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是世界经济危机主要肇事者
邋遢道人：中国也是世界经济危机主要肇事者
中国本来就是全球虚拟-赌博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1]
美国去年发生次贷危机，中国人好像啥事儿没有，楼市高股市旺，甚至还觉得有点热。今年股市、楼市都跌了，加上天灾人祸，也觉得还是自己的问题，于是别的国家无碍。六月美国两房危机，几家投行破产的破产，转业的转业，政府下来救市，中国人在看笑话，觉得美国人要倒霉了，“中国基本面依然还是好的”这句话一直在政府官员和媒体里讲。一直到10月初，沿海出口加工企业开始出问题，才有人意识到似乎会波及中国。即使如此，所有人还都认为这是西方经济问题殃及中国，如果我们把自己做好，刺激出强劲内需，会既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又能顺利度过难关。
贫道不这样看。贫道以为，所谓资本主义进入虚拟-赌博经济阶段，并不是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完成的，而是在全球化圈子里的国家共同完成的。虚拟-赌博经济由两个大的经济体组成，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另一个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没有西方发达国家在70年代开始，90年代加剧的虚拟-赌博经济发大发展，就没有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增长；同时，没有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牺牲资源、环境和国内消费，西方全玩儿虚的也进行不下去。典型的是中国和美国，基本就是一枚钱币的两个面，少了谁对方都不存在。在当今世界经济框架中，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美国消费旺盛，中国生产发展；美国需求下降，中国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才是经济的基本面。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的掺乎，世界走不到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详细点说，可以这样看：
先说说过程
1971年，当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世界经济发生一次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是所有商品都具备稀缺性。货币无非是一种特殊商品，一样有成本。当世界货币——美元印出来就能花，市场经济的规则必然发生巨大的改变，所有开放性国家都会被卷进去。
美元与黄金脱钩，其积累的泡沫立刻显示，与全球经济联系最紧密的西方国家的本币必然升值，企业出口受到严重影响[2]。于是各国央行也不得不滥发货币以熨平汇率，你来我往，造成70-80年代西方汇率急剧动荡[3]。滥发货币必然通货膨胀[4]，各国央行只得提高利率，但利率一高不仅会抑制需求，还造成企业经营困难，于是只好再降低利率。实际上，在这个时期西方工业国已经无法实现“汇率稳定”与“有能力通过独立货币政策调整经济”二者“兼得”，搞得各国通胀加停滞，折腾的西方国家在70年代到80年代简直没法活。
市场经济自己寻找到了出路。一些选择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往往对汇率进行管制，资本准进不准出。这种“僵化”的金融体制却是实体经济最需要的金融环境。同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价格要远低于发达国家，于是西方工业国的产业资本开始向这些国家流动，并在90年代开始趋向高潮。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西方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恶劣，利润越来越薄，另一方面利息也越来越低，驱使资本流向汇市、股市、期货、楼市等金融领域获取利润。而这种以完全追求“交换价值”而不考虑“使用价值”的市场必然是一种追涨杀跌为基本规则的赌博场所：资金流入越多，盈利越多。盈利越多，资金流入越多。再加上这个时期西方大搞“金融创新”，大幅提高“杠杆率”，让赌博者可以“以小博大”。到了新世纪，金融市场发生的交易额从七、八十年代是实体经济的2、3倍，提高到将近100倍。
于是，世界资本形成一个分流：一方面产业资本流向所谓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大量金融资本流向汇市、期货、股市等赌博市场。赌博场所不怕钱多，进来越多吸纳资金能力越强，西方国家不再出现通货膨胀。[5] 滥发货币又不通货膨胀，控制投放和利率的独立货币政策就不那么重要。这样，西方国家自然把稳定汇率，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作为首选政策目标，弱化了“独立货币政策”。[6]
吸纳了大量外来直接投资的新兴市场国家加快了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财富也有积累。这个时候西方国家开始压迫这些国家金融与国际接轨，开放金融市场，成为完全资本自由流动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本币完全没有国际货币性质，资本外流只能以国际货币形式流出（日本、英国、德国等国货币有一定的国际货币性质，可以以本币形式流出），因此这些国家金融本身就有致命缺陷。最主要的是，西方资本是玩赌博经济的专业人士，掌握巨大的金融资本。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接轨后，无一例外得遭到西方金融资本的洗劫，大量财富被西方席卷一空，成为虚拟-赌博经济必然发生的一种事件和组成部分。[7]
到了今天，只有中国还没直接挨着一刀。[8]
以上是这2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
在上述过程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自己不生产，不创造物质财富，美国、英国等连续几十年外贸逆差，还越垒越高，怎么还能繁荣发展，消费持续增加二十年呢？
再说说原理按理说，消费繁荣依赖中产阶级的扩大和收入提高，收入越平均化需求越旺盛。但最近二十年是西方基尼系数扩大，中产阶级减少的一个时期。美国自二战到80年代，基尼系数一直在0.32-0.35%之间，90年代达到0.4，06年达到0.47。日本、英国等基尼系数也在上升。美国年收入2.5-7.5万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减少， 2.5万美元以下和7.5万美元以上的两个族群都在增加。，从1970年到2003年，1/5收入最低家庭收入占国民总收入份额从5.5％降的4.1％。1/5收入最高的家庭则从40.9％，上升到47.6％。达到了二战后最高水平。日本把年收入600万日元作为中产阶级底线，2004年低于此数的个人已占日本纳税总人口的78%，更有37.2%的临时雇员月薪不到10万日元。欧洲中产阶级也在降低。[9] 由于收入越低，消费率越高，这么大的群体收入降低，按照一般规律，美国和西方应该早在90年代就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
虽然这个时期发生了新兴的信息产业投资机会，但信息产业与先后出现过的机械、重化工、电子等资金密集型产业相比，资本形成的空间要小得多，并不存在连续二十多年巨额投资的机会。2000年美国信息泡沫崩溃时，信息产业股票总值才占全部股票的6%左右，而其真实资产就小得多了。走遍美国和欧洲，看不见多少工厂，到处山清水秀，那里的人不创造物质财富，但却过了十几年物质丰富的生活。
虚拟-赌博新经济是由两个面组成的。一面是，美国和西方通过“创造”了财富和需求，一面是新兴市场国家损失了财富提供供给。
把当今世界经济定义为赌博经济，原因是所谓股市、汇市、期货等金融市场更接近赌博规则。我赌这支股票涨你赌它跌，你卖给我，涨了我赚你赔，与投硬币赌输赢差不多。但这个赌场与一般赌场不同的是，一般赌场无论进来多少人和钱，某甲赢得钱一定是某乙输的。在金融赌博中，有些赌具同一般赌场特点一样，如实物期货和汇市，因为最终要交割，进来钱多钱少不一样。但股市、金融期货和楼市就不同，它们的供给量增长有限，只要流入资金速度大于供给增长速度，等于给每个筹码加了点钱，于是总体赢面就大，也就是赚得多赔的少。
这样的赌场很像我国很多非法集资。一个 农村老 太太说到她那里存款月息20%，开始将信将疑存上1000元，结果下个月真的给你200元，来这里存钱人就增加，老太太支付利息的能力就增强。只要每月新增存款增长率超过5%（超过部分是老太太的花销），老太太和存款人一定“共赢”还不穿帮。虚拟赌博新经济中，各国央行就是庄家，各种投资者就是存款户。他们同老太太不同的是，市场钱少了，他们创造金融“衍生品”和杠杆，创造“裸卖空”等无本赌博法，市场上钱大大增加。同时，哪天新增存款达不到5%了，他们会直接印票子。这次经济危机各国央行出来所谓“救市”，无非是再印几万亿美元让这个游戏不至于中断。赌赢了大家赚，赌输了有人兜着。这样的好事情都让美国人得了，他们怎么能不幸福！
这就是金融市场的“财富效应”。
于是大量资本涌入赌博市场，股票、楼市、金融期货持续上涨，总体获利机会越来越大。西方国家居民储蓄率降低，不是没钱了，而是把钱都投入赌场了。零首付买个30万的房子，两年涨到50万，房子就成了取款机，除了够付月供，还能过个好日子。只要能不断膨胀金融市场，这个游戏就能持续下去。
这二十年多年来西方赌博经济的兴起，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两极分化加剧情况下，多了个大家发财的机会，总体购买力增强了，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消费者。
虚拟-赌博经济的另一面，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存在。
所谓新兴市场国家，就是选择改革开放政策，与这次变动接轨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代表开始是拉美，接着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90年代以后是中国。由于前述过程中大量西方产业资本流向这些国家，世界贸易额快速增长，这些国家工业化加快，并先后取得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见表1）
表1 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长率（按汇率计算 亿美元）[10]
墨西哥 70-95 383 3633 25 9.4% 25.4-35.9
马来西亚 70-96 42 1009 26 13.0% 25.2-47.3
韩国 70-96 90 5202 26 16.9% 28.7-45.1 泰国 70-96 71 1814 26 12.9% 25.3-39.8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是与世界经济转入虚拟-赌博经济，一批发展中国家成为新兴市场国家是一致的，是世界新经济的一部分。
中国从90年代开始，转入了出口导向型经济。自90年开始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攀升，随着1996年下调人民币汇率，出口依存度上升；贸易盈余增加；贸易盈余占GDP净增额比重增加，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见表2）
表2
年均外贸结余（亿人民币）
顺差/GDP净增额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 86-90 61.7 12.7 -136 -8.1 14.0 91-95 711.0 7.6 113 1.4 23.3 96-00 455.7 31.8 2478 41.4 10.6 01-05 1219.2 27.8 3503 23.6 11.4 06-07 1375.2 36.1 16548 52.7 15.3也就是说，中国自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盈余。因为出口盈余等于国外需求支撑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外贸结余，仅靠内需支撑的经济增长，GDP年均增长率在1995-2000年只有5.7%。而不是8.6%，01-05年只有6.9%而不是9.6%。06-07年均增长率5.3%而不是11.3%。出口和实现盈余已经成为中国现有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也是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基本模式。
新兴市场国家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起什么作用呢？根据摩根斯坦利研究部的研究，中国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国家在80年代初出口占GDP大约18%，国内消费占GDP的60-65%。到2006年，出口占GDP比重增长到46%左右，而国内消费占GDP比重下降到46%左右。两条曲线在46%左右汇合了。也就是说，中国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国家在这20年来牺牲了自己居民的生活水平，少消费了三分之一的商品，去提高了西方人的生活水平。从统计年鉴上也可以证实。（见表3、4）
表3 西方几国消费率变化（按本币计算）
总消费率变化%
支出法GDP 居民消费 政府消费 支出法GDP 居民消费 政府消费 美国 57572 38399 9788 116972 82143 18446 66-7084-86
日本 437 230 59 496 285 89 53-5766-75
英国 5573 3490 1103 12093 7893 2634 63-6582-87
表4 中国改革以来按五年平均计算消费率变化（人民币 亿元）[11]
年份 支出法GDP 居民消费 政府消费 居民消费率 变动幅度 政府消费率 总消费率 81-85 6811 3438 969 50.5 14.2 64.7 86-90 14967 7512 2033 50.2 -0.6% 13.6 63.8 91-95 40103 22589 5766 56.3 12.2% 14.4 70.7 96-00 86446 38576 12584 44.6 -20.8% 14.6 59.2 00-05 142939 58734 21440 41.1 -7.8% 15.0 56.1 06 221171 80121 30293 36.2 11.9% 13.7 49.9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虽然消费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幅度不大，甚至在97年后略有上升，只有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非常明显。这次下降发展在90年代后期，到2006年比90年代前期下降35.7%，消费占支出法GDP比重下降20个百分点。
以上事实说明，虚拟-赌博新经济基本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这个经济体中是需求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是供给方。美国内需越来越大，中国内需越来越小。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简单说就是这个局面。贫道早在2004年就对此评论说，这种经济形态叫虚拟经济也可以，叫赌博经济也可以，但贫道看如果叫“寄生经济”也不妨。
结论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存在是西方虚拟经济存在的基础，西方虚拟经济的出现必然产生新兴市场国家。两者缺了谁都构不成现在的全球化基本格局。
那么，为什么贫道说中国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道理是这样的。
中国的角色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需求和供给，消费者和生产者，犹如虚拟赌博经济这块钱币的两个面，少了一面就够不成这种经济体。
上世纪初也有过西方资本投资发展中国家或殖民地，但主要是矿山和农业。这些产业配套要求低，而且文盲就可以做矿工和农民。这次出走的产业资本主要是加工业，对相关工业、基础设施和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高。在七八十年代西方产业资本最初投向的新兴市场国家，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比较差，教育水平也很低，积累率也低。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是千万级人口国家，还没吸纳多少产业资本，劳动者工资就上去了。相比之下，中国是个最合适的对象。（见表5）
几个新兴市场国家投资环境对比 经济活动人口（万人） 初中入学率 （70年）（80年） 第二产业比重 % 投资率 % 中国 42361 69% 71% 48.5 35.0 巴西 3025 26% 34% 38.3 20.5 阿根廷 930 44% 56% 42.3 24.4 墨西哥 1474 22% 48% 25.4 21.3 泰国 1695 17% 29% 25.3 25.6 韩国 1117 42% 78% 28.7 24.4 马来西亚 367 34% 48% 25.2 22.4注：中国1980年，其他国家1970年
其他条件都可以随着投资改善，但适合制造业（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劳动者数量，全部新兴市场国家加起来也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已经为西方发生这次转变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条件。
因此，当90年代开始西方产业资本大量以直接投资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到时候，中国成为了首选。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后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等于其他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总和。[12]于是，中国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而且这个代表真的就几乎代表了全部。到新世纪，西方超市里几乎70%以上商品都是中国制造，包括日本货在内的大量产品被挤出柜台。几乎没有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能与中国在消费品上争高下。
西方产业资本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看中的除了金融环境外，最重要的是同等质量的劳动力价格。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力数量有限，随着经济的发展会使劳动力价格迅速攀升。但中国低价格的劳动力几乎有无限供给能力。到了2007年，全国已经有2亿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时候，还有起码2亿农民是他们的后备军。
从虚拟-赌博新经济角度看，中国开放过程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明确，或者执行严格的劳工政策，只是把招商引资作为考核地方干部的最重要标准。因此各地都有趋向压低劳动力价格，以吸引外资进入的动力。中国沿海企业农民工的工资自90年年代初到2005年，几乎没有什么增长。由于中国大到足以顶上所有新兴市场国家，到97年以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几乎退出了与中国相比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13]。于是中国各地企业对外出口竞争激烈程度比新兴市场国家间还激烈，还无序。这种竞争有的确实来自技术进步和新产品、新销路的创新，但更多的是劳动力价格的竞争。中国通过压低劳动者收入的方式为虚拟-赌博经济提供了长达十几年的低价格、高质量的商品，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也是全球化新秩序的奠基者之一的原因。[14]
话可以从两头说。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的独特条件和政策取向，就没有中国出口企业工人长期的低工资，也就没有形成中国成为世界低价商品的生产者的局面，也不会成为虚拟赌博新经济代表性的一元。还可以这样说，中国成为新经济代表性的一元，是因为中国的特殊条件和政策取向保持了一个低工资环境。
正反馈系统表面上看，虚拟-赌博经济有点“双赢”的意思：西方人虽然享受了，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也发展了。几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曾经当过“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包括中国在内。甚至多数新兴市场国家还很得意，西方国家经济年增长率达到4%就高兴得不得了，新兴市场国家动辄都是8-9%的增长率，两位数都不稀罕。阿根廷和巴西人均GDP曾经超过西班牙和葡萄牙，比本来的统治者还富裕，一只脚已经跨进发达国家的门槛。经济增长这么快，财富一定积累得很快，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似乎指日可见。
但是，与这500年的基本规律一样，这个世界还是只能“单赢”而不会“双赢”，因为这个系统还是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正反馈系统。
经济增长速度比别人快，财富分配不一定比别人大。恰好相反，在虚拟赌博经济中，西方国家的财富增长速度照样比新兴市场国家快。因为这里有这样几个正反馈规则：
首先，前面已经讲了，赌博经济照样创造有“财富效应”。一百倍于实体经济的交易活动，平均销售利润率达到1%，就等于实体经济销售利润率要达到100%。
其次，前面也提到了，西方金融资本比新兴市场国家雄厚得多。只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快了，积累了点财富，西方金融资本都有能力对他们进行金融洗劫。一次东南亚金融危机，西方各种基金卷走了数以百亿美元计的钱。养肥点就杀，无论如何你也赶不上西方。现在阿根廷、巴西再也不再去做超过西方国家的梦了，能对付着活就不错了。西方对这些新兴市场环境的金融洗劫最后一步是，趁着这些国家外汇枯竭、财政窘迫、股价暴跌、本币贬值，对实体经济进行抄底收购。现在，几乎所有原来兴冲冲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都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资本控制，包括命脉的银行。连“民族主义”极端严重的韩国，最大9家商业银行6家是外资控制。基本上成为一种没有总督的“新型殖民地”经济。
第三，西方产业资本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顺序是先劳动密集型，后资本密集型，顶多到了技术密集型就结束了，知识密集型产业是不转移的。财富分配的规律是哪个产业劳动生产率进步的可能性空间大，那个产业财富分配多。显然，劳动生产率扩张可能性空间是按知识、技术、资本、劳动降幂排列的。本来科学技术就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知识人才多于发展中国家，科研条件好于发展中国家，赚钱就多。赚钱越多，吸引知识人才和改进科研条件的能力越强。因此这是个正反馈系统。新兴市场国家再怎么着急，再怎么打算搞自主知识产权，搞科技立国，只要处在这个系统中，都不可能超过西方。
第四，我们也认为要发展自己的品牌，发现同样质量的产品，有品牌没品牌价格差老鼻子了。但是，所谓品牌的响亮程度，说到底就是广告投入量的大小。广告投入多，山东的烂脏“秦池酒”就能风起一时。在一个产业或产品中，广告投入的关键在于销售毛利率的大小。两个质量差不多的产品，名牌比非名牌销售价格要差好几倍，毛利也就差好几倍甚至是十几倍。因此名牌产品可投入的资金就远大于非名牌。牌子越硬可投入广告就越多，投入广告越多牌子越硬，这完全是个正反馈系统。
因此，在虚拟赌博经济系统中，新兴市场国家无论如何都玩不过西方国家。自己觉得面子好看点，受到“主流世界”的“重点”表扬，无非是成了被西方发达国家“重点”剥削对象而已。表面看着西方国家一个个对你很尊敬，现在要开包括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经济会，说还要给你更大的话语权，地位上升，不想“出头”都不行。其实是因为你是不可或缺的“寄主”，寄生者能不赞扬几下自己的寄主？
在这个正反馈系统中，中国消耗甚至透支了世界和国内大量资源，牺牲了自己的环境，并不是为了全体中国人的消费，而是为了发达国家的消费和中国不足10%的富裕人口的消费。且不说中国人在这场游戏中处于被剥削地位，就是愿意被剥削，世界的资源、环境能让这个游戏玩下去吗？任何正反馈系统的结局就是崩溃。
独善其身？从次贷危机开始，美国金融危机一年多了。中国人当笑话看了一年多了。一直到前几天，政府发言人还说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俨然一个局外人。可要按贫道看，中国哪里是局外人，中国是当事人，甚至是主要“肇事者”。没有中国在90年代开始接手做个“低劳动成本的无限供给者”，西方金融危机早在90年代末就闹起来了。早点闹，积累的问题也没那么大。现在闹，问题就大多了。从这个角度说，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始作俑者除了美国，还有中国的份儿——大不了是自己本不想出头，糊里糊涂成为出头人而已。这样一个地位，还想躲过去？
从道理上讲，需求与供给是一枚钱币的两个面，一个变动，另一个跟着就会变。所谓生产过剩，就是需求下降。现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需求下降了，作为最大生产国的中国就必然生产过剩。顶多是需求下降再前，生产过剩在后而已。因此，今年第四季度一定会严重显示出口企业生产过剩的情况。
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与以前发生的经济危机有两点不同。
如果看看 韩德强 老师总结的西方二十多次经济危机，都会发现其内容是这样的：经济衰退、银行破产、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有时候一个国家经济危机，其他国家没多大事儿。但到了虚拟赌博经济阶段，由于世界经济活动是两大体系构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主要消费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是生产者。那么这次经济危机的内容会是这样的：西方经济衰退、银行破产；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虽然西方也有实体经济，但占经济的比重很低，就业者也少。
第二个不同是，这次危机如果没能在最初进行控制，形成了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甚至倒闭，就会形成一个循环加剧的正反馈形式。因为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的老板已经是西方公司，这些国家早在金融风暴中就成了这个局面。中国是自己抓紧时间卖掉了，大部分行业也是西方资本控制。西方金融对这些国家贷款和投资也很多。于是会出现这样局面：西方金融危机、需求下降导致中国等实体经济出问题后，反而是西方公司财务报表出现坏消息，加剧西方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造成经济进一步萎缩，这又反过来再次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
也就是说，以前经济危机主要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的，现在分成了两个以上国家的事情。自己单独看自己，都觉得“有救”，联系起来一看就傻眼了！
西方学者为这个体系说了很多赞扬和批评的话，很多学者因此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前面提到，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著名的“三元悖论”，认为西方国家选择资本开放，汇率稳定而放弃独立货币政策是符合这个理论，贫道认为，美元“不是特殊商品”后，西方国家本来就无法实现汇率稳定与独立货币政策两者兼得，而资本自由流动是打破这种僵局的出路。这种论证实际上是把结果当作原因。同时，克鲁格曼还说，只要像中国一样，三者得汇率、利率，牺牲资本完全流动就行了，中国情况就很好。
这也是忽悠人的。只要上了“全球经济”这条贼船，一切都不由你自己了。中国看起来通过“没有开放资本账户”，外汇准进不准出，实现了汇率稳定和独立货币政策，其实到头来什么也没能控制。因为资本项下外汇不出，外汇结余就节节高升，央行就“不得不”对应投放人民币。被迫投放本身就谈不上什么“独立性”，而且会造成通胀。05年开始的通胀迫使中国07年开始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在萧条前夕不得不错配金融政策，还谈“独立”货币政策？。同时中国自己扛不住，提高了人民币汇率，造成投机资本进入，又加剧了这个情况。独立货币政策变成被迫货币政策，汇率被压着往上升，资本本来就没有完全流动——中国是“三者皆不得”！其实，所有新兴市场国家最终结果都是“三者皆不得”。
虽然很多人对中国获得眼前利益很得意，但贫道得意不出来。
美国金融危机刚开始，很多人也意识到会影响中国。因为明摆着西方是中国主要出口地。于是很多人都说，提高内需。今年3月，温总理在人大闭幕会上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因为“中国市场的潜力，特别是农村市场的潜力还是巨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显然，中国打算一方面坚持现有改革开放路线，遵循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准备扩大内需，以减少世界经济危机的侵害。该沾点便宜不能少，要吃的亏不想吃。
贫道觉得，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
经济学上所谓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欲望”。要提高国内需求，就要看两个事。一个是谁欲望强，一个是谁支付的少。让欲望强的人有了支付能力，需求就旺盛了。如果资源配置给欲望小，现在就占消费大头的群体，对提高需求作用就小。
所谓欲望强，要看其“现金支出占现金收入的比例”（现金消费率。不以货币计算的消费与市场没关）。收入是支付能力，支出显示欲望。支出占收入比例越大，显示他们的消费欲望越强。
2006年，我国城镇不同收入群体从低向高排，消费率分别为96%、86%、81%、77%、73%、73%、40%（按王小鲁的研究计算[15]）。农村分别为134%、102%、94%、87%、76%（现金支出/现金收入）。也就是说穷人钱多了，几乎全部变成消费。富人钱多了，30%左右存起来了。40%的农民每年赚到钱没有实际花的多（借钱也得花，比如孩子上大学了），而城镇最富裕阶层，一大半钱都不会用于消费。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让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提高收入，差不多提高100元就花掉100元，形成100元的需求。而让富裕人口，尤其是城镇最富裕的20%群体提高100元，他们最多花去50元，甚至更低。
再说说消费。2006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80121亿元。如果把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总支（抽样调查数）出算一下，只有50181亿元，少将近3万亿元。按照王小鲁认为主要是中国城镇富裕阶层的黑色和灰色收入太高，用抽样调查漏掉了很大一块收入和支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多出的近3万亿消费，90%发生在城镇20%最高收入居民那里。这样计算，中国消费情况大致如下。
总计11181万，占全国人口8.5%的城镇收入最高居民2006年总计消费了约46000亿元，占全部消费的58%。而有81950万，占人口63.2%的居民（包括城市40%低收入群体和农村80%低收入群体），总计消费22156亿元，占总消费的28%。剩下12000亿元是城镇中等收入和农村高收入群体消费了。一亿人人均消费大约4万元，8.2亿人万人人均消费2704元。前者是后者15倍。
也就是说，中国有8亿多人人均月消费现金只有225元。每月225元的消费，除了吃、住，能够购买现代消费品和服务的能力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别看中国13亿人口，其中8亿多基本不在市场上！8%的人消费了将近60%的商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和档次与出口商品很接近，主导了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商品和服务产品的基本方向，与那8亿多人基本风马牛不相及。
接着看收入，因为收入是消费的基础。贫道看收入分配角度有点不同，是既看劳动投入，又看实际分配。
2006年，我国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已经达到2亿人，由于有不少处于半就业状态，我们计算其中70%比较稳定，会被统计到就业数字中，总计应该有14000万人。这些人究竟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2006年，扣除那些很少有农民工的非农行业（行政事业、科研教育、金融房产、文卫体艺等），其余有农民工的行业就业人数为28500万。也就是说，农民工占这些包含体力劳动比较多的行业就业人员的49%。 2006年，上述所涉及行业创造增加值为129716亿，占当年非农产业GDP的71.6%。人均创造增加值为45598元。农民工应该摊到63560亿元。当年农业增加值为32487亿元。农民在2006年总计创造增加值达到96040亿元，占当年211808亿元GDP的45.3%。人均13072元。而城镇居民创造其余88520亿元GDP，人均创造20043亿元。（因为没有农民工的科教、金融、行政事业单位就业人数为9292万，创造GDP为41728亿元，人均50323元。其中金融人均19万，房地产70万） 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6万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0.3587万元的3.2倍（如果按王小鲁数字计算，要到到5.1倍）。但是按照当年创造价值计算，城镇居民人均创造价值只是农民的1.5倍。也就是说，农民工是创造价值大，得到分配少。一个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相同行业中的工资大约为城市居民的一半左右。8亿农民在90年代中期以后是这样生活的，他们的老人、妇女、儿童全体动员支撑了中国的农业，他们的中青年男女承担了有体力劳动行业的大部分体力劳动。他们创造了40%的财富，分配了24%或16% 的财富。可以对比一下1978年。当年农民基本从事农业（非农产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7%），他们人均创造GDP为130元，城镇居民创造1522元。城镇是农民的11.7倍。当年城镇居民收入只有农民的2.6倍。农民创造了28%的财富，也分配了28%的财富。可以这样说，中国90年代中期以后消费率降低将近20%，基本上就是农民少分配的部分。 目前，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到40%。最近出台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大约为30%左右，力度看起来不小。但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只有18%左右。而且，近年来农民纯收入净增长中，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60%。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已经不是提高收购价，而是提高农民工工资了。 因此，中国要真正有效刺激内需，就必须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只要较大幅度提高他们的收入，就能大幅度提高总体内需。高收入群体收入再提高是没用的。 看完以上数据，问题就来了。前面讲到中国改革开放选择了与世界虚拟赌博经济配套的发展模式，是中国选择了让低收入的体力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持续低收入的配置模式，才取得了新兴市场国家代表的角色。如果中国要提高内需，就必须较大幅度提高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工的收入。而只要中国农民工的收入提高了，中国竞争优势就没有了。也可以说“主流世界”就不需要你了，中国就不得不退出这场游戏，把位置让给印度等。 因此，坚持改革开放与提高内需是相悖的，不可兼得，二者只能选其一。 总结虽然我们成天喊全球化，但在看问题的时候，并不习惯看西方的时候把中国联系起来，看中国的时候不习惯把西方联系起来。说经济增长就认定是自己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看见西方经济出问题不觉得会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尤其对世界进入了虚拟赌博新经济一点没认识，更不要说研究虚拟赌博新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了。
一说计划经济就百无一是。其实，贫道讲到的虚拟赌博经济中西方国家侵害新兴市场国家利益的四个手段，新兴市场国家确实一点办法也没有，但计划经济就没问题。苏联时期，知识经济、技术经济就可以与西方竞争，而且确实实现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40年左右时间在科学技术方面赶上了世界最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提倡简朴，西方品牌战略浸透力小得多。至于金融风暴，赌博经济，侵害程度就更低了。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只有被西方隔绝于世界的苏联独善其身。反而在1929年到1933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的工业产值从1929年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的水平，到32年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一套从科研到生产的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贫道这样说，并不是说要全盘回到计划经济。但是，不认真想想这些关系和问题总是不行。如果这次西方救市成功了，中国无非是回到多数老百姓生活水平长期低下，继续牺牲环境、牺牲资源、牺牲血汗的新型殖民地环境中。西方救市不成功，中国马上水深火热。
这也算贫道对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总结吧。
[1] 本文原打算写成篇文章，最近要忙了，就把后面简单写了写先贴出来。本文除了专门注明的数字外，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2] 黄金价格在此前后上涨3倍。几个星期内，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价格下跌17%以上。欧洲美资企业销售潜在货币损失超过3%。（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P47、48）。
[3] 在1973-1975年代36个月中，有6次美元相当于欧洲联合货币升降幅度超过10%，企业连保持连贯的财务记账都困难。（同上，P26）
[4] 70年代世界整体通胀400%（同上，P28）
[5] 97-01年，美国物价指数2.5%，欧元区1.7%，日本和中国为负数。（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P54）
[6]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著名的“三元悖论”，即开放国家只能在“完全的资本开放”、“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三者选其二。经济学家据此论证西方国家选择资本开放，汇率稳定而放弃独立货币政策的合理性。其实，美元“不是特殊商品”后，西方国家本来就无法实现汇率稳定与独立货币政策两者兼得，而资本自由流动是打破这种僵局的出路。这种论证实际上是把结果当作原因。
[7] 王小强的《投机赌博新经济》一书详细描述了这种情况。并以“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产高速增长，金融自由化带来货币经济繁荣娼盛，外资抛空带来竟然危机，这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三部曲，成为所有新兴市无一例外的宿命”做了生动的概括。
[8] 当然，有些人认为已经挨过了。
[9] 《天下杂志》http://218.1.116.75/list/list.aspx?id=2726。
[10] 1、中国数据为国际组织数据。按汇率计算起始年和结束年都低，相差不明显。因为其他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信息网，顾依然按此数计算。2、拉美三国70-80年年均增长在18%以上，但80年代遭遇债务危机处于负增长，即使如此年均增长也很高。3、二产业比重后一个数字指最高年份。4、中国产业比重数字取自中国统计年鉴。
[11] 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信息网
[12] 如2005年，印、印尼、韩、马、菲、泰、越、墨、巴西、阿根廷等国合计吸收外来直接投资702亿美元，中国一家吸收724亿美元。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7/t20080701_402489627.htm
[13] 很多人认为，97年东亚金融危机，2000年前后拉美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90年代后期降低人民币汇率并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扰乱了本来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均衡，使很多国家漏洞出现，给了西方金融资本空子。
[14] 当然，中国现在的地位并不仅仅因为低工资环境。在同样政策中，中国地方政府能够牺牲土地、矿产、环境和资金，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来招商引资也是一个因素。中国能做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与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让政府很少受其他势力干扰有关系。因为本文是探讨内需问题，就不论述这些了。
[15] 王小鲁在《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一文中，针对按支出法计算的居民消费额大大超过按抽样调查法计算的居民消费，组织了一次调查。调查发现中国城镇最高收入群体2005年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达到9.7万元，远高于城调队的2.9万元。因为抽样调查是无法统计到黑色和灰色收入的，而这种收入主要发生在城镇高收入群体里。本文最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率是根据这个数字估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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