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相似文件 换一批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保卫《资本论》_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2kAhBnotB5jaDqU8Gta

毛泽东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保卫资本论》电子版资料库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3 回帖

关键词：论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 毛泽东 经济学 经济学 毛泽东

毛泽东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吴易风　

    毛泽东同志1958～1960年认真研读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深入思考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为经济学界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又非常珍贵的思想财富和理论遗产。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论述，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毛泽东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吴易风　

    毛泽东同志1958～1960年认真研读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深入思考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为经济学界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又非常珍贵的思想财富和理论遗产。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论述，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毛泽东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毛泽东选集》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他正是在这个哲学观点的指导下思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毛泽东三次谈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第一次谈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毛泽东说：“这本教科书（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引者），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70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以下出自此书的引文只注页码）
在第二次谈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同上书，422页）
在第三次谈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同上书，804页）
毛泽东三次谈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提法都一样：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史上，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有两个最有影响的规定：一个是马克思的规定，一个是斯大林的规定。
马克思在阐述《资本论》研究对象时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规定，《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由相互联系的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从马克思的规定中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导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按照斯大林的这一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后来我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般都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个定义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斯大林。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这两个提法显然有别。毛泽东不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这表明，他深入思考过政治经济学如果只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是否过窄的问题。
毛泽东当时从两方面来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422页）

确实，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联系研究生产力，就会孤立地、静止地研究生产关系，就难以说清楚生产关系。同样，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也会孤立地静止地研究生产关系，也难以说清楚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不仅当时对我国经济理论界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现在对我国经济理论界重新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看来，从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到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的复归，是彻底解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过窄问题的根本途径。（参阅：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2））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没有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的，同样没有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上层建筑的。他十分清楚，生产力的研究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任务，上层建筑的研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他的提法是：“联系研究”生产力，“联系研究”上层建筑。这个提法是准确的。联系研究生产力，不同于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联系研究上层建筑，也不同于以上层建筑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要联系研究生产力，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身就存在着内在联系。同样，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要联系研究上层建筑，是因为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本身就存在着内在联系。毛泽东为政治经济学“联系研究”生产力、“联系研究”上层建筑规定了一个重要的原则界限。他说：“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422页）
毛泽东本人没有脱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联系研究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例如，在考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的革命时，毛泽东说：“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297～298页）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适应的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愈来愈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此不同，毛泽东既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作用，认为“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718页），又全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适应和不适应的状况，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说，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339页）

毛泽东本人也没有脱离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来研究生产关系。他评论苏联教科书说：“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170页）毛泽东既反对没有经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又反对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他主张，政治经济学要研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要研究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还要研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关于上层建筑革命、生产关系的大发展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三者之间的联系，毛泽东总结出一条既适用于资产阶级革命又适用于无产阶级命的一般规律。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297～298页）
毛泽东高度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改进，他依次从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改进。

首先是所有制变革。
毛泽东高度重视所有制的变革。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领导了中国的所有制变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思考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从理论上正确反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所有制大变革。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是所有制的变革，而不是商品的两重性。毛泽东阐明了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不应从分析商品两重性开始的理由。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不再被商品这个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804页）
毛泽东明确主张，我国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从所有制的变革开始。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所有制变革开始的原则，而且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所有制变革部分的写法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805页）
毛泽东极其重视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的变革，因为他深知，所有制的变革会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会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建立和增强准备条件，会为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和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创造前提。

其次是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
    毛泽东高度重视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的不断改进。他认为，生产关系中所有制方面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有底，而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的改进则不好说有底。他提出，在生产关系中，变革后的所有制要有相对稳定时期，与此不同，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要不断改进。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平等关系的建立创造了前提。但是，在基本解决所有制问题以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并不会自然出现，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毛泽东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毛泽东说：“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805～806页）他特别注意的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67页）由此，毛泽东指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67页）
    毛泽东特别重视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时期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的不断变革。他认为，在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时期，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否不断变革，对是否推进生产力发展有直接影响。他说：“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806页）毛泽东强调领导者要以平等态度待人；强调企业管理要采取“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进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他说：“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806页）毛泽东对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提出的这些理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

第三是分配关系。
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他不满意苏联教科书关于分配的论述，说：“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个写法。”（807页）
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和苏联教科书的分配理论作了比较，指出苏联教科书的错误观点是对马克思的正确观点的修正。他说：“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很大错误。”（399页）
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说：苏联比资本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说：“这种说法简直不像样子。”（475页）苏联教科书深受赫鲁晓夫的影响，反复地突出宣传个人物质利益。毛泽东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403页）
毛泽东分析了苏联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实质，说：“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462）
毛泽东全面分析了苏联教科书反复强调物质刺激的原因。除了由于“政治太弱”（462页），以及由于“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反面”（576页）之外，主要是由于苏联的新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所致。毛泽东说：“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反抗。”（277页）
利益问题和利益关系是经济学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问题在于如何研究。毛泽东阐述了利益问题上公与私的辩证关系。他说：“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576页）

毛泽东认为物质鼓励原则和精神鼓励原则都重要，不能偏废。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既要有物质鼓励，又要有精神鼓励。他全面地分析利益问题和利益关系，认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惟一原则，还必须有精神鼓励原则。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苏联教科书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和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毛泽东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过分悬殊。他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198页）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理论，特别是对公与私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对物质鼓励原则和精神鼓励原则都重要的论述，对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贫富过分悬殊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还预言：“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319页）
1958～1959年，我国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最商品生产问题上思想和理论相当混乱，在不少人中刮起了消灭商品生产的“共产风”。毛泽东把商品生产放在特定生产关系下来考察，区分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说明了二者的本质区别。他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和什么经济相联系。毛泽东说：“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50页）区分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就可以正确地制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方针和政策，就可以解决一些人怕商品生产、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的错误。毛泽东说：我国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集体，这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他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积极作用。
除了生产关系所包括的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关系之外，毛泽东认为，
管理也是“人与人的关系”（806页）他高度重视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时期的管理问题，认为管理是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的最重要的问题，并明确认为管理也是人与人的关系。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806页）
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分级管理，这是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重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要经常注意解决。毛泽东说：“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8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