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中的社会环境视角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学术月刊2007年1月近年来,海内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有很大推进,成果丰硕。笔者在学习和研究中,深感经济史研究应进一步拓宽视野,加强对具体社会环境的历史考察。限于篇幅,这里着重就地方官员政策取向与所辖区域经济变迁之间的关系作一剖析。就清朝政府而言,开始认识到实业建设的重要,是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即开展的洋务运动,重点之一是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兴办近代企业。但诚如有学者指出的,总的说来,当时的清王朝并没有明确的近代化意向,清朝中央政府更没有对近代化予以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事实上,甲午战前洋务企业的开办,新式军队的建立以及绝大多数新式学校的创办,都是得之于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去设立。甲午战后的鼓励工商乃至新政,一方面是由于清中央财政的无奈,另一方面也是寄望于地方政府。中国早期现代化中至关重要的政府作用的发挥,可以说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承担。在近代中国这种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施行现代化方面没有制度供给的状态下,地方现代化的能否启动和发展,一个主导因素就是地方当政者的主体认识如何。地方督抚们认识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需要让地方督抚能获得必须的认识环境,从思想上突破传统的阻力。一些沿海地区由于较早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使置身其中的地方督抚有了较为便利的认知条件,而在此之外的广大地域,传统仍维系着自身的历史连续性和不可侵犯性。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落后的农业大国中进行的,而社会变革的效应,是与疆域、人口和原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有相当的联系。①李国祁也认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我国现代化的推动多在于地方督抚与士绅阶级,更增强其区域间的差异性。”②这在曾国藩与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与沪、津等地区洋务事业,丁宝桢与山东机器局,左宗棠和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局等创办关系的史实中,已有清晰的体现。海关报告也有生动记载。1883年5月,直隶总督李鸿章经过上海去天津,他在上海停留期间,“像是很热心要看看此地的一切值得看的东西和值得访问的人。他对于雇用中国工人的各种外国工业特别感兴趣,尤其是纱厂与缫丝厂。他参加了上海自来水公司的开工典礼,亲自动手开动机关把水放进滤水池里,从此公司的机器便开始转动了。他对这个企业甚感兴趣,似乎很懂得它对人们的好处,因为他表示希望不久在天津也要建立一个类似的企业”③。据统计,在直隶总督任上,李鸿章对天津近代企事业先后投资约800万银两④。这在后起的洋务派官员张之洞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人们往往以为张之洞从清流到洋务的转变,是在中法战争后的两广总督任上。其实,1882年在山西巡抚任上,当他在官府旧档里,读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给前任巡抚曾国荃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兴办工业等建议时,大感兴趣,曾要求李提摩太帮助其将这些建议付诸实践。不久,他调任两广总督,在山西的这些设想未果⑤。而在张之洞履任前,虽然广东地处东部沿海,对外交往较早和接受西学便利,“但事实上广东的近代化自19世纪60年代前期开始有所启动后,一直到80年代前期,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半停滞状态”。主要原因在于,“从1861年至1884年的二十四年中,任两广总督者共九人,任广东巡抚者也是九人,他们中不无热心洋务者如郭嵩焘、蒋益澧、刘坤一、张树声,但任期较长,受到朝廷信赖的基本是一些思想较保守、缺乏开拓精神的满员,故此对于地方的近代化始终未能提出一个像样的规划和采取有力的措施。因此,当具有一定近代化意识,同时又勇于任事,颇为朝廷所倚重的张之洞担任粤督时,广东的近代化随即有了一番新的气象”⑥。张之洞就任后,博采西学,大力兴办洋务。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将广州机器局与增涉军火厂合并,设立制造东局。1887年,又在广州城北石井圩创办石井枪弹厂,称制造西局。西局购买德国克虏伯炮厂制造枪弹的机器设备,使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规模不断发展,后来成为广东省最有影响的兵工厂。与此同时,张之洞又在广州兴办民用企业,如1886年在广州设立广东矿务局,颁布《矿务条例》,鼓励开矿和开炉冶炼。1887年,又在广州创办广东钱局,购置英国造币机器,开中国铸银币之始。1889年,还在广州设立广东缫丝蜀。民办企业,如轮渡公司、造纸厂、电灯公司也在广州兴建。并设立了电报学堂、水陆师学堂、海图馆与洋务处等,聘请洋教习教学,显示了其远见卓识和务实通达⑦,推动了广东的近代化进程。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他建铁路、办工厂、兴学堂、练新军、理财税、创市政,可以说是全方位振鄂兴汉,使湖北从经济不很发达的内陆省份经历了一次近代崛起”⑧。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崔运武:《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方督抚——刘坤一个案研究》,第2、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②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绪言,第3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③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译编》,第28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④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第18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⑤详可参见李提摩太著,李宪堂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150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⑥赵春晨:《张之洞与广东的近代化》,见《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第221、2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⑦杨万秀等主编:《广州简史》,第271—27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⑧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引言,第2页,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
2010年01月22日08:03:58 来源:经济参考报随着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皖江城市带区域规划正式上升到国家区域战略层面,我国布局区域经济的步伐明显加快。2009年以来,从国家层面制定出台的区域经济政策呈现全面开花之势。仅2009年一年批复的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数量就是过去三四年的总和,无论是出台速度还是力度都是前所未有。折射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精心布局自2009年1月初,国务院正式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来,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海西、江苏沿海、关中-天水等10多个区域经济规划陆续获批。分析人士称,根据已经批复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包括了以下经济区域: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湾、环渤海、海峡西岸、东北三省、中部和西部,再加上刚刚获批的黄三角,我国新的区域经济版图逐渐成型。与此同时,2009年,国务院还推出了一系列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如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区、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等。区域发展规划密集出台背后,折射出的是国家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精心布局和应对金融危机的重大举措。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恩平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一方面,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亟须解决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土地利用粗放、环境破坏等问题。比如,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存在着差距,南北也存在着差距,甚至在一个省区也不平衡,因此需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规划和指导,通过区域规划,增强发展规划的可操作性。区域政策培育经济新增长极近两年来,国家加强了对区域发展的指导,主要包括促进区域发展的指导意见和促进区域发展的规划两种类型,这体现出中央对区域发展规划加强的趋势。区域政策已逐渐成宏观调控的新手段,通过实施积极区域政策,将有利于培育经济新增长极。业内专家分析,从已获批区域的发展潜力和政策力度来看,未来数年其经济增速高于全国一至两个百分点应无问题。在新的区域经济版图中,中西部等相对落后地区将迎来发展的新机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认为,业已出台的区域规划中,沿海规划占据大半,这主要缘于东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已经有数十年的时间,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同时,东部沿海还面临空间布局优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加快改革和开放的现实要求,而这些也是沿海地区实现率先发展的新内涵。对此,李恩平认为,国家的整体区域规划战略有利于产业集群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形成,进而带动以中心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业内人士指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国家一系列区域规划的推出结构升级带动意义明显,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其中,珠三角发展规划就提出,争取到2020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6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30%。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待发挥继续选择部分重点地区开展区域规划工作将是2010年地区经济工作要着重抓好的八项工作之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曾在2009年底表示,下一阶段地区经济工作的一大思路是,围绕重点地区开发开放,继续组织编制重点地区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使区域空间开发格局更加系统和完善。2006年以来,国家出台的区域规划和政策近30个,如此多的区域规划出炉,既有地方积极推动的作用,也有中央从区域发展大局的全局性考量,很大程度上是中央与地方合力的结果。而未来区域规划在实施层面能否取得既定效果,也在于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能否得到发挥。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高国立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区域发展规划的出台,只是释放出一个信号,以提振地方的信心,但更大的挑战在于区域规划出台之后,即能否真正聚集人才、技术和资金,打造新增长点。“在政策设计、项目储备和专项规划等方面,中央和地方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后续的配套政策,不仅要做到虚实结合,逐步推进,而且还要在体制和机制上进行创新,提升竞争力。”高国立说。随着区域规划的陆续出台,针对规划内容,涉及到的各省份已经紧锣密鼓地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督促和指导。但专家同时提醒,尽管区域规划“热度”再次上升,但更多的区域规划仍然停留在纸面上,能否在实际操作中发挥人们期待的作用,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而各地区经济水平也有高有低,如何通过这一轮调整布局,实现均衡发展值得关注和期待。(记者李佳鹏陈伟)
《百卷经济全书》为人民出版社出版顾问:刘国光高尚全王梦奎主编:胡晓林龚莉副主编:顾海良姚开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作序百卷本经济全书之——《国际区域经济合作》PDF格式作者:傅梅冰内容提要我们面临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欧共体一体化进程加速,北美自由贸易区建成.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呼声日愈高涨,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方兴未艾……,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本书介绍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知识和概况,考察r各类共同体、联盟或条约组织以及它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协调彼此的贸易、关税和经济政策,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前,我国正在由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本书所涉及到的内容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516:41:15编辑过]
10月31日中国区域经济学会2007年年会在我们学校举行,很荣幸的能够去学习来自各个学校的教授,专家,学者所做的报告和话题的讨论.,见到了曾经有所耳闻的在区域经济学方面的权威学者,像陈栋生教授,林凌教授,安虎森教授,程必定教授.可以说不虚此行.我想把我在区域经济学年会上学习的笔记整理,写下我的一些感受.(一).林凌教授谈到了十七大报告中涉及关于区域发展的问题.十七大报告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重大项目布局要充分考虑支持中西部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我总结的林凌教授对十七大报告的四点分析包括:1.新概括,新描述-----区域布局的战略的删补.2.全国范围内,主体功能区的建设.3.生态价值论4.对西部资源开发的补偿.王小强---------林凌教授认为生态是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应该对与在主体功能区的建设中被划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当地人民的生态维护给予补偿,为生态定价,改变当地官员的政绩评价机制.研究出一套更加简便可行的评价指标来取代现行的复杂的绿色GDP核算方式.主张对西部资源开发的保护,进行就地加工留住资源的附加值.为资源合理定价.保障当地老百姓的权益,确保工程建成之日,当地老百姓富裕之时,走出王小强所说的”富饶的贫困”我当时就在想:生态确实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要想为生态定价又是何其的困难,毕竟生态的治理有着很大的外部性,要想界定生态治理的成果并为其定价走市场机制与价格机制,在现在中国有可能实现吗?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尚且不彻底,要实现更高一个层次的为具有外部性的难以衡量的生态定价,未免有些操之过急.况且,中国现在的经济运行机制依然是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导向,依然处在以资源消耗换取经济增长向资源节约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在经济规划中仍然是向东部地区倾斜.或者说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利益团体在影响中央的发展决策方面具有主动优势.虽然在十七大报告中多次强调要:“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但是在我认为:以上这个层次的发展在现阶段依然是在为东部地区的发展服务.在资源要素等各个方面为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衷并不完全是为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人民的富裕,在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东部地区由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出现的资源不足,西部地区充当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东部地区发展的能源与资源供给的后方,是国家在支持东部地区发展中随时可以调拨资源的”物资仓库”,尽管在最近几年西部地区的角色开始发生一些转变,但大的基调我想并没有变.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推行生态的定价显然不太现实.再说对西部地区的资源的保护,保障西部地区人民的权益的问题.我想在以上的国家的发展战略基调下,在国家调拨资源的体制下,说切实的能够保障西部地区人民的利益,能够使西部地区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当地人民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富裕,真的有些过于乐观.“一棵树的根坏了,想指望它枝繁叶茂,即使你给它施肥浇水,修剪呵护,最终也必定是走向枯萎.”(二)安虎森教授的“有关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思考”对于安虎森教授的“有关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思考”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太听的懂,比如像一些”政府职能由外生变量转化成内生变量考虑”,”将费雪定理引入区域经济学”,”抛弃规模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设来建立区域经济学理论”和他”引用的杨小凯—政府组织的实验过程”把区域看成产业经济学中的组织来看待.等一系列问题,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只能通过学过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有一个模糊的认识.这就是我的知识水平有限了,还需要今后继续的学习.但是我印象深刻的除了他打碎了暖水瓶之外,就是他提到的---“西部地区应该组成联盟,来影响政策的制定”我觉得这真的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政治就是政治,是一群代表各自利益团体的人在一起相互博弈相互妥协的过程.胜利者就可以将自己代表的团体的利益合法化,最大化.虽然残酷但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我反对地方主义,可哪个年代没有地方主义呢?只要适度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对于安虎森教授这篇“有关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思考”理解起来有些困难,不过读他的另一篇发表在2006年6月的上的一篇文章”失地农民补偿问题研究”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安虎森教授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对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中现行的一些方法比如:货币化补偿,招工安置补偿,留地安置补偿,异地安置补偿,征地款入股安置补偿,社会保险安置补偿等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并用经济学的预算约束线对几种方式进行了比较.最后提出了用”产权置换”的方式来解决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可行,但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减地方利益团体和国家利益团体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实施起来要排除很大的阻力.我想能不能像发行股票,国债一样的方式,通过国家信用作为担保,在保障失地农民短期生存水平不下降的基础上,将余下的农民产权资本作为国家的一种负债在长期偿还.这既能保障农民的权益不受损害,又能不因为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三)其他专家学者的观点1.一位来自安徽某大学的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归结为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彻底,要素的不能自由流动,特别指出了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说制度的问题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赞同制度问题是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但是仅仅归结为人口,要素的不能自由流动还是有些片面的.即使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我想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协调依然还会存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符合人类产生发展的自然和社会规律.我想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也不难找到东部先于西部发展的依据.即使要素放开,是否他也会流向东部呢?2.一位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老师的观点是要将区域之间的差距的衡量通过建立一套包含了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衡量的平价指标体系来考察核算.我在想,历史文化与经济的综合性如何去衡量啊,建立的平价指标体系又有多大的可操作性呢?就连GDP的衡量上都存在着尚不能解决的指标选取的问题,更何况历史与文化这种历史与精神层面.如果想将历史与文化量化,那还不如先解决了GDP的标准问题,说不定还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呢!3对于李皓老师的”区域空间结构演进机制再认识”由于里面涉及的理论很多所以不是很理解.只记得”积聚的原因是报酬递增,分散也是为了更好的积聚.”,理解了以电话为例的分工网络效应,这在上区域经济学课的时候也听老师讲过.至于解释报酬递增的相关模型,像马歇尔,斯帝格利茨,杨小凯的模型就不太清楚了.今后还要进一步的学习.4.对于姜太碧老师的”区域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与产业政策选择”,涂裕春老师的”世界欠发达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分析”.王永莉老师的”主体功能区划视角下生态脆弱区的保护和重建”.就没有什么引起思考的了.总结:通过这次中国区域经济学会2007年年会,听到了各位在区域经济学领域的权威专家的发言,让我更加感受到了”经济学只是一种选择”,我也可以怀疑权威专家的论断,在莫种程度上来说我也是位经济学家,因为我正在学着”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在假设前提下,推出我的观点,作出我的选择.即使它是”错误”的,也比一般人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区域经济分析的模型方法pdf王劲峰著科学出版社内容简介本书是在广泛总结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士要内容包括:认域经济生长极的类型分析、认域经济发展模塑、区际贸易条件分类及效益、试域增长极位的空间效应、以域发展日标与极轴位置选择、网络流动态模拟原理、网格信息编码方法、区位论的数佑计算方法,并开展了若干实证研究;还进行了我国沿海港口腹地模拟分析和亚欧大陆桥效益分析。木朽应用系统论和模型方法研究区域从产生、发展到区际联系、效应等区域问题的全过程,致力十理论上的提高、方法上的概括和应川f:的可操作性,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技术应1}i于区域经济科学的3i-拓性著作,可供区域经济学、区域规划、经济地理及地埋信息系统等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研究人员和区域管理和决策人员使用。
杂志每期大概有30——40篇文章。都是切合中国实际的专业性学术论文,里面有大量数据图表,很有参考价值。我还有好几本,因为论坛文件上传限制,传不上去,有需要的请留下邮箱,五个邮箱发一次。免费分享。《经济地理》杂志系中国地理学会、湖南省经济地理所联合主办的专业学术性刊物。以服务于广大地理科研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地理教学为办刊宗旨。重点反映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前沿理论、区域经济开发以及与国民经济相关的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最新科研成果和研究动态。主要栏目有:理论探讨、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城市与交通、土地与农业、交通地理、旅游研究、西部大开发、问题讨论、新书交流与介绍等。读者对象为地理工作者、经济学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及中学地理教师。有英文目次和中英文文摘。发行到国内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编陆大道先生为中科院院士。杂志荣获第一、第二届全国优秀地理期刊奖、全国经济类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核心期刊、湖南省一级期刊等多项荣誉称号。入选《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来源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等来源期刊。杂志近年来发展迅速,形成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局面。部分文章目录:“壶口悖论”:对黄河壶口瀑布开发方式的研究.pdf城市地价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以江苏省为例.pdf城市居民对居住区位的偏好及其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pdf从“泛珠三角”经济合作的基础与特点看西北区域经济合作调整.pdf多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模式的引入--以丝绸之路为例.pdf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发展战略研究.pdf高密度开发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作用研究——以广州为例.pdf广州市“北优”战略与白云区的发展研究.pdf海峡两岸大城市市辖区区级行政管理体制比较.pdf呼包银经济带建成西部一级重点开发区的构想.pdf基于GIS的地价空间分布规律研究——以北京市住宅地价为例.pdf基于港口经济的海岛型城镇发展战略研究--以洋山港近域海岛为例.pdf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旅游客源预测模型--以中国入境旅游客源为例.pdf基于网络嵌入性的集群生命周期研究--一个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pdf基于污染损失率的连云港水环境污染功能价值损失研究.pdf黟县古村落海外旅游市场研究.pdf我国资源型城市衰退的体制原因分析.pdf……谢谢支持!
中国当前的行政区划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特别表现在地方保护主义,而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的不同又导致了地方官员的过度实施形象工程,引起资源的过度不合理配置。地方保护主义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还实施有利的条件留住人才,以至于人才的一方面过度集中,另一方面又严重缺乏。使得知识的利用率很低,而人才的边际成本快速增加。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才支持,中央的有关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就有很大的空泛性,而在人才积聚的东南沿海各省使用人才的成本就很高。使得东部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在廉价劳动力方面正在逐步失去优势。而像上海维持其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本是很高的,并逐年增加,其中,处理城市垃圾和治理污染的成本正慢慢成为上海政府行政的主要任务。
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加速推进,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2007年6月,成渝地区被批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家批准的又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进一步增强西部地区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和综合承载能力,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和产业的有效整合,全面推进成都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建设,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再上新的台阶。2007年12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中部地区具有能源、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密集、本土市场潜力大等优势,探索内生型经济发展道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内生型发展模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征日益明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态势的形成,使区域经济分工协作、互动发展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东部地区的区域合作与发展全面呈现多层次、多形式、宽领域合作的态势。东部重点区域经济的崛起,对相关区域和全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经济率先活跃起来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及随后兴起的以渤海沿岸及黄海部分沿岸地区为主体的环渤海经济区,以其强劲的辐射带动能量,将经济发展的大潮由南向北推移、由东向西拓展。随着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天津滨海新区已成长为我国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近年来,受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限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相当一部分产业,开始了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不断加大工作落实力度,明确了各部门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中的分工,划定了中部地区比照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地域范围,基本确定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作为承东启西的节点区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中部地区,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的28%和20%以上,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又是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的中心区域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专家认为,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建立“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为中部崛起打造新引擎。以成渝地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龙头的西部区域经济,随着国家采取加大基础设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以及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投入等措施的实施,正在注入新的活力。加强东西南北各区域协调机构之间的合作,已在我国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中形成新的突破。中部地区围绕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正在着力解决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矛盾,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此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振兴东北战略实施4年,东北发展活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加快,“老工业巨人”正在雄风重振。目前,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各大区域之间的合作日趋密切,相互之间市场分割的问题和矛盾正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区域互动机制的完善而得以解决,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将随着分工合作的深化和经济资源的整合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来源:新华网
2005年8月《中国企业家》,记者岑科。 2005年7月26日,记者接到陈志武教授的电话。他说刚参加完一个主题为“中部崛起”的研讨会,会议上,来自地方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人员济济一堂,对“中部崛起”战略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一 问:您参加的这次会议的情况怎样? 陈志武:这是关于“中部崛起”系列研讨会的一个分会,接下来可能湖北、河南、江西、山西各省都要开,或者已经开过了。 这次去长沙以后,我感到在北京的经济学和相关的政策圈子里,大家关心的问题和视角跟省会城市里面的学者和决策层关心的问题和视角,差别是非常大的。在北京,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层意识到过分的政府干预,只能是产生更多的扭曲和不平等,使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更多的资源浪费,更不用说导致更多的寻租机会和腐败等一些问题。但是到省一级或者地区一级的话,人们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跟计划经济时代差不多。多数的省会城市在思维上还是相信什么东西都要靠政府,靠政府的政策。在北京和上海这种大城市与各省会之间的观念、视角差别都这么大,这本身也表明过去这些年不同区域的经济机会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以至于像长沙、太原、南昌这样的省会城市都没能分到一汤勺。这说明通过原来的财政部与计委系统、现在的国有银行与发改委系统确实把全国的资源集中起来作发展了,只不过这些发展集中在北京、上海等这些引人注目的地方,而不是那些数目众多的省城、区城、县城、乡镇和农村,这就是机会不平等。 在湖南的会议上,有一位官员讲了这样一个观点:“政策是最伟大的”。他举例说:没有政策怎么会有深圳?没有政策怎么会有上海浦东?没有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西部经济崛起怎么会有希望?所以他主张国家要比照“西部办”、“东北办”的规格,成立“中部崛起”办公室,以落实优惠政策,把更多的资源向中部省份倾斜,等等。开完会后我想了很多。与会的人士一窝蜂地希望政府干预这个,干预那个,但是没有人去好好想一想,过去这么多年,在国家强大的行政干预之下,中部这些省份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今天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是如何造成的?说到底,等到中部这些省份都得到特别照顾的时候,全国各个省市基本上都被照顾一遍或者同时都被照顾了。大家都要得到特殊待遇的话,就没有人特殊了,道理就是这样的。 问:为什么会这样? 陈志武:因为如果由中央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调配资源的话,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在全国的省市之间,经济最好并且最引人注目的省市和经济最差的省市能得到更多的好处,而那些中等水平的省份什么也得不到。 道理很简单: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官员要考虑自己的仕途。像北京、上海这些具有符号意义的城市,既是高级官员居住的地方,又是中外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把它们建设好、经营好,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形象,所以这些城市不会被忽略。而把全国资源集中起来由计委调配的这种制度结构,又恰恰使超度集中发展这些标志性城市变为现实,这的确是以前的朝代所无法做到的。 另一方面,如果掌握分配权的官员把资源投放在偏远地区的话,即使那里的经济被改进了很多,也不会有多少人能感受到、看到,对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官员来说这没有好处。只有当偏远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实在太低,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的时候,才会引起资源分配部门的重视。这就有了前些年的西部开发战略。那些穷省最后会被照顾到。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中等发展水平的地区和省份,因为两边都不靠,往往得不到优惠,反而要作出牺牲,被忽视。 二 问:您讲到行政官员在资源分配上会有倾向于少数几个大城市或者标志性工程的偏好,那么人们会问,他们手里掌握的资源是什么? 陈志武: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目前计划色彩浓厚的国有银行体系的存在,行政官员们的这种偏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害,造成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状况扭曲和不平等也不会这么大。 道理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和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作一个对比。当时清朝政府没有国有银行体系,到1898年时,国家投资办的第一个户部银行刚开始做。那时候,中央政府没有任何能力把全国老百姓的储蓄或金融资源通过任何方式调配到北京,由北京的清政府来支配和决定怎么样花。政府即使想重点发展北京,重点发展上海或者是任何他们喜欢的地方,也很难做到。像我的老家湖南,那个地方当年可能不一定那么富,但是不管怎样,一百年前当地农民的积蓄,一个是在本地老百姓之间做借贷;还有一个是通过钱庄把这些钱收集过来以后,又投放到本地的企业或者老百姓家庭中。所以我们很容易想像,那时候全国各个地方间的经济增长机会和发展水平,总体是比较平衡的。因为本地的资源基本上被用来发展本地的经济,增加本地居民的收入,由自然禀赋决定各地的发展,而不是通过行政权力扭曲后的不平等方式发展。 但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农村的居民也有相当多的储蓄,他们的钱通过在全国2800个县城里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吸收进来,相当多的是由北京或者各省会的工行、建行、农行、中行总部和分部,来统一调配这些金融资源到底投入哪些项目,由哪些企业去使用。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2002年,工行、建行、中行吸收的农村存款占所有农村存款的36%(农行特殊一些),但是从农业贷款的比例来看,工行、中行、建行在农村的放贷占各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总借贷的比例还不到2%。这说明国有银行到各个乡、各个县吸收存款以后,把这些存款大部分抽回到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性大城市使用,其必然的结果是:不同地区间,尤其是那些大城市和其他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在相当程度上国有银行的垄断加重了不同地区之间人们收入和就业机会的不平等。 我做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主张把各地的金融市场分割开来。我想强调的是目前的金融资源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国有金融机构统一汇总以后,在分配机制上,如果不是根据市场导向,根据市场价格体系来决定这些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源如何投放、投放到哪里,而是简单地由一些行政官员做配置的话,最后很多非市场的人情关系因素,可能会决定到底哪些地方得到大部分资源,哪些地方得到一小部分资源,哪些地方得不到任何金融资源。 问:话说回来,如果没有政策优惠,那些自然条件不好的贫困地区怎么办? 陈志武:扶贫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可回避,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扶贫。拿西部大开发来说,我不知道到底投了多少钱,至少有几千亿吧?把这几千亿投到西部省份的效果会怎样呢?据我的了解和观察,最后会是在西部做几个大的标志性工程。但,几个标志性工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影响到西部这些省区的真正穷人呢?对他们可能有一点点辐射效应,但多数家庭不会感受到。 首先,从经济角度讲,本来就不应该在西部建这么多工厂和工程。因为那里的运输成本很高,你要把原材料运过去,还要把产品运出来,陆运费用很高,运输容量也低。到今天,海运和水运仍然是成本最低、容量最大的货运方式,这是靠“愚公移山”改变不了的铁现实,沿海经济历来很发达,是有它客观的经济道理的。此外,在投资环境等其他因素上,西部的生产成本与地方政府效率也要比沿海差。政府如果硬要在西部投资,效益很难保证。企业不愿到西部地区投资,一定有经济上的道理。政府与其违背市场规律硬往那边投资,不如把这些钱重点放在交通运输条件很方便、投资环境成熟的其他地区。 其次,在当地建几个大工厂、大公司,修几条公路,也许可以提供几千甚至几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为当地的GDP增长作出贡献,会改变几个宏观经济指标。但是,与几百万、几千万的贫困人口相比,这样的改变实在是微不足道,很难真正改善西部人民的贫困生活。 所以,与其把几百亿、几千亿的钱砸在几个大的标志性工程上,还不如选择一些更好的扶贫救济方式。一种方式是对很贫困的家庭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不至于活不下去。其次,应该向贫困家庭提供免费教育资助,向他们提供迁居到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机会,鼓励部分人口向其他地区移民,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 三 问:如果放弃区域发展战略,政府应该以什么样的模式来发展社会经济? 陈志武:与搞“大工程”对应的一个办法就是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我说的民间金融更多的是强调民间银行、钱庄、当铺,还有小范围内的个人消费借贷或者投资借贷安排。这样的民间金融的发展,实际上对绝大多数人、对成千上万的家庭更实在,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去进行自己认为最赚钱的经济活动,这也是浙江模式的核心所在。所以,我觉得真正可以改变一个地区收入增长水平的是浙江民间金融模式,而不是西部大开发模式--几千亿的投入不管怎么花,其辐射效应是有限的。 与其把几千亿投向几个“大工程”,还不如把这几千亿通过民间金融机构放贷,变成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小额贷款,变成他们的创业起步基金。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为更广泛的社会提供了更好的收入增长机会,推进民间创业,增加数量众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也能促进浙江式民间金融在各地的发展,启动各地的自发增长引擎。当然,这也要求放弃国有金融垄断,开放并鼓励民间金融--只有这样,浙江模式才可能在各地扩展。 退一步讲,要让每个省都得到几千亿的贷款,也是不现实的。从前,因为政府可以完全控制全国的金融资源,也许少数几个省市在一年里可以得到几百亿、上千亿的贷款,但是绝大多数的省市不可能在同一年里得到这么多资源。所以,对于大多数省份来说,尤其像中部的湖南、湖北、江西这些地方,还想靠中央政府的照顾来发展经济,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它们更应该学习浙江,把民间金融搞活起来,使本省内部有能力把死的财富变成活的创业资本,内生更多的经济需求和消费需求。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更多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收入增长机会,最终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问:您对发展民间金融有何具体的建议? 陈志武:有一些基础设施,很容易做到,一做就可以马上帮助民间的金融机构和融资活动。比如,是不是有一些人可以去提供借贷利息和融资供求数据的信息网,可以把各个不同的地方愿意贷出的利息、愿意贷出的金额,以及那些需要资金的企业和创业者愿意支付的利息或回报率、所需资金的数量等,把这些利息、金额、价格以及联系方式等信息都通过网站、报纸和杂志公布出来,这样把在各个地方需要资金的和愿意提供资金的两方信息收集起来,把两方撮合到一起,让他们更方便地做自愿的信贷和投资交易。传统上,民间融资活动是在本地局部进行的,虽然如果有中介金融机构去撮合成交当然更能发展民间融资,但即使只能做到把供需两方的信息都集中到一起,并将其公开,那也已经是实现了交易所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了。 另外,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是目前中国最有发挥潜力的一个领域。我们知道,股市融资目前局限性非常大,银行的贷款也不太愿意做。民间信贷机构又发展得不太多,空间比较小。总体来看,还是风险投资及股权基金能把民间的资金调动起来,为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提供融资的机会,这个方面的潜力应该说是最大的。 风险投资和股权基金跟股市融资相比有很多的优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投资方和需要资金的企业之间可以同属一个很小的社会或社交范围之内,比如朋友和熟人之间。融资范围小,投资对象的数量也有限,投融资双方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相互了解,投资方可跟踪他们投资对象的运作等。在经济学里,我们讲这些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就要低多了,因此交易较容易发生。相比之下,通过股市的融资,信息不对称,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分离非常严重,对制度机制环境的要求就高。所以在制度资本环境不是太好的情况之下,股市的融资不太容易发展。但是,一对一的,或者是小范围之内的风险投资和股权融资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和环境。 我们必须意识到,自愿的契约和交易的自由权利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基本自然权利。民间金融、草根金融才是人类最初的、最自然的业务形式,国营金融才是后来才有的、非自然的业务形态。这个问题上不能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