国家的知识。18世纪，一个博学的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和印度，知道那里有比欧洲更大的繁荣和都市化。他们也已经知道太平洋岛屿和美洲的部落民族。后者维持生存的更简单的技巧以及看起来尚未开化的社会习俗，使旅行者感到惊奇。

　　正如天文学家已经测量到行星和天体的位置和运动但缺乏一种简单地把这些数据统一起来的理论一样，18世纪的哲学家有着可利用的大量有关不同国家、文明和民族的事实。他们也非常了解自己的古典历史，而且观察到当代发生的迅速变化。但是，对于这些令人困惑的杂乱事实，是否存在着一个可以把它们归纳进去的统一的模式呢•

　　自亚当•斯密29岁登上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的讲坛一直到他67岁逝世，他一直在思考、讲授和写作这个主题。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授课达13年。他的《法学讲座》从在那里的最后两年开始便流传下来。后来他放弃教授职位，成为布克莱公爵的家庭教师。两年的旅行和辅导为他带来了一份退休金，使他能够不再为生计而工作。他已经写了一本关于人类行为激励问题的著作———《道德情操论》，这使他出了名。但是，他在“提前退休”之后的10年内，一直专心于写作一本使他不朽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这是那年的第二起革命事件。

要理解亚当•斯密关于社会结构深层模式的答案，包括现在和过去的社会结构，必须把《国富论》与《法学讲座》拼在一起加以考察。为纪念《国富论》发表200周年，为亚当•斯密的全部著作出版过一套精美的系列，这第一次为我们对他的生活和成就有个全面的印象提供了机会。斯密不仅仅是自由市场的拥护者或政府干预的鞭笞者（无论如何，这两者都是片面的观点），他还是社会领域中的牛顿，是社会的天文学家。他不仅创立了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他还引导了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正是这场启蒙运动创建了所有的社会科学。对于历史的系统研究也应归功于亚当•斯密，尽管这可能引起维柯和孟德斯鸠的拥护者的争议。

斯密从考察不同社会是如何对待正义的开始。正如他的学生约翰•穆勒所观察到的:“在这个主题上，他所遵从的计划，仿佛是孟德斯鸠提议的；努力追踪法学的逐渐进步的踪迹，包括公众和私人两个方面，从最粗糙的时代到最精致的时代，并指出了财产在改进和更迭法律和政府方面产生的相应的影响。”穆勒继续补充，斯密没有实现在这一领域得出结论的意图。但是，也正是在格拉斯哥，他讲到“那些已经建立的政治规则，不是以正义原则为基础的，而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这些规则的目标，是增加国家的财富、力量和繁荣”。这正是他在1776年作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来发表的著作的内容。

一条贯穿《法学讲座》（很高兴现在它能为我们所用）和《国富论》的共同主线是:一个社会维系生存和累积财产的方式，会在它的法律和政府方面产生“相应的”（使用约翰•穆勒的说法）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可以在进步的背景下以及在任何瞬间都能看到。当技能对生存进步作出贡献的同时，它们也改善了法律和政府。因此，当我们的社会在物质上变得更进步、更富有时，我们也变得更文明、更正直和更尊重法律。如同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这种进步是渐进的，并非必然不可逆转的。但是，在这里存在着明确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既存在于进步的普遍潮流中，也存在于已揭示出的如下现象中:物质一方与司法/政治一方存在着耦合。

事实上，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在详细阐释———或者讨论———这个基本主张的某个方面。亚当•斯密甚至不怎么认同这些主张，尽管马克思认同，有时黑格尔也认同。我们将在下面看到，黑格尔和马克思与斯密相差是多么遥远。但是，斯密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他的理论的革命性质仍然有可能被误解。

首先，斯密的理论是一个关于进步———物质技术上的进步和正义方面的进步的理论。它有一种普遍的关注:“从最粗糙的时代到最精致的时代”。这里不存在地理方面的限制。人们已经追踪了正义方面的进步，这个理论继续围绕着“那些对于生存和财富积累作出贡献的技能的影响”———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法律和政府方面的相应的改善或改变”。因此，对于法学发展的研究，不应仅仅是文本上的，或限制在政府体制的变化方面，它还应该包括（如我们所说的，内部含有）对生存和财富积累所取得的进步的系统研究。

历史的进步发生在生存模式的不同阶段。因此，在他的格拉斯哥《法学讲座》中，斯密从讨论财产权开始，尤其讨论了私人财产权是如何进化并且取得法律保护的:

在我们正确思考人们获得财产的这种或者任何其他方法之前，最好是要观察到，涉及它们的规则是随着社会在当时所处的状态或时代而完全不同的。人类经历过四种不同的状态:第一，狩猎时代；第二，游牧时代；第三，农业时代；第四，商业时代。（LJ［A］，14）

国家、民族———还有人民，如果你喜欢的话———一般都会经过这些阶段。这是一些历经千年的、划时代的阶段。它们也具有包容性。所以，在农业时代，一个国家会同时拥有牧羊人和狩猎—采集者。在边界上甚至可能还会有某些贸易，但是，财富主要由土地及其产品构成。在商业时代，新的财富持有形式将会出现。在这些新的形式中，需要复杂的法律来保护私有财产权。

这不是一种机械的说明。因此，当“人类”经历过这四个时代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立即处于同一发展时代。据斯密计算，欧洲西北部的某些区域已经进入商业时代。这样说，并非因为那里有贸易，或者商人使用了信用手段进行远距离交易。在商业时代，为了防止国王或封建领主的任意掠夺，私有财产权是受到保护的。因此，甚至18世纪中叶的法国也没有达到商业时代，而荷兰和英国却已经达到了。如同我们现在知道的，中国人拥有上好的技术，而且如同伏尔泰声称的，他们也许还有一个比路易十六还要好的国王。但是，斯密关心的是私有财产的安全，它只有通过任意规则的减弱和自由的增长才能够获得。所以，在这方面，中国落后于英国，甚至落后于法国。

在生存模式与法律和政治制度安排的进步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生存模式愈高级，法律结构就愈复杂。在何种意义上谓之高级呢•标准可以用农民、劳工和商人的劳动创造的可支付的剩余，即富有来衡量。获得的自由度较高，被界定为在一个法律框架内能够得到保护，免受任意规则的侵犯。

进步不同于变化。进步暗示着事物正在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但它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能逆转的。没有直线上升的进步阶梯，可能会有倒退。在欧洲历史上，罗马帝国的衰落与文艺复兴（两者都大约持续了一二百年）之间的时期———黑暗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当然，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这一时期并不是一个黑暗时代。伊斯兰教是这个时期的•跃力量，它从大西洋传播到乌拉尔流域，接着传向印度、马来西亚群岛和印度尼西亚。而此时中国正处于一个技术和科学健康增长的时期。印度商人在西部同非洲和欧洲进行贸易，中国在东部同非洲和欧洲进行贸易。欧洲却正陷入一个从罗马时代所达到的顶峰不断衰退的时期。

对于欧洲来说，在其黑暗时代，在道路建设、输水管道以及室内加热等技术知识方面存在着衰退，而且在财产保护和任意规则的使用上也在衰落。但是，变化的来临可以有多种方式。因此，斯密追踪了在牧师与国王力量的结合过程中所发生的农奴制的衰落、分益佃农以及其后承租农民的出现。牧师感兴趣的是传播他们的影响，在农奴中建立一个拥护他们利益的稳固团体。国王感兴趣的是控制地主的力量。这种利益的一致迫使地主必须承认自己的农奴的自由，而一旦他们作出让步，转到收取固定货币租金就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

在讲述农奴（虽然斯密称其为奴隶）转变为自由的租地人时，斯密澄清了，这只适合于特殊的“欧洲的角落”，在那里出现了一对孪生的情形:“牧师与国王的力量必须同时十分强大，可以给予奴隶自由。但是它绝对需要国王和牧师的权威也是强大的。”在斯密看来，波兰、德国、波希米亚、奥地利或者俄国，都不真正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如果这个故事对西欧是特定的，那么，斯密的阐述———可以说是他的理论———就具有普遍性，是建立在教会和国王根据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的基础上的。因此，斯密在谈及牧师时说道:“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所看到和想到的是，这样做可以导致教会权力的剧增，他们所给予极大影响的那些人可以获得自由，并以缴纳租金的方式不再依赖于他们的主人。因此，他们极大地推进了农奴的解放，并且在确立农奴的权利时同样鼓励人们对农奴具有的权威”（LJ［A］，188）。

在全部的论述中，有两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正是有关理论的或推测的历史的事例，被斯密视为他的科学方法。牛顿的方法是经验性的，它要求观测或实验。大卫•休谟，这位斯密同时代的年长者，怀疑一切阐述都不是以直接感觉为基础。斯密的方法是牛顿意义上的科学方法，他在寻求一种唯一的解释方面，追随的是牛顿。总的来说，斯密所强调的是自身利益———但不是他的朋友和敌人所误解的自私，也不是个人的贪欲。在牧师推进农奴的自由方面，牧师的动机是以斯密的推测为基础的:如果他们要推进农奴的自由，这样做肯定符合教会的利益。这不是最近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可检验的”假设。但它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上是一个有力的方法，因为在那里直接的观察或实验是不可能的。单个的人和集体的人，像各种制度一样，只按照自己感觉到的自身利益去做事。教会对扩大影响感兴趣，但是不能把这看作是寻求货币财富或是提高牧师的消费水平。

　从狩猎时代到商业时代的进步，是物质层面（剩余规模）的进步，是法律结构和相应的政府性质变得越来越复杂的进步。但是斯密一直与之斗争的难题是他的同时代的世界。商业时代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彻底推翻了旧的制度安排。在较早的时代，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地主是统治的精英，而德行是参与公众生活的稳固的基石。公民佩带武器被作为这种优雅传统的一部分。职业常备军曾经受到那种奥古斯丁理想的诅咒，但在17世纪和18世纪却受到了崇拜。（在美国宪法中对此还存在清晰的回声:佩带武器权。）按照这种观点，商业正在腐化人民，因为金钱变成了一切关系的溶解剂，而在此之前，这些关系是以荣誉、身份和责任为基础的。各处的精英都想停止这生活的商业化。商业是柔性的，它鼓励奢侈和匿名交易。

斯密拥护商业。他想要表明，商业时代要比封建时代前进了一步。财产已经表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形式，而且同时，法律的发展使财产变得更有保障。财产规模的扩大、形式的多样化和安全性，构成了自由的最好保证。通过追踪狩猎时代以来的进步，斯密把农业社会，连同它的奥古斯丁的理想主义一道，纳入一种历史的视野之中。它是一个阶段，但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终结状态。封建制度也远远不是一种高贵状态，它容忍了———事实上，激励了———国王和地主的武断权力，这对于财产权利进行了不合理的限制。财产权是如何随着生存模式而变化的，这个故事占据了《法学讲座》的前半部分。

在早期和“野蛮”阶段，占有仅仅是要保证财产权。作为猎人，你不但要悄悄靠近猎物和伤害它———而且实际要消灭它。在他的演讲中，斯密发展了这些各种不同的界限，即这些步骤造成了财产权。如果我悄悄靠近它，你伤害它，而他杀死它，我对猎物就没有所有权，而你会和他分享猎物。但是，一旦你在田园社会中驯养动物，法律将会变得更详细，设计这种法律是用来奖赏间接的努力和直接的最终占有。随着农业的到来，产生了定居———一个固定的住所和对财产的永久占有，不管你是否在物质上附属于它:“私人财产的第一起源或许是男人把自己的住所固定下来，并一起生活在城市中，在任何一个改良的社会中，情况大约都是如此。”（LJ［A］，22）斯密所使用的“城市”一词，并不具有我们现在的意义，而是用来描述任何一个定居的社区。土地财产是对私人财产权的“最大扩展”。

“封建政府的专横，以及男人们尽可能勒索下级的倾向”（LJ［A］，23），促使法律进一步编纂为法典。这样，从前自由的野蛮狩猎就被那些游牧者挪用。的确，法律制定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以至于只有大地主才可以从事野蛮狩猎:“对于这种体制，没有公正的理由可言”（LJ［A］24）。狩猎物事实上还包括所捕的鱼，应该是一种谁都能拥有的共同财产。而事实上，这些东西变成“可视为属于大家的共同财富”，这些财富“不能因使用而减少或受损，也不能在使用它们时对任何人造成伤害”（LJ［A］24）。因此，空气、流水、海洋、在河流和海洋上的航行，都应该为大家所共有。这段话所具有的当代语调，是令人吃惊的。

第二个获得和提升财产的方法是自然增益，也就是创造财产的权利。由于猎人不能驯养和保存猎物，因此在第一个时代不存在自然增益。但是在游牧时代，在某种范围内也就带来了“动物的奶汁和幼崽”。这些东西属于任何拥有动物的人。不过，随着农业时代的到来和实行土地私有财产制，机会就扩大了———的确，“它们在数量上的增长几乎是无限的”。土地以及所有依附于土地的东西———即矿物和通过耕作土壤而获得的丰收———全部属于土地所有者。无论如何，在封建时代，所有土地都不是以绝对自主地的所有制形式，而是以为某些特权者———地主或国王服务的形式而开始被占有。武断的权利，例如对土地下埋藏的贵金属的所有权，被指定属于这些特权者。土地的收益，或者耕作者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出的任何东西，属于耕作者，不过，任何可以追溯到没有经过劳动之前的原始形式的东西———例如，金子———属于特权者。“这条规则在理由上是没有根据的”（LJ［A］2730）。

随着进步———以及它事实上的伴随物，私人财产的积累———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商业时代的标志是，少数人的财富由众多人的劳动来维持。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之所以需要，是为了阻止穷人垂涎和募集富人的财产。斯密表达思想的方式，使他看起来更像早期的布尔什维克，而不像自由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但是，尽管存在着更大的不平等，斯密还是认为，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还是比早期社会的生活水平高:

我是说，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提供给人的那些所有不同的便利和奢侈，并考虑一下为生产这些东西而雇用的各种不同的劳动，我们将会感觉到，在文明社会中，如果没有数以千计的卑贱者的帮助与合作，甚至连那些我们误以为以简易的方式被人所共同接受的东西，也不可能提供。的确，与大人物的过度奢侈相比，普通人的供应无疑显得极其简易；也许真实情况是，一个欧洲王子的供应，并不比一个勤劳而节俭的农民强多少，因为这些农民的供应超过了北美洲未开化民族的首领的供应。［《〈国富论〉早期草稿》（Early Draft of part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EDLJp.563.］

在过去，社会比较平等，但也比较贫穷。现代世界比较不平等，但是能够提供较高水平的消费。这并非是人均收入较高。正如斯密在《〈国富论〉早期草稿》中进一步谈到的:“在这么多压制性的不平等中间，如果将最受尊敬的人的所得与特别活跃的野蛮人的所得进行对比，我们怎样才能解释，为什么甚至那些最下层和最不受尊重的文明社会的成员都共同拥有特权者的富足•”（同上）

这样，斯密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甚至今天它也没有丧失它所具有的相对意义。随着全球化传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随着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崩溃以及早期确定性的毁灭，对于当今世界存在着许多逐渐增加的不平等，人们有很多的担忧。斯密看来倾向于认为，更大的不平等与如下事实是共存的———实事上也是对它有责任的———这就是，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中，最下层居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很可能比早期社会中最富有的人的生活水平还要高。它是怎样造成的呢•

是劳动分工使更高的生产力成为可能，反过来，又把许多事情都归功于这一事实，即人们能够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和财产，激励着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商业使许多复杂的和匿名的交易成为可能，因为他们不再依赖于他们的特权者———他们的地主，他们公会的主人。进入复杂交易的可能性，使得一个广阔的市场更易接近。这意味着，如果你生产的东西可能是先前的10倍，你仍然要为它找到市场。这样，贸易就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和农业的生产力。

《国富论》是从一个别针工厂的例子入手的，在那里，通过把别针的制造分解成各个单独的工作，而且实行专业化，生产力被提高了好几倍。劳动分工由此成为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当然这不仅包括车间内部的分工，而且也包括车间以外的分工。正是通过贸易、运输和金融领域的专家，市场才得到延伸，而且更高的生产力也由更大的销售得到回报。对商品的流动不加限制，让市场尽可能延伸，是非常重要的。

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革命的学说，尽管斯密使用的是一种简洁的尽量避免夸耀的风格。那些不喜欢商业时代的人们，把它与过去的幸福时光相比。那时，工人拥有永久的主人，主人照料他们的福利，当地生产的东西当地消费，交换不仅仅是匿名行为，而且是一种带有额外经济回报的丰富的社会礼仪。甚至今天，这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并不陌生。他们批评贸易的增长，哀叹随着金钱算计进入社会生活之后旧的社会约束的崩溃，一句话，就是渴望一个更安静、更快乐和更小的社会。

斯密认为，尤其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这些早期社会是以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它们也保护财产的各种任性法律。权力高于法律，因此，对他人的劳动果实的征收并没有自然的和合理的根据。自由意味着从这些无数的社会压迫中独立出来。凭着这种独立和保护财产的法律体制，繁荣出现了。虽然这种繁荣仍然具有大量不平等的特征，但是，与此同时，生活在底层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却得到了改善。

但是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更多的东西是肉眼看不到的。在从前的社会，人们对他人的依赖是直接的和看得见的，他们的义务是清楚的和可以强制执行的。在现代的社会，独立的人进行着匿名交易，没有义务关系却存在着契约关系，仍然存在着一张相互依赖但却看不见的复杂网络。每个人都在为他或她自己的自身利益而行动，做他们自己选择的工作，但是从其结果来看，他们最后都以为社会提供无数需求而告终。现代社会甚至需要越来越多不同的相互依赖，因为劳动分工更加复杂了。

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词语时，他是试图说明这种在独立的匿名交易的外衣掩饰之下的商业社会的隐秘的复杂的互相依赖关系。屠夫和面包师等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了使他们的客户需求得到满足的愉快结果。但是，在面包师身后当然也存在着一连串的操作———农民种植谷物，磨房主把它磨成面粉，而运输者则把粮食运送给磨房主并把面粉运送给面包师，也许还要经过一个批发商的手。如果是现在，还会有一家面包坊，依次把面包运送到超市。如果我想吃意大利的查巴特或者法国的新月形面包，德国的裸麦粉粗面包或者希腊的熏烤皮塔面包，所有这些都可以得到，因为由农民、磨房主、面包师、批发商组成的这个复杂的网络，会把它们送往超级市场，而我可以从那里买到。

当然，曾经有过一个时代，面包是当地生产，当地消费。烘焙是一个家庭主妇的家务杂务。农民种植谷物；他们的老婆、母亲和女儿把它磨成面粉，然后制成面包。那些不耕种的人，例如当地的铁匠，以提供打铁服务作担保，换取一年的面包供应。这种地方性经济很少能够自给自足（盐和铁并不是到处都有的两种产品），人们的生活常常十分贫穷。不过，除了地主和牧师以外，人们之间也许更平等。但是，即使是地主和牧师对劳动者进行严重的剥削，他们能够享受的奢侈也非常有限。

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像在斯密时代一样，崇拜这个旧的体制。斯密却认为，由于商业的存在，才有种类越来越多的面包可选择，而且实际上，面包的价格也变得越来越便宜。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要求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少。如今在英国，工业制品甚至比土地的产品更便宜；你可以用一周购买杂货的开支中的一小部分购买一块Swatch牌手表；购买一台计算机的花费比一次夏日度假的花费还要低。

因此斯密的挑战是想证明，随着货币与市场关系吞噬欧洲西北部的社会，商业和自由作为对早期农业社会的选择，有如乌托邦似的获得了魔幻般的增长。对于底层的人来说，不平等是体面的生活水平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商业社会可以保证这一点，是因为伴随着财产保护，它唤醒了企业精神。孟德斯鸠曾经说过，“商业精神自然是与节俭、经济、缓和、劳动、审慎、宁静、秩序和规则的精神相伴随的”。斯密同意这一点，但是他把它纳入了经济进步的理论。商业带来了奢侈，而懒惰的地主为了一些不值钱的饰物放弃了自己的剩余，以作为对于商人的回报。这些都是善行，不应该受到指责。商人通过把资本投入到生产性的劳动中增加国家财富而成为英雄；而地主作为旧德行的代表则是浪费剩余。地主一方面失去权力为国王所有，另一方面当他们挥霍起来时，他们又不得不向别人征收封建地租。但是，国王鼓励商业，而且通过赞同保护财产安全，促使面向更大自由的运动。劳动分工在某种意义上使每个人都成了商人，因为交易是谋生的一部分。

进步并非全部是完美和有益的，但是斯密认为，总的来看，它比早期的王国更可取。一方面，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压迫性的不平等，但也存在着富裕，甚至大多数人口能够从劳动分工和商业精神创造的富饶中受益。这里没有过去所存在的依附，有的只是独立。这转而也有一些消极的方面。劳动分工使人变得麻木。“随着人类的创造成为可能”，工人“变得愚昧和忽略不计”。斯密继续指出了在近乎现代的条件下专业化流水作业的后果。这段以近乎马克思的语调说出的话所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在自己特殊贸易中的技巧，看来是通过付出智力、社会和军事方面的德行代价而获得的。但是，在每个改良的和文明的社会中，这是一个劳苦大众（即大多数的人民）必然要沦落的阶段，除非政府煞费苦心地避免它。”

上面总结性句子的后半句话，似乎会使那些认为斯密是完全反政府的人感到吃惊。在斯密时代的背景下，国家主要是从事战争的；英国•1688年和1815年之间，在不断同欧洲大陆进行规模不等的战争（有时也同美国和印度作战）。那时，国家是腐败的，它的大部分行政人员都是十足的官僚。国家处于严重和可耻的债务之中。它很可能受到了代表商人利益的“游说议员”的影响。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发出过警告:“有时所谓的国家体制，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利益；有时左右政府的特殊阶层的利益，会使国家的成文法偏离自然的正义准则。”

因此，不可能永远相信，政府会遵从自然正义的过程———不论是18世纪的英国政府，还是任何其他同时代的欧洲政府，或者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亚洲或非洲的政府也是如此。斯密对于政府有一个基本设想，其中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政府的主要工作是主持正义。这是交往性正义———防止人们受到伤害，防止他们的财产受到不法侵犯。对于斯密来说，正义意味着个人之间彼此采取合适的行为。这尤其重要，因为在一个独立的个体通过交易方式被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中，你不可能依赖任何手足之情或同情心，使人们彼此采取合适的行为。他赞同审慎的行为，但是并不认为它是必然发生的。因此，还要有法律框架和对交往性正义的管理。先有肉体安全的自然权利，然后才有财产的权利。这是顺理成章的。

一个纯粹按照自身利益来运行的社会，无疑是有效的。虽然斯密并不喜欢这一点，但是他知道，善行必须是自愿的:它不可能是被要求的。如果我们全都是审慎的并且能够做到自制，最好是有一种非常克制的气质，那么一个良好的社会就会出现。但善行是靠不住的。但是，如果它适用的话，它将会使一种运行着的社会变成一个良好的社会。

最后，剩下的要点是:平等的社会很可能是贫穷的社会。商业和私有财产会导致不平等，但也能带来了繁荣，给群众带来了适当的生活水平。在尊重人的自然权利和财产方面，商业社会也是一个正义的社会。这不是乌托邦，而是进步。

 

第3章 黑格尔和理想国家

因此，亚当•斯密提出了现代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保护财产权利的形式上的自由带来的是不平等，但同时也带来了繁荣。这种繁荣来自劳动分工以及对效率和创新的激励。在现代社会中，它甚至为那些最贫穷的穷人也带来了一种体面的生活标准，从而使得他们比早期的富翁还要生活得好。早期的社会是贫穷的，尽管存在很小的不平等。那时人们在行使权利时更加随意，对财产权的尊重得不到保障。在这些早期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依附关系，因此谈不上真正的自由。

现代社会出现了许多相伴而来的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是人的行动造成的无法预料的结果，而这类行动却是为生产商品而设计的。劳动分工导致许多脑力劳动者不得不进行重复性的工作。在这方面，国家不得不保证，教育是阻止敏感性衰退的解毒药。批发商和生意人永远酝酿着通过贸易限制来损害公众的利益。政治集团为狭隘的经济利益所驱使，试图影响公共政策。自由贸易与竞争因此被以怀疑的目光防范着。仅仅靠政治家还无济于事，立法者———由更高贵的有杰出的政治才干的人组成的俱乐部———并不能确保公民人与经济人的平衡。

这是一种18世纪的观点:一种前资本主义的、只能保证前工业社会的———实际上，正像唐纳德•温奇（DonaldWinch）所指出的，甚至是前民主主义的———观念。但是，甚至在斯密写作的时候，他和他的同时代的哲学家所普及的观念，就是把奥古斯丁的教义从18世纪清除出去，以迎来民主的时代。一对孪生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斯密的自由与平等的二分法采取了两种相对应的立场。这两种立场影响了欧洲大部，并通过帝国联系而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在许多人看来，在斯密1790年去世之后的210年间，这个问题似乎是以赞成美国革命和反对法国革命而得到解决的，但这种观点忽视了斯密的唯一严肃的批评者:卡尔•马克思。如果我们要理解马克思，我们就不得不理解这两次革命。

如果早期的社会是不平等的，那么它是在地位和财富上不平等。当我们今天讨论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年龄歧视时，是因为我们不再容忍某些人一生下来就优越于其他人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地位的等级制恰恰是18世纪欧洲社会（事实上，就我们知道的而言，还包括所有的其他地区）得以组织的基础。美国大革命的爆发，是要反对英国支配着美国这个殖民地向英国宗主国支付费用的权益。美国并不反对英国征税过大，而是反对这样的事实:所提出的税额并不是通过对外贸易（在这方面英国是得到承认的），而是国内活动。为了赢得战争，美国殖民地高高举起了平等的旗帜:“我们坚信这些不言自明的真理:所有人都是生来平等的。”用我们现代的观点，很容易挑剔它对妇女的不言自明的忽视，以及对奴隶和印第安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实际上的忽视。可是在18世纪晚期，建立一个国家而非一个王朝———一个事实上没有贵族等级的国家———是革命性的一步。不过，美国革命反对的不是异种民族，而是它的同种民族，仅仅是殖民社会内部的一种分裂。它容许新的共和国废除地位的不平等，与此同时，它并未触及本土精英的财富。事实上，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受阻碍地享用其成果的权利，恰恰是这个社会平等主义革命的一个核心。

然而，法国大革命并非如此。这里的敌人则是来自本土———国王所统治的封建制度。在法国，地位的不平等被财富不平等所维持的经济苛税所加强。因此，法国革命的平等主义的呐喊，追求的不仅仅是反对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反对封建贵族，它还为一种类似于共产主义的平等所吸引———而且这种平等在恐怖时期的经济困难中也简单地实行过。尽管后来以某种地位不平等的形式恢复了秩序———先是由拿破仑，接着是由复辟王朝———但经济平等和地位平等的理想一旦被宣告，将不再会消逝。因此，法国大革命要求攻击地主的财产权利，同时拥护中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但这就意味着，相对于地位平等，私有财产权利是第二位的。你可以拥有财产，但仅仅是作为市民，而不是作为地主才拥有。

温和的斯密博士甚至死后还遭受谴责，说他煽动了法国大革命。他的思想被谴责为危险激进的。他的学生们———特别是他的第一本传记的作者杜加尔•斯图尔特（DugaldStewart）———不得不给他披上保守的外衣以反驳这些攻击。自由在18世纪是一个激进的口号。私有财产权利导致两个国家赶走了君主专制。这些约翰•洛克在光荣革命时期播下的种子，终于导致了血流成河。

法国大革命的消息由拿破仑的部队传遍欧洲，引起了欧洲各种社会更进一步的动荡，首当其冲的是德意志版图上大大小小的诸侯王国。从耶拿（Jena）到滑铁卢（Waterloo），德国———土著城邦最多的国家———开始经受剧变和羞辱。德国贵族的世界被推翻了。这个沉睡的小王国，还有他们的居民被“全球化”了———和他国的领土与陌生的思想联系起来。向对如此快速的革命变革的理解，同时也向把这种变革纳入到一种合理的可理解的体系之中提出挑战的，是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阅读和解释黑格尔的方式有很多，误解他的方式甚至更多。在英国的思想生活中，黑格尔在19世纪晚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那时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属于黑格尔派。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黑格尔派的影响落到了最低点，这时卡尔•波普尔对黑格尔的攻击变得时髦，以至于任何有自尊心的左翼自由主义者都不再阅读黑格尔的著作。然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一股回归黑格尔的浪潮开始在法国掀起。这些人不顾波普尔的反对，开始继续认真阅读和对待黑格尔。事实上，是弗朗西斯•福山把黑格尔带进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学术沙龙，并使他名声大噪。

黑格尔为亚当•斯密关于进步的阶段理论补充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层面:随着进步依时间而发生，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对进步而言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人类观念的长征（我只是打个比方，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原意的）。当我们尚不能在整体上自觉控制我们周围的环境和事件———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将会随着时间的进展而越来越清晰。因此，像斯密所断言的，我们的生存方式不仅改变了其他制度，不仅对其他制度产生了魔术般的吸引力，而且还产生了某种超出物质进步之外的影响。

作为矛盾斗争的结果，进步不会平稳地发生，而是适应性地发生，矛盾为事物和观念提供了动力激励。辩证法并不神秘，它不过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辨别出变化的可能性并揭示这种可能性的方式。当人们自鸣得意地满足于某种成功的时候，当这种情感达到某种顶点的时候———事实上就像柏林墙倒塌时某些人所具有的心情———辩证的哲学家会发觉进一步变化和事物中会发生逆转的种子。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彻底完结和解决了的，除非走到尽头。

轨道需要有目标。哲学家们，正如普通人一样，喜欢有结尾的优雅故事。斯密停止在商业与自由上，没有看到更远的阶段。当完美的自我意识成为人类的普遍特性时，黑格尔看到了未来的终点。通过人们的行动，理念赢得了自身的自我实现。

大卫•休谟是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他在这方面是毫不犹豫的。他的朋友亚当•斯密只是一时坚持了怀疑论，当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对造物主表示空洞的虔诚。黑格尔就不同了。他关于社会进步的宏大图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未来主义的，如果可能的话，它在一个仍然为宗教所统治的社会是极其合理的。因此，他很不情愿地赋予基督教在人类进步的传奇中十分显眼的角色，并且如果人们把历史的终结和理念的自我实现作为基督复活的话，情况可能就是这样。黑格尔让一切都显得模糊不清———有人说这是故意的———为的是适应他的这种感受。但是，如果把黑格尔看成愤世嫉俗的人，也是没有道理的。把他从符腾堡（Wurttemberg）学习岁月引入哲学王国的核心问题的，是虔诚的丧失———一种到那时为止在他看来已经界定道德共同体的积极的新教精神的丧失。这种道德共同体受到了腐蚀的威胁。因此，他不得不与德国社会在拿破仑手中遭受的带有创伤性的震动相适应，不得不退回到普鲁士已经采取的威权主义的改革。事实上，在黑格尔时代，官僚制度的合理性在普鲁士可能已经被创造出来。

黑格尔不是怀疑论者，也从来不是无神论者。他毕生的追求是要发现，市民社会中的公共行为何以可能是伦理的。他把法国革命这一事件以及后来的进展视为对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挑战，简单地说，就是古老的道德共同体如何能够在社会交往中复活。确实存在一种断裂；私人道德和公共行为之间的理想的统一体，已经被扰乱了。因此，现代生活已经把个人———在其作为人和公民的双重能力上———分裂为个体人格和公共人格。这种分裂是一种通过有关虔诚的实践就能克服的偶然事故吗•或者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正是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黑格尔发现了亚当•斯密和苏格兰的哲学家们。他发现了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在古典哲学的形态上黑格尔是第一个认真对待经济学的哲学家。

黑格尔面临的问题，几乎正是18世纪早期英国和苏格兰思想家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似乎已经凝固并成为永恒。现在它又开始流走，但在这些思想家回忆起来它却又是何等美妙。尽管这是一种受支配的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却关心其他人———领主要关心他的奴仆，如果后者需要的话；教会制定善行的规则；人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而现在，突然之间，金钱颠覆了一切，在社会关系中引来了新的流动———事实上是新的情调。事物要用金钱来衡量；关系建立在非人格的社会交换的基础上。在这种瞬息万变的情境中，什么才是坚实的•

正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亚当•斯密的回答几乎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于商业和非人格交换的激进辩护。尽管人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匿名”的特征，只是受自身利益驱动，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以一种复杂但却看不见的方式相互缠绕在一起的。他们看起来似乎是彼此独立、毫不相干的，但实际上似乎在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亚当•斯密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道德层面，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第一部著作，也就是《道德情操论》得到证明。但是，在他对个人行为的同情中，在他对自身利益和自由的颂扬中，他本人并没有发现什么矛盾。黑格尔并没有像后来的一些德国作家所认为的那样，详细研究了斯密那里存在的矛盾，发明了所谓“亚当•斯密问题”。矛盾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如果不能把握社会生活中经济层面的重要性，黑格尔就不能实现自己重新发现道德共同体之根源的计划。

在某种程度上，黑格尔的计划是一种向后看的，甚至带有怀旧情绪的计划。我们怎样才能回到那个黄金年代呢•在那时，人们因某种共同体的感觉而联系在一起，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人与市民———是一个领域。法国革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分裂信号，当然，苏格兰开创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家们同样清楚，现代与古代是一种断裂，根本不需要回到亚当•斯密，至多是到达未来稳定状态中的静止状态。但是，黑格尔希望走得更远。他想为进步的长征找到一个更好的目标，一个尽管在未来并不存在、但是只要人类欣赏就会复活整体性的目标。（当我试图传达这位特殊作者的思考，而不是传达我喜欢他说什么时，男性的术语仍在这里保持着。）

在苏格兰的哲学家们所概括的需求的物质领域，这种理论并没有被那些崇尚禁欲的基督教徒所拒绝。黑格尔则是成长于由那种虽说是活跃的天主教徒但却是世界公民组成的传统之中，这些新教徒一度生活在天主教的王国之下，他们的市民生活与宗教和政治是紧密相连的。这样，问题就成了要理解物质进步的主要动力，再找到把这些物质进步转化为自由的力量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找到实现道德共同体的力量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理解人们如何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和自己周围的环境是进步———就是说，理性能够伴随物质增长走多远。如果历史可以被看作是理性的长征———而黑格尔是一个作为哲学家的历史理论家———那么你可能会•意，最近所表现出来的进步，尽管从它的商业化和非人格化方面来看可能有些令人讨厌，但这却是理性运作的狡计方式。从历史阶段的内部来看历史有时会偏离真理的轨道，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它的对立面。克服这两者的矛盾，可能达到更高的综合。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简单的魔术箱，但黑格尔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改写历史的阶段理论。通过历史，他看到了自我意识的增长:某种尽管绝对算不上完美，但却允许行动者有更多自由的知识的增长。

法国大革命是这种理性的狡计的一个例子。启蒙运动鼓励人们把自己视为只代表自我的个人，他是理性的和自治的，不是复杂的等级制大机器的一个齿轮。人们甚至开始质疑宗教，要求一种合理的教义。自治的个人不接受任何清规戒律，他们需要的是自由。在黑格尔看来，把恐怖发展到顶峰的法国革命，是为那些个人获得绝对自由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因为没有人可以在得不到他人认可的情况下宣布自己是权威，每个人的统治权与其他人的统治权一样是善的，因此，法国革命其实是陷入了某种狂热之中。不论哪个政治集团上台，都必须声称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因此他们必定把每个竞争的集团作为怀疑对象来抨击，如果需要的话，他们甚至会从肉体上消灭它们。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恐怖证明，绝对的个人自由是一种妄想。

但是，随着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拆除了旧的秩序，德国的情形也变得更加严重，毕竟，后拿破仑的世界证明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种恐怖及其影响，拭去了石板上的污痕，为在共同体内实现个人自由准备了条件。只有通过个人的完全自觉和完全自愿的社会存在———通过意识到他们必须在共同体中内化生存的需求———他们才是真正自由的。当这种共同体通过个人实现自我时，它就是精神；人通过全面而合理地理解，为什么个人的自由不能是任意的，而只能生活在共同体中，精神逐渐接近了它的目标:完全的自我实现。

实现这种自由的共同体具有三个层面:家庭、市民社会和处于最高层次的国家。亚当•斯密生活的国家———18世纪中叶的汉诺威君主国———是一部战争机器，非常浪费与腐败。值得庆幸的是，它为自身保留了家庭的私人生活，也保留了一般社会的私人生活。国会方面代表为数众多的拥有少量财产者的利益，上议院代表大地主的利益。这不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但它也不是一个要求进步或者自我革新的国家。因此，亚当•斯密只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为经济活动单独留下一块领地———个人可以自由签约和交换的领地。亚当•斯密认为，如果能按设计留下这块领地，又没有国家的管制或干预，这块领地———市民社会———就会茁壮成长。当然，当代国家事实上一直在进行干预，但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充满激情的辩护，开创了人类思想革命的先河，他向世人表明为什么自治的实体在没有国家管制的情况下并不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而照样可以繁荣兴旺。

在亚当•斯密看来，相对于市民社会，国家还要承担一项重要任务。因为劳动分工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通过降低工人的反应敏感性使之蒙受损失，这就要求国家关心教育，以作为一种矫正的关系。国家必须设法提高市民素质，以保护个人免受黑格尔所谓的“异化”。

　　黑格尔对于国家的看法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的国家是后拿破仑的普鲁士王国。当他可以明确表达国家理论的时候，许多情况甚至在英国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更合理和更宽容的国家和更好的市民社会，已经在斗争中出现了。普鲁士王国通过使它的官僚体制合理化，已经在自觉地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也震撼了那些浪漫主义者，他们不满立法这种突如其来的新事物，因为它把旧的事物一扫而空。他们需要缓慢的变革。他们需要的法律更像自然法。

黑格尔在国家问题上过于理性———事实上，也过于激进。尽管他不赞成法国革命的恐怖，但是事后他也看到了它的积极贡献。理性的狡计已经准备行动。所有人都可以享有自由的理性国家的出现，时机已经成熟。当然，这个国家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国家范畴是不一致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国家尽管拥有民主的多数选票［像孔多塞（Condorcet）所明白的］，最终必然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法则”，这在现代社会选择理论中已是广为人知的）。黑格尔想探索自主个性的局限性，并把它纳入一个更高级的共同体中，为的是使它具有一种不同意义的自由，事实上是他认为的更加理性的自由。

在理性的秩序中，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种三位一体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家庭是私人的情感领域，而不是理性领域，是私人的情操领域，而不是契约领域。在黑格尔看来，私有财产是家庭关系的黏合剂，这在那些确立了遗产法的国家尤其如此，这样，由于有了遗产法，任何一代人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私有财产。家庭生活以直接狭隘的形式表现了一种共同体。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则是这样一种处所，在那里，许多拥有自私利益的个人汇集在一起，在订立契约的基础上进行交换和贸易。这就是过去的100年中使生活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经济领域，在这一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关系不再以身份或等级制的关系为基础，而是以契约、匿名制（anonymity）和司法上的平等为基础。

黑格尔承认，市民社会的活动是带来繁荣的关键。通过扩大劳动分工，刺激技术发明，推进贸易扩张，经济领域就可以迎合日益扩张的需求体系。但是，黑格尔并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对于经济的发展过程抱着乐观的情绪。一方面，它通过使工人成为劳动分工中的一个纯粹的齿轮，制造出异化；另一方面，由于它不能自我调节，它可能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从而也加深了异化的意义。因此，由于大多数自治的逻辑都很平常，对一个真正合理和自由的共同体而言，国家应该对市民社会进行监督。黑格尔绝不是放任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

同资产阶级和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相抗衡的力量，是无私的公务员阶层。这些公务员组成了一个普遍的阶层，因为他们的利益与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在市民社会中，是解决争端的中立的仲裁者（通过互订协议），此外，还承担着维护法律和监督法律实施的职责。公务员的行政职能是为国家的唯一化身———君主服务。君主并非从传统或者君权神授那里获得权威，而是因为只有共同体的唯一化身才是合理的。一个领导人的当选是非常偶然的，他更有义务承担来自下面的压力。只有世袭的君主才能同时既公正无私又能使共同体人格化。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的这种人格化是基本的。

黑格尔关于代议制的看法，也是前民主的。拥有土地的等级可以单独由一家立法机构来代表。代表市民社会的自由民，要间接地通过他们的同业公会和社团由另一家立法机构来代表。个人不仅仅是自主的主体，他们也是集体的一个成员。因此，他们是一种不同的集合，而并非一种同质的集合。黑格尔不信任成年普选权和议会党团的选举，因为如果没有区别，一种抽象的同质的群众将变成一个危险的群体。法国革命的恐怖是不能忘记的。

作为立法机构，土地贵族的任务不是反对君主，而是要有意地、自愿地调和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种意志不能被分裂来反对它本身。共同体必须拥有唯一的、完全服从的自觉合理的意志。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应该存在一种自愿的内在的和谐。当然，由于存在劳动分工，现代社会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所有的公民都能表达公共利益。公务员是献身于公共利益的工具。但是，自由民和土地贵族的利益同样也反映着公共利益，甚至在他们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前民主的但却是1789年之后的乌托邦。不论是同时代的普鲁士，还是任何其他的国家，都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在市民社会的平衡方面，即在土地贵族的利益和无私的行政官吏的平衡方面（后者在为致力于后拿破仑时代之改革的君主服务），在19世纪20年代，普鲁士要好于英国或者法国。在黑格尔看来，英国的市民社会过于猖獗，而在法国，天主教消除了全部的合理性。

尽管从现在看来，黑格尔的思想已经过于陈旧，但在当时却是先进的。他对于个人主义和代议民主制的反对，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抽象的个人主义自由是空洞的。他认为，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做一个自由自主的个体。他还应该拥有其他的“认同”，这正像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因此，对于享乐主义的幸福和抽象民主的追求，从来都不会完全令人满意。福山所谓的黑格尔，毕竟不是黑格尔本人的黑格尔。应该存在一个共同体，人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可以经历自己的自由。人不仅是一个个体，他还是社会的存在。一个理想的国家，不仅能够容纳狭隘的个体，而且能够容纳这种社会存在。

这样，黑格尔在包容和处理初生的资本主义对于现代生活的破坏方面时，与斯密的方式是不同的。他的两家立法机构的设想———一个代表土地贵族，另一个代表自由民———与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的制度安排非常相近。一个中立的、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公共服务机构由此得到了发展。实际上，19世纪晚期英国政治哲学家中的新黑格尔派，在设想黑格尔的普遍阶层方面，甚至可能已经塑造出这种公共服务。国家必须确保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为了广大的利益而反对它本身。在提出这一问题的更广阔的方面，自由主义改革家和费边主义者从黑格尔那里［也从约翰•穆勒等其他人那里］获得了不同于亚当•斯密的国家观念。

但是，就立法机构而言，黑格尔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得到实施。法国革命开创的向抽象自由的驱动，一直在向前推进，直到普遍的成人选举权和代议制民主成为最向往的政治安排。黑格尔作为最高理想提出的君主政体，并没有被接受。事实上，平衡斯密与黑格尔对于经济自由的解决方案的，是马克思的观点。前两人把法国革命都概括为历史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在探讨资本主义时，既把它视为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也视为一种最终自我毁灭的体制。这第三个解决方案将要塑造20世纪的历史。

在我们涉及这一点之前，需要先提及一下我们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讨论。首先，把西欧和新教的基督教作为一种普遍的框架来关注，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视野。黑格尔的历史，像斯密的一样，忽视了伊斯兰教的动态进程，它正是在欧洲经历黑暗时代的时候繁荣起来的。这一辩证法并没有包括从罗马帝国衰落到文艺复兴之间的八个世纪，那时最进步的文明是伊斯兰文明。也没有对印度或中国的进步表示任何赞赏，其中有些黑格尔还是注意到了。现代性的故事是按纯粹的欧洲标准以排外和无知的方式编写的。在那里，世界其余的地方要么是根本不存在，如果出现的话，也只是作为一个牺牲品，而不是以另一种活跃形象出现。

但是，即使不算这些，年轻的美国革命几乎是完全被忽略了，而正是这场革命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并在当时确立了最广泛的选举权之一———而且实际上是依据欧洲哲学自觉地把它作为自己宪法的基础。如何平衡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1789年在费城就得到过认真讨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而且在《联邦党人文集》之类的著作中也得到详细的阐述。对于欧洲人来说，它也许是太狭隘了、太遥远了，但是，后来很多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斗争之所以走到了穷途末路的窘境，就是因为没有能够看到大西洋彼岸。但那是稍后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第6章 资本主义的前景Ⅰ:何时结束•

引言

当马克思在1883年去世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处在一个长时期的衰退中。在这一时期存在着价格长期下跌的趋势。这应该归功于交通运输的便利化———汽船的出现、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和新的通信技术的突破———电报、横穿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先前对于欧洲来说尚是未知的地域，或者在他们看来很边缘的地方，现在开始进入了他们的掠夺范围，成为食品和原材料的供应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北美洲和南美洲都变成了原材料的供应来源。铁路已经横跨欧洲各国，并且正在北美延伸。印度在1853年首次有了铁路。纺织工厂———纺纱和织布———就像遍布西欧和北美一样，也在印度扎下了根。

英国开始鼓吹自由贸易学说，并且使它的食品进口政策自由化了。这是19世纪40年代吸引该国家关注的那场《谷物法》辩论的根本之所在。并不是所有的“新工业化”国家都遵从自由贸易的原则。美国和德国阻止自由贸易，而法国则一直是一个不情愿的自由贸易者。自由贸易符合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的利益，它需要为本国的制造品提供市场，为本国的储蓄提供投资机会。伦敦城变成了向世界其他地方的有利可图的通道疏散财富储蓄的万能工具。从西欧吸收的存款开始流进美国、中欧和东欧。西欧把触角伸到了亚洲最偏远的各个角落，在其后的25年，非洲也成了它的殖民地。

任何一个渴望加入工业化国家俱乐部的国家，都要接受金本位制。1897年俄国像日本一样，也接受了金本位制。“黄金十字架”受到美国农场主的诅咒，他们在内战的通货膨胀岁月所欠下的大笔债务，如今却要让他们产品降价并折算成黄金来偿还。但是，随着黄金变成普遍首选的通货，白银也成为仅次于黄金的通货。印度发行银制卢比，白银造币广泛流行于从美洲西部到欧洲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广阔领域。

人口开始从欧洲腹地向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大量迁徙。印度人则迁向东南亚、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他们绝大多数是契约劳工，也有商人和放债者。甘地于1891年应邀前往南非，以律师身份接受他们的案子。中国劳工前往美国的西海岸、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当然，劳动的流动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欧洲过剩的白人移向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亚洲的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则移向外围地带———非洲、亚洲和美国的边缘。这种迁徙模式直到100年以后才被打破。

然而，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对非洲的掠夺在马克思去世后不久就达到了顶峰。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同劳动的自由流动一样，资本在全世界也是自由流动的———尽管从来不是均匀的。技术进步拉近了空间的距离，也缩短了时间。查理斯•纳皮尔爵士（SirCharlesNapier）在1843年侵占信德（Sind）时，已能够向居于怀特霍尔（Whitehall）的主人发送一个单词的电报信息———罪过（我犯罪了）。整个地球已经能够用精致而全面的地图绘制出来；没有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发现的地区被遗漏。1870—1913年经济增长的加速，拉开了现代全球化的序幕。有关这个较早时期的收入数据一直是缺乏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靠的。在那时，甚至国民收入的概念也是新的，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马克思曾经努力要与国民收入账目保持一致。不过，我们现在有了某种良好的结果，应该感谢安格斯•麦迪逊（AngusMaddison）的开创性努力。这些数据聚焦在较为“先进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再加上加拿大、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这16个国家的人口在1820年达到了1.5亿，1870年为2.95亿，1913年接近4.95亿。随着人口在这93年中增长了3倍，收入也得到了相应的增长。在第一个50年（1820—1870年）中，人均实际收入每年增长0.9个百分点。余下的时期（1870—1913年），这一数值增加到1.4个百分点。也许有人认为这种增长过于缓慢，因为如果以每年0.9个百分点计算的话，收入增长一倍大约需要80年的时间，而如果以每年增长1.4个百分点计算的话，收入增长一倍则需要50年的时间。

在人均收入大约增长了3倍的同时，人口也同样增长了3倍，因此总收入———这16个国家的GDP———在这100年中增长了9倍。当然，这个成果是空前的。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有的国家———加拿大、美国、德国和瑞典———增长得更为迅速，与此同时，先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则要缓慢一些。当然，这里存在着经济周期。长波［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Kondratieff）于20世纪20年代首先在文章中提到它们，因此又被称为康德拉捷夫长波］的跨度一般为50年，其衰退期大约从1810—1817年至1844—1851年，上升期大约从1844—1851年至1870—1875年；接着又是1870—1875年至1890—1896年的衰退期，然后是1890—1896年至1914—1920年的上升期。这些数据虽然粗糙，但用起来还是简便的，而且康德拉捷夫断言他的“波潮”比现代研究公认的周期更具有规则性。但是，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的意义是，它给出了一个周期增长的图像，这种图像正如马克思首次指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痼疾。当然，这种增长并不是平衡的———不管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整个或是任何时代。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在封建时代是非常严重的。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不平等并没有扩大，但是，由于城市化和新的奢华的利用，使这种不平等显得更加突出。都市人口的增加，带来了拥挤的住宅群落和纵横交错的城市街道，也带来了富裕阶层对于“暴徒”的恐惧。关注这一现象的中产知识分子和激进的改革者，开始对导致这种明显不幸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性质提出了质疑。在英国，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和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就是批评这种新秩序的先锋，与此同时，拉纳克郡的罗伯特•欧文在1813年提出了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主张第一次成为可能:应该消除贫困。伦敦的查尔斯•布思（CharlesBooth）和纽约的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Rowntree）所进行的研究，揭示了穷人的低生活水平。正如亚当•斯密所预言的，随着资本主义的传播，收入和财富方面的不平等会进一步扩大；但是，即使与前几个世纪的富人相比，最贫穷的社会阶层不是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水平了吗•

这种思想很少出现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如果欧洲的中产阶级和统治精英担心什么的话，那就是工人的骚动。工会形成了，政党声称要为工人说话。到处都是要求扩大选举权的运动。统治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贵族们（除了法国和荷兰）已经难以满足资产阶级暴发户对于政治权力的要求，更别说应付工人大众的要求了。在这一时期（1870—1913年），存在着以各种方式进行的改革，它意味着，统治贵族的谱系开始出现平稳的由上到下和由里到外的移动:从贵族阶层到资产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出权利让步。随着资本主义自我防御的壕沟越挖越深，追求政治权利和经济福祉的工人运动也愈演愈烈。

 

德国社会民主党

1875年，受到广泛支持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德国形成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无论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还是按照政治参与，德国在那时都不是一个最先进的国家。这个政党是两个小集团合并的产物，一个自称效忠马克思，另一个追随拉萨尔。拉萨尔是一个公众式的浪漫派人物，他相信铁的工资规律，并认为只有通过废除资本主义才能消除它。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不仅混淆了是非，而且不诚实。不过，拉萨尔的过早去世，促成了两个政治集团的合并。在哥达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D）被建立起来。这可以算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后来变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但是，它的纲领并不能让马克思满意:他认为它太拉萨尔主义化了。事实上，马克思的这一看法是通过一封信表达出来的，这是一封写给这个新政党的领导人之一———威•白拉克（WilhelmBracke）的信，信中谈到他和恩格斯的共同感受，明确表示:“我们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同它没有任何关系。”他不想让任何人认为，他和恩格斯从遥远的地方控制着这个政党，他也认为这个纲领是“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他指出其中的几个缺陷，认为这个纲领声称反映了他的理论，而实际上是拉萨尔的。正是第一句话的前几个字———“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是错误的。劳动并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且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马克思指出，下面这句话所说的也是不合理的:“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在批评中，马克思还对这种主张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分配的可能的蓝本，而进行了深刻的讽刺:

“把劳动资料提高为公共财产!”应当是说把它们“变为公共财产”。这不过是顺便提一句罢了。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加在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

“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代替明确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我们则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当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中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计算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无论如何根据公平原则是无法计算的。

马克思的信产生的直接影响非常之小。拉萨尔集团在社会民主党中占据多数，而他们的观点不管在马克思看来是多么的混乱，却依然十分流行。但在当时，俾斯麦看到了广大工人阶级与各种中产阶级的改良政党相结合的危险，以及它们推进工人利益和民主的危险。那时，德国成年男子拥有选举权的比例高于其他先进的国家———德国的比例是33%，欧洲12国的平均比例是17.8%，英国在1869—1873年仅有14.9%。只有法国（43%）和瑞士（38.7%）拥有更大比例的选举权。因此，俾斯麦于1878年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组织；它的大部分领导人被放逐，只是到1890年，关于禁止该组织活动的禁令才被撤销。在这期间，社会民主党继续参与竞选，它的选票从1881年的312000张上升到1890年的1427000张。

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禁令以及对其领导人的放逐，使得这个党变得更加激进:它变成更加公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的精神领袖卡尔•考茨基，与恩格斯有密切交往，依然被作为宣传马克思的权威而得到拥护。《哥达纲领批判》在1891年正式出版，但有少量删改，因为要照顾那时几位仍然健在的领导者的面子。可是在那时，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所有初出茅庐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已经成为最大和最受尊重的政党。它的学说融合了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融合了改良和革命的双重思想。1889年7月14日，许多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而聚会巴黎，创立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曾经创立了第一个这样的代表大会，但于1874年解散了。因此本次会议是当年那次代表大会的复活和重建，它拥有更多国家、更大政党的代表。他们致力于通过民主的方法取得政权，他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

社会党国际（或称第二国际）因这次代表大会而闻名于世，它在1889年7月14日宣称:“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工人，废除雇佣劳动，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性别，也不论来自哪个国家，将享有所有工人创造的财富。”这些充满感情的重复性话语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批判的言论非常相似，例如“所有工人创造的财富”。但是，像最近一位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当这个运动的长期目标变成“推翻资本主义，建立产品由生产者联合控制的社会”时，其许多直接的、短期的目标（它是改良主义的）变成了“使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更有尊严”。然而，这正是马克思曾向他们警告过的问题———事实上，在马克思的各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分析性论断中已经明确指出:“这些社会主义者越是成功，他们越是发现自己置于资本主义的繁荣之上。”

社会民主党实际上也体会到了这一悖论。它的建立和成长几乎与这一时期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增长是同步的。人均收益每年增长1.6%（在1870—1913年翻了一倍），德国人口增长了70%。在1891年，当社会民主党明确提出它的新的———特别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爱尔福特纲领》时，主要立足的是长期的革命目标，直接固守的却是改良主义的要求:成人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官吏直选，提高所得税，每天8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14岁以下的童工，等等。

但是，革命的要求和改良的要求之间的张力并没有消失。社会民主党能够对抗一个尽管还存在着危机但却保持着资本集中不断增长的体制，从而为眼前的短期利益而斗争吗•抑或是它要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为加速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而斗争呢•这种张力———正像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的———来自马克思自己的模棱两可的表述。《共产党宣言》中的革命观点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章中被反复说明，但是对于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复杂的分析理解，把马克思引向了一种具有细微差别的理解。应该相信哪一种理解呢•

政党———一旦其达到一定的规模，拥有大批成员和选举议程，就不可能建立在意识形态的明晰性之上。社会民主党没有选择马克思思想的这种或那种倾向，而是选择了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话就是无可辩驳的权威，不过，由于这些话本身存在着内在矛盾，因此，另外的权威人物———主要是卡尔•考茨基———不得不解释这些不一致之处，并设法使它们显得自洽。把一个人的思想抬举到无批判的地步这种行为，后来只能带来麻烦。但是，社会民主党后来变得以严肃的方式固守马克思的著作。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政党。它随后不仅与德国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而且还在自身队伍的内部，在工团主义者与理论家之间，在理论家内部以及在左翼与右翼之间进行斗争，左翼赞同革命的路线，右翼赞同改良主义的路线。当然，这种争吵都是围绕资本主义动力问题进行的。

构成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工团主义者感兴趣的，是为他们的成员争取更高的工资和看涨的就业。这些要求在经济繁荣时期比经济衰退时期更容易实现。他们把罢工更多的是用作一种手段，而不是用作政治。但是，“政治家们”———左翼的知识分子，甚至某些右翼的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崩溃和丧失功能。拉萨尔强调，工会不可能挑战铁的工资规律。所需要的措施，就是通过民主的手段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不断出现的危机变得越来越严峻，那么就将证明左翼为摧毁资本主义体制而斗争的战略是正确的。然而，当资本主义持续下去时，危机带来的是工人的不幸而不是他们老板的不幸。

　　但是，即使对于左翼，也存在着一种为资本主义的迅速成长而进行辩护的倾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人通过在大规模的工业公司中工作，可以形成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大军———公司规模越大越好。如果工人的革命组织要变得强大，资本主义也不得不发展。在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它的早期阶段时———换句话说，当资产阶级仍然与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时候———如果反对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这在“客观上”就破坏了这种斗争。梦想着快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并没有任何好处。这种梦想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正如我们后面要看到的，是列宁运用的马克思的理论击败了他们，这一理论“证明”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得到完全的发展之后才能到来。当然，约莫过了25年之后，列宁夺取了政权。

 

讨论资本主义:德国人的争论

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进程的争论之火，首先是由爱德华•伯恩施坦点燃的。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被放逐期间，伯恩施坦先去了瑞士，但是在1888年他又从那儿去了英国，尽管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就已经合法化，但他在英国一直呆到1901年。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构建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对以革命结束资本主义的预言提出挑战。作为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恩格斯的密切联系者，以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评论杂志《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伯恩施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正如他后来给社会民主党的老领导、老战士奥•倍倍尔的信中所说的，他那时“试图通过扩展马克思的教导，使这些教导与现实更加一致”。这些现实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商业周期具有相当温和的性质。

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在英国的不同变化，伯恩施坦意识到，新的社会发展和新的技术已经让资本主义有了一种迎接挑战的调节能力。于是，他想要做的并不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这个或那个方面进行局部性的批评，而是要做根本性的修正。在1896—1898年间，他在社会民主党的《新时代》（NeueZeit）上发表系列文章，题为“社会主义问题”（ProblemdesSocialismus），开始对“资本主义不断产生危机和工人阶级不断贫困”的理论进行质疑。他认为，作为一种替代方案，可能存在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进化的改良主义道路。

伯恩施坦是马克思主义新教会的第一位变节者，这个教会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去世后建立的。马克思是否认为他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理，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马克思在对待第一国际的联系者时，常常表现出独裁的作风———这正如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所抱怨的。但是，在他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维•伊•查苏利奇的通信中，他对自己的历史理论的适用范围所持的态度，比他的信徒所宣称的要谦逊得多。马克思的个性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一切都非常普通，因此也难免会犯错误。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卡尔•考茨基、奥•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作出决定，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即是真理。这个学说的基础更多地建立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十二章的一个单独的段落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资本论》的所有其他论述的汇总之上。据此，1891年所采纳的《爱尔福特纲领》中有一条原则规定:

对于无产阶级和正在消失的中间阶级，对于小商人和农民，（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他们的生活不安，意味着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和剥削有增无减。

无产者的人数增长得越快，劳动后备军就越庞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就越尖锐……

有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鸿沟，由于经济危机而日益扩大。这些在资本主义体制中都可以找到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会越来越扩大并具有毁灭性质。

这是流行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已被用来为全世界数百万的社会主义者服务。这幅资本主义的景象并没有得到《资本论》第一卷第7部分所勾勒的理论的支持，也没有得到《资本论》第三卷中利润率下降理论的支持。这些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确，一个不断增长的劳动后备军并不是这个理论的必需的组成部分；人们至多可以预言从一个衰退期到另一个衰退期存在的劳动后备军的增长，但即便如此，在19世纪晚期，要连续在几个时期中做到这点，从经验上看也是很困难的。伯恩施坦的回答是:“我自己反对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我们应该期盼资本主义经济在最不远的将来会崩溃，社会民主党应该为即将面临大灾难的前景所驱使，而使自己的策略去适应这一假设。”

考茨基———作为火种护卫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教主———对这些言论发怒了:

你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崩溃了。你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更高的形态，而是在批评者面前投降认输了……你决定成为一个英国人———那就接受这一结果而成为一个英国人吧……你所经历的发展……已经远远背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并没有背离社会主义。试着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寻找一个位置，成为英国社会主义的代表吧。

这里，考茨基无意中暗示了一个对于所有的社会主义派别都显得越来越严肃的问题。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发展。它在不同的国家得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这种不平衡性业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民族性，因为其关注的焦点是夺取政治权力，不管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还是通过革命的手段。社会主义运动被法国大革命的夺权模式牢牢拴住了。但是，如果资本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那么，单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如何能够成功地挑战资本主义呢•

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继续艰难地进行着，因为他们都把马克思理论视为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论，而不是把它运用于特殊政党已经发展起来的特殊国家。然而，革命的左翼是国际主义者———德国人、波兰人、俄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在他们之中最颖悟的一位是罗莎•卢森堡，一位波兰经济学家，她活跃的一生奔波于社会民主党之中，并于1919年死于几个心怀不满的德国士兵之手。罗莎•卢森堡在比伯恩施坦或其他任何人更深的理论水平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动力问题。

当然，这里涉及的问题之一是资本主义最终危机到来的日期问题。资本主义即将崩溃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社会民主党在这一点上的言辞是模棱两可的，但它坚持了这样的观点，就是危机越来越严重。正像我们在本书第5章中所说的，我们甚至在《资本论》的启示录式的第三十二章中，也找不到关于资本主义立即灭亡的预言。所有社会民主党要说的，都是以迂回的方式来表达，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比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需要的时间要短得多。但这也可能意味着，无论如何也要等上4至6个世纪。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这样向它的信徒允诺并且能够生存下去。因此，社会民主党不得不缩短这个时刻表。

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后面，还存在着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这些模型是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的或可能的进步———一种永远摆脱危机的稳定增长，还是代表对这种结果不可能的证明•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会相信，不断扩大的商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总可以找到市场呢•由于假定工人们随着经济的扩张而越来越穷，因此，他们将不能提供消费品市场。因此，从工人方面看，不能提供市场，就会破坏资本主义体制。毕竟，投资的唯一目标是生产可以出售的产品，以获取利润。如果东西卖不出去，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不断投资呢•

这一问题的正命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像很多人认为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自我毁灭•伯恩施坦认为，大的组织的出现———资本的集中———改善了资本主义控制产出和避免生产过剩的能力。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资本集中就导致了与马克思预言相反的结果，而不是像他所认为的排斥了竞争，加剧了阶级斗争。因此，资本主义越过整个19世纪仍然能够继续存活，已经成为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热烈讨论的焦点。在这场辩论中，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击中有效需求的问题之后，这些问题成了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但是当他们著述时，那时的主流经济学著作并未涉及消费不足或投资过度的问题，特别是像门格尔（Menger）、杰文斯（Jevons）或马歇尔（Marshall）等主要经济学家的著作都没有涉及。

在这个方面，最好的大部头的然而有些凌乱的文献，是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罗莎•卢森堡是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是考茨基的尖锐批评者，考茨基把革命的理论立场（与伯恩施坦相对立）与改良主义的实践（与左翼相对立）结合起来。卢森堡著作的价值在于，她对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提出了内部批评，因而是这些年来唯一一个用马克思的方法来反对马克思的。在马克思的模型中———这需要回忆一下———马克思主义者生产机器产品和工资产品，在没有工人短缺、需求短缺或信贷短缺的情况下，两者都能以同比例增长。确实马克思在这种情境中甚至没有提出货币的问题。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在他们相信能够售出所有产出前———也就是说，在能够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前，在哪里去获得投资所需要的货币呢•（可以回忆本书第5章和公式M→C→C′→M′。）马克思是如何忽略了出售产出、寻找工人，或者需要获得资金以购买物质投入和劳动力的问题的呢•

在她的著作中，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她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需求问题与它的帝国主义外围地区结合起来。当然，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迅猛发展起来，但它们的视野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当然，他们自称为国际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德国谈不上是什么帝国（这是它与英国和法国争论的话题之一）。卢森堡说，帝国是发达国家的产品市场，尤其是它们的机器产品（铁路就是一个例子）的市场。它为第一部类的继续扩张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殖民地地区提供了廉价的原材料和食品。这些供给使工资产品这一篮筐中的内容不再增长。因此，在工人的货币工资没有增加和利润也没有降低的情况下，工人的实际工资按照他们的工资产品计算却是上升了。这样，在按照工资产品计算的实际工资和按照工人生产的产品计算的实际工资之间，就存在一个裂隙。这种裂隙对英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管这种论证具体的技术细节如何（卢森堡对马克思的内部批评曾引致激烈的争论），卢森堡恢复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全球视野。社会民主党坚持的国家视野被拓展了。经济史学家们从来都拒绝承认，帝国对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来说是可以获益的，但是那种把资本主义的寿命延伸到它即将灭亡的彼岸的帝国主义的观念，成为左翼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作为帝国的剩余产出的接纳地和原料的输出地，殖民地被以表面上依附于核心国家的逻辑同帝国连接在一起。当然，罗莎•卢森堡当时没有预见到的是，这些边缘国家可以成为剩余资本的配置地，因而可以雇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因此，资本向国外转移会损害本国工人的利益。然而，这些现象在当时还没有出现。

第二，卢森堡引入了另外的主题，就是在马克思的模型中加进了一个“第三部类”。这个部类的作用，是吸收剩余的产出，并生产那些不为工人或其他消费者所需求而为政府所需求的产出。这就是军事装备工业。这样，军事装备工业可以从第一部类中吸收剩余的机器，并制造政府购买的军事装备。

因此，这里的看法是，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接纳”部门，以便吸收机器的剩余产出。（可以回忆一下马克思在他的模型中是如何解决机器的剩余产出问题的。）当然，军事装备部门，像其他部门一样，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当然，它将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不论如何，剩余价值在这个部门将不复存在。稍后，当这种看法被扩大成一种浪费部门的范畴时，第三部类可能就变为公共所有，甚至不需要创造利润（后面还要更多谈到这点）。可问题依然存在:政府如何支付这笔买卖•一种方式是对利润或工资征税。马克思主义者假定，工人的消费可以通过征税转成军事支付的财政。在德国就是这样，直接征税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然后用作军备方面的财政支出。在英国，有所得税，甚至还有遗产税。

由于卢森堡批评并改进了马克思的理论，所以她对自己的批评也十分严厉。许多作者都为马克思作了正统的辩护。但在这里我们还是不涉及更多的细节。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接受了这一信念:资本主义的继续存活是一个待解之谜。卢森堡用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联系来对它进行解释。帝国主义在此并非意味着政治统治:它是某种交换关系，其中核心国家出售机器产品，并购买原材料。当然，这种进程并非永久性的:或迟或早，边缘国家将会饱和，市场将会干涸。按照卢森堡的观点，这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自身的能力将是一个限制。

其他对于资本主义能否继续存活问题的回答，更多地采取了修正主义的路线。他们没有对马克思提出内部的批评，承认他的假设，然后推翻他的结论———他们提出的是一种外部的经验的批判。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假定为一种竞争的经济，很像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大部分工业公司大致具有相同的规模，许多公司都是如此。资本可以自由地从一个部门流向另一个部门，不存在垄断———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但是现在，在20世纪之交，人们所谈论的钢铁公司、化工公司和电力公司都是无比巨大的。在任何一个产业中，都是由几个大单位和许多小单位组成。在这些部门中，美国和德国是主导性的国家。英国落伍了。对在这些新的工业化国家中形成的卡特尔，有一种谴责的倾向。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卡特尔预示着一个没有竞争行为的新世界。

大的工业组织形成卡特尔的趋势，被附加给德国特殊的形势。当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的时候，工业企业得到了国家银行和私人借款的金融支持。在19世纪末，地方银行被兼并，演变成几家大的结算银行，并从工业融资中撤了出来。取而代之，活跃的股票市场得到发展，英国的工业实质上是由股票提供资金的。然而在德国，银行在公司融资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银行拥有工业公司的股份，银行经理也加入了董事会。银行成为德国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伙伴。

大单位结合成的卡特尔这种组织形式———它转而受到大银行的金融支持———导致鲁道夫•希法亭发展了他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观念。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据说不像马克思所做的理论概括。于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就被搁置一边。利润率的下降可以延缓，银行所具有的最高统治者的重要作用是一种新要素。还存在着对于市场的控制，当情况变得更加有利的时候，就可以为销售剩余产品库存提供大量的信贷支持。

希法亭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价值理论，甚至没有提出任何例证，以说明由银行支持的大单位的存在是怎样修正了马克思在三卷《资本论》中所进行的计算，或者使这些计算变得无效。如果一些单位获取了难以置信的利润，这是否意味着偏离了马克思所讲的所有部门将拥有相同的利润率的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不平等的利润率是如何维持的•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理论问题。卢森堡排除了在马克思理论结构内部碰到的困难。希法亭引进了对马克思描述的校正，但他没有改进这个理论结构。

 

一个资本主义或多个资本主义

金融资本主义是一种专门针对德国资本主义的看法———或者说，最多是针对西欧大陆而言的。英国的经历不符合这种模式（尽管在19世纪前后，一些英国的评论者开始用妒忌的眼光看待德国经济的动力机制）。美国与德国共同分享了卡特尔现象，大约在这个时期，美国国会在信用破产方面进行了微小的尝试。但是当涉及银行在工业融资中扮演的角色时，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德国模式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股票市场在美国和英国仍然是重要的。现在看起来似乎不止存在唯一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存在好几种模式。

马克思主义对于美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吸引力也是微弱的。在这些国家中虽然存在着马克思的信徒，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任何一个重要政党的政治哲学。事实上，盎格鲁撒克逊的社会主义者故意地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反古典经济学的边际主义学说兴起，并很快就得到流行。费边社会主义者讨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但是很快相信，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理论能够对价值和分配问题提供更好的解释。商品之所以有价值，并非因为它们包含着一定的劳动含量，而是因为它们相对于劳动需求是稀缺的。消费者把边际效用（衡量使用价值的尺度）等同于价格。生产者购买不同数量的要素投入———劳动，机器，等等———每个要素都获得了自己的边际产品。对生产者而言，这就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然而，在生产者的竞争过程中，这些利润将被减少到一个不能再降的最小值:正常利润。异常情况下，利润可以为零。这时，利润和利润率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开始在新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中消失。

但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辉格党中的激进派———直到约翰•拉斯金和托马斯•卡莱尔就生活质量问题———以及我们今天所谓的工人的异化———而批评资本主义的缺陷时，都还一直活跃着。他们倾向于改良主义。费边主义者对影响市场经济变化的中立的、专家治国的公共服务，有着强烈的信念。就是在这一时期———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英国的新黑格尔派关于国家的观点是最有影响的。回想一下，黑格尔并不相信放任政策，认为市民社会必须接受国家的干预，接受官僚政治的指导，以对抗它自身的无节制。当新黑格尔派的政治哲学家在牛津大学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主要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他的继承者如政治经济学教授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CecilPigou）———发展了通过税收和津贴干预市场的经济理论。经济福利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市场运行的有限但却适当的行为而得到提高———对冒烟工厂、噪音和空气污染进行课税，并为工人的教育提供津贴。其目的是缓和资本主义的危机。

马克思并没有谈到市场干预的问题。在这方面，他是地道的古典经济学家，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如出一辙。资本主义体制有它自己的逻辑，其发展轨迹可以归因于资本家寻求利润的行为。诸如缩短工作时间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虽然这在不同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马克思注意到，当英国一个又一个产业在雇主和工人之间就缩短工作周进行谈判时，在法国的所有产业中缩短工作周的做法已经被立法化。

在20世纪中叶之前，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早期著作并没有广为人知，马克思主义者把所有这类对资本主义的批评都视为浪漫主义的。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适应英国社会主义的基督徒和新教徒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他们坚定地相信这样的观点，不论资本主义的将来如何，不论它带来了多少不幸，资本主义同它之前出现的所有生产方式相比，是一种进步的生产方式。他们认为，罗曼蒂克不过是对从未有过的过去的“怀旧”———或者说，即使它确实存在过，如今却早已不再。

 

俄国的辩论

同样的辩论以另外一种姿态在俄国浮现。俄国只是在最近的1861年才废除了农奴制，而且在马克思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把沙皇俄国视为欧洲的反动堡垒，从未忘记它在击败德国1848年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俄国拥有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之一。《资本论》在出版5年后，就被译成俄文，甚至比法文版的出版还要早。译者尼古拉•弗兰塞维奇•丹尼尔逊（NikolaiFrantsevichDanielson）翻译了所有的三卷，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过通信。丹尼尔逊笔名为尼古拉（Nikolaion），是民粹派人民党的领导人。民粹派走进俄国农民之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且提出了激进的改革方案。民粹主义的一个主要纲领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由于俄国乡村的制度安排是以土地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并且在村庄中进行周期性的重新分配，因此应该避免破坏这种制度而导致私人土地所有制。事实上，俄国可以跳过可怕和悲惨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要求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他们引证马克思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可以跨•的不受欢迎的阶段。这将是俄国的独特的道路。

另一个更坚决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是由普列汉诺夫领导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为争夺对俄国具有政治头脑的年轻人的领导权而向民粹派挑战。当然，这两个团体的活动都是被禁止的，他们的出版刊物必须在秘密状态下发行。他们的领袖时常被放逐或者被投进俄国沙皇的监牢。马克思在1881年收到被放逐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信中要求他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之间的争论给出一个裁定，前者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预言，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相同的前后相继的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后者认为，俄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请问先生，你能解决我们的争论吗•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写了一封简洁的回信。他为这封回信曾拟了四个草稿。这些草稿自从20世纪20年代被梁赞诺夫出版之后，一直得到仔细研究。通常，在草稿中比在最后版本中能找到更多的真理。但是在我看来，所有的草稿显示，马克思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编辑者。从这些冗长的草稿中，他形成了简洁的答复。首先，他谦逊地否认了任何关于发现历史一般规律的主张。他的理论只能适用于西欧。他一直在认真研究俄国的情况，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了解，以至于能对这两派作出判断。俄国的村社作为一种允许财产集体所有制的组织，的确是十分强健的，但是很难说它将如何存活下去。他不排除俄国会不遵从这种趋势，但是不管怎样，他对其中的任何一种道路都不能作出预测。俄国可以走任何一条道路。这正如他针对一个俄国人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所说的:“如果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受那些铁面无私的规律的支配。”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晚期”马克思:不存在所谓必然的历史规律。但是如果进入资本主义———正如俄国在那个时期所经历的那样，这是官方的政策———那么这个体制就有它自己的“铁面无私的规律”。恩格斯几乎没有时间来谈论这种“具有可能性”的观点。俄国的革命不得不排在西方发达国家革命的后面。因此，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签署的《共产党宣言》俄文本序言中，后一种观点似乎是更占据优势: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社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这一俄文译文是由维•伊•查苏利奇翻译的，但是马克思前些年答复她的信件，那时并没有广为人知。这一明确表述对于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俄国革命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早期阶段，明显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不得不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补充。只有这样，俄国才能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此外别无他途，尽管恩格斯并没有讲清楚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在那个阶段还不存在俄国革命的可能性。

但是，俄国正在一个劲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进军。沙皇已经决定，自上而下地推进现代化是最好的赌注。外国的资本———主要是法国的———被吸引过来。铁路必须建造起来，港口必须发展起来。俄国要变成欧洲西北部工业化国家的主要粮食输出国。通常，棉纺厂开始兴起时都要相应地带来同样的污浊，就像50年前的曼彻斯特一样，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也是这样描述的。民粹派非常讨厌俄国强烈发生的深远变化。他们的论点是，资本主义是一个从国外输入的温室植物，不适合俄国的土壤。它在俄国没有前途，因为贫穷的俄国农民无法形成一个足够大的市场，而这种市场是维持工厂大量生产所必需的。资本主义很快会变得无利可获，而且与此同时，会导致大量的不幸。因此，民粹派赞同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抵制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这种行为的，而且看到了民粹派的分析的缺陷。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即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列宁，在19世纪90年代写了一系列的小册子和书籍，驳斥民粹派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批评。其中第一本出版的著作叫作《评经济浪漫主义》。民粹派是经济上的浪漫主义。他们的领袖丹尼尔逊，试图使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扩大再生产的模型来证明他的论点。但是在一篇长文，即《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列宁表明是丹尼尔逊错读了马克思。马克思实际上是要表明，为什么不存在国内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对于资本主义的限制。在这篇文章中，列宁通过追溯自然经济存在的情形而扩充了马克思的模型———非市场的生活资料生产，有剩余就进行易货贸易，因而他表明，随着这种自然经济被市场交换的引入摧毁，如何形成了一种近似的国内市场。农民变得富裕起来，开始向城市迁移并被工厂所雇用。［在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ArthurLewis）1954年发表了那篇经典文章之后，现在的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刘易斯发展模式。］这样，“农民”已经不再是同质的，而是有差别的。

由于时下许多反对全球化的人们像民粹派一样认为，从生活资料作物（subsistencecrops）转到现金作物（cashcrops）导致第三世界农民的破产，在这里有必要引证列宁的结论。列宁首先引证了丹尼尔逊的观点:“农民因需要钱而过分扩大耕地，于是遭到破产。”然后他给出了答案:

但只有殷实的、有种子的、有足够役畜和农具的农民才能扩大耕地。这种农民（大家知道，他们是少数）的确增加了播种面积，甚至把自己的经济扩大到没有工人帮助就不能应付的程度。多数农民则根本无力用扩大经济的办法来满足对金钱的需要，他们既没有任何储备，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这种农民要弄到钱，就得去找“外水”，就是说，他拿到市场上去的，已不是自己的产品，而是自己的劳动力了。出去找“外水”自然使农业经济更加衰落，这个农民最后的结局就是把自己的份地租给本村社的富户；这个富户扩大自己的经济，当然不是把这种份地出产的产品自己消费掉，而是把它送到市场上去。结果是“人民贫穷化”，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扩大。但不仅如此。这个富裕农民一心经营扩大了的农业经济，已不能像从前那样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了，就拿鞋子来说，买鞋穿对他更合算了。至于变穷了的农民，他也得买鞋穿:他不能自己做鞋子，原因很简单，他已没有自己的经济了。于是产生了对鞋子的需求，产生了粮食的供应，这是善于经营的农夫所生产的余粮。

接着列宁同样地分析了手工艺的衰退和市场的成长。然后说:

结果又是人民的贫穷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场扩大；这又推动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这个运动到何处为止呢•这谁也说不上来，正如谁也说不上来它从什么地方开始一样，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活生生的有机过程，即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增长的过程。农村中的“非农民化”向我们表明这个过程的开端，它的萌芽，它的早期阶段；城市中的大资本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个过程的结尾和它的趋向。若想把这两个现象分割开来，若想把它们看作孤立的互不依赖的东西，那你就不能使自己的论断前后一致，就不能说明人民的贫穷化和资本主义的增长这两个现象。

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成长，并不存在有效需求方面的限制。稍后，无产阶级可能会随着资本主义一道大规模发展，并且为资本主义挖掘墓穴。但是，对于列宁来说，在19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的选择，尽管他完全意识到它具有导致穷困化的后果。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看法也是很有意思的。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列宁引证了马克思1848年1月在布鲁塞尔所作的关于自由贸易方面的演讲。

全部论证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提高生产力。假如工业在增长，假如财富，生产力，一句话，生产资本，扩大对劳动的需求，那么劳动价格即工资就会增高。资本的增长是对工人最有利的状况。必须同意这一点。假如资本停顿，工业就不是停顿而是下降，这时工人就会成为工业下降的第一个牺牲品。工人会比资本家先灭亡。可是在资本增长的情况下，即在对工人有利的上述情况下，工人的命运会怎样呢•他同样要灭亡。

然而，撇开最后一句话不论，马克思是支持自由贸易的———正如列宁在这个小册子中也赞同自由贸易一样———因为它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因为:

马克思不是把资本主义与某种应该怎样的抽象社会（实质上是空想）加以比较，而是把它与社会经济的以前各阶段相比较，把依次嬗递的资本主义各阶段加以比较，并肯定社会生产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事实。

这就是我所谓的古典马克思主义，一种在19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形成的观点。那时，资本主义正在向新疆域和古老国家扩散，国家从不试图调控经济，资本和劳动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当马克思主义者辩论资本主义的未来时，即使所面对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还在充满活力的扩张，他们并不寻求逆转这种发展趋势，或者甚至寻求使它减缓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希望，是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之尽快地走到它的尽头。因此，不管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是在50年后列宁关于“废弃的村庄”的著述中，并不存在浪漫主义:手工艺被抛弃，农民迁移变成工厂工人。历史在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与它一起在发展。

然而，突然之间，理性的狡计———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又一次光临。正如它在欧洲的黑暗时代所表现的那样，历史决定不再前进。第一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爆发，而历史车轮令人感到出乎意料。在其后的75年（1914—1989年），在短暂的20世纪，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同一的。

第12章 社会主义能运行吗•

奥地利，相对于它的领土面积，对20世纪的精神生活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普斯堡帝国被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嘲笑为他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中的橄榄色的鹦鹉。但是，如果有人把奥匈帝国看作衰败者，另一些人则会在那里看到了艺术和哲学活动的繁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 law Malinowski）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现时代都留下了他们的烙印。因为这些思想的存在，维也纳成为继续塑造我们生活的动力之源。

因此，毫不奇怪，关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最重要和最广泛的争论会发生在奥地利。这应该归因于维也纳生机勃勃的精神生活，同样也应该归因于那里的现实生活事件———物质环境，人们可能会这样说。在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许多欧洲革命中，奥地利是唯一一个发生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姊妹党，但是它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远远没有自己的德国伙伴那样教条。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时常在尤金•冯•柏姆巴维克主持的官气十足的研讨会上发表他的看法，巴维克则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教鞭”。就是在这样一个研讨会上，卡尔•门格尔的边际主义理论得到了讨论和发展。在不同的时候，罗莎•卢森堡和尼古拉•布哈林都参加过这样的研讨会。

边际主义理论是从三个中心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威廉•史坦利•杰文斯在英国，利昂•瓦尔拉斯在法国，卡尔•门格尔在奥地利———他们在1870年左右，先后提出了与古典劳动价值理论相提并论的替代性学说。大约10年之前，就已经有过几位这方面探索的先驱，瓦尔拉斯是其中的开创者之一。但是，边际主义革命使经济理论变得更加具有分析性，并且更加坚实地建立在个人行为的基础之上。它的主要观点就是，交换价值可由使用价值来说明，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加以说明。个体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是如此地支配他们的资源，以至于他们会用自己愿意支付的价格（交换价值）来平衡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是指从所消费商品的额外单位中派生的效用（使用价值）。拥有的某种商品越多，来自所消费额外单位的效用就越低。因此，每个消费者———假定价格是既定的———只有在边际效用与价格相平衡的时候才愿意去消费。当然，不同的消费者往往消费不同的数量，因为他们的偏好是不同的，他们的收入也不相同。

在生产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生产者通过使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边际收入是指出售一个以上单位所获得的额外收入，边际成本则是指生产该单位的额外成本。对于每个消费者和每个生产者来说，产品的价格是既定的，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尽管这些价格是作为他们各种不同的购买与出售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被决定。更有甚者，瓦尔拉斯表明，所有的市场都可以同时获利。这里存在着一般均衡。

1914年之前的半个世纪，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与边际主义（后来被英国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称为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战场。然而，它们对自我组织、自我均衡的市场有着共同的看法。马克思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他预言，这种自我组织可能受到周期和危机的困扰。但是从本质上说，随着资本主义体制再生产出自身，这种分析只是对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的旧话重提。隐藏在我们经济活动下面的结构性的互相依赖，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它依然待在那里，丝毫不减。我们不会有意识地计算边际效用，至多是商业关心边际成本。但是，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却像被我们设计好了一样执行着自己的功能。其结果是，一种自我推进的体制能够在没有———或实际上因为缺少———国家任何干涉的情况下，或者在没有任何对劳动或资本垄断的条件下，生产出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

对于那些试图介入这项工作的人来说，经济学总是令人困惑和阻碍重重的。一方面，经济学家会谈到日常的生活活动———购物、销售、工作和储蓄。然而，他们是在一个否认现实的假设和推论的框架中谈论这些的。没有任何经验的证据可以证明所谓的效用、边际或另外任何一个经济存在。经济学家觉得没有必要去鉴别它、测量它，或者询问心理学家计算人们的行为是否有意义。令他们高兴的是，效用以及对它的数学处理，令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个价格形成的理论。他们的研究方式往往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带有逸闻性而不具有实验性。然而，它对理解经济生活的看似复杂和混乱的本质却是非常有效的。

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面临着同样商品和服务的丰富陈列，决定购买商品或进行工作，决定改变职业———甚至有人会说，决定去诈骗和犯罪。所有这些都可以用一个单一的简单框架加以解释，并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阶级、阶层或者文化如何，他们购买的是什么，出售的又是什么等方面的事情。为了要激怒读者，经济学家使用图表或者使用微积分来完成所有这些。

边际主义的确导致了扩张性的经济学的数学化。经济学家们通过赞美自己的抽象化的个人主义研究方法，击退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然而，他们的精细理论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基础:假定在各种替代方案中有一种选择，有一种可以阻止完全拥有它的资源约束，人们便会节约。人们会敏感而理性地作出选择，以使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实现效益最大化。当价格改变或当他们的偏好改变时，他们会使某种东西去适应和替代另一种东西。如果这样，最好的结果将会出现———对个体与对社会都是如此。

这种经济学推理的先验的结构，不但省略了任何历史的、社会学的或政治上的细节，而且也保持着意识形态上的相对中立性。它的先驱者之一瓦尔拉斯，是一个终身都对合作社感兴趣的社会主义者。英国方面的分支———正如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阿瑟•塞西尔•庇古的剑桥学派之下所发展的———是赞同在有选择的条件下进行温和的干预。这是卡尔•门格尔的奥地利学派的翻版，它以最大的热情支持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数学练习，对于维也纳经济学派来说，它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哲学。

这种哲学的信念是，资本主义如果不受垄断和企业联合的阻碍，不受工会和爱管闲事的官僚的干预，并且由那种能够维持低税率和预算平衡、遵守金本位制的健全政治家来管理，那么对所有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来说，都是和平与福利的最好保障。任何一种试图比市场做得更好的尝试———减轻贫困，增加就业，通过课税提供社会保障，或者以任何方式抑制私人财产权———不仅会失败，而且会产生与其意图相反的效果。穷人会依旧贫穷，甚至更穷，就业机会将会收缩而不是扩展，社会保障的提供会使人们变得软弱无力，不能照料他们自己。让善行由市场来做吧，市场行善是不存在首要目标的，唯一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

延伸到国际关系方面，这种哲学赞同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秩序。每个人都能够从市场中获利，不论种族、宗教、性别、阶级或社会地位。没有人应该被假定不能行使理性的行为。持续的非理性行为，只能由外部的非经济的约束引起，这种约束主要是政治的主管当局强加的。这是应该得到广泛赞同的普遍主义的信条。

对这套观念的挑战来自奥托•纽兰思。纽兰思在德国历史学派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以对抗门格尔和边际主义者。他研究了古典时代的经济史，研究了古代关于贸易、商业和农业的经济思想。他写了两部专题论文而不是一部———这是他一生的典型特征———在这两部专题论文中，他一边研究经济，一边研究哲学。他既是奥地利革命的一名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一个官僚。他曾编辑过一部德国文学经典，并且亲自为其写了一个长达500页的引言，等等。纽兰思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关键思想是，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按照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的原则来运行。金钱导致了资源分配不当和不平等，因为以金钱表现的价格扭曲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德国所采取的战时计划使他感到震惊（这确实像列宁感到的一样），在直接的、不以价格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实验。战争赋予生产力（使用价值）而不是利润率（交换价值）首要地位。这样，货币交换才可以被易货贸易所取代。

在奥地利革命期间，纽兰思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这场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点燃的革命中是独一无二的，它导致了社会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掌握了政权。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拒绝思索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运行的细节，因为马克思并不鼓励这种乌托邦式的思索。纽兰思是一个并没有听从这种忠告的人。他开始着手设计一种经济计划，它与实现利润最大化无关，而是与实现幸福最大化有关:“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个别企业的目的……幸福最大化，共同体中享受生活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

但是，幸福是难以衡量的，其难度并不亚于效用。因而，纽兰思开创了一种衡量生活水平的方法。他采纳了许多如今已为经济学家们所熟悉的变量，比如营养、健康、生活预期、住房、衣服和犯罪的方式。他也关心以一种唯一的尺度把这些变量聚合在一起。而这一变量的水平和分配，也是社会主义的计划者要关心的。纽兰思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他的计划。在那里必须有一个中央经济管理部，由一个下属的计算中心提供帮助。这个中心将把生活标准作为一种“普通的统计数据”来计算，并模拟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就像用这些统计数据测量他们所生产的总产出一样。［现在我们有国民生产总值（GNP），而且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专门计算这些数据的统计部门。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一种在国际上具有可比性的衡量方法，它把生活预期、教育和收入都组合在一起。纽兰思的工作要领先于他的时代几十年。］

还需要其他机构，可用来使生产合理化，并增加“经济效率、工人的绩效和他们的健康及福利”，也可用来为地区的经济活动提供金融服务和协调管理。一旦货币被废除，银行将成为生产设备的分配中心。生产决策要由工厂会议作出，在会议上，工人像家庭主妇一样就座（像是消费者的代表）。然后是地方的、地区的和联邦的会议，在那里这些决策将得到协调，还需要雇用各个层次的科学专家———营养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

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在于它的非货币性质。正像纽兰思在1923年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一个经理或生产者———社会———它在经济计划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并形成一定的生活标准，不需要计算损失或利润，也不需要以货币流通作为基础，如果它不采用铸币或劳动的形式。”这样，那里就没有市场，没有购买和销售，只存在按照科学计算的感性需求对所有产品进行的直接分配。生产决策服从于民主控制，货币或利润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起任何作用。在巴伐利亚革命和接下来的奥地利革命的短暂生命中，纽兰思迫切希望实现他的某些理想，但是，它们最终仍然是一个纯粹的蓝图。

尽管它们没有落实，但是纽兰思的理想还是受到了他同时代的反社会主义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维也纳经济学家的认真对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1923年出版了《社会主义:一种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一书，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专门论述到纽兰思。米塞斯提出了“自然核算”的问题———以直接配置为基础的非货币交换。他认为，这种非货币交换将导致无效率和不合理。他说，这可以借助已经发展的经济学加以证明:“只有通过以货币使用为基础的经济核算所固有的合理化，人类精神才能理解和跟踪行动的规律。”

米塞斯的攻击是非常彻底的。他的论点的本质是，直接计算使用价值既不可能也不合理。交换价值，正如在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所决定的货币价格中所反映的，是能够存在的衡量使用价值的最好尺度。消费者的偏好，工人的技能，各种各样的不同投入，都存在着无穷的变化，而要获得所有适当的易货贸易的价格，已经超出了人们的能力。为了最终消费，即使你可以对消费产品进行易货贸易的计算，要是没有市场的存在，你还是不能对资本产品进行易货贸易的计算:“在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财产权的分配以某种方式影响着精神方面的劳动分工，否则，不论是经济还是系统的生产，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当在两种不同的生产过程之间进行选择时———例如，大型主机电脑被个人电脑所取代———不可能进行自然的易货贸易方面的计算，以确定它们被交换的比率。社会主义经济可能坚持旧的方法，而不愿尝试新的方法，因为不允许有任何冒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因为在新的生产过程中有企业家风险资本存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可以破产。一个人可以想象一种不变的稳定的经济，在这个经济中，所有易货贸易的比率最终都是可以实现的，但这只是一种虚构而已。没有任何真正的经济能够对变化拥有免疫功能。

与其认为米塞斯解决了在两次战争期间一直持续的争论，不如说他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哈耶克从米塞斯的手中接过了指挥棒，并在1931年到达伦敦经济学院之后，安排要把米塞斯的书译成英文。他也编辑和撰写了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文集，即《集体经济计划》（Collective Economic Planning），副标题是“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之批判性研究”。论文集中共四篇文章，一篇是荷兰人皮尔逊（Pierson）的，一篇是德国人哈尔姆（Halm）的，一篇是奥地利人米塞斯的，再一篇是意大利人巴伦的，哈耶克把这四位经济学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并写了序言和结论。这是一个激烈辩论可供选择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时期，这时资本主义已经明显地失败了，因为世界仍然遭受着1931年大萧条的后续影响。布尔什维克的计划实验正在苏联进行，显然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国家社会主义者自身已经效忠于控制市场体制以创造就业。罗斯福已经开始着手新政。政府到处都在放弃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的正统学说。从整个世界看来已经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

奥地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发起的有关社会主义核算问题的辩论，导致了一个与他们的意图有所不同的结果。问题在于，自由主义者所使用的主要武器，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在社会主义的———或者，实际上是任何的———经济中，价格核算的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来展示，这要感谢瓦尔拉斯的工作。恩里科•巴伦的确已经领先于米塞斯（尽管米塞斯并不知道这些），并在1908年他的文章《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门》中展示了这一问题。在这里，社会主义经济被展示为一系列有关消费品、现存资本和新资本的需求和生产的方程式。我们知道（这要感谢瓦尔拉斯），市场能够解决这些方程式。但是，中央计划制定者怎么可能模拟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工人和生产者的独立行为呢•

在提出该问题的这方面，存在着一个巧妙的但却是———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灾难性的重心转移，从而离开了米塞斯对财产权和在动态经济中冒险的关注。这一问题变成不是推动实际的经济运作，而是解决计算机问题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种讽刺———跨越了米塞斯。所有瓦尔拉斯的需求与供给方程都是从货币中抽象出来的。事实上，货币在瓦尔拉斯的方程系统中所起的唯一作用，只是一个计算单位———就是说，表示10双鞋等于1台冰箱的交换价值，你可以说1双鞋子值30美元，1台冰箱值300美元。但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实际模拟的，是关于易货贸易的巨额计算———非货币的交换。所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历史的特征，都被排除在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数学计算的过程之外。

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计划部门真的能够像市场事实上所做的那样，可以解决数以万计的方程式吗•瓦尔拉斯的经济学已经消除了人的行动，因为消费者可以用他们的方程来代表，生产者也同样如此。这些方程所模拟的经济，无论如何是一种稳态的经济，因为在一般均衡理论的这一阶段还没有引入动力学。这些方程意味着用来反映每天，甚或每小时，要对被市场这只隐藏的手操纵的价格进行计算。自由、财产权、风险承受能力和企业家精神这些更大的问题，已经被作为对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必要的———如果说不是不相关的思考而被搁置一旁。

对于社会主义核算问题的回答来自美国。一个著名的资源经济学家———F.M.泰勒，他绝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在美国经济学联合会长致辞中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他的方法是以经济学家作为科学家的身份进行“价值中立”（value free）的探讨。在一个优雅的数学上的致命一击中———这是由波兰出生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完成的———泰勒的主张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兰格泰勒（Lange Taylor）对于社会主义核算问题的解决，变成了对于自由主义进攻的答复。在他1929年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生产指导》中，泰勒提出了我在上面的段落中已经谈到的观察情况。如果你能记录一个方程系统中的所有信息———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代表计划者应承关于消费者偏好、技术投入/产出的组合、自然资源的供给等方面的所有知识———那么计划者的任务就是解方程。总结所有的争论，哈耶克评论道:

现在必须承认，在某种意义上，逻辑上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以这种程序来决定价格，在逻辑上是可以想象的，但无论如何会使认为它是不可能解决的这一论点归于无效，它只是证明，问题的实质并没有被感知。唯一需要的，就是要尝试想象这个方法的应用所暗示的东西，以便把它作为人类不能实施和不可能的东西排除在外……实际上，这里有关的东西不是这个系统的正式结构，而是所需要的有关信息的具体性质和数量，如果一定要尝试数字的解决方案以及在任何现代社区中必须涉及这种数字的解决方案面临任务的范围的话。

这种对无数的数字计算的不现实性的强调，证明是哈耶克的一个战术上的错误。虽然他谈到了其他几个令人信服的事情，但可计算性问题成了一个主要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奥斯卡•兰格是最好的经济理论家之一，而且多少有点像瓦尔拉斯在一般均衡方面那样具有某种权威性。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回到波兰，在各种不同的波兰政府高级职位上任职）。兰格用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设计，打破了实用性的僵局。

关于社会主义核算的所有辩论，已经假定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会演变成社会主义经济。这将涉及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但是不包括消费者选择以及职业选择的实质自由。这样，一个人可以完好无损地离开劳动市场和消费品市场———资本商品的市场却被排除了。因此，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在苏联面临的———在一个落后经济中进行发展和原始积聚的问题。它也不同于纽兰思提出的问题，因为一些价格可以被允许存在。这不是战时社会主义，这是市场社会主义。

兰格是通过这样的提议解决这一计算问题的，他认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可以采用现存的价格开始进行计算。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明显是均衡价格。所有的计划者必须从那时起，随着新的信息变得可以利用而开始调高或调低价格。因此，并不需要聚集所有的信息，因为现存的价格已经对它做了概述。这是瓦尔拉斯理论的一个毫不含糊的原则，而且保留了有效市场理论的一项核心假定。所以，市场均衡理论适用于推翻或战胜资本主义的秩序!

兰格进一步指出，中央计划者也不需要作出所有的生产决策。最需要做的一点，就是命令每个生产单位的经理去模拟利润最大化的准则———让既定的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利润会走向社会，但是生产应该具有市场意义上的效率。社会主义不仅不是非理性的或不现实的，而且它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逻辑是完全兼容的。实际上，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认为，由于收入分配会更加平等，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的一些缺点，将会被社会主义所排除。你需要社会主义，以观察瓦尔拉斯实际上是如何工作的。这样，从奥托•纽兰思完全拒绝市场价格出发，社会主义者已经如此成功地转移了辩论，以至于市场价格变成了社会主义的优点，而不是需要避免的东西。市场核算在计划经济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喜欢市场社会主义，但是，兰格泰勒解答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把某种谬论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中排除出去。它并不是通过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日常运作设计一个真实的管理蓝图来做到这点，就像纽兰思已经试着去做的那样；这个解答也不从根本上对货币、价格或市场的角色提出挑战。由于瓦尔拉斯和他的信徒已经把有着无数问题的现实经济简化为一组方程，并假定所有的困难都不存在，因此，现实主义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需要斗争的基础。1940年，在兰格泰勒的著作［包括英国经济学家H.D.迪金森（H.D.Dickinson）的一本书］出版时，哈耶克试图耐心地指出，这个“解答”没有解决任何现实生活中的难题。举例来说，商品按预期生产并被送到销售架上，就可以被认为具有供给与需求曲线。但是大的、体积庞大的产品———轮船、大型机器———是按预定生产的，并没有需求或供给曲线。而且，他还指出，那种认为工厂经理应该把价格视为“既定”的说法，并没有澄清，他们会保持多长时间的“既定”。因而，瓦尔拉斯系统并没有深入研究这种涉及事实真相的本质问题。正是数量经济学中现实主义的缺乏，曾被作为边际主义学派成就的顶峰欢呼过，这反倒证明了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是无效的。

问题是瓦尔拉斯模型与任何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任何关系，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变化和不确定是常有的，始终存在着冒险者和破产，始终存在着新产品和新程序的试验。瓦尔拉斯并没有对这个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进行理论概括，奥地利学派也没有提供一个替代方案。门格尔与瓦尔拉斯存在着真正的哲学分歧，但是在庆祝新理论击败劳动价值论时，这些分歧被放到了一边。当马克思采纳李嘉图的竞争性均衡（competitive equilibrium）理论时（用不同的术语进行装扮），他落入了一个相似的圈套。因此，他对非均衡的动态性洞察，就这样闲散地停留在价格和价值的均衡微积分（equilibrium calculus）附近。观念，尤其是不切实际的观念，在经济学的世界能够具有强大的真实后果。

很难夸大兰格的解答对于社会主义核算争论所造成的冲击。他的文章出现在193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该书也再版了泰勒的评论文章。这一问题很快被认为得到了解决。在这之前，凯恩斯的《通论》已经出版，使哈耶克和许多其他自由秩序的拥护者处于守势。世界正在走向另一场战争。按照那时的理论，有关社会主义核算问题的辩论，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赢得了胜利。1945年之后，当社会主义再次成为可能性的时候，有关社会主义核算的非实践性或不合理性就不能作为一种反对意义被提出了。对于所有拥护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的那些人来说，兰格泰勒的市场社会主义就是答案。对于英国工党的新鲜血液———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埃文•德宾（Evan Durbin）、道格拉斯•杰伊（Douglas Jay）和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来说，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他们理想的解决方法，如果他们能够推行它的话。人们可以在整个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中收集到同样的信息。

这场辩论以某种痛苦的方式证明，人类行为的这种无意识的结果是一所自由主义哲学家偏好的济贫院。但是，如果以60年代的后见之明以及站在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崩溃（见本书第17、18章）的另一面来看问题，浏览一下这场争论还是很值得的，它有助于我们发现社会主义的无效率到底是在哪里。哈耶克甚至在兰格的回应出版之前，就立刻看到了，社会主义计划者的经济问题提错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提错了。然而，在另一个50年中，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洞识也被忽略了。

 

　　哈耶克1936年11月在伦敦经济协会的讲演，于1937年2月以“经济学家与知识”（Economists and Knowledge）为题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刊物《经济》上发表。毫不夸张地说，这是20世纪写出的最具创新性的经济学文章之一。的确，它是如此具有创新性，以至于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受到欣赏。即使在今天，它的洞识还没有完全被经济学家所领悟。哈耶克强调，当经济学家们理解劳动分工的重要性的时候———这从亚当•斯密时代以来就已经开始，他们没有意识到，知识的分化对于经济生活更是至关重要。瓦尔拉斯的理论通常假定，消费者拥有他们能够从中选择的所有商品价格的完备知识。生产者在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也知道全套的可替代的技术以及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对聚集这些知识的成本没有给予说明；实际上，市场的全部要点是，它在这些信息中实现了节约。

有关技术、偏好和技能的知识被分散给个人。每个个人都知道，而且的确需要知道他自己的环境和当地的“近邻”。没有人能够知道一切。信息在持续地变化着，而且这些变化在当地的水平上可以被个人所感知。在这些分散的知识丛之间存在着非常微弱的联系———在知识的当地的“近邻”中，存在着某些轻微的重叠。

　　人们并不需要知道太多别的信息，因为所有这类信息都是以价格来标明的。人们以一种彼此并不协调的方式分别行动或者单个行动。相互协调的工作由市场来执行，价格具有远程传递的特性。人们可以在自己具有的当前知识的“近邻”范围之内，寻找更好的价位，人们可以从浏览价格中获得信息并作出调整。在最合适的交易达成之前，人们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从事大量的摸索。但是接着新的信息会又一次进来。这里不存在平衡———没有休息的地方，就像在稳态的经济模型中那样。这种由更多消费者永远不停地寻找更好价格或更好产品的图景，同瓦尔拉斯经济学中建立完全市场模型的方式恰好形成对比。哈耶克谈道:

在一个完全的市场中，每一个事件很快被所有的成员所知道。这里必须记住，完全市场是满足均衡分析的假设所必需的，它必须不能被限制在一个独特的由所有个别商品组成的市场中；整个经济的系统必须被假定为一个完全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每个人知道任何事情。因而，完全市场的假定至少意味着，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即使他们不被假定为无所不知，至少也会被假定自动知道所有一切与他们的决策有关的信息。这看来好像是，这个放在我们食橱中的骨架，这个“经济人”，被我们通过祈祷和禁食（用来驱邪），已经以半无所不知的个人的形式通过后门回来了。

因此，许多关于均衡的理论模型都是一种同义反复，它们不仅提出了知识的实用性的过分要求，而且认为获得知识是件容易的事情。所有的理论模型都作出了否定现实的假定，而且这些假定即使在哈耶克的范畴体系看起来也是偏激的。一个较为似是而非的说法是，个人能够利用他所拥有的相关知识，作出最好的选择（也就是最优化）。随着他们从经验得知———从自己的偏好或其他的有关事件中得知———他们所知道的与客观事实并不符合，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对于与知识相关的均衡，每个位置都是一把小小的利刃。然而，变化继续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从来不曾处于均衡状态之中，因为它从来没有平息过。

对于非经济学家来说，这看起来好像是常识。毕竟，当你去购物的时候，你有一个购物单，列出你想要买的东西；你走到一家超市自选市场，并一次性把东西买齐全。你并不清楚这样将会节省你的时间。你可能从来不在意，如果你走遍所有的商店，你就会发现，一些商店的某些商品的价格比其他商店的更低。你购买的是你想要的，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对于比较昂贵的买得少的项目———比如说房子——你将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搜寻，但是你并不操心所有地段的所有房子的价格，不仅不用操心今天所有地段的所有房子的价格，而且也不用操心将来预期是否划算。

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发现，在尝试了解我们的世界的进程中，抽象的不切实际的思想受到了非常认真的对待。对各种竞争性的抽象思想的冲击，所达到的效果已经超越了任何可能发生的常识。哈耶克破坏了均衡理论模型的全部基础———尽管它仍然在经济学中得到讲授，但是他的思想在那时却被忽视了。整整一代人逐渐相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对称的；市场与计划是同一种东西。这种忽视冒险、财产权利、破产和创新的后果是，苏联模式的经济所取得的成就，被他们的敌人、也被他们的拥护者同等地夸大了。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赛是按物质产出来计算的，而经济学的模型是评估相对成功的最好的向导。有一种观点被忘却了，即经济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在这个自组织的过程中，在代表数百万个人的利益方面，存在着对于改善生活状况的不断探索，所有的行动都建立在当地知识的基础之上———而这是为马克思和哈耶克所共有的观点。关键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计划者不可以计算所有的那些方程，而是即便作出最极端的假定，仍然不可能集聚知识。更何况，这种做法是无效率的———非常无效率。在经历这场有关社会主义核算的辩论之后，半个欧洲在即将来临的后半世纪都接受了这个教训。

第15章 社会主义的正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5年，是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声誉达到顶峰的25年。但是像凯恩斯主义的情形一样，它自我毁灭的种子也在这一期间撒下了，虽然列宁主义体制的最后灭亡是后来的事情，但它的名誉却在这一时期结束之前已经开始不断丧失。在1917年，用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解放欧洲，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期待，尽管俄国以外的革命到处都遭到失败，但信奉这种解放行为的观念还是持续活跃了一阵子。接管东欧政府，废除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强迫接受斯大林主义的政体，是一场悲剧性的玩笑，一场反对自由主义的反革命。这不过是沙皇与哈普斯堡皇室及霍亨索伦王室分享欧洲东部和中部大陆的旧欧洲政治的回声。不过，由于同盟在战后并不想破裂，因此，一个有影响力的苏维埃地域的存在被默许了。

不过，尽管它是反革命的，但共产主义在随后的战后时期享有很高的声誉。它被认为是一种成功，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药方。它的追随者和政治上的同路人增多了，尽管在美国和西欧到处存在着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它在发展中国家享有很高的威望，是由于中国革命，而且———像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由于共产党对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也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因此，冷战一开始，就结成了集团。法国的新闻记者蒂博·门德（Tibor Mende）聪明地给正在去殖民化和依旧被殖民统治的国家贴上了第三世界的标签。这样，西方就成了第一世界。而苏联集团则成了第二世界。如此贴标签尽管有缺陷，但它却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力，甚至变成一种强有力的力量。第三世界就是这样的力量。立即引发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后目的地是否是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拥有帝国的力量，塑造了（一些人可以说是误造了）这些国家反殖民主义精英的意识。在许多国家，也存在着一个主张自由主义和宪政的派别，它们吵闹着要求独立，但是对这些运动的压制，产生了激进的左翼派别，从而影响了走第一世界的道路。这个派别的一部分，是具有第二国际传统的改良主义者，但是西欧的社会党政府的行为把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赶上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向。这样，在第三世界谋求精神和政治霸权方面，就至少存在着相互竞争的三种立场:倡导自由立宪制的前资本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宪政社会主义者；反资本主义者和前共产主义者。

随着一些国家在1945年和1970年间去殖民化，实现权力过渡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种立场会登上顶峰。印度———对第三世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或多或少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过渡，没有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领导下，自由立宪主义者与改良主义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在国大党中实现了结合。正是在印度，许多早期关于经济发展的思考被作为政策得到执行和试验。也正是在印度，那种在两大集团间保持不结盟的观念被首次提出；这增加了第三世界的凝聚力。还正是在印度，一种民主政体与带有计划的混合经济体制，作为一种政策框架受到了最认真的对待。第三世界雄心勃勃地要开创自己的道路———既不是第一世界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也不是第二世界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

但是，第三世界的经济政策更偏向于反资本主义而不是相反。尼赫鲁吸收了英国反对贸易和货币的绅士气派。印度的政策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开始正式与进口替代政策联姻。新兴工业部门的公共所有制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在工业化中充当领导的角色，而计划就是它的工具。印度并不是没有自己本土的资本主义文化。在19世纪50年代，贾瓦蒂•布雷伊姆（Gujarati Brahmin）在阿美达巴德（Ahmedabad）就已经以棉纺织工厂的形式开创了印度的近代工业。经过许多动荡之后，在20世纪早期，印度获得了征收自己关税的权力。在印度于1947年取得独立的时候，它已经拥有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都堪称最大的本土资本家阶级———商人、企业家和金融家。实际上，如果以工业输出量来衡量（不是人均资本），印度在1945年已是世界上的第七大工业国。

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印度已经被英国的统治解除了工业化能力，并变得穷困。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看，比如说200年，印度在1950年比它在1750年更穷，尽管经历了这么漫长的时期，收入的计算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是印度的经济学家，后来的芬斯伯里的自由主义下院议员达达巴海•内奥罗吉（Dadabhai Naoroji），在他的《印度的贫穷与非英国人统治》（poverty and Un British Rulein India）中率先提出了这样的观念:印度的财富不断地通过“排水沟”（drain）进入英国的保险箱，从而使其遭受损失。印度的贸易顺差已经通过“国内费用”（home charges）———白金汉宫所征收的管理帝国的费用被吞没。内奥罗吉的批评得到了罗姆施•钱德拉•达特（Romesh Chandra Dutt）的支持，他是印度政府机关的一名文职人员。他谴责印度的土地占有和使用体制，认为这是导致乡村贫穷的根源。在孟加拉国，那里的地•土地所有制拥有唯一永久的税收征收权，在19世纪已经很繁荣，因为农业生产创造的剩余被留用于土地上。然而在别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所引进的各种土地制度都把增长的剩余作为政府税收来吸纳。

到1950年，乡村的贫穷也吞没了孟加拉国。大萧条的年代，使许多农民陷入破产，负债难以偿还。印度的人口在20世纪前50年上升了60%，而它的农业产出则几乎没有上升。可食用的粮食在20世纪前50年中一直在下降。因此，当城市地区已经享受所有新兴工业和商业的好处时，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却加剧了。印度已经在阿美达巴德和孟买建立了可以进行国际竞争的纺织工业，也建立了初级的钢铁工业，但是缺少机器和耐用消费品。因此，尽管印度决定实行工业化，但并不是建立在它已有的工业基础之上。通过对比较优势———出口农业和轻工业产品（尤其是纺织品）———进行剥削而实现经济增长的道路，也被拒绝了。对贸易条件和在西方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市场采取悲观主义，导致印度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这样，印度就只能扩建自己的机器产业（第一部类），限制“非必需的”产品进口，而且对大的私人公司实行管制，因为它们易于行使垄断性的权力。李嘉图被拒绝了，对他的喜爱程度不再像喜欢马克思和斯大林。

印度在走这条路时并不感到孤独。许多拉丁美洲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和巴西———也采用了这个策略。亚洲和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在取得独立时，也研究了印度的发展政策。实行进口替代，让公共部门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领导角色，这一发展处方成为一个公认的标准。政府不得不在各种环境下为脆弱的资本市场动员储蓄。几乎不存在私人外资流入边缘地区的前景，就像1914年以前的年代所发生的。这就很快需要外国的帮助———政府对政府的资本转移———因为国内的储蓄不能满足野心勃勃的工业化任务的需要。由于冷战，在两个阵营都获得了帮助，每笔货款都是既出于政治目的，也是为了经济援助。

在这样的气候中，市场差不多像私人资本主义一样被拒绝。价格、利率、汇率被管制或固定。世界银行乐意提供这种方式的支持，共产主义的捐赠人也一样。西方大学在帮助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它们的计划模型以及设计它们的货币、财政和贸易政策方面，都扮演了领导角色。西方的增长理论在实现第三世界经济增长的任务中变成一种关键因素。

然而，对于这种混合经济策略，存在着来自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攻击。在他们看来，拒绝或者管制市场还是不够的。如果想要增长，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拒绝资本主义本身。在这期间，出版了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即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巴兰，这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中少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无法动员潜在的剩余，而这些潜在的剩余是以浪费的消费、奢侈的工业、官僚制、资本外逃和税收逃避等形式存在着。这类剩余如果被动员起来，是可以消除储蓄匮乏的。但是，他也指出，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将不会允许发展中国家在自己的范围内发展，它们害怕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廉价的产品的竞争。这是因为，由于国内缺少投资机会，易于出现长期停滞和增长缓慢。这种长期停滞的观点来自阿尔文•哈森（AlvinHansen），一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他曾经是给凯恩斯理论通报信息的使徒。他预见到发达国家中的过度储蓄和不足投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停滞，将使这些国家在贸易方面采取保护政策。因此，贸易导向型的增长道路，或者说私人放任政策的资本主义，并不会对发展中国家开放。为了增长，它们必须完全拒绝资本主义。

巴兰的著作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有着非常的影响力。在他写这本著作之前，也就是在1960年，更多的国家正在获得独立。中国已经显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能出现共产主义革命。它已经实施了激进的土地改革，而且很快通过农业合作化进入人民公社。它在朝鲜战争中，已经受了美国军事力量的考验。毛泽东承诺将很快赶上美国，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如果说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对手———一个是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另一个是共产主义专政———那么它们之间的竞赛就成了冷战的一种外围翻版（尽管印度选择了不结盟）。中国，据说是显示了共产主义在发展方面的功效。

巴兰论点的另一条线索，在拉丁美洲的背景下，被安德烈•古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进一步采纳。古德•弗兰克论点的主旨是，欧洲和美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导致了南美洲的倒退和不发达。西方的资本，由于参与榨取性产业（如智利的铜），并通过隐瞒转移定价来压低原料价格，因而实现了剩余向北方转移。这是对印度“排水沟”理论的一个摘要重述，但是应用于工业资本主义，而不是应用于帝国主义。由此，跨国公司在这些榨取性产业中的利润就变成了纯粹的剩余———不劳而获的租金。

这样，巴兰和弗兰克颠倒了19世纪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即认为，资本主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会最终毁灭———但要到生产力的发展达到所希望的最后阶段。由于赞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们忘记了他与民粹派的争论。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新殖民主义）中，资本主义只是从事破坏，而不进行创造。因而———如果引述古德•弗兰克《序言》前几行的话———“我和保罗•巴兰一样相信，资本主义既是世界性的，也是民族性的，它在过去生产着不发达，而且现在仍然生产着不发达”。

在全球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无论在什么地方运行，资本主义的积累帮助的是北方，损害的是南方，南方成了这一过程的牺牲品。这条有关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原理对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以及跨国资本都怀有深深的疑虑。

这里存在几个悖论。在19世纪击败了伊比利亚的帝国主义之后，拉丁美洲在整个20世纪在政治上是独立的。相对于亚洲（除日本之外）和非洲，它是繁荣的———是一个中等收入而不是一个低等收入的地区。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在他1940年出版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经济进步的条件》中，把阿根廷列为五个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当然，在南美洲存在着许多土地分配方面的巨大不平等———除墨西哥之外。墨西哥在20世纪早期就进行过自己的农民革命。拉丁美洲已经在两次大战期间享受到工业化的涌流，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之前，它可以算得上具有适度的繁荣。

如果从国内的和结构的问题———土地分配、地区性的不平衡的工业化、不民主的政府以及操西班牙（葡萄牙）语的统治阶层对土著团体的种族歧视等问题出发，是不可能分析拉丁美洲的落后的。但是避开所有这些，就会把罪孽固定在外部代理人身上:世界资本主义。这是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甚至精英也会同意，拉丁美洲的大学正在向人们推销巴兰—弗兰克的论点。

古巴革命强化了这种情绪。现在美洲有了它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古巴是那样的小，又靠近美国，并且很久以来一直是美国的运动场［回想一下《红男绿女》（Guys and Dolls）］。现在它拥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而且坚决地采取了一条反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事件引起了惊慌，美国的不正当行动证实了巴兰弗兰克的论点:拉丁美洲受到美国佬的非正式统治。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如今已经持续40年。美国人对美洲共产主义叛乱的警告，导致它对危地马拉、智利、巴拿马、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许多其他国家事务的大量干涉。但是，美国不仅仅挑选上拉丁美洲，它也轰炸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

到1945年，美国从自己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传统变成帝国主义的圣像，这对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整整一代的青年男女来说，是美国管理当局连续遵循灾难性政策的一个后果。是美国的国务院、五角大楼和白宫“最优秀和最光明的人”［用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所写的关于美国在越南政策方面的著作的标题来说］，制定了这些欺骗性的政策。在构造一种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时，美国把自己的历史忘记得差不多了。在这一事业方面，大学被军事—工业复合体所诱使，要它们的研究服从于政府目标。它们公开或私下接受委托，操纵自己的研究议程———更可悲的是，一些学生也参与其中的研究———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当加尔布雷思在《丰裕社会》中叹惜公共资金为数太少时，中央情报局成了科学艺术院的强大而秘密的赞助者。它赞助《撞击》（Encounter），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期刊，它可以支付反共产主义的作者巨额数目的费用，以使他们加入这一事业。它还支持抽象的绘画和歌剧，甚至投资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中心，一些非常优秀的关于印度经济计划的研究就是在这里完成的。美国的公司资本主义和国家安全机器盗用了美国文化的最优秀方面。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生发动反叛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设法在不增加一英寸版图的情况下赢得帝国权力的名声，为做到这点，与其说它靠从其他国家榨取任何剩余，毋宁说是靠花费美国纳税人的大宗钱财。在最长的繁荣期间的中间阶段，撇开在战争期间把钱花在贫穷方面不论，美国激进的经济学家都能够对自己社会的结构问题发起攻击。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这两位资深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中就提出过一种领先观点。在他们看来，美国社会所拥有的剩余足以解决贫穷问题和向种族主义开战，但是，是“社会积累的结构”———如一本稍迟出现的书给它贴的标签那样———注定了美国要受这些问题困扰，尽管它很富有。美国人的批评针对的是国内问题；至少对于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没有外国力量应当为其疾病受到责备。

美国新一代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从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对苏联既没有肯定的也没有敌对的情绪上的依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来自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来自同时代人对于自己社会的批评。他们也很关心（政治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和影响力的连锁网络。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正在回到美国激进主义的反垄断主义和反同业联盟的传统:他们的路易斯•布兰德斯（Louis Brandeis）传统。他们把美国资本主义寡头垄断的性质，视为安逸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根源，这种军事—工业复合体转而把税收制度扭曲为从穷人那里获利，并把它付给大公司。

对苏联的漠不关心，有助于美国激进分子避开了他们的西欧同行所遭受的外伤。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在国外显示了它的威权主义本性。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被残忍地镇压了，但是英国和法国在苏伊士的冒险也发生在同一周内的事实，遮掩了苏联暴行的影响。举例来说，在联合国的辩论中，印度更倾向于赞成苏联做法，而不是谴责它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一些著名电影导演就来自东欧———例如，安德烈齐•瓦吉达（Andrezj Wajda）和米洛斯•福尔曼（Milos Forman），他们的电影传达了苏联长靴之下生活的痛苦。］到1968年春天对布拉格的镇压发生的时候，苏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中已丧失许多名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奇怪的温室植物。它是批评性的———这样是正确的———批评它自己的社会。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很困难地移植到美国，但是现在却领导着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评。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保持批评的传统方面可谓是乔治•卢卡奇的杰出继承人，但是他们避开了经济学。而且，他们并不赞同苏联或中国（或任何的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他们也不喜欢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并不存在一个指向理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例。但与此同时，西方的“压抑性容忍”（用马尔库塞的话说）受到痛苦欢迎。因此，像法国所处的情形那样，英国和意大利的新左翼作家融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广阔教堂。很多研究马克思手稿的学术著作，变得有利用价值。自1924年列宁去世以来，马克思与列宁得到了不曾有过的研究。然而，仍然有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主义保持着忠诚，像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托洛茨基分子）所明确阐明的那样。信仰主义者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战后不久，统一的共产主义集团就出现了一次分裂。南斯拉夫在洛斯普•布罗兹•铁托的领导下，是第一个分离出去的。但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与苏联发生了争吵。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斯大林的做法十分恼火。对中国人来说，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者。毛泽东变成了共产主义教堂中的一个新圣像，他被抬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中国比苏联更不妥协、更革命。这种分裂对粉碎苏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垄断产生了健康的影响。更多旧的马克思手稿被陆续出版。毛主义是反官僚政治的，比它的苏联替代方案更具有平等主义，更与土地有关。中国对越南的支持，也在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提升了它的威望。毛泽东关于农民的著作，在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与列宁的分析相匹敌。在印度，一场革命的毛主义运动———纳萨尔派分子（Naxalites）———引发了一场尝试武装攻击印度政府的战斗。它很快失败了，但是它的回声仍然在比哈尔（Bihar）省和安德拉•普雷德施（Andhra Pradesh）省的部落腹地中回响。

毛泽东使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这是一起散乱的、充满暴力的、令人心烦意乱的事件。它的起源在于毛泽东想要批评苏联遭受的官僚主义折磨。他想要彻底检查中国的领导人（当然，除了他自己之外），而且从年轻学生中寻求支持。大约8年（1965—1973年）之后，中国有了一种持续的革命骚动要处理。党、政府和工人必须进行协商，无论是在每个企业、每个公社，还是在每所学校和学院。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编年表中，分散治理的问题由此第一次提出来了。毛泽东关于苏联官僚体制硬化症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解决办法仍然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式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一个民主的解决办法。

但是，正是1965年到1975年的越南战争，构成了全世界的青年从事革命斗争的中心。越南农民反对美国的军事崇拜在我们这代人中构成了中心，正如在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在较早的一代人中构成中心一样。马克思主义赢得声誉的，不是知识上的而是情感上的政治斗争，因为胡志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同美国的反共产主义力量进行战斗。当1975年美国人失败并离开越南的时候，在许多人看来，至少在亚洲，共产主义总有一天要获胜。

越南像中国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而且事实上还包括非洲———是一个农民社会。有关土地改革、土地关系和农业生产力的问题，在这里是第一位的。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扎根于村庄中。马克思很少提到农民，只是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在他的尚未出版的笔记中谈到农民问题，这些笔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才出版。列宁和毛泽东成了阶级分析的基本来源。问题是，如何动员小农和中等农民反对大地主。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小，被公开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印度从来不会有这个问题）。因此，反资本主义在亚洲的共产主义方面是根深蒂固的，但是由于与土地有关，它对市场有一个常识性的认识，这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缺乏的。只是在柬埔寨，红色高棉（Khmer Rouge）领导的亚洲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具有屠杀性质的暴力革命。他们的观念———像他们的一个领导，索邦神学院（Sorbonne）的博士所明确表达的———就是，为了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必须从肉体上消灭除农民以外的一切阶级。这样，波尔布特（PolPot）和他的朋友杀害了柬埔寨1/7的人口。除了它是在同一个国家里进行的以外，它几乎是一种种族屠杀。由于比斯大林更坏，红色高棉大大陷入了反人道主义的深渊。当然，他们得到了西方的支援，因为用冷战术语来说，他们是敌人的敌人。而在那个时候，这个敌人就是越南。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东亚被限制在这场或那场战争之中时，在其他地方，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着社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在南亚和东南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令人惊异的5%，甚至更高的程度。人均资本的收益提高了。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工业化政策的第一个结果一点也不坏。发展中国家———现在在联合国大会里面是多数———要求有自己的反自由贸易的联合国代理机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UNCTAD）。还有一个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UNIDO），其目标是要提高第三世界在世界工业产出中的份额。一个由进口替代驱动的、由政府引导的工业化策略，在所有的第三世界受到了推崇。

后来的事实证明，许多此类计划的唯一致命弱点，不在工业而在农业。说轻一点，工业化———尽管这并不是必需的———被认为意味着对农业的忽视，说重一点，是无情剥削农业剩余。农民被证明是很难管理的，而东欧的大多数共产主义政权并不敢强制推行集体化。中国人的公社体制看起来在中国运行得很好，但世界并不知道中国1962年的饥荒，当时有3000万人饿死，人们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一真相。在印度，尼赫鲁的土地联营与合作耕作政•于1959年在国大党会议上受挫。后来做过短期总理的查兰•辛格（CharanSingh），是北印度的农民领袖，他有效地保护了私人所有权，在乡村送走了社会主义。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印度依然面临着粮食短缺的危机。这是一个神奇的（非计划性的）组合，由洛克菲勒基金引进高产种子，通过保证产出价格和补贴投入价格进行慷慨的激励，再加上数以百万计的印度农民的事业心，他们突破了粮食瓶颈。绿色革命受到都市左翼知识分子和他们在西方社会的科学家朋友的公开指责。绿色革命存在的可能性、功效以及适用的范围都受到了怀疑。一些人甚至预言（或渴望如此）绿色革命会变成红色。唉，他们要失望了。

至少花了100年，如果不是更长的时间，印度的农业第一次变得可以盈利。资本主义进入了印度的乡村。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印度曾遭到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羞辱，他利用美国公法第480条款中的食品援助武器处罚印度，因为它在越南方面的立场与美国希望的背道而驰。但在几年之后，印度不再需要依赖食品援助。工业政策在印度长期以来都是中央集权制的，但是至少在农业方面，它给人一种成功的感觉。

印度的这种经验在非洲并没有引起反响。因为新获得独立而倍感自豪的非洲政府继续追求工业化。非洲西部的国家拥有悠久的农业出口史———可可粉，咖啡，棕榈———它们居然不惜破坏自己的农业以追求工业的增长。农业和出口销售在西非是妇女的工作；都市的男人不得不摆弄他们的新玩具。但是，忽视农业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并没有被感觉到———只是在后来，这项政策造成扭曲的程度才被人们感受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的知识分子也都赞成这一种观念:资本主义使非洲变得不发达。市场不得不被拒绝了。那里甚至曾一度出现了被称为非洲社会主义的事物。而且为什么不呢•每个国家的精英应该有它自己的社会主义，正如它享有定期航空服务一样。这是一个“必须拥有”的中产阶级的奢侈品。

但是，对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而言，领导性的国家是苏联。它的增长绩效如同它从战争的蹂躏中恢复一样，是令人震惊的。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市民的生活开始好转。国家有了一种春来雪融的气氛，生活消费品也不像先前那样紧张。非斯大林化运动被赫鲁晓夫和他在政府中的同伴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继续推进。由于他们追求国际关系的缓和，他们走访了整个世界，展示了这个威权主义国家古老神话的和蔼可亲的一面。赫鲁晓夫认识到，农业构成了对苏联绩效的真正限制，他试着去增加更多的耕地。空间科学的胜利给苏联的声望贴上了封签，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受到的粗暴对待，也无损于苏联的威信。全世界的人们，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们，把苏联视为给它的国民带来自豪也带来了适量繁荣的国家。教育、公共运输和保健得到了很好的组织。美国在私人富裕之中仅有可怜的公共事业，而苏联在吝啬的私人消费旁却拥有良好的公共供应。

赫鲁晓夫处理农业制约的尝试，并没有很快结出成果。他被另外一班人马所替换。勃利奥尼德•勃列日涅夫成了党的总书记，而阿列克谢•柯西金（Aleksei Kosygin）则当上了总理。这里出现了对苏联经济学说进行重新检查的信号。苏联工业被证明并不是很有效率，尽管仍然有着适当的增长。实现增长是很容易的:较多的投入导致较多的产出。但是效率需要从相同数量的投入中得到较多的产出（最大的产出）。另外一个检查方法，就是计算投入成本与产出收入的相互关系。最小成本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合适目标，但是，只有当投入的价格相对于它们的生产力而言反映出原料稀缺的时候，这一观点才是正确的。苏联的计划是以物质上的投入—产出比率为基础的，忽视了价格或者影子价格。投入系数被冻结在它们的旧价值上，并没有人尝试找出比较廉价的方法。

这里存在着对于市场原则的谨慎搜寻，以便把它附加到中央计划体制中。资本主义体制拥有市场，尽管它们可能不完善，但是为了比较各种相关价值，价格作为准备好的计算表是存在的。如果生产以现有价格赚了利润，这至少是符合生产者利益的。如果价格反映“真实的”稀缺，整个社会就会获利。如此的话，利润是否可以在计划经济中用作一个导向呢•毕竟，不存在垄断者赚取过度利润的危险。但是，这种价格公正吗•什么是公正，评价公正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苏联集团都得到辩论。苏联的E.G.利伯曼（E.G.Liberman）教授在1962年由于提出了应该把利润当作方案选择的一个判定标准而出了名。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苏联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些带有市场异端的实验，尤其是在匈牙利。科斯伊金被看作是进行这个实验的推动者。但是不久便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以及对它的镇压。勃列日涅夫作为唯一的领袖接管了政权，正统在苏联集团中又被恢复了。

但是，南斯拉夫已经有了此类实验。在一个全部计划的体制中，却存在着单个企业的更大的自治。工人拥有了自己的企业。这给他们以努力工作的激励，因为他们的工资中包含了利润的成分。这像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证明对很多西方人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没有被斯大林主义所扭曲，也没有被自给自足的数量计划所阻碍。对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导致了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因为一些工人可能在能够盈利的公司工作，而另外的工人则不能，而且利润可能归因于外在的因素。一件产品可能不再流行，另一件产品可能变得很流行。在资本主义中，这是随时发生的事情。可以期望，工人可以被雇用和解雇，或者可能按他们自己的协定调换工作。但是，工人拥有的公司可能不愿雇用任何外人，以免工人的股份被掺水。对工人的解雇也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在没有股份可以出售和没有股票市场的情况下，工人如何取走他的股票呢•

中国人对于工作和报酬有着不同的态度。农村公社非常之大，有数千户家庭，跨越许多村庄。对各种熟练的和不熟练的劳动类型如何支付工资，在公社中也争论过。一个深思熟虑的政策是，不让家庭之间或村庄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增加。那些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工作的人们，或者，比方说，护理果树的人们，将比在建筑或清洁领域从事劳动的合作工作的人们创造价值更大的生产力。但是总产品是一种社会产品，是所有各种不同劳动的联合成果。因此，有些共享劳动是必须完成的。相同的规则在都市的工业企业中也尝试过。当我在1973年访问中国的时候，那是“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那里好像是存在着一种深思熟虑的尝试，要削弱工资与工人被雇用的企业的生产力之间的联系。那些未被很好安置的工人，可以分享社会津贴（dividend）。在所有这些争议之后潜藏的是古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剩余是从哪里来的，谁挪用了它•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能否以它的生产力标准作为投资和工资政策的基础，而这种生产力标准却被视为有关盈利能力的唯一隐藏的信号•

在任何一个渴望成为社会主义却又很不发达的国家，必定会出现这种困难的问题。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如同我上面所标明的，在这一时期是繁荣的。但是，是创造剩余和积累，还是消除贫穷和追求平等，以及如何对待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如何处理好消费者的选择和未来世代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研究解决。马克思除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此作过评论之外，对这些问题谈得非常少。而且这些评论都是否定性的，因为当资本主义和稀缺仍然存在的时候，应该告诫避免提出此类问题。俄国人在他们革命的最初10年已经辩论过这些问题，然而解决问题却是在一个等级制的、管理的和以生产力为基础的收入—分配体制内。当公共产品———保健、教育和运输———可以被所有人共同享有时，私人收入就仍然在进行着不平等的分配。当然，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不平等的程度远远低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

在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义体制中，似乎存在不断增长的多样性。在欧洲、亚洲和美洲，苏联、南斯拉夫、中国和古巴代表了一定范围内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代表了一定的气候的可能性。既有贫穷的、需要解决土地问题和人口拥挤的中国；又有古巴这样一个热带岛国，依赖于单一农作物；南斯拉夫则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南欧国家；当然，还有疆域辽阔的苏联，它涵盖了欧洲与亚洲的各种生态。从表面上看，好像资本主义是被限制在西欧和北美的一个角落，而社会主义却到处都是。它占领了欧洲的东半部，如果再加上朝鲜、越南和柬埔寨，它还占领了东亚一大块。这是马克思所能预见的吗•他会对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一切拍手称快吗•

当然，到如今，苏联已经很少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有关。但他的名字时常被提起，如同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而且他那长有大胡子的面容在红旗上飘扬，旁边是恩格斯的头像。但是苏联已经放弃了西方革命的任何希望。共产党到处都被1956年的事件弄得不知所措。当苏联与中国的争论突然激化时，一些分裂便开始了，但是只限于选择不同的导师作为意识形态的奴仆所服从的对象。因此，在印度，共产党分成两派，一个是印度共产党（CPI），另一个是印共马克思主义者（CPM）。这种标签是奇怪的，因为两者都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所不同的是，一个继续等候来自莫斯科的指令，而另一个则服从北京。印度共产党为苏联在1968年对布拉格的镇压行为进行辩护，正如印共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在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平息政治风波进行辩护一样。

苏联抛弃了资本主义正处在最终的危机中或者已经成熟到进行革命的程度的教条，承认在两种体制之间存在着和平共存。赫鲁晓夫在1960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预言，苏联将会用一股商品的涌流埋葬美国。它要在25年内生产出比美国更多的钢铁和水泥，以及其他产品。这是马克思或列宁所不曾设想的景象，不论是在1917年以前或以后。这两种体制要在经济规模的基础上进行竞争，这种经济规模可以用国民收入GNP来测量。这不是空洞的吹牛，它受到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认真对待。

中国人当然厌恶这种修正主义。毛泽东想要革命的无产阶级从边缘地区、从东方站起来。“东方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词语，也成为一部北京歌剧的标题。中国人帮助了越南，事实上，他们愿意帮助任何一个共产党，只要它拒绝苏联的不抵抗和消极革命。毛泽东断绝了同自己的长期同志刘少奇的关系，后者是一位具有苏联风格的温和的共产主义者。他转而支持林彪，正是林彪推进了世界革命来自东方和击败资本主义的论题。不过他很快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失去了信任。毛泽东继续推行他的平等主义的“文化大革命”。

在这一时期（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中国的大学让他们所有的学生都阅读《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继续保持着一问一答的形式，像在第三国际下的做法一样。甚至更有趣的是“红宝书”，包含着被描述为“毛主义”的格言。它包含着一个首席执行官（CEO）所具有的平凡的说教，但是它在纽约的激进分子的别致聚会上变得很流行。然而，对国外消费来说，中国确实生产了具有竞争性的和较少删节的马克思著作的版本。一种具有竞争性的正统的出现，大大帮助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现在存在着两种或者三种列宁主义的翻版，如果你再算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话。毛主义中的反对官僚体制的态度，与在西方年轻人当中正在成长的对官僚体制———大学、政府和政党———的不满，简直是不谋而合。当学生在西方起义并遭到了政府的射击的时候，毛泽东却鼓动学生造反。

在1971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从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秘密到中国旅行，要展开与中国的对话。很快乒乓外交发展起来，而尼克松对中国开放的政策开始为世人所知。100年来这是第一次，强大的白种人（华人和许多其他亚洲人是这样看它的）在平等的基础上来看望一位中国领袖。它不仅是对苏联与中国的分裂的认可，也是对美国在越南陷入困境的认可。这次中国已经把美国打得叫停。亚洲时代已经到来。

但是，亚洲还有另一个国家，事实上不仅美国人，而且所有其他人都低估了它的崛起。还在20世纪之初，日本人就已经击败了沙皇俄国，两次世界大战都参与了作战，终于于1945年在一片废墟中以失败而告终。麦克阿瑟将军使它的宪法、工业、外表乃至文化都美国化了。美国人资助了日本人，但没有注意到日本的经济增长。在1971年8月，当美国摆脱标准美元汇兑，拒绝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出售黄金时，它们甚至嫌麻烦而没有事先告知日本政府，如同它们对自己的西方朋友所做的那样。到这天，日本人记住了这次震动。每个人都说，日本人没有原创性。他们擅长复制其他人发明的技术。

日本是20世纪后50年最具奇迹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第一个达到两位数增长率，第一个在一个世纪中两次从贫穷走向富裕。美国人已经决意让日本成为一个农业国家，以作为对它的战时行为的处罚。但是朝鲜战争和冷战很快改变了一切。美国需要日本成为美国军事的东方平台。日本社会抓住了这个机会。政府和工业的精英通力合作建立了拥有令人惊畏发展比例的工业机器。日本进口原料，但却抵制制造品进口。它控制消费的增长，并鼓励储蓄。这种非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得到一种具有攻击性的出口制造品驱动的进一步支持。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日本翻版———经济计划加上企业家的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国家的目标，私人企业愿意接受政府的指导（当然，政府也受到私人企业的渗透和控制）。这里也不存在伸手过长的胡说。利润要赚取，但是它们是一个次级的目标。第一位的目标是要确保日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国联盟中的地位。这是管理的资本主义。这是亚洲的资本主义。

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登台，重新塑造了人们对于成功增长策略的观念。当每个人都在注意苏联或中国，甚至美国时，是日本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适用的实现加速增长的处方。花一代人的时间把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可能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增长率在没有劳改营的条件下也可以达到。未来是资本主义的。

然而就在那时，即1973年，资本主义陷入了另一场危机。

第16章 土崩瓦解

对我来说，1963年的夏天是非常惬意的。我是在费城完成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的。当时我已经写完论文，并且得到了导师的同意，正在等待着论文答辩。这时在附近的斯沃斯莫（Swarthmore）学院有一场辩论，保罗•萨缪尔森和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要辩论“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这的确是巨人的较量———尽管才47岁，萨缪尔森却已是一个无所顾忌之人，是他那一时代顶尖的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在芝加哥任教，资格较深，颇有学者气质，他的睿智广为人知。这是麻省理工学院对芝加哥大学，咸水对甜水，进步派（自由主义者在美语中的称呼）对保守派。我们欣然前往，并非仅仅为了观看漂亮的本科女生。

这场辩论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新发现。萨缪尔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他告诉听众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为了讨好我们，提高我们对他的认可水平，他还提到他与白宫保持着接触。不过他的自我吹捧是如此巧妙，使人觉得并不粗俗，也不觉得是在敲凯恩斯的边鼓。然而，他并没有对眼前的问题发表意见。对他来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辩论的。政府拥有一个积极的角色要扮演，而且正在扮演它。肯尼迪仍然活着，减税法案将要被通过。萨缪尔森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仅仅比加尔布雷思稍右一些。

施蒂格勒非常机智。他提出了透彻的、骇人听闻的问题。经济学家为什么总在讲授市场，如此对市场失灵的论点不加批判地接受•我们可以把邮局或消防服务私有化吗•如果不能，国家提供许多这类服务又有什么经济合理性可言•自然地，他有证据准备用来摧毁我们固有的但是未经过批判的观点。他能够“解构”（deconstruct）（在原初的并非后现代的意义上）市场失灵的论点。购买消防服务如同人们购买保险。他们这样做，的确是因为对火灾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那么为什么不检验一下私人提供消防服务的情况•为什么邮局应该对信和包裹的传递实行垄断•难道那是有效率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垄断是典型的低效率。

当我听到施蒂格勒的演讲时，我意识到，芝加哥大学拥护市场的经济学家并没有被击败，也没有虚度时光。在一场智力战中，他们宁愿认同主流经济学家，并接受那种不充分的智慧。他们不是作为保守派，不是作为现状的拥护者，而是作为激进分子而出现———这正是某种我们左翼中的某些人自以为是自己垄断了的立场。从那之后，施蒂格勒的演讲不停地敲击着我的心灵，就像预示着有什么事情要来临似的。

芝加哥大学变成了阻击中间道路、市场失灵经济学的非官方的新中心。在宏观经济学中，弗里德曼承担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重任。在引领货币数量理论、反对凯恩斯的10年之后，他的付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得到了回报，那时通货膨胀开始成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感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我在前面的第14章中详述过这场早期论战）。但是由于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的赎罪日战争期间，石油输出国把原油的价格提高了四倍，从而使这场论战变得面目全非。除了把通货膨胀归因于较高的工资份额并因此降低了利润之外，我们现在有了更高的能源费用，以支撑整个经济的投入—产出结构。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的日子到来了。凯恩斯主义者处于被攻击的地位。

而且在微观经济学方面，芝加哥学派也取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有关航空公司和公众效用部门的规定受到市场激进分子的质问。一个航空公司的企业联合为什么应该被维持•消费者在控制航班、目的地和航线方面的权益在哪里•受调控的公共效用部门是否造成了资本使用的浪费，因为它限制了它们可以得到的回报率•让它们实现回报率最大化是不是更有效率•1968年，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那时在芝加哥大学，稍后成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篇非常漂亮的分析作品中，展现了市场失败的多种情形，并指出这些失败是由不能确定或明晰财产权利造成的。如果我需要一种安静的邻居关系，并且在购买房子时为这种需求支付了额外的费用，那么我可以控告我的嘈杂的邻居。人们可以按规则提起诉讼，反对在他们的后院增建额外的不动产。只有在权利界定不清楚的时候，这些侵权行为才会增加。科斯因此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论点，以反对经济学家必须说明的关于市场失败的看法。围绕科斯“定理”诞生了一个由法律和经济学等组成的庞大的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

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自由市场的争论卷土重来，这使许多人感到惊讶。他们把它归因于保守的对手，后来甚至归因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华盛顿共识。我在上面叙述这个故事是为了表明，主张自由市场的激进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直在努力地工作，思考的不是“想象不到的”事情，而是“未曾思考的”事情。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正在自以为是地预言周期将是一个废词，而经济的最佳控制手段只是在等候一个更大的计算机时，拥护市场的激进分子正在专注于人类行为的古老问题•在自我批评中他们是无情的，在检查对手的论点方面也是如此。论战在各种学术期刊、会议论文和书籍中都有发生。尽管没有出现流血事件，但在经济学家的思想中，一场最深刻的转变———一场真正的革命———爆发了。

因此，当石油震荡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进一场通货膨胀的危机时，相关的可供选择的政策已经得到阐发———虽然当时它还是不流行的少数人的观点，并且从那以后才逐渐得到推广。在20世纪70年代的10年中，人们发现战争从学术界转移到政治的竞技场。在每个政党中，不仅仅是右翼的政党，都存在如何协调充分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辩论。像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这样的思想战车，一直耐心地发表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激进的、具有市场导向的分析。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导致了凯恩斯共识的崩溃———它本身也是油价上升和跟着发生的通货膨胀的结果———因为那些人认为这些思想战车的观点渗透到了政党和新闻媒体。伦敦《泰晤士报》的编辑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现在是勋爵），变成了货币主义的热情提倡者。彼得•杰伊（PeterJay），那时《泰晤士报》商业版的编辑，确信他的岳父，即当时的首相詹姆•卡拉汉（Jim Callaghan）（现在是勋爵）所认为的，英国的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滞胀———不可能用凯恩斯学派的财政赤字和货币贬值的药物来治疗。这是英国所品尝的一次惨痛的教训，在1976年的夏季，英镑价值在外汇交易市场上出现暴跌，刚刚从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那里接替首相之位的卡拉汉，迎来了及时到达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宣布放弃英国实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原则（这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还是第一次，更不用说是在一个拥有主要货币的国家）。托尼•克罗斯兰曾经说过一句被时常引用的话:“宴会已经结束。”他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英国民主社会主义者。

凯恩斯理论的1/4世纪，的确是一场宴会。每件事情不是维持了较高的规格:就业、工作时间和休闲，就是保持稳定增长:收入和财富。公共部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立企业———已经增长，并且没有引起任何的问题。政府大臣预期公共支出实际能够年复一年地增长。的确，英国财政部在年度预算中安置了大量的胡乱开支，只有当人们一致认为经济已经增长时，才会反过来计算这些开支究竟是多少钱。货币是不成问题的，它们总是充足够用的。

在充分就业和稳定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的时候，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可以在不增加预算赤字的情况下顺利实施。这就是贯穿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情形。然而，一旦通货膨胀侵蚀了盈利能力，失业在私人部门中就会上升。有一种直接在公共部门创造工作岗位的趋向———地方性的主管当局，社会的服务，教师，保健工人。他们的工资从公众的钱包里支付，但是他们的服务的特点在于，它们不在市场上出售。因此，这些赤字纯粹是通过那些工人的消费而对需求方面造成影响的。在供给方面，它们的影响具有双重的否定性。通过保持充分就业，他们维持了高工资，维持了增加工资的需求。但是可以出售的货物和服务的产出根本没有增长。一旦通货膨胀开始，这种具有双重否定性的影响便会引发通货膨胀。否定的效果就支配着积极的效果。借着高工资和上升的价格，费用在私人部门中开始上涨。利润首先受到市场力量的挤压，从而时常被作为反通货膨胀的收入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利润之所以被挤压，还因为税收的上涨。税收的范围和限额在货币方面是固定的，并不会随着通货膨胀而向上调整。当价格上升的时候，货币收入上升，而且利润也会上升。在“真正”意义上，它们并没有上升———就是说，在允许价格上涨之后———其他一切从货币的角度看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先前在税收范围之外的人们必须开始支付所得税。小生意和大生意都被拉进公司的税收网络中。在1975年间，当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冲到25%的时候，出于税收目的而对库存进行评估的这些特殊规则，夸大了许多公司的利润，为此它们不得不支付临近极限的高额税收。

通货膨胀把税收带进公众的意识中，而对于税收的怨恨也随之而来。利润挤压把许多企业赶向破产。如果可以的话，它们到国外重新开始事业。尽管存在着巨大的预算赤字，失业人数仍在继续上升。通货膨胀使工人疏远工资议价，疏远了政府所做的一切，甚至当他们作为政府政策的受益者，享受住房津贴、免费保健（在英国）、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的时候，情况依旧如此。没有选票赞成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他们不得不节俭度日。

在防御方面，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收入政策或者说是在工人、雇主和政府之间订立“社会契约”的形式。在那些建立了国家水平的工资谈判机构的国家———奥地利、瑞典———这类的社会契约能够成功地保持较低的失业水平。在德国，有一种在雇主和工会之间结成社会伙伴关系的民族精神，而且这个合作主义的模型是作为一种社会妥协而运作的。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济中———例如美国和英国———工资谈判是分散的。当有工会存在的时候，雇主很少有强大的组织可以与之进行谈判。收入政策是特设的，依赖于执政的是哪个政党。在工会和政府之间进行着决斗，而雇主们则置身于争吵之外或耍无赖。凯恩斯主义者把通货膨胀归罪于工人，这导致了社会党的危机，他们还指望依靠工会的支持取得政权和维持政权。如果利润被课以税收，这就恶化了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

利润率与就业之间至关重要的关系，在凯恩斯经济学中从来没有得到过明确的说明。凯恩斯只是承认它们之间存在着关系，但并没有放在突出的位置上。米哈尔•卡莱斯基，这位波兰经济学家，已经预见了一些凯恩斯关于宏观经济的洞识，建立了把利润视为来自垄断和求过于供的理论。他含蓄地采纳了马歇尔的观点，认为在竞争存在的地方利润率很低或者为零。但是如果存在着垄断的权力———由于准入障碍和集中化———这时利润就会变高。这种静态模型在凯恩斯主义者中，尤其是在激进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卡莱斯基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和创新的动力学。经济学教科书总是在均衡中处理静态的经济。但资本主义是一种动态的不均衡系统。利润在前一种情况下是邪恶的，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却代表着基本的活力源泉。而利润一旦被看作源自垄断的权力，那么较低的利润就变成一件令人期望的事物。由此，利润挤压就受到左翼凯恩斯主义者的欢迎。他们在滞胀主义的剧本中看到了激进的———毋庸说是革命的———可能性。政府可以对更多的私人企业实行国有化，提供工人们想要的东西，同时通过法令控制价格。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清楚地看到利润挤压与滞胀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早就表明，利润率在下降，而通货膨胀却在上升，马克思或者年轻的列宁所给出的答案是:如果你想有更多的就业，就要提高利润率。但是这种洞察力由于两个主要的混淆而失去了。因为通货膨胀被指责为是由工人工资的上升引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为工人工资的上升进行辩护，以作为自卫和纠正。这就为他们留下了解释通货膨胀原因的难题。20世纪70年代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采纳货币主义的观点，认为是过多的货币供应导致了通货膨胀，这样它就是由政府造成的。这种货币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联合的做法是令人惊讶的，但是它把马克思主义者留在工会的优秀著作中。但是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要发行过度的货币供应？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引发了第二个混淆。

政府开支的升高，是为了给公共部门的就业岗位提供经费。这些就业岗位可以替代那些在私人部门中失去的就业岗位。但是公共部门的工作———不同于私人部门的工作———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和利润。马克思已经把这类工作标明为非生产性（unproductive）的。资本家雇用工人从事生产性的工作，其目的是要赚取利润。非生产性的工人被雇来提供消费服务，而不是用来赚取利润。像生产性工人一样，他们是从总收入中而不是从资本中提取工资。生产性的工人通过为资本家生产利润，增加了积累。非生产性的工人是一笔开支，是储蓄的转移。

区别的关键并不在于最终的产品是货物还是服务。亚当•斯密作过一种类似的区别，非常接近地把产品所具有的物质形态作为一个判断标准。马克思把利润的生产视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许多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一种经济的中心目的被认为是财富的创造———扩充生产力和积累资本，如同马克思所言。而消费者的满意或福利这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中心目标，并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唯一的例外是对那些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才起作用。但是主题———从斯密到马克思和约翰•穆勒———是财富的创造。李嘉图对于收入的分配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把它作为理解积累的源泉辅助物。这样，商人和企业家获得的收入分配越多，地主获得的收入分配越少，对于积累越有利。商人和企业家倾向于投资生产活动，而地主则更愿意用它来雇用仆人或食客。这就是为什么租金对积累是一种负担。

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自从1945年以后，政府活动的增长意味着，雇用工人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服务消费。在英国，教师、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s）、监狱官员、警察和公务员，所有这些人都受雇于国家保健服务体系（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马克思看来，他们都是非生产性的。从人们的福利的角度看，他们并不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他们的工资是从税收中支付的，这就从积累中转移了储蓄。对于凯恩斯主义者来说，这种区别是不相关的，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就业对于保持有效需求的贡献。

    许多新左翼是典型的非生产性工人———大学和中学的老师，各种不同水平的政府雇员，工会官员。因此他们的正常本能是维护政府的角色，而且会鼓动扩张它。他们强烈地相信福利国家的价值以及由政府提供教育、保健和住房。但是，马克思似乎在以他那乖张的方式，为把所有这些都变成私有化的营利手段作辩护。马克思主义作家虽然把自己看作革命的，但他们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吗•或者马克思仍然需要另外一种修正吗•

似乎是一种宿命的巧合，激进的新一代经济学家，他们受过良好的主流经济学训练而且精通数学方法，开始重新检查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与此相适应，对凯恩斯理论基础的重新检查也开始了，尽管在这里对它的攻击来自新一代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他们进攻的一条通常的路线，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复兴。这个理论———首先是在19世纪70年代，而稍后是在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原理》第四版中提出的———已经在大陆流行，而剑桥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培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只不过是一种局部均衡。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英语世界的经济学家开始严肃对待瓦尔拉斯的严格数学论证了。对于这位理论家的挑战，就是要证明所有用于个人商品和服务的不同市场可以同时出清，在没有任何诸如政府之类的外来力量干涉的情况下，他们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可以按确定价格实现相互交叉。

这不是一个描述现实经济如何在日常基础上运作的现实主义方案。这是一个逻辑性的、分析性的方案，它要表明的是，在关于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和技术的最低限度假设的基础上，能够同时显示存在一种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均衡。瓦尔拉斯没有能够证明这一点。他没有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当供给按每种确定价格都超过需求时，人们很难想象出一个均衡。然后，亚伯拉罕•沃尔德（Abraham Wald），一个后来对统计学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数学家，能够用一些最近发展起来的数学技术展示，一个理论可以包含这个问题，只是要求价格是非负值。其后30年，其他的经济学家诸如约翰•希克斯（JohnHicks）和肯尼思•阿罗（KennethArrow）（他们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等对这一问题继续研究，并于1959年因为一本书的问世而达到了高潮，这本书的作者是移民到美国的法国数学经济学家———罗拉尔•德布鲁（Gérard Debreu）。他的小书《价值理论》对于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来说，更像是数学而不是经济学，但是他在证实瓦尔拉斯均衡的存在方面，建立了严格的数学分析的新标准。当大多数经济学家为使用微积分学和线性代数而感到窒息时，德布鲁使用了拓扑学的方法，这只是在最近才得到发展，并扩充到经济理论的范围。

德布鲁也被颁发了诺贝尔奖，但是当采访者问他，在得到通知的那天，他想过能够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做点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这一类型的经济学对于回答这样的实际问题没有用处。但是他的理论深深地改变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前景，也同样削弱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声望。然而，他是通过使自己的理论讨论一种你也觉得不现实的对象而做到这点的。阿罗德布鲁经济学有其代理人———消费者和生产者。消费者拥有自己的偏好；他们能够成对地排列一切商品———不是这件比那件好，就是消费者对于如何选择变得漠不关心。收入多比收入少好。每件商品或服务是确定的———今天伦敦的苹果，与今天伯明翰的苹果或明天伦敦的苹果是不同的商品。但是，限制除时间和地点之外，人们也可能在各种不同的偶然环境中需要商品。这样，如果2010年7月10日下雨，我可能需要一把伞，但是如果不下雨，我将不需要伞。有不少供应偶然商品的市场，它们承诺只要假设的情况变为现实，就可以把这些商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如果一个人能够以这种灵敏的方式增加商品，那就明显地有很多需求—供给要给予详细说明，它反过来会导致均衡价格。在某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思维实验中，你可以想象，数百万的消费者可能被告知，从今天起到未来任何时候，在确定的时间和所设想的各种环境下———在不同的“自然状态”中———他们所需要的数百万的商品。然而，像在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中那样，所有的数百万的价格将通过市场作为均衡价格在瞬间显示出来。这是一般均衡，是20世纪60年代数学经济学家的模型。这本书不到100页，但是它是一部充满着数学的高雅的惊人简洁的作品。

但是，如果20世纪60年代的一代人发现这本书深奥难懂的话，那么在10年之内，年轻的研究生们在他们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能够很熟练地展开德布鲁的理论论证了。这是相当精妙的微观经济学。然而，尽管它是正确的———并且有证据表明它是正确的———人们如何才能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协调起来•如果所有的市场都出清，为什么在非自愿失业的意义上劳动市场显得特殊•如果劳动力的供给超过了对它的需求，为什么劳动力的价格———实际工资———不下跌以出清市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又在哪里呢？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斗争挑起了争端，如果说他们都关注实际的政策事件，那么寻找微观经济学基础，则是学院的和理论上的探索。争论的中心围绕着失业———难道它是自愿的，也就是说，是出于对较高的实际工资的偏好而自愿放弃目前存在的工作机会，或者是非自愿的，即是说工人愿意在当时存在的实际工资的条件下进行工作，而并不存在对于工作的需求•凯恩斯强调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涉及长期的未来时，在这一时期中投资者必须补偿他的投资。凯恩斯认为，在一种货币经济中，工资谈判和契约都是按照货币条件而不是按照实际条件订立的。工人不能减少他们的实际工资，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也不可能，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减少货币工资。如果价格随着工资下跌而下跌，那么即使削减货币工资，也未必能够削减到足以减少实际工资的水平。无论如何，如果投资者是悲观的，他们将不会投资和生产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

拆除这个大厦，是年轻的芝加哥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的成就，他因为这项工作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奖。他是从质疑菲利普斯曲线的逻辑开始的，这种逻辑旨在表明，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不同组合可供政策制定者从中选择。这将意味着劳动市场上存在着均衡的多样性。但是德布鲁已经证明，瓦尔拉斯均衡在大多数环境中都是唯一的。因此劳动市场，连同所有的其他市场一起，应该是一个单一的———唯一的———均衡。在这种均衡情形下，失业水平是自然失业率。“自然”一词并非意味着不可避免或是上帝安排的。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在他1914年之前出版的《利息与价格》一书中，已经使用过“自然利率”这个词。“自然”是均衡的替代之词。卢卡斯接着证明，尽管货币的使用存在着不确定性，但经济存在着一种唯一的均衡———就是说，存在着自然失业率———无论通货膨胀在什么水平。任何的政府政策选择都不能降低或者提高这一均衡比率。然而，政府在执行自己的政策以改变自然失业率时，可以通过它创造的货币供给来决定通货膨胀率。

如果可能的话，这是一个与凯恩斯理论相反的理论。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如果对它不管不问，将会产生一个比充分就业水平低一点的就业形势，然后把不充分就业作为一种均衡情形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他也怀疑这种通常的治疗方法适用于这种情形———弹性价格、工资和利率。因此需要来自权威的行动，以免屈从于市场压力。这就是国家，它在黑格尔关于市场（市民社会）的思考中得到回应，黑格尔曾经担心，如果让市场自由运作，将会误入歧途。卢卡斯否认了存在一种不充分就业均衡的可能性。因为经济学家在教授微观经济理论时，都把竞争作为一个市场出清的过程来认同，宏观经济学不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否认这一基础。凯恩斯主义者忍受了所有的异议———黏性价格、公平工资、流动性偏好带来的利率缺乏灵活性和缺乏效率。但是这些都是经验主义的异议。在理论中，没有人能够证明，一种均衡可以在黏性价格存在的情况下出现，等等。这种制度性的现实主义的行为基础是缺乏的。如果你没有严格地完全证明你的不充分就业理论，那么你就不得不放弃。

来自东海岸各大学的凯恩斯主义者———所谓的“咸水经济学家”（Saltwater Economists）———展开了抵抗。人们尝试着许多经验主义的检验，战斗集中在谁的理论能够更好地适应数据。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凯恩斯主义者主宰着计量经济学。在那个时期，货币主义者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都在嘲笑由凯恩斯学派的计量经济学家所建造的技术上层建筑，自夸他们更为简单的方法更为有效。这似乎很难吸引刚刚培养的热爱技术的年轻经济学家。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和其他的芝加哥和明尼苏达州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拉斯•哈森（Lars Hansen）———也登上了计量经济学的顶峰。卢卡斯摧毁了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大部分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他表明，它们对经济关系的估计———货币需求，菲利普斯曲线，等等———是高度不稳定的和容易破碎的。这不是因为任何统计或经验的原因。原因在于，他们建立理论的基础忽视了私人———消费者，工人，生产者———可以采取逃避行动使政府干预归于无效的方式。这些模型假定，政府政策带有故意造成某种后果的倾向。但是政府只能提出计划，个人在经济———市场———中将会具体处理。

尽管他们使用了大量的方程式和大型计算机，凯恩斯学派的计量经济学家们时常不得不修改他们的预言。这是例行公事，因为新的数据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地涌现。如此建立的关系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是“不变的”。在政策王国中，它们都不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不变量”。卢卡斯认为，缺乏这种结构性不变量，使大部分的此类模型变得没有价值。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式是，把这些方程式建立在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的行为之上。消费者会在他们的预算极限内实现满足最大化；工人会在不失业的前提下寻求收入最大化；而生产者会实现利润最大化。他们都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并形成关于未来政府政策或者价格变动等方面的预期，等等。在形成这些预期方面，他们会采取理性的行动，并利用他们处理过的一切信息。由于经济理论显示，价格与工资是相互联系的，实际工资影响就业，一个经济模型的建造者应该使这些认识有立足基础。你不得不假设，人们可能使用与经济学家所传授的模型同样的模型去决策。

在20世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使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通常命题。可以认为，他使资本主义在民主政治方面更加安全。但是他是一个精英。如果他相信政府能够运作经济，那么他则希望自己和一些伊顿公学（Eton）、温彻斯特（Winchester）以及牛津剑桥出身的人能够掌控财政部。经济学家们从他那里得到了启示。为了论证，我们可以假定，人都是理性的，但是只有美国人照字面上的意思理解它。现实是不同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公务员———英国的、法国的或荷兰的———通常假定，在印度、印度支那或印度尼西亚的本地人都是不理性的。他们被风俗和习惯所约束，反应或变化都缓慢。社会的中坚分子，并不这样理性———绝不，从来不。后来众所周知的《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继承了这一偏见。对他们来说，这是反新古典经济学。农民是不理性的。事实上，大众所接受的这种理性计算的观念，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味道。

是右翼的经济学家———彼得•鲍尔（Peter Bauer）（勋爵），他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系任教多年，或者芝加哥的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教授———在农民和商人之中做了许多有耐心的实地考察，认为他们的行为具有理性，正如他们认为自己也有理性一样。左翼俨然以恩人和精英自居，右翼乖张地自以为民主。迄至20世纪70年代，精英主义受到多方面的夹击———来自学生、黑人、妇女、第三世界运动，等等。人是理性的假定，对于经济思考来说是如此的基本，以至于人们唯一可以非难卢卡斯的，就是认为他对此太认真了。这样，当技术上的细节被争论，经验结果被双方用来攻击对方时，有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如果你认真对待经济理论，那么凯恩斯的理论就是有问题的。他们不辞辛苦地构建一个反瓦尔拉斯微观经济学以适合自己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一些闹独立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不是竞争性的，而是到处充满着求过于供的市场情况。但是那就是说，他们不能提供一个一般均衡的传说。这些听起来十分特别，简直让人不知所云。卢卡斯所提供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替代方案，用最新的技术语言去质问凯恩斯。

在横跨1972年和1975年的4年中，罗伯特•卢卡斯只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五篇论文，但却在经济学中颠覆了凯恩斯理论革命的霸权:非自愿失业不可能是一种均衡现象。政府政策，如果预先宣布，如果它不与代理人的福利相吻合，它将会落空。在经过几个十年的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放任之后，李嘉图的沉闷科学又得到复兴并达到它的顶峰。这种对前凯恩斯经济学的复兴，由于1972年和1974年两次诺贝尔奖的授予而得到了加强。197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接着1974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冈纳•缪尔达尔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缪尔达尔是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在许多领域都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社会理论家，包括对美国种族主义的分析。哈耶克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与缪尔达尔不同的对立物。但是当缪尔达尔日薄西山的时候，哈耶克却在经过将近30年的时光之后，名声就像彗星光芒四射那样得到传播。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

凯恩斯主义决策者的无助并没有使情况得到改善。收入政策导致了痛苦的罢工和政党的分裂。政府预算失去了控制，而财政赤字还在增加。1973年的油价上涨之后，接着在1979年又上涨了一次。在那10年中，美国最终放弃了越南这个鬼地方，并从那里撤离。理查德•尼克松未能逃脱弹劾，一位未经选举的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上任了。一场煤矿工人的罢工破坏了英国的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政府。在随后的第二次选举中，也就是在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组织了一个由脆弱多数组成的工党政府。在工会和工党政府之间，有关工资和物价的各种斗争频频发生。收入政策的试验最终失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来，并对英国财政部施加了一种货币主义的原则。

资本主义处在危机中。工会、公司和政府之间旧的妥协正在崩溃。看来左翼的力量会重新得到加强。工人的战斗性已经被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和不断上升的税收负担所唤醒。这里既有税收方面的造反，也有工资方面的动乱。对左翼来说，这是发动一场战争使资本主义突然灭亡并接管政权的一个机会。到处出现了主张暴力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团体，如德国的巴德贝恩霍夫（BaderMeinhoff），美国的望风者（Weathermen），英国的暴动队（AngryBrigade），以及法国、意大利、荷兰的类似团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游击队打乱了慕尼黑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马克思主义者也发现，他们的理论也没有微观基础。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大学经济学课程中变得流行。学生们想学习有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但是他们仍旧不得不在这里习惯于新水平的理论上的严格性。和在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论战中一样，第一轮的攻击首先来自老资格的专业人员。保罗•萨缪尔森在一本被广泛阅读的理论期刊中指出，马克思对于剥削的“证明”是有缺陷的，而他的“转型问题”与其说是错误的，不如说是多余的。价格可以由任何投入—产出表的技术系数来决定。并不需要计算“价值”或“剩余价值”。一个系统所能创造的最大利润率，同样由技术给出。劳动作为投入是必需的，但是你既然可以计算“能源价值”，就可以计算“劳动价值”。

一个间接的攻击来自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他长期呆在剑桥三一学院。他在1926年的一篇文章引发了经济学舞台的爆炸，该文指出，马歇尔的竞争理论这一英国经济学的基础，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这就跨越了大量的有关非完全竞争、垄断性竞争等方面的文献。斯拉法是他同时代的多产经济学家的敌人:他憎恨教书，更讨厌写作。不过他是一位学者，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都在编撰大卫•李嘉图的选集。他停留在凯恩斯革命的边缘。但是在他所编撰的《李嘉图文集》第一卷的一篇简短序言中，他无意中说出了关于李嘉图的一个简单思想，利润率是由农业生产力决定的。如果在谷物经济中不考虑折扣租金，投入可以作为同一商品来计算，其产出也可以这样计算。种子作为投入才被需要。如果工人被支付仅能维持生存的工资，你可以想象谷物也一样。因此，利润，就像谷物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纯粹的剩余，可以独立地由价格或市场计算出来。利润率在经济中是均等的，农业的利润率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它并不是由剥削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和技术决定的。

在德布鲁出版他的《价值理论》的次年，斯拉法出版了《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学理论批判导言》（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Preludet of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在这本书中，他概括了他在《李嘉图文集》序言中提出的观点。一个人可以独立地以价格计算某种经济的利润率（以一个投入—产出表来描述），完全是作为这个体系的技术的结果。劳动、劳动力或者剩余价值是不必需的。

斯拉法对马克思主义是同情的，而且他是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个朋友。当葛兰西在监狱中的时候，他曾经给他提供一个账户买书。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认为斯拉法是那样的聪明，以至于他说，在斯拉法面前自己无可遮掩。这本书占斯拉法全部出版物的1/3，是他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著作，一本只有100多页的薄薄的小册子。但是它极其深刻地破坏了马克思的理论。如果马克思认为自己提出了一种利润理论并改进了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那么一个世纪之后，他的声明开始被质疑———这种质疑来自政治棱镜的左翼，而不是右翼。

斯拉法首先推导出了一个“工资—利润边界”（wage profit frontier）。这预示着利润率与工资率是相互关联的。当工资为零的时候，利润的最大比率是由技术条件决定的。然而，实际的利润率将一般取决于社会和政治的条件———“阶级斗争”———因为它影响着工资。斯拉法自己并没有提及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但是他的追随者新李嘉图主义者这样做了。

斯拉法的意思是想摧毁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报酬———劳动和资本———取决于它们的边际生产力———就是说，当这种要素投入使用一个额外单位时，它们就对产出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边际生产力理论就这样否认了剥削的存在。斯拉法想要展示的是，由于利润率与工资的真实比率依赖于分配的结果，人们不能按照生产力来证明工资或利润的正当性。实际的利润率与其说是来自技术条件，不如说是来自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只有最大的比率和工资—利润边界是由技术决定的。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这种观点引发了一系列的文章，有的赞成新古典经济学，有的反对新古典经济学。论争者，一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二是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卢吉•帕辛内蒂（LuigiPasinetti）。他们之间的论战就是后来闻名的资本论战，因为问题演变成为独立地由利润率来测量资本价值的可能性。这个论战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就逐渐停止了。斯拉法理论中真正的刺痛对象，是马克思主义者。

斯拉法的理论结构与移居美国的匈牙利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的一篇论文非常类似。1932年冯•诺依曼在普林斯顿大学提交了一篇题为“一个一般经济均衡的模型”的论文，作为一个合适的天才数学家，他写出了在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一篇论文。他认为，利润率的最大化取决于投入—产出技术，在那里投入包括机器、原料，也包括劳动。但是当原料在生产过程期间被耗尽，而且劳动投入在每个时期都被更新的时候，机器却是耐用的。人们该如何解释机器的耐用性•对旧机器的估价是经济理论的难题之一。几乎没有市场可以给一个使用五年的滚动轧钢机定出一种确切价格。会计员使用各种不同的公式进行折旧和摊销。但是对一笔旧资产做经济估价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观念。有关这种资产的许多争论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却没有进展。

约翰•冯•诺依曼对经济学家的麻烦一无所知。他作了一个简单的假定，在产出过程中，机器是以一个有时限的旧东西，可以视为最终产出。这样，产出的价值就包括旧机器的价值，当然也包括最终产品的价值，随着旧机器上的投入减少，劳动和原料上的投入也减少。通过不把旧资产看作是一种投入，而是看成一种可以重新成为投入的产出，旧资产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这被叫做联合生产（jointproduction）。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酿酒。当葡萄被收割和压碎时，就使用了劳动。但是这之后，在我们喝到酒之前，要给葡萄汁发酵一段时间。通过一个巨大的环节，酒的价值才超过了葡萄汁的价值，而劳动对于这增加的价值并没有任何贡献。这样，价值和剩余价值只能来自劳动之外的环节。

现在马克思对资本投入的贡献打了折扣，马克思对旧资产问题的解决是通过把它们作为不变资本———转化为资本在生产中以劳动价值体现的耗损的价值来实现的。他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间1/3的篇幅中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没有想到要修改他的基本论题。不过，现在人们不得不勇敢地面对这种可能性:剩余价值不是单独地来自劳动，还可以来自其他方面。扬•斯蒂德曼（IanSteedman），斯拉法的一位学生提出，约翰•冯•诺依曼和斯拉法介绍的新技术可以用来揭露马克思的论证是反常的。一个人可以拥有负的剩余价值，但仍然可以获得确定的利润。

在一定的水准上，斯蒂德曼指出了逻辑上的可能性，但这不是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结果。然而，围绕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的思想跨越了政治和数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分裂了，而且开始争吵。对于许多学术界以外的人来说，这听起来像是辩论一个大头针上能够容纳多少天使跳舞。毕竟，资本主义的动态不均衡性质无处不在地处于争议之中。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在为马克思剥削概念的“科学”基础而自豪。在宏观经济水平上，正如我们在本书第5章中看到的，剥削是一个与竞争力非常相似的观念。但是正如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建立缺乏充分的微观基础一样，对于马克思来说，情形也是一样的。

当马克思主义者处于混乱之中的时候，共产主义者的经济也好不到哪儿去。苏联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放慢了速度，不再能够生产增长所需要的额外投入，也不能提高现有投入的生产力。用马克思的说法，这个体制正在降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由于承诺对所有能够工作的人实行充分就业（在那里没有失业救济金），苏联时常雇用不断生产负剩余价值的工人———就是说，生产的价值少于他们得到的工资。这不是数学，这是苏联计划的政治经济学。除了军备和空间工业之外，几乎没有创新，也没有提高效率的激励措施。每个工人都被保证有一份工作，经理、银行家和计划者也是一样。生产力是很低的，而且苏联集团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是缺乏竞争力的。

油价上升帮助了苏联。作为一个石油输出国，它开始赚取大量的外汇。然而，1971年在波兰出现了一场工人造反，他们想过一种更好水平的生活。爱德华•吉尔克（Edward Gierek），这位波兰的共产党领袖，大胆地在国外借款。苏联并没有阻止这一做法。于是很快东欧的许多经济实体都能够借到石油美元。由于苏联拥有很大的储备量，在这场与西方银行的债务交往中，它被非常看好。在与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上，苏联改变了自己先前的做法，并且开始对那些以前剥削过的其他经互会成员国实行资助。对于苏联集团的公民来说，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油价变化带来的好处，掩藏了滞胀的结构性缺陷。

在经过25年的共产主义苦行僧生活之后，首次出现的一丁点幸福，便鼓励了苏联集团中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系统之外的单个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形成团体。他们并没有以暴力推翻共产主义者政权的纲领。这不是1956年的匈牙利或者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些非暴力的、单个的不同意见者，是对主管当局的嘲弄。这导致了在波兰格但斯克（Gdansk）的列宁造船厂爆发大罢工，并诞生了团结工会（Solidarity）。根据1975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签订的协议（该协议被作为缓和冷战局势的部分产物），规定在苏联集团内应该尊重人权，这就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一些保护。

在西方也有一些新形式的非政党政治的持不同意见者在不断发展。美国黑人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民权斗争，开创了这一领域的先河。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妇女运动也爆发了。它困惑着已经确立的右翼和左翼政党，也困惑着议会党和革命党。妇女对民主政治的性质、平等的定义以及对强调支付工资的雇佣劳动而不强调家务劳动的害处，都发生了质疑。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而工作，但却发现他们被攻击为忽视了跨越所有阶级的社会内部的性别和权力的关系。所有的权威都受到怀疑，因为它们时常是男性权威。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未能正视性别问题。权利差不多像利润一样，不得不被理解，不得不为之而战并赢得胜利。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各地的妇女作为一支新生力量逐渐浮现出来。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是一样。随着盈利能力在北方的衰退，资本开始移向工资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许多产业中，妇女被证明在使用技术进行工作方面比男人更擅长。她们是灵巧的，喜欢顺从，而且喜欢弹性工时。妇女就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上升，这些国家接受着外来资本。就业与收入授予妇女们更大的权力，妇女开始在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评价自己。她们还与她们在北方的姊妹进行联系。

油价上升对于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来说是一种恩惠。当然，它们是一些石油输出国。利用它们突•获得的巨大财富，它们开始从邻国输入熟练的和不熟练的劳工。这样，海湾的富有石油的国家，把来自南方和东南亚的穆斯林工人作为移民邀请过来。随着这些工人向家庭的汇款积累起来，这意味着数10亿美元的资本流向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也包括马来西亚。

最大的获利则更为间接。石油输出国吸收不了它们出口收入的洪流。大量的财富最终作为存款流入西方银行。这意味着利率的下跌，尽管存在着很高的通货膨胀率。在1975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为25%，而其名义利率仅为5%。银行变得热衷于贷款，而且是自从1914年以来私人资本首次开始流入发展中国家。当然，这些是银行贷款，而且就银行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贷款数目越大越好。这些贷款有的投向石油勘探，投向寻找石油替代品，甚至投向多少有些古怪的项目，例如清理巴西的亚马逊河丛林。一些净资产也从西方转移，但是大部分是银行的债务。

正是在这一时期———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个5年———四个亚洲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以它们的出口增长业绩震惊了世界。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的做法———而且一直保持的做法———现在开始被亚洲虎所效仿。［12］它们是开放的出口导向经济，因其颇具竞争力的价格渗透到整个世界市场。韩国以日本为仿效样板，在银行、制造业企业集团和政府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但是也存在着一个普及文化教育和实行土地改革的坚实基础。乡下的人们拥有足够的财富能够储蓄，而他们的储蓄则被银行系统动员起来，并由少数大企业集团进行投资。台湾很少有这样的大公司，但是它的策略是相似的———普及文化教育，实行土地改革，鼓励高储蓄和高出口导向的投资。另外两个———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海岛经济，拥有悠久的贸易中心的历史。国际贸易在70年代前的30年得到迅速增长，应该感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连续回合的关税减让。海岛经济得益于这种商业贸易成长的大好时机，但是也得益于较低的工资和灵活的市场。它们避免了许多其他亚洲国家所采取的中央集权模式。政府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更像是为市场增加营养而不是阻碍它的发展。它们使自己的实业家服从于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客观要求。

石油价格的上升总计起来相当于将近5%的GDP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石油输出国。这差不多相当于美国在马歇尔援助计划中转移给西欧的资金，但是这一次它并不是自愿的。转移的代价是失业，实际工资增长变缓，公共开支削减，以及公共服务减少。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官方政策仍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继续忙于印刷钞票以应付财政较高的开支，但是大部分都被通货膨胀吞掉了。就石油输出国而言，它们拥有的石油美元，如今变成了通货膨胀蚕食之后剩下的碎币。石油的美元价格是比较高的，但是美元价值也减少了。如果1盎司黄金在1971年早期值35美元，那么在这个10年结束之后，它大约值300美元。美元已经贬值，而这就意味着石油输出国只能够从发达的石油进口国中买到较少的东西。

因此，通货膨胀是一种溶剂。至少可以说，它延缓了较低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所导致的问题。各地都出现了罢工和破坏，有时看来非常危险。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英国，种族主义也在上升。随着工业从旧工业区移走，并重新布置到亚洲或拉丁美洲，蓝领阶层的工作开始受到威胁。逆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生锈的皮带成为北方将来要与之打交道的词汇。但是别处的人们也在被重新布置———当然，不全是他们，因为失业的上升横扫着西方多数国家。

通货膨胀的胶着状态不会持续太久，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政府不想使通货膨胀加剧而失去控制，就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工资在上升，但是当通货膨胀吃掉了它们的购买力时，劳工是不满意的。罢工与联合罢工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上升。这比学生叛乱或者民权煽动更糟糕。持续满足劳工要求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秩序的盈利能力必须得到恢复。如果不能恢复，那么取代它的很可能不是许多人所希望的社会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

1979年第二次石油价格的上升，逼出了一个激烈的解决方案。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存在着一种“理性的狡计”，新的政治领导人在美国、英国和德国掌握了政权，这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发生的事情。他们能够超越旧规则，重新构建资本主义。社会成本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其风险总是这样:这场赌博可能会失败，民主政治自身可能会灭亡。但是，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赫尔穆特•科尔都是来自右翼政治队伍的激进领袖。激进主义不再为左翼所垄断。在挑战左翼的激进主义霸权方面，新右翼着手进行改变自由民主政治的语言和文化。它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存机会。

 

第17章 走出深渊

20世纪70年代人们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所面临的共同危机。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这不过是可以轻易从石油美元那里获得款项的情形:或者赚取或者外借。初级产品的价格在这10年期间一直在上升，大约在1977年左右才稳定下来。联合国的一个机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被第三世界视为自己的机构，提出了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个新秩序应对几个世纪以来由帝国联合引起的不公平和所谓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剥削进行补偿。这就需要为稳定初级产品价格，即便不提高初级产品价格，做出一种新的安排———初级产品价格，类似于石油价格成四倍地增长———也需要为贸易做出一种新的和公平的安排。那时，在越南和其他地方受到围攻的美国，将会让第三世界感到高兴。但是接着第二次油价上升来临了，局势发生了逆转。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意义是不同的，而第三世界也陷入了困境。

第一世界最主要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对第二次石油震动所产生的反应是极其剧烈和始料不及的。而当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把左翼的激进主义带到街头时，赢得观念之争，事实上甚至赢得投票箱的，却是右翼。决定性的一年是1979年，也就是当第二次油价上升发生的时候。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作为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把美国的货币政策移向货币主义方面，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为保守党赢得了选举。沃尔克把控制货币供应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原则，这转而暗示允许政府债务上的利率可以达到它自己的水平。在英国保守党政府执政后的几个月内，解除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这样就步了美国1972年的后尘。这两个事件使利率飞速上升到两位数，实际上增长了三倍。这是因为富有的国家———它们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通过“印刷钞票”来支持自己的财政赤字———如今开始通过借钱来维持这个赤字了。当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降到很低的一位数时———英国在1978—1979年的通货膨胀率为5%———利率开始攀升到15%。自从1974年实行负数的实际利率的富源以来，期间数十亿的资金被借出，现在最终是到了该偿还债务的时候了。

采用货币主义政策后在美国和英国经济中相继发生的危机，是自经济大萧条以后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随着1973年利率第一次变成正值，产出急剧下降，严峻的失业随后而至。又回到了1945年以来未曾见过的失业水平，而且在10年内没有降低。凯恩斯主义者所构思的充分就业———永久紧张的劳动市场———现在被民主选举的领袖公开而明确地抛弃了。通货膨胀是一个新敌人。降低通货膨胀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唯一目标。失业率的上升，更深的衰退，工业产出的锐减，都是“值得支付的代价”。

在英国，GDP的生产要素成本在1979年第二季度达到了79.6（1990=100）这个最高点。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4年之后的1983年。工业生产的遭遇甚至更严重。1979年的89.1（1990=100）的峰值一直维持到1985年。它的最低水平，在1980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为77.8，在8个月中降低了近12%。1978年的失业人数是138万，在1982年成倍地增长，达到292万，而且在其后的4年中继续攀升，尽管大量的摩擦性统计数据掩盖了实际的失业上升。

经济增长的减速在美国显得比较和缓。产出在1979年和1980年之间处于停滞状态，1980年是卡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之后在1981年略微有些上升，在1982年下降约3%，但是在1983年又恢复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GDP增长率从1950—1973年间的3.8%缓慢下降到1973—1989年期间的2.1%。在这种减速中，美国和英国遭受的损失最小。它们相对的增长率在1950—1973年之间发生了较为缓慢的下降，从1950年的2.2%和2.5%，分别下降到1973年的1.6%和1.8%。但是日本从8.0%跌落到3.1%，德国从4.9%跌落到2.1%，法国从4.0%跌落到1.8%。

然而，真正的变化不在于衰退的性质，而在于政府对它的反应。教科书式的凯恩斯主义者的反应是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付出较高预算赤字的成本也在所不惜，从而使经济再度膨胀以降低失业水平。这正是以前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政府在1971年的做法，那时失业人数达到了100万。撒切尔政府不但拒绝使经济再度膨胀，而且利用需求来排除预算赤字，更有甚者，它通过市场借款而不是“印刷钞票”来在财政上平衡一切赤字。这对凯恩斯主义的正统理论无疑是一种戏剧性的拒绝。面对随后的1981年的预算，来自英国大学的364位经济学家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公开信，共同谴责财政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说他忽视了他们的建议。

这是历史性的时刻。正当英国政府拒绝凯恩斯主义的再膨胀政策时，法国的社会党———他们在1981年刚刚开始执政，弗朗西斯•密特朗当选为总统———决定实施一种更具攻击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这在经济学王国中是一种不寻常的情形———一个检验竞争对•理论的实验。当然，这个实验并不是在一种理想的实验室条件下进行的，但是英国和法国都能够充当合适的豚鼠（guineapig），这一点是非常相似的。在英国保守党政府和法国社会党政府之间，也存在着一条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分界。每个政府都有充分的立法机构力量去实现其纲领。

直接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而且成为后来许多辩论的主题。英国的经济在1981年通货紧缩预算之后开始很快转向。衰退的谷底落在该年的第二个季度。得益于1982年在南大西洋发生的一场战争，撒切尔政府继续以更高的多数票赢得了1983年的选举，当时的失业仍然高于300万人———尽管事实上政府甚至并没有许诺要减少失业，它所说的一切就是反通货膨胀。放弃旧的凯恩斯主义者对充分就业的承诺，并没有妨碍选举。较多的工会成员把选票投给了保守党，而没有投给他们的传统盟友工党。又经过了14年三次选举的光景，工党才有机会击败保守党。

法国的实验不得不在1983年被放弃并扭转过来。凯恩斯主义通货再膨胀的前景，敲响了金融和外汇交易市场的警钟。对法国社会党人来说，不幸的是，这些市场最近已经学会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操作。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已经有了10年的汇率浮动。法国人连同他们的德国盟友一起，在1979年尝试再建一个固定汇率体系———欧洲货币体系，启动它的欧洲汇率机制（ERM）。这个体系把法国法郎与所有其他通货的汇率限制在2.5%的狭窄浮动范围内。由于采用了凯恩斯主义政策，随着财政赤字的相应上升，这导致资本从法国外逃和法国政府的债务市场崩溃。大的贸易赤字，加上资本外逃，迫使法国法郎贬值。欧洲汇率机制在四年之前才启动，现在不得不处理它属下的一种主要通货所面临的危机。法郎必须被“重新定位”。通货再膨胀政策必须被放弃。的确，在它的国家声誉遭到这次打击之后，法国政府完全转向了稳定汇率的政策———法郎堡垒（the franc fort）———而任由失业上升到任何必要的水平，以保卫它的汇率。

这种对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双重打击，又被联邦德国经济的经验所加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从来都没有成为德国经济学正统的一部分。自从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Erhard）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之后，德国一直实行正统的财政政策。德国央行处于一种自治的状态，这被写进了联邦宪法，并长期奉行着一种货币主义的政策。它把货币供应视为一只鹰，优先考虑对抗通货膨胀。德国更多地依赖高储蓄和高投资，而不是依赖作为经济推进力量的消费需求。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结束，以及滞胀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冲击，德国央行的声誉———同时也暗示着联邦德国的声誉———上升了。德国一直强调低通货膨胀、低政府债务和高投资。它是一个主要的工业产品输出国，而且享受着贸易顺差。联邦德国公民拥有比较低的消费水平，但是也拥有较高的就业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工会、雇主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令其他国家感到羡慕的合伙契约关系。但是所有这些优点，没有一个是来自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这是德国宣传的古典政策。德国马克变成了仅次于美元的主要通货，日元是另外一种。

德国和日本是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大国。在它们被彻底摧毁之后的30年，这两个先前的敌方国家，发展出了值得效仿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遵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股份融资的公司模式，也不存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逻辑。在日本如同在德国，在大公司中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合伙关系。所有者权益比举债筹资的作用要小一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即如果存在股本筹资，它也是被严格控制的。这里存在着一种较大程度的公司之间的相互所有权，而银行在融资和管理企业方面都扮演着一种活跃的角色。在日本，政府负责制定产业的策略，而公司和银行被作为自愿的伙伴参与其中。拥有集团控股的大企业，把持着工业和服务业———三井（Mitsui）、三菱（Mitsubishi），等等———是日本策略成功的关键。这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这里没有轻蔑地把它与纳粹主义的邪恶结果相联系的意图）所使用的哲学是相同的。

它们所实行的也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日本只出口而不进口制造品；进口原料但不进口粮食，尤其不进口大米。这样就把外国资本对于日本工业的所有权排除在外。德国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也是关税同盟的一个成员，但它却不鼓励进口。德国和日本都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许多轮关税减让谈判中扮演它们的角色，然而它们的策略更多地带有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色彩而不带有亚当•斯密的色彩。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济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跌跌撞撞，而轴心国的经济却一派兴隆。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痛苦的重建过程时，这两种政策的对比就显得更加明显。在英国和美国，失业在增加，利率也在增加，制造品进口已自由化，这引起了国内工业的倒闭。英国政府预见英镑贬值将是一种武器，就像美国。但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前5年，美元却一直维持着过高的币值。由于北海油田的开发，英国成为石油净输出国，因此，当石油价格第二次上涨时，英镑的币值也上升。随着石油价格从它们1979年的高度跌下，与美元和德国马克相比，英镑开始下跌。不管怎么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开放经济政策，连同它们对外贸放任的态度，最终导致了高失业率和对过去建立的工业的破坏。当这个策略表现出它的大胆的时候，它也做好了严阵以待的准备。对于发达国家的许多人来说，德国人/日本人的带有人性关怀的、有社会责任的资本主义模式，显得比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模式更为优越。

放弃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英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在美国只不过是浮夸之词。里根经济政策拒绝了福利国家的设想而且支持供给经济学。控制货币供给，是保罗•沃尔克领导下的美联储来执行的。但是不像撒切尔夫人，里根不能控制公共开支。国防方面的开支飞速上升，而且预算不能平衡。尽管里根在控制和削减政府开支方面措辞严厉，但实际上发生的还是减少福利预算的上升，并以国防开支和慷慨的税收削减来填补。里根经济政策在实际上是不带贝弗里奇福利政策的凯恩斯财政政策，用凯恩斯自己在1938年的强硬言辞（虽然没有正式承认它）来说就是:军备开支是把经济从衰退中拉回的一种好方法。美国实际产出从1982年开始连年增长，到1989年，它上升了1/3。然而，反凯恩斯主义的浮夸之词也获得了胜利。

在微观经济政策方面，解除管制和私有化变成了标准。在美国，公共管制的航空公司、通信、电力公司（公用部门）一直要服从许多经济学家的广泛言论批评，罗纳德•科斯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航空公司被解除管制，以适合于它们的费用结构和飞行时刻表。无线电波的波段在市场上被拍卖，而不是被官僚机构定额发配。大的电力和电话公用设施被拆散，并且允许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没有设置任何最高限度。在英国，公有产业不仅被重组，它们还被私有化。航空、钢铁、电话、石油和电力———一个接着一个———“指挥中枢”（commanding heights）也被出售给私人购买者。私有化的程序是被这样设计的，通过出售公共财产，给普通市民提供应得的股份。市民被劝诫参加股票博弈，刚开始时，股票的价格偏低，一旦开始交易，股票价格就可能上升。大的囤积者高声叫喊着这样的广告词:“告诉SID”。SID是你周围的普通英国人，在本能和习惯方面是一个赌徒，现在应邀登台表演，并通过私有化发一笔横财。这就带有平民主义诉求的私有化。

无论如何，事情并非总是一帆风顺。骚乱在城内中心地区出现———有伦敦的布里克斯顿（Brixton）、利物浦的托克斯特克（Toxtech）以及洛杉矶的瓦特斯（Watts）。在英国，发生了漫长而痛苦的罢工———英国煤矿工人、报纸印刷工和新闻记者举行的罢工。在英国、德国、美国和法国，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党开始上升和增长———它们攻击的只是政府的表面，因为它服务于一种激烈的治疗方式。妇女运动变得广泛、声势浩大和颇具影响力。它对于政党并没有什么偏好，因为从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所有政党都是问题的一部分，并不必然是问题的解决。要求权利和正面认可的呼声在美国此伏彼响———黑人、印第安人、妇女、残疾人和老年人。当民主政治的形式保持原封不动的时候，它们的背景已在发生变化。公民不再满足于成为选举墓地里的一个普通的自发投票人。由于政府放弃了福利制度，市民形成了自愿者协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通过法院行使自己的权利，并通过游说争取特别的待遇。

这种结构调整最令人吃惊的方面是，当工会、知识分子和“先进分子”激烈地反对什么的时候，投票人却往往支持它。左翼一直认为，它代表着大多数的人民，只有迂回的策略才能防止永久的权力。但这里的情形是，政府采纳的是反工人的浮夸言辞，选择拆除的是已确立的工业结构，公然蔑视正统的累进税和公共开支的做法，但它们却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当选。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83年的胜利由于马岛冲突而差点错失，但是在马岛冲突之前，支持她的名义票数已经开始从谷底回升。工党的分裂对此确实起到了帮忙的作用。但是即使我们不谈可以打折的1983年，她还是赢得了1987年的选举，而她的继任者约翰•梅杰也赢得了1992年的选举。看来人民并不介意所经历的痛苦，如果在艰难道路的尽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收获的话。里根在1984年的胜利以及布什在1988年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一点。密特朗在1988年再次当选，尽管在整个1983—1988年这一时期，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所发生的情况是，1945年受罢工影响而订立的社会契约要被重写。充分就业不再是它的核心。低通货膨胀和稳定的增长成为问题的关键。一个富裕的选民阶层想要质量更好的社会服务，并不介意谁提供这些服务，或者由谁支付费用。西方是幸运的，因为新出现的政治领导人能够看到这种重写社会契约的需要。他们事实上正在重建经济以恢复盈利能力。他们只是部分程度上意识到，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资本流动将重塑单个国家的经济。资本向廉价生产地区的迁移，推进了寻找新经济的活动———战后经济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是服务而不是产品，是高级的创新产品而不是稳定的制造产品。新技术也同样被引入类似的过程，这是政府计划的看得见的手所不能引导的。计算机变得更快速、更有效率而且更小，公然蔑视所有庞然大物的预言。微芯片引入袖珍计算器，然后引入个人计算机，引导了19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产业革命。

新技术是熊彼特主义进程的结果。企业家对于风险资本与杰出的冒险才干的依赖，在硅谷得到了结合。以没有组织和没有计划的方式，他们的竞争活动帮助开创了IT革命。数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价格降低、质量改良的产品群。信息收集和无线通信一天比一天变得便宜，而且很快开始改变生产和消费。这是一个20世纪70年代装备精良的巨人———IBM公司、贝尔公司（Bell）———实际上被无畏的新公司打败的过程；这是一个公然蔑视许多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人们都思考过的世界运行的逻辑的过程。对诸如加尔布雷思之类的经济学家来说，巨人公司是强大和永久的。技术结构是不能征服的。来自左翼的激进批评，强调了工业的集中程度，强调了在一种产业的总销售中三四个最大公司所占有的份额。但是，这里有的是把巨人公司从它们的栖息地上推翻的新公司。新的工业正在被创造。资本主义不是一种静止的或者甚至不是一种平稳状态的增长过程。它尽可能地寻找利润，而创新是一个“当然”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才能恢复盈利能力。这就是贯穿我们一生的“创造性毁灭”。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世界在调整结构中陷入了失败。民主政治能够与自己的市民重写社会契约，但是专制政治被证明在这方面太胆怯了。当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去世的时候，他的继承者是苏联老人政治中最坏的例子。尤里•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和康士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Chernenko）在历史上甚至不能称作一个脚注。作为高举布尔什维克火炬的列宁的继承者，他们是惹人不快的典型。当西方紧缩和重新调整的时候，苏联颤动了。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掌握了政权，许下了许多诺言而且几乎取得了成功。他的公开化是受欢迎的，而且最终导致了苏联帝国在东欧的拆除。但是他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是一种凄凉的失败。苏联经济迫切需要深层的结构改革。它在生产剩余产品的基本任务和恢复增长方面是失败的，这些方面早就瓦解了。它所生产的产品不再受人欢迎，对西方人来说这些产品在竞争性和技术上都不再具有优势。尽管它在军事技术和空间装备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计算机、无线通信、光纤这些新的领域已经落后了。在生产耐用消费品或提供服务的能力方面，苏联经济一直是落后的。它是高成本、低质量的经济，市民很少有可供替代的消费选择，而只能消费现有的东西。苏联似乎表现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但是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估价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如果以如此低下的国际价格水平来重新估价它的产品，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就是除了军事—空间复合体之外，苏联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它在价值规律的严格测试中失败了，一个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这样说。

苏联的情况变得显而易见的严峻，它的卫星国更是如履薄冰。东欧国家从西方银行取得的贷款必须以硬通货偿还。到1985年，石油价格已经暴跌，而且苏联不能为它的依附者垫付这笔资金。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不能向西方输出它们的制造产品，因为———不是太优质———都是些垃圾，而且是高价位的垃圾。它们必须输出农产品，从而提高了国内市民的食品价格。人们突然意识到———尽管不是在这些方面———多年来靠无情积累建立起来的工业结构一钱不值。如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不是一件物；它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关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已经不再拥有生产性的经济，虽然国内生产总值和它的增长速度的测量再一次在这里受到误导。（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事件，而是一种可预见到的闭关锁国的结果。西欧的农业同样地被高估了价值和高定了价格。如果在农业方面的自由贸易要变成常规，它也将会崩溃，而且愈快愈好。）

从东欧到苏联，20世纪80年代被证明既令人欢喜也令人烦恼。许多幻影被打碎。有人设想，市场社会主义可以提供一条出路。但是他们忘记了，在最初关于市场社会主义（见本书第12章）的辩论中，所说的是由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生产剩余价值的任务被认为已经完成。对劳动和产品而言，市场被设想为是活跃的，并且深刻地渗透其中。东欧经济不可能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因为它还不够资本主义，而且不懂市场戒律。这种悖论是许多人所不能把握的，他们曾经认为，由于苏联模式的“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可以避免资本主义。

这些国家曾取得了持续成功。不仅仅是表现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方面（当然，军备和空间技术除外），而且还表现在教育和卫生领域。在工程学、数学和自然科学这些领域，它们也很优秀，因为在这里，批判的思想不是根本的。而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它们是停滞的。只有个别人，例如像瓦卡拉弗•哈维尔（Vaclav Havel）这样的诗人，或者乔治•康拉德（George Konrad）这样的思想家，以及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这样的新闻记者，才提供了最后改变这些政权的创新思想。他们是企业家———意识形态的企业家，他们冒着危险，引导了旧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创造性毁灭。但是站在他们身后的，是能够用语言清晰表达感情的有文化的群众读者，他们能够在这些思想的武装下把社会推向前进。这些思想是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他们祈求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洛克、哈耶克和波普尔。对他们来说，马克思被斯大林变成了怪物———一个擅长镇压的怪物。他们拒绝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但是赞成自治、地方分权和个人持不同政见。这些思想破坏了旧政治和权力结构。民主德国人在黑白电视上可以看到的图像告诉他们，他们已经被联邦德国人抛到了后边。斯大林主义许诺给他们富裕，代价是不自由，但是最后所送来的是既贫穷又不自由。是的，不平等的程度是降低了，但这只是证实了亚当•斯密的原则:平等的社会是贫穷的社会。

这并不是它要追求的东西。社会主义的兴起是要向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倾向提出挑战。它的诺言是要把贫穷连同不平等一起废止。这也是人类解放的纲领。但是，20世纪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牧师以马克思的名义所做的事情，将永远损害了他的思想。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过早地在1917年诞生，而消亡于———感谢没有发生流血事件———1991年，从那时开始苏联不再存在。那些把它作为希望的灯塔来高举的人，或者那些对革命的扭曲表示哀悼的人，没有人会预期到它的死亡。它的最坏的敌人过高地估计了它的力量，并为这突然的崩溃感到惊讶。奥兹国的巫师（Wizard of Oz，绿野仙踪）原来是一个瘦小的、担惊受怕的老头。所有那些走过通向寺庙的黄色砖路的人，都会醒悟过来。（指苏联外强中干，徒有虚名）

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统治意识形态的死亡，对它的社会党对手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但是甚至在更早的时候，麻烦就存在。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遇到最大的挑战，而且失败了。那时，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社会党政府掌握着政权。社会党人在奥地利、瑞典和丹麦也拥有霸权。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的好运气决定性地依赖于资本主义的繁荣，它在调整结构而且紧缩的任务中遇到了麻烦。先前有凯恩斯主义的安全带保护的一国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解除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和实行有浮动的汇率，对于自治的国家经济政策是一种严厉的限制，正如法国所发现的。市场———现在装备了远程电话和计算机连线，一天比一天变得快速而便宜———开始不停地监视着利率与汇率。货币开始大量地从各个国家流进流出。

这是一个新世界。当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持续的时候，汇率被固定在狭窄的范围内，资本是不流动的，电话是迟缓的，股票经纪人还没有与计算机相连。1973年3月，在通货危机期间，一天内只有30亿美元被交易。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每日的成交量是1000亿美元，80年代末期为6500亿美元。在1960年，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可以同时支持138对交谈。到了1995年，由于光纤的出现，这已经上升到150万对。

这些交易成交的速度和规模会使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运用政府权力去控制经济的人失去勇气。对许多人来说，这样大的交易以账面资产的方式来实现，似乎是邪恶的。人们在经济想象中，对于有形物总是显得特别的迷恋。他们认为实体的东西才具有价值，而且应该有价值，也才与人们相关。将价值归因于抽象的数字处理好像是猥亵的，尤其对沉浸在一种粗俗的劳动价值理论中的那些人来说，更是如此。制造品是好东西。服务，尤其是金融服务，是很坏的东西。对于那些社会党来说，情况更是不言自明，因为这些政党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来自制造业的联合劳动。但是道德家拥有的是错误的经济学。他们也患有严重的近视症。在任何一个跨越了简单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一个苍白的神话）的社会中，购买和销售交易量总是人口数量的许多倍。这些交易的价值，也是最终产出价值的许多倍。它完成许多半成品的购进与出售的交易，以便投入生产线重新进行深加工，生产出消费品。每个阶段的价值增加，是购买的总投入价值或出售的总产出价值的一部分。一双鞋子可能是早先15或25道程序的结果———得到兽皮、硝皮、剪切和定形、上鞋底和后跟———它们本身也是几个分散程序的结果:缝纫、抛光、传送给批发商，然后传送给零售商，直到你购买它们。其中的一些程序可能涉及国际贸易，皮革来自印度，鞋底/后跟的材料来自另外的国家。这些投入还必须被传送到印度国内的港口，通过一系列的贸易商的环节，然后再抵达本土。如果我们“加倍计算”每个阶段的其他交易的总价值，它将是出厂时最终售价的许多倍。

道德家拒绝这种论证。在他们的世界中，产品无论如何应直接从最初的生产者那里购买，所有的中介都是多余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吃新鲜的有机食品，而你又坐在你位于都市的住处，那么只有把这些食品沿着乡间小路、高速公路和都市的道路，运往你所在地方的超市，以便能够满足你的渴望。你想要的食品越新鲜，传送的速度就要越快。你想要你的食物卫生而有益健康，因此它将需要塑料或玻璃纸包装，从而使交易价值增加。

当我们变得更加繁荣的时候，我们的需求也会提高。这不成问题，因为现代经济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劳动分工，就是被设计出来以迎合这种高级需求的。但是从最初产品到最后消费者的链条变长了，而且产生了额外的阶层。它召唤着很远地方的资源。其优点是，尽管存在着被延长的链条和多样的阶层，我们得到的东西仍然是以合理的价格传送的。国王无法提供的东西现在我们拥有了，因为存在劳动分工。但是这也涉及中间商、多重交易和多种部门的合作。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由市场完成的。毕竟，这是亚当•斯密所喜欢谈论的天然的自由体制。

金融交易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它不是迎合普通的消费者而是迎合公司———银行、非金融性的公司、养老基金会和股票经纪人。金融产出是抽象的；它是一种非耐用的服务，很像街头卖艺人的音乐，或老师给学生讲的课，或某个医生做出的诊断。当这些被递送的时候，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可以显示，但是有人被提供了一种服务。当金本位制存在时，不存在外汇市场。随着固定汇率遍及世界，情形也是一样。（汇率不能改变的其他不利结果也是存在的，但是我暂时把它撇在一旁。）如果两种通货变得富有弹性，那么，为了直接———当期———交易，就要确定一种汇率。但是可能存在着对将来贸易需求的预期。因此将会出现远期交易。这种交易可能会很多，它依赖于递送的时间。但是很可能出现未来的突发事件，通货的价值可能会改变。人们可能愿意预防此类突发事件给自己造成损失。他们围以树篱。因此，即便为了两种通货，围绕它们的汇率也存在着许多交易方式。只要未来是不确定的，人们将要建起围栏以防止未来的损失，或者赌未来可能的收益。

当你增加通货的数量时，汇率的数量则会加速增加:两种通货时只存在一个汇率；三种通货时存在着三种汇率；十种通货时存在着45种汇率；100种通货时存在着4950种汇率。这样，当汇率变得富有弹性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要解除它们对资本市场的管制（所有欧盟国家在1988年之前解除，所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1990年之前解除），可交易通货的可能数量爆炸了。在几个国家同时进行贸易的大公司，为了防止自身在支付或回收多种通货时出现汇率波动，是需要建立围栏的。不但存在当期交易而且存在远期交易，还存在那些为偶然条件所允许的交易，对于公司的财务主管来说，如果不能预见到通货出现波动并建立防止它们的围栏，所要付出的成本将会变得非常严重。

汇率运动是由预期的预算赤字的转移与货币供给引发的。人们看到，如果政府对待通货膨胀和裁减预算赤字都软弱，该国的通货必定会经历贬值。为了遏制这种情况，需要提高短期债务的利率。因此，预期利率的运动也成为一个市场投机所考虑的因素，这常常强迫政府一有意识就要采取行动。正统财政的规则———平衡预算和控制货币供应———对政府来说成了社交礼节。

这与社会党的学说相反。它们效忠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充分就业、经济增长以及在某种情形下对收入进行有利于穷人的重新分配。执行这种政策的工具是预算赤字、低利率和累进税。但是在新的混乱的国际市场，就需要掌握驾驭这艘国家的财政之舟的技巧。保守党拥护减税而且颠覆重新分配。按照加州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Laffer）的忠告，里根裁减了所得税，随后撒切尔夫人也跟着这样做了。社会党已不能把平衡预算和低税收与为创造就业岗位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支出政策协调起来。欧洲的社会党政府也把汇率机制的紧身衣强加在自己身上。这就限制了自己让货币贬值的自由，强迫它迅速废止任何可能导致汇率贬值的动作。以公共开支推进就业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在新的开放经济的背景下，由于存在大的进口渗漏，公共开支限制了国内的收益增值率。因此，凯恩斯所主张的旧式的自我清算的预算赤字不再起作用。公共开支会导致一种小的收益增值率和贸易赤字。

对社会党来说，它们并没有立即明白，变化已经发生，需要重新思考。要重新开始，总会有人抵制放弃旧政策。其中许多党是在几十年之后第一次掌握政权，所以想试一试它们所拥护的秘方。它们的支持者期望着国有化、迅速的增长、高工资和充分就业。它们面临着先前没有预料到的外部压力。陆续地，欧洲执政的社会党不得不吸取法国在1983年曾经吸取过的教训。

在财政约束之内，也还存在进步政策施展的空间。政府可以迎接妇女运动、少数民族以及老龄人口所提出的挑战。它们试着建立一种“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但是其中许多人都是穷人。看来，必须特别思考用公共开支救济穷人的各种方式。对左翼反对官僚和精英支配福利利益，也是有转变的。分散化、地方分权和自治都是迫切的需求。这些在财政上都是中立的，为了满足这些新的需求，社会党是以新的进行成本效益核算的方式进行实验。

社会党选举基础的转变，是隐藏在这些新需求背后的原因。大规模的制造标准化产业作为最大的工作岗位提供者的重要性在降低。现在广为人知的产品，连同它们的标准化技术———成熟的制造业———正在被重新安装到劳动力廉价和熟练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的蓝领工作岗位面临着压力，虽然程度有所不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英国、美国———处于制造业衰退的前线。但是法国和德国也不能抵抗这股潮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任何地方的制造业，不得不专攻知识密集型产品———医药品、航空航天、无线通信和信息技术———而造船、汽车、纺织品和电子产品都在转移。新的服务业取代了它们的位置。金融服务业得到最快速的增长，当然也包括信息处理、通信、广告、设计和时装。这些都是新的“抽象”产品。但是这些产业雇用的是大学毕业生，是执行弹性工作时间和非等级制结构的典型的小企业。传统的工人阶级正在收缩。一种新的由白领职员组成的混杂集合体正在取代无产阶级。左翼不得不与中产阶级选民阶层妥协。

同样，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旧的确定性正在受到挑战。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连同其在任何生产方式内部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结构相契合的优雅链条，被重新检验:先是从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法国哲学传统的视角，然后是格里•科亨（Gerry Cohen）这位英国哲学天才的视角。这里没有法国的哲学家可能会喜欢的笛卡尔式的数学的确定性，同样，也没有一个英国哲学家所需要的严密的逻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他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晚期产品。就像亚当•斯密的财产方式理论（theory of modes of substance）一样，在我看来，对解释西欧如何在18世纪跨进资本主义门槛，不啻为一种有用的传说。但它不是———而且不应该被演变第17章走出深渊281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图式。它是一个千年的划时代的图式，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当他讨论特定的历史插曲的时候———如1848年、1851年和1871年的法国———马克思运用了更详细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一个由两个阶级构成的图式被多重阶级和派别所替代。机会和意外事件的动力学放到了突出位置。必然性几乎不存在。像他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通信中所展现的（见本书第5章、第6章），马克思意识到他的理论的特殊性。马克思是把他年轻时的观点提升到一种普遍宇宙理论的最后一人。结果是斯大林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升为宗教。

认为无产阶级总在热切地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观念本身就要受到审查。工会会员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公共部门的或以知识为基础的私人产业的白领工人。拥有一种终生工作的传统工人———一生干48年，每年48个星期，每星期48个小时（包括加班时间）———正在消失。但是其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也开始受到质疑。妇女运动突出了家庭劳动中的剥削，坚定的无产阶级变成了家长统治的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提出了殖民主义的问题，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贵族”从帝国主义的剥削中受益的方式问题。无产阶级在哪里•如何定义阶级•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继续发展，但这是一种冒险运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范畴受到重新审视和检验。鉴于许多统计数据可以利用，阶级与职业是不是一回事•在阶级之间是否存在着流动性•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罗默（John Roemer）对阶级和剥削的观念进行了严格的审察，结论是，是财产的最初捐赠决定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无产阶级没有财产捐赠；小资产阶级有一些，但是不够，还要依赖生产利润生活；资产阶级拥有足够的财产捐赠可以雇请其他人，但是他们自己不工作。一旦阶级被这样定位，罗默的模型就不允许阶级之间的流动性。它是一个静态的、有一定期限的模型；这样在生活周期上的积聚问题，或者由于技术甚至机会的获得所形成的流动性问题，在这个静态的框架中就提不出来。马克思关于剥削的观念已经被修正，如同我们在本书第16章中所看到的。资本与时间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重要性还必须被确认。这些是技术方面的考虑，最初奥地利的马克思批评家尤金•冯•柏姆巴维克并不了解这点。但即使是这种反对意见也足以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光环。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要求立场来看，马克思的理论被发现不具有充分的普遍性。当然，瓦尔拉斯经济学———甚至在它最近的具体化形式阿罗德布鲁经济学中（见本书第16章）———也是静态的。它没有涉及周期、创新和危机。它没有安排利润或积累的角色。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社会科学家看来，是马克思没有通过瓦尔拉斯测试，才破坏了他的吸引力。

如果说并不存在可界定的拥有完美无缺的革命证明书的无产阶级，那么资本主义唯一的反对派可能来自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20世纪80年代表明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弱点———或者毋宁说，再次证实了德国人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就已经确定的有关社会民党的辩论。当资本主义繁荣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就会兴旺发达，但是不幸的是，只有当资本主义有麻烦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通常才有机会执政。一旦问题被解决，资产阶级政党就会收获繁荣的果实。在20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政党在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问题时已经展现出非常强硬的态度。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紧随其后，生怕危及自己，无论是在好的情况下还是在坏的情况下，他们都受到自己敌人的排挤。

在20世纪80年代结束的时候，社会党面临着社会主义的暗淡前景。它们从来没有一个革命的纲领，而现在它们又失去了与自己连为一体的阶级的支持。它们偏好的经济哲学———凯恩斯主义———正在退却。随着它们的追随者更多地进入中产阶级，福利开支面临着压力。接着发生的是柏林墙的倒塌和列宁主义政党在东欧的消逝。这些国家要选择的道路，不是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更加放肆的资本主义道路。它们把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视为死胡同。不论是对是错，对东欧人来说，资本主义才是通向解放的道路。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甚至更糟糕———虽然说不上悲惨。但是，也正是在这10年期间，在第三世界的不同成员之间开始出现差距。第三世界，或者说它组成的游说实体77国集团，开始失去它的同质性。正当一些国家陷入失败的深渊时，其他的国家出现了成功。一种新的发展范例正在被开发出来。

灾难的根源是过度的石油美元借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于信贷资金的吝啬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资源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经合组织打开了金融资源的闸门，发展中国家可以想借多少就给多少，而且借款越多，商业银行的回应就越快，办理得越迅速。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认为接受这种借款可以不听劝告的观念被抛弃了。这是对市场的信念出现动摇的先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应该表现得像世界的中央银行，或者至少应该检测银行信用如此大量注入的效果，但如今却默默地伫立一旁。随着布雷顿森林汇率体系的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20世纪70年代，再恢复它自身实在存在着太多的混乱；而20世纪80年代则对它的恢复提供了一个平台。

石油美元的借款名义利率约为5%（实际利率是负的，大约需要减去10%）。20世纪70年代商品的价格繁荣被证明是短命的，而且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期间持续呈现下降趋势。当凯恩斯主义仍然统治着决策圈的时候，尽管它一直受到攻击，借款照常进行。在20世纪70年代，受欢迎的经济发展模型仍然是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借款可以实现许多计划，甚至是一些孕育时间长、回报率低、不怎么有出口潜力的石油勘探计划。

在利率上升使债务偿还成了一个问题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圈中的知识分子和发达国家中的某些人就已经发生了改变。预算赤字被认为是糟糕的，贸易逆差是宏观经济不平衡的一个信号，而固定汇率是不听劝告的。气候的回转非常突然，反革命很快征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令人信心百倍的灵丹妙药，如今被当作问题之根源的靶子。

在1973年石油价格上升之后的10年，是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在美国和英国交锋最激烈的时候。到1981年，凯恩斯主义者发动了一场重新辩论的战斗。年长的凯恩斯主义者拒绝承认货币主义者的论点。但是，年青一代的凯恩斯主义者们———他们在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受过良好教育———却认为，罗伯特•卢卡斯在技术上的高雅是吸引人的。他们承认了卢卡斯理论的基本真理，就是经济在自然失业率条件下存在着一个均衡状态。争论的问题是，两方所展开的是否是一种永久的状态而不是短期的偏离，或者是否存在着一些松弛现象。两方所展开的这种论证，采用的是一种技术的形式，是用数学方法和计量经济方法。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霸权结束了。我们现在有了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抗的卢卡斯的新古典经济学，这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是引进了瓦尔拉斯的均衡信息。卢卡斯的自然失业率概念被贴上了“非加速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NAIRU）的标签，从而维护了新凯恩斯主义者的名誉。

当然，在这场争论开始之前，在凯恩斯主义者中存在着不同意见。许多英国剑桥和别处的左翼凯恩斯主义者，公开指责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的私生子。后凯恩斯主义者与其他所有凯恩斯主义的学派有着文本的和解释学的分歧。他们总是将官方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或多或少地说成是新古典主义的。但是，当被右翼包围的时候，凯恩斯主义者———新 左翼的和后凯恩斯主义的———都显得进退两难。

在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一个长期被坚持的论点，认为凯恩斯理论是不适用的，所有的各式各样的新古典经济学，都被怀疑是盲目接受市场规则。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到处看到市场失败，看到对政府进行全面干预的需求。新古典经济学家或者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哪里谈论竞争的市场，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就会在哪里发现寡头垄断和卡特尔。他们调制了一个包括苏联计划、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和有关宏观经济学刚性的结构理论在内的混合政策。

但是，它们的国家突然面临着巨大的贸易逆差、巨大的还债账单和急剧的外汇短缺。墨西哥是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主要典型，在1982年率先宣布无力支付它的债务。许多其他的债务国有着相同的问题。这些国家可能破产吗•它们会渐渐减轻对出借人的偿付能力吗•那个夏天谈得最多的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凯恩斯的话被一些人引证道，当你欠银行1000英镑时，你将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但如果你欠的是100万，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的将是银行。

这个伤感的幽默被用错了地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管着负债累累的国家，这些国家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以弥补外汇短缺。这就是凯恩斯为什么要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短期借贷权力的原因。他指出，准予贷款可以消除任何通货紧缩的需要。但是那是在1944年；现在是1982年，而且凯恩斯去世又过去了许多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严格的通货紧缩政策，坚持及时削减预算赤字，坚持固定汇率贬值和控制货币供应。由于借款国家不仅没能控制进口，甚至没能控制临时性关税，它们必须拆除贸易保护，实行进口自由化。它们不得不放弃进口替代，并采取出口扩张的政策。

假如结果并非如此悲惨的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命不凡地自以为的全知全能简直就是胡闹。每种经济，不管其历史、地理或文化条件如何，均被简化到由两个或三个方程组成的拼图模型。这里有一个货币需求方程，一个通货膨胀和产出方程（菲利普斯曲线），而且也许还有———仅仅是也许———一个汇率方程。每个国家都被假定应该存在着一定产出水平上的均衡（卢卡斯已经这样说过），在这个均衡点，它的通货膨胀将会消除，而且它的贸易逆差也会消失。这样一种均衡在国民收入有一半富余的水平上可能存在，但是，这不说明问题。应该存在某种零通货膨胀的均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告诫债务国家应该如何达到这点。

一种古怪而不幸的发展帮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方面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其效果却是破坏性的。非殖民化之后新的领土国家在数量上的激增，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现象。新的国家必须拥有作为国家的随身用具———自己的通货、自己的中央银行和自己的航空公司。它们现在也拥有自己的国民收入，这是由联合国或西方大学训练的甘于奉献的经济统计员所测定的。这些收入数字在表面上是科学的，但却常常遗漏了传统经济留下的巨大包袱。从好的方面说，它们试图捕获乡村、畜牧者和都市非正式部门所从事创造价值的活动。从坏的方面说，这些活动都被忽略了，它们只是捕捉到都市的正式活动。货币供给的测量时常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这又会与许多经济无关。

然而，仍然有一些数据适合新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对货币方程的需求进行“评估”（estimates），它也这样做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些扭曲的经济图形，让它充当进行控制的手段。这样，无异于将一个控制汽车的仪表板装配在一辆牛车上，而且要每个人假装他们知道该如何驾驶这种新的交通工具。后果是灾难性的。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签署了“意向书”，事实上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它会进行经济改革，因此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当然，这些意向书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者口授的。这些国家必须削减预算赤字，使汇率自由化以推进出口，并且降低关税。自然，削减预算赤字的影响全部落在穷人身上，因为已经借到石油美元（而且在瑞士许多被作为私人财富储存起来）的统治精英并不准备遭受困苦。这些国家的军队继续受到优待，但是老百姓的食品津贴却被认为无效而废止。花费在公众教育和健康上的可怜的少量费用也被减少。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它总的关心是，应该削减赤字；它不可能建议，这种削减要具有进步性和保护穷人。

对增加出口的劝告执行得更糟糕。许多债务国，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都是单一商品输出国。它们处于孤立状态，每个国家都被这样告诫，对出口“给定”一条“世界需求曲线”，这样收入与价格的弹性就可以被估计出来。这条曲线反过来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和降低成本被用来计算削价，以达到充分推进出口。但是，即使将它们加在一起，这些输出国也不可能全部都通过降低价格来增加出口。它们正在彼此竞争。世界需求曲线不是在任何意义上都能“给定”的。如果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应该能够看到这点的。但是它没有看到。它的经济学是天真的，而且无论如何，“国家办事处”（country desks）是分别运作的。

在所有的负债国，这些结构性调整项目（SAPs）变成了可憎恨的对象。多数负债国家的收入是负增长，尽管如此，却把猖獗的通货膨胀归罪于货币贬值。在这些主要的穷国中，人民蒙受着现实的苦难。不谈国民收入统计数字，悲剧还反映在对婴儿死亡率和生活预期的测度中。这些，虽然是不完全测量，但是它与真正的事件有关，而不是虚拟的实体。在过去20年中，随着公共卫生的进步，婴儿死亡率已经被降下来，生活预期也在上升。现在这种进步停止了，如果不说它倒退的话。这些数字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衡量其政策效力的一部分。它们不是宏观经济数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关心的只有那些宏观经济数字。

因此，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在独立之后首次融进国际银行贷款和融资世界的经历，突然变得具有悲剧性。然而，主要的债务是由拉丁美洲国家所欠的，它们既不是新独立的国家，也不是人均资本收入最小的穷国。它们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作自受（self inflicted），因为它们借钱用于公共部门的项目，这些项目生产水平低下，也没有什么出口潜力。随着它们把结构性调整项目的费用分摊在本国的穷人头上，有一点就变得十分清楚:本国存在的问题在于财富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结构，同样在于自己的经济政策。当它们的精英责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还击这样的批评:他们运作的政府既不是民主负责的，也没有推行消除贫穷的政策。

相反地，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中有一些真正的成功故事。正是在亚洲，这种新的发展范例被发现了。亚洲虎———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其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出了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制造品的健康出口。它们也有了高水平的教育和卫生保健，在乡村与都市之间有着很好的平衡。它们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显示了较低的不平等。它们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它们的经验可以被效仿吗•

亚洲四小虎很快得到其他亚洲国家的加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菲律宾。它们拒绝自给自足的进口替代模式。它们都是出口导向的。它们的制造业部门不是国有而是私有的。政府仍然在提高出口效率方面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对东亚人来说，理想的模型不是苏联而是日本。在战后的日本，只有一种对国家经济繁荣的精神追求，政府、公司和银行由此结成了共同利益联盟。银行以较低的利率动员节俭的人们进行储蓄。这些基金被引到那些被政府指令要在特殊领域追求出口增长的公司———钢铁、汽车、收音机/电视机和计算机。这是一个理想的社团主义国家，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精神目标。

亚洲虎拷贝了这个模型。韩国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激进的土地改革，这就减少了乡村的财富不平等。它们还提供了免费教育，达到了文化普及。它们的医疗保健体系也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要好。它们在建立制造业时谨慎地选择了对出口导向型企业实行补贴。这就自动地确保了，它们的产品质量必须达到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水平。社团主义的共识是亚洲虎成功的关键。

亚洲虎的悖论在于，它们的成功是双重的，既有市场的良好运作，又有高水平的福利，尽管它们拥有的是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巴西在威权主义政府的领导下实现高增长率的时候，它疏忽了公平和普通的福利。墨西哥拥有一党制的民主政治，在公共部门进行了社团主义实验，但是没有让普通百姓受益。在印度，存在着带有较弱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混合的社团主义的民主政治，它以国有部门为导向，但是增长和股份化方面却失败了。韩国和中国台湾，还有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它们都为威权主义的合理性统治进行了辩护———它具有一种对穷人负责的能力。

在意识形态的论战中，各方都把亚洲虎的成功看作对自己哲学的证明。那些偏爱开放型经济和私人所有权的人们，为避免国有制和避免敌视国际贸易而欢呼这一奇迹（像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做的那样）。那些偏爱政府利用市场控制经济的人们，祝贺亚洲虎“驾驭市场”的能力。那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抱怨经济增长没有导致贫穷减少的声音，如今为平等和福利的成功而欢喜。这些国家的许多领袖，特别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发现他们的成功对西方民主的衰微是一个敏捷的还击。这里指的是节俭、勤劳和守纪律这些亚洲价值观，再加上一种坚定的威权主义的指导力量。这些都是成功的关键。

日本和亚洲虎所实践的这种类型的社团主义———在政治、产业和金融之间建立的共同联盟———在两次大战之间曾被作为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替代方案被实验过。社团主义与纳粹主义的联系曾经使人不信任它，正如我所强调过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对计划的创新以及实现公立企业与私人企业混合的体制，无疑是国家社团主义的成就。应把国家社团主义与纳粹党人所实施的毁灭性的反犹太主义区分开来。国家社团主义在其他方面也存在问题———缺乏民主，实行避免国际竞争的有选择的贸易保护主义（与日本比较，它还限制进口），以及在国内生产方面培育联合企业，相应地就要以牺牲消费水平为代价。在亚洲四小虎中，存在着普遍接受的高储蓄传统，这样会有助于维持推动出口的低消费主义策略。不过，至于这些储蓄倾向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自愿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控制机制还有讨论的余地。

对国家社团主义模型的检验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然未来还要检验它。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存在着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新的发展范例根植于亚洲的经验。它表明，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持续而迅速的增长是可能的———就是说，不用走保罗•巴兰认为的唯一摆脱落后的道路:古巴已走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这是一条可以与平等、高水平的教育和公共卫生结合在一起的道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这种混合体制称为人类发展的范例。它亲善市场但也亲善穷人；它欢迎开放经济的导向但也欢迎政府起积极作用；它把健康和教育放在与经济增长同样重要的位置。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很一致。罗伯特•卢卡斯和保罗•罗默详细阐述了“新内生增长理论”（New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新古典主义的增长模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提出了，它表明了资本积累是如何导致更高产出的，尽管随着工人人力资本的上升，额外投入将会减少。如果是这样的话，拥有高资本产出率的富国将比穷国增长得更慢。这是一个均衡的结果。战后经济增长40年的经验是，从没有发生过这种均衡———或者说肯定没有以任何值得注意的速度发生过。这说明了什么•

卢卡斯罗默模型强调，对教育和知识的投入能够增加回报，因为它能引发技术方面的创新和进步。随着每项创新对产品功能的提升，对工人更高人力资本的回报不是下降，而是提升了。这种洞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固定资本转向人力资本，从硬件转向软件，从钢铁厂转向学校。有一个罕见的预见事例，它曾预言随后10年将要出现知识经济。

但是下一个10年将要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经济，还将会看到自从1914年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复苏，看到布尔什维克的消逝和《共产党宣言》所反映的世界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