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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1年年底，杨小凯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做一场主题演讲。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关口：一方面，经济增长在此前3年持续遇冷，另一方面，又在申奥与入世这两件大事上获得成功。杨的演讲针对当时学界中较为乐观一方的判断展开，即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且不需要走其弯路，是为“后发优势”。杨小凯认为，恰恰是因为落后国家可以轻易利用技术模仿发展经济，因此缺乏动力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制度变革，长此以往，这种发展路径的选择会付出极大代价，“后发优势”将成为“后发劣势”。不久后，林毅夫撰写了一篇题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的反驳文章。林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相反，制度是内生的，且与其发展阶段有重要关系。他的主张是，后发国家应该先利用“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制度的完善大可以与经济发展同时进行。周其仁曾专门解释过杨小凯的观点，小凯当然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可以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无须完全靠自己，所以经济上有很多后起之秀，追的速度可以很快。小凯看到了这一点，但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所以对制度方面的改革掉以轻心，认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甚至还认为自创了新的人类文明。由于问题被掩盖，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最后等到发作的时候，来不及了。当然，面对各种批评，林毅夫先生也有辩解，我知道有些人给我贴上了政府派的标签，国内的学术讨论很多是在用立场分人，用一派的立场去批判另一派的立场，而不看观点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个逻辑又是不是严谨。我的看法的确有很多是和国家政策不谋而合的，但是你要看，是我先说的，还是政府先做了我才说的？我是不是从1988年以后的思路都很一贯？别人的评价我管不了，但我知道我是按我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
林毅夫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技术模仿使得经济发展很快，并不一定会使国家机会主义的行为恶化。国家机会主义在任何社会里都不会是毫无限制的，任何政权都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保留计划轨会滋生腐败，在政治上的代价很高，当市场的那一轨相当强大以后，放弃的经济代价变小，实现市场单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所以双轨制是给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不是强化了国家机会主义。知乎网友崖崖评论道，杨林二人的讨论命题重点不同。杨文主要针对后发劣势的主要原因，即落后国家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同时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林文主要针对后发优势的获取途径，即一个后发国家的政府只有确立了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才能确立和尊重上述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也才能利用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而制度固然重要，但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系。在北京一家咖啡厅里，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张维迎时，他说，这些年来，他很担心那种自负的论调，“以前要改革的东西，现在是不是能变成别人学习的模式了？”他记得，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许多官员“还比较谦虚，总抱着学习的态度”，结果2009年过去后，“不一样了，有些人变得很傲慢，以前是学生，现在却开始想当老师”。他表示，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人替代杨小凯的角色，而他愿意成为那个人。“现在强调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不是说我们没希望，而恰恰是希望通过警惕来摆脱它。我们真的不能说改革已经成功了。如果小凯所说的那些制度扭曲不解决，我们这个大厦永远都是在沙滩上。”
我苗实认为，十几年前，杨小凯先生确实有相当强大的洞察力，那个时候能够觉察到后发劣势的人极有可能很少很少。但是，今天是2016年倒数第二天，相信会有许多人会认同杨小凯先生。而且，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发展三五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短期问题，而是有先进制度做关键性支撑来保障千年乃至永久的长治久安问题。其一，后发优势，可以讲，继续讲也可以。毕竟，中国不同地区，生产力水平不一样，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但是，制度变革，自始至终是个前提，如果没有持续的制度变革，也就是改革红利，就没有基础性的市场条件。那么，市场经济发育不起来，东南沿海也不会快速增长多年，取得可喜的巨大成就。其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多年快速经济增长，确实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成就不讲跑不了，缺点不讲不得了。那么，缺点是什么呢？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讲，就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说白了，这两个落后，恰恰证明了当下中国确实存在后发劣势的严重倾向，如果决策层能够痛定思痛，锐意创新，制度变革及时有效，还可以扭转过来，否则贻误时机，中国就会掉入“后发劣势陷阱”，难以完成现代化。其三，双轨制曾经发挥过稳定大局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是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是废除计划轨而市场轨一统天下的时候了。毕竟，十八届三中全已经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更进一步讲，计划轨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市场经济永远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孱弱无力，面目全非，甚至会由于后发劣势，堕落为坏的市场经济，老百姓会处于水深火热，怨声载道。其四，改革开放应该有时间表，必须有时间表，不能改革开放永久化。客观讲，大的制度变革一定要抓住有利时机，快刀斩乱麻，打赢几场硬仗，走出关键性几步，把基础打好。至于日常的修修补补，可以循序渐进，一边发展，一边完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也就是说，如果过于畏惧风险，前怕老虎后怕狼，没有制服虎狼的勇气去打几场硬仗，老是小打小闹，永远都是转轨国家，根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其五，当下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制度变革滞后严重限制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说白了，还是后发劣势越来越明显或突出的问题。譬如，公有制下的产权虚置也就是产权不清，价格管制下的资源错配，行政垄断下的市场扭曲，政府干预下的权力寻租，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的无助，贫富差距下穷人的无奈，等等。其六，林毅夫先生没有在计划经济下的生活经历，极有可能对大政府乃至万能政府缺少应有的怀疑和警惕，存在着好人政府的一厢情愿，甚至是幻想。在计划经济时代，全盘公有制，老百姓被限制退出，不能自由选择职业；城乡强制分割，老百姓被分成两个区域，不能自由迁徙流动。再加上，十年文革这一折腾，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奔溃的边缘，老百姓穷得饿肚子，还穿不暖。可以说，这就是大政府造得罪，把老百姓彻底害苦了。那么，改革开放后，不断引入市场经济，老百姓才生活变好了一点。老实讲，如果加大制度变革力度，老百姓的生活还能更上一层楼，如此甚好，决策层可以大获民心，何乐而不为呢？极有可能，我个人太悲观了，给本文起了个“杨小凯林毅夫张维迎之争或将永恒”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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