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教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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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毋容置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然而，我们却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目前经济学教学中，虽然名义上是“双轨制”，但无容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1］。即使在党校省部级领导培训班上，也有教师公开宣扬“经济人”假定，公开宣扬“人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人是自私的。”“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2］。”致使党校姓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已经时不我待。
胡锦涛总书记在为全国干部培训第二批教材作的序言中指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把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中心内容，着力引导广大干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理论发展成果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校作为培养党的干部的基地，必须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指示，让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干部的头脑。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的关键是创新
《资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对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科学性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问题是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经历了由高潮到低潮的变化。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也与马克思展望的没有商品和货币的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这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带来了困惑，解开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不可推托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创新，只有进行结合实践的创新，去解释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会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教条，这一点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说得很明确，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42~743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才能够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马克思以后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性［3］。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逐渐认识到《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问题，而《北京共识》正成为他们学习和模仿的榜样［4］。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相继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5］。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又明确地提出了要毫不动摇地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子。胡锦涛总书记这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性。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我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需要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近几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6］。笔者认为，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今后还需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力度。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最新成果，但是，与西方经济学众多的理论和学派相比仍然不够。目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四多四少”现象。首先是批判多而创新少。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把精力用在批判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上，而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投入不够；其次是定性多而定量少。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抢占阵地，关键在于微观经济学中定量的描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很重视定量的描述，而我们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却很少采用数学工具，在定量描述经济现象方面做得很不够；再次是研究中国多而放眼世界少。多数学者的视线仅限于国内，对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关心。近几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日本和韩国的社会经济学，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俄罗斯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国的调节学派，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这些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流派出自发达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种种经济矛盾、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有较透彻的揭示，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又大多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因而可被直接吸收和借鉴的成分比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要多。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左翼经济学的研究。最后是务虚多而务实少，中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十个方面的重要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归结起来，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四个深刻”和“两个前所未有”，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面临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需要结合实际，把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回答时代课题的作用，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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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为全国干部培训第二批教材作的序言中指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把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中心内容，着力引导广大干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理论发展成果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校作为培养党的干部的基地，必须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指示，让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干部的头脑。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的关键是创新
《资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对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科学性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问题是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经历了由高潮到低潮的变化。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也与马克思展望的没有商品和货币的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这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带来了困惑，解开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不可推托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创新，只有进行结合实践的创新，去解释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会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教条，这一点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说得很明确，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42~743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才能够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马克思以后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性［3］。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逐渐认识到《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问题，而《北京共识》正成为他们学习和模仿的榜样［4］。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相继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5］。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又明确地提出了要毫不动摇地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子。胡锦涛总书记这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性。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我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需要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近几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6］。笔者认为，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今后还需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力度。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最新成果，但是，与西方经济学众多的理论和学派相比仍然不够。目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四多四少”现象。首先是批判多而创新少。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把精力用在批判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上，而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投入不够；其次是定性多而定量少。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抢占阵地，关键在于微观经济学中定量的描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很重视定量的描述，而我们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却很少采用数学工具，在定量描述经济现象方面做得很不够；再次是研究中国多而放眼世界少。多数学者的视线仅限于国内，对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关心。近几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日本和韩国的社会经济学，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俄罗斯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国的调节学派，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这些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流派出自发达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种种经济矛盾、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有较透彻的揭示，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又大多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因而可被直接吸收和借鉴的成分比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要多。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左翼经济学的研究。最后是务虚多而务实少，中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十个方面的重要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归结起来，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四个深刻”和“两个前所未有”，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面临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需要结合实际，把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回答时代课题的作用，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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