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冬冬教授为何撒谎?
2016-09-26 孙军 赖志 数据科学DT时代
葛冬冬,斯坦福大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教授、副院长。这样优秀的学者、专家,应该怎么也无法和“撒谎”扯上关系。事情还得从《中国教育报》上的一篇文章谈起。葛冬冬教授于2016年9月19日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题为《终身教职制度“三高”并存》的文章(文章链接http://www.jyb.cn/high/gjsd/201609/t20160919_673989.html)。葛冬冬教授在文章中有如下两个重要论点:
终身教职在多数名校都是非常残酷的竞争
常任轨制度具有高水平、高收入、高风险的特色
为了支撑第一个论点,葛冬冬教授说,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在6到8个科研方向里,10年内,有些研究方向的年轻教师几乎无人通过终身教授的考评,合同结束后不得不另谋高就。另外,葛冬冬教授援引美国某著名商学院的一位教授的话:在他们学院近些年终身教授考评中,能通过的比例基本只有10%。
“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数字”经过马克.吐温的引用而广为人知。美国统计学家达莱尔.哈夫的传世名著《统计数字会撒谎》对此进行了解读。该书中文版是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教师廖颖琳博士翻译的。其中的第一章讲的就是“有偏抽样”如何产生误导人的结论的。
当然,葛冬冬教授的这段话真是非常适合用作于GRE作文材料。任何一个考过GRE作文的同学,都能够很清楚指出他这段话中多处的逻辑纰漏。归纳一下,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某些研究方向的考评结果是否具有外延效度(externalvalidity),换句话说,是不是其他名校也有类似的极低通过率?
第二,著名商学院某教授的话,这样的例子真的不适合放在这里,根本不具有代表性,并且主观判断极强。
为了搞清楚北美名校常任轨考评通过率的高低问题,我们特地从网上下载了加州大学系统的教师工资数据(数据来源http://ucpay.globl.org/),用于计算常任轨教师获得常任教职的比例。
计算常任轨通过率存在好几个问题。最重要一个问题是我们无法知道助理教授离职到底是因为达不到考评标准,还是已经有能力达到,但却跳槽到其他机构。不过,我们可以用加州大学系统的数据和上海财经大学的数据按照同一口径进行对比,来消除无法观测的变量对结果的影响。上海财经大学人事处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每年有教师合同期满,累计71人,其中19人被授予常任教职,占比仅为26.8%(数据来源:http://china.cnr.cn/xwwgf/20160902/t20160902_523108222.shtml)。
那么加州大学系统的学校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针对上述数据库的数据,选取了2004年-2014年在加州大学系统有学术年度(9个月)合同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不包含医学院等professionalschools的教师)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考虑到常任轨教师有至少六年考评时间,将区间设置为04-09年。结果如下:
表1 加州大学系统04-09年常任轨助理教授流动情况
校区 | 离职 | 延期或未知 | 获常任教职 | 总数 | 获常任教职占比 |
BERKELEY | 82 | 41 | 307 | 430 | 71.40% |
DAVIS | 83 | 35 | 290 | 408 | 71.08% |
IRVINE | 105 | 34 | 299 | 438 | 68.26% |
LOS ANGELES | 81 | 45 | 290 | 416 | 69.71% |
MERCED | 16 | 12 | 54 | 82 | 65.85% |
RIVERSIDE | 99 | 34 | 198 | 331 | 59.82% |
SAN DIEGO | 74 | 35 | 246 | 355 | 69.30% |
SANTA BARBARA | 51 | 16 | 222 | 289 | 76.82% |
SANTA CRUZ | 42 | 19 | 179 | 240 | 74.58% |
Total | 633 | 271 | 2,085 | 2,989 | 69.76% |
显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分校的通过率都在70%附近。其中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常任轨教职的比例高达71.40%,洛杉矶分校也有69.71%,都远远超过上海财经大学同一口径下的比例。毫无疑问,葛冬冬教授的论据显然不充分,其选择的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某些研究方向显然不具有代表性。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某些研究方向(假设葛冬冬教授在数据上没有做手脚)和加州大学系统的巨大差异呢?我们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学资金的来源构成。加州大学系统是公立大学,受政府资助,资金的审核等方面监管非常谨慎,因此在雇佣助理教授时特别严格。如果该教授没有能力获得终身教职,学校是不会予以考虑的,以免浪费州政府拨款。而斯坦福大学是私立的,其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某些研究方向资金富裕,自由度高,或许可以雇佣更多的助理教授。
我们认同终身教职在多数名校还是残酷的竞争,大部分大学应该把竞争放在入口。或许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某些研究方向把竞争放在出口,但是葛冬冬教授在该论点方面的论证是有很大问题的,做法很不严谨。
另外,为什么葛冬冬教授只提一位著名商学院的教授,而不会提上海财经大学改革先驱田国强教授呢?如果用田国强教授为例,似乎更有说服力。田国强教授虽然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组部千人计划学者,在上海财经大学拿着百万年薪,但是一直在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全职工作。我们研究了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的相关情况(数据来源https://salaries.texastribune.org/):
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在08-10年共招聘了8位助理教授(由于数据结构的问题,这里假设助理教授一般都会工作三年再考虑跳槽)。最新的结果是,有5人拿到终身教职,1人延期或待定,一人在日本一桥大学任副教授,一人在德州奥斯丁大学任讲师。同一口径获下获得常任轨教职的比例高达62.5%。
有意思的是,通过考评的五个人中,有一个叫Xu, Keli的中国人,07年-10年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书,10年来德州农工,而12年获得常任教职。我们查了他在德州农工10年-12年的发文量,按照上海财经大学的标准,仅一篇一类与一篇二类,尚未达标。然而,如果考虑他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发表过的三篇一类,一篇二类,则是远远满足考评要求。既然田国强院长在德州农工经济系是正教授,理应知道该教授考评时必然考虑过往年发文记录,不知道为何纵容直至力挺上海财经大学人事处以及某些经济学院毕业生(如司继春博士)用没有在六年中发表所谓上海财经大学认定的“顶级”杂志论文来刁难茆长暄教授呢?(XuKeli简历下载http://econweb.tamu.edu/keli/kelixu_2015_11.pdf)
关于第一个论点就暂时聊到这里。第二个论点,葛冬冬教授认为常任轨制度具有高水平、高收入、高风险的特色,这似乎也有一些问题。在北美,常任轨制度强调的不是高风险与高收入,而是针对教师科研高风险提出的保险机制。当一个助理教授在六年的时间内在一定的学术规范下,能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后,他就获得了一个保险,即常任教职。获得常任教职后,教师可以做各种感兴趣的课题。即使相关有较大风险,由于工作的稳定性,可以使他们能够安心的继续坚持下去。所以,北美的常任轨制度重视的是学术规范、注重保险、鼓励创新。另外,常任轨教授的工资在美国不算特别高,很多博士去业界的收入远远优于学术界。比如,茆长暄教授在AT&T任职的年薪远远高于他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教的年薪。所以北美的常任轨联系着的不是高收入与高风险,而是低收入与低风险。
讨论到这里,我们只解决了葛冬冬教授是否“撒谎”的问题。然而,葛冬冬教授为什么要“撒谎”,还是留给读者思考。记得葛冬冬教授曾经说过,“千万级别的资金,说批就批”。我们不知道上海财经大学在科研经费使用上有没有什么程序,有没有考虑过“高风险”。
后记与致谢:我们本来觉得写这种文章挺无聊的,最近看了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院长周勇教授的开学致辞,决定必须认真一次。周勇教授大篇幅地使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斌教授与耶鲁大学校长彼得.沙洛维教授的开学致辞。我们按照周勇教授的要求,做一个不受人惑和正直的人,学习如何辨别和应对失实的表达(葛冬冬教授的文章),成为一个更加审慎、谨慎的、批判的思考者(写这篇批判文章)。在此对周勇教授表示深深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