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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政治经济学》序言里有一段话：“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常常有人说马克思的经济学不能在现实中很好地应用，没有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对价格的具体决定过程和经济的具体运行过程没有具体地说明。那他是不是就忽略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
上面所引的这段话表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分析经济运行本身，而是要从对经济运行的研究达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而市民社会，指的则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包括经济的运行，它还包括人们的交往关系、社会意识、法律条文、政权形式等等问题，即“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因此，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不是解释现实经济运行以及如何在现有体制内解决经济运行的问题，而是要通过对经济运行的分析去认识社会。然而，一谈到社会本身，就离不开历史。因此才有许多学者说，马克思的理论的根本问题，是他的历史的方法。
进一步讲，西方经济学分析的是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它的目的是在既定体制内解决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于是西方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前提，分析最大化行为对经济运行的决定过程，再引入不同的现实条件，分析所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但回过头来看“理性人”，会发现，理性人实际上是没有历史，没有前提的。马克思说，这种抽象的个人，是18世纪的缺乏想像力的虚构，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而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的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再进一步讲，西方经济学的超历史的分析视角，对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当然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如果有人说，因为西方经济学不考察历史问题，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自然的，就是永恒的。那这种说法就显得极为可笑和荒谬了。马克思才把那个时代的经济学称作庸俗经济学，原因是否恰恰就在于，那些经济学观点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超历史性、自然性和永恒性。而后来，经济学转向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不再有意论证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因此后人把它称之为“庸俗经济学以后”。然而，“不再有意论证”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永恒的。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永恒的观点，似乎仍然可以被看作是庸俗经济学的观点。
说是一个想法，罗罗嗦嗦说了这么多，实际上是想表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是它的历史性，其立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西方经济学的特征是它的超历史性，其立论基础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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