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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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的矛盾---与刘崇献商榷 【近几年来中国刺激需求（内外需求）的政策，使中国各个方面的生产能力迅猛发展，甚至超过了需求本身。因此在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今天，又再来一次刺激需求的呼声。但是这其中有一些矛盾。刺激需求并非是单纯的需求，而是与投资、生产相联系的，因为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持续的购买力来增进需求。这样，扩大需求又将走回到拉大投资的老路中去。也许有人认为只要把储蓄于银行中的钱拿出来用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但是，如果人们的现今收入减少，那么他们的存钱行为只会更加趋紧，而不是放松；相反，如果人们的现今收入较高并且稳定，那么人们则会乐意花储蓄中的钱，甚至未来的钱。而现今的收入是与现今的投资与生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可见，根本没有什么“侧重于消费”的道理，要消费就要投资与生产。另外一个矛盾是：刺激需求将影响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因为科学发展观想要优化甚至淘汰现有生产方式落后的许多企业，但如果扩大需求，那么又会给这些企业以生存的机会，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难以得到优化，粗放型的增长模式难以得到改变。 我并非反对扩大需求，我只想指出在扩大需求的道路上所存在的矛盾，从而要引起人们的关注。――黄焕金http://hxhhj.nease.net/dgbsgzl.pdf】

提高国内消费需求 走稳健发展之路 刘崇献

　　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必要性

　　当前，无论从世界范围看，还是从中国国内看，提高国内消费需求都具有空前重要的意义。

　　第一，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可以更好地应对美国经济失衡调整带来的冲击。当前，美国存在的“高财政赤字、高贸易赤字”现象，并且双赤字的规模在逐年增长。目前美国是依靠提高利率等措施维持着巨额的资本流入来弥补双赤字造成的资金缺口。从长期看，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美国学者都认为美国的这种双赤字局面是不可以维持的。所以美国必须采取措施进行调整。从国内看，美国可以采取紧缩消费或者让美元大幅度贬值来进行调整，但是美国居民无意缩减消费，美国也不愿看到美元急剧跌落。因此，美国在国际上压迫中国等东亚国家进行汇率调整，让这些国家来承担国际经济失衡调整的代价。

　　无论是国内调整还是国际调整，美国的经济失衡最终是需要调整的，也就是说美国要减少或者消除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也意味着中国对美国近两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可能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减少和消失，这不能不对中国出口和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美国压迫中国减少贸易顺差对中国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即使美国不幸发生了意料外的美元暴跌的剧烈调整，对中国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美国和中国作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其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美国对中国逆差的消失，意味着中国需要为上千亿美元的商品另寻出路，否则破产企业和事业工人的数量将是惊人的。因此中国政府不能等待这种冲击发生，而是应该未雨绸缪，积极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需求，逐步把对美顺差降下来，从而为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提高国内需求，可以缓解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和居民消费能力的相对缩小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这是资本论的基本结论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跳出这个“魔咒”了吗？中国经济虽然没有发生明显的经济危机，但是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高涨和萧条。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会进一步深化。不时出现的通货紧缩在给我们敲着警钟。

　　近两年的投资热潮狂热而无序，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严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曹玉书日前指出，中国目前有包括水泥、钢铁、电解铝在内的11个行业出现或者潜存着产能过剩问题。生产过剩已经严重影响了行业利润。他说，2004年中国水泥需求不到 10亿吨，而生产能力却达到了 12．5亿吨。 2005年预计全行业利润只有 35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减少了 68亿元，5148家成规模水泥生产企业中，有 43.5％是亏损的。2005年，汽车业产能已过剩200万辆，按照32家主要汽车生产企业十一五规划的设想，还有800万辆正在建设。2010年，预计产能1800万辆，而国内需求只有1000万辆。对此，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很有可能发生“滞胀”。

　　第三，提高国内需求，可以更好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客观上可以缓解各种社会矛盾。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清晰地证明了一个事实：过去那种投资推动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以长期持续的，中国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提高国内消费需求，逐步把消费培育成国内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量，有利于转变投资为主导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善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过分依赖外部需求，对外经济的严重失衡，从长期看是不可以持续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在屡屡遭遇贸易摩擦和外来投资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的时候，也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的出口战略，而提高国内消费需求，为出口战略的转型提供了条件。

　　同时，为了提高国内需求，国家需要出台一系列的提高居民收入的措施，特别是提高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为了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国家需要调整分配结构，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有利于促进公平分配；同时为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国家需要把就业作为重中之重，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定收入预期和提高消费倾向，这些都有利于缓解两极分化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

　　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途径探讨

　　从经济学上看，居民的有效需求是指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主要取决于购买能力和消费倾向。所以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就需要从提高国内居民的购买能力和消费倾向着手考虑。

　　第一，把就业放在首要位置，不断提高各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我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政策导向已经造成了居民生活严重的两极分化，不仅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市场基础，而且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在快速发展，就业对城市居民来说是第一号的问题，没有稳定的就业就没有稳定的收入，就没有稳定的消费。所以政府要扭转长期以来重视GDP增长而忽视就业问题的不良倾向，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第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城市化。多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一直低于总体经济增长水平，从居民消费的构成看，农村居民消费比例逐年下降(2004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比例为59.5%：40.5%)，城乡消费比例与城乡人口比例明显倒挂。因此，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农民收入上。但是农民在农村大幅度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需要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把农村有一定技能和文化水平的人口转移到城市，把他们转化为城市居民，这样会带来持续的、更新换代式的消费需求高潮。农村人口减少以后，人均收入水平才会有显著提高，消费能力才会真正提高；而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以后，不仅会带来旺盛的住房等方面的消费需求，而且会带来各种耐用消费品和生活用品消费的快速增加。中央政府应该以政策鼓励、财政补贴等形式引导这一过程有序发生和推进，对于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和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完善公共支出政策，稳定居民支出预期，从制度上、政策上保障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消费者而言，消费者的即期消费不仅取决于现期的收入，也深受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居民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将来养老金发放、医疗卫生和教育成本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目前造成高额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即是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包括失业、住房、养老、医疗、保险、教育等项开支）增加。因此，要改革养老金制度以提高其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扩展社会保障网和医疗卫生保险，明确政府在提供教育经费中的角色，以便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刺激消费的稳定增长。

　　第四，逐步提高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近些年，经济保持着快速增长，但是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并没有保持同等幅度的增长，甚至处于不断“通缩”之中。工资水平在大学生“供过于求”的虚假繁荣的压力下不断下降，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北京的期望月薪已经下降到了一千多元。从社会范围看，工资总水平没有多大增长，即使有增长也差不多被通货膨胀侵蚀掉了，即使没有被通货膨胀侵蚀掉，也是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均，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的某些阶层。从土地转让收入看，农民也只是象征性地拿到一点补偿费用，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沦落为贫民阶层。而利率水平也是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居民的利息收入微不足道。这些方面造成了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的相对降低，加重了消费和生产的矛盾。因此，需要国家在促进就业的同时，采取措施逐步提高生产要求的供给价格，提高居民的收入，进而提高国内消费需求。

　　最后，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总体消费的促进作用。财政政策应该由以前较多地侧重促进投资功能转变为更多地侧重促进消费功能方面来，实现财政政策功能导向的再次转变。增加政府的消费性支出，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的事业支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通过增加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消费性支出，可以间接达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目的，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随着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从源头上提高我国劳动力的价格，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经济的分配格局。运用税收等手段调整供求结构，消除消费结构断档，供给与需求结构不衔接的问题。政府一方面应当对高档消费品的生产与消费通过税费形式加以限制，而另一方面要采取必要手段，加大对普通大众可承受的廉价房屋供给，从而有效引导与调整投资结构，扩大面向中等收入群体的供给体系。

　　总之，提高国内消费需求是保证国内经济长期稳健增长、减少外部内部冲击、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必由之路，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失衡、国内生产严重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具有空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其等待发生严重的国内外冲击来调整这种失衡，不如未雨绸缪，及早采取防范措施来缓解这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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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扩大内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生产要素的供给 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宏观经济 矛盾 扩大内需

被你们搞糊涂了！生产要素价格---消费？为了什么生产？消费呀！

“为了什么生产？消费呀！”市场经济似乎不太相信这种目的论问题与论断！它只相信自我平衡。

中国现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构思不错。

吸纳了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的观点和采纳了克林顿在上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政策中的可取之处，不过中国欠缺的其他方面的问题还很多，而且一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都没法解决。多者是相生相克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难度很大。

中国目前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而不是凯因斯主义。

我说的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不是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观点在中国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以斯氏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呼吁经济学家走出华盛顿，超越华盛顿共识，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并且让政府在经济成长过程中起更加积极的作用（1997）。他和一些经济学家的主张就是人们所称的后华盛顿共识。根据斯氏上述1998年的著名文章，后华盛顿共识似可归纳如下：

1）首先，应努力使市场运转更加平稳。为达到这一目的，斯氏提出以下几点：

A）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稳定，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容应该扩大，而不应局限于防止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

B）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国情的国家对财政赤字和经常账赤字的忍受能力会有很大的不同。像美国这样人口成熟的国家应该追求财政盈余，而不是财政平衡，才能抵销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而人口结构尚年轻的国家，财政平衡的压力并没有那么大。另外，弥补经常账赤字的较好办法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外国的短期资本。

C）不但要稳定物价，避免汇率和利率的人为扭曲，而且应该把充分就业，稳定生产和促进长期增长作为宏观稳定的内容。为此，就要避免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对就业和生产有很强的后续负面影响。

D）为避免金融危机，就要改革金融体制，特别要加强审计，健全立法，加强执法的力度和公正性，增强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包括对投资者提供企业经营状况，及其资产和负债的真实信息，以及保护小股东。金融自由化必须在政府建立了对金融业的有效监控和规制之后才能放手进行。

E）要特别强调竞争环境的培育对市场机制的成熟是至关重要的。

F）促进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并不会自动导致竞争，而自由贸易的好处只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如果没有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贸易的自由化可能只会进一步加强垄断企业对市场份额的占领，使政府的关税收入转移到垄断企业的手中，而并不能造福民众或促进生产力。

G）促进私有化。凡是市场能够做得好的事应该让市场去作。私有化之前必须建立一个竞争性的环境和能提供各种有效规制的机构，才能避免前苏联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的各种错误和损失。

H）健全政府的各项必要的、有利于市场发育和竞争的规制。

I）使政府能有效发挥其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功能。

J） 积累人力资本，传布知识。

K）加速转让技术。

2）斯氏又认为“华盛顿共识”不但所使用的经济学工具十分有限，而且锁定的发展目标也十分狭窄，只盯着经济增长。他呼吁大大扩充发展的目标。

A）要追求包括健康和教育获得改进在内的生活水平的实质提高，而不应光追求GDP指数的提高；

B）要追求可持续性发展，包括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

C）要追求平等的发展，即不仅社会上层能够得到发展的好处，而且所有其他阶层都能平等分享繁荣的发展；

D） 要追求民主的发展，即公民能够以各种方式广泛地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决策。

显然，斯氏并没有认为华盛顿共识的几条原则全错了，而是认为不应把它们教条化，因为它们不够全面，需要扩充，特别是需要扩充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他特别提到民主的重要性。最近，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如汤玛斯、达依拉米、王燕等出版了题为“增长的质量”一书(2000)。他们指出，不但增长的数量是重要的，而且增长的质量也同样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遵奉以下三项原则：

第一，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这三种资本都应同等重视。

第二，在增长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收入分配问题。

第三，要强调能够导致良好治理的制度框架。

这三项原则都与政府有关。第一条原则，暗含着要求政府帮助积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帮助保护自然资源。第二条，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防止收入分配的扩大。第三条，要求政府做到廉洁、有效，反映民意。实际上，第三条是最关键的，只有有了好的制度框架，才会有好的国家治理，才能做到第一和第二条。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家对政府的期望应该说是越来越高了。

而雷默的北京共识与斯蒂格里茨的华盛顿共识极其相似，还考虑到了国家和社会安全策略。

“北京共识之父”

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雷默的咨询工作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商业领域，重点放在中国。

雷默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主修经济学，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经济。他在1996年加入《时代》杂志并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外事版主编。雷默还担任过CNN国际问题分析家。他是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阿斯彭学会荣誉会员、美中年轻领导人论坛两位发起人之一以及世界经济论坛明天的全球领导人会议成员。雷默还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是美国两项飞行速度记录的保持者。2004年5月11日，“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他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

三种发展模式之争

「北京共识」

去年5月11日，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雷默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华盛顿共识」

1989年，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在一篇名为《华盛顿共识》的论文中，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等。“华盛顿共识”自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此为理论依据，开始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以全面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政策。

然而，十余年过去了，这种共识不但没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急切问题，反而造成他们更为接近经济崩溃的边缘，社会动荡加剧，因此，这种思想被认为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后华盛顿共识」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E·施蒂格利茨在1998年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对“华盛顿共识”的“市场本位主义”进行了批判，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和经济紧缩政策。“后华盛顿共识”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出发指出“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切中要害。

关于扩大内需黄先生四条中，除第三条有文章可做外，我以为其它是务虚。扩大就业靠什么？估计明年的就业形势更严峻。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建设，这得依靠市场，政府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惟一可做的是逐步取消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但城镇化后的就业仍是问题。提高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政府更难作为了，那也得靠市场。我解读今年元旦胡锦涛讲话，主要是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不是加大对市场的干预。因此你的第三项还切合实际，在人口重多的农村，应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而针对“不愿、不敢花钱”的城市中低收入者，应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并逐步完善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影响居民消费“非收入性”限制因素上做文章——适当降低教育、医疗等公益部门的消费价格，采取措施控制其对消费者的超额支出，对价格虚高、给老百姓基本生活成本带来巨大压力的消费也应进行控制。

你以为何？

E）要特别强调竞争环境的培育对市场机制的成熟是至关重要的。

F）促进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并不会自动导致竞争，而自由贸易的好处只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如果没有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贸易的自由化可能只会进一步加强垄断企业对市场份额的占领，使政府的关税收入转移到垄断企业的手中，而并不能造福民众或促进生产力。

G）促进私有化。凡是市场能够做得好的事应该让市场去作。私有化之前必须建立一个竞争性的环境和能提供各种有效规制的机构，才能避免前苏联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的各种错误和损失。

H）健全政府的各项必要的、有利于市场发育和竞争的规制。

I）使政府能有效发挥其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功能。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是引用laudon在2006-1-7 8:54:03的发言： 关于扩大内需黄先生四条中，除第三条有文章可做外，我以为其它是务虚。扩大就业靠什么？估计明年的就业形势更严峻。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建设，这得依靠市场，政府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惟一可做的是逐步取消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但城镇化后的就业仍是问题。提高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政府更难作为了，那也得靠市场。我解读今年元旦胡锦涛讲话，主要是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不是加大对市场的干预。因此你的第三项还切合实际，在人口重多的农村，应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而针对“不愿、不敢花钱”的城市中低收入者，应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并逐步完善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影响居民消费“非收入性”限制因素上做文章——适当降低教育、医疗等公益部门的消费价格，采取措施控制其对消费者的超额支出，对价格虚高、给老百姓基本生活成本带来巨大压力的消费也应进行控制。

你以为何？

那几条不是我的东西。我的观点，主要就是指出扩大需求所包含的矛盾性。我相信市场的作为比相信政府的作为更大，而政府除了使经济行为更加扭曲外，不知其还有何好作用。

今次经济过热后的不得不采取的宏观调控，实际上也是政府大力鼓吹扩张需求的结果，它通过许多无效的投资－－滥投资来刺激市场，致使资源与环境的紧张局面相当尖锐，同时也为新一轮经济衰弱埋下种子。当经济衰弱到一定程度，又不得不来一次扩张需求的行为，然后再出现一次过热与衰退循环。等等。。。。

“政府除了使经济行为……，不知其还有何好作用”。我以为是：这是政府作为不当，并非只能。本应该是正面促进的，这只是行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