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技术进步”常常作为各种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前提条件，有考虑技术进步的分析，也有不考虑技术进步的分析。我们常听到的逻辑是，市场机制下由于竞争会带来技术进步，例如很多民品的丰富和创新其技术源头都是来自原本处于垄断状态的军工技术。
但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市场机制下企业或私有者个体之间的竞争对技术的进步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复杂的。本帖分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其一，在市场机制下竞争中的企业之间整体上的技术进步。
“技术”主要以知识、信息的形态存在。市场机制一定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在私有制下的市场当中，技术理所当然地也会变成一种企业私有的财产。专利制度其实就是要强调“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这种私有性质。
在私有制之下，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式就是“交换”，即市场机制。而不可能出现无偿的技术扩散和流动。因此，“整体上的技术进步”，其实是一种“公”的思路，与私有制基础上的这种市场体制并不协调。有偿获得基本的技术这种市场机制实际上对技术的整体进步起到了阻滞作用。
不遗余力鼓吹市场自由化的西方会对一边声讨中国的贸易顺差，一方面还要严格限制其高技术向中国出口，尽管中国可以随行就市出高价。这种情况说明市场机制并不能注定地促进技术扩散和传播，相反还会阻止技术的扩散与推广。
相反的例子，前苏联和中国所实行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可以看作是公有制下非市场方法对国家整体技术进步具有高效推动力的例子。如果依靠市场机制，中国在核能、航天等领域的发展就不可能是现在的水平和成就。
一个经济体整体的技术进步其实主要依靠国家政府以公的力量的推动。技术进步的根本基础都是被称为基础研究的东西，个别企业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对之有多少作为。同样，全体公民科学素养的提高也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企业的责任，尽管大企业可以培育一批产业技术工人。企业更多的是去利用这种由政府投入积累起来的技术基础，如招收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员工而不是开办基础教育培养这种员工。
由于对市场机制的局限性认识不足，现在本来是致力于提升整个国家技术水平的技术标准的颁发、贯彻、监督等也被市场化了，这些原本应该姓“公”的技术立法和执法部门机构自身纷纷企业化，但是球员化之后又舍不得丢掉裁判的特权。现在的企业要为“听令”而付款；国家标准要付款购买才能得到；技术监督机构对企业的技术监督变成了有偿的技术服务；检测和控制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市场交易，企业可以花钱买到自己想要的各种认证和检测结果……
因此，为国家的技术进步考虑，国家应该以“公”的方式对国民的基础技术素质的提高加大投入，而不是推动科学技术领域的私有化。例如对各种技工学校的投入和扶持，改变现在的民间投入和学生有偿学习基本工业技术的状况。
或许有人会提到私营的研究机构在技术进步方面的贡献。但是，必须提醒注意，在这种私营的技术研究机构内部，促进研究进展和技术发明的组织策略并不是市场化的，同样是一种内部的、小范围内的非市场机制的合作方式。私有化的药品企业垄断某种特种药品的生产技术，而不会向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穷国提供这种药品的生产技术。
总之，总体上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以“公”的角色追求的目标，而并不是厂商以私的身份所追求的目标。厂商永恒不变的目标是利润，而利润的获取是不择手段的，包括垄断限制技术扩散、阻止技术的普遍提高。
其二，在市场机制下企业内部微观层面上的技术积累和传承。
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会理所当然地被当作私有财产的增殖，企业会强调技术保密而不是推助技术的传播扩散。大面积的技术扩散和水平提高，往往是“泄密”的结果。
以往一些手工艺人技术窍门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做法等等，都是限制而非帮助了技术的传承，以致于不少民间技艺失传而消失。
更有一些如京剧这种东西，如果不能够迅速地给传承者带了经济利益，即便是老艺人愿意无保留地传授，新人愿意忍受高投入低产出的也寥寥无几。这些技艺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如果没有台下十年功的投入，就没有台上一分钟的产品质量，而有了台上一分钟的产品质量，又没有观众愿意为一分钟而支付艺人十年功的巨大成本，如果有，那将是一件暴利加暴利的买卖了，有谁愿意为之付出高昂的价钱？十年功，为十年后的收入投资，风险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让市场机制决定这些东西的命运，它就难免一死。
现在由国家出面，以财政补贴的方式解决很多民间技艺濒临失传的问题，这说明，市场机制在这些领域的技术传承方面已经处于“失灵”状态了，市场失灵了，不得不转而求助于国家干预。
在激烈的劳动力竞争市场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师徒制几乎已经成为过去式。这样以来，技术的传承就大大折扣。老员工在职的时候，迫于年轻人咄咄逼人的竞争，不得不对自己的技术积累加以保密化。当他们跳槽或退休了，技术工人就面临着断档。有些企业为了解决熟练工人短缺这个问题，只好在企业内部采用市场手段来应对，如在新老工人之间建立一种有偿的师徒关系，带一个徒弟给师傅多少奖金，奖金由企业支付（实际上源于徒弟，因为这种师徒合同往往附带有对徒弟的服务年限的条款，徒弟往往也只能拿到微薄的学徒工资）。
在民营企业中，用工机制的市场化导致这些企业成为工业技能基础较差的农民工的就业主要领域，同时，农民工也是这些企业的主要用工来源。如此一来，这些在市场化浪潮当中诞生的大批民营企业，从一开始就在技术进步方面处于起点较低的位置上。
勤能补拙，起点较低可以用发展速度弥补。然而，恰恰是农民工的高度流动性，以及农民工自身将进城务工当作一个农闲时的临时经济来源这种就业观念，让他们缺乏转变为真正的产业技术工人的努力。俗话说，安居乐业，乐业方能敬业勤业，敬业勤业才会愈来愈专业。农民工在城镇打工，缺乏长期性，没有归宿感，今天不知明天身在何方又做何工作，这都大大影响了他们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兴趣和信心。
劳动者的自身技能往往要依靠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现在，高度的流动性使得持续的积累经常中断。在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上，跳槽是常态，而一干N年倒是反常，更不要指望在一个岗位上干到退休了。跳槽如果持续原有的工种倒也行，问题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为了生存，为了获得工作机会，往往是有什么就干什么，是不是自己原来的特长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甚至为了能获得录用求职者可以编造工作经历欺骗用人厂商。
在中国，九十年代是国企技术人才大量流失的时期，可以称为建国以来的第三次人才枯水期。第一次是刚建国时期，百业待兴，人才匮乏。第二次是文革后期，由于停止高考招生，人才培养后继乏人。但是，第三次人才枯水期和前两次不同，而是由于市场化当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受到冲击的是人才密集型企业，转型期的国营大企业缺乏对人才的吸引力，而并非是人才困乏。恢复高考后的十年加上扩招的十年，人才不可谓不“济济”，但是他们在国营企业里一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大量诞生的私营企业里对人才的需求方法就是到国企去“挖”，这都导致了国企的人才枯水现象，技术队伍建设出现严重问题。
据报道，洛阳的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械厂），在99年到03年的5年期间，每年都招收几百名高校毕业生，但是流出的技术人员同样惊人，高达近2千人（其中本科791人，专科1180人），还不包括大量的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这种情况在洛阳其它几个特大型的国有企业几乎是一样的。
如今，很多市场前景依然黯淡的国有企业依然是人才留存率很低，但是某些踩对了市场节拍的大企业，已经又开始重视高技术员工的待遇问题和稳定问题了，这些企业也重新成为大学生就业的首选目的地。包括“公务员热”现象在内，这些情况都说明，带有明显“公”色彩的铁饭碗依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当一些人提倡劳动力市场化高呼“打破铁饭碗”的时候，十有八九只是说了一句“缩略语”，而在其潜意识当中，那个“铁饭碗”是端在他人手中的。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