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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20120331][商业周刊2012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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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国际经济学问题
因为利率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浮动汇率制能够部分的保护一国不受始发于国外的某些干扰的侵犯.例如,对一国出口的世界需求的下降,进而产出的下降,将使该国货币贬值.接着贬值降低了进口和增加出口,因而将产出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不存在着这种缓冲器,固定汇率制度下衰退和通货膨胀更容易在国家间扩散.在另一方面,在自由浮动汇率制下,国内经济波动倾向于在发生国就被捕获.当多个国家间的国内物价不一致的时候,每个国家都留意保护其独立经济行动的权利,浮动汇率比固定汇率更适合这一需要.然而当汇率被管理的时候,即使是浮动汇率也有必要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在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部分:政策组合的效力:在所有情况下,政策混合必须实现目标组合.混合由该国所面临的环境和各种政策的相对效力决定.支出改变政策适用于开放的小国经济,而汇率改变政策对封闭的大国经济相对更有效.以上是国际经济学中的部分知识,看不大懂,请教高手:解释一下啊,红色字体的部分是看不懂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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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Vs经济学人:多与少的智慧
谷歌Vs经济学人:多与少的智慧2009年07月29日01:285人分享此文就在不久前，微软宣布，曾在上世纪90年代辉煌一时的微软百科全书因卡塔（Encarta）业务，将在今年全线关闭。这个曾让比尔·盖茨寄予厚望的、“颠覆传统百科全书行业”、曾经以99元/份的价格卖掉了百万份的已接近大众化覆盖的产品，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突然终结？大家从微软的官方解释或许能找到答案：“如今人们寻求和消费信息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显著的不同”。是的，终结者正是由互联网所带来的全新的协作和开放模式。以WIKI百科所代表的协作模式，使知识资源获得了爆炸式的扩充和增长。根据网络调查机构Hitwise的数据，今年1月美国在线百科的访问量，维基百科占据97%，而排名第二的微软百科仅为1.27%,几可忽略不计。要知道，在2000年的高峰期，微软聘用了50个人的专业百科全书编辑团队，制作出的完整光盘版本包括6万多篇文章、图片以及多媒体内容。尽管质量精美，但无法实时更新，而面对维基百科由网民自发来更新建立、用蚂蚁雄兵式的力量汇集成洋洋1000多万词条，260种语言，活跃更新用户7.5万人的力量，传统的闭门造车式的微软百科死得是一点都不冤了。WIKI还只是开放协作的冰山一角，而更狠的角色就是谷歌了------它的网络搜索器以“云”的方式，聚成了一个虚拟的“亿万科全书”。对所有的报纸、杂志、网站等传统的内容提供商来说，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在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不断自动更新的、百分百免费的、信息无限“多”的新媒体时代，不管你如何抗拒，你最终都得融入这个信息的“云”世界。在这样的时代下，原有的付费模式、媒体和资讯的消费模式分崩离析，一批批史前的媒体恐龙纷纷倒下，微软百科算什么？AOL死了，E-bay都得仰着Google的鼻息过日子，就连Yahoo!都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美国的报纸纷纷倒闭，《时代》和《新闻周刊》等发行量下降了一半多，就连老牌的《商业周刊》也沦落得1美元的跳楼价。一方面是原有的信息服务提供者被互联网以无比残忍的方式将价格压下来，另一方面，以谷歌、SNS、Twitter为代表的多种开放互联模式，让知识无比地接近人们、让获取信息变得无比的便捷和廉价。一旦信息可以免费获得，哪怕你只收1美分，也没有人原意再掏钱来买你的信息。我们的信息真的是“多”了吗？“交往的方式越多，孤独感就越强烈。接受的信息越多，洞察力反面变得低下了。。。我发现一天至少有一个小时浪费在无谓的点击中。。。。”这是商业评论网用户夏小明在微博客的感慨。艾科说过，互联网的出现不是让信息增多了，而是让我们真正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少。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我们不将阅读新闻仅仅理解为某种一次性消费的话。无处不在的“开放化”、“平台化”、“社交化”的时代下，“多”成了一种常态，“少”反而成为一种“非典型生存”了。这个“非典型生存”的典型代表，就是名如其义的《经济学人》。在纸媒纷纷“网络化”的时代，传统的深度新闻阅读如今还有谁在坚守呢？对于此问题的解答，应者寥寥——除了英国的《经济学家》。这份以国际时政、财经评论为主打的周刊，在日报和周刊市场缩水严重的今天，居然能够屹立不倒，逆势而上。《经济学人》这份带着些“牛津腔”的英国老牌杂志让人们发现：在这个文字越来越不重要的时代，依然有人坚持着文字面对事件本身时的洞悉力。有人把《经济学家》成功归结为它一以贯之的独特风格：立场超然、典雅风趣，有观点，覆盖全球性。有人说《经济学家》的利害之处就因为比竞争对手经常慢一拍，才能不急不火地写出比倒金字塔更经看有看头的文章。还有人认为，是《经济学人》保持了对于精英阶层的持续关注，并以填补了自认为是“全球化精英”份子的知识上的一些空白。也有人说真正的原因是《经济学家》的“背景”实在太强大了。作为培生集团（PearsonPLC）的下属杂志，《经济学家》的许多独立股东来自财大气粗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而我认为，《经济学家》力量，是“少”的力量。来自于英语的发沿地----英国资深的编辑们异常注重文字清晰，他们最爱引用写1984出名的奥维尔的话：文字应该像无尘垢的玻璃窗，读者能经过没有歪曲的叙述来认识事件的原貌。他们认为少说比多说效果更好，倾向于“举重若轻”的风格。再借《经济学家》写作手册中，引用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的六条写作基本规则，更能体会到“少”的铁律： 1.绝不要使用隐喻、明喻和其他在印刷物里经常看到的修辞方法。 2.如果一个字能说清，不要用两个字。 3.但凡一个字能删掉，一定要删掉。 4.只要能用主动语态，绝不要用被动语态。（王烁：也就是说，看见“被”字，要想方设法把它去掉。当然，“被自杀”这类伟大的语词创新除外。） 5.能用常用词的时候，不要用外来词、科学术语和行话。 6.绝不要用粗俗语言，为此可以打破上面任一规则。可以说，面对着这信息铺天盖地的信息无限“多”的时代，人们心中最本质的追求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是越来越强烈，他们需要的是“真正有用的信息”。《经济学家》，以及同样生存得有声有色的《哈佛商业评论》、《纽约客》等杂志，揭示了在当今这个浮躁的时代，仍需要一种更知性的，能沉淀的、平心静气的阅读。“少”的思路、小众的概念越来越获得人们的重视，去除了信息噪音的小众圈子里传递出的真切，将散发着难以名状的魅力。（这一点大家可以想想，身边哪些圈子算是这种“少”的典型，如果是你要做这样的平台，是做“多”，还是做“少”？）。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品牌经营者可以从中悟到些什么：如果你不能做“多”，那么，专注于做“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心地为“少数”群体，营造一个纯净的、专业的、能满足其特定需求的品牌社群，反而能让你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而出吧。无论是“Google”式的“多”，还是“Economist”式的“少”，背后的核心还是为用户提供“真正有用的价值”，大家还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吧？-------------------------------后记：商业评论网也在致力于打造这样一个以“少”为强的，专注于为管理者营造的专属社群（这是我们有别于其它商业网站的努力）。这个社群致力于让每一位身在其中的管理者，在这里能充分参与、分享、发言、交流自己对商业、管理、人文的思想和见解，最终，形成一个能让人“沉淀”下来的思想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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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更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历年Special Report(201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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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方显廷
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０日，方显廷先生（１９０３～１９８５）在瑞士日内瓦寓所悄然离世，终年８２岁。方显廷是谁？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代的中国学人来说恐怕是闻所未闻，无论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还是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面都查不到他的名字。而这位在１９４９年以后逐渐从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中消失的人物，对于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研究的人来说，却并不陌生。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提及近百位现代中国人的名字，其中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只有方显廷与何廉两位。可以说，不提方显廷，就无法讲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一 方显廷１９０３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即辍学，进入上海厚生纱厂做学徒工，后受著名实业家穆藕初资助，考入南洋模范中学；１９２１年，方显廷赴美留学，先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随即转入纽约大学；１９２４年获得纽约大学文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嗣后进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教于当时著名商业史教授克莱夫·德埃（ＣｌｉｖｅＤａｙ）。１９２８年以《英国工厂制度的胜利》（ＴｈｅＴｒｉｕｍｐｈ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为题的学位论文，提出新见，受到好评，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１９２９年１月，方显廷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教授经济史课程，同时着手天津地毯业的调查工作。１９３１年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式成立，方显廷在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方显廷在南开大学的８年中（１９２９～１９３７），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著；１９３７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方显廷随学校辗转至大后方，彼时南开和北大、清华两校合并，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１９３８年方显廷又受命任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秘书长，驻贵阳主持工作；翌年，南开经济研究所迁移至重庆，方显廷即转赴重庆主持研究所工作。在方显廷的主持下，从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６年，研究所先后培养了七届研究生，并编辑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的著作。 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３年，方显廷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赴美。在美国访问期间，方显廷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以客籍研究员的身份进行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他尤其注意收集有关凯恩斯经济学说的著述，为弥补国内学术研究机构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导致的外国学术资料短缺的情况，他为南开经济研究所购置并募得一批当时凯恩斯经济学说的最新著作。在一次研讨会上，方显廷做了有关《中国的战时经济》的讲演，介绍了战时的中国经济情况，后又撰写出版了《战后中国之工业化》一书。当时，方显廷在哈佛出席了诸多一流经济学家的讲座，内容涉及财政问题及政策、不完全竞争、经济史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等等。为了战时的工作需要，也为了取得以后在自己国家进行经济工作必要的工作经验，方显廷受美国经济作战委员会的对敌工作部领导人詹姆斯·舒美克之邀，到对敌工作部的中国情况小组担任首席经济分析员。 １９４４年方显廷回国后，受命主持制订中国“战后五年经济计划草案”的工作，１９４６年在上海担任新创建的同德经济研究所（即后来的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经济问题、撰写经济方面的文章，并编辑各种经济资料。１９４７年，应联合国邀聘，方显廷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编辑《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年鉴》，１９６８年退休后转入新加坡南洋大学（即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学，主持编辑《南洋大学学报》；１９７１年退休后定居于瑞士。１９７２年新加坡南洋大学首次在受衔人缺席情况下授予方显廷该校荣誉教授。１９７３年他用英文写下了回忆录：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ｏｆ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ａｔ７０，ＳｏｕｔｈＳｅａ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７５（《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并于１９７５年在新加坡出版。这是方显廷对自己一生事业、经历的回顾，人们从这部回忆录中不仅可以了解这位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从工厂学徒到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的传奇一生，更可以感受到他那一代学人的优秀的学术传统和良好的学术氛围。法。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因此具有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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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以下问题如何解?--初涉经济学,谢谢
1、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厂商使用要素的原则是：A、MRP=VMPB、MRP=MFCC、MFC=AFCD、MRP＞AFC2、某工人在工资为每小时10￥时，每周工资收入为400元，当工资水平涨到每小时20￥时，每周收入600元，这表明工资水平提高的：A、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都不起作用B、收入效应起主要作用C、替代效应起主要作用D、收入与替代的大小不能确定3、基尼系数接近于1时，则社会收入分配：A、绝对不平等B、比较不平等C、绝对平等D、比较平等4、某人将全部收入用于购买x商品和y商品，如x商品时劣等品，则y商品一定不是_________.5、如完全竞争市场需求曲线是Q=—400P+4000，市场中有50个厂商，每个厂商短期成本函数为C=0.1q2+q+10求：若政府对每单位产品征收0.9元的销售税，均衡产量是多少？与不征收销售税时比，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各发生多大的变化？6、为什么说完全竞争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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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20120407][商业评论20120409美欧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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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必读：对理性人的几个常见误解
“理性人”概念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但是经济学界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本身并不是一清二楚，很多时候莫衷一是。不少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界定“理性人”，但常常发生误解。 对“理性人”概念的常见误解有如下几种。 第一，把理性人误当作只追求金钱之利的货币拜物教者。 尤其是习惯于把“经济人”和“理性人”当作同义词并行使用的人，更容易产生这种误解。理性人的概念比经济人概念要宽泛得多，前者完全基于行为科学，后者则主要局限于经济学，且心理学基础不扎实。 理性人的行为动机具有相同的原则，即趋利避害。这里的“利”和“害”是广义的，并不局限于追求金钱之利。理性人决策的原则是“利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依据是综合的“利”和“害”，而不是单项的利害分析。 例如一个人在亲情和金钱之间非此即彼地选择了亲情，那是因为在他看来“保有亲情丢且金钱”比“保有金钱而丧失亲情”具有更大的利益。他这种选择同样是理性的。 有些企业家把自己的金钱用于慈善事业，这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在慈善家看来，慈善家名誉的价值要高过他所付出的金钱的价值，所以他虽然丧失了金钱去做慈善，还是趋利的行为。 产生这种误解的人往往是客观价值论者，没有认识到价值是个人主观性，每个人评价事物的价值观都是他个人的，他个人认为值才会去做，并不是他人认为值他就去做。 理性人概念适用于交换的双方，而不是只适用于以货币增殖为行为目标的厂商。 第二，误把理性人当作精于算计的聪明人。 一个人理性与否，和他的智力没有关系，因为理性人本来就是针对智力正常的人来说的。如果智力水平超出了正常范围如一个实足的傻子，那就谈不上理性人这个问题了。理性人首先是一个正常的人，在正常人的范围内，理性与否和聪明程度没有关系。把理性人与老谋深算运筹帷幄等同，是一种误解。很多人智力一般（正常的、平均的水平），对计算谋划并不擅长，不攻于心计。有人只有简单的计算技能和分析水平，大多数人不能够象现代经济学家那样具有高等数学素养，很多人甚至是文盲。还有很多人天生对账务不感兴趣，对理财缺乏意识。但是并不能因此说这些人都是非理性的。正常人之所以被视为“正常”，只是因为其行为背后有一个符合逻辑的动机，而不是因为他善于计谋精于计算。 第三，误把理性人视作为损人利己者。 不少人把“经济人”当做是一个损人利己的角色看待，这同样是错误的。理性人是趋利避害者，所趋之“利”所避之“害”都是根据其自己的价值判断得出的评价结果，因此也可以说理性人一定是自私的。 然而，自私不等于要损人。自私是目的，损不损人只是手段差异。要达到利己目标，既可以损人利己，也可以互惠互利。而且互惠很多情况下更容易产生互助效用，更容易创造出“人和”的成事环境，更有利于达到利己的目标。 第四，把理性人误解为冷静处事的人。 处事冷静沉着或者果断激情，这是一个人的性情问题。说一个人冷静，那是褒奖，贬低他的人也可以用“办事拖拉”“胆小如鼠”“优柔寡断”“一脚踹不出一个屁来”来形容；同样，“果断”的贬义说法叫做“冲动”“博傻”“二杆子”。所以冷静与否和理性人的概念也没有关系。 在投资领域有所作为的人基本都是富有冒险精神工作有激情的人，不能因为他们工作有干劲有激情敢于表达意见就说他们是缺乏理性的人。投资于创业板的人也都是敢闯敢干的人。热衷于“风投”的人并不是爱冲动和欠思考的非理性人。 第五，把理性人误解为行为合法的人。 行为合不合法，是一个群体的价值判断问题。而理性人的行为只会受控于自己的价值判断。从事在法律角度看来违法的行为，并不等于不理性。反过来，理性的行为并不等于不违法。例如一个人蓄谋杀人，明知犯法，但他还是有准备有步骤地实施了这个行为，其杀人行为与杀人动机有逻辑关系的一致性，因此，这种行为依然是理性人的行为。 理性人概念不属于道德和法律的范畴。 如果把“理性人”同什么主义挂钩，则更是一种误解。 第六，把理性人误解为一定可以达到其目标的人。 有动机有行动，但是并不等于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军队要攻占某个高地，有这个目标，也采取了进攻的行动，但不等于就一定可以攻下这个高地。我们不能因为高低没有攻下，就说进攻是非理性的。杀人未遂，不等于杀人的过程缺乏理性。 被誉为“股神”的巴菲特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我们不能根据巴菲特持有股票的价格的价格涨跌来判断巴菲特当初的投资决定是否理性。 投资结果的成败和投资行为的理性与否没有关系。当初决策的理性与否不是由事后诸葛们根据结果来评价的。 第七，误把“理性人”当作一个人的永久角色。 理性与否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是可以变化的。在做某件事的时候是理性的，不等于做所有事情时都是理性的。同样，有时不理性，不等于永远不理性。现实当中即使是正常的人也有偶尔丧失理性的时候，只是作为经济学的对象来说，经济学家把这种情况排除在外，或者说假定所研究的对象永远理性。 判断一个人是否理性，是一个医学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非理性的状况属于医学界的研究范畴，医学界研究非理性人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其理性，使其恢复到能够让经济学将之当作研究对象的正常人状态。做理性裁判的是医学家，是法医，不是经济学家。裁判裁决之后，经济学家把其中的理性人（当然是绝大多数人）拿来作为对象加以研究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不是没有非理性行为存在，而是经济学只研究人类行为当中的理性部分。经济学只有研究正常人才有意义。经济学因此也可以称为“理性人经济行为学”。 脱离了“理性人”假定，经济学将无所适从无法展开，但也恰恰是因为理性人假定，让经济学极大地缩小了施展的空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理性人”是经济学的基础，也是其终结者。那些把经济学变成无所不能的显学的人，多是把“理性人”概念抛在脑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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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这一轮经济增长的终结在哪里？
亚洲金融风暴以来，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缺乏坚实的基础科学和相应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基础，垄断、原料、加工型的收入构成不断的侵蚀和透支着未来中国的发展基础。经济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的经济制度改革进展顺利而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但在我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任何实质进步，经济体制改革愈来愈走向势利的深渊！山西黑砖窑事件所反映的是政治畸形和官员体制的难以逆转性，中石油的重庆事件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反映的是垄断和政治的勾结，不断发生的几十条甚至上百条人命的案件，却无高层为此承担责任。有人说，莫谈政治，但要知，社会总是一个政治体，国家就是一个政治机器，你不谈就不存在吗？政治体制改革的难以进展，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日益萌芽和壮大，现在的经济发展就如同一个件华丽的衣服遮盖在瘦到骨头的身体上，拿开来，还是一样。广大的中国普通百姓特别是农民（发达国家根本不收甚至倒贴的一年200亿的农业税历经多年才艰难停收）从这一轮的增长中受益是很少的，最大的受益者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权贵资本主义，最终受害的还是这些普通老百姓！莫扔砖头，讨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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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更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历年Special Report(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