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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中国：低碳经济大势所趋，中国面对这种“大势”更多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面对，还是难得机遇？您对中国未来低碳经济的发展前景如何看待？在新一轮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管清友：低碳经济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西方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定阶段，提出发展“低碳经济”，是水到渠成的事。而以我国当下的经济条件, 要进入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还有很多困难。我国的低碳经济刚刚起步，各方面技术条件都不是很成熟。过去我们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等，都有低碳经济的一些理念，但还没有提高到那样一个高度。
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是为了应对越来越恶劣的气候变化。2003年，英国政府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但当时并未引起太大重视。2007年后，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第四份评估报告，明确指出气候变化趋势加剧，原因主要是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的。要应对气候变化，就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耗。低碳经济就是要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经济发展不会增加碳排放。
中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的阶段，而欧美早已过了这个阶段，中国目前对能源的需求非常大，还在不断增加，碳排放量也在增加，而且现在很难测算我们的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何时会达到峰值。而欧美已经经过峰值。
我们政府目前的态度是：因为我们目前是发展中国家，还无法和发达国家一样，承担《京都议定书》中所规定的量化的减排指标。而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过去近三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对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所造成的，这是他们的历史责任，所以目前他们应该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减排责任。其次，气候变化中国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因为中国的地区差距很大，自然生态非常复杂，气候变化会导致西北冰川的加剧融化，荒漠化加剧，产生大量生态难民，甚至会导致大江河的断流。我们比发达国家更脆弱，我们也不可能不去采取措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能抱有骑墙的态度，也不能动辄把这件事情说成是欧美国家的阴谋。历史责任是要分清的，但我们不能纠缠在历史责任问题上。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比欧美国家落后，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不承担减排指标。问题在于，谁让你落后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本质上而言，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事情。
十一规划是中国走向低碳经济的尝试。我们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降耗和减排的具体目标。“十一五”规划把“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作为“十一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提出来，并明确指出，要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60%。中国通过了可再生能源规划实现节能减排。根据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总量目标，到2020年，我国将提供大约1.5万亿元人民币（约2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使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供应的比重从目前的7%提高到15%左右。按照《全国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2006～2010年）》，到2010年，全国将有4000万农户用上沼气，每年可产生约154亿m3的沼气，相当于替代2420万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和1.4亿亩林地的年蓄积量。2008年10月，国家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明确了六大原则：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减缓和适应并重；公约和议定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渠道；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转让；全民参与和广泛国际合作。2009年，《能源振兴规划（2009～2011）》提出，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0%。2010年风能总机容量调整为2000万千瓦，2020年调整为1亿千瓦左右。2009年6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暨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正式提出，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重要的发展指标，为这一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作为核心指标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9年9月22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时再次重申，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其中包括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胡主席还向世界公开承诺：“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就气候变化问题阐述中方立场。
我国在提高能效、减少碳排放的潜力还是很大的。我国目前的能效是欧美的五六分之一，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所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在舆论环境、节能减排技术以及能效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减排政策任重道远。
要真正实现低碳经济，最根本的还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这种调整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我国要从重工业经济转向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就需要时间，就需要中国在加强自身节能减排的政策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价值中国：中国 “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新能源开放尚未成气候。面对这样的能源结构，低碳经济如何发展？ 管清友：关于能源结构的调整，我们也做过相关的研究。在未来二三十年，化石能源还是占主导地位，新能源只是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单是要减少碳排放，还要保证工业化过程中的能源供应，我们只能想办法清洁利用煤炭，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而煤主要用来发电，煤电的碳排放量是最多的。如何清洁的利用煤炭，将煤电转化为更多更有效的用途，这是我们目前比较现实的选择。
煤炭清洁利用有多条技术路线：第一，煤炭液化，第二，煤炭气化，第三，进口替代。从技术到市场，需要具备3个条件：排放要比原来少；技术要过关，方便使用；得有商业性。现在看来，煤气化更为可行。将煤炭转化为天然气，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作为工业原料二次利用。比如加入氢，二氧化碳可以用来制作化肥。同时，可以利用油藻用来固碳，将利用不完的二氧化碳捕捉、贮存起来。以此可以达到清洁利用煤炭的目的。
价值中国：气候环境等问题越来越受关注，此类问题更多的被渲染上很多政治色彩。如美国提出的“碳关税”。中国当下如何应对此类问题？ 管清友：我个人对于“碳关税”的看法是：欧美迟早会征收这个税种，不如我们自己先征。
我国目前的资源、能源价格还比较低，征收的相关税收也没有补贴能源使用的外部成本。不如借这个外部压力，促使资源税尽快开始征收。
现在关键是征收的时机选择问题，是在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刚刚有些复苏的时候征收？还是等到经济完全恢复，平稳发展的时候征收？这就要看决策者，政治家们的智慧了。
目前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现在开始征收碳关税对经济进一步回升是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如果现在欧美先一步开始征收碳关税，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所以现在争论的焦点，不是是否应该征收碳关税的问题，而是何时开始征收。 “碳关税”更多的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时机的选择也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
价值中国：“低碳经济”“碳关税”等等大都是西方国家提出的一种理念，并由此成为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中国更多的只是在适应和被动的接受。但也有人说，“低碳经济”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个新的领域里，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迎头赶上，重新排位。 管清友：我们把应对气候变化而导致的全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称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叫绿色革命。与以往三次的工业革命相比，过去中国都是规则的接受者，但是这次从一开始的规则制定、演变，我们都在参与其中，并且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这也是中国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把我们的看法、态度、声音纳入到规则制定当中。联合国气候大会，包括之前的巴厘岛路线图都没有跑出原来《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就是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坚持，坚持共同承担，区别对待的原则。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主导气候谈判的规则，但是我们已经参与其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要我们能抓住这次机遇，采取比较艺术的外交策略，在未来低碳经济的规则制定中，我们还是能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
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我们得坚持“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国际社会制定的标准，国内是要严格执行的。但是在对美国提出的“碳关税”问题上，就可以运用此原则提出质疑。因为美国的这种做法是违背上述原则的，实际上是“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增加了贸易壁垒，破坏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我们需要一些灵活主动的外交策略。
低碳经济的大趋势已定，有了这个大方向，我们就应该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同时也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的规则制定者，也可以借用这个时机，大力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总之，低碳经济是中国应该抓住的机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能源专家
管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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