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
1.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传统经济体制
(1)“三位一体”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
1-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
A.重工业特性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矛盾-结合重工业建设的特性与贫穷落后农业国家的特性,矛盾表现为:
1.建设周期长的项目无法支付高额利息;
2.外汇价格高进口设备昂贵;
3.剩余少,难以动员资金;
B.为解决以上矛盾,ZF做了三件事:
1.靠行政手段对银行进行干预,将银行利率压低至市场利率以下;
2.ZF干预汇率,人为高估本币,压低外汇价格;
3.维持已建成企业高额利润来解决资金动员问题,人为造成双边垄断,即产品市场上,ZF给予垄断地位,制定垄断价格;要素市场上,压低各种投入要素价格;于是形成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
2-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
1.扭曲价格体系打破市场均衡,产生的后果为:资本需求远大于供给;外汇需求远大于供给;原料续期远大于供给;
2.保证国家优先发展产业优先获得短缺资源,需设置国家计划;
3.为保证计划的实施,需要行政手段根据计划进行配给,于是形成计划配置;
3-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
1.若剩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其会将资金投入利润更高的产业(轻工业)中,因此需要收回企业控制权,掌握剩余的支配权;
2.扭曲价格体系下,无法确定企业盈利或亏损的合适水平,具有自主权的厂长、经理可能会利用职权损公肥私,因此需剥夺国企自主权;
4-在这套体系的影响下,农村经济出现了几大制度:统购统销、合作化、地区自给自足、城乡隔绝;
(2)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原因:
1-现象:1953年以前,共产党号召卖什么产品,农民会积极来卖;1953年后,农民不再愿卖给ZF,原因是ZF收购价格低,而卖给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的价格则高;
2-原因:ZF开始工业化,压低企业投入要素价格(棉花、粮食等),压低价格可通过高进低出,但会将剩余转移到农村;通过低进低出,就需要ZF通过垄断地位实现;于是出现统购(规定农民要交售满足ZF购买任务之后,才可在市场交售),最初只是对棉花和粮食;后期由于只压低棉花和粮食后,农民会少生产这两种农产品,因此,统购政策扩大到所有产品;统销指卖给谁由国家统一计划,生活必需品也按国家统一计划,因此出现粮票等;
(3)迅速推进农村公社化的原因:
1.城市里工业化进程加速,对工业投入需求增加,工人数量增加,而农村产量难以满足城市工业化水平;
2.统购统销,控制农产品收购和销售的价格,农民收入下降,而降低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休息的积极性(休息的机会成本就是生产所得的收入),使产量下降;
3.解决矛盾的方法:提高价格,但与剩余集中在城市内的目标冲突;对农业投资,与工业项目优先发展目标相悖;因此,需要扩大规模,发挥规模经济;
4.明显只能实施的方式是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可能来自:一些只能整个使用不可分割的生产要素,规模小时要素用不完造成一定浪费,扩大规模后要素才能得到充分使用;不用划田埂,节省田地;
(4)地区粮食自给自足的原因:
1.现象: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价格压低,于是余粮省卖余粮给国家越多交的税就越多;缺粮省调拨粮食进来越多,获得的补贴也就越多;缺粮省人口增加、工业发展使得农产品需求增加;
2.结果:缺粮省有意愿多调进粮食;余粮省没有意愿多生产粮食;缺粮省除从国家调拨进来的粮食外,还需自己生产,即“地区性自给自足”;
3.影响深远,政策具有较大刚性,在20世纪90年代还有“市长抓菜篮子,省长抓米袋子”之说;
(5)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的原因:
1.重工业资本密集,但是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甚至不能满足城市新增劳动力;
2.ZF优先安排城市人口就业,防止其失业;
3.不让农民进城来分享城市里的各种补贴;
2.合作化运动与传统体制的结果
(1)合作化运动起因与演变历程:
1-起因:公开说法是,如果不进行合作化,就会造成农村里两极分化,地主可能会重新出现;而实际上,一方面,ZF压低价格收购农产品;另一方面,扩大生产时,农民不愿意投入;
2-演变:
1.互助组(1953-1954),三五户,在中国农村基本上是历来就有的形势,带来产量的提高;
2.初级社(1954-1956),20-30户,两种分配方式(按土地、农具等分红;按劳分配),推行效果不错;
3.高级社(1956-1958),150-200户,按劳分配,规模经济继续作用,产量增大;
4.人民公社(1958.11开始),5000户,社会主义性质明显,按需分配;1959年开始出现持续三年的粮食危机;
5.初级社规模、高级社分配,即生产队方式(1962年开始直到1979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再迷信规模经济;
3-解决农产品需求增加:
1.加大农业投入与基础研究;
2.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农业机械化;
(2)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传统解释:
1-传统解释:
1.天灾-全国同时受灾可能性不大;有些灾害(水灾),会造成当年减产,而第二年应该增产;
2.人祸-公社化后,领导者不是农民,提出不当耕种方式(深耕密植);公共食堂导致人们将粮食吃光了;
3.人民公社规模过大,激励下降;
2-检验:
1.若为天灾,则1962年以后农业生产水平应该恢复到1958年以前的生产力水平;
2.若为管理不当,1959年停止公共食堂,1962年放弃“深耕密植”,则农业生产水平应该恢复;
3.1962年以后恢复到生产队,规模缩小;因此,若为以上原因,生产力应在一两年内恢复,而现状是直到1984年农业生产力水平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
(3)退出权假说:
1-理论:囚徒困境,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矛盾无法化解是因为没有施加可信的威胁;
2-现状:
1.农业存在规模经济;
2.农业生产过程,劳动投入难以监督,按劳分配也就成了平均分配;
3.会有些人偏好休闲,若无法惩罚就会有更多人不努力工作;
3-结果:
1.1956年实行的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退社自由既是对努力干活人的保护,也是对偷懒人的威胁;
2.1958年后直到1978年,“退社自由”不见了,即不准单干;
3.威胁不见了,于是博弈过程变化,对每个人来说不努力干活才是理性选择,因此生产力下降;
4-竞争性假说:统购统销造成地区性粮食自给自足偏离地方的比较优势,生产力下降;很难解释1953-1958年生产力的提高;地方比较优势差异会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减少;
3.1978年前经济发展的绩效与影响
(1)经济体系评价:
第一、对剩余的动员,相当有效率,一五24.2%,二五30.8%;
第二、资金的去向符合ZF意愿,重工业投资比例很高,约有一半的基础投资;工业产值增加很快;
第三、产业结构方面,1965年后产业结构就非常像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
(2)代价:
1.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接近发达国家,但从就业上看,超过70%的劳动力还在农业部门,即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配置;
2.劳动者积极性低;
3.资金利用率低,工业生产效率低下;
4.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最好估计为0.5%,甚至有人认为为负值;
5.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生产翻了两番,而消费只增长77%;
6.城市农村差别很大,城市翻了一番,农村只增加57%;
(3)与周边国家地区对比:开始时中国大陆人均收入水平与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差不多;20世纪7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腾飞,中国与发达国家却越拉越远;
(4)结论:
1.将目标定位发展重工业,传统体制很成功;
2.将目标定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传统体制就难以让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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