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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层公务员人才流失的探讨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
对基层公务员人才流失的探讨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 摘要：基层公务员人才流失直接影响到我国基层党政人才队伍的综合素质。本文在分析基层公务员人才流失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阐述了人才流失形成的原因,研究探讨了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基层公务员 人才流失 对策 本文基层公务员,是特指我国县、镇、乡科局级单位政府部门属于非领导地位的公务员。他们是公务员队伍这座“金字塔”的基座,是国家意志的具体实施者和落实者,他们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基层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和行政效果的好坏。因此,吸引、培养、用好优秀人才,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人才工作机制是我国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一、基层公务员人才流失的基本特征 虽然我国目前基本确立了公务员制度的框架和体系,但还仅处于初步阶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基层公务员队伍中出了部分人才相继流失现象。 (一)业务骨干流失严重 流失人员中一部分是在公务员核编定岗中被迫离职的“合同工”。虽然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但普遍来自于得力的村组干部,他们熟悉当地环境、工作踏实肯干;流失人才中另一部分是高校毕业生。他们多以基层为跳板,经过几年的锻炼,工作水平和业务能力得到提高后,一有机会就离开了基层环境;此外,还存在部分外出学习不归岗的,近年来,我国政府增派了基层公务员外出脱产学习的机会。经过两到四年的高校学习,有的学员毕业后流向了企业,有的留在了省、市级机关或调到别的单位,回基层原单位的较少。这些的业务骨干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正常工作,不利于政府政策实施的连贯性,也不利于保持基层干部队伍的稳定性。 (二)知识人才流失严重 学历的高低与各自需求存在密切联系:低学历的基层公务员他们更注重退休保障和受人尊重的需要;而高学历的基层公务员他们更侧重于成就的需求和对未来的发展。这一需求的差异,是导致基层公务员中高学历人才流失的思想根源所在。在基层政府高学历的人才原本缺乏,为了优化基层公务员队伍的知识结构,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大量高学历的优秀青年充实到各基层政府,但基层工作艰苦、事业发展空间面窄,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导致一些学历高、素质好、能力强的公务员辞职离去。高学历的基层人才流失,不但浪费了政府为引进人才所付出的大量精力和财力,更影响到基层干部队伍的整体文化素质。 (三)青年人才流失严重 政府部门按部就班的工作、晋升体制,年龄越大、资历越深,职位、级别越高、待遇也就越好。而年轻人,虽然优秀,成绩突出,却只能慢慢等;另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大了在离职时顾虑较多,考虑到家庭、孩子以及对新事物、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也不会轻易辞职。此外,中老年基层公务员更希望在晚年有稳定的保障,更注重生活安全,对是否有成就不再有更多的想法;而基层年轻公务员,除了要求物质具有保障外,更希望在工作上有所成就,更看重个人的发展。这种年轻人才的大量流失导致基层公务员队伍老、中、青的比例失衡,影响基层公务员队伍的整体年龄结构。 (四)男性人才流失严重 男性是基层公务员人才流失的主体。一方面是男性外出谋职较女性更为容易,家庭原因的阻碍也相对较小。特别是年轻男性期望更高,更希望通过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是社会普遍对男性的事业有较高期望,而女性社会角色被视为需要稳定,家庭型的角色,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无形之中把养家糊口的重任落在男性肩上。在基层公务员中,男女比例明显失衡,未婚女性更少,不利于基层男性青年的恋爱与婚姻,这也是促使男性青年人才流失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基层公务员人才流失的成因分析 影响基层公务员流失的因素很多。除了工资福利等经济因素外,更多的是工作自身、组织环境和人际关系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促使基层公务员思想观念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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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政府生态责任机制的构建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
浅论政府生态责任机制的构建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 摘要： 在生态形势已经严重恶化，并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时，政府无疑更需要有力地承担生态责任。本文试图为当代中国政府生态责任的实现提供适合国情、有较强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机制构建设想，以实现环境与发展的双赢。 关键词：政府生态责任 机制构建 构建路径 一、政府生态责任的基本理论 近年来，我国许多学者纷纷以不同的视角投入到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中，并对“生态责任”概念作了有益的探索，如“‘生态责任’的基本内涵包括生态治理的义务或职责,以及对没有切实履行生态保护与发展职责的相关责任主体实行严格问责制，要求其承担相应后果。它是政府的政治责任、伦理责任合乎逻辑的延伸，并体现政府的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政府的生态责任是政府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它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之一，是政府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等其他责任的一种延伸。”等等。 笔者认为，“政府生态责任”是指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科学考量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在促进社会、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所担负的保护和治理环境，诱导企业、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多中心参与环境管理，保证生态平衡与协调发展的责任。 作为担当关键角色的政府如何把生态责任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这就涉及到政府生态责任运行机制的构建问题。所谓政府生态责任运行机制，是指在生态文明时代，政府为了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战略目标，充分运用其拥有的权力和资源，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措施，实现全社会共同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理。 二、政府生态责任的缺失现状及原因分析 1.官员发展观和政绩观的滞后 传统发展观主要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高速增长为主旨，并以其作为衡量其它一切方面发展的出发点和评价标准。而这个标准一旦与决定官员升迁的主要标准相挂钩时,必然导致官员政绩观的错位。由此，增加行政区域内的GDP就成为大多数官员的普遍偏好。所以，在环境污染和企业发展中，官员一般倾向于支持企业而忽视环境，以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重污染换取经济的高增长。 2.政府财政体制不合理 我国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人占GDP的比重迅速增长，但地方政府特别是省以下地方一级政府的财政来源却相对缩小，而大量具体支出如教育、环保等需要地方政府承担，致使许多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因此，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往往采取短期行为，通过盲目强力开发资源和粗放式经营发展经济，以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利益。 3.决策监督体制不健全 我国的决策权力监督体制仍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上级监督下级，官员监督民众，对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监督十分薄弱。有关部门的监督，也主要是以贪污、腐化等为重点，并不重视对官员短期行为的监督。此外，在生态公共管理中能发挥积极监督作用的第三部门，由于其独立性不够或经费的压力，在与政府利益的交锋中也显得底气不足。而作为监督另一重要方的公众，由于受到的政府环保宣传不够，环保意识不强，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的自觉性自然也不高。 4.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不严格 尽管我国早已经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所辖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但是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对包庇、纵容、放任环境违法行为和决策错误导致辖区生态恶化的地方政府领导，对不履行环保职责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环保执法人员如何追究责任，缺乏具体规定，导致很多地方政府未能切实履行生态责任。 5.缺乏有效的政策、法规保障 我国现有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立法零散、适用性不强，缺乏有效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制度。如水土保持规划、荒漠化防治规划、植树造林规划等，由于中央和地方的规划、部门之间的规划以及不同时期的规划之间缺乏协调，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同时规划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另外，生态环境建设管理体系不统一，政出多门、条块分割、各行其是、多元领导现象突出，这也需要在法律上予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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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探析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摘要：政治合法性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从利益分析方法入手，就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政治合法性基础在于民众利益（既包含现实利益又包含预期利益，既包含经济利益又包含非经济利益）的满足和实现，而利益需求是不断前进和上升的，因而政治合法性基础也应随着社会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单纯的经济增长只能满足人们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利益需求，而且经济增长是有周期的，把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是不稳固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同时，政治合法性对经济增长也提出了要求：即可持续性、公平性和协调性。 关键字： 经济增长 政治合法性 利益关系 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就在于这种政治制度是否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普遍的、最基本的原理。政治合法性作为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它的根本基础是否应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即经济增长呢？事实上，合法性基础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有三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例证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苏联的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3/4到4/5，被公认为世界第二，就其当时的经济状况而言，不致于导致其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如今俄罗斯的综合国力不到美国的1/3，GDP甚至不足美国的1/20（四千亿美元），而其现行的经济政治制度却并没有被根本改变的迹象。第二个例证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0-1962)，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全国陷入了严重的饥荒，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权却没有发生波动和危机。第三个例证是，20世纪80年代，韩国在经济发展迅猛的同时，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却逐渐丧失，并最终为民主政体所代替。为什么有的在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倒退的情况下合法性基础却十分巩固,而有些政府却在经济相当成功时崩溃？经济增长在政治合法性中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本文试图围绕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作一探索。 一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与法制化有一定联系，但不是“合乎法律”的意思。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对政治领导人及其决策的信任程度），也即政治权威的大小。社会公众对政权的认同和忠诚并非统治者单向作用的结果，更非依靠强力威胁就能达成，而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价值与其成员的价值是否一致而定。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作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了广泛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 各种社会行为的背后是利益，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动因。统治者传递、灌输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塑造特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论证其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被统治者学习、认同某种政治制度，同样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P82）。这是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也是研究政治合法性问题的逻辑基础和最基本的出发点。考察我国合法性基础的演变，就不难看出，合法性基础大体上是围绕着人们的利益需求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改革以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来自西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源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 1978 年以来，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整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期，我们致力于建设自己的政绩合法性基础。进入 90 年代后期，“政绩合法性困境”逐渐显露，于是我们又开始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即加大反腐败、反贫困和建立社会保障工作的力度，通过维护或提高社会公正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新形势下，我们又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至此，中国进入了新一轮合法性基础调整与重建的时期。当然，在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上，也存在着把合法性基础完全脱离人们的利益的时期，例如，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教训。历史实践证明，凡是我们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切实维护、实现人们利益的时期，合法性基础就巩固，凡是我们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背离人们利益的阶段，合法性基础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合法性危机的困境就会呈现出来，国家政权就会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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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与再确立及其意义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与再确立及其意义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领域。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1981年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再次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全党的力量，不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和可靠的理论根据。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0)04-0040-07 一 1943年7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上出现一个新概念——毛泽东思想。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全党的共识。这一共识来之不易。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对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应有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并在实践中逐步制定和实行了一整套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使革命转败为胜的路线、战略和政策。这一切又遭到来自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路线的否定。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他们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低估开展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相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幻想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所谓的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其结果，首先造成城市工作的失败，而后使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急于求成，幻想超越民主革命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主张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农村则强调反对富农。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中间阶层以至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都可能参加抗日，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仍无视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依然实行极“左”的关门主义政策，从而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遭受挫折。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正确的军事策略必须以正确的形势分析为前提，不了解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展人民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不去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去正确判断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落。因此，在应当防御的时候由于盲目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在应当进攻的时候又由于不会组织正确的进攻而失败。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企图用“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革命陷入绝境。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在成功与挫折、胜利与失败的鲜明对比中认识到毛泽东一系列决策的正确性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丧失了全部中央根据地，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才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学习马列主义，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科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发表了一系列科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主义被系统地中国化了。一方面，他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而且还大胆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某些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代之以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需要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另一方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总结中国近百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3次伟大革命战争的经验，经过深入分析、高度概括和多方面展开，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通过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成为中国人民容易理解和便于掌握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这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效地促进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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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及其指导意义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及其指导意义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实行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与构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我国近20年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我国在新世纪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开放性特征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代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是开放的世界或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中，经济交往的规模和程度十分有限，交换在经济生活中还不占重要地位。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才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进而形成突破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又加深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资本的国际化。如同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形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空前扩张，生产要素的配置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世界各国的经济获得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的大飞跃和大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国际经济活动为舞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社会背景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能否面向国际市场，能否积极地发展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得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本国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资金技术等条件的约束。即使是一个资源丰富，实力强大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可能拥有本国和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间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和劳务流动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经济格局中来加快发展本国经济。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把握这一历史潮流，明确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对外开放是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及建国后前30年的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实现现代化，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必须通过对外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外市场，形成自己的优势，确立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才能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页。）他还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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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个体理性与道德责任平衡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
浅论个体理性与道德责任平衡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 摘要：《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是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一部不朽之作，是人类透析大屠杀背后最鲜为人知的驱力与动因的极富挑战性创举意识的精品，书中将大屠杀与现代文明各要素之间最深刻却往往被掩盖、遮蔽的微妙联系展露得淋漓尽致，为学术界解读大屠杀提供了更加客观而深刻的全新研究视角。 关键词：种族主义；现代性；大屠杀 1 种族主义、种族灭绝与现代性 在作者看来，种族主义并非是群体之间的各种憎恨与偏见倾向的总称，而是指当人们遭遇到他们境遇中“人的因素”，就会正常体验到的强烈不舒适、不自在或焦虑。它通过一个既包含了种族主义又使其得以合理化的实践活动而与其他类型的焦虑、反感或憎恨情绪区别开来，这种实践活动将建筑、园艺策略与医学策略有机结合，通过切除既不适合想象中的完美现实、也无法被改造以适合这种完美现实的当前社会因素，来改造人为的社会秩序。(《现代性与大屠杀》86、87页)作者认为，那些把大屠杀与历史上的种族主义与宗教仇视导致的冲突看成仅仅是程度上不同但具有相同本质的历史事件的看法，从根本上抹杀了大屠杀的独特性，是不科学的；首先，历史研究表明在纳粹掌权之前以及他们的统治得以巩固很久以后，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起相当多的欧洲其他国家对犹太人的敌视来说要逊色得多。其次，反犹主义2000年来在西方一直是个普遍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也就是说反犹主义的普遍存在性无法解释大屠杀的独特性。因而，要使大屠杀的观念成为可能，反犹主义必须与一些不同的因素相融合。(《现代性、大屠杀与道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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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工作记忆的某些神经影像研究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
人类工作记忆的某些神经影像研究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 工作记忆(workingmemory)是一种对信息进行暂时性的加工和贮存的能量有限的记忆系统，对于语言理解、学习、推理、思维等复杂认知任务的完成起关键作用。这一概念最早由Baddeley和Hitch于1974年在分析短时记忆的基础上提出，随后Baddeley[1]将其进一步完善。Baddeley通过大量的行为实验研究论证了工作记忆的合理性并提出了工作记忆的认知结构模型，认为工作记忆包括一个中央执行器(thecentralexecutive)和两个子系统——“语音回路”(phonologicalloop)与“视觉空间模板”(visuospatialsketchpad)。这一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自1992年以来，由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PositronEmissionTomography)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以及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FunctionalMagneticResonanceImaging)技术的产生，在有关工作记忆的行为实验研究以及灵长类动物的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利用这些神经影像技术研究人类工作记忆的脑机理，取得了可观成果。本文试图对近几年来采用PET、fMRI这类神经影像技术探讨人类工作记忆脑机理的一些重要研究作一尝试性梳理和评述。 1 至少存在两种类型的工作记忆系统——词语工作记忆和空间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并不是单一的系统，而可能存在多个，它们分别用于加工处理不同种类的信息。双分离(doubledissociation)原理可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逻辑前提。该原理应用于人脑功能研究方面可明确表述为：若A任务与脑区a的神经活动变化有关，与脑区b无关，而任务B与脑区b的神经活动变化有关，与脑区a无关，则这两个任务存在不同的脑机制。该原理为我们分离人的复杂心理过程提供了逻辑依据。基于这一点，目前采用神经影像技术在研究人类工作记忆的脑机制时发现至少存在两种类型的工作记忆系统，即词语工作记忆(verbalworkingmemory)和空间工作记忆(spatialworkingmemory)，它们分别负责处理词语信息和空间信息。 Jonides和Smith等人近几年以正常人为对象，利用PET对工作记忆进行了一系列研究[2,3]。他们借用Sternberg于1966年研究记忆扫描的项目再认范式(item-recognitionparadigm)设计了不同类型的工作记忆任务。图1是他们设计的词语工作记忆和空间工作记忆任务。首先，在视屏中央呈现“＋”字500ms，然后在十字周围出现四个大写字母或三个黑点200ms（称为目标刺激），随后间隔延迟3000ms，最后出现一个探测刺激——小写字母或圆圈1500ms，要求被试判断该小写字母是否与前面呈现过的四个大写字母中的任何一个匹配，或者圆圈是否圈住了前面呈现过的三个黑点中的任何一个。被试进行上述任务时同时接受PET扫描。注意，在词语记忆任务中，让被试比较小写字母与大写字母是为了使被试必须对字母的语音进行表征，以免被试仅从字母形状作出判断。 附图 图1 词语工作记忆和空间工作记忆任务及其相应的控制条件设计模式 上述任务除了需要工作记忆参与，还包括被试感知编码刺激（字母和黑点）以及作出反应等其它一般性的操作过程。因此，PET扫描数据所反应的脑激活信号不仅包含工作记忆所激活的神经信号，而且还包含感知刺激以及作出反应等心理活动所激活的神经信号。为了排除后者，实验还设计相应的控制任务（图1）。它与记忆任务类似，区别仅在于当目标刺激呈现完毕立即呈现探测刺激，不存在延迟，所以该任务只需要被试感知刺激以及作出反应等一般性的操作过程，没有记忆参与或对记忆资源的需求量极少。这样，当从记忆任务条件下所获得的脑激活信号排除控制任务条件下所获得的脑激活信号后，得到的仅是工作记忆的脑激活信号。这种实验设计可称为减法设计(subtractivedesign)。 分析表明，词语工作记忆主要激活了脑左半球一些脑区，包括左顶后皮层布洛德曼(BrodmannArea,BA)40区、Broca区(BA44)、左前运动区(BA6)以及左辅助运动区(BA6)，而空间工作记忆主要激活了脑右半球一些脑区，包括右顶后皮层(BA40)、右枕前皮层(BA19)、右前运动区(BA6)以及右脑前额叶腹侧(BA47)。词语工作记忆主要由左半球参与，空间工作记忆主要由右半球参与，两种记忆条件下所参与的脑区没有重叠，为词语工作记忆与空间工作记忆的双分离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且支持大脑两半球功能不对称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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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流动青少年女性的性越轨行为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
浅论流动青少年女性的性越轨行为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 摘要:流动青少年女性的性越轨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某些主观动机之外,它也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分割、文化冲突、卖淫社会化和卖淫市场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动员社会各个行动主体,从政府、社会、企业、司法的不同角度采取有效措施,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关键词:规范 性越轨 制度分割 一、引言 越轨行为是指社会成员偏离或违反现存社会规范的行为。社会规范则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准则,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内容十分广泛,包含了不同的种类和形式。正是藉于社会规范的这种宽泛性,从而为社会学对越轨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宽泛的研究对象。在人类的性行为领域,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范,没有哪一个社会放任人类的性行为彻底自由,也没有哪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可以将性作为自己绝对个人的事情而不受到各种规范的约束。由于各个社会的性社会规范存在差异,对于性越轨行为的界定并不相同。但是几种典型的性越轨行为,如:卖淫、同性恋、淫秽物品等,在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均将此表明为越轨,甚至归为非法活动。笔者在本文着重要讨论的性越轨行为是卖淫,因为相对与其他越轨行为,卖淫嫖娼是历史最久,范围最广,社会危害最深的。新中国初期,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对娼妓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除,卖淫一度在我国绝迹。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卖淫嫖娼又死灰复燃且来势十分凶猛,从事卖淫的妓女数量日趋庞大,有学者推测她们已经占到总人口数的0.8%。[1] 笔者在2006年4月对某市收容教育所女学员的调查中,惊异地发现,这些因卖淫被收教的年轻女性竟然有着如此相似的经历。她们都来自农村或小城镇,最初来到城市从事的都是正当的职业,其中多数人都是工厂流水线上的普通女工,她们的整个角色转变大致经过了这样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怀疑:当她们开始对现在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感到挫折、精疲力竭或是厌恶时,怀疑就可能因应而生。第二阶段——找寻替代角色:她们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恶后,会通过频繁的变换工作找寻新的希望。第三阶段——行动或是脱离阶段:笔者发现这些被访者在其城市化过程中都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离开工厂——失业,或者投入到娱乐场所从事服务性行业。 第四阶段——创造一个新的认同:她们开始认同卖淫群体中的价值观,找到了新的参照群体。 尽管卖淫行为在中国构不成刑事犯罪,但仍然算作是违法行为,对于从事卖淫的女性也是为社会不耻和不容的。那么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女性投身到这种行业中,她们的这种角色转变存在着哪些共性,有哪些社会因素促使了她们的转变?在尝试找寻以上问题的答案时,笔者并不想将研究对象局限在这些因为卖淫被收教的女性身上。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些被警察抓获并被认定为娼妓的女性的卖淫行为与那些躲在暗处的性越轨者——高档酒店的色情陪侍,长期包养的情妇、二奶所从事的行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典型的性与利的交换行为,都属于性越轨。社会学的目的是发现社会生活的规律,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社会学的视角从制度、市场、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找寻促使流动青少年女性产生性越轨行为的原因。 二、流动青少年女性性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 (一)三重制度分割将这些流动青少年女性隔离 在社会的最低层,限制了她们的垂直流动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通过户籍制度体现出来的。中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流动日益频繁,户籍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它已不再是农民进城的最大障碍。但是户籍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分割机制,对人们的职业地位获得和经济地位获得依然产生着持续而显著的影响。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中,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即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并且这两个市场中的劳动力是相对固定的。初级市场的特征是,高工资,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提升机会,就业的稳定性,工作规则是公平的和有适当程序的。而次级市场的工作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几乎没有提升机会,就业不稳定。工人与监督者之间的关系过分人格化,严酷、专断的工作纪律等。由于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与西方社会经济社会的市场分割相比,当前中国社会的市场分割就显得更为复杂。概括起来,至少存在着三种分割机制导致的市场分割:二元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城乡分割;二元的经济结构导致的体制内或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的分割;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导致的(专业性)人才市场与(非技术性、体力)劳动力市场的分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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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治与德治关系的再反思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对法治与德治关系的再反思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摘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其发源于古希腊、古罗马，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而只有刑治。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德治，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社会控制模式，其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德治，因其与封建专制制度、古代刑罚的纠缠，而最终导致了自身的异化。因此，搞清法治与德治这两个概念的由来、各自的内涵，对于我们在现时代讨论二者的关系问题，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德治与法治概念的由来和各自内涵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法治应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德治的使用应该限定在“道德教化”的层面上，作为法治的辅助手段。 关键词：法治 德治 刑罚 一、法治与刑罚 法治这一概念，可以说是舶来品，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概念，而只有刑罚、刑律概念。“法治”一词，在英文中与之对应的是这样一些词：rule of law, rule by law, 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这些词可分别译为“法的统治”、“依法统治”、“通过法律治理”。由此，结合我们的理解，法治应是一种社会控制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 我们知道，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主要来源于西方法律文化（当然，其精神和传统可上溯至古希腊、罗马）根据西方法学家和一些权威工具书对法治一词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法治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1）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2）法治与宪政紧密相连，没有宪政即没有法治；（3）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并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4）法治的最基本原则是“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建立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由此可见，西方的法治思想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尤其是法治与民主政治的缘生关系；法治与宪政，法治与国家的互相联系，又相互制约关系，以及“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无不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精神特质。 对比中国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灭亡，两千余年的历史），从未有过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即是刑罚的代称，这可以说是中国法律传统的核心，无论在制度抑或观念，法家抑或儒家，都是如此。就这个意义上而言，要说中国古代有法治的话，那也只是“刑治”。然而，由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受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总是强调道德教化（即礼乐教化）相对于法的优位性，这便造成一个后果，即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完全没有形式的独立性、合理性可言，其总是从属于道德的，可以说道德是刑罚的目的和根据，刑罚全然成为推行道德的工具。这样，道德便完全凌驾于法之上，法被彻底的异化了，其只不过是道德的附庸，毫无任何形式的合理性、独立性可言。事实上，中国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时而不时的在人们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观点主张中，发现这一影响的存在，如人们对于“法治”和“法制”这两者的界限模糊不清，总以为法制就是法治，而完全忽略了法治这一概念背后所包含的深层文化底蕴，即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和“法律至上原则”等背景，这显然是受中国古代人们对法的认识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 二、德治的异化 德治与法治相应，也是一种社会控制模式，简单的说即是以德治国，或说道德的统治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的实现，德治的核心是德即道德，道德的根本特性是内在性即本己性、自律性，其首要条件是意志自由，他以应该的方式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自孔子始（甚至可追溯到“三代”，这在《尚书》中可得到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统治者德行的重要性），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西方哲人自柏拉图始，也有对德治向往的思想，如其在《理想国》中所揭示的那样。但德治思想很快在现实中陷入了困境。在西方，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此问题自觉和反省得比较早。由于有与中国迥异的人性论传统（即原罪说，性恶论），西方的哲人们更容易正视德治陷入困境的现实，进而能够给出更现实、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柏拉图最终放弃《理想国》的德治理想而转求于法律和秩序（见其《法律篇》的相关思想）便是很好的证明。事实上，柏拉图以后，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法治国”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家这一思想便成为西方的传统。然而在中国，我们将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况。为了搞清问题，我们有必要简要考察一下儒家的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化过程。下面，就让我们从儒家的鼻祖，孔老夫子开始，看儒家德治理想的现实化情况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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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村财乡级代理核算存在的问题及对策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谈村财乡级代理核算存在的问题及对策_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摘要：文章通过对巴州各县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村集体经济会计制度》两年来的调研分析,对当前《村集体经济会计制度》的贯彻执行、内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乡级财务人员的素质以及对《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的修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规范; 村财乡管; 核算 国家财政部新颁布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于2005年1月1日开始在新疆巴州乡镇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实施。为配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旧会计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笔者对全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从业人员状况进行了初步调查摸底,并按照自治区的统一部署对77个乡镇384个行政村的563名村级会计人员进行了新《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集中培训。通过培训、考试,提高了乡村财务人员的整体业务素质。按照自治区的规定,对经考试合格的没有会计从业资格证的443名村级财务人员颁发了《会计从业资格证》,保障了全州农村财务核算的顺利开展。 一、新旧《村集体经济会计制度》衔接顺利,过渡平稳 2008年8月,巴州财政部门组织人员对库尔勒、尉犁、和静、和硕、博湖等县的7个乡镇进行了调研,从2005年起,这7个乡镇所属村级财务已经100%委托乡农经部门进行核算;县财政、乡财局和农经局的同志提供的材料表明:全县其他各村集体经济财务也已经在不同年份全部由乡农经站统一代理、核算。 乡农经站财务岗位基本设置总会计1名、会计1名、电算化维护人员1名(采取电算化核算的乡镇);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到位,移交手续清晰,会计档案管理规范,上岗会计人员素质普遍较以前年度提高,会计账户设置合理,科目使用规范,制定和建立了财务制度,能够满足村级财务核算的管理需要。各村彻底杜绝了包包账、箱箱账、白条入账的现象。各村村民按照本村的人口、经济业务规模大小,推举5-7名村民理财小组成员,村里的一切支出必须通过理财小组审核、签章,各乡农经站对被代理的村级集体经济各类收支能够及时张榜公布,被访的村民都能对村里的支出说上一二,对村里的民主理财、支出和村务公开比较满意。 各县、乡、村正在依据农业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委托代理的意见》(农经发〔2008〕4号)文件精神,积极规范乡级农经部门代理记账业务。 在调研中发现,各核算单位使用的电算化软件统一使用由青岛太阳软件公司开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版本的电算化软件,该电算化软件基本能满足村集体经济组织核算的需要,也能核算国家财政对村级转移支付资金进行核算的需要。该核算软件操作简单,便于学习掌握,全州村级核算统一配备同一套软件便于软件供应商统一培训和售后服务,缺点是无法用一套软件同时核算乡级行政、事业单位的账务。 电算化软件的配备、普及使用程度各县也不均衡,主要原因在于各县、乡农经部门的重视程度以及该县、乡财政的状况不同。在调研时发现,和静县、尉犁县的乡镇农经部门会计人员仍在通过手工记账、算账。 为了全面了解全州农村财会人员的情况,我州向各县发放调查表统计。统计结果表明:全州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机构目前在岗会计人员249名,持证人员200人,占80.32%,无证人员49名,占19.68%;无证人员主要为村级出纳、报账员。无证人员主要分布在偏远的山区、荒漠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村,无证会计从业人员普遍学历低,基本不懂汉语言,个别村仍存在着一任村委会班子一任财务人员的现象,更换、变动会计人员比较频繁;无证会计从业人员的会计知识主要靠乡农经部门的财务人员临时现教、现学、现用,有会计专业知识和学历的会计人员没人愿去这种状况的村里工作。 二、当前管理和核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村级账务核算内容不全面 村级核算,应当全面反映村级经济活动的全部经济内容,包括村集体收入、“一事一议资金”、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农村税费改革后的补助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