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诚
教育经历
先后在北平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攻读农学，1950年—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农业经济研究生班学习，结业后留校任教，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1年。
二、主要经历
动乱与励志
1931年“918”事变时，我虽然在沈阳但因年纪太小而无印象。1932年我伯父刘凯平因参加东北义勇军并被聘担任高等顾问，后来被捕、牺牲，1987年被民政部正式批准授予“革命烈士”称号。我从父辈处获知其事迹。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时在西安上小学，见到在城门楼上悬挂的大幅标语：“坚决拥护张杨八大主张！”；大学生们列队游行、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印象很深！
抗日战争时期在成都，经常“跑警报”（ 日本飞机出动并飞向成都方向后，各地的防空部门所安放的巨大扬声器，适时发出“预行警报”，于是人们迅速躲到“防空壕”或“防空洞”中去；等到敌机飞走后，再发出“解除警报”）。成都市区曾经遭到几次大轰炸，位于闹市区的“盐市口”，曾经被炸成一片火海，断壁残垣，惨不忍睹！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国家、人民、家人的不幸遭遇，对我的人生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是朴素的爱国主义和立志成才、奉献社会以及后来发愤治学以报效社会的重要思想源泉和基础。“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毕业歌》歌词），就是我的“座右铭”之一。其具体体现就是我对学术活动一直不离不休：胸怀事业、心系学术，燃烧自己、奉献社会。
特殊的“黄埔一期”
我上高中，是在成都黄埔中学。她为黄埔军人所举办，但也吸收非黄埔子弟，我属于后者。校方特别关注教学质量，在聘请老师方面很不一般。例如，语文老师是一位举人，讲授古文驾轻就熟（当时高中汉语课就是学习古文）。英语老师是由大学教授兼任的，教中学绰绰有余。１９４６年夏毕业——我们班是首届高中毕业班，即特殊的“黄埔一期”。由校方提名，经过相关人员举手表决，我挂上了“黄埔中学毕业同学会会长”的头衔。不过，她一直是个空架子。然而，“文革”中“军宣队”进校后，有人把此事提出来大做文章，成立“专案组”，搞“外调”，最后因为调查不出任何问题而不了了之。
在学生运动中走向革命
1946年高中毕业后，先后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农学系、北京大学农学院。在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中受到了一定的教育。特别是，在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学习社”中，接触了《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对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特别是，介绍解放区干部学校生活的《大江流日夜》这本小册子，对我影响很大。于是，在１９４８年底，投奔了解放区。然后被分配到华北大学政治部学习。课程主要是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的确终身受益。例如，“社会发展史”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顺序讲，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革命史”从孙中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革命开始，然后讲到蒋介石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对于我的一生，起了引航的作用。
19４９年初在华北大学毕业后留校，被分配到教务处教育科担任干事，搞学员学习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
重新归队，主攻农业经济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我被调到农业经济研究生班学习。半年后因工作需要而被调出担任教员——在苏联专家的辅导下，于1951年9月开始讲授《农业基本部门经济》；随后又在听苏联专家讲课的基础上，给本科和硕士生讲授《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农业经济学》等。主编过《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材，也两次参加过《农业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发表过几篇论文。到文革前为止，学职是讲师，教学行政职务是教研室副主任。
曾带领学生到河北卢台农场、黑龙江“九三”农场、河北徐水县、京郊顺义县等地搞过农村调研、参加劳动；也曾会同几位同事到北京通县、湖北随县、山西汾阳县等处搞过调研。
参加“四清”，强化基层工作能力
1964年秋到1965年夏，人大农经系和语文系大批师生，到XX省XX县与该省X县的一批干部相配合，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四清”），为期半年多。社教总队由X县县委和人大党委派人组成，但实权在前者手中。农经系主任曹国兴对我很看重，为了强化我的基层工作能力，特意向相关领导推荐，将我分配到一个生产队（相当于一个自然村）担任“四清工作组组长”，两位组员都是XX省X县干部。
在此期间，上级下发了统一的标语，要求普遍书写、宣传。我觉得其中没有一条是抓生产的，就亲自补写了两条：“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那时，自行书写额外的标语，是不合乎常规的，于是种下了祸根。后来，就发生了一件关系到我的政治生命的重大事件。那时强调“要在贫下中农中间扎根”。我们生产队选定的生产队长接班人XXX，经过我们反复调研，肯定其家庭出身为“下中农”。然而，上级工作组，却始终认定是“中农”，认为我们搞错了。无可奈何，我只好给中央农村工作部写信进行投诉。后来批复下来，肯定了我们的意见！否则，其后果对我来说必然是灾难性的！
文革与干校
1966年夏开始开始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1969年10月起，我作为第一批学员之一，下放到江西人大干校参加劳动，到1971年底干校结束时，回到北京。这两年多的干校生活，应当承认有失有得。“失”当然是损失了两年多年的治学时间；“得”主要是锻炼了身体，深入了解了农业生产实际。而且，当原班长任期半年后调回北京安排工作后，就由我接任班长，这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
参加农村调研活动
从1972年底到1977年初被借调到中央农林部工作4年多，主要是参加政策的调研。去过山东、上海、江苏、湖南、陕西、山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开阔了眼界，受益匪浅。
1976年秋华国锋主席针对XX省XX县，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参加劳动分别达到100天、200天、300天的报道材料做出批示，要求农林部派人去调查。调查组由农业局陈局长带队。在调查中我首先发现，记工本上的笔迹表明，不少劳动项目和工分是后来添上去的。我汇报后，陈立即带领全体人员返回地区所在地。在汇报会上，有位地委领导在发言中提到，有的知识分子下乡，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挑毛病。这显然是冲着我来的。汇报会后，陈局长带领全班人马返回原生产大队，我怕受到迫害而不敢再参加，但陈局长未同意。后来，调查组收集了全部干部的记工本返回北京，将附有一些记工本复印件的调查报告呈送到中央办公厅。后来此事不了了之。
农林部领导曾经要把我留下担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我直截了当地表示了不同意。主要的是不愿写“遵命文章”，而且怕受到别人的忌妒、排挤，不如搞学问超脱。
二、主要经历
动乱与励志
1931年“918”事变时，我虽然在沈阳但因年纪太小而无印象。1932年我伯父刘凯平因参加东北义勇军并被聘担任高等顾问，后来被捕、牺牲，1987年被民政部正式批准授予“革命烈士”称号。我从父辈处获知其事迹。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时在西安上小学，见到在城门楼上悬挂的大幅标语：“坚决拥护张杨八大主张！”；大学生们列队游行、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印象很深！
抗日战争时期在成都，经常“跑警报”（ 日本飞机出动并飞向成都方向后，各地的防空部门所安放的巨大扬声器，适时发出“预行警报”，于是人们迅速躲到“防空壕”或“防空洞”中去；等到敌机飞走后，再发出“解除警报”）。成都市区曾经遭到几次大轰炸，位于闹市区的“盐市口”，曾经被炸成一片火海，断壁残垣，惨不忍睹！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国家、人民、家人的不幸遭遇，对我的人生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是朴素的爱国主义和立志成才、奉献社会以及后来发愤治学以报效社会的重要思想源泉和基础。“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毕业歌》歌词），就是我的“座右铭”之一。其具体体现就是我对学术活动一直不离不休：胸怀事业、心系学术，燃烧自己、奉献社会。
特殊的“黄埔一期”
我上高中，是在成都黄埔中学。她为黄埔军人所举办，但也吸收非黄埔子弟，我属于后者。校方特别关注教学质量，在聘请老师方面很不一般。例如，语文老师是一位举人，讲授古文驾轻就熟（当时高中汉语课就是学习古文）。英语老师是由大学教授兼任的，教中学绰绰有余。１９４６年夏毕业——我们班是首届高中毕业班，即特殊的“黄埔一期”。由校方提名，经过相关人员举手表决，我挂上了“黄埔中学毕业同学会会长”的头衔。不过，她一直是个空架子。然而，“文革”中“军宣队”进校后，有人把此事提出来大做文章，成立“专案组”，搞“外调”，最后因为调查不出任何问题而不了了之。
在学生运动中走向革命
1946年高中毕业后，先后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农学系、北京大学农学院。在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中受到了一定的教育。特别是，在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学习社”中，接触了《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对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特别是，介绍解放区干部学校生活的《大江流日夜》这本小册子，对我影响很大。于是，在１９４８年底，投奔了解放区。然后被分配到华北大学政治部学习。课程主要是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的确终身受益。例如，“社会发展史”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顺序讲，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革命史”从孙中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革命开始，然后讲到蒋介石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对于我的一生，起了引航的作用。
19４９年初在华北大学毕业后留校，被分配到教务处教育科担任干事，搞学员学习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
重新归队，主攻农业经济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我被调到农业经济研究生班学习。半年后因工作需要而被调出担任教员——在苏联专家的辅导下，于1951年9月开始讲授《农业基本部门经济》；随后又在听苏联专家讲课的基础上，给本科和硕士生讲授《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农业经济学》等。主编过《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材，也两次参加过《农业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发表过几篇论文。到文革前为止，学职是讲师，教学行政职务是教研室副主任。
曾带领学生到河北卢台农场、黑龙江“九三”农场、河北徐水县、京郊顺义县等地搞过农村调研、参加劳动；也曾会同几位同事到北京通县、湖北随县、山西汾阳县等处搞过调研。
参加“四清”，强化基层工作能力
1964年秋到1965年夏，人大农经系和语文系大批师生，到XX省XX县与该省X县的一批干部相配合，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四清”），为期半年多。社教总队由X县县委和人大党委派人组成，但实权在前者手中。农经系主任曹国兴对我很看重，为了强化我的基层工作能力，特意向相关领导推荐，将我分配到一个生产队（相当于一个自然村）担任“四清工作组组长”，两位组员都是XX省X县干部。
在此期间，上级下发了统一的标语，要求普遍书写、宣传。我觉得其中没有一条是抓生产的，就亲自补写了两条：“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那时，自行书写额外的标语，是不合乎常规的，于是种下了祸根。后来，就发生了一件关系到我的政治生命的重大事件。那时强调“要在贫下中农中间扎根”。我们生产队选定的生产队长接班人XXX，经过我们反复调研，肯定其家庭出身为“下中农”。然而，上级工作组，却始终认定是“中农”，认为我们搞错了。无可奈何，我只好给中央农村工作部写信进行投诉。后来批复下来，肯定了我们的意见！否则，其后果对我来说必然是灾难性的！
文革与干校
1966年夏开始开始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1969年10月起，我作为第一批学员之一，下放到江西人大干校参加劳动，到1971年底干校结束时，回到北京。这两年多的干校生活，应当承认有失有得。“失”当然是损失了两年多年的治学时间；“得”主要是锻炼了身体，深入了解了农业生产实际。而且，当原班长任期半年后调回北京安排工作后，就由我接任班长，这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
参加农村调研活动
从1972年底到1977年初被借调到中央农林部工作4年多，主要是参加政策的调研。去过山东、上海、江苏、湖南、陕西、山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开阔了眼界，受益匪浅。
1976年秋华国锋主席针对XX省XX县，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参加劳动分别达到100天、200天、300天的报道材料做出批示，要求农林部派人去调查。调查组由农业局陈局长带队。在调查中我首先发现，记工本上的笔迹表明，不少劳动项目和工分是后来添上去的。我汇报后，陈立即带领全体人员返回地区所在地。在汇报会上，有位地委领导在发言中提到，有的知识分子下乡，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挑毛病。这显然是冲着我来的。汇报会后，陈局长带领全班人马返回原生产大队，我怕受到迫害而不敢再参加，但陈局长未同意。后来，调查组收集了全部干部的记工本返回北京，将附有一些记工本复印件的调查报告呈送到中央办公厅。后来此事不了了之。
农林部领导曾经要把我留下担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我直截了当地表示了不同意。主要的是不愿写“遵命文章”，而且怕受到别人的忌妒、排挤，不如搞学问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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