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经管之家官网！

陈志武：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

2007年09月29日 13:21 新浪财经

　　几年来，儒家文化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这些讨论不只是限于文化圈内，而是直接涉及到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生每周要花多少时间读经、有多少时间学习现代知识的问题。此外，要求立儒为国教的呼声也不小，因此信不信儒已不是个人的选择问题，还是一个全社会以及整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实际上，一些新儒家学者声称要“以夏变夷”、“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国家已拨款数亿在国外设立孔子学校，以具体行动在世界推广儒家文化。中国这么大，世界更大，做一些这类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其成效将如何、对这种举措要有多认真则可能是另一回事。

　　当然，像“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这类呼吁已不是第一次。据袁伟时先生在《告别中世纪》一书中所讲，早在1901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败给英国、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义和团运动让中国败给八国联军之后，就在清朝廷被迫逃命到西安、中国自己身处亡国危机的时候，辜鸿铭先生声称“… 人类未来文明 … 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 以中华文明拯救世界的呼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一步达到高潮，其中梁启超的言论尤为突出，“我希望我们可爱的年轻人，… 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充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 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全人类都得到他的好处。… 我们的年轻人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那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前辈们的超脱和大公无私当然令人敬佩，但是这些勇敢背后可能难以找到学理基础。1901年和1919年前后，都是中国自己国难当头、国家前景渺茫的时期，那时还主张拿让中国走到那种亡国境界的文化体系去救他国的命，这的确需要超强的勇气。另外一种解释是，中国传统学问存在根本性的“实证”盲点，让文人把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遭遇跟中国文化脱离开来，认为那些落后挨打不是传统中华文化所致，而是由外国人所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情况跟那时期正好相反，中国经济今天正在崛起，这时我们只愿意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归结于中华文化，跟世界整体发展无关。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处境不好，那是别人强加于我的；如果我们成功，那完全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文明似乎总是上等的。于是，在中国经济今天处于崛起势头时期，再次听到“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就不奇怪了。

　　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儒家文化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除了儒家文化外是否有别的更“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安排？西方文明真的只是物质文明，而东方文明是更高尚的精神文明吗？“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让中国社会走近世界一大步，但是，现在人们发现，在当年打倒“孔家店”后，今天似乎又要重建“孔家店”，这是怎么回事？中国还缺少什么才使个人权利、个人自由难以扎根？

　　文化显然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比如，今天的中华文化跟汉朝的汉人文化、唐朝的唐人文化、宋朝明朝的中国文化、甚至民国时期的华人文化都不一样，其他种族文化的动态变迁也大致如此。如果文化是不断变化的，那么是什么在推动变迁？为什么有的文化内容经久不衰而有的则时过境迁即消失？这里，我们试图从金融学、经济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尽量从文化之外的视角来理解文化。我们会发现，文化内涵必然是因某种需要而生，同样会因为某种不需要而死，任何文化内涵都会因其功用、因社会需要或生或死。换言之，一旦某种文化功能能由其它更受社会欢迎的东西取代，那么那项文化内涵的生命就会结束。如果是这样，我们立即能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内涵必然也会变化。所以，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且没意义，所谓“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亦即如此。

　　文化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

　　文化的内容当然很多很广，我们关心的不是像“川菜”“湘菜”这样的饮食、穿着等非制度性文化，而是规范言行的制度性文化以及影响人们分析问题、进行价值判断的处世文化。 此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不谈及儒家“三纲五常”中的“五常”等处世之道，原因是，像“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规范是世界各文化的普遍价值，并非儒家文化独有，否则我们中国人出国之后就不会有与别人交往的任何基础。这些内容是今天的中国以及任何社会都应该教导的。

　　本文的反思集中在儒家“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以及相关的“五伦”。家文化是各家文化的核心，但儒家跟其它文化的核心差别也体现在此。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不管是远古，还是现代，任何人自出生即面对两种基本需要，一种是吃穿住行这些物质消费，即所谓的物质生活，“民以食为天”，是生理需要；另一种是心理或说精神需求，即所谓精神生活。从生存的需要看，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应该第一，精神生活其次。人的这两种基本需要既是文化的起因，也是文化的目的。

　　所有动物都有其文化，而一种动物的文化程度又跟该动物的个体独立生存能力有关。在所有动物中，人出生后的自生能力可能在最差、最弱之列，婴儿一岁之前靠吃奶，即使一岁之后能吃一般食物、能走路了，在12、13岁之前一个人还是难以独自谋生。相比之下，马的自生能力极强，小马出生一、两天内即可站立走路，也能很快自己吃草。但尽管如此，出生之后，小马还会追随母亲一、两个月，母马也会给以母爱，保护小马，形影不离，所以，连马也体现出一定的“家庭观念”，“家文化”。笔者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最怕的就是还在抚育一群孩子的母狗，母狗为保护其孩子所表现出的凶恶，真是奋不顾身，任何人只要靠近她家的领地范围，母狗绝对会出来咬你！所以，狗的“家庭观念”也不弱。所以，“家”作为基本生存单元是动物的共性。

　　当然，对于自生能力远比马要弱的人类来说，母爱和家更是人种生存延续下去的最基本条件，这一点不会因为黄种人、白种人、黑人的差别而不同。换句话说，任何今天还存在的民族，它必须有重视家庭的基本文化内涵，否则那个民族就不可能延续到今天。各类文化都重视家庭，特别是都把对儿童的抚养、关爱放在道德伦理的重要位置，这是人种生存的基本底线。所以，世界上不存在不重视儿童抚养责任、缺乏相关家庭观念的文化，这一点上儒家文化跟其他文化没区别。

　　除了要满足今天的物质消费和精神需求外，一个人面对的更重要的挑战是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包括未来物质生活所需的收入的不确定性、身体健康的不确定性，还有未来精神生活、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风险事件可以是天灾人祸，比如，根据邓云特先生在1937年《中国灾荒史》一书中的统计 ，16世纪(明朝中后期)全中国共发生过504起大水灾、旱灾、蝗灾、雹灾、风灾、疫灾、地震和雪灾，平均每年5次以上；17世纪中共有各类大灾507次，18世纪共411次，19世纪407次，20世纪的头35年有101次大灾。这些记入史册的不包括小灾，也不包括时常发生的战争和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兵荒马乱时期个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当然会受到冲击，这些都是人们想规避的系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