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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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效用价值论[2012稿]

第一个说明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由于他们对社会生产史发展演进的分析，尤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曾经大大地推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今天我们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为了要更好地推进这个革命，我们依然需要从对社会生产史演进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入手，进一步增进对这个革命的认识。

从另一个意义讲，这同时也就是要求我们随实践发展反思修正丰富以往的一些认识，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

这就要求我们往回看。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最简单的商品开始，我们今天依然需要回到最简单的使用价值【我这里用使用价值代指商品，是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了一个接近产品经济的阶段，使用价值概念在这里囊括了商品和产品两个概念】开始。马克思通过商品的价值揭示的是人与人间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核心是生产关系】，而我们通过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则同时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今天看来，使用价值——商品或产品，其实同时蕴含了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两个方面发展的可能及其潜在互相作用。

然而，要研究效用问题，首先会面临一些困难，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直以来都还在排斥它。

长期以来，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一直徘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把效用问题纳入在内，最起码我们就无法解释各部门商品尤其工业品为什么会不断的更新换代的问题——比如彩电为什么会代替黑白，数字电视为什么又会主导市场，再比如说从BP机到大哥大再到手机后来的一系列的发展，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另外，我们也解释不了共产主义阶段，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而效用问题实际已经蕴含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和解决途径问题。这也就是说，效用问题实际对生产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有不少人依据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列,以及马克思批判耶利米.边沁的话，教条的认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该把效用问题排除在外，否则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实际上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列的话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至多只是说明使用价值及其效用问题，在当时还没有进入马克思的视野，还没有引起马克思的足够重视，因此不足以作为否定效用问题的依据。

至于马克思批判边沁的那段话，实际马克思一整段话也只是在挖苦边沁看待效用问题的“幼稚”和“乏味”，认为边沁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太过浅薄，实际也根本不存在马克思对效用问题本身的任何讨厌之意。非但如此，恰恰正是在这个地方，兴致所至的马克思实际上无意中为我们后人最终解决效用问题流露指明了原则和方向。

马克思在批判边沁时说：“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十八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枯燥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凡是对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204]，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资本论》第一卷第669页】——许多人从马克思批判边沁的这段话中，得出马克思反对讨论效用问题的结论。其实正好相反，马克思兴致之外正是在这里无意中流露了我们解释效用问题的一般钥匙——效用不是虚构的，它应该体现在“人的一般本性”，及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的变化”中。

在马克思那里效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比较好理解，主要是历史本身的局限，当时效用的意义还没有足够显现。

然而，历史是发展着的，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各部门内部的竞争，已经使部门内各生产主体把基于效用的商品的更新换代，作为他们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各自利润率的主要的手段对待。使用价值基于效用的更新换代，在今天是如此频繁的影响着人们对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的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实际供给结构的变化，以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和推进工业革命，那么在这个时代，还要去怀疑商品效用的经济学意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就一定是掩耳盗铃了。

如此，劳动价值论就要对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进行研究，就要对效用更新的经济学意义和历史意义做出解释——既要在资本主义经济学部分，对部门内部竞争中不同效用同类商品的价值确定问题做出解释，在劳动价值论中补充上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对部门同类商品供给结构影响的解释[实际对产业革命规律的补充解释]，也要对共产主义时期，如何更好地推进使用价值的效用发展和最终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出解释。由此看，马克思限定使用价值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列，确实是不恰当的。

当然，既然是一个多世纪后继续马克思未完成的工作和为社会主义经济学服务，旧理论的个别问题甚至基础性问题，就有重新梳理的必要.

第二个说明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最早的比较系统的著作。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依然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在这里，恩格斯实际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工作。

而我的工作无意中正是切合了恩格斯的想法，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大体完成了这一工作。虽然并不是我特意的，这只构成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最近还偶然从旧书摊上得到了一本《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我感觉孙冶方把“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主要的理解成费用对使用价值量的关系，还是回避了效用问题的本意的，实际上是依然没有对使用价值进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使用价值作为预备阶段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在产品阶段上相比资本主义生产，依然并且应该更有利于节省人的劳动和发展人的自由生活。

第三个说明

我07年切入这个论题之前，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著。当初切入这个论题，只是根据所学过的教科书。读原著是我近两年才开始的事情，且越深入原著越感觉到马克思的伟大。至于其他人的经济学著作【除《剩余价值理论》中的人物】我更是基本不知，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所以，严格来讲要我这种人做学问实际是不太够格的。所以，我在此简单做个声明：1、随认识的发展，我保留我对马克思理论认识方面修改的权力，当然更希望朋友们的指正。2、如果在我之前，有朋友在理论上已经确实解决了这些问题，恕某无知了，我确予承认。3、这篇文章只是我阶段性的一个认识，所以我真诚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共同探讨。

我不是专业的研究者，所以我文章一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过，如果真理并不只是专家学者们的真理，也还是千千万万追求真理的普通人是真理。那就从这里开始吧！现在拿出来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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