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的乐观主义：20世纪的顶峰
正如第1章所提到的，从1881年开始出现三次主要的市盈率峰值，第一次产生于1901年的6月，恰好是在20世纪初。1901年6月之前的12个月，股票价格实现了惊人的增长。观察家们这样描述1901年中期的投机热潮：“1901年4月爆发的投机风潮在投机狂热的历史上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报纸上充斥着饭店侍应生、办公室职员甚至看门人和裁缝通过投机一夜暴富的故事，可以想见这些宣传对公众观念的影响。”\[5\]
1901年当新世纪到来时，人们广泛谈论着未来以及即将到来的技术进步：“火车将会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飞驰……报纸出版商只需按下电钮，自动化设备就会完成其余的工作……在大商店里卖东西的是售货员的照片，机械手将会为顾客找零。”\[6\]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于1901年进行了首次越洋无线电传输，人们纷纷预测不久后就可以同火星进行无线通信了。
1901年5月1日—11月1日，在纽约州布法罗举行的泛美博览会（PanAmerican Exposition）将高科技作为一个重点。其中，占据中央位置的是一座高375英尺的电塔，为它照明的是44 000个电灯泡，它们的电力来自远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发电机。这座塔“美得无法形容”，让参观者如醉如痴。\[7\]这次博览会的电气部分展示的是电产生的种种奇观。例如电传机，即通过线路传输图片的机器（传真机的前身），又如电子签名机，即能让人将签名传输到远处的机器（信用卡签名认证设备的前身）。这次博览会还提供了乘坐太空船“路娜”号到月球进行模拟旅行的机会：参观者们在回到地球之前可以行走于月球的街道和商店之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科技时代、计算机时代和太空时代在1901年看起来已在眼前，只是这些概念是用与我们今天不同的词语来表达的。人们心情振奋，因此，20世纪随后的10年被称为乐观时代、信心时代或者自信时代。虽然已经相隔了一个世纪，我们也刚刚度过21世纪的黎明，当时的这种情绪也与一个世纪后的情形相类似。由于现代媒体充分利用了周年纪念或划时代的事件，加之人们也往往将这类事件视为新起点的标志，并对它们赋予过高的期望和企盼，因此世纪之交往往是乐观主义盛行的时期。1901年的例子告诉我们，新世纪乐观主义情绪事实上可能持续数年，至少一些媒体认为，它将不会受到不幸的世界事件的影响。诸如“9·11事件”、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的战火与冲突、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策倾向等事件是否足以持续地动摇我们的信心，还有待观察。
但是还有其他原因解释为什么人们在1901年认为股价应该抬高。那几年，报纸上最突出的商业新闻莫过于广阔的商业领域中各种关于联合、托拉斯和并购的消息，例如在许多家较小的钢铁企业基础上联合形成了美国钢铁公司。1901年，许多股市预测家都把这些变化看成是举足轻重的，“利益共同体”这个提法通常被用来描述这种新的经济现象。1901年4月，《纽约日评》（NewYork Daily Tribune）上的一篇社论这样写道：
新时代到来了，这是“利益共同体”的时代，人们希望它能避免以前在经济萧条时常常发生的毁灭性的削价和破坏性的打击，这种关于“利益共同体”的想法在许多行业里都压倒了对竞争的关注。例如，大型钢铁企业时而高度繁荣时而极度萧条，曾被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称为工业的王子和贫儿。人们曾一度想将众多分散的钢铁企业合并为若干大企业，然而在过去两年里巨型企业真的建立起来了。如果设计者的初衷都能实现的话，将会避免建立因竞争原因而产生的工厂。这种合并会消除竞争，从而避免重复建设，节约大量的经济资源；它还会消除重复的职位并建立统一的价目表，使经济变得更加灵活有效。
出于同样的原因，联合在铁路部门也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相互竞争的铁路正在通过合并或租赁的形式，来实现低成本运行并避免恶性价格竞争，强势铁路公司的代表加入了从前热衷于压价的公司董事会中，尽管他们以前势不两立，但现在大铁路公司的代表开始在这些董事会中发挥控制力，更准确的说是影响力。\[8\]
用这些原因来解释股市的乐观主义情绪无疑是让人信服的。人们很容易相信，消除竞争会为企业创造潜在垄断收益，并进而提高其股价。
但这篇社论并没有提及反托拉斯法可能会结束“利益共同体”时代。1901年9月，重视商业的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参观泛美博览会时被暗杀；他的继任者是“牛仔”副总统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仅仅6个月之后，也就是1902年3月，罗斯福就动用了尘封已久的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简称《谢尔曼法案》），以反对北方证券公司。在接下来的7年里，他严格执行了反托拉斯政策。当《谢尔曼法案》的缺陷日益彰显时，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Clayton Antitrust Act）又推进了政府对企业联合的打击。
这样，股价的“利益共同体”理论的前提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些以此理论为基础，并对股市表现出高度乐观情绪的人，当时并没有想到所有人都会犯错误。他们没有考虑到社会可能无法忍受财富急剧向股东手中转移。他们之所以未考虑到这一点，很可能是因为此前没有任何具体的反托拉斯措施。然而，在认识股价水平时，你必须考虑市场能够在未来几十年里提供的长期收益，以及社会是否会做出积极或消极的调整以控制这种收益流。
对股价水平的讨论很少涉及政府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反应，即使政府对企业的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剧烈变化。从1901年的0，到1911年的1%，1921年的10%，1931年的14%，1941年的31%，1951年的5075%（含30%的超额利润税），再到今天的35%，单是美国联邦法定
的企业所得税就经历了多次大幅度调整。尽管美国政府过去将企业所得税从0提高至5075%，相当于把股市收益的一半多收归国有（它们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强制并维持着这样的税收），未来对所得税可能进行的调整在讨论股市前景时仍然很少被提及。
1901年的事件体现了一种新时代思想犯错误的方式：这种思想关注当前新闻中重大事件的效果，它很少关注“如果……怎样……”，即使这种假设很可能会成为现实。
1901年还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的说法：股票正被“强有力的手”把持着。“股票所有权已经易手，但它并没有被个人投机者所掌握，而是掌握在能在任何情况下为它提供保护的人手中，如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摩根（Morgan）、库恩·洛布（Kuhn Loeb）、古尔德（Gould）和哈里曼·英特里斯兹（Harriman Interests）。作为国家最主要的金融巨头，它们显然知道，何时提出建议能够最大化预期收益。”\[9\]同其他股市高峰期出现的理论一样，这种理论认为出现抛售恐慌是难以想象的。这种理论在短时期内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强有力的手并没能阻止股市1907年的狂跌，也没能阻止1907—1920年间股票市值的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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