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苏格拉底如何培养精英？

当然，如果我们主要讲的研究型的人才的培养，就需要将上面说的加以具体的细化了。我一是时间不大够，而二是不知道大家对我说的是否感冒，就看看大家的反应到下次再说吧。

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

□黄全愈2006-04-27
　　1979年，有个中国访问团去美考察基础教育，认为美国孩子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下午1点多就放学回家；课堂乱如集市……得出结论：美国基础教育病入膏肓，20年后中国的科技将赶上这个超级大国。
　　同年，美国也派团考察中国基础教育，认为中国学生世界上最勤奋，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学习最好。结论：再过20年，美国的科技将被中国甩在后面。
　　27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又培养了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作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美国的科技继续领先世界……
　　两家的预言都错了，但错在哪里？非常发人深思！
　　
　　中美基础教育的实质差异是什么？
　　杨振宁教授认为：对比中美学生，他得到两个极深的印象：一是中国学生在中学做的习题多，因此远比美国学生根基扎实；其二是中国的大一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成熟多了，能集中注意力，努力学习。所以说，清华的本科生平均水平比哈佛的高。
　　杨教授看似比较大一学生，但实际比的是基础教育。
　　中国注重学生掌握的“知识量”，培养孩子吸收知识的学习行为和接受能力。中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是多学、多练、多记、多考。
　　美国注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创造性、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美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是多看、多问、多想、多干。
　　《天赋教育在美国》以“西安事变”的历史教学为例，具体比较了两者的异同：中国老师讲完史实后，要求学生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满足于考试结果。
　　美国老师则是八仙过海：如，什么都不教，让孩子们分成几组，分别制做一份当时各党各派报纸；或者只给几个辩论题，让孩子组成正、反方进行辩论。即便是常规教学，老师也会启发孩子的发散性思维：如蒋不妥协？如张、杨不和共产党合作？如张、杨把蒋处死？如蒋逃出西安……甚至让学生自己设想发散性思维的问题。无论哪种方式，学生都在收集材料、研究材料、组织观点的过程中，培养了“会学”的能力。
　　美国学者贾尼丝·萨博把培养“聪明的孩子”还是培养“智慧的学生”概括为两种教育：
　　聪明的孩子　　　　　　智慧的学生
　　1.能够知道答案　　　　1.能够提出问题
　　2.带着兴趣去听　　　　2.表达有力的观点
　　3.能理解别人的意思　　3.能概括抽象的东西
　　4.能抓住要领　　　　　4.能演绎推理
　　5.完成作业　　　　　　5.寻找课题
　　6.乐于接受　　　　　　6.长于出击
　　7.吸收知识　　　　　　7.运用知识
　　8.善于操作　　　　　　8.善于发明
　　9.长于记忆　　　　　　9.长于猜想
　　10.喜欢自己学习　　　10.善于反思、反省
　　从“西安事变”的教学比较看，中国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包揽了“聪明的孩子”的所有特点。美国天赋教育培养的学生也囊括了“智慧的学生”的所有表现。
　　培养“考生”还是培养“学生”？是中美基础教育的根本区别，也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本质区别。
　　“考生”是以“学会”为目的的寻找已知世界的现成答案者，“学生”是以“会学”为手段的探索未知世界者。一字之差，千里之遥。奥赛需要“考生”去回答现成的答案；诺贝尔奖需要“学生”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东西。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获奥赛奖，但中国的高校却无人获诺贝尔奖？根本原因是我们只培养考生，不培养学生。
　　只占世界人口不到5％的美国获得70％以上的诺贝尔奖，科技领先世界，其基础教育功不可没———为美国这个创新型国家，培养源源不断的“智慧学生”，输送取之不尽的创新型人才。
　　
　　诺贝尔奖鼓励的是什么？
　　杨教授还认为：中美处于不同阶段，两国对人才的需要不一样。而创新人才有不同层次，中国可暂时不要赢诺贝尔奖的人才，但需要比尔·盖茨这种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人才。
　　然而，科学家和企业家不是不同层次的人才，而是不同类型的人才。一个国家的发展既需要各种层次的人才，也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即便企业也离不开科技创新，一个企业离科技创新远了，离末日就近了。如果创新是企业崛起的脊梁，创新也就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一个国家可以不拿诺贝尔奖，但是不能不要诺贝尔奖提倡的创新精神。
　　追求诺贝尔奖的精神，鼓励的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主创新精神。拿不拿奖，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的教育鼓励的是什么。即使美国获得7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奖者也不过凤毛麟角，但由于鼓励追求诺贝尔奖的精神，美国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乐于创新的人比比皆是。给孩子讲孙悟空的故事，并不是要孩子变成尖嘴猴腮的孙悟空，而是鼓励孩子打破束缚去追求真理的精神。因此，我们可以不拿诺贝尔奖，但是我们不能不要诺贝尔奖提倡的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主创新精神。我们可以不拿诺贝尔奖，但我们不能只培养聪明的考生，而不去培养智慧的学生。
　　杨教授到清华授课，之所以受到异乎寻常的尊重，是因为对中国人民来说，杨教授不仅仅是一个给学生带来物理知识的教授，杨教授带来的是一种诺贝尔奖所鼓励的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主创新精神。有能力给清华大一学生上物理课的老师成千上万，惟杨教授的大师风采能给学子一种对学术创新的无止境的追求。这才是无价的。
　　
　　等人均GDP达1万美元才改革教育吗？
　　杨教授因满意中国的教育，因而提出：等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才筹划重大教育改革。
　　实际上，中国孩子起跑领先只是一种虚幻的表象，美国基础教育使得孩子后劲儿十足，才是国人不可忽视的真相。
　　中国基础教育属灌输知识类，美国是培养能力型。前者“以鱼”，后者“以渔”。给成筐鱼当然比一条条钓来得快。但老师给的“鱼”再多也会吃光，自己能钓“鱼”再少也会越来越多。
　　美国四年级小学生研究气象谚语。不仅要了解天气变化的科学知识，掌握仪器去预报天气；还要证实和证伪民间气象谚语。让孩子理解科学知识，掌握仪器，仅仅是培养气象员，掌握的不过是人们已知的东西。当孩子能够运用科学知识和仪器去“证实”和“证伪”长期流传于民间的似是而非的气象谚语，这就是在培养科学家必备的探索未知世界的批判性思维。
　　我也听过国内重点学校四年级的课，老师“赶圩”式地急急忙忙直奔答案，答对的孩子得一颗糖，答不对的不但不得糖，老师也不解释“为什么错”。老师说：根据教学大纲的进度，时间不够，只能“保先”——保证那些先进的。
　　别人让孩子在研究中证实或证伪一个假说，我们连解释“为什么错”的机会都没给孩子。美国基础教育练的是慢功，但后劲足。请看全美“Iowa基本技能考试”成绩：
　　科目　　　年级　成绩　年级　　　成绩　年级　　成绩
　　词汇：　　6年级　72　　7年级　　85　　8年级　　88
　　阅读：　　6年级　67　　7年级　　71　　8年级　　78
　　拼写：　　6年级　71　　7年级　　84　　8年级　　85
　　大写：　　6年级　42　　7年级　　72　　8年级　　79
　　标点：　　6年级　50　　7年级　　87　　8年级　　94
　　实际运用：6年级　79　　7年级　　92　　8年级　　94
　　数学概念：6年级　81　　7年级　　82　　8年级　　95
　　数学解题：6年级　43　　7年级　　72　　8年级　　85
　　数学计算：6年级　65　　7年级　　72　　8年级　　68
　　综合：　　6年级　66　　7年级　　8　　48年级　　91
　　一般来说，年级和成绩成反比：年级越高成绩越低。但美国孩子的成绩除8年级“数学计算”比7年级低4分外，所有数据都呈现“年级越高，成绩越好”的正比例奇观。
　　中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搞早学多学、考啥学啥的“双基”，来得快但乏后劲。
　　为什么杨教授只比大一学生？为什么不比一比大四生、硕士生、博士生？杨老大概也是心知肚明的：我们的学生后劲儿不足，离终点越近越没法比。
　　有一次，我到某重点中学做报告，互动提问非常活跃。突然，有个老师发言：“今天我们的学生按年级排座位，初一在前面高三在后面。不知您是否注意，越是前面的问题越多，越是后面的问题越少。如果我们的教育使得学生问题越来越少……”全场哗然！
　　中国老师上完课问：“还有问题吗？”学生没有问题，那是最佳状况。要应试，当然问题越少越好。美国老师上课，学生没有问题，就是老师教学有问题。欲启疑，自然问题越多越好。培养“考生”是把有问题的教得没有问题；培养“学生”是把没有问题的教得有问题。
　　美国孩子的成绩由低到高，问题由少到多；中国孩子的成绩由高到低，问题由多到少。这个基础教育的正比和反比的反差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主任王梦奎曾估计：中国人均GDP达3000美元约需20年。那么，等到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教育改革要停滞多少年？别说多，应试教育再推行30年，后果无法想象！实际上，GDP的上升和教育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离开教育的改革，GDP能凭空翻6番吗？
　　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创新型国家，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一代人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必须触动形成这种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基础教育———继续强力推行新课改，从小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素质。
　　一句话，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

以上是我转载南方日报4月27日黄全愈的文章。

我比较赞成黄全愈的观点，他曾经在国内读过大学，也教过大学,后来到美国也过大学（1993年获美国 Miami大学“教育管理学”哲学博士学位）也教过大学，两两比较，(他也并不赞成杨振林教授的观点）我以为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我同意很多网友的观点，即教育教学改革，必须从评价体系改，这是一根指挥棒，现行对高校教师教学评价评估内容一般包括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四个一级指标，然后为便于评教，又将一级指标进一步细化，大约都又设了20～30个二级指标，这些指标大都又都从“教”的这个角度，并没有将注意力转到学生方面来。其中对如何引导学生“会学”与“善问”并没有什么细化要求，对如何培养学生的能力也没什么改进。就我所知，除教学态度与运用多媒体教学（教学方法中的二级指标）较前标准有所改动与增加外，可以说是“几十年一贯制”，对培养学生的“质疑”与“思辩”更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4 16:08:40编辑过]

中国的教育只能这样呵，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的好一些呢？

我自己所在的大学，就清身体会了这一点，感觉太多了，不是一言两语就能说清的。

希望这帖子多在其他学校的BBS上传一下吧，让大家多来感悟一下。

这跟中国从古至今的思想有关系，但是，也并不能一概而论什么更好，什么一定不好，日本的文化跟我们很相似，我们也应该放下架子向这个国家学习一下值得学习的东西！

前一段时间，我听了钱颖一在清华的一个讲座——经济学科在美国，其中对美国的博士教育大大赞叹了一番，不过说的很在理。他就说，在美国，博士教育是先宽进再严出，你要获取博士学位，你得要经过一年学习后，通过博士论文写作考试。在这一年时间里，你要不停的学习，不断的思考。只有在努力通过博士论文写作考试之后，你才会有资格去攻读博士学位。而且在美国，你没有固定的博士指导导师——博导。

正式在这流水般机械作业机制下，美国创造了一条大量优质博士的有效率生产线。反观我们国内，就我所在的这所学校，就有一个博士点，一年却可以直博11个，什么培养系统啊！

[转帖]：一流的学生从哪里来？

□黄全愈
　　什么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北大校长许智宏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因此，呼吁国家继续对有关大学实行“财政倾斜”的政策。于是，《中国青年报》惊呼：“北大再喊穷，中国教育怎么办？”

　　国家的资金投向，当然有轻重缓急之分。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发展的重要项目，财政再困难也得“倾斜”。

　　我想与许校长商榷的问题是，“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如然，完全应该倾全国之力在中国办他几所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先假设“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的立论是成立的，然后按照这个假设往下推：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缺些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回答：办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我想大致需要“四个一流”：一流的教学设施，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

　　一流设施，最容易办到。集中财力，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没有办不到的。君不见，杭州就有一间学校，竟然有一座按美国的白宫一比一建造的几可乱真的“白宫”。一流的管理，也不难办。当过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人很多，中国要请三几个也是绝对请得到的。

　　一流师资，稍难些。但集中全国最优异的师资，广纳世界最顶尖的华裔学者，每一个系(甚至每一个重要的专业)高薪聘请一两名世界级的一流教授，真要做的话，三五年内也不是什么办不到的事情。

　　然而，高校培养的学生，是表现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的重要指标。因此，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

　　其实，最难的也就是：一流的学生哪里来？如果说，一流的“产品”需要一流的“原料”，那么，培养世界一流的大学生，需要世界一流的基础教育提供世界一流的生源。然而，中国以应试教育为根本的基础教育是无法承载世界一流大学的，也是无法承载许校长所说的作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的“世界知名大学”的。

　　经过若干年潜心研究美国基础教育中的“天赋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基础教育不仅为美国的顶尖大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美国成为创新型的国家提供了“重要保证”。

　　我攻读博士时的专业是高等教育管理，因为我的导师告诉我：高等教育是美国科技发展的关键。而我考虑：中国的基础教育世界一流，问题都在高校。但后来，我在研究中美教育比较中，逐渐把方向改到了基础教育。因为我发现：一个人要上跃，首先要下蹲，而且脚下的着力点的坚实度与人的上跃度成正比。如果我们把教育看做一座大厦，基础教育是这座大厦的基础，高等教育则是它的顶。基础不好，大厦不牢，花再多钱去堆一个“金顶”，也是徒劳、本末倒置的。更何况一座大厦除了最高的“顶”以外，还有许多不同“层次”的楼层。

　　这就是说，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基础教育为各行各业提供各个层次的创新型人才，这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但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显然无法成为这个“重要保证”。遗憾的是，许校长把“金顶”看得比“坚实基础”重要；更遗憾的是，教育部赵沁平副部长在3月10日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只是谈了“高校将主要从三个方面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支持”(见3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似乎建设创新型国家全看高等教育的了，完全没有提及基础教育。
　　
　　北大与基础教育无关吗？

　　可能很多人无奈地为北大打抱不平：基础教育与北大无关。可是，如果北大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就不能说与基础教育无关。换句话说，北大想建成什么样的“顶”，就需要有什么样的“基础”。

　　然而，北大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就与基础教育脱不了干系。因为，一是生源的质量对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至关重要；二是北大的选材标准影响甚至指挥着基础教育的走向。生源的质量，不仅影响北大毕业生的培养质量，甚至影响校园的学术质量。因为一流大学的学生群体是多元文化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拥有64位诺贝尔奖得主，居全球名牌大学诺贝尔奖排行榜第二位。他们是怎样看待自己与基础教育的关系的呢？该校招生办执行主任弗达先生跟我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无论是课内课外，学生之间能相互学到许多东西。因此，由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的学生组成的群体能给学校带来巨大的贡献。”所以，他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才“能够帮助学校营造一个学生群体去更好地完成学校的教育使命”？

　　也就是说，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多元文化的校园———由具有不同背景、特点、能力的人组成的“学术社区”。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多元文化校园对一间学校的学术质量产生的重大影响，以为教学就是老师教，学生学。其实，学生群体间的互动也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多元文化的校园既指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的多元，也指教职工和学生特点、特长、经历、能力、背景的多元。如此的校园才能促成人才间的互动，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富于创新的学术社区。

　　说美国的多元文化校园可能远了一些，其实中国的教育也有过这种经历。我就一直怀念77级、78级那个“藏龙卧虎，五花八门”的校园文化：我们中有十万大山来的“老插队”，有已达10年教龄的民办老师，有乳臭未干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散步也像操正步的转业军人，有在文工团跳过芭蕾的“白毛女”，有在塑料凉鞋上钉铁掌的县城干部，有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臭老九”，有用小楷毛笔字抄过三遍《左传》的工人，有因偷听外国英语台而失业的待业青年，有因不满“四人帮”而受过惩罚的“思想家”，有住在高墙深院内的高干子弟，有讲洋泾浜国语的归国华侨，有张口闭口《哥达纲领批判》的“老高三”……尽管那时大学禁止谈恋爱，文化生活还不够自由，但大伙儿聚在一起侃大山就是一种其味无穷、取之不尽的宝藏。琴棋书画、杂艺竞技，上厕所拉泡尿都能碰到几个人才。“藏龙卧虎，五花八门”的生源本身就构成了校园文化的无价财产。

　　世界一流大学追求的境界，就是营造一个多元文化的校园：使得学生在课外学到许多课内学不到的东西，使得学生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可以取长补短的人。为了营造这样的环境，世界一流大学用我称之为“三合一”(高考成绩＋平时成绩＋综合素质)的多样化的录取标准去招收具有各种特长和背景的学生。为什么哈佛曾将365个“高考状元”(SAT满分者)中的165个拒之门外？为什么哈佛曾招了一个无家可归而又聪明好学的流浪女？为什么伯克利收了一个锲而不舍、勤奋努力的流浪汉？为什么普林斯顿录取了一个童子军饼干卖得多的黑人女孩……其实，道理很简单：单元的结合1＋1＜2，而多元的结合则是1＋1＞2。比如说，由11个郝海东组成的球队，不堪一击！只有郝海东、范志毅、孙继海、江津等具有各种特点和能力的队员组成的球队才能打进世界杯。

　　然而，中国的高考认分不认人，以考分为录取的惟一标准，招收的学生特点太单一。即便录取的全是高考状元，由这些特色单一、特点相似(包括弱点相似)的学生组成的校园文化，也是不健康的，甚至形成的是1＋1＜2的环境。更何况，这些通过高考出来的“状元”们，大多不过是一流的“考生”，而不是一流的“学生”。

　　可惜，北大年年与清华争夺高考状元，不仅不利于北大自身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所必需的多元文化“学术社区”，而且给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一个不良的示范。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中国两家最著名的学府，你们的选材标准，是基础教育的风向标和指南针。你们选什么样的人，中小学就培养什么样的人。高考状元年年热炒不绝，屡禁不止，难道与北大清华年年争夺高考状元无关？

　　据国内多家报刊的报道，许校长曾说：“都想上北大清华，说明教育出了问题。”大家“都想上北大”，而北大年年争夺高考状元，孩子、家长、老师就都去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北大继续与清华争夺高考状元，中国的基础教育就愈发应试化，中国一代代人的创新思维就在以考为本的基础教育中逐渐蜕化。

　　素质教育喊了很多年，中小学教改方案不断，但收效不大。什么时候北大不再与清华争夺高考状元，应试教育就不攻自破，素质教育才曙光初现。

　　许校长曾在2005年12月4日参观北大南宁附属实验学校时表示：“高分低能的学生在北大常常缺乏发展后劲。”但是，许校长只敢对考研究生的人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初试分数不是北大录取的最终决定因素，它只是为学生争取一个复试的名额而已。面试时北大更重在考核学生的思维能力、综合能力……”

　　虽然“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初试分数不是最终决定因素”，北大已有很大进步。但是，等到研究生阶段北大才“认人不认分”，才正视教育的“基础”，恐怕已经有些晚了。

　　北大想对“建设创新型的国家”有所贡献，不完全在于国家增加对北大的资金投入，而在于北大通过自己的选材标准，对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发挥重要影响。

(作者系美国迈阿密大学教育管理学博士，教育学院兼职教授)(P1162231)

以上转载黄全愈刊于《南方周末》的文章，他有三个观点我以为有一定实际参考价值。——一年一度的高考人才选拔在即，对“一流学生”的审视角度可否进行一点微调？

1、通过高考出来的“状元”们，大多不过是一流的“考生”，而不是一流的“学生”。中国以应试教育为根本的基础教育是无法承载世界一流大学的，也是无法承载作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的“世界知名大学”的。中国的基础教育就愈发应试化，中国一代代人的创新思维就在以考为本的基础教育中逐渐蜕化。

2、世界一流大学追求的境界，就是营造一个多元文化的校园：使得学生在课外学到许多课内学不到的东西，使得学生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可以取长补短的人。为了营造这样的环境，世界一流大学用我称之为“三合一”(高考成绩＋平时成绩＋综合素质)的多样化的录取标准去招收具有各种特长和背景的学生。

3、一流大学的学生群体是多元文化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文化的校园既指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的多元，也指教职工和学生特点、特长、经历、能力、背景的多元。如此的校园才能促成人才间的互动，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富于创新的学术社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8 21:25:57编辑过]

类似啊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