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为同一条曲线，不可能分离

假冒伪劣商品对社会或消费者的利益侵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破坏了正常的经营秩序，使同类商品的生产企业的市场份额被削弱，名誉和实力受到损害，规模效应下降和市场竞争力下降；2，消费者受到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扩大至全社会，造成内需水平的普遍下降；3，对于环境的破坏达到恶劣的程度，如土地硬化、江河污染、酸雨或沙尘暴等等，都是由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恢复生态，就是一个国民经济实力削弱的过程。但是，假冒伪劣商品等对社会或消费者的利益侵犯，在我国在改革开放经济认识过程中，被赋予了进步和发展的意义——GDP的增长。GDP的增长逻辑如下：即使是假冒伪劣商品或破坏环境，商品的生产制造者并不承担责任成本。1，产值即为GDP；2，消费者被劣质商品或环境损害而致病，在治疗的过程中的花费，又为医药产业创造了消费并增长了GDP；3，国家治理或恢复生态环境，拉动环保需求并增长了环保GDP。在GDP增长的1，2，3的不同方面，只有1——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制造者获利，而获利的条件是牺牲消费者和国家的经济利益——即损害国民经济。我国的经济思想在GDP这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逻辑问题——GDP没有方向。GDP只代表产能，而不能说明国民经济的进步和发展。我们以汶川地震灾害为例：地震造成了汶川的直接经济损失，但是汶川的重建创造了GDP。在GDP的增长与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相比，我们是需要GDP增长，还是需要地震？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需要的是以国民经济不遭受损失为基本原则下的GDP增长。国民经济进步和发展的评价指标，是GDP数量XGDP质量。其中，数量代表产能，质量代表性质和品质。如果商品的性质或品质具有国民经济的破坏性，其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表示，应为负值。GDP质量为负值，数量越大，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作用越大。在计算国民经济或市场竞争力的综合实力和水平时，用GDP数量XGDP质量的指标进行参照，基本上可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清朝，我国曾有被列强侵略的经历，也签署过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但是，GDP的数量却高于列强，并且自称大清国。如果用GDP数量XGDP质量，那么，从综合实力的对比上，我们也不难得出清朝失败的结论。大表示数量和分散性 ，强表示技术和品质的效率和集中性。在大与强，分散与集中对抗时，强和集中都占有优势。如果把强和集中做大，那么大而分散与强大的对抗，大而分散没有胜的可能。回到经济领域，假冒伪劣商品等等对社会或消费者的利益侵犯，在经济发展领域造成的结果就是市场消费基础被破坏，产业集中度被降低或削弱，规模效应被牵制，市场动力和竞争力下降。

生产或使用盗版的影视作品或技术软件等等行为方式，都是对作品或技术成就的盗窃行为，侵犯了作品制作或技术发明方的权利。这种行为的结果，除了作品或技术方的权利被侵害之外，由于市场需求不能正常实现，客观上削弱了作品或技术方的实力，使作品和技术的原创能力和动力遭到打击。这种行为的社会普遍存在，就是作品或技术的创新基础被动摇，作品或技术的创造和研发被市场的不良环境所抑制。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如果从提升市场竞争力的角度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要引导人力和物力资本向创造和研发领域集中，用资本和技术的密集投入，提升商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商品内在的技术含量和质量的提高，就是通过商品的结构升级或创新，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影视作品或技术，以及无形资产的形成，一是过程漫长，二是投入较大，三是风险较高。如果投入与产出不能形成正比，必然会打击技术或作品创新的积极性，使市场经济的原动力不足，市场竞争力下降。不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由于职能的限制，都只能对被侵权的事实或现象进行举报，而没有精力和职能进行自我维权。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企业或消费者自我维权的例子。最终，因为势力单薄和缺乏职能，使自我维权因付出较大的代价而难以为继。因为市场管理力度的不足，所以造成了企业创新或创造动力和能力的不足。由此可见，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并不全在经济运行的本身，市场管理缺位的弥补和加强是经济内在结构调整的基本前提。

通过行政方式限制或取消市场方式，是计划经济为社会安定服务的需要。在国家战略物资或资源、涉及国计民生稳定和安全的经济性质的领域，安全和稳定是第一位的，局部的经济利益要服从于全局的安全和稳定。在我国，食盐实施的是国家专营制度，为的是保障食盐的品质和添加的元素功能，用行政强制消费的手段维护和保障人们身体的基本健康。食盐专营确实取得了社会成效，基本消除了因碘缺乏而造成的疾病，维护了社会和民生的安全与稳定。但是，在取得社会成效的同时，由于行政性质的垄断和专营，又使食盐专营在缺乏竞争机制的条件下，以获取超额利润的方式，侵犯了社会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食盐专营采用的是行政结合市场的方式，由于专营的方式使企业的规模得以保证，其经济效益必须遵守市场常规，即通过规模效应获取常规市场经营的利润。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企业专业规模越大，成本相应越低，因此，通过行政方式取得专营的企业，其利润标准同属于行政限制，遵从市场常规标准。根据规模的增长，利润空间下降，利润值增长。利用行政方式获取不当的市场经济利益，是我国国营企业或部门以行政方式侵犯社会和消费者权利的一个主要和普遍的表现。在航空、通讯、成品油及房地产等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存在这种现象。从管理的效能来看，管理的作用=行政技能X规则，或技术X权力。如果管理超出了规则或技术范围，其性质发生变化，成为负值，只能起到破坏作用，与管理目标和目的背道而驰。企业通过行政方式侵犯社会和消费者权益，对社会和市场会产生不良影响：1，行政方式使用的范围有限，只限于国内，不能与国际市场接轨。它的不良影响在于，企业的效益不能反应规模效应，不能形成国际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力。由于经济效益主要得益于行政方式，企业的成功经验是带有行政性的经验，不能适用于国际市场规则，所以，企业的规模只能说对企业的竞争力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与企业竞争力不成比例。举例来说，我国银行企业市值位于全球的前三位，但是，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网络覆盖率与自身经济实力相距甚远；国企在金融危机后的海外并购或谈判也屡屡受挫等等，都是驾驭市场的能力还不能与国际市场规则和经验并轨的表现；2，削弱了社会的消费能力，使内需下降或产生畸形；3，社会安定遭受破坏，秩序紊乱。

由于行政管理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经济运行出现畸形，已经形成了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状态的固有顽疾——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中国房地产的畸形发展，是行政管理发生变异后的具体表现。为了说明行政管理发生变异后，经济运行因为规则被破坏而造成的房地产畸形发展，对社会安定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从而对行政管理有一个高度的认识，我们将我国房地产畸形的成因从行政管理发生变异的角度予以说明——从行政管理发生变异的角度看，我国房地产畸形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在于股市运行的规则被打破，从而形成投资资金向房地产的高度集中，造成房价居高不下。具体表现如下：由于国企在改革开放后，不能迅速进入市场状态以及私有化使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加之国有企业负担过重，使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实力都被极大的削弱。为了使国企减负和为国企输血，我国股市的资本导向，就是让社会资本通过股市向国企倾斜。国企上市，通过精减将企业原有承担的社会福利交还给社会，企业具备了市场竞争力。在我国股市的发展历程中，由于管理经验或是人为的破坏市场规则，出现了较为普遍和严重的管理失职。具体表现为：1，企业普遍不分红或鲜见分红，股民或股东的投资效益得不到体现；2，企业披露虚假财务信息或审计披露不实，误导资本投向，使资本投入难有相应的风险回报，投资效益不佳；3，政策频繁出台，产生政策性的股价较为频繁的波动，加之投机因素的推波助澜，将股民的股市投资行为导向了通过买卖股票获取差价的投机行为。我国股市经过了二十年的运行和发展，形成了偏向政策导向和投机获利的带有较大投机性质的资本市场。真正的投资性资本，由于股价的频繁波动和难见分红，被迫撤离股市，股票价值投资的吸引力和作用力被极大的削弱。由于作为资本投资主要载体的股市，已经失去了资本投资的主要载体作用，社会的投资性资金由于资金增值的需要，转而投向了其它投资领域。除了股市，能作为主要投资的较大载体的只能是房地产，全社会主要投资资金向房地产的大量涌入，使房地产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的速度难以承载，只有通过高速增长的房价来调节平衡。最终，社会投资与居住消费的资金实力的搏弈，根据2：8的经验定律，20%的人拥有80%的人的财富，房地产通过高价向投资资金倾斜，消费需求与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脱节，形成投资需求与房地产的市场平衡，造成房地产的畸形发展。

投资需求与房地产的市场平衡相比消费需求与房地产的市场平衡有本质的不同。投资性的房地产，只是房地产行业的独立运行。由于投资是为了获得投资回报，一是自身价值的增长，二是租赁收入。在我国现阶段的房地产市场，由于租赁收入属于消费性的市场需求，回报水平较低，所以投资主要表现为自身价值的增长。房屋空置率较高，是我国现阶段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主要特征。由于房屋空置，不产生正常的生活消费，所以形成了房地产的超前发展和消费型经济循环的滞后。房地产由于商业或生活地段的逐渐减少，使地价自然升高，所以，投资房地产的效益还是可以预见的。但是，百姓无力购房成为普遍现象，民生得不到改善，必然引起对社会安定的危害，同时也对循环运行的市场经济产生阻滞。目前，政府准备出台增加土地供给量和保障性住宅的方式来平抑房价。从方法上来说，是用注水的方法来给房地产降温，而不是用釜底抽薪的方法将房地产的投资资金转移到股市。从将管理纳入市场规则的轨道方式上来说，股票分红和股票价值的市场增值的功能恢复，堆积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资金必然向股市回流。社会投资资金投向全社会，房地产资金压力下降，价格回落。与投机性资金相比，投资性资金注重长期投资，投机性资金注重短期投机。在各个经济投资领域基本上同时存在投机和投资两种资金，也不易区分和界定。通过市场规则的运行恢复，使投资资金在社会全面和多方位的投入，投资资金在较长时间内将保持稳定和沉淀，客观上削弱了被投机利用的参与力量，对经济的循环运行和企稳有利。

从管理的角度看待经济，不论是国家还是企业的经济运行，若要取得实效，必须有内部运行规则的保证。行政管理是内部运行规则的执行保障。放眼世界，不论是一个强国，还是一个品牌企业，其内部必定是按规则有秩序的运行。管理的作用就是为规则的运行起到维护和保障作用。在我国革命战争年代，在军队建设中就提出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管理主张。在我国传统的人文领域，对于个人的修养，也提出和主张“戒、定、慧”三学。因为有“戒”而守规则，在行为上遵循行为的规则结构；由“戒”而生定，形成行为的平和稳定；由“定”而生“慧”，形成行为稳定基础上的思想发挥和智慧创造。在国民经济和企业的运行过程中，管理的过程就是守“戒”——遵守纪律或规则，社会和企业的内部安定是管理守“戒”的结果；因为社会安定，秩序良好，聪明才智才能升华至“慧”的阶段和境界，智慧的作用将积极有效的为国民经济和企业的良性循环和发展服务。在经济领域，管理和经营思想是不同层次和性质的两个方面，管理是经营思想的执行基础保障，没有管理就没有经营思想的落实和实现；经营思想是管理的目标和方向，没有经营思想，管理就会因失去方向而犯路线的错误。在我国，由于对市场经济的探索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犯各种市场经济或管理的错误都是正常的和必须的。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摸索，寻找和发现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内在规律，遵循市场规则，将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纳入市场规则的轨道，用行政管理的积极有效手段保障国民经济有秩序的运行。将行政管理功能和市场规则恢复的本身，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来说，就是最为现实和行之有效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方式。

如何管理经济，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发展？——经济是社会的一个具体和特殊领域，若要管理好经济，前提是管理好社会。社会安定，人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得以维护和保持。社会安定的基本原则就是个体或公众的利益受到保护。侵犯他人或公众利益的行为被打击和制止，对经济领域进行管理的社会管理原则并不发生改变。要做好经济领域的管理工作，对管理的要求就是首先要能识别经济活动的合法性。毕竟，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高度的问题。在我国，市场经济进入社会的时间毕竟只有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而且在1978——1992年期间，市场经济还是处于被传统经济思想和方式压制的阶段。我国真正的全面市场经济实践时间，还不到二十年。在我国现阶段面临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回顾我国市场经济实践的历程和成果，可以说市场经济的进步意义占主流，但是经济运行的困难和矛盾依然存在，也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从对经济进行管理出现的问题看，由于对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和进步性的认识较为模糊，具体来说就是以GDP的增长为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导向，客观上形成了管理对经济活动是否合法和是否带来社会进步的不加区别的支持，从而形成只要GDP，不要规则的经济运行较为混乱的状态。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在对经济的认识和理解上发生转变，并上升到了一个社会全面和谐运行和发展的高度。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即将从只要GDP，不顾社会秩序，上升到一个不仅要GDP，而且还要社会和谐进步和发展的经济与社会共同进步和发展的良性运行结构。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现阶段，优进劣退，强进弱退，都只有在管理体制的作用发挥下，才能得以开展和进行。以政策和法规为标准，淘汰落后，就是鼓励和引导先进；鼓励和引导先进，就是淘汰落后。在行政管理执行政策和法规的作用下，市场经济的运行结构自发的向人力和物力资本集中的方向进行调整。在经济领域，由于只有合法权益才能得到保护，在市场竞争中，合法权益只能来源于规模效应，所以说，对非法经济的打击和抑制的本身并不直接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但是客观的将社会的人力和物力向规模效应方向进行了集中。全社会的人力和物力的集中，增强了规模的实力和效应，无形中提升了全社会的市场竞争力，经济结构无须调整而自行升级，经济运行无须推动而自行发展。管理的进入无为的境界，就是法治；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就是市场经济运动规律。将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纳入法治社会，就必定会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和谐进步和全面发展。

城市管理的定位——城市即小社会，城市管理即社会综合治理。在我国的城市管理中，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带有经济性质的管理冲突，较为常见的是“城管”与商品小贩的冲突。如何将社会利益与百姓利益相结合，使城市管理既符合百姓利益，又为社会安定和社会发展秩序服务，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城市管理定位的认识问题。从管理的角度看，管理为经营的目标服务，城市管理是为社会和百姓的共同发展利益服务；从管理的职能看，管理有行政执法和为目标服务的双重职能；从管理的主体看，管理体现的是接受和执行权力的行为主体，是为权力所有主体的服务主体。在城市管理中，社会和公众利益是权力所有主体，管理主体的作用就是用行政方式表达社会和公众权利。由于被管理方是社会和公众利益活动的具体和特殊表现，城市管理的定位就是通过行政执法为社会公众利益与社会个体利益相结合而进行的社会服务；对于例如小商小贩等社会群体或个体，他们既是社会公众权利的具体和特殊体现，是社会权利的具体和特殊代表，又是赋予城市管理者权利的人民具体和特殊代表。被管理者因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利益，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比较上，服从于社会公众利益。在地位上，被管理者是社会权利的主体地位，管理者既拥有社会权利的主体地位，又具有为社会权利服务的行政职能，因此，地位平等，管理和个人利益共同从属于社会公众利益，管理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成为城市管理定位的主要依据。管理具体执行表现在行政制止和科学引导两个方面。在经济性质的城市管理中，经济活动的主体是被管理一方，其接受管理的基本条件是基本生活能够保障。如果百姓的生活没有着落和安定，管理的经济基础不稳定，管理与百姓的生存发生冲突具有必然性。城市管理的基础是勤政爱民，爱民是城市管理的起点和终点。只有通过行政管理，在保障百姓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上，那些对侵犯社会公众权利的管理工作，才能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拥护。有了全社会的支持和拥护的城市管理，既是城市管理为社会公众权利服务的定位和表现，又是个体基本权利受到社会保障，为服从社会公众权利而服从城市管理的接受管理的行为转化表现。

社会和谐与社会管理——“和”是社会个体或群体的权利相互尊重及互不侵犯的表现，“谐”是社会个体或群体行为作用相互协调的表现。在社会个体或群体的自主运行中，社会或行政管理是社会运行规则和秩序的保证。缺乏社会或行政管理，社会运行规则和秩序得不到保证和维护；社会或行政管理具备执行力，缺乏科学性或系统性，同样会产生由社会行政管理自身缺乏系统科学性而造成的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行政是国民或百姓意志的集中表达和充分表现。社会行政管理同样分为运行的结构方向和执行力两个部分。运行结构和方向的确定是基于对社会科学运行的深刻理解认识基础上的对社会运行规则和秩序的设计。社会运行设计结构的科学合理，需要行政管理的有效执行作保证；社会运行结构缺乏科学合理性，社会行政管理的执行就会与社会运行发生矛盾和冲突，反过来要求社会运行的结构设计进行更改，是执行力反作用于社会规则和秩序的设计。社会和谐的根本在于社会管理与社会科学合理运行结构设计的有效结合。尽管国民是社会权利的主体，但是由于缺乏集中和统一，表现为权利普遍分散的实际状态。民意的真实代表和表达，还是需要政府通过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指导和行政管理的科学有效执行，才能实现。对于和谐社会的目标实现，政府的科学指导是方向，行政管理是纲，百姓是目。纲举目张在社会运行中，表现为没有行政管理的“纲”，百姓的“目”就难以张开；没有了百姓的“目”，行政管理的“纲”就失去了“张目”的作用而无所作为，可谓“唇亡齿寒”。

教育事业与战略经营——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来对教育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作比喻，可以说是恰如其分。教育的本质就是对受教育者的一种管理方式。就管理而言，教育偏向于引导受教育者思想和行为科学的自我约束，即自我管理。我国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的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知识，改变受教育者的气质，提高受教育者的品质，为受教育者在社会工作和活动中奠定人文素质基础。教育的管理作用是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文素质，使受教育者通过思想和行为自律性和品质的提高，既减少对社会规则和秩序的危害，又有效提高在社会工作或服务中的品质和效率。在国家或国民经济的全面建设发展过程中，教育工作是塑造人的工作，教育事业是国家或国民经济全面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事业。对教育事业的作用和功能定位，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教育工作由于管理的属性，对国家或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不直接产生作用，反而是受教育者直接参与国家或国民经济的建设。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相互作用看，管理者的作用是纲，被管理者的作用是目。纲不举则目不张，教育落后则国家不强。教育工作既是国家或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更是一项事业。从教育事业的管理属性来看，注定教育是一项基础投入性事业。从国家和国民经济的战略经营角度看，只有教育基础事业的先行，才有社会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后续人才的不断涌现。如果说国家的行政管理面对和解决的是社会人员的应用问题，那么教育事业面对和解决的是社会人员应用的素质和品质培养和保障的问题。如果说教育事业和行政管理都是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纲要，那么，教育事业就是行政管理的基础，教育事业的强大，既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和品质，又通过社会人员素质品质的提高降低了管理难度；如果教育事业滞后，既降低了行政管理的水平，又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增加了行政管理的难度，社会运行内耗增加，效率下降。教育事业与行政管理相辅相成，将教育和行政管理放在同等地位，如果说二者之间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教育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