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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短期宏观经济学意第五个问题：人口或劳动力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非农化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口和劳动力增长。非农化的前提是农业产量超过社会需求，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可以转出农业而不显著地影响农产品供求关系。但人类一旦能够吃饱就会大量繁殖。所以，非农化开始时，总劳动力尤其农业劳动力增长得甚至比非农劳动力还快；但非农劳动力的绝对增长会顽强地转变为它的相对增长并最终造成农业劳动力的绝对下降。显然，人类的生物习性和人口规律在非农化过程中会发生重大变化。人类将脱离种群增长受食物约束的生物学规律并放慢自身增长率。没有人口学规律的这一重大变化，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也表明，用农劳比下降表征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用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率表征的人口变化之际存在着相当紧密的互动关系；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瞬时速度和“超前”的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的瞬时速度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相关关系。就此而言，对均衡的转移速度和转移加速度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人口和劳动力增长速度的研究。如果更具体地把人口和劳动力变化视为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速度和加速度的一个变量，我们需要研究这个变量自身以及它和其他变量一起对均衡速度和加速度的影响。
第六个问题：恩格尔系数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恩格尔系数往往被视为收入的函数，但它同时又可被视为消费者在食品和其他产品消费之间的选择偏好，因此它不仅仅取决于收入。在非农化过程中，恩格尔系数在呈现长期下降趋势的同时又出现短期波动甚至上升。比如，尽管2007年是中国从1978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2007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却显著上升了。恩格尔系数上升表示中国人在同样的人均GDP条件下对农产品需求提高。相应提高的农产品供给要求更多的农业劳动力，所以恩格尔系数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经济学家已经把恩格尔系数引入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问题的困难主要在于把它从理论模型中的常数转变成变量。这样做的必要性很简单，第一它事实上不是常数，甚至其下降率也不是常数，第二若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重点转到其瞬时转移速度，我们也就必须考虑恩格尔系数的瞬时变化，它也就不能够视为常数。
第七个问题：资本的部门配置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和劳动者追求更高工资收入的前提下，资本在某个部门配置偏多，该部门劳动生产率从而工资率便偏高，劳动便会向该部门转移，所以，在资本总量一定时，资本部门配置的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向、速度应当有很强的关系。另一方面，资本又不可能长期地过分配置到某个部门，资本在非农和农业部门之间的配置比又应当有一个可行的区间。把可行区间精炼到一点，我们便可以发现资本部门配置均衡的概念。
然而，由于我们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的大框架内考虑资本的部门配置，所以资本配置均衡的概念应当从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概念，也就是说，只有在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时，我们才能够定义资本部门配置的均衡。这里牵涉的另一个困难和前面的第二个问题有关。如果我们设想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不同，农业生产者和非农业生产者对资本的看法就会不同，资本在两部门的配置便可能遵循不同的机制。一个统一的资本配置机制会大大简化分析，但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区别又是非农化过程的重要特征。因此，在难以调和两者的时候，学者会有分歧，有人更重视简化分析，有人更重视经验事实。我个人更愿意看到不同理论的竞争，因为只有竞争才能够揭示不同理论的强处和弱处，才能让后人知晓一个统一的理论是不是可能。
第八个问题：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的关系
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转移不但和资本部门配置有关，而且和资本积累有关。某一时期中资本积累越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可能越快。在这里，资本积累首先影响的应当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快慢。描述速度变化的概念是加速度，所以，资本积累应当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有关。这里也许需要解释。发展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资本积累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我们假设这样的前提已经得到满足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持续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资本积累多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便可能加快；资本积累少了，转移便放慢；而“加快”或“放慢”便是转移的加速度问题，因此，从瞬时的角度观察，资本积累变化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和转移速度的关系，而在于它和转移加速度的关系。
根据资本积累和转移加速度的关系，资本积累可能成为某种“政策变量”，社会或政府可以利用它来改变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并达到自己所希望的“最优”速度。不过，这里立即牵涉到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最优或最希望速度的要求会引出对投资的需求。投资的供给来源于储蓄，后者则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和消费者在现时与未来之间分配其收入的“时间偏好”。因此，这里我们会遇到消费者时际选择和资本市场的问题，也就必须处理利率的决定问题。但这里的一个严重困难是对时间偏好的处理。非农化转型同时是人类各个个体的时间偏好变化的过程。我们很难为整个非农化过程设定一个不变的时间偏好。最后，在社会或者政府希望达到某种最优或最希望速度的时候，储蓄还取决于社会或政府对储蓄的动员能力，取决于各种从农业社会承续下来的影响储蓄的制度，例如中国的户籍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等。
第九个问题：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相对价格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为了研究非农化转型，我们需要把经济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两个部门的区别等价于两类产品的区别。两类产品存在相对价格。下面我所讲的相对价格指的是以非农业产品为价值标准的农产品的相对价格。若资本的部门配置给定，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的转移或重新配置将直接影响农业和非农产品的供给。给定这两类产品的需求结构，供给的变化将造成相对价格变化。所以，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应当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关。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让一部分人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他们的收入和需求结构将相应变化，整个社会的收入和需求结构也将变化，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还会从需求面影响相对价格。对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也许不那么困难。困难在于实证检验。这是因为农产品供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气候、疾病等自然因素的作用很大，防范价格波动的库存变化以及国际间的农产品贸易都会显著影响一国的农产品相对价格。
第十个问题：为什么农产品相对价格以上升趋势为主
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把农业劳动力均衡转移定义为让农产品相对价格不变的转移。这个定义当然值得讨论。不过，根据我的定义，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保持不断的均衡，农产品相对价格在非农化过程中便比较稳定。这个推论不排除短期内农产品相对价格大幅度波动，因为短期内农业劳动力转移完全可能失衡。然而，就我的了解，至少在非农化过程的前半个阶段，农产品相对价格更多地是上升。注意这前半个阶段大约就是100年的时间，因此不能被视为短期。根据我的定义，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转移量超过了均衡量，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在长期中并不均衡。这样，第一，我们不再能用“长期中会均衡”的说法来证明均衡研究的合理性；第二，社会选择了一条不均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途径，同时，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又维持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里又一次牵涉到“最优”和“均衡”的问题。不过，在这里，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澄清迄今为止的非农化历史题。
第十一个问题：农产品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在两个小时之前的另一场报告中，我解释了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计算公式。它可以表述如下：
CPI增长率=非食品价格增长率
+(1+非食品价格增长率)*食品权重*食品相对价格增长率
在这个公式中，非食品是价值标准商品，相对价格指的是食品相对价格。在货币经济中，非食品的货币价格会变化。若食品权重稳定，CPI变化将取决于非食品货币价格变化和食品相对价格变化。非食品货币价格变化由货币变量决定，食品相对价格变化则由实体经济变量决定。因此，上述公式表明CPI变化由货币领域和实体领域的变量共同决定。
假定货币变化对所有商品的影响相同，则非食品货币价格增长率=非农产品货币价格增长率。影响食品相对价格的因素很多，但农产品相对价格是个基本因素，我们可以把食品相对价格表示为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函数。我在这里简单地用农产品相对价格代替食品相对价格，因此CPI增长率公式可以改写为
CPI增长率=非农产品货币价格增长率
+(1+非农产品货币价格增长率)*食品权重*农产品相对价格增长率
这个公式把CPI变化与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联系在一起。由于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受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所以我们发现CPI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存在着某种联系。
CPI是许多国家使用的通货膨胀度量指标。保持CPI的稳定是那些国家的政策目标之一。上面的公式说明，只要非农产品货币价格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在特定程度上反方向变化，CPI就可能在它们两者变化的同时保持稳定。就此而言，经济学关于相对价格不影响价格总水平的常识是成立的。但非农产品货币价格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常常不能反方向变化、更难以在特定程度上反方向变化，所以，农产品相对价格有可能影响CPI。我们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均衡尤其转移过快的情形。转移速度过快导致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其增长率为正数。为了保持CPI 稳定，非农产品价格增长率必须为负数且不大于一特定负数。然而，在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的同时发生的非农产品价格下降将导致非农部门利润减少、生产困难，非农部门将放慢增长，整体经济将走弱甚至衰退。
此时，货币当局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可能不得不超发货币以避免非农产品货币价格下降，至少避免其下降到CPI稳定所需要的程度。但如此一来，CPI就会上升，经济将出现CPI通货膨胀。如果货币当局超发的货币甚至使得非农产品价格提高，经济就将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通货膨胀的联系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短期经济波动有关，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短期宏观经济学意义。不过，这里需要做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工作。由于这个问题贴近于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现实，我预期对它的研究会受到特别的重视。
第十二个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关系
非农化过程从一开始就和显性失业联系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非农化本身可能便是显性失业的原因。农劳比的降低和失业率的提高也许有一定因果或相关关系。在非农化过程后期，失业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上，众所周知的托达罗模型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类比于西方社会的已婚妇女就业：失业多了，转移就少；失业少了，转移就多，农业劳动力转移成为失业的函数，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总体经济的关系是通过失业这个中介变量实现的。如果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框架内考虑失业，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直接和总体经济关联，失业变量将被边缘化。失业会减少劳动供给，但它对经济尤其非农部门的劳动供给影响可能不大。显然，这里需要谨慎的分析。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两个互相竞争的劳动市场变量。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应当取决于它们的数量对比。失业已经被作为一个核心变量引入短期宏观经济学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尚没有完全被引入一般经济分析。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经济增长和波动的核心变量的研究应当产生一套新的短期宏观经济学分析。这套分析目前还不存在。同时，即使这套分析成型了，它依然需要用某种方式把失业引入其中。在这里，经济学家显然有很多工作可做。
谢谢大家！
(本文是在2013年3月17日于上海皇冠假日酒店举行的“庆祝胡景北教授从教30年学术研讨会暨荣休晚会“上的报告的修改稿。笔者感谢朋友们提供的这个机会，感谢与会者对报告的批评和。)
www.hujingbei.net 夜话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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