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内涵释义-经管之家官网！

供给经济学是对市场本质的回归和企业家精神的尊重，是对长期以来国进民退、权力膨胀倾向的纠偏，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方法和解决路径也具有重要启示。本文运用供给侧的观点探讨2016年的宏观经济形势，认为在大周期切换的今天，传统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有失水准，供给侧改革决定着经济企稳反弹的基础和性质。经过2016年的探底，2017年、2018年经济或许将在新动力机制和新改革红利的作用下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真正实现中高速增长、中高端水平。
从理论层面讲，传统宏观形势分析背后的支撑是凯恩斯主义，更适应当前经济形态和特征的供给经济学则是对古典学派的回归。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本身并不能确保经济走向繁荣，当居民的储蓄存款不能通过金融市场的运作用于生产性投资，并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时，就会造成经济衰退，直至萧条。稳增长关键就是，通过ZF购买和信贷投放来扩大内需，进而达到制造利润来鼓励企业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以确保经济尽快从萧条中恢复。依据这个理论，经济形势分析只需要关注投资、消费、净出口 3 个内生变量，以及货币供应和财政支出两个外生变量即可，经济波动只是这 5 个主要变量的函数，政策选择也只需要相机抉择即可。
供给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19 世纪经济学家萨伊认为：经济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观点听上去与直觉不符，但有更深刻的道理，即只要市场是有效的，企业家是理性的，就不会创造“无效供给”（产能过剩）。经济发生问题，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即生产没有和消费匹配，不该生产的生产太多，而消费者需要的东西缺乏供给。依据这个理论，经济形势分析需要重点关注“有效供给”，而非“有效需求”。从短期看，有效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其位臵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本、创新三大要素的投入，在某些区域特别是农耕社会和工业化前期，土地也是其重要的要素之一。
自从中央定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相关的文章和论述接踵而至，与此同时概念模糊的情况也有不少，主要存在如下四个误区。
1、第一个误区，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刺激供给，或者简单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在产能过剩形势下，单纯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只会带来进一步的产能过剩。供给经济学的精神实质是对“小ZF，大市场”、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坚定信仰，以及对市场力量的回归。可见，供给经济学的要义是如何让供给变得有效，与一般性要素投入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并非增加人口或劳动力、资本、土地、创新的投入。主要有两个手段，一是减少管制，促进企业家的创新；二是降低税负，以拉弗曲线为中心的减税理论便是供给学派的中心。
对中国而言，推进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抓住结构改革这个“牛鼻子”，通过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来推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如果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侧搞刺激，开始用ZF之手有代替市场之手，可能会走向供给主义倡导的“放松供给约束和解除供给抑制”的反面。
2、第二个误区，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认为需求管理已经失效。任何一个理论的提出，都不能忽略 960 万平方公里和 13 亿人口的实际。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近 2 亿贫困人口，中国经济的确也存在明显的需求不足问题。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虽不是财富的源泉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也是产品销售和价值实现的重要条件。所以，主张供给侧改革，不是非此即彼，只是有所侧重。实际在中西部，基础设施投资等扩大总需求手段还有很大空间，即便在东部发达地区，更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具品质的消费需求也是国情所需、民心所系。
更重要的是，任何理论的适用范围和周期并不是无边界和永恒的。凯恩斯理论的成功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得到充分诠释，但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卡特ZF再度使用时，美国经济却被无情的拖入“滞涨”的泥潭。同样，供给经济学在美国大萧条或者二战借宿的大危机时期并不是首要手段，因为市场失灵，且见效太慢。总体来讲，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既要考虑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也要着力眼前经济的稳定增长。
3、第三个误区，没有看到供给侧改革可能会伴随痛苦的结构调整，短期可能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而这正是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着的故事。需求管理的焦点是“增”，扩大投资、增加消费、促进出口，充分激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供给管理的核心则是“减”，减少管制、降低税负、紧缩货币、淘汰落后产能、化解库存和杠杆，通过“减”来促进结构优化，进而激发企业家的创造活力。很明显，这“一增一减”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相反的。
4、第四个误区，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主要强调减税、放松管制、反过度福利等，这确也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中国体制特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限于此，内容要丰富得多。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淘汰落后过剩和僵尸企业。一些地方用贷款、补贴、减免税收等办法去维持一些根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这只会无谓浪费社会资源，增加金融风险的积累。要坚决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实现市场出清，化大震为小震。
二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化解房地产库存，表面是需求管理举措，实际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这对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效率具有重大影响，要求户籍制度改革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形成合力。因此，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供给侧改革举措。
三是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西方供给学派认为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主要手段是减税。但对我国而言，企业成本高企的原因更为复杂，融资成本、行政费用成本、物流成本、“临时性停产”成本、知识产权“防盗”成本以及各种各样制度性灰色成本、隐性成本不一而足。因此，我国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空间更为广阔。
四是深化要素价格改革。受到历史和制度的约束，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劳动、土地、资金、创新等要素长期处于“压制”状态，价格机制尚未完全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近年来，我国已经在放开二胎、农村土地同权同价、利率市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做出了诸多努力，海宁等地针对排污权、用能指标、建设土地等各类要素的差别化价格机制，也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但总体而言，距离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充分发挥仍有不少差距，需要下一步积极突破。
五是保护和尊重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工作是“创造性的破坏”，创新的主动力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从某种程度讲，在改革开放的前一阶段，我国的企业家主要做的是“套利”，而非创新，利用“舶来”的装备技术实现了追赶。但目前这种套利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了，亟需培养出一批创新型的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自由，心灵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第二是稳定的预期，在中国创业不仅面临商业风险，还面临诸多制度性风险。而这些都与产权保护有关，与对待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态度有关。这不是简单的放宽民间准入所能解决的，需要从上到下真真正正建立一个私有财产制度，并一以贯之得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