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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把秦二世和阿斗相提并论，以为秦二世愚不可及。其实在秦始皇的诸皇子中，胡亥与扶苏一样天资聪颖，“丰神俊秀资质特异”。只不过在乃父秦始皇面前，扶苏认理不认人；胡亥认人不认理，颇能博得秦始皇的欢心。不过，常在秦始皇膝下承欢的胡亥，看到父皇日夜操劳，太苦太难，压根就没想做皇帝。当他被赵高等人推上秦二世的大统后，听从一个庞大机制的摆布，更感到身不由己。其日程安排颇像现在高考前的学生，在校作息听铃声指挥，回家后作业写不完不能入睡，很是辛苦。正处于成长发育期的胡亥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极想“逃学”，结果让老师赵高钻了空子。
秦二世的悲剧与吕不韦有关，因为吕不韦给君王制定了全年的作息时间表，这就是《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在一年十二个月中，君主哪一个月该干什么，住哪一间房子，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吃什么饭，甚至用什么样的碗，都规定的清清楚楚。叫做“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必须效法天地。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故弄玄虚，形式主义，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揆天道、察地道、览人情的顺天应人思想，是在弘扬一种在顺理中进行管理的主张。毫无疑问，《吕氏春秋》对天象的描述是朴素的，但是作为一个农业国，以农事为中心则十分必要。因此在管理中顺天应人就是顺理，就是顺势而为，就是循理；不尊重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在顺理中管理，有望得到最大限度的认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是管理的大智慧。因为顺理就是善假于理，能够突破管理者个人能力与所受到资源限制，与荀子善假于物的主张异曲同工。比如《吕氏春秋·任数》中说：“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因为冬天要来了，让大家做好“过冬”的准备，因为夏天要来了，让大家防止“过热”，就有望取得“顺风而呼、登高而望”的效果。“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其动员力要比单纯强调“没有任何借口的执行”强大的多。
顺理需要循理，然而这绝非守旧，而是对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毫无疑问，顺理、循理，贵在因循；虽然所循之“理”可能是旧的，而管理者面临的情况则是新的，在新的情况下洞悉“理”的作用，同样需要一种探索精神。管理者必须主动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进行积极有为的管理活动，而不是刻舟求剑。同时，在顺理式的管理中，管理者还必须具备更加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利虽倍於今，而不便於后，弗为也”，坚持可持续发展。这有助于我们摒弃短期行为，克服企业日益严重的短命现象。
智理就是以智为本
吕不韦系商人出身，后来成为秦国著名的政治家，其成功转型得益于“奇货可居”的故事。抛开儒家后裔在秦实行郡县制的不满和对吕不韦的诋毁，“奇货可居”完全可以被视为以人为本。只不过这个被称为“奇货”者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秦国的王族成员赢异人。在秦国王族中，有资格成为王位继承人的大有人在；吕不韦指望赢异人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角逐中胜出，必须假定赢异人的贤智足以胜任。吕不韦在决定涉足这个特殊的竞争漩涡之前，的确对赢异人的心智进行了一番考察。并对赢异人的心智进行了进一步锤炼和包装，为此投入的心智同样可歌可泣。从这个意义上讲，吕不韦的“奇货可居”就是以智为本，其实践的硕果也必然会折射到《吕氏春秋》之中来。
先秦重农轻商，“贤主所贵，莫如土”，那是在以土为本。《吕氏春秋》认为这是本末倒置：“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则喜，四境皆贺；得士则不喜，不知相贺，不通乎轻重也！”《吕氏春秋·本味》叩问：“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只有通过得贤而得智，才能在事业上“得志”，理应以智为本。《吕氏春秋》认为“尊贵富大不足以来士”；孔子虽然没有一寸土地，同样可以成为圣人。“夫得圣人豈有里数哉”？所以管理者应当像大禹那样，对人才给予足够的尊重，不惜“一沐而三捉髪 一食而三起”。
《吕氏春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智本”理念，但是对以人为本的思考更加深入，涉及到以人的什么为本的实质，其答案是“贤”。随着历史的进步，统治者一般都不得不接受民贵君轻的说教，但是容易在抽象肯定中具体否定。而人处于“贤”的状态时，或者人达到贤士的标准后，统治者就不能不慎重对待个体了。这里的“贤”除了符合道德的要求，主要说明一个人很有某方面的智慧，对贤者的礼遇可以超越敌我阵营。所谓礼贤下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坚持以智为本。
以智为本的“经营”，与对有形物资财富占有的一次性不同，需要后继投入，只有在立信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超值”回报。以智为本需要一定的财富投入，但这并非完全取决于管理者所能支配物资财富的绝对量，要看管理者在他所能支配物资财富中舍得拿出多大的比例，用于“敬贤”，并支付智力“红利”。管理不能搞“空手套白狼”，应当避免因失信而陷入博弈怪圈。否则，以统治者有限的的智谋，来对付全体民众无限的智慧，必然捉襟见肘。只有最大限度地吸纳民众的智慧为智慧，才能产生更大的杠杆作用，这才是“奇货可居”的魅力所在。
智理就是辩理
西门豹惩治漳水“河妖”的故事广为人知，西门豹也受到人们的称颂。《吕氏春秋》却告诉了我们西门豹的另一面。有个叫史起的大臣对魏襄王说，西门豹在惩治漳水“河妖”后，对漳水没有化害为利，是不负责任。魏襄王反问史起：“你能引出漳水灌溉邺田吗？”史起回答：“可以，不过请王答应我一个条件。如果有人反对引漳灌邺工程，提出更加聪明的意见，王可以追究我的责任，但是一定要让接替我的人把工程修完。”后来果然有大臣对史起群起而攻之，史起不得不躲了起来。魏襄王兑现承诺，坚持将工程修完。老百姓因此得到了很大好处，还传开了一首歌：“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生之稻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管理者要善于识别智慧的善恶真伪，即辩理；辩理应当成为智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以《吕氏春秋》明确提出了一个《听言》的课题。管理者当然不愿意做蠢事，如果事与愿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智慧的甄别出了问题。智是中性的，智慧并非一定是褒义，愚蠢也未必为贬，关键在于人们站在什么立场上，谋取什么样的利益。“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在鱼龙混杂中，管理者对智慧的识别和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识别和选择智慧，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吕氏春秋》的要求是“去尤”。所谓“尤”，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心理定势，比如个人成见、经验主义等等。“去尤”就是要努力保持客观的态度，而且要与时俱进。比如在西门豹治邺的故事中，西门豹惩治“河妖”是睿智的，但是不能就此认为他治邺有方，据此否定别人的治邺智慧。同样的，管理者也不能人云亦云，否则就不能像魏襄王那样坚定地支持引漳灌邺工程。只有“去尤”，管理者才不会轻信“淫説”；对于正确的意见才能具有“知接”的功夫。
由于“尤”的存在，有人会故意加以利用，《吕氏春秋》把这叫做“取容”。“取容”也是一种智慧，即“似顺”的智慧。在自己阵营内部，那是对管理者的投其所好，在竞争对手那里则是在进行误导。“取容者”善于揣摩管理者的心思，会按照一种思维定势提供素材或者结论，似是而非，结果有害无益。所以管理者对“顺令以取容者”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有度”。如果对“取容”者不可能一概杜绝，那么“有度而以听，则不可欺矣”；如果对“取容”能够倒过来想想，并加以利用，往往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智理就是理智
在管理中坚持智理，固然体现了一种管理智慧；但是如果以为智理是在凭借管理者的智慧进行管理，那就错了。恰恰相反，智理需要管理者认识到个人智慧的局限性，克制自己的智慧，对自己的智慧保持理智的态度。《吕氏春秋》将这称之为“君守”，主张管理者要在“君守”中保持“人定”的状态，虚怀若谷。否则“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吕氏春秋·知度》），得到的将是被管理者更加难以应对的投机取巧。
智理之“理”不同于治，更多的是服务，因而它不等于智治。相对于德治、法治而言，如果片面强调以智治国，就容易流于人治，那是一种历史的倒退。难怪有人认为，“用智谋治国的统治者”往往是“国家的公贼”。不过，智理并不排斥德治、法治的举措，并善于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德防于未然”，“法治于已然”，智理的特点就是格外重视实践“正然”（正在发生）的状态，即依托德治与法治，对人们智慧的发挥坚持正确的导向。这样就有助于克服道德约束过软的弊端，弥补法制处罚的滞后性。
依托德治与法治的智理，注定了管理者不能率性而为。管理者自己不能出尔反尔，试图用智慧挑战道德底线，规避法律制裁；反过来说，在道德与法允许的范围内，正是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广阔领域，需要管理者“无为而治”。这里的“无为”是管理者的“无为”，不要把下级应该做的事情做了；惟如此，才有利于被管理者的“无不为”。《吕氏春秋》告诉我们，在道德与法两种尺度存在的情况下，“当与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所以管理者不应该自以为聪明，“自骄”、“自智”。《吕氏春秋·分职》中说：“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这是一种关于领导智慧的辩证法，理想的状态是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
《吕氏春秋》之所以要求管理者对自己的智慧进行克制，是因为有一种“自智觉人愚”的惯性存在；只有真诚地认识到个人智慧的局限性，才会对别人的智慧表现出足够的尊重，才会有设法调动别人积极性的动力。个性膨胀、头脑发热、老子天下第一，像赵高那样指鹿为马，就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管理者的理智并非甘于平庸，而是大智若愚，把智慧用在天下为公上。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管理者的智慧应当“顺民”，顺应民意。“顺民”不是简单的以众暴寡，也不是得过且过，需要管理者放下架子，体察民情，善识时代主旋律。同时明确职分，人尽其用。这些都要求管理者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甚至要负重忍辱，努力打造能够调动人们积极性的环境。
作者：张华强 来源：国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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