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正是中国各政府部门“总结成绩”的时候,而昨日中国银监会向公众交的“答卷”主要篇幅却着力于自我辩护。辩护的焦点是境外战略投资者“低价”入股国有银行的合理性:这是否是“贱卖”?
作为焦点的“贱卖论”立论于外资“战略投资者”入股中国国有银行的纸上利润:略高于净资产的出价与上市后相当于净资产两倍的市价差额不小。上市的交行和建行的市净率(市值/净资产)都在两倍以上,目前甚至高于汇丰银行,而中行和工行预期也将处于这一区间。
一元东西卖出两元价,即便不能变现,也可作为中国银行业前景受追捧的例证,股东、承销商和监管者尽可皆大欢喜。批评的声音则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既然能在上市时卖高价,为何外资入股时卖低价?
目前外界并不清楚,批评的声音究竟是源自部门权力争夺,还仅仅是事后诸葛亮的情绪。在国有银行高管、央行和汇金公司官员、外部银行家相继对“贱卖论”做出回应后,该行业的中立监管者也加入辩方,这可能意味着政策争论的白热化。
辩方的基本立场是,入股价与市价的差异应被看作因国内资本市场与银行体系缺陷而支付的财务和体制成本、外国投资者入股落后银行体系的风险溢价、以及其入股行动提升外界投资中国银行业信心而获得的利润。
“贱卖论”者对此未有明确回应,他们可能也难以回应:入股时一对一的谈判价与上市时数十倍认购的发行价在本质上是不可比的。以事后状况追索事前得失,并非金融市场智慧。实际上,极度宽松的全球融资环境仍在持续,中国国有银行上市算是赶上了好时候。
对未能“卖个更好价钱”感到后悔的人士可能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没有战略投资者的入股,财务报表光鲜、却仍未脱胎换骨的国有银行如何能说服市场前来追捧?而若以“境内战略投资者”代替“境外战略投资者”,市场远难有目前的信心。“贱卖”一说本身即自相矛盾。
“境外战略投资者在管好自己20%投资的同时,自然就管住了其余80%中方的投资。”昨日银监会公告中这一段内容道出了“贱卖”给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真实理由。外界对中国银行体系真实资产状况、公司治理水平和未来风险控制能力的怀疑至今并未消散,银监会所宣称的“不良贷款比率降至一位数”少有笃信者。
毕竟,目前有利的宏观和市场景气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而即便战略投资者获得与投资份额相称的(甚至更大的)控制权,有效配置资源的信贷文化和市场理念要在国有银行中扎根,却是一场持久战。而“贱卖论”这一阵前小摩擦竟能引发白热化争论,更可见修整银行体系之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