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之争与价值观之争在《“ISMS”的盛宴》一节中,萨缪尔森写道:“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极端,那里最好的ZF是最小的ZF。另一个极端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在那里ZF执行的是体现集体意志的经济指令,个人主义是行不通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混合的资本主义、管理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合成的模式。”
的确,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和计划的关系,两者不同比例和方式的组合形成了各种主义。在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型中,每一个人自利而能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在纯粹的计划经济模型中,每一个人利他而能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前者的逻辑是错误的,但对价值观估计比较接近普通人的状态。后者的逻辑是正确的,但从现实来看,具备利他主义价值观人却比较少。
市场模型的逻辑错误需要计划去校正,无论是ZF的宏观调控,还是微观规则管理,竞争不太自由了,同时则意味着弱肉强食的逻辑得到了抑制,严重的社会后果得以减缓。计划模型所需要的价值观前提如果不具备,只能用市场的自利性去补充,以免微观经济缺乏创新和活力。于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两类混合经济,一类以市场为基础,辅以ZF对市场交易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的种种干预;这是欧美国家的情形。一类以计划为基础,辅以日用小商品和蔬菜、水果等的自由市场,企业内部的奖金、计件工资,干部的级别。这是苏联、东欧60--80年代的情形,也是中国80年代的情形。
应该承认,两类混合经济在东西方都各自取得了成就。但是,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经济体系。在以市场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中,主张市场乌托邦的资本家的力量强大,主张大ZF(从而通向计划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的力量弱小。资本力量总想将混合经济拉回到自由市场状态,80年代他们如愿以偿,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新自由主义革命,结果是重返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在以计划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中,主张计划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的力量貌似强大,实则弱小;相反,主张保留市场(从而通向市场乌托邦)的官僚主义者的力量貌似弱小,实则强大。当理想主义者他们总想摆脱小商品市场、计件工资和干部待遇差别,例如中国“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结果是商品单调,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干部意见不少,因而不得不向现实作妥协让步。官僚主义者则借机要求更多的市场,更多的资金,更大的特权,直至摆脱计划经济的制度束缚,顺利实现权钱自由交易。
这两种乌托邦较量的关键在价值观的设定和转变上。毛泽东对中国经济体制中的市场成份有清醒的认识,他在1974年10月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同年底,他进一步补充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1]。毛泽东之所以将商品制度、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看作是与旧社会差不多的生产关系,在于这些内容突出显示了并有利于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存在。换言之,他清醒地认识到计划经济充分有效的价值观前提,认识到与市场机制相伴随的利己主义的蔓延将威胁计划机制顺利运行,并希望通过“斗私批修”等方式来普及利他主义价值观,从而缩小市场机制的范围。毛泽东的努力失败了,计划机制故障迭出,地盘不断缩小,经过80年代的混合经济,在90年代大踏步地向纯粹自由市场经济方向前进。
两种不同路径产生的混合经济最终殊途同归,合流于放任自由市场经济方向,这一事实对各种内含利他主义成份要求的经济主张都是沉重打击。不要说前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就连李斯特的贸易保护学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说,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社会市场经济,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都黯然淡出;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一个个成为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追随者,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向资本力量缴械投降。一个流行的结论是,人性是自私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历来如此。永远如此。这意味着,即使利他主义文化有必要性,但也无可行性。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尽管上述这些学说及其试验最终败在新自由主义的手中,但是它们都曾经取得过成功。苏联高速工业化的成功毫无疑问应归功于计划经济,李斯特的身体力行为战前德国崛起立下汗马功劳,凯恩斯主义是二战后欧美各国发展黄金时期的指导思想,弗莱堡学派使二战后德国长达20多年高增长、低失业,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更使日本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总结在这些主义或学说的成功经验,不难发现,其推行者有着对主义或学说的真诚信念,不滥用主义或学说所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由此增强了国民的凝聚感和道德感,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弱肉强食的逻辑,使社会变得比较文明。可见,一旦经济控制中心(亦即政治)被利他主义成份所渗透,则某种程度计划的成功和相应的利他主义文化的流行并不是太困难。
如何解释其最终失败呢?理由有二,一是经济控制中心的理想主义者还是比较少,在与资本与权力的较量中处于劣势。二是这些主义和学说都只是经济学说,其作为信仰和道德的含义未被开发,因此在公众生活中缺乏影响力。即使马克思主义也以科学相标榜,耻于承认自身一定程度上的宗教信仰特点,在理论上对人的复杂性、对价值观形成和转变的复杂性缺乏足够认识,以为公有制的建立能自动带来价值观的彻底转变。
从理论上看,利己和利他并非绝对矛盾。利己主义把利己解释成利他,利他主义者把利他解释成利己,所争论的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斯密学说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将利己动机转化为利他结果的神奇效应,我们已经指出其逻辑错误所在,而且历史事实也站在我们这一边。利他主义者认为,计划经济具有将利他动机转化为利己效果的效应,真正实现全社会乃至全人类利益的最大化,这一逻辑的错误还没有人能够指出。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但是他所设想的是利己主义加计划经济。国内有人常常以大跃进失败和文化大革命失败为例,指出善的动机导致恶的结果。但是,如果不是参加公共食堂者都想多吃少劳,如果不是干部队伍存在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现象,这些运动又何以会产生,其恶果又何以会形成呢?
用西方经济学可以理解的话说,我们所倡导的利他主义也可以叫做集体理性,它基于对历史和人性的复杂认识,基于对人与人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深刻认识,基于对人自身要求的洞察,面向全人类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实现的是个人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最大程度的协调。个人理性导致囚徒困境,而集体理性才能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从而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人性自私说其实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对历史、社会和人性的不同的解释系统,即世界观和价值观。人和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征在于,人有理性,有思想,能够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能够形成各自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以此去处理经济关系和日常人际关系。动物则凭本能生活。因此,动物注定是自我中心的,或者说自私的;人却可能是信仰中心的,利他的。在幼年和童年时期,人和动物的差别不大,以自我为中心;随着知识的增长、视野的开阔、自我意识的觉醒,人逐渐形成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形成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就可能变得比动物更自私,为祸更烈,成为厚黑学大师;也可能变成理想主义者,正直、无私、利他,成为思想性主导动物性的真正的人。大多数人则介于两则之间,被社会风尚所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