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hhj在2005-12-7 16:28:00的发言： 不理想化，而是现实化。因为，市场化是什么？无非就是让消费者(包括患者与求学的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吧了。如果教育市场化，即意味着具有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学校选择，也具有更小的应试教育的不良竞争。而“市场操作”无非就是学校与学生、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对等协商来解决他们的供需关系的一种操作，它似乎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如果这样，那当然可以并非更好了。
教育，是近年来最受公众关心的话题之一。因为教育不仅情系各个家庭的未来，而且关乎国家、民族的前途。但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某些方面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因此，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一、教育投入不足的总体状况亟待改善
从邓小平同志80年代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算起，已经20年过去了，我国教育投入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80年代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平均是4%）的事实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90年代初，经过有识人士的多方努力，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终于写上了：“到本世纪末，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应达到4%”。表达了当时政府重视教育的决心。上届政府期间，中央出台了“1个百分点”政策。即自1998年起至2002年的5年中，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从1997年至200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5%、2.59％、2.79％、2.87％、3.19％、3.41％。与1997年相比，2002年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确实有了很大提高，达到了198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还是没有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纲要》中提出的4％目标。2003年9月9日至21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特别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她向新闻媒体公布材料时称：“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由家长或其它来源填补”。9月23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这位报告员没有公布中方提供的正确资料，而是使用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数据”。一些财政专家也纷纷写文章来为政府辩护，但没有一篇文章敢于否认我国教育经费比重偏低的事实。据一些教育部门的朋友透露，近年来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仅没有上升，可能还有所下降。这就更需要引起有关领导的警惕了。这一情况不作根本改变，所有重视教育的激烈言辞都是空话。
二、背弃平等理念的普通教育没有希望
北京一些退休老教师对当前教育的基本看法是：“完了”。这些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热爱教育事业的人，为什么如此悲观呢？主要理由是：当前的中小学教育背弃了平等理念。这不仅违背了新中国的“人民教育”宗旨，也不符合中国历史上“有教无类”的传统。目前的情况是：有钱、有权家庭的孩子，上好学校；没有钱、没有权的普通家庭孩子，只能“就近入学”。名曰义务教育，实际上样样收费（包括择校费）。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借口没有达到规定的办学标准，勾结城管部门查封民办的民工子女学校的做法，让很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人痛心疾首：连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这样干过，清政府还允许武训办义学呢！
在现代化过程中，教育是每一个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下层挑战上层，参与竞争并向上流动的动力。为了寻求和落实每一个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权，并促进最终的社会平等，就必须最大限度地维护教育上的平等原则。这应该成为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府必须遵循的道德律令。然而，在目前经济领域不平等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教育不仅没有坚守自己的平等原则，以发挥缩小这一不平等的应有作用，反而由于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而成为扩大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这与国际上公认的教育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扩大教育不平等来加快经济发展的。
我们应当明白，中国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之所以有竞争力，绝不仅仅是因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中国劳动力素质高的根本原因，得益于建国以来的普及义务教育，以及孔夫子创立的“有教无类”传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所谓国际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人才成长靠的是“宰相出于青衣”的平等教育理念和人才选拔制度。只有坚持这一理念和制度，才能使优秀人才颖脱而出，并铸就国民高尚的精神品格。如果背弃了这一传统，则不仅小康社会的目标难以实现，连维持社会稳定都会成为问题。
三、高等教育“产业化”改革迷失了方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体制确实需要进行认真的改革。但是，高等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包括一些高校的所谓专家，并没有认真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反而借口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采取了一系列违反高教基本规律的所谓改革措施，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
其一是打着教育“产业化”旗号，用高收费解决高校自身资金不足问题，结果将很多有才华的学生挡在高等学校的门外。贫困家庭的子女即使进了高等学校的门，也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援助，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我国“有教无类”的传统，也不利于在高等学校里形成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
其二是教师考核标准出了问题。把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高校教师考核、升级的主要标准，并规定每个教师的创收任务；使得教师不是忙于自己的论文，就是忙于挣钱，无法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上。现在很多大学的知名教授，基本上不给本科生上课。研究生的教学质量也不容乐观，一个导师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研究生，不少研究生直到毕业时，也没有见过导师几面。据我所知，世界上的一流大学，都要求名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后，清华给我们上专业基础课的都是国内知名教授。教我们“电路”的是萧达川教授，教“电场基础理论”的是王先冲教授。现在很难见到这种情况了。
其三是企图用“合村并屯”的办法来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梅贻琦先生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流大学靠的不是人多势众，而是名师、名系、名专业。想简单地通过院校合并，一下子搞出几十所“研究型”大学是天方夜谭。
其四是过分强调知识私有化和个人奋斗。过去我国高等教育的缺点是忽视个人天赋，过分强调个人志愿服从国家需要。现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什么社会责任，民族大义，凡是与集体主义沾边的东西通通舍弃。这和国际上科研、生产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四、嫌贫爱富做法违背人才培养的规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当然可以收费。但如果把交费作为入学的条件，就违背了人才培养的规律。孔夫子那时候也收费，但对穷学生不收费。中国的教育传统一贯如此。西方国家的做法也很类似：不管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对优秀学生都不收学费，而且还给奖学金。其实理由很简单，人的天分和能力与家庭的富裕程度无关。有天分的孩子是根据统计学规律，按人口密度大体上是平均分布的。通过适当的考试制度，把这些孩子集中到大学，使他们的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美国哈佛、麻省理工等一流大学的学费很贵，一般的美国家庭根本承担不起。但它们对中国学生不但不收学费，而且付给高额奖学金，要他们去美国读学位、搞研究。美国人的解释是：要保持一流大学的领先地位，就需要集中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而优秀人才是无价的。
我们大学收费的直接结果，是大学生中的工农子女比例不断下降。高考制度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考生也不公平。既然是统一命题，统一试卷，不同地区之间就应该是统一的录取分数线。况且，城里的学习条件比农村好得多，城里孩子考不过农村孩子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即使承认城里孩子的知识面可能比农村孩子宽一点，也不能成为降低城市录取分数线的理由。现在各地搞的什么改革试点（3 + X），实际上都是地方保护主义，城市保护主义。此类自己命题，特殊试卷的办法，只适合于少数大学。而且只要是政府出钱办的大学，就应该面向全国招生。现在反正政府也不包分配了，更应该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大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殿堂，不应当把社会上贫富差别那一套搞到大学里来。
在学校教育质量有差别的情况下，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收费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收费不应当成为录取的唯一标准，而且学校的财务状况应当接受社会监督。在错误教育理念的指导下，目前国内一些高收费的所谓贵族学校，实际上是纵容有钱家庭的孩子花天酒地。这样的学校没有前途。国际上有名的英国伊顿公学，是典型的贵族学校。但它是世界上对学生要求最严格的学校之一。
五、靠搞运动的办法建不成国际一流大学
近年来，国内办一流大学的声音此起彼伏，大有“有条件也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态势。大学靠的是学术能力和人文传统的积累，急功近利的做法往往适得其反。我们的毛病是，一说干什么事情，就大家一窝蜂冲上去。大专变本科，院系升格，专科大学扩展为综合大学；加之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绩需要，人为合并出若干个门类齐全的“超级大校”；再来一个扩大招生。这种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表面上确实可以做到院系门类齐全，教员、学生数量达标，但教学质量、研究能力和人文精神肯定下降。
高等教育本身应当有分工。美国有几千所大学，国际一流的大学不过几十所。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理工科大学，农业大学、师范大学等，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特定的发展目标，没有必要都变成综合大学。普通大学也不可能都办成研究型的，主要任务首先还是要搞好教学。如果想办世界一流大学，可以选择几所基础好的综合大学，给它们更大的自由来开办专业和选择教员。这类大学光靠政府投资不行，应当按照西方非营利机构的模式组成董事会，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在世界范围内招聘人才，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将教学和一线科研结合起来，鼓励教授、学生自主创业。这样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要创办国际一流大学，从办学方针到组织方式，需要进行一系列变革。有些方面，我们自己在思想上还没有做好准备。例如西方一流大学在教学、学术问题上都是教授治校。我们对这一点就很难接受，生怕架空了党的领导，怕学生被外国思想腐蚀了。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大学生都是社会上最敏感的人群，他们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我们应当允许年轻人思考，不要害怕大学生思想上犯错误，要相信他们改正错误的能力。其实谁都不可能一贯正确。现在的所谓理论权威，当年有几个在文化革命中抵制过毛主席的错误？目前我们的教学行政部门对大学的具体事务干预过多，学校内部缺乏学术自由的民主气氛，人员流动也存在很大阻力。这些都不利于国际一流大学的创建。
六、上述问题的根源是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党的路线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了，但是很多人的思想方法，还带有文革时期的走极端倾向；只不过是从“政治决定一切”，跳到了“市场万能论”。其实这也是一种借口。由于政绩观的误导，各级政府无论是上项目，还是搞开发区，都有办法搞钱；一说办教育就没钱了。
我在1988年《求是》杂志第二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市场不能干什么》。说明在市场经济中，并非所有的领域都能市场化。除了国家机器外，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基本生活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都需要政府来发挥作用。任何国家都不例外。如果政府放弃了这些责任，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市场办，这个政府本身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客观原因是80年代地方财政包干以后，教育经费也包下去了。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义务教育上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加之农村包产到户，集体经济不断萎缩，没有能力继续自己办学．政府教育经费又不断减少，义务教育的城乡差距也不断扩大。以至于很多的公立中小学，政府给的钱还不够发工资，只好自己想办法去筹钱。于是什么校办企业，社会赞助，择校收费等歪门邪道都来了。其后果不仅没有解决义务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还导致了严重的教育腐败。
改革开放前，不管犯了多少错误，在教育平等这件事上，政府还是做得比较好的。本届政府以来，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问题，开始注意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认识上的提高还需要体现在具体政策上。防止义务教育两极分化，关键是政府要出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收入差距的存在，出现一些贵族学校是很自然的。有人愿意投资办各种私立学校也应当鼓励。但义务教育的本意，是为所有的儿童，包括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政府必须承担起义务教育领域的财务责任。
在提高认识，增加政府教育预算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政府经费的投向问题。建国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关系问题。总认为义务教育是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事，中央政府的钱大量用在高考教育上。改革开放前的目的是为了赶超，现在则是为了政府官员的政绩，为了改善政府形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基础教育的底子打好了，高等教育才能根深叶茂。基础教育搞不好，即使高等教育人数增加了，质量也上不去。因此，今后不仅要增加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更重要的是，新增加的教育经费应当向基础教育倾斜。
丁宁宁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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