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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数理逻辑比较
1、西方经济学对数理逻辑的违背和滥用
西方经济学对数理逻辑的违背和滥用，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和《微观经济学批判》这两本书中有大量的例证。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对数学的错用。例如，令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资本结构无关论就错误以为两个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差会是一个常数。在经典的关于预防性货币需求的惠伦模型中，也出现了概率可以大于1和严格增函数可以令其一阶导数为零的这样一些常识性错误。
二是对数学的滥用。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将确定性条件下的数学性质用在了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例如，西方经济学强调，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的利润达到最大。事实上，这条理论只在确定性条件下和资本过于充足以致剩余资本无利可图的情况下成立。如果象现实中的情形一样，收益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高于成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条理论就无法使用。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最优化理论都存在此类问题。西方经济学在推导这些结论时，曾假定不确定性是不存在的，但西方经济学在谈及存在不确定性的现实问题时，却直接引用确定性条件下的结论，以此来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
三是对数学的歪用。在数学中，等号是没有方向性的，而经济科学中的“＝”由于因果关系的存在而具有方向性。但西方经济学利用数学的这一特性，故意颠倒黑白。例如，西方经济学在给定工资的情况下，认为资本家会拼命地雇用工人，使得每增加一个工人所创造的所谓边际产品价值不断下降，直到最后一名工人创造的所谓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工资为止。然后，西方经济学倒过来说，工人的工资等于工人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从而劳动的报酬与其贡献相等，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
但是，这里是工资的高低决定边际产品价值的大小，也就是说，是报酬的高低决定贡献的大小，而不是贡献的大小决定报酬的高低。在西方经济学的结论中，工资低说明工人的贡献小，从而工人受到的剥削越严重，越被认为是“应当”如此的。而数学推导的实际情况则是工资越高，工人的生产贡献所值越大。从而，工人越是争取高工资，其生产贡献所值就越大。实际上，由于边际产品价值是贡献最少的工人的产出，因此，即使这最后一个工人没有受剥削，其他工人还是受到了剥削。资本家的利润仍然来自于所有工人的所得低于他们的贡献。
再如，西方经济学中被认为经过了无数的统计验证的生产函数，只不过是将表面上的数量关系，进行了有利于鼓吹资本主义制度和鼓吹资本的歪曲解释。事实上，它只不过表明，在不变固定资本与劳动和产出之间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比例关系，表明这些变量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关系，表明马克思早已得出的结论，“在不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从而在总资本价值(=c+v)和剩余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关系。”[1]
四是对数学的假用。这是指那些仅仅把数学作为一种语言而不是分析工具的做法。例如，刚刚获得第十一届（200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刘小玄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一文中的数学模型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数学模型。刘小玄仅仅对该模型进行了一些错误的设定，没有进行任何推导。从而，它根本不能算是数学模型。但刘小玄却从中得出了种种所谓的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上的“结论”。
正是由于西方经济学反对唯物辩证法，从而西方经济学对数理逻辑的运用绝大多数都是错误的和不成立的，仅仅依靠人们对高等数学的畏难心理，才得以愚弄世人。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数理逻辑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数理逻辑的运用不象西方经济学那样频繁。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前面已经指出，在马克思看来，数学只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从而，在运用辩证法能够表明的地方，数学的应用并不十分迫切。尤其是，马克思的著作的直接对象是工人阶级。显然，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尤其是较高的数学水平的教育，但这并不排除工人阶级具有“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早期主要是直接应用辩证法来说明问题。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因此“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
其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高等数学工具尚不发达，概率论和统计学技术也不成熟。尽管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它著作中已经充分表达了在其身后数十年才发展起来的概率论和统计学技术的核心思想。马克思对导数和微商的理解，到今天都还是最科学的。
马克思对唯物辩证法的娴熟运用，使得他仅仅用初等的数学工具就能在《资本论》中达到现代西方经济学滥用高等数学所不能达到的高度。
例如，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是割裂开来的。其微观分析甚至不能作为其宏观分析的基础。“总体经济行为决非个体经济行为的简单加总”[2]。西方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也承认，“如果你认为对局部来说成立的东西，对总体也必然成立，那你就犯了‘合成谬误’”[3]。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在其微观部分也常常犯“合成谬误”，例如，在分析完全竞争市场时，其单个供应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水平的，而整个市场的需求曲线却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单个供应商的水平需求曲线无法直接合成这样一个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是从孤立地以个别的观点来推断总体的。
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微观与宏观却是统一的。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销，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规则。这个规则是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末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象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4]
在这里，马克思首先运用其身后数十年才发展起来的现代统计学的大数定律，从宏观上肯定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然后以此消除“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在微观的个别资本家的分析中科学地假定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资本也一定可以形成。从而，实现了微观和宏观的统一，避免了合成谬误。
在马克思的身后，高等数学工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这些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数学工具，在社会科学领域却只得到了一些虚假的繁荣。这种状况与西方经济学抓住数学的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特点不放，使得科学的经济学也不免受到迷惑。
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初等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0/0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要很多中项”[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应用现代高等数学工具之前，必须恢复高等数学在现实中的本来面目，表明那些“中项”的真实含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运用数理逻辑时犯下形而上学的错误。
结论
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西方经济学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其理论除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诡辩和让发展中国家屈从于国际垄断资本外，别无价值。但是，西方经济学却仗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发达，而在国内拥有大量的崇拜者。
然而，正如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资本家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知道的；而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那些虚伪的遁词和空话则都交给他所雇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授们去讲。实际上，西方国家的发达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并无直接的关系。西方国家早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显然，一套在逻辑上都不成立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又怎么可能成为西方少数国家经济发达的理论指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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