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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家》·双周论坛

　　时间：2007年3月15日下午

　　地点：雅特名画·聚艺空间咖啡厅

　　主讲人：郭梓林(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科瑞集团副董事长)

　　主持人(管理学家执行主编刘辉)：

　　各位来宾大家好！“管理学家·双周论坛”第一期我们正点开始了。双周论坛就是每两周举行一次。万事开头难，第一次就有这么多人来支持，我们非常感激。论坛将来办到十几次、几十次的时候，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

　　我们的双周论坛跟别的论坛不同的地方在于，管理学家杂志更关注思想，更关注实践，关注对实践的评论，还有新知识等。我们希望双周论坛能够成为管理学家杂志的一种延伸，成为与各界读者互动的好工具好平台。我刚才说了，万事开头难，其中一点就是当你的论坛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不容易请到非常知名的专家。但是，我们的双周论坛做到了，因为郭梓林先生一直是我们杂志以及我们杂志很多员工的好朋友好老师。郭梓林先生的身份有两个，一个是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另外一个是科瑞集团副董事长。科瑞集团比较大，但我不是太了解，好像是控制着一些上市公司。应该说，郭先生既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学者。下面请听郭老师精彩的演讲！

　　郭梓林：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能作为第一期的主讲人我感到很荣幸。我看今天在座的生面孔比较多。凡是能来这里参加活动的人，我想一坐下来脑子里肯定会出现三个问题：第一，谁在说？第二，说什么？第三，怎么说？

　　我就先来简单地回答一下这三个问题。

　　谁在说？台上的这个人名叫郭梓林。1957年生人，今年正好50岁。16岁上山下乡，当了三年农民，接下来当了三年兵，然后，当了三年工人，又读了三年大学。我说的是读了三年大学，不是上了三年大学，读大学和上大学是不同的。我读的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一个四十平方米的小学教室里，每个星期三个半天，半工半读，花了三年时间，拿的是两年大专学历，一直用到今天。大学毕业后，当了三年国有企业的团委书记。1989年转换工作，当了三年国有企业的老总，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就开始和其他五个合伙人共同创办科瑞集团。我们从5万元起家，科瑞集团如今有两家控股的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数十亿。董事长郑跃文现在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由于其他合伙人都是学财经、学金融的，只有我是学中文的。所以，我这十五年来分管的工作是，企业文化、人事、行政等杂事，做的都是辅助性工作，没有大把大把地挣过钱。十五年来，我重点研究的领域是企业家与企业文化。2004年是我出书的高峰期，一年之内4家出版社给我出版了17本书。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了一套《思想统治企业——梓林演讲集》的光盘书。2006年海南出版社为我出版了《乔致庸的经济学》，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影评。这一组文章曾经在《管理学家》连载，一期登十篇，三期登完。编辑说，让一个作者一期登10篇文章，连续登三期，这是个先例。

　　今天要说什么呢？今年春节期间，有人向我推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看完了以后，有很多的感想，借这个《大明王朝1566》来说事儿，准备写一本书叫《王朝投影》。这本书现在已经写了几万字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让它与大家见面。《管理学家》杂志的刘辉先生，希望我能够在第一期的双周论坛上讲一些新鲜的东西。于是，我决定把我的最新思考，结合我在国有企业12年、在民营企业15年的经历，把这27年来对中国企业、对中国企业家的人文思想，借电视剧揭示的一些历史现象，对“帝王思想”和“企业管理”这样两个似乎不大相关，但却有着深刻联系的话题，谈谈个人的想法。

　　怎么说呢？聊天式地说。讲的时间不会很长，我希望今天更多的是互动式交流。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帝王思想会受到民营企业的追捧

　　第二 哪些帝王思想与企业管理相关

　　第三 帝王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利弊

　　第一 为什么帝王思想会受到民营企业的追捧

　　为什么帝王思想会受到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追捧呢？应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真正成长起来，是在1992年以后。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发展起来的。最早下海的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一批社会弱势群体。比如释放后的劳教人员，出来之后没有工作。还有知青返城后，家里没有什么背景，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尝试着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生存权。到了19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里一些有技术的人，觉得不太得志；或者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甚或因为对钱的欲望比普通人高一些，他们开始下海，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创业。到了1980年代末的时候，又有一批手里有政府资源，借助双轨制，可以搞到批文从中获得价差的人开始了官倒，也就是利用政策提供的不同价格差，进行合符规则的权钱交易。1989年以后，中国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新的阶层，他们对政治开始厌倦或者是淡漠。到了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他们开始大批下海。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千百年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做事要找到思想和理论上的依据。中国几千年来，商人的社会地位都是很低的。一直到1992年，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才从根本上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可以理直气壮的依据，这就是“市场经济”。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不排斥社会精英下海经商的选择。科瑞就是在那个时候组建的。我记得我下海时，给我们总公司党委写信的时候，特别理直气壮：“现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到来了，让我们年轻的共产党员下海闯一闯，你们老共产党员留在体制内。”这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当时我还属于第三梯队，是总公司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在1992年前后，有一大批在体制内很有前途的人开始下海了。大批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从体制内进入市场以后，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支撑。现在有人把它称之为信仰方面的支撑。1992年的时候，还不敢说在信仰方面找支撑，主要是从文化和思想观念上找。在我国，自古以来都是“士、农、工、商”，1949年以后是“工、农、兵、学、商”。就是说，经商这个职业自古以来都不被主流认可。那么，下海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找到一种精神上支撑呢？ 这是一个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流行这样一句话，叫做“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读《曾国藩》，是因为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他这辈子又立功，又立言，又立德。中国古人认为，人要超越生命，除了繁衍后代外还有三个方式，这就是“立功、立言、立德”。曾国藩这辈子还就真做到了这三点。立功，把太平天国灭掉了，作为一个汉人能够得到那么高的官位。能够在过年的时候，让慈禧一手牵着他，一手牵着一个满人，这是非常高的荣誉。立言，曾国藩写了那么多的东西，比如《曾国藩家书》，现在还卖得很火。立德，曾国藩在道德修养方面也达到了一个很高水平，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过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说曾国藩是卖国贼，镇压农民运动，而《曾国藩》这本书，我认为是给曾国藩平反的。曾国藩怎么当官从政的，读者都可以从这本书去揣摩，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政治斗争比较残酷，怎么把自己的官当大，不要被别人捏死了，能够安全地上升，这是需要智慧的。

　　当然了，现在从政的人要不要学曾国藩，我不知道，因为如果真要去学，还真不容易，立功、立言、立德。曾国藩的这套东西，现在是不是官场上的规则，我不清楚，如果说这本书当官的不爱读也是可以理解的。刚才我的一位朋友送我一本杂志叫《中国财富》，这里面列了贫困地区的十大豪华建筑，建得跟白宫一样，还有一个像天安门。看了这个我就知道，这些官员会学曾国藩吗？学不了，或者不会去学。当封建社会的官也不是这么做事的，何况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的官。我对官场上的事不太了解，我一脚踩在经济界，一脚踩在学界，对三角另一端的政界最陌生，不知道现在的官场的规则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做这些事情的人，不是不知道曾国藩，也不是学不到，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学。

　　第二本书是台湾作家高阳写的《胡雪岩》，主要通过历史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经历，讲商人要挣钱，必须和官府勾结，然后把官府控制的资源变为己有。这样一本书在上个世纪90年代非常火，很多人从中学到了做企业的规律，赚了很多钱。当时也有企业家和一些学者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说中国民营企业家如果都去学胡雪岩了，都学着官商勾结了，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希望了。但是批评归批评，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但是，轮到我们自己决策的时候，往往考虑的是“只能”这样做了。很多书都在告诉人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但是，现实生活是很残酷的：我“只能这样”。生活其实很无奈，“应该如是”和“只能如是”之间有很大的冲突，我们可以对生活提出这样和那样的要求。但是为什么会成为这样？我们没有答案。学者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就像现在我们看的“八荣八耻”。大家看到的是一系列的“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看一看，现在中国的道德文化水准，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对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树立正确的荣耻观是赞成的，但对“八荣八耻”这样的文字表述比较反感。字又多又记不住，“八耻”里面随便拿出一条都经不起推敲。我们不妨拿出一条，比如“以违法乱纪为耻”。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以违法乱纪为耻”贴得到处都是，很可悲。就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到处贴“不准随地吐痰”。我认为中国这三十年的一个进步，就是在省政府门口不用贴“不准随地吐痰”。什么时候中国处处都看不到“以违法乱纪为耻”招贴的时候，我们就又进了一步了。违法乱纪怎么是为耻的事呢？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标语口号？怎么能满中国到处贴呢？我不知道创造这样口号的人，脑子是怎么想的？我们可以说这个杯子里的水不卫生，但如果这是一杯狗屎，我们还说这杯狗屎不卫生吗？那是有毛病，它的确是不卫生，但它已经不是不卫生的问题，是根本就不能吃的问题！违法乱纪根本就不是耻的问题，违法乱纪了，它是法律制裁的问题，不是道德约束的问题。所谓“耻”的问题，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还不能上升到法律，只要上升到法律就一定是耻。我们这样到处贴“以违法乱纪为耻”，难道我们现在的中国人，都堕落到“以违法乱纪为荣”了，要用这个口号来打压一下这个不良的风气吗？是不是到了“一人双规，全家光荣”？是不是这样呢？我想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这条标语贴出来之后，会被世界人民误读，误以为中国人民违法乱纪盛行到了要用道德来约束。我们解构社会现象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我们都知道“八荣八耻”，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荣耻观颠倒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需要深入分析的社会问题。

　　回到《胡雪岩》这本书上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胡雪岩》这本书可以畅销。这本书的观点对于企业家来说有两点是可以接受的：

　　第一，企业家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人家是这样成功的。胡雪岩不是编造的，是真实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按胡雪岩的套路走，不乏成功的案例。

　　第二，用用西方现代经济学也能解释这一类现象。在一个可以进行交易的社会里，只要政府的权力过大，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政府官员又不能直接从这些资源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控制资源的权力，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租值”的东西。于是就会有人来寻租，在寻租的过程中租值就会耗散，利益就会转移。从公有转为少数人所有。我是2000年开始学经济学的。当时北京大学的汪丁丁教授告诉我，要学经济学很容易，你只要把“成本”和“租”这两个概念学会了，你就是经济学家了。你如果能够学会一个，就是半个经济学家。我这些年就专攻“成本”。几年下来，我自认为现在已经可以用成本来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成本”概念比较简单，“租”比较复杂。我只知道一点点。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政府官员给你批一个营业执照，可以今天批，也可以明天批，甚至拖一个星期批也不犯错。那么他手中的这个公权，就能产生“租值”。也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批给你了，你应该给他两千块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说他生病了，或是要出去玩几天，拖到一个月后才给你盖章，你的损失不止两千。因此，你今天用两千块钱给他，换取执照提前开业就是合算的，对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也是有好处的。可能有人会问，他为什么可以拖一个月才批营业执照呢？因为他有这样一个不被监督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却没法监督它的实施。这个权力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钱。如果你不懂得这其中的经济学道理，就不要经商。如果你懂了，就应该快快地送钱。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你当官也好，经商也好，会慢慢悟到这个权力是可以变成钱的。经济学就是这样解释的，它不讲是否道德的问题，只讲是什么，为什么。如果制度是这样安排的，这里面就会产生“租”，租值就要在交易中耗散。而这个租值在耗散的过程中，交易双方都获利。这就是经济学对“寻租现象”的科学解释。

　　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社会，公权要受到约束，私权要得到保护，就是这个道理。只有私有产权得到保护后，人们才会使资源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而公权是很容易变得没有效率的，因为保护起来不大容易，或者成本很高。我们刚刚看的这些贫困地区的十大豪华建筑，都是拥有巨大公权的人，利用权力做出的让人民伤心的事。你看，在这些雄伟奢华的建筑旁边，都是破烂不堪的贫民窟。记者揭示并公布的这些现象，让我们看到，中国的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政府要改革自己的时候了。我们现在看看每年的“两会”，都有一些明显的进步。最终这个国家要改造成真正的、1949年我们就说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正在朝着1949年制订的目标前进。不要以为我们在2007年说达到1949年提出的目标是倒退，不是，是前进！是朝着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前进。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党和政府都在进步，这个进步就体现在政府越来越受到人民的约束。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还有一个书比较热销，就是二月河写的《康熙大帝》。这本书给我们广大的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康熙在中国的帝王历史上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1990年代中期的民营企业家和1980年代的民营企业家不同的是，一些企业家开始敢于自我表扬了，敢于说自己好。同时社会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社会开始关注和尊重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也从社会的一些关注当中，找到一种成就感。过去是富了不敢说出来，现在是这个阶层的人，开始在社会崭露头角，开始说自己有很多的钱，甚至夸大其辞地炫耀自己的财富，因为社会开始尊重创造财富的人。当然，有些人在这种尊重中，难免也膨胀出了“国王意识”，这样的“小王国”有的是几百人、几千人，或者是三五个人。这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自古以来骨子里就遵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念。通过经商可以建立商业帝国，正好是这样一种意识的外露。社会允许民营企业的发展，引发了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多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商业帝国梦，一开始不是从什么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或者比尔·盖茨那里得到启发的，他们更多的是从中国的帝王政治的文化遗产中传承过来的，与现代企业家的那种感觉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人历来就不缺乏当国王、当皇帝的欲望。在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就代表中国人民喊出了这样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就没有忘记。现在的中学课本上应该还有这句话。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恰好提供了一个让每个人都可以寻找这种感觉的可能：这就是做企业，在企业内部可以找到这样一种绝对权力的感觉。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皇权绝对统治这样一种思想解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很奇怪，在一批人追求帝王思想这样一种特殊的思想文化的演进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变迁获得了一种原动力。这个时代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变局，它给了中国人这样一个机会，让你在你的一亩三分地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充分的经济自由，也带来思想的充分自由，当然也包括管理思想的创新。

　　每个企业家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式，这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点。而每个企业家也不能跳跃这个时代，尽管别人的东西好用，但未必自己就能用。所以我们在读国外的管理学，在读成功企业的书时，应该常常提醒自己，别人的东西你拿来了，不一定管用。因为你的文化和环境与别人不同，别的企业成功了，你未必就能成功。

　　我们科瑞走了十五年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如果从现在回到十五年前，我绝对不敢下海。虽然科瑞现在的结果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当年的想象，但是作为企业创始人，作为董事会成员，我知道很多时候能走出来都出于偶然，我们的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十五年中，如果我们在哪一年中，倒下来了，这是必然的。而我们没有倒下，跌跌撞撞走过了十五年，有太多的偶然因素贯穿于整个阶段。这种偶然的因素，决定了你回过头再走一遍是不敢走的。当年你走过来的时候，以为你走的是一条宽阔的阳光大道。而走之后，回过头一看，吓你一跳，你发现，你走的脚印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你只是运气太好了，正好没踩空。所以，如果自己都不敢重复走一遍是不能忽悠别人向你学习的。回顾这十五年，我们清楚的看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有太多的变数，每个人都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没有必然的先知先觉。如果谁要说科瑞有没有什么成功经验，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有，但你也学不到。因为每个企业的成功是由多种不确定和复杂的偶然浇灌而成的，是不可复制的过程。而且就科瑞本身来说，其实有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高速的变化是它最显著的特征，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很大原因是我们必须应对这种高速的变化。速度太快了，就容易晕车，不是因为我们的智商不够，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是因为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因此，多数的民营企业家只能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去学习。作为企业家，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在中国最容易学习或者说最容易学到的东西就是帝王思想。我们应该坦率地说，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头脑中的管理思想，是受到了中国帝王思想的影响。因为两千多年来，正是这样一批中国人，他们用这样的思想统治了这么大的国家。半部《论语》也好，一部《资治通鉴》也好，这么大一个国家都能统治，那么，我们统治一个小企业，难道就不能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吗？比如康熙说的“不怒自威、亲而难犯”这八个字，难道不值得我们企业家学习吗？我想康熙说的这八个字不只对于企业家，而是对任何领导人都应该被作为追求的境界。这八个字，客观地说，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帝王思想的精华。的确是中国企业家学习管理企业，应该认真汲取的一个重要思想。

　　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就是以这样两种不同的方式展开的。我们学习帝王思想，人家否定了帝王思想，西方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在平等的条件下进入市场经济，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转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恰恰和别人有一些区别。这样一个文化现象，无论是对文化界，还是经济学界，都是一件很有意思。而且可以好好地把玩的事情，值得认真研究和琢磨。

　　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管理思想有两个重要的来源：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管理思想。这个离得比较近，眼睛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在浙江嘉兴南湖，13个人白手起家，1949年就做成了这么大的“企业”，做成了完全控股和绝对控股的“企业”。在这28年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肯定会为我们现代人提供如何管理人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如何解决分与合等问题，这里面丰富的思想财富，是应该去学习的。因为，企业家在现实的经营管理过程中面对的也就是这些问题。

　　第二，青洪帮的文化思想。记得1992年的时候，我遇到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正在研究青洪帮的管理模式。我们都知道，在1992年的时候，很多民营企业每当赚了一百万，就会散伙，各做各的。民营企业成为长不大的老树。当时，大家就在想，如何管理这样一个没有编制和户口约束的队伍？怎么才能使企业做大之后，继续凝聚人心，不散伙？看看人家青洪帮，这样一个被政府打压的组织，是怎样成长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机制，保证了他们的团结？民营企业和青洪帮不同，民营企业是光明正大的，青洪帮是被追杀的，人家被追杀的这样一批人，还可以把组织做好，人家的组织制度设计中，肯定有可取之处。被政府追杀的人，还可以团结一心做坏事，提心吊胆还能不散伙，我们光明正大做好事为什么就做不好呢？

　　有一次，我在旁听一位企业家讲青洪帮的经验，他们是如何做发展成员工作的。第一要重德。一个人要加入帮会，要看他是否孝敬父母。到他家去看，如果他对父母是骂骂咧咧的，他肯定不能加入帮会。一个人连父母都敢骂，那将来肯定也会骂帮会老大。这一条很厉害。还有很多规矩，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其实，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大家都在寻找一种稳定的组织形式，以确保能够把队伍长期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市场的竞争。一方面要把钱挣来，一方面要保证这个钱不玩丢，人也不玩丢。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民营企业不像政府机关，上面一纸任命，可以立刻赋予你必要的权威、编制、住房等等条件，可以对下面产生一种权威。做民营企业则完全要靠自己来完成权威的确立，没有什么上面的红头文件。

　　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多数企业家，会从本土文化中寻找管理思想的支撑点呢？

　　第一，这是因为从本土文化中，获取思想的成本比较低。不要读MBA，不要花钱，你可以很容易从小说和评书等等历史故事中学到。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一种组织的结构建立和相关制度的安排，如果能够从传承获得就比较便宜。而引进一个新的制度，成本往往比较高。这是因为，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完全用制度来管理。相对于制度而言，文化是便宜的。制度则贵得多。尤其是没有文化支撑的制度，更是一种成本很高的约束。其次，任何制度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把人的所有行为全部规范了，人的多数行为还是靠文化认同来规范的。第三，文化是有惯性的，外来的制度往往会与原有的文化产生冲突。所以在原有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比直接引进制度更便宜更有效。

　　第二，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大陆的所有富人，在1978年以前都是穷人，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从根本上说都是白手起家。联想也不过是以20万起家的。所以，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为什么坐天下难呢？因为打天下的时候，输得起；坐天下，输不起。打天下时什么也没有，是彻底的无产者：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但是，一旦得到天下，你要守住它，就变的不容易了。打天下的时候，与合伙人分配的是未来。领导人往往会给你一个故事：到了我们的目标实现的时候，将会给你这个、给你那个。这个时候，分配的都是未来，开的是空头支票，是期货。所以，在分配未来的时候，人们一般不太爱斤斤计较，反正也是空的。分配明天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好吧，多一点儿，少一点，无所谓，没准还没有呢。那么，坐天下时，分配的是既得，分配今天，分配桌子上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就比较复杂了。

　　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创业初期，更多的是面对外患，大家需要团结起来。中国人都知道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人可以共苦，但不容易同甘，即便是一个家庭，夫妻两人打拼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恩恩爱爱；突然有钱了，发现不行了。成功了有钱了反而把一些美好的家庭破坏了，为什么呢？如果用学术的语言来解释的话，那是因为你共苦的时候，面对的是外患，要对付别人，自然要通过团结来保护自己。那么，拿到钱以后，生存问题解决了，夫妻两个各有了一千万。这个时候你面临的问题，就是内忧的问题了，你们两个人怎么花这些钱，就容易产生矛盾了。花钱的时候，各人有各人的偏好，于是用钱的权力问题就出现了。而用钱的权力后面，是关于得到这一大笔钱的贡献问题，这就很容易扯出历史功过，而历史功过谁能扯的清楚？一直扯下去，就离离婚不远了。

　　挣钱是能力，花钱是智慧。有能力的人很多，有智慧的人不多。在企业当中也是这样，你可以挣到钱，那是你具有企业家的能力。但是你把它分匀了，分得大家还有干劲，这就是企业家的智慧了。所谓“盗亦有道”，古代的盗跖讲的盗者之道是“圣、勇、义、智、仁”。小偷是没有“道”的，所以，一旦被人抓住，他就脸红。江洋大盗与小偷的不同在于，他是有理念的。“圣”是什么呢？就是一下子就知道这个房间里有好东西可拿。正像企业家那样，凭直觉就知道某个项目一定能挣钱一样。第二个是“勇”，他带头，吃苦在前。关键的时候，带头冲进去。第三是“义”，是他最后撤出来，享受在后。第四个是“智”，好项目很多，要知道这个项目能不能做，时机是否成熟。并不是好项目就一定能做，能做也一定就要立即就做。第五是“仁”，就是能把得到的利润分匀了，让大家还愿意跟着继续干。现在，我们的很多企业家连“盗道”都没有学会。当然，这五个字，做起来的确不大容易。如果真能做到的话，确实对企业的发展有好处，就看你是怎么理解的了。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为“强盗的理念”歌功颂德，而是说但凡要做大事，不能没有理念。

　　因此，我们常常说，一个企业当面临外患的时候，比较容易实现团结。因为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面对外患，更多的需要大家的勇气，敢于去拼杀。而当你遇到内忧的时候，就需要企业家的智慧了。对内的团结问题，就要有另外一套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阶段我们民营企业，其发展时间并不长。所以，它面对的问题，与开国帝王面临的问题比较相同：第一是拿下，第二是守住，第三是扩张。
　　第三，民营企业家与帝王都是产权所有者。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经营动力呢？因为他们要扩大自己的产权。而管理的动力是他要以最小的成本来保护他的产权。

　　一个企业，既要有经营，又要有管理。经营就是从外面把钱拿回来，管理就是把这些钱看住了，不要浪费，不要折腾掉。所以，企业家的经营和管理，与打天下和坐天下有相似之处。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帝的，天下其实是家天下。为什么有的企业要做家族企业呢？因为，这里面有相通的道理。

　　我对批判家族企业总是不太感冒。对于家族企业来说，只要人家有发展，为什么要用一个所谓的西方现代的东西作为标准来说人家不好呢？用国外的某些企业作为参照系，来说家族企业不好，是没有道理的。何况国外也有很多成功的家族企业，人家也做得很好。我认为，家族企业好就好在这是他们家的，他们最认真负责。重庆商会的会长尹明善，他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在我们力帆，如果继续搞家族企业，这个企业会慢慢地死掉；如果我现在急急忙忙的去请职业经理人，那么，我这企业会快快的死掉。在慢慢的死掉和快快的死掉之间，我选择慢慢的死掉。”这个就是人的理性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企业在它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你非要说人家家族企业不好，这是不对的。因为，所有的企业家，他在选择所有权和经营权模式的时候，都会做一个成本收益分析，他会尽量地减少管理成本和保护产权的成本。

　　其实，对于已经成功的企业家来说，最关心的是保护产权的成本。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这个社会的成员保护产权的成本的高低成反比。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保护产权的成本越高，这个社会就越不文明；反之，保护产权的成本越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高。企业也是如此，如果你保护产权的成本很高的话，就没有效率了。家族企业在某一个发展阶段，一定是保护产权的成本比较低的，因为用家里人便宜。当他用家里人贵的时候，并且外面有更便宜的人可供选择的时候，他自然会找外人。这个不是由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去教导别人应该如何做的事。我觉得，作为学者一定不要教导别人应该怎么样。现实生活当中，常常是应该那样，但只能这样；应该这样，却只能那样。应该的事情太多了，但只能的事情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约束条件来定的。因此，封建帝王的思想，之所以有市场，这是因为帝王的家天下和家族企业的家天下在组织形式和产权结构方面有相通的地方。所以，遇到的问题和派生的问题，都比较相似。

　　第四，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为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内部进行制度和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可能。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了。如果从1978年算起的话，也快30年了。如果从1984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现在，也有23年了。既便是按照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算起，到现在也已经有15年了。在这样一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政策环境，应该说对民营企业是越来越宽松的。社会环境为民营企业家的企业文化创新，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

　　在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有很多是值得民营企业借鉴的。企业家需要利用前人的经验来管理团队，分配利益，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中，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民营企业家学习的范本。尤其是在处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研究和学习的。

　　第五，帝王与企业家共同面临一个无法超越的问题。这就是自然的生命必有终结的一天。不管你现在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以至亿万富翁，最后你都要撒手人寰。古往今来的皇帝都怕死，富人都爱保健。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里面的嘉靖更是这样，尽管天天吃仙丹、找长生不老之药，但都逃脱不了自然的规律。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想做大事，或者做成大事的人，都无法回避死亡的严峻拷问。企业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怎么使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或“商业帝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思想延续发展下去呢？

　　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大家知道朱元璋在死的时候，把儿孙们的所有事情都设计好了。他要求子孙们按既定方针办，一个字都不能改。因为朱元璋打了几十年仗，又当了几十年皇帝，觉得自己总结出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以后的子孙继位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创新，因为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经验和阅历。朱元璋甚至把他一百代子孙吃饭的问题都安排好了。因为他自己是讨饭出身嘛，他不希望以后的子孙没有饭吃。但是，接下来的事情都是他想都想不到的。我们的企业家也是一样。都希望能够为这份有形的家产留下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基因。但这件事情其实很无奈。

　　我们知道人的智商和本能这些东西，是可以通过生物基因遗传的，但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一不小心做了一件错事——让人的知识和文化不能通过细胞遗传。你这个人学了再多的东西，你生下的儿子还是啥也不懂，还得重新开始学。等学会了，也就快死了，子子孙孙都还得重新学习。这是上帝搞的小动作，搞得我们现在每位都要学习，这实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好在除了生物基因，人类还有文化基因。

　　怎么让自己创造的产业能够基业长青呢？这个文化基因如何遗传呢？这对于企业家和帝王来说，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听到企业家讲“基业长青”的时候，我们仿佛就听到帝王在讲“万代江山”。一个企业要做“百年老字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愿望。秦始皇要开万世之功，但到秦二世就没戏了。秦始皇梦想着从他开始未来会有“秦万世”，朱元璋也设计得很好，把皇帝交给了他的孙子。结果孙子当了四年的皇帝，就被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孙子的叔叔朱棣给灭掉了。

　　因此，先人要给后人作设计和安排，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中国历史上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看到美国的国父们创立的制度——宪法——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没有变。从目前来看，这个宪法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的企业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制度呢？当我们企业的老总们，有那么一天挥手辞别的时候，他的企业还会健康的生存下去吗？凡是要做大企业的，企业家自然而然的会想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大体上和过去的帝王们想的相似，虽然没有帝王想得那么大，但是思维方式和思维模式大体上是相近的。

　　以上讲了中国企业家管理思想主要的三个本土来源。现在的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感觉到已经有这样一种趋向，就是逐渐的要实现一个提升。我预测，这个提升会走向宗教信仰，从信仰中找到生命的力量。我和一批企业家做过交流，这种趋向已经比较明显，并且在扩大。为什么呢？这比较符合人在发展过程的一个普遍规律。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要处理四种关系：第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是身和心的关系，也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第四个是人和神的关系。

　　作为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他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他把技术变成了生产力，变成了金钱。而当一个企业做了十多年，而且做得有一定规模之后，大体上说，这个企业家对人的把握还是很有一套办法的。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团结大伙跟他一起干，包括身边的股东、合伙人，下面的中层干部，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队伍。这个时候应该说他已经掌握了怎么处理人和人的关系的原则和技巧，或者说他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的时候有一技之长。要不然他怎么管理这么多人，特别是现在的人，因为现在的人很难管理，人都很自由，没有户口编制分房等制约手段。特别是当一个人，在银行有了五十万的存款之后，他的思想就开始比较活跃了，开始变得有自己的主见了。你要领导这样一批人，特别是你的手下，人家已经有了上千万资产的时候，你还让他听你的，你还要让他在进你的办公室时颤颤微微，你没有高超的水平是不行的。所以，我2005年提出“思想统治企业”的观点，企业家面对一批有钱又有思想的人，你怎么统治他，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

　　在处理好了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之后，企业家还有一门功课，就是要处理自己的身心关系。要使自己不会因为财富，因为企业发展的巨大压力，而崩溃甚至自杀，这也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如果，能够做到不仅身体健康，而且还能够心理健康，那么就到达了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了。

　　企业家如果把以上的三个关系处理好之后，他还要处理一个关系，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因为人是必死的。死了以后，那边还有一个世界，或者说那边有没有一个世界，我们不知道，没有人能够回答。有些人说有，有些人说没有。据说，最近的一万年以来，我们的地球上曾经出生过2500亿的人，现在还剩下65亿(据说2050年的时候会达到92亿人)。其他的都走了。而所有走掉的人，到了那边以后，他们应该知道那边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但是，他们没有人给我们发个短信，打电话什么的，他们没告诉我们那边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让“我”来到这个世界？“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干什么来的？一辈子应该留下什么？这些问题不想它，它不在。想起它，还真是个问题。每一个生命，都是这样，过去没来过，以后不再来。就这么一段，阶段性的，是不会重复的，而且区间很短，具有短暂性。这些问题会困扰着每一个愿意去思考的人。更重要的是，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偶然的，如果那天晚上，你爸爸和你妈妈吵架，你妈妈到你姥姥家去了，那就没有你了。因此，我们是很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对于独生子女来说他有多少哥哥、姐姐没有机会来，就把机会给了他/她，你来干什么呢？为什么要来呢？来了以后要做什么事情呢？去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答案。所以，人要去信一种东西，就是解释这一切的宗教。我们现在发展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发展的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是，人家有信仰，把手放在《圣经》上来发展市场经济。我们的手就没地方搁，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过去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论语》也没有了，于丹讲的那个《论语》，还不是完全的《论语》。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们把手放在《毛主席语录》上。那时候，我们背一个小书包，“遇到问题怎么办？毛主席语录找答案。”两人吵架，翻到毛主席语录265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我们的战士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好了，你们两个别吵架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现在我们有太多的怎么办，没解，惶惑不解，没有一个标准。这是现代中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并且给你的属下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呢？我了解一些企业家，现在开始信上帝了。前天，我还碰到一个企业家，他说他以前根本不相信这一套。可是一天，他带着好奇心，去参加了一次礼拜。半夜睡觉醒来，突然发现有红光，怎么也找不到光源。上了洗手间之后，这个红光还在，说明不是做梦。第二天起来，这个红光不在了。从此他开悟了，而且一下子就知道如何做祷告了。他讲得非常神奇，而且认真，不像是在忽悠人。

　　我觉得宗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当一个人相信有神灵在监督自己的时候，他会对自己的言行保持一种负责的态度。这种意识，会让人尽量不要去做坏事。因为头上三尺有神灵嘛。一个社会要稳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让社会的成员做坏事的时候有成本。成本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给你的成本，你做坏事有法律的制裁。第二个就是道德良心，你做了坏事，你会在心里产生恐惧和自责。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宗教之所以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是因为它让人内在的良心在做坏事的时候受到谴责，会感到痛苦。做了坏事能够感到痛苦，这就是做坏事的成本。其实多数人都是有是非标准的，在做坏事的时候，其实也知道是错的。只是无法让自己摆脱出来，以为天不知，地不知，别人也不知，而且不会受到惩罚。一个人如果除了畏惧法律的制裁外，还畏惧失眠就有救了。你卖毒瓜子、毒西瓜、毒牛奶，可能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一天赚30块钱，让你晚上失眠三个小时，你就会觉得不划算。第二天就不卖了，这个就是做坏事的成本。但是，如果你做了坏事，晚上却还能睡得很香，那就麻烦了。因为没有这种随身携带的惩罚机制，你就会毫无顾忌的继续做坏事。宗教的功能，就是给人提供这样一种无形的制约。

　　我记得，在前年春节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传教士通过朋友请我吃饭，向我传福音。我说：你让我信上帝的话，你得先向我证明上帝的存在。他说：我无法向你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你不信的话，你是不是能证明一下上帝不存在？大家知道，后一个问题其实比前一个问题更难回答。你要证明上帝存在的话，有一个案例就可以了；你要证明上帝不存在的话，就要证明所有的案例都不存在。我说你的问题更难，我也证明不了上帝的不存在。他说：那好，你也证明不了上帝的不存在，我也证明不了上帝的存在。那么，接下来我再问，如果有一天我们共同跨越那条线的时候，哪怕是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的可能，上帝居然存在，你是不是比我吃亏？因为我信上帝，所以就去天堂了，把你留了下来。如果上帝真的不存在，我跟你一样，不存在嘛，我也没输给你。所以，这个赌局我包赢，至少不会输，跟你打个平局。我觉得很有意思，至少在逻辑上，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身与心的关系，都需要我们去处理。最后是人与神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一定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企业家在研究帝王思想之后，继续下去就会遇到更深刻的问题。
　　第二 哪些帝王思想与企业管理相关

　　在研究企业管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事情，其实与管理国家是相通的。管理一个国家、管理一个企业，甚至管理一个家庭，它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说权威问题。

　　在《大明王朝1566》里面有一句经常出现的话，叫做“没有不是的君父”。在封建社会在皇权控制下的专制社会，君父是不会错的。过去林彪也干过这种事，说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万句”，毛主席的话是不会错的。后来的“两个凡是”继续延用这个套路。平常我们在家里，往往都是老爷子说了就是对的，错了也是对的，我们得服从。这样一种传统文化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辈一辈地延续下来的。我们中国人不是听上帝的，而是谁是君王就得听谁的，谁是父亲就得听谁的。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一种伦理、道德、来规范我们的行为。

　　人只要在一起合作，就要有规范，有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在企业里面也是一样，也有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由于皇帝在君臣合作方面，他占主导地位，而企业家在自己的企业当中，也是占主导位置。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企业家(尤其是家族式的民营企业家)与皇帝有很大的相似性的。但同时，这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封建社会的国家与现代企业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在皇权的一统天下，你只能给皇帝打工，现在则有一个自主选择的社会空间。在企业里，每一个企业家都有一个基本成型的思想，员工既然要在这个企业做事，就要服从企业家的思想。企业文化其实就是企业家的文化，是他的一整套思想在支配这个企业的发展，确定这个企业的行为规则，你按照这个规则来做人做事，你就有好处；你违背这个规则就没有好处。企业文化就是这个东西。你到一个企业，他墙上贴的东西，你可以不看。但在这个企业里应该怎样行为办事才有好处，你是可以慢慢悟到的。人都是有理性的，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一个企业形成它自身的企业文化后，你进入时没有必要非去看那个制度大纲，你去观察和感觉，很快就知道你在企业里应该怎样行为办事：看到领导应该怎样点头哈腰，应该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一半真还是一半假，做老实人还是做调皮人。一句话，你在企业里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你的利益才能最大化，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影响力。对于现在多数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个人就是一部成功的历史，在延续历史和创造历史之间，不同的企业家有不同的选择，他基本上会有他对如何处理事务的带有其本人浓重色彩的经验总结：我就是这么做过来的，所以你们就这样干。为什么要这样干？因为我就是这样成功的。比方说，他可能是艰苦奋斗成功的，也可能是玩假成功的，是忽悠成功的。你到他那里就要按照他的成功经验去做，你不要拿自己那一套西方或东方的理论来教导老板。

　　那么，在一个企业里，企业家权威究竟靠什么来建立起来的呢？对于企业家来说，他和帝王一样，他需要别人服从他。这种服从是靠什么实现的？不同的企业家有不同的选择，比方说，他是靠钱去形成他的权威，还是靠恐惧？或是靠一个美丽动听的故事？还是靠亲情、靠友善？还是他的先进思想？每个企业家形成自己权威的方式是不同的。

　　有一些企业家也很想与帝王一样，得到一种绝对的超经济的尊重。帝王需要臣子的尊重，所以搞那么多礼仪。有些企业也搞了一些规定，例如，见到老板，在三米之外就必须立正，大声喊“老板好”，等等。而相当一部分企业，往往都会把忠诚作为道德的要求，老板无论对错都要忠诚。这种忠诚要求的感恩，也是单向性的，就是员工对老板要感恩。老板对员工是不是感恩呢？没有规定。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一个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不应该要员工无私奉献的。因为这个企业最终的剩余价值是企业的，如果你叫人家员工无私奉献，就是你不道德了。如果这个企业是你个人的，你不要叫大家无私奉献。如果这个企业是大家的，你不要搞猫腻。我觉得这应该是民营企业家都应该共同遵循的规则。正如国家一样，如果国家是人民的国家，那么政府官员就不要贪污；如果国家是皇帝自己的，那他爱怎么贪就怎么贪污，这里不存在腐败问题，道理是一样的。

　　关于用人的问题，历来就是领袖人物最头疼的问题，也是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企业要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项目问题，也不是资金问题，而是用人的问题。封建社会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问题，转换到企业就是子公司还是分公司问题。如果你开的是分公司，你是法人，享受全部的收益，也承担全部后果；如果你开的是子公司，那么，你就要给独立法人授权。一个企业如果想让上面的合伙人团结一致，就轻易不要把合伙人派下去。一旦让合伙人下去，当分公司的经理，他就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形成一种对抗。因为他有他局部的利益。他在总部有股份，在开办一个分公司后，他到了分公司，他就会要求在分公司享有股份。如果在分公司的股份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以分公司的利益为重。这个时候你怎么用人，怎么建立一种稳定的体制，避免做大之后分裂，就成为一个问题。其实从秦始皇开始，古代帝王都在处理这个问题，打下江山之后，要分封，分封之后，又要削蕃。比方说，老皇帝有五个儿子，皇位只能让给其中的一个儿子，其他的四个儿子呢，给他们封王。指望这些王爷今后在新皇帝有事的时候，能够出来帮忙，这是老皇帝的想法。但是事实上，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王坐大了以后，就不听话了，而且都是一个父亲生的，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当皇帝？他就会想到造反，或者他本没有这个心思，但做皇帝的会这么猜忌，于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来了。这个问题帝王们历来都考虑得很深很透。我们的企业家在企业扩张的时候，同样也需要考虑这些问题。我经常会遇到一些企业向我咨询，要不要给主要骨干股份？我跟他们说，给股份要小心。给股份相当于封王，封了王以后，就比较麻烦，股份是不能退的。所以，没有五年以上的合作，不要轻易给股份。

　　我在看完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之后，写了一组评论文章，其中一篇是分析嘉靖和严嵩的52秒钟对话。当我写到严嵩与嘉靖暗暗使劲儿，并且让嘉靖不得不继续聘用他当首辅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显然是比较古怪的观点。对于这个观点，我不认为一定正确，但至少可以帮助读者从产权的角度思考问题。我认为，在中国封建专制的社会里，国家是皇帝一人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里，皇帝一方面要宣扬自己的合法性，即自己是为天下苍生服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儒家的思想；另一方面，由于自家没有那么多的管理人员，所以，皇帝不得不请外人来帮打工。大臣们就是打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嵩就是这样一个高级打工仔。当然，对于严嵩，历史已经有公论。他是一个大奸臣，他把持朝政二十多年，害死很多好人，也贪了很多钱。至于因为嘉靖给的名义工资实在太低，逼着明朝的官员不贪不足以过有尊严的生活，那是另一回事。关于高薪养廉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更深一层次的关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问题。我发现，就是这样一个大奸臣和大贪官，他的思想理念居然与两千多年前的陈胜、吴广的思想理念大体是一样的，是一脉相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共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是皇帝一个人的。然而，问题是谁有资格当这个天子呢？中国人都服“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的理念，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乎，中国社会就出现两种人：一种人像陈胜、吴广这样的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当得天子，我也当得天子，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颂扬过的陈胜、吴广的造反精神。这个社会还会出现另一种人，就像严嵩这样的我们称为奸臣的人，他们饱读经书，也最懂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理念。在他们看来，你把皇帝当了，我呢，论能耐我比你更强，职业管理水平比你更高，实在是因为造反的投资太大，风险太高，所以也就不想造反了。那么，怎么办呢？心里怎么平衡呢？我就在任职之间多捞一点，或者是给孩子们多留一吧。这两种人的区别是什么呢？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既要你的钱，也要你的命！严嵩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只要你的钱，不要你的命。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严嵩好好给嘉靖打工，辛辛苦苦干到八十多岁，还没退休。为嘉靖遮风挡雨，得罪了那么多人，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政敌报复，还在拼着老命干。你想这有多难呀！

　　我们今天说严嵩是奸臣，奸臣通常都是害死忠良，还捞了很多钱。老百姓自然有老百姓的理念：严嵩你太不应该了，老板给你多少钱，你就拿多少钱得了，再贪污就不对了。这个国家是人家嘉靖的，嘉靖是董事长，严嵩未经董事长允许擅自拿别人的东西，自然是不道德的。但是，我们好好想想，严嵩这种人，好像比陈胜、吴广要好一点。陈胜、吴广还真是又要皇帝的钱，还要革皇帝的命。而且在革命的过程中，还要牵扯很多人的命。严嵩只是要钱不要皇帝的命。我发现，这两种人的不同行为，究其本质根源都能回到同一个思想观念，那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那么，现代社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社会进步了，文明了。国家不是你皇帝一人的了，而是人民的，这下就好办了。中国是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开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不是哪个个人的，不是家天下。共产党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几千年来解决不了的问题——要么出严嵩这样的人，要么出陈胜、吴广这样的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几百年就来一次农民革命，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巨大的伤害。关于奸臣的问题，我在这里不做道德判断，只是从产权的意义上来讨论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比起造反给社会带来的损失还是要小一些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并不是表扬奸臣。

　　那么，为什么我要把这个问题与企业管理联系起来呢？在企业当中，企业家当然不希望有人捣乱。企业里面什么事都好商量，你多拿一点，多吃一点，费用多报一点，这都是可以教育的，可以通过谈判和制度安排来解决的。但是，如果有人非要把企业给你翻掉，搞砸，那么你是不能容忍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做企业和管理一个帝国也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

　　三、帝王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利弊

　　以上讲了这么多，是想说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企业家会自觉接受帝王思想。这只是一个事实陈述，我没有对此做出任何是非和道德的判断。同时，我也想指出，运用帝王思想来领导企业有利有弊。这是一个需要企业家深刻认识的问题。这是一个困局，如果企业家缺乏必要的认识，就会出现他们预想不到的情况。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这里讲的是常识，不是高深的理论。

　　首先，我们的企业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跟封建帝王所处的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普天之下，大一统的王朝就只有一个，你别无去处。而现在企业有很多，人民可以有很多选择。所以，企业家如果真把自己当帝王，人家不会服你，人家会走掉。当然，只要你不是做得太过份，人家也不会像陈胜、吴广那样把你搞翻掉。毕竟像严嵩那样靠在职贪污浪费的人也是少数，更多的是第三条路：跳槽。人都走光了，你还当什么帝王？或者人才流动太频繁，企业成了培训学校，这帝王也就成了校长。

　　其次，在企业你要想当帝王，你要把这个董事长做得长长久久，要把人笼络住，要扩大你的队伍，你必须要让企业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巨大的利润，挣好多钱。你必须养得起员工，养得起人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人才其实是交易的结果，如果你出的价格比别人低，人家就会走掉。

　　在封建社会，在嘉靖年代，尽管给很少的银子，但大家还是愿意当官，这是由于官员们自有另外的方法弥补不足，那就是受贿和贪污。所以在明、清两朝贪污腐败在中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什么贪污腐败的问题解决不了呢？只要有公权就有腐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有按照现代国家的制度去推进，按照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的方略去推进，才能减少腐败。在我们的一些民营企业当中，其实困扰着很多企业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往往也是不太容易处理的。比方说职业经理人的在职消费问题，你请客请三千块钱，我怎么判定？为什么两千块钱就不可以了？为什么要两瓶五粮液( 34.85,-0.90,-2.52%)，为什么一瓶不可以呢？这里面有一个空间，是老板很难控制的。

　　所以，现代的情况和帝王时代，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环境变了。企业家你想把你的商业帝国能够稳定住，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能从市场上找回钱来，没有钱的时候不要怪人家不仗义。三个月不发工资可以仗义，半年不发工资可以仗义，一年不发工资就不能怪人家不仗义了：大家都要活命。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能够和你手下的人进行交易，这就是人力资本的交易。

　　再次，帝王思想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的。这是帝王思想的最重要基础，而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只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依附关系，那么帝王思想就比较管用。而现在的人才大体上是自由的，人和人之间不会互相依附，至少那种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很淡了。经济的依附关系是有的，你工资开得高，我可以跟你干；你工资开得低，我不跟你干，我与企业之间是合同关系，不会依附你这个人。在封建社会，人和人有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条件下，帝王思想是有可能把人稳住的。但是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企业家要适应这种变化。

　　我们知道，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发生得最重大的变化是人的自由，人不像原来那样对其他人有依附关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经用了一个简单的逻辑的推理，论证了计划经济必然失败。当时，实行市场经济的美国出现了大萧条，而苏联搞计划经济却发展得很快。哈耶克却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可能在短期内有效率，但从长期来说，肯定是要失败的。计划经济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哈耶克说，计划经济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要让下面的人服从计划，就必须让下面的人，一是没有生产资料，第二是很拮据的生活资料。你没有生产资料，就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性，你要生活就只能听话。你的生活资料很少，不服从时，打成右派，剥夺基本得生活资料，让你下放到农村，慢慢你就会听话了。而这样做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是让人在经济上依赖于国家，而不是依靠自己，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所有的公民完全服从中央的计划。而如果长期服从某个计划以及计划的制定者和推行者，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上下级之间，就会产生人身依附关系。因为你的生活水平是被上面的人决定的，这个时候你不敢有思想，也不会有思想。而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地不让人有思想，不让人有独立思考的权力，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创新。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社会，生产力就一定会下降。这是一个逻辑的推理，哈耶克提出这个思想50年之后，也就是1989年的时候，终于看到了苏联的解体。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最幸福的事情——看到自己的思想被历史发展证实后，还活了五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耶克应该算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