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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

请教高人两道经济学题

1、假设一个消费者只消费两种产品，并且消费者的（基数）效用函数是连续二阶可微的、严格单调增加的严格凹函数，试证明：（1）其他条件不变，两种商品的价格与收入同比例变化不会影响消费者对这两种商品的消费选择。（2）其他条件不变，在最优消费选择的情形下，消费者获得的效用水平随着收入增加严格递增。2、考虑两个生产替代品并进行价格竞争的利润最大化厂商1和2。设pi和qi（i=1,2）分别为厂商的价格和销售量。假设市场需求曲线为qi=1000(90-0.5pi+0.25pj)(i=1,2,i,j不等），并且两个厂商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均为0。请回答：（1）如果两个厂商同时进行其价格决策，市场均衡价格和售量分别是多少？（2）如果厂商1先进行价格决策而厂商2观察到厂商1的价格后进行价格决策，市场均衡价格和售量分别是多少？（3）通过分析上述两种情况下均衡的差异，结合实践分析一种商业观察到的商业现象。
深为西方经济学鸣不平

每每看到或听到国内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所谓“批判的继承”的态度，我就愤然，好像人家西方经济学非犯贱让他用一样，自己想用别人的理论就用呗，非唧唧歪歪，找些乱七八糟的借口不足以表现自己社会主义的本性，以此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我吐。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尽管被人说成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为资本主义提供政策建议，为了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完美性，不可取代性，那又怎么样呢？人家既然是西方经济学，当然要为自己的社会制度服务了，这难道不合理吗？你还指望着他们为你的统治服务吗？笑话！换做是你，你也会这样做的，时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还不是被现在的一些学者所利用，用来维护社会主义的统治，并且有一大堆的所谓的专家，御用文人，学者，智囊团，为政府出谋划策，当然他们这些人，用的理论一部分是西方经济学的，而很少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并且在维护统治方面那叫一个坚如磐石，不可逾越，也不知道是维护人民的统治还是某部分人的统治，但不管怎样，用了总归是用了，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还说什么。国内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动辄就说西方经济学这个失效了，那个失败了。自己用别人的东西，还有那么大意见，非要显示出自己比别人高明，说白了一个字：装。经济问题这么复杂的东西，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30年河东30年河西，人家能制造出来一套方法、模型就很不错了，有本事你自己造出来一套有用的经济政策、方法，既然自己搞不出来，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就别那么多抱怨了，结果搞成了社会主义不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不像资本主义，弄成了个四不像，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中西合璧？也许吧。还有一些人，非常喜欢批评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矛盾，如失业、垄断、经济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问题，试想一下，社会主义没有这些问题吗？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失业者何止千万？垄断不但有市场形成的垄断，还有人为作用的垄断，经济危机我们也经历过多少次了，难道仅仅是输入性的？未必！劳资对立，社会主义怎么有劳资对立呀，社会主义的工会是干什么吃的？只有天知道，说白了，人家资本主义的劳资对立那叫正常，工人要吃饭，就要谈判，对立，我们的工会呢，那叫“不作为”，或者叫“尸位素餐”，shit！结果很多问题只能通过上访来解决，可见矛盾很突出，却没有适当的途径来缓解和释放。通货膨胀？08年地球人都知道，中国人也不例外，资产缩水噌噌滴。贫富悬殊就更不用说了吧，基尼系数已经越过国际警戒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自叹弗如，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现在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并且很多人不一定是通过正当途径起来的，但是先富的愿不愿意带后富的，对很多人来说只不过是个问号，犹如画饼充饥罢了。上面的一些论调常见于国内出版的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中，也许这些人真的是老了，或者他们太念旧了，或者他们也可以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太数典忘祖了，也许他们真的是被资本主义鬼子给欺负怕了，或者是被文化大革命给整怕了，所以说话才这么谨慎，而他们对社会主义有太多的期望和幻想，这是他们的基本心态。不过从真正学科的角度来说，作为作者或者编者是不应该有自己的好恶和偏见的，这会对读者产生误导，说白了，他们也真是用心良苦呀，连编书都不忘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做下宣传，或者是想为自己脱身，真是高人。
超越西方经济学流派之争--大一统经济理论--经济学一般规律（一）

经济学一般规律前言本理论通过一些简单的经济学常识，构建一个微分方程，描述世界的发展，几乎能够统一描述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让人们清晰的看见世界发展的脉络，并找出应对危机的切实可行的办法，看清楚人类未来的发展趋势，鉴于理论体系庞大，故采取切割发表的办法，但是发表的每一章节均可以独立成为论文，作者声明：本理论如转载，均需征得作者同意。希望读者能够为作者提供一份亲笔见证证明，作为作者保护知识产权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先表示感谢！（作者目前暂时联系地址：河南省内乡县纪委监察局党风室杨振伟邮编：474350）构建经济学方程的几个变量：1、势阱与币阻。我们考察社会，一个现代社会由个人、企业、产品等等组成，其中人与企业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无论个人或企业，都有货币的进出，通过获得与释放货币，来维持企业的运转和人的生存，就像一个漩涡或旋风，具有加速流动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加速过程中，同时存在着沉淀作用，即在一个短的时间段内，无论人或企业在获得货币的同时，释放出来的货币一般少于获得的货币量，也就是说存在着沉淀作用，一定量的货币在流经个人或企业的时候，会被截留一部分，这种加速与沉淀货币的特性，借用物理学上一个术语来描述，就叫做势阱，在这里我已经抛弃了势阱的本意，赋予势阱既有势的作用，还存在类似井的作用，即把一部分货币沉淀下来，这是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物理学原理，也希望大家接受这个术语，那么在本书中，我们就把人或企业等等具有推动和沉淀货币的实体抽象为势阱，当然读者尽可以想象成实体，这里要强调的是，势阱其实本质上还是一种动力源，也就是说势阱同时具有推动和阻碍货币流动两种特性。我们应该明白，影响势阱活力的因素将是多种多样的，消费者的欲望、社会氛围、知识进步、税收政策等等都将影响一个势阱的活力，这里需要说明另外一个概念即所谓势阱活力，其实势阱活力可以理解为势阱主动推动货币流动快慢的能力，我们现在抛开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简单的来看势阱的活力，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势阱的活力U将与流经势阱的货币流大小I成正比，用一个数学式子表达为：U=RI其中R为一常数，我们称R为货币流动阻力系数，简称币阻。I为货币流强度，定义为一定时间内，货币流动的数量，如果用t表示时间，那么，货币流动强度表示为：I=d﹩/dt。（提前要说明的是：我们如果用年做时间单位，那么货币流强度其实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GDP，这个在后面要详细说），以上这些定义都是概念性的，这种概念性的定义，忽略了许多影响因素，因而计算就只能是粗略的，在下面的量的定义中，也会看到相同的情形，不过我们更侧重大框构架，一些精细的考虑，有兴趣的读者尽可以去研究，这样就能更精确指导经济发展。上式不难理解，我们就拿一个企业来说，如果货币迅速进出这个企业，也就是说，企业加大马力生产商品，处于最大限度生产状态，那么一定伴随着货币的快速进出，这个时候，企业一方面要用货币采购原料，支付工资，另一方面由于产品快速出清，企业获得货币很快，企业活力很强，相反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那生产不旺盛，必然是货币流进流出慢下来，企业活力很弱，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系统（指一个国家或区域等等）内部如果有多个同类型的势阱，那么就相当于这些势阱并联起来，对于减少币阻很有好处，而仅仅有一个势阱的状态，将是系统货币流动阻力较大的状态，这样就从理论上说明了国家限制垄断的必要性，而势阱的串联状态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为企业从别的企业获得原料等等，来满足自己生产需要，即一个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是串联的。势阱的这种串并联作用，完全可以作为调节经济发展的手段，实际上国家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个留给大家去研究吧。或者，我们可以说消费与收入成正比：X=KS其中X表示消费，S表示收入，K为消费倾向，那么R=1－K可以大致表示货币沉淀系数，这个是为了计算，采取的近似的表示办法，其实这个与真实的币阻还是有区别的，这就使得我们在后面进行的周期计算特别是阻尼作用下的周期计算不能达到精细的程度，对货币总量供应和危机时确定临界阻尼值，进行经济的精细调控带来不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做进一步研究。在这里，要事先说明的一点是，用乘数来表示货币沉淀系数，存在严重的缺陷，这是一个直观的感觉。应该区分短期与长期持有货币，比如势阱沉积的货币，有可能几年保持增长趋势，说得再白一点就是个人持有的货币一直在增加，但是却没有用于消费，结果就滞留在个人手中，那么这些积累的不用于消费的货币就属于长期沉积货币，这是对货币流动起阻碍作用的，也是两极分化导致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这个是后面要说明的问题，这里仅仅是提出来，并不做论述），而短期沉积，则是指一般消费者，为购买某种商品所作的货币积累，有可能是几个月或更长一点时间，但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这些货币会被释放，这些虽不是货币沉淀，只能算作货币振荡的一种表现，但是也多多少少起到了一点阻碍作用。说到这里，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势阱绝不仅仅是指一个企业，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区域都可以看作一个势阱。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如果R=0，那就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状态，货币将不复存在，商品在人们之间无阻流动，企业将仅仅作为满足欲望的工厂，不再有盈利概念，个人需求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R→0这个应该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大趋势，不过在后面我们将看到，社会化大生产不会永远存在，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亡，代之以新的生产方式，所以共产主义只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一种理想近似，正如极限一样，是个可以逐步趋近的发展趋势，R→0，这个是趋势，如果一定要实现的话，正如超导体性质一样，需要前提条件，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高度发达，物质足以丰富，人们的觉悟足够高，才能实现。那么，如果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前提不存在，那么，共产主义图景就会发生改变，理想社会状态就会有新的形式，在后面，我们将看到新的生产形式，得出新的社会发展图景。说到这里，有人会问，像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信贷消费为主，很多人是负债消费，那么是不是就说明币阻小到几乎为0呢，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币阻还与人的欲望相联系，正如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一样，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意思是人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个时候币阻才接近于0，而西方国家虽然很多人借贷消费，却也并不是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很多借贷仅仅是满足一些比较强烈的欲望，所以我们看待这些的时候，只能把借贷部分也作为收入来看待，因为沉淀的本质就是有部分货币不流动，借贷仅仅是美国超前消费了以后的收入，并不说明美国社会人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实际上，无论谁都不可能不留任何货币，因为在现有条件下，每个人都必须留一定的货币，以达到维持生存或赚取更多货币的目的，否则个人会因为什么也没有而面临生存危机，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最终的理想状态是人们不再为明天的消费而储存货币，今天想要多少货币就可以有多少货币，今天消费完毕，明天会有新的货币来支撑个人消费，到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货币，之所以这样说，就是为了容易理解，这就是共产主义状态，这个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必然结果，这个发现应该是马克思最伟大之处。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凯恩斯的乘数理论（注：在本书中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去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流派各自的基本假设，而是就这些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提出的对策直接进行说明，以此来看他们的适用范围和局限），其实这个币阻与乘数有某种相似，乘数讨论的也是货币有部分“沉积”，这种相似，使得我们实际上可以用乘数来近似表示币阻。
[转帖]杨帆讲座：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之四〉

杨帆讲座：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之四〉杨帆在乌有之乡讲座春节第三份礼物2006．2．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之四）继续讲三个关系：反极右与防极左，信仰与科学，主流与非主流一．反极右与防极左，关于目前争论李宪源从新年到春节，以我个人为主要攻击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攻击，给祥和的春节增加了火药味，2006年的理论斗争提前拉开了序幕，这将是一场全面的理论较量，比2004，2005年更加精彩。我们以“中左”思想为主导，不仅要继续深入反思改革，继续把极右思潮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也需要随时抵制极左的干扰。各种思潮长期存在是正常的，没有必要什么都回应，忙不过来。关于左翼以什么思想为主导的问题，“中左”和“极左”早晚要拉开架势公开论战的。许多朋友害怕干扰反对极右的大方向。我的意见是“反极右，防极左”，两者不可分开。对极右是主动出击，目前集中于反思改革。对于极左是被动防守，谁打到门上，适当反击。这次风波是李宪源高调对我进行漫骂造成的，我只批判他的文风，是维护自己的权利。有人说，不能和他一般见识，对骂降低自己水平。也有道理。我的原则是：不理睬漫骂，不和漫骂者讨论。对野蛮的谩骂列出示众，对他们的极左观点间接批判。可有两个展览，一个是漫骂展，一个是极左言论展，当定期展示。其实大多数东西用不着批判，只要展示出来，是非自明。对于极左派的干扰，我们一不回避，二不害怕，三不卷入。总的分寸是七分批判极右，三分抵制极左。极左言论的特点是；----思维方法绝对化，非此即彼；-----随意做结论，无限上纲；-----知识和概念老化，-----辩论方式的强制性，强加论题，不讲逻辑；------唯我独尊，排斥任何和他观点不同的人，对自己人整得最狠，------不团结中间力量，反而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不爱讨论观点，专门攻击个人，辩论目的不是为了澄清问题，而是为了打倒对手；-----文风粗野，做派狂妄，动辄依靠骂街，以势压人，扣政治帽子，贬斥咒骂贬低他人。一小撮极左分子利用网络的特点，形成局部话语垄断，大约许多网站周围，都聚集着几个人吧。看谁不顺眼，几个人一商量，就可在网上把人搞臭骂倒，配合默契。说民主自由可能被少数人操纵，如用钱买选票，利用宗族关系拉选票。现在利用媒体控制，煽动和操纵误导舆论，也是现代化的时髦。前一阶段是右派控制主流媒体，左派利用网络。社会两极化以及舆论两极化非常明显，连话语和逻辑都不能相通。在斗争中间形成漫骂风，可打击极右气焰的嚣张，但总的来说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从来不赞成网络漫骂，这是双刃剑，一旦形成风气和小团体的垄断，就轻易可把这种手段用于任何人。如同我们也反对简单使用行政办法禁止言论，处分思想者，记者和学者。思想问题应该通过正常辩论解决。政府和社会应维持正常讨论环境，如规范网络语言就是。多年以来在学术界里，本来是有一个共识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不能支持任何势力整人，哪怕整的是自己的理论对手。现在我们为什么减少了对自由派的批判？因为他们有些人受到了政府的处理，在网上也受到一致的谴责，我们就不好说话了，总不能落井下石吧，反而要出来替他们说几句。无论是政府处理人还是网上有人以“人民群众”身份骂人，手段不对我们不能支持，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是一种流氓文化。这在文革中有重大教训，在市场经济中也有重大教训，比如利用腐败推动改革就是。我会在适当场合讨论这些问题，但不和漫骂者讨论，有些极左派人士，他们对于著名知识分子，内心深处仇恨，用他们的语言是文化革命中“反动学术权威”，当年可随便打翻在地再踏一只脚，叫“臭老九”永世不得翻身，现在竟然要一口一个“专家教授”，希望他们接受自己方案，如果不买帐的，就难免挨骂。或者先破口大骂，再讨论问题，好吸引眼球。如果容忍漫骂这类风气蔓延，网络就会成为一小撮极左或极右分子干扰捣乱的地方。现在形势只是在表面上对左翼有利。极左错误估计形势跳出来，想当主流。一方面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依靠官方力量控制马克思主义解释权，一方面是极端的民间文革派依靠极端观点，嚣张态度，漫骂煽动。他们的实际作用不是深入批判极右，而是打击中左，把温和左翼从网上赶走，由他们发挥极左理论，这是他们这次对我进行围攻漫骂的基本原因。有人个人作风如此，俨然网上一霸主，在网络上可以肆意围攻，文明人不骂人不匿名，就只能够退出。这种做派，这种认识处理问题的方法，类似文革遗风。多亏是虚拟空间，到实际社会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于文化革命没有实际感觉的年轻人，可以感觉感觉他们。他们的文风类似当年文革社会风，那时这种人大摇大摆可吃香呢！他们自称代表工农掌权，当家作主，有时候会出现流氓无产者上台。青年人不是不明白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好的设想，很快就演变成抄家武斗，而不得不停止吗？就是因为群众成分复杂，可借任何发动把水搅浑。邓小平也有判断失误，他放出来的“少数人先富”也是控制不住啊。任何理论都有一个操作和执行问题，不解决这样的问题，设想什么理想社会太容易了，马克思早就说叫空想社会主义。在网络上攻击我，我是不怕的。漫骂和诽谤有效，也有限，因此依靠此道成大事者，自古未有。他们的攻击太离谱，离事实太远，也只有李宪源在加拿大敢说。只凭文字材料能了解中国学术生态吗？那个右翼的新望，来北京三个月就为经济学主流派在网络上点名骂我和非主流派，结果丢了大脸。除去骂人难听，他对学术界描述有点驴唇不对马嘴。李宪源也是，一再说我和秦辉是一伙的，说我批判了刘国光和左大培，这是无知啊，还是挑拨离间啊？（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时候互相批评，实际关系非常好；有时候已经相同，但内部分歧极其深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我们什么关系，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只李宪源不知道，他在国内那几个朋友，在网上配合他漫骂我的，怎么不教教他，话说得太离谱了，你就没有公信力了，或者根本就树立不起公信力。圈内的人不是要笑掉大牙吗？太离谱了！（笑）我从来没有说过“公平文明走资”，“好资本主义”，我和新自由主义斗争已有10年，给工人呼吁的文章有100篇。我在1994年提出超越左右翼，和左大培在1994年和1998年两次支持政府宏观调控，控制国内外投机资本。我在1998年彻底揭露权力资本化。在2000年和左大培韩德强等六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公开讨论WTO条款，今年还要再进行呼吁进一步反对权力资本买办化（热烈鼓掌）。我和卢周来等人在2000年公开提出“非主流”和主流对抗，出了系列丛书10本，其中一本叫《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现在卢介绍了《穷人经济学》，已经被国家领导采纳了。我们支持王小东，杨斌，许健康等“海归”，揭露美国的对华战略，反复提出国家安全问题。我支持高粱等人力主发展国家战略产业，现在终于有了眉目，国家承认了“自主创新”。2005年我们提出“新改革开放观”，力主反思改革；我们支持了对于医疗和教育改革和反思，支持了民间反对日本入常，尽力为农民工呼吁而导致网站被封。我批评北大教改，反对“赦免原罪”论有长篇讲演，北京大学为此禁止我进去讲座，怕得罪张维迎。我们在2004年8月集体支持郎咸平，一次会议彻底改变局面。这样长期艰苦的斗争，大家有目共睹。我们区区五六个人，没有任何资源，“竟然”能够抵抗经济学主流派代表的“中国精英联盟”长达10年之久，居然和可以和主流“三七开”，能量，意志和水平，也还是可以的吧？（笑）本来不应该邀功，但现在刚有局面好转，就有自己阵营的人出来，挑我们的毛病，否定我们非主流的斗争，甚至说我们帮助了主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使用“资产阶级走狗，哈巴狗”之类的词语辱骂我们，嫌我们立场还不够坚定，观点还不够左倾！甚至是破坏了左派的事业！那么请问你们这些左派大老爷，当我们在第一线最艰苦斗争，最关键的时刻，而且取得胜利的时候，你们在哪里？（鼓掌）同样的话，我也曾经问过所谓“改革开放派”，90年代你们出来摘桃子，利用改革发财，80年代改革开放最艰苦的时候，你在哪里？什么时候也是有人摘桃子！抢果实，抓话语霸权！参加实际斗争的是我们，在一边打击漫骂的是他们，这难道就是“革命性最彻底”的新毛泽东主义吗？你们要想继续革命，有的是对象，想革到我的头上，还早着呢！（鼓掌）关于李宪源已经说得够多。他在加拿大一个人很寂寞，没有我们这么热闹，什么时候想见面了，有什么新的思想了，就办一个讲座，先说说，看看反应，然后再正式发表。没有人直接的接触是不行的。长期在国外讨论中国问题，难免性格压抑，说话激烈，因为听不见鼓掌。（笑，鼓掌）脱离中国斗争的实际，构想未来社会，大家都会，价值不高。所以我劝他回国，这是可是肺腑之言。他竟然不识好人心，说我诽谤他？我可没有诽谤他，是他诽谤我。有朋友说，分不清楚。那么我不说话，他又说我逃避不敢说。我要是象他那样口气，又降低自己身份。这就是网络话语霸权。大家说，我是说还是不说？（说！），我是骂还是不骂？（全场笑，活跃），还是下次再拿主意吧。反正李宪源劲头大着呢！长期被边缘化是非常难受的，这个我有体会，现在我也不是什么主流，只不过在国内，还能够经常和大家一起说说（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的场面李宪源感受不到，也挺可怜的。他高调骂我，说明他比我还边缘化。但依靠激进和咒骂吸引眼球不能长久，说话要注意公信力的。我们才进入正题。也真是的，本来要给大家送春节礼物的，没想到礼物让人家给涂了吐沫，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胃口。（下答：“有胃口，这不是吐沫，是胡椒面。”全场大笑）那好，我们对李这样的人还是宽容一点吧。反正他对社会也没有直接危害。-----只有我本人是受害者。（笑）非常感谢几位网友出面说公道话，看来网络的主流还是有希望的。（笑）因为大家这么多年是了解我的。你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资本家也不信。你说我和主流经济学是一伙的，他们也不承认。你还可以说我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连美帝国主义也不信啊！（大笑）中国人讲盖棺论定。面对历史和人民，我可以说，我年轻时候因为太讲信仰，在文化革命中间犯过极左的错误，以后认真地反思了，投身于改革开放，但是在90年代没有接受新自由主义一边去，说明正趋于成熟。50多岁了，再不成熟，岂不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小僵猪了？（全场大笑）主流派封杀我，媒体限制我，对我是有好处的。一般来说，被人捧起来的时候，离败落就不远了。二．正确进行理论斗争需要不断规范概念“老兵痞”网友提议休战，被李宪源拍了板砖（大笑），他提议不要用刺激性的词语，我可以接受。但是，“极左，极右”作为学术名词，并不是贬义词。李宪源在网上骂秦辉，实际是骂我呢。秦辉说有四种思潮，“极右，右派，左派，极左”，很有见地，其实还可以有许多划分，这类划分的意思就是要制止极端思潮，壮大中间思潮。不知道他是那年说的，我还要和他争一争知识产权呢。（笑）我1994年发表文章《超越左右翼》，《中国现代化的四种社会思潮》，当时我们经济研究所的领导于祖尧找我谈话，说你最近又在香港发表什么观点了？我说，不就是四种思潮吗？那是我在国内先发表的。他说，在香港有反应，到社会科学院了。也不是不让你写，香港舆论复杂，以后注意。我的划分是“激进右翼，温和右翼，温和左翼，激进左翼”，因为太长，后来是从通俗说法，简称为“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真的没有贬低的意思。以后改过来也可以，怕大家不习惯。我有解释，说明我接受你意见。如果谁因为这个受刺激了，我表示歉意，学术概念，的确没有贬义。（鼓掌）人家说我是新左派，我也不爱听，因为那是和“自由主义”对立而言的，我认为是自由主义设计出来贬低我们的。但是大家就没有这个感觉，是不是？道理差不多。我的第一讲，主要分析泛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演变。把1995年以来的主要危险定位于“极右的瓜分派”，即主张权力资本化，买办化的思潮。第二讲，列出左派光谱，批评了两种有代表性的，我认为是“激进左翼”的思潮。第一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在这里第一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代替“马克思主义者”的概念，是为了区别二者。现在极少数依靠官方得势的（不包括刘国光），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思想僵化，概念老化，唯我独尊，自说自话，已丧失在社会和群众中的影响，他们想垄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解释，必然打击民间马克思主义力量。由于他们依赖于官方支持，不敢也不想真正触动“极右派”权力瓜分问题，不敢真正彻底地反思改革。这样就会脱离中国改革的实践，成为官方政策的解释。由他们垄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有生命力。应重视的，是10年以来民间发展起来的实践派马克思主义，包括经济学和思想界的“非主流”，新左派，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传统文化，国际上的新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老左派”。他们已退休多年，对官方主流政策多有批判，也是“非主流”。对于老左派90年代以来坚持批判新自由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道义力量，特别是革命前辈以社会主义信仰，坚持共产党组织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和领导层平稳过渡，做出杰出贡献，作为晚辈我们没有资格参加，但是我们尽力追随了，这是我们的光荣。作为晚辈由衷地钦佩老前辈，并当作为精神财富来继承。（鼓掌）这与我们在理论上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概念，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因此，我们批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包括“老左派”在内。第二种是纯粹民间的，边缘化的各种左翼思潮，有许多种。其中“极左”且影响最大的，是对文革全盘肯定的“文革派”，个别人发展到直接给四人帮翻案的程度。这两支思潮在“左翼”阵营不能成为主导，应在”反极右防极左”过程中予以防止。两者应该同时进行，不能因为“极右”的嚣张，就放弃对“极左”的批评。反对极右是主要矛盾，我们应主动出击，今明两年集中于反思改革开放方面。至于防止极左，可以是被动性的，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批评，有理有利有节。批评他们不是为了追求纯粹，也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能够影响政策，而是为了保持正常的思想理论讨论的环境，教育和提高广大群众，团结广大中间派不被他们吓跑。更重要的是，在斗争非常复杂的情况下，不能让极端言论把阵线搅浑，给极右派提供借口，把左翼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给文革翻案，煽动社会动乱”等政治帽子。一直有人在这样做，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不要太天真。极左派往往是一些非常边缘化的人物。在全世界和中国都出现严重的社会两极化的时候，边缘思潮激进尤不可免，甚至导致激烈的行动。毛泽东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哪怕是一万年以后，全世界各地也会有各种理论代表在活动，他们是绝对不会承认失败的。世界上哪有那么纯而又纯的事情？追求纯粹，是极左派的特点。我们讲超越左右翼，就是能够包容，底线是不能让激进的极左主导左翼，干扰斗争方向，以至于一败涂地。经过2004，2005年反对极右翼的斗争，瓜分派暂时收敛，但反击是必然的，各种力量都想影响十七大。目前形势暂时对左翼有利，内部马上分裂。温和人士中左与中右，策略和学问有余而勇气不足，每逢关键时刻，往往把主导权送人，想起陈独秀当年，我一直不理解，现在似乎可以理解了。这次极左派的抬头，起源于顾雏军的倒台。2004年8月28日，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选择适当的时机，策划了郎顾之争的升级，极右派失态跳了出来，暴露了瓜分阴谋，当时就注定是败局。一年以后顾雏军被抓，马上掀起批判主流派经济学家的高潮。就主导思想而言，这是中国“中左与中右，老左”联合的产物，其实郎咸平，丁学良，刘国光的思想，都是中左。我说这是“温和左翼”的胜利，是指主导思想。我们从1994开始与“经济学主流派”辩论已有10年。主流派不和我们辩论，想把我们边缘化，但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导致他们在2005年彻底丧失社会公信力。2002年张五常被美国审判，他们就牵连进去了，求助于“上边”的保护，才得以维持，而且变本加厉推行权力资本化。之间有许多经济学家卷入企业丑闻。长期因素是有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理论对立面，不断从逻辑上解构他们，在实践上批判他们，如果内部没有生长起反对力量，再错误的东西也不会垮台。以后才有2003年的批判新自由主义，2004年的郎顾之争，2005年的改革反思。2005年，“非主流”竟然成为国际10大流行词之首，自由派15年以来策划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终于被社会抛弃了，这才是历史和人民赋予的话语权。（鼓掌）毛泽东说，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思想是决定路线的。思想斗争中间的主导思想非常重要。当然，取得这样胜利的根本因素，是极右派主导改革实践引起巨大社会问题，出现社会动乱，激起人民的广泛斗争，引起许多人反思，新的党中央也有调整的意愿。我们的思想斗争也得到广泛民意支持，包括中间阶层在内，这是应有之义。不能否定主导思想的作用，在同样社会背景下有不同结果。六四以后三年政治条件更好，老左派完全主导了话语权，但没有理论创新，结果完全失败。这就是教训。有的极左派出来挑拨，列举这是人民的胜利，把我们理论界的斗争与人民的斗争对立起来，目的是为极左争话语霸权，我们不要受他的挑拨。大家回忆一下，在几次与新自由主义斗争的关键时刻，是谁站在第一线，那里有这些人的影子？现在跳出来专门打击“中左”，说我们左得还不够。历史上极左大话吹破天，在实际斗争中从来没起过什么好作用。在2005年7月好形势下，左翼阵营马上分裂。那些依靠官方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程恩富，一直批评我们甘居非主流，是帮主流经济学家的忙。号称民间“新毛泽东主义”的李宪源，打上门来大骂。非常奇怪，不去打击极右，急忙地排斥我们做什么？大家注意，在挑起争论，肆意漫骂，叙述历史中间，他们在宣传极左观点。我们必须与他们划清界限。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我们现在反思改革主要是90年代中期以后。极左派一口咬定，30年改革开放走的全是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是1995年以前20年走资路线的延续。李宪源说：------“面对文革延伸到今天这类两条道路、两个路线和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斗，骑墙摇摆是不行的；不偏不倚假作中允是没有出路的”。------“就凭你杨帆至今在你的最新讲话中仍然为以中右为主导，联合中左反对极左，对中国的1975---1995年走资进程大加肯定之立场，就可以断定你是自由主义”。-------“对于已走到邪路上去的改革开放，毫无疑问必须坚决反对、明确否定和全面匡正之！这不仅事关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也是检验一切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准！而自命为反主流经济学家英雄的杨马克思主义者，却竟然跟主流经济学家同流合污地公开挥舞反对改革开放的棍子打人！明确正告杨帆：改革总设计师所坚决反对和经常担忧的动摇四项基本原则根基的所谓改革开放，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老毛泽东主义人士，以及从切身遭遇经历中产生痛恨走资、渴望走社想法的亿万工农大众，是坚决地反！反定了！”-------“分歧焦点根本不在文风，而在中国应该走社，还是按你杨帆自由派同伙秦晖鼓吹的所谓公平私有化的主张继续走资。”第二，全面否定邓小平思想我是基本肯定邓小平思想的，这和肯定前20年的改革开放是一致的。特别是通过宣传邓小平晚年关于控制两极分化，历史地完整地领会邓小平思想。而极左派对邓小平全盘否定。按照文革口气，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许多帖子里面对邓进行咒骂。第三，全面肯定文化革命，给四人帮翻案我们认为，应打破不许讨论的禁区，打破官方对文化革命全盘否定的结论，打破30年以来各种宣传和文化作品对于文革的妖魔化，允许民间自由讨论文化革命，史实性质的东西没有必要编造和隐瞒，应从历史研究角度，做象样的文化革命史。对于文革化的评价应允许大家发表意见。知识界可以王力雄文〈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为基础，开展讨论，对毛泽东的动机和理论做积极的理解，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实际中间发生的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现在这样做，有助于抑制目前过于极端的精英思潮，有助于反思改革。但是我认为，文革的方法和后果是基本失败的，应该认真总结教训。极左派不仅完全肯定毛泽东的动机，而且惋惜文化革命为什么没有进行到底，甚至给四人帮翻案。他们说华国峰抓四人帮是因为个人私利，是一场违反程序的军事政变。借“纠正史实”大篇幅为江青喊冤，吹捧张春桥和姚文元。请看李宪源的话：-----“你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理解支持毛的继续革命极左理论与实践。”-------）“甚至对已经长眠于世、无法进行任何说明反驳的毛夫人，肆无忌惮地、毫无根据地进行至今没有任何认错道歉表示的有关红都女皇之类的恶意诽谤，更是令人发指，无法使读者认清这到底属于文风问题，还是根本立场问题。”-------“污蔑诽谤江青同志的老帐未清”。等等。观点走到这么远，令人吃惊，是不是我特别孤陋寡闻？没想到他们在自己圈子里把四人帮作为英雄了！这也说明主流宣传脱离群众，各种极端思想必然很快地传播。第四，全面否定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官僚买办阶级（网上评论）------（杨帆）特别是要帮助（主要靠肆无忌惮侵吞全民所有资产起家的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的）民营企业家”。我是这样说的：现在民营企业家被自由主义思想所控制，我们应该以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去影响他们，帮助中国民营经济上升到民族经济。这是爱国主义思想。李宪源连这也反对，他在引证我文章时，删去了帮助他们“上升到民族经济”话，只是说我要帮助民营经济，他是恶意还是没听懂？这是典型的肆意歪曲。他又把民营企业家加上定语：“主要靠肆无忌惮侵吞全民所有资产起家的中国新生资产阶级”，这有什么证据？概念上就极左，企业家等于资本家吗？企业家是从事专业管理和资本运营的，许多是依靠技术创新，努力管理发展起来的，投资也是要承担风险的。李宪源见过几个？就肆意攻击和否定？即使是下岗工人和农民工，也未必就完全否定企业家和资本家吧？他们的投资和经营是不是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呢？我们讲阶级斗争，也不能简单化，也不能只讲矛盾的一面，不讲共同利益的一个方面。矛盾方面，也不全是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现在那些专门为民营资本要利益的经济学家，也陷入自相矛盾了，一部分人开始讲爱国主义，自主创新和民族经济了，虽然有些羞羞嗒塔，但毕竟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是好事，总比当买办强吧。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压迫剥削太重，国际霸权也欺负我们政府，我们政府也欺负民营资本，民营资本也欺负工人。中国政府要对抗国际霸权，支持民营资本参加国际竞争，也要保护职工利益和权利，不可把几方面者对立起来，甚至说什么，在国际资本主义环境下根本就不可能有民族资本？这是毛泽东思想吗？极左同样忽视中产阶级的力量和利益。他们只提工农问题，视野里面几乎没有中产阶级的地位，这样必然削弱左翼的阵线。第五，宣传左翼无政府主义右翼无政府主义是指否定国家干预，完全依靠市场。而左翼无政府主义则指迷信“人民当家作主”，不考虑操作性。文化革命中有所谓“彻底砸碎国家机器”之说。极左派对于爱国主义有看法，这是几个诽谤我的帖子，把爱国主义污蔑为军国主义：----（杨帆）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义转向军国主义，不是孤例。他两个截然不同政治经济观点,最终实际结果都一样，那就是为权贵，为官僚买办资本，为极右更好的剥削统治服务。----资产阶级的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那些还把自己捆绑在伪军战车上的专家学者们继续可持续喝血的，将来的新中国不会遗忘你们。----他们的军国主义警察国家的主张已经在逐渐成为现实我是这样说的，如果美国和日本联合出兵打击朝鲜，我们首先要在东北实行军管，不能依靠自由市场经济。这本来是左派的观点，但他们可以说我不能说，我说了就是军国主义。原以为他们爱国，现在看来，他们有无政府主义成份。他们对于文化革命的肯定也是从这里出发的：打碎官僚集团。他们把整个国家和计划经济都看成是应该打碎的官僚集团了。从文风上说也是非常卑鄙的。这是一个匿名人，在配合在李宪源，在1500万字里翻我的文章，什么也翻不出来，结果只能断章取义，肆意编造。这种卑鄙活动已引起网友的警惕和揭露，我非常感谢。必须指出，民间怀念毛泽东是正当的，我们就是毛泽东派，要继承毛泽东非常多的东西，研究他晚年的思想财富和教训。但极左文革派自称“继承毛泽东晚年革命思想的精髓”，专门对文革翻案感兴趣，他们不能代表毛泽东派的主流。有些人当时就是造反派骨干，文革既得利益者。社会复杂网络复杂，大家通过网络讨论，可提高识别能力，逐步熟悉什么叫煽动，恶意丑化，诽谤。这样的讨论是有好处的，没有什么可害怕，可回避的，最后会暴露坏人，教育了群众，这可是毛泽东说过的。三．信仰与科学，主流与非主流在中国作为信仰系统振兴马克思主义，需要区分信仰和科学两个不同的层面。人类在吃饱饭之前有生产和物质需求；同时有“真善美”的需求，即精神需求。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从来就是人类发展的两种动力，不可片面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只强调“物质第一性”。第一性不等于决定性，物质里面包含精神。把物质和精神对立起来，是西方的思维，中国“道”的概念，就没有区分二者。我们还是按照西方主流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话语来谈问题。马克思主义其实是西方话语里面的“非主流派”，和主流立场不同，但思维和话语类似，所以需要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发展，物质需求是基础，精神追求是主导。物质生产是由精神主导的人类自觉生产活动，先有概念和图纸后有产品，概念和图纸就是人的精神创造。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的时候，不应该把生产力当作纯粹的物质存在，里面包含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马克思说，人类生产出现以后，就没有纯粹的自然界了，他称为“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在历史大变革时期，会出现物质利益追求压倒精神追求，“恶”推动历史的情况，称为“道德与历史二律背反”。长期本质上，精神追求更为长久，憧憬未来理想社会，批判社会现实，都非常重要。包括大思想家能够批判历史进步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这不是反对历史进步，而是揭露历史进步的代价，给人类提供继续改进社会的思想动力和材料。这样的精神追求必定是处于社会思想的“非主流”的位置，同样推动历史进步。但这样的思想一旦掌权成为主流，把理想作为政策强制推行，往往就出现“极左”。许多社会主义实践，文化革命的失败，就是教训。求真，指的是科学，科学是用来区分真假的，具有实证性，由实践来证伪；求善，指的是信仰，信仰是用来区分善恶的；求美，指的是艺术，艺术是用来区分美丑的。科学讲的“是什么和为什么”，不要把善恶混淆进来，不要把情绪掺杂进来。社会科学涉及利益关系，社会科学家有价值取向和立场问题，价值取向背后就是信仰系统。求真是以求善为基础的，但二者毕竟的方法和体系，社会功能毕竟不同，社会科学家的价值和信仰，应该通过学术活动表现出来，通过选题，假设前提，学术辩论，实践检验等学术活动表现出来，作为社会活动家也可以在重大社会问题上表明立场，但其身份仍旧是科学家而不是什么别的。这种社会活动也不是直接参拜教堂，不是“斗私批修”，那是信仰活动，不是科学活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就是信仰问题，讲究的是“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信仰有有神论和无神论两种。宗教信仰有具体的神，特别是大的一神教，有强烈的“反对异教徒”倾向，因此难以主导世界。中国的孔子非常聪明：“敬鬼神而远之”，认为有“天道”，人要行善即替天行道，不讲来世，而是在现世实践中间为老百姓说话做事，这也是一种信仰系统。而且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有强大的生命力，不能象极左的历史观那样，用“封建文化”一个词，又是“一言以鄙之”。我们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讲“客观历史规律”，当然是一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系统有一个特点，它是讲无神论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信仰又是科学，既是一种求真的科学系统，又是一种求善的信仰系统，两种功能都有。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信仰科学”，科学地认识世界，按照历史规律办事，就是信仰。而没有科学依据的信仰，就是“迷信”，这样就把科学和信仰完全混为一谈了。我的哲学知识是年轻时自学的，不是专家。在大学听邵化正老师的哲学课，他将人性结构分为“真善美”。不管说法如何，在实践中间如何结合，“求善”与“求真”毕竟不能混淆。把科学说成是信仰，或者把信仰说成是科学，实际是近代西方中心论和科学主义的产物，是贬低信仰，抬高“科学”的地位。五四运动讲“民主与科学”，重视科学技术和制度变革，而把信仰问题放在一边。但信仰问题无法回避，于是就有了“科学信仰，信仰科学”的一体化说法。马克思写《资本论》既求真也求善，在历史与道德之间的取舍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承认资本主义发展是历史进步，另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他是在分析、批判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生产方式。在他的书里面，求真和求善是混在一起的，《资本论》从第一卷商品和货币延伸到第二卷、第三卷，是求真的体系，探索资本运行规律。他学黑格尔，将黑格尔“绝对精神”去掉，变成生产力发展，继承了黑格尔的逻辑体系，演绎非常严密，是一个经济科学体系。按照科学的求真，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是先进生产方式，同时又对资本主义进行强烈批判。为什么要批判先进的生产方式呢？因为它的发展也要人类付出代价，而且其内部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这是从“求真”角度，对事物发展二重性的理解。这对于现在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是很好的批评：即使市场经济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也未必就不能批判它。揭露发展的代价，不是抗拒历史进步，而是有助于改善现实，使现实的人民少承受些“进步的代价”。按照信仰的求善，人类需要憧憬未来美好社会，这种理想主义在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马克思的研究并不限于求真，他同时也在求善。他终生研究资本主义，就是为了揭露它的内在矛盾，追求更好的社会，这已包含求善因素。他有大量直接为工人呼吁的文章。包括在《资本论》第一卷后一半，大量篇幅反映工人的痛苦，是感性的一面。马克思之伟大就在于有这种两重性。20世纪80年代，当改革顺利发展，同时出现腐败的时候，我们在哲学上就有了这种两重性的认识，叫做“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可惜，90年代以后大家反而丧失这种认识，老一代有人蜕化变质，新一代没有经历。在惊讶之余，我们还要不厌其烦地重头再来，许多在80年代的共识，现在还要重新讨论。无论是求真，还是求善，马克思在自己的时代都是批判主流社会的“非主流”，这使他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给我们留下巨大遗产，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分成很多派系，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一派在实践中取得了政权，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初期又实行计划经济。成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在信仰层面成为国家信仰体系，同时在科学和操作层面上，甚至在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方面，都成为绝对的“主流”，这是没有“非主流”的主流，是绝对控制。之所以有可能或者是有必要这样做，并非极左所想的那样是天经地义，而是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即：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需要，后进国家赶超的需要，外部环境紧张，革命领袖的绝对权威等，因此很快实现国家工业化。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是主流，资本范畴向全世界扩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本质不是消灭资本，而是落后国家以权力加速资本积累，无数批判私人资本主义的说法，归根结底不是消灭资本范畴，而是把资本的发展由私人主导变为国家主导。各理论派别都有人把计划经济理解为完全消灭资本，是肤浅的。汪晖等新左派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计划经济不是反现代化和资本的，而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现代化和资本运行方式。改革开放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是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必定引入市场机制，进入国际市场，资本运行的主体从国家向多元化主体演变，私人资本，集体资本，股份资本和国家资本并存。把这样的转化“一言以鄙之”发展资本主义，要全盘否定，是极左思想。我们所揭露的问题，是经济主体从国家向民间转换过程中间引起巨大社会问题，问题在于转换的方式，程度，利益关系，及其背后涉及公平和信仰，而不是应不应转移的问题。但是，如果找不到正确的方法，我们宁肯放缓或暂停转化，也不能让国家财产被权力资本化，成为寡头财产。而极右派认为没有最优也有次优，改革不能停止，至于谁受益是可以默许的。极左派完全否定这种转换，一言鄙之以“资本主义复辟”，盲目坚持国家所有制，这就完全否定了改革开放。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经济学可以在经济学领域里成为主流，这是指在经济科学和操作层面而言，但必须纠正10年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引进中间的教条主义，滥用概念，误设前提和越位，把经济学的价值观念不适当地扩大宣传，甚至成为信仰，被新自由主义利用等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左翼思潮，由于其对“资本”有本质性的批判，从科学意义上讲，在计划经济下可以直接作为主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作为批判性的“非主流”比较合适。这样摆位置，绝对没有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指导性，包括建设性和批判性两个方面。定位正确，才能够真正发挥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力量，思想性力量。多年以来，主流明明是发展市场经济，特别发展资本范畴，却偏偏要把马克思主义也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主流，那就必然要论证马克思是赞成发展资本的，用马克思主义为资本的发展做注解，比如说马克思也炒股票等，总是让人觉得很别扭，不伦不类，这是不是有点糟蹋马克思啊？（笑）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国家信仰，在市场经济包括资本范畴大大发展的条件下，共产党对于社会的领导，国家对于市场和资本的控制，除政策层面以外，还需要保持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在信仰层面的“主流”地位。这种强化，绝对不象有些“极左”人物所说，是架空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懂信仰的才这样说话。在中国强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系统的主流地位，是切切实实的加强，包括：加强共产党的建设和纪律；加大反腐败力度；批判新自由主义，把它从信仰层面驱逐出去；使马克思主义从信仰层面，影响价值观念，历史解释，战略和政策制定。为此，需要大大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融合国际上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中形成的邓小平思想，目前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等思想；包括继承历史上从孔子到孙中山的思想，正确总结中国建国以来的60年历史经验教训，尽快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开放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中国现在需要一部《新社会主义论》，类似1941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期望这样的著作能够在不远的将来面世。这是一项大的理论创造，会有许多讨论和各种著作，各派都会提出自己的方案。我们“非主流经济学家”现在已经扩大成为“非主流学者”，超出了经济学家的范围，我们提倡进行从《新改革开放观》到《新社会主义论》的理论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西方经济学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科学和操作层面上成为经济学主流的现象，在2005年被刘国光批判，我称为“刘国光命题”。与刘国光不同，我认为基本可以肯定承认这一变化，虽然它一开始就产生严重偏差，需要纠正。我在2000年深圳讲演，已进行了揭露，称为“经济学不幸成神学”，我没有否定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层面成为主流，而是揭露西方经济学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以后，在信仰层面填补了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以后留下的“信仰真空”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科学层面有四个意义，一是在资本主义下当非主流，进行社会批判；二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当主流，一体化地控制国家与社会；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当非主流，批判和制约市场经济出现的弊病；四是如果发生危机，暂时再当主流。马克思主义在信仰层面则始终做主流。这就是我们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自称“经济学非主流”的理论和历史意义，许多人说，中央接受了你们那么多的建议，经济学主流派也臭了，你们应该是主流了吧？我说，岂不说极右派还在掌权，就是他们真正瓦解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我们还是要定位于“非主流”。这正好说明我们不是象萧武任意揣测的，“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而是我们经过长期认真的思考，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功能，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定位，所做的认真思考。作为信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又坚持改革开放，这可能是比较好的立场，难道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吗？（鼓掌）这是一种新的想法，许多人包括李宪源，有不同认识欢迎批评，但不可以此怀疑别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刘国光也说，马克思主义内部允许有不同派别。李宪源是什么态度？他一再追问，你究竟主张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你“内心”承认社会主义，我可以向你道歉。我表示自幼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不仅毫无尊重和支持，反而多次在公开场合以“杨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字眼加以讽刺，然后摘引我的言论加以反证。既然他根本不承认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还要追问不休？逼问我的立场和信仰？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学术品质，先套你的话，然后加以嘲笑和讽刺。对一个人的信仰和立场加以嘲讽，这不是学术讨论风格和态度问题，这是对人格的攻击，我不能不提出坚决的抗议！（全场热烈鼓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从主流向非主流的转化，有一个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尚可在话语体系方面维持主流地位，“改革与反改革”，是当时理论斗争的主线，双方都不能超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政治气候，知识条件所限，二是马克思主义尚可以容纳“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即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马克思主义内部必然分派。改革派就援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孙冶方的“计划价值规律”，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商品经济，把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灵活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格局在20世纪９０年代就不能维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是有客观依据的，因为９０年代改革开放进入“资本经济”阶段，而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资本的，再做“主流”，要御用文人用马克思主义为发展资本经济辩护，说也说了，但总是叫人觉得很别扭。（笑）“市场经济”是一种广泛的说法。按马克思说法，“市场经济”应分为两个阶段，８０年代中国发展商品经济，９０年代发展资本经济。在西方经济学中不区分两者，我们说它是“庸俗经济学”。我现在区别两者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研究中国实际问题。这是我们自幼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用不着外国“新毛泽东主义者”来教训我们。（鼓掌）我16---26岁在工人农民中间生活，通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书籍，包括《资本论》。26岁上大学，我的母校吉林大学，号称马克思主义摇篮。你说中国经济学水平低，那是指西方经济学，当时老师也不懂。但我们学的是《资本论》；那老师当时应是全国第一流，世界也第一流吧？（笑）比现在老师强多了。因为多少年，不许教别的，只能教资本论，几个老师，一个人分一卷，倒背如流，讲课都不用稿子，口才非常好，逻辑非常强。我们反复考试多少次啊！同学们之间研究多少次啊！一字一句地扣，反复讨论多少次啊！后来许多老师和学生都下海了，崇拜资本主义了，他们说，马克思不公平，把资本给了外国，把资本论给了中国！只有我们少数人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说明我们得马克思主义精髓。但中国那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却不承认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难怪，当年马克思自己也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大笑）我们学了三年，考了三年，每年一卷。就《资本论》的学习，应该是世界第一流吧？至少我们花费精力比现在多得多。你可以说我西方经济学没学好，但不能说我们《资本论》没学好。为什么我学习那么多年马克思主义，现在却和那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合不来？因为我们认真领会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有长期社会实践经验。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我们吃够了教条主义苦头，现在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鼓掌）就是因为有这点底子，我才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反思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作用，也批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90年代初期，张曙光和樊纲等已经区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以后比较研究很多，我没有专门研究，水平不如他们。但一遇社会性大辩论，他们都不发言，我就猴子称大王了，不完全是学术，我还是有些发言权的。（笑）否则又被人家骂：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我讲课时多次问大学生，研究生，什么是商品，什么是资本？绝大部分答不上来。我非常奇怪，不是从初中就学政治经济学吗？他们考试也有许多次了。我们学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全场活跃）马克思说，商品经济变成资本经济是有两个条件的，一个是资本原始积累，一个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中国９０年代进入资本阶段，市场化后工人打破铁饭碗变成劳动力，资本范畴发展过快，从商业资本到生产资本，到金融资本（股票、房地产），在外国百年，在中国几年。我们欢迎西方经济学进入，还嫌进入慢了，我们没有时间，学习太少。马克思主义者不拒绝任何科学的知识，而是继承人类知识的全部成果。这在我们20多岁的时候，已经背得是滚瓜烂熟。（笑）但90年代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有重大失误。1．社会背景特殊。全社会只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越位，不仅在操作层面上代替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信仰层面上越位，填补了社会主义信仰真空。2、盲目应用。我们可假定，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科学系统，解释市场经济有一定科学性，也可以指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运行。我们要批判的是，它在中国的应用有教条主义错误。西方现代学问来自于西方物理学，设立前提，提出问题，有严格假设条件，再建模型，数字进去出来结果，如结果不符合假设，就不断调整，最后符合假设。西方经济学接近物理学，思维模式都是这样。西方经济学应用到中国不是不可以，但需要很多钱，福特基金有个长期项目，研究中国贫富分化，研究多年结果不错，中国计划经济基尼系数是0.2，现在0.46这么高，所以外国人也说中国两极分化这么厉害，而且还有10个百分点灰色收入没有记，中国两极分化没有争论了。福特基金拿钱干这个事是很有用的，不能说没用。他可能拿出钱来，研究扶贫、计划生育，艾滋病，环境污染，但研究安全绝对不可能。西方经济学这套物理学的办法，需要大量金钱支持，美国人如果不感兴趣，有钱人不感兴趣，不赞助你研究，你就没法研究。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靠我们这种人来拍脑袋了。拍脑袋在层次上高于物理模型，这是非理性，天才、智慧的东西，没有钱也能得出很好结论，而且成本低收益高。（全场大笑）拍脑袋的东西在经济学里不能作为基础，实际很多灵感在里面，数学模型里面也有许多灵感，系数的确定离不开经验判断。举例说明。什么样的前提在在中国没有？第一个就是假设自由贸易，假设没有国家的利益，在全世界没有国家利益和垄断。中国在政治体制上和西方不一样，处于崛起过程，国家利益摩擦很严重，自由贸易的基本理论是比较优势，这是大学二年级的功课，前提是没有国家利益，并且假设经济是静态的。我们主张动态比较利益，战略产业，这样才有国家支持下的自主创新。第二个假设，比较阴险。假设自由贸易不包括人口自由流动，这是误导。生产要素应该全球化流动，是自由贸易的要求，实际上西方不做的。理论上实际假设劳动力不许自由流动。但理论说，自由贸易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没有包括劳动力。这是骗人的东西。西方把劳动力自由流动排除在外，自由贸易就异化了。注意，“异化“也是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之一，指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分离。-----谁说我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不爱显示就是了（笑）。西方的自由贸易，把劳动力排除在外，就变成资本的自由，而不是人的自由，劳动权和人权变成了资本权。这个你们明白了吗？发什么楞啊？不是一个比一个聪明，不爱学马克思主义吗？老师没有教是吧？（笑）如果按照自由流动，真正是全球化的比较利益，中国人工资是美国的5%，，这是中国优势，假设美国有是资本优势，应该是中国劳动力去美国打工，最穷的人去大概1亿人，我估计差不多了。这样就把美国工资拉底，还有选举权，一人一票，最后选出一个华人总统。（大笑）美国去不行，去澳大利亚2000万人，来个投票。西方白人特权社会，就不让人口的自由流动。比较优势还是要发挥的，于是就“异化“了，资本流动代替了人的流动。发达国家把工厂和资本转移过来，把中国劳动力优势变成商品低成本优势，然后输送回去，在这过程中人权就变成资本权。用这反驳美国，我看比极左派厉害，我顺着你逻辑，说全球化是必然趋势，对，那我们就是人过去。买一架波音飞机要10000个移民名额，交给民政部。作为扶贫，不给北大学生，有本事学外语自己考出去。给贫困老百姓，把扶贫钱变成移民补贴，一个人送张飞机票一万美金，出去。今年我国买70架波音，要他70万个名额，给贵州省，他们一年就进入小康了。（全场大笑）最简单了。西方的全球化是假全球化，中国没必要反全球化，我就不反全球化，我是最彻底的全球化，这在逻辑上是归谬法。大家别以为我胡说，西方已经开始羞羞答答逐渐承认这件事了，因为不移民西方社会就没人干活了。当然，它不能允许我说的那么多（笑）原来用此打击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人不让苏联加入WTO，什么理由？说苏联是集权国家，没有移民自由，苏联很多人愿意到美国定居，苏联政府应该让他们过来。美国人非常傻，很可爱，相当傻。（笑）1997年我到美国，发现刚修改一个法律。有中国人到美国，给美国提建议说，国会有一条法律赶快改，说计划生育是违反人权，美国要给逃避计划生育的人提供政治避难。（全场惊讶）我一看这条太好了，中国对外开放还是晚了，没有反应过来，赶快到美国生孩子啊！叫政治避难，生了孩子是美国户口（大笑）邓小平吓唬美国人一次：你老说我们专制，中国13亿人不好管，送你2亿人过去要不要？（笑）结果美国人明白了，现在想过去太难了。不过大家不要丧失信心，能过去就过去。包括那些痛恨中国体制，中国文化，看不起中国人的，为什么不过去啊？当几年少数民族，也许就开始爱国了。（鼓掌）经济学很多误导应弄清楚，这就是绝对误导你。如果允许劳动力流动，国际经济学就变成劳动力经济学。现在没有这门学问，只有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前提是不让人流动。理论误导太多了，我能讲三天三夜。有人拿比较利益，分析中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关系。先把资本投入沿海，以后饱和，工资地皮上升，资本会从沿海地区自动流到中西部，这就是假设市场经济可以自动调节，我不要迷信市场，因为劳动力是可以从中西部自动流到沿海的。比较利益在国际上是可用的，因为有国界，西方国家不让我们人过去，资本就过来。在国内，内地人可自由流动去沿海地区，所以沿海资本不会流到这边来。想发展中西部开始阶段要政府主导，财政投资，那不是市场经济。如果外部不安全，资本自动跑到中西部。（笑）但主流派经济学家不承认，迷信市场，饱和之后会过来，要容忍社会分化，容忍贫富分化，要忍耐。因为要相信市场经济到一定程度会自动调节，这样迅速扩大了地区差距，现在再调节已经晚了。经济学家画这么一个曲线，库兹涅茨曲线。决策者请他们讲课，全是这一套，他说中央领导不要着急，要相信市场。曲线到了头自动好转，包括先发展经济，后治理污染。先少数人富，带动大家富。其实都没有实现。没有国家大手段调整不过来，很大原因是理论上受到市场教条主义影响。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条曲线。告诉你说自动可以调节，实际上自动不可以调节，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说还要建设农村，不能让农民全部进城，进城得逐步来，全进来之后到处流浪要饭，这就自由主义。越这么搞农村越凋敝，这么糊弄人的东西，没有点水平是看不出来的。（笑）再有一个误导，就是“双赢“。说市场经济就是交易，只要自由意志，就是双赢，这是更大的误导。双赢是有前提的，信息要对称，强弱势力相当，才有双赢。如果没有实力，交易就不是双赢，而是单赢。他们教我们说，交易就是双赢，只要有交易就一定是双赢。我讲课时候问同学，我一把刀，我有刀你没刀，把你钱包抢了，你说这是双赢还是单赢？有人说是单赢，不对啊！如果你不把钱包给我，我给你一刀，岂不是更惨吗？损失一个钱包，换取一条命，怎么不是双赢啊！大家听着不舒服了，怎么着？你拿刀抢我东西，还是双赢啊！是啊，是双赢也是单赢。因为我积累财富，艰苦奋斗，把刀造出来了，我总要收回成本吧。谁让你有钱享受不搞国防呢！所以说，有实力的一方抢另一方，既是单赢也是双赢。双赢的前提是在国内有健全法制制度，有正确社会舆论监督环境。如果我抢你东西，一报警五分钟警察开着摩托车到这儿，得有这个水平，这时就有双赢没有抢。在国际上对外，就是武力相当。国际社会没有世界政府当裁判，在商业上双赢得有强大民族凝聚力和武力。看你国家强大，商人做买卖就比较容易。没有这个也公平不了，讲市场经济交易和双赢没错，确实得讲清楚假设前提。这些前提在西方经济学课本里面并没有讲，没骗你，因为不需要讲，人家本来有这个条件。在中国转型期没这条件，不讲就是误导。没有条件，迷信市场交易，怎么会有双赢结果？西方经济学讲了很多，我这人没迷信。我承认西方经济学是科学，但我没有迷信它。我们老说，以科学战胜迷信，但要进一步说，我们要克服对科学的迷信，不能迷信科学。提问部分：A：杨老师说事情是复杂的，确实需要警惕。有人说辛亥革命中间有日本人插手。反日游行队伍中有日本人间谍煽动群众，激化矛盾。杨：情况确实复杂。有时候政府害怕群众发动有其苦衷。去年发起的反日入常的网上签名是很好的，没有引起动乱。为什么需要防极左？因为极左会吓跑中右和中产阶级。极左否定中产经济是错误的。2005年反日大游行是中产阶级策划的，他们通过网络策动是扁平式的。政府通过说服疏导成功控制了反日情绪。反日容易调动民族情绪，容易失控，谁越激进越来劲。失控以后很多矛盾诉求会随后爆发，情势就更加严峻。新兴中产阶级有了钱以后要求政治参与，不一定不是革命动力吧？他们和工人农民是有一致的利益的，去年对日本的情况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要注意团结他们。涉及群众发动的事确实需要慎重，还可举几件事。一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文革是一次失败的试验，毛泽东的思想和初衷是好的，为什么导致不好的结果？因为毛泽东判断有失误。他看到计划经济下官僚集团，表面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官僚控制，发动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结果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因为群众分成了两派，派了解放军去了以后，解放军也分成了两派。老毛看到主要矛盾，就是群众和走资派之间的矛盾。但是他忽视了群众的水平，他们往往不注意主要矛盾，其行动却受次要矛盾支配，这就是群众之间的矛盾。革委会的想法挺好，但选不下去，群众支持不同的派别。有的文革派闪烁，还是主要矛盾啊！派系背后都有干部在捣鬼。但是，主要矛盾却表现成为次要矛盾，你怎么办？毛泽东发动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预计啊。没有预计到也是责任嘛。毛泽东发动群众搞了两年，很快失控，最后收了多次（抓造反派、清理阶级队伍、反五一六、责罚大学五大领袖等）才收住了。二是邓小平提出少数人先富，先富帮助后富。估计过于乐观，以为少数人先富没关系，到一定程度就自动调整过来，以为这是一个自然规律，经济学主流派也有这个误导。实际上他去世后就调整不了了，现在富起来的人想继续富，还想赦免原罪。左派朋友是不是可以同同样的逻辑，说这不是邓小平的责任，而是下边没有听邓的话；市场经济没有问题，只是没有把市场经济搞彻底呢？中国有句土话，“理不颠倒不成理”，教条主义，左右都是一样。三是维权行动。维权是好事，不能什么事都得中央解决，但是一发动，美国“颜色革命”就来了。这一插手就麻烦了，所以上面压住了。中国１３亿人口确实很复杂。辛亥革命背后有没有日本人？黑龙会早期是民族主义组织，帮助孙中山打倒中国皇帝。结果中国乱了，军阀混战。六大知识份子（包括严复、杨度等）1915年拥袁复辟，说中国不能没有皇帝。后来黑龙会发展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事情是复杂的。我们经过一左一右，发现真是越激进越倒霉。B:邓小平９２南巡反左的启示。银行改革、杨：邓小平强调反左是主要倾向。1992年讲话是中央党校郑必坚整理的，他有右的倾向。应该说一定时期反左是主要倾向。南巡强调反左是由于老左派回潮太厉害。我们不要再犯那三年的错误。实际上`1993年邓小平开始反右，但没有直说，只说要调整两极分化，两段指示一直没有得到发表。银行改革就是把股份卖给外资，会把国有企业呆账甩出来。我们反对瓜分国企已经取得成效，但是上面的意思也没有改，它是通过银行来做，后几年会有大规模国企破产。国有企业要改革，但不能瓜分，给工人补偿要充分。不能太左，老说维护国企，中国人没有瓜分成，让外国人卷跑了，和股市一样。2006年反思改革，科技战略、外资战略、安全战略。科技大会开过了，强调自主创新，已有反思，战略方向上没问题，至于科技进步是靠市场还是靠国家，没有搞清楚。我认为自主创新根本的是靠国家主导、以国防战略产业为主导。安全问题上面极其关注，包括各方面的安全，资源能源，只不过不对外说。如最近哈尔滨断水、广州污染。强调安全问题有利于遏制自由派思潮。稳定和国家作用很重要，不能什么都交给自由市场。外资问题，今年反对权力资本买办化，反思加工贸易，浪费能源资源，得不偿失，决不能再持续了，也不能迁到中西部，因为生态极其脆弱。可以迁到缅甸、越南、非洲、澳洲。要全面反思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方向和底线。什么阶段也得是社会主义，不能两极分化。可以退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因为资本不能消灭，但导致两级分化极其严重，我们对此低估了。有人说这些东西不是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市场化不彻底、没条件造成的，他们说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合格的市场主体，说白了就是私有化，二是完善的法律和信息系统。逻辑上就有问题了，你是先发展市场经济才能创造这个东西，还是先创造好了这个东西再去发展市场经济？这是同一个过程，就是市场经济出现问题了。他们非说市场没有问题，这就是教条主义，一种诡辩。C: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杨：中国要不要搞资本范畴？这点是有争议的。我们用市场经济掩盖了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的区别。商品经济是初级阶段，资本经济是高级阶段。马克思是批判资本的。其实计划经济也有资本范畴，只不过是国家资本。改革开放就是把国家资本缩小，把一部分国家资本转到私人资本领域上来，实际就是权力资本化的过程。权力变资本，资本再买办化，这个过程在中国确实有其内在的动力。我们无法阻止、消灭，只能揭露、限制。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是对的，只有承认资本才能节制资本。D：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成为信仰？杨：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神论信仰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E:关于权力制约。杨：后几年危机越来越严重，会出现一个总体的较量。F:有人提出私产公用？杨：日本搞过这一段，中国公私合营也搞过。现在提这个没有什么意义。G:极左是如何向极右转化的？杨：两者深层思维一致，转化在逻辑上没有阻力。比如，右翼的高尚全反对反思改革，他说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是历史规律，不能反思，反思就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可以成为右派的思想武器？完全是他们的歪曲吗，我看也不一定。庸俗的机械历史观，生产力机械决定论，历史命定论，让人为规律牺牲，西方中心论、制度决定论等，左右翼都是基本相通的。蒋介石想干掉毛泽东，王明也想干掉毛泽东，效果都是一样的。再举一个例子，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左派批判私有化、反对偷国有企业，不惜代价维护国有企业。这几年政府用三种办法为国有企业保值增值：一是垄断；二是银行贷款；三是国企上市。这些都是国家政策拿老百姓的钱往国有企业里填。中国的危险恰恰不在于剥夺了国有资产，因为国有资产是有数的，大不了给他算了；危险在于维护国有资产，并不断的拿私有财产往里填，那什么时候才算偷完，最后通过国有资产把私有财产也偷完，那就会瓜分无度，中国又怎么不会崩溃啊？私有财产和国有财产在很多方面是分不开的：一是银行、二是股市、三是土地。只要剥夺起来，公有私有一块剥夺，所以谁也不能剥夺。９０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就没有财政投资，很多是银行借的，所以总资产和总负债是一块走的，现在两者已经持平，那就是国有净资产没有了，那再剥夺的是什么财产？剥夺的不就是私有财产？左右共同的叫制度决定论，法律上说的性质不同，实际在经济上是联系的。我这个逻辑叫归谬法，仅仅站在维护国有财产角度，只能在自己小圈子里面称王称霸，驳不倒极右，说不服中间派。我对产权问题不太感兴趣，两权分立以后产权被虚置了。我关心战略产业，国家的非股权控制，国家造市场，以国家采购带动民间资本纳入战略产业体系。如温州的德立西给国家造火箭配件，用合同控制，涉及保密的东西还要用安全控制，比股权控制厉害多了。H：改革方向没有变，下一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杨：这个路数决不能听，现在先把改革停下来再说，因为政治改革无论该不该改，现在都改不了。孙立平说的很清楚，现在没有这个政治条件，谁也不敢冒这个风险。要改到什么程度？共产党下台？多党制？搞起来更乱，腐败就跑到政治领域里来了。说不清楚的话就只有放慢市场化速度，现在是太快了。邓小平说了，什么都可以试，试了不行就关。按小平的意思，两极分化就意味着改革的失败，现在就应该停下来进行反思。印度搞了市场化又搞了民主化，但是两极分化还是特别厉害。拉丁美洲总理反复更迭，走马灯的换，根本就是大财团、外国资本左右政治。北京共识国际承认，中国改革因政治集权保持了稳定。现在我们共产党还有权威，省长市委书记说换就换了，以后是不是不能换？民主化之后会继续削弱中央权威，是不是以后连军队也管不了？1989年六四之前知识分子太激烈，我认为民主不能胡来，这些搞民主的人不行。１３亿人的命运你说就算了？弄不好就是一个分裂的结局。现在９％经济增长已上轨道，自动发展挺好，关键是党中央的政策，内部矛盾协调好。现在民主选举可以在单位内部先搞，共产党内可以派别公开争论，社会舆论可以放宽，但是再搞进一步的民主，宪政，要慎重。谁知道会弄出什么事来？他们背后有外国势力，有“颜色革命”，这路数会断送中国前途。我们腐败的资料全在美国人手里掌握着，只要捅出来就完。我估计再过几年会有一个总决战，２０１２－2０１５年人口老龄化，储蓄率降低，内部矛盾就掩盖不了。近期最危险的是外部势力突然动手。
从经济学的研究起点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的学派门类是真多，但是从时间顺序和研究基点上来讲，影响较大的两个派别就是古典的劳动价值论学派和近现代均衡学派。古典的劳动价值论是以价值学说为基础的，认为劳动决定与创造价值，价值运动是经济活动的本质内容，但是后来在价值的决定问题上经济学主流学派逐渐偏离了劳动价值论，先是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后来干脆就是主观价值论，价值——价格的决定干脆转向主管评价层面，与边际效用学说相衔接。到了均衡学派，价值论已经变得非常边缘化，经济学的研究起点从价值论转向了供求均衡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彻底地坚持了价值论起点的研究方法。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该是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视角问题，不是一个入手的研究方法问题，而涉及我们对于“经济”的概念界定问题，甚至反映出研究者的根本世界观与价值观，也可以说最根本上是一个哲学问题。经济学该研究什么？按我的理解，应当研究的是人类的物质生产问题，或者说，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存在发展的相关问题，在这一点上，其实究其本意，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都在尝试解释与解决这个问题——解释是针对历史的过去，解决则是立足于现实展望和指引未来——但是解决的切入点在哪里？想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到底该怎么办？阻碍人类社会实现最大效益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并且，所谓“效益最大化”标准是什么？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此的回答截然不同。西方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它对经济学的定义中就反映出来了：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及其效率是决定“效益最大化”实现程度的根本因素，而资源的稀缺性是资源配置机制如此重要的原因——资源是有限的，需求是无限的，所以分配的是好是坏才会特别关键，关系着社会“效益最大化”，或者说，资源的流通分配是关键。从直观上讲，这无疑符合我们对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但是这个“资源配置机制”是个什么东西？西方经济学偏重于用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自然经济的概念去阐述这个概念，而且西方经济学无一例外的推崇基本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程度有所不同，经济自由高速发展时期，就大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遇到危机就稍见收敛、强调政府干预。并且，西方经济学给“效益最大化”的标准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这两项在数学模型中看起来都一样，供需双方是对等的，而且这个“最大化”最终是一个价格指标，或者说是财富效应的“最大化”。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理论是批判性的，它将阻碍这个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因素的矛头首先不是指向了资源的流通与分配，而是指向了决定资源分配的物质生产，特别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关系，政治经济学并不认为资源相对于人的欲求是稀缺的，或者说不认为稀缺是一种普遍和决定性乃至于可以决定人类经济行为目的与意义的因素，而认为生产所决定的所有制等一系列财富权力的存在是社会“效益最大化”实现的最大障碍，分配是“末”，生产才是“本”。而“效益最大化”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都反对财富最大化的标准，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作为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一部分的政治经济学的终极工具性目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这涉及到对人类经济现象的世界观问题，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后所隐藏的哲学问题，导致了两个流派见解的根本区别。当西方经济学把资源的分配流通——或者说“配置”作为研究的对象时，也就表明了它认为经济活动，是以人的主观为主体，对外在资源（外在不是人身体外，而是人主观意愿以外一切有形无形的资源，劳动、知识也在其中）的配置过程，所以既然是“配置”，生产也就是一个一进一出的过程，西方经济学里的生产一直是一个黑箱似的函数过程，并不关心生产过程以及生产中人结成的特有关系。而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所谓价值关系而只有价格关系，即使所谓价值关系也只是价格的比例关系，与纯货币数量相区别。而这恰恰表明了西方经济学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认为人类社会所谓发展就是“人”作为主观主体战胜与改造客观环境的历史，是一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历史，“人”是一个统一而抽象的概念，或者说认为人的发展在于人对于外在客观的意义变化而非人类内部社会形态特别是阶级关系的演变。当然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是人的本质是社会性，人类的发展要从人类改造外部世界与变革内部结构关系两个角度审视，西方经济学显然偏执于第一个角度，或者说，西方经济学重视的是人主观层面的“能动性”，而非客观层面的“社会性”。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第二个角度则认为人类整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否认阶级社会的存在发展，而大谈特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历史观，特别爱宣扬资本主义社会的完美与和谐，否认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西方经济学显然也在或明或暗地宣扬这些论调。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孕育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资源配置的权力在有产者手里，有产者拥有无偿剥夺无产者的权力，但不是每个有产者都有获得最多利润的权力，资源配置就表现为了供求关系中的竞争，供求关系自然成为了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的起点。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虽然还有些争议，但是无疑不会偏离物质生产这个中心。首先，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而生产的决定力量是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终极力量，劳动创造人类。而劳动的本质特点首先在于能动性或创造性上，这一点上政治经济学倒和西方经济学有相通之处，不过根本上讲，政治经济学中价值的决定并不在于创造，而在于社会，具体些，在于社会交换中完成的价值实现，价值创造终究是一个社会性事物而非人主观能动就可以解决的。价值论其实是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商品——市场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我觉得也有必要先简述一个问题：劳动如何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谁都知道人要实现生物种群的延续必然要有食物维系生命，动物往往是吃饱喝足，没什么别的追求，其生物的演变和进化是极其缓慢的，人类的能力则远远超出了维系自身生命的要求，所以人类生产不是简单的动物求生、满足生存基本需求，而是必然有剩余的生产，剩余产品就成为人类发展的基础资源，人类就有了扩大再生产的可能，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在一步步生产剩余的积累下发展起来的。在基本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产生剩余、剩余分配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个体里完成的，不是很依赖市场交换，而且有了社会化的商品交换才会有社会统一的经济标准——社会价值，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通过市场交换完成价值实现、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分配，剩余产品被赋予价值形式，但是终归不会偏离剩余积累——再生产的法则，而纷繁的交换关系掩盖了剩余价值的产生与剥削，而政治经济学正是通过一以贯之的历史分析，揭示了人类经济运行的本质。而剩余价值分配的决定权力掌握在有产者手里，凝结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中，所以所谓“资源配置”，最关键的配置权根本不是什么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而是所有制性质，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的体制当然是在舍本逐末。这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生产是基础，劳动是dominative，价值的积累必然是劳动的积累，劳动量决定了价值量（我说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整体中是相等的，对于资本主义企业个体一般是不会符合的），价值的产生不是一个自然事物效用（使用价值）的形成过程，而是社会劳动的凝结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商品拜物教就是针对混淆价值和效用现象而专设的，其中特别强调：商品的交换是劳动凝结的交换而不是效用的交换。价值是一个社会性事物，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社会性事物，不能从人的能动与创造性出发，必须从社会性的视角去研究，价值的积累既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那么价值的来源和形成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政治经济学自然是以价值论为开端的。经济学号称是“社会科学皇冠的明珠”，但是哲学的世界观观点无所不在的渗透在经济学认识中，特别是基本观点和公理，一门学说树立起它的基本论点是最为关键和困难的，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运动，区分其中的本质与主要方面、抽象掉现象与次要方面是困难的，而且一旦两门本研究一个事物学说在基本论点上有了分歧——特别是由哲学认识的差别所引起的分歧，这两门学说的内容必然大相径庭，甚至连相互借鉴沟通都困难——哲学认识终究是人的思维方式产生的主观依据。希望经济学家们不要总把见解的差别简单归于思维方式，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差别，甚至于更dominative的利益立足点即立场，都是差别产生的源泉，毕竟社会科学摆脱不了意识形态和集体、集团乃至阶级利益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题库

《西方经济学》题库.一．概念题1.消费者偏好2.无差异曲线3.商品边际替代率4.预算线5.收入效应6.替代效应7.收入—消费线8.价格—消费线9.恩格尔曲线10.等产量曲线11.等成本线12.生产函数13.脊线14.边际技术替代率15.基数效用论16.序数效用论17.吉芬商品18.规模经济19.规模不经济20.学习效应21.“科斯定理”22.机会成本23.经济利润24.收支相抵点25.停止营业点26.引致性需求27.边际生产力28.局部均衡29.一般均衡30.扩张曲线31.超优策略32.混合策略33.国内总产值34.国民总产值35.消费物价指数36.gnp减缩指数（deflator）37.边际消费倾向38.政支出乘数39.挤出效应40.凯恩斯效应41.适应预期（adaptiveexpectations）42.持久收入43.合理预期（rationalexpectations）44.合意资本存量45.托宾q值46.货币需求的预防动机47.基础货币48.货币乘数49.公开市场业务50.法定准备率51.菲利普斯曲线51.自然失业率52.摩擦性失业53.工资刚性54.意外供给函数55.国际收支平衡曲线（pb曲线）56.实际汇率57.冲销（对冲）政策（sterilisation）58.失业迟滞59.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60.财富效应61.流动性陷阱62.马歇尔-勒纳条件63.比较优势64.货币需求的利息率弹性65.j曲线效应66.（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平衡项目67.索洛余值68.发展经济学中的“两缺口”模型69.交易费用70.哈罗德—多马模型71.“囚徒困境”72.投票悖论73.外部性“搭便车”74.x非效率75.国际收支76.产品生命周期（国际贸易中的）绝对优势理论二、简述题1．简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2．简述标准无差异曲线的特征。3．简述消费者均衡及其条件。4．简述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的主要异同之处。5．如何推导出需求曲线？6．什么是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7．说明长期生产中的有效经济区域。8．简述边际报酬递减律。9．简述达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10．说明市场均衡的性质。11．说明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特征及其理论含义。12．简述阿罗不可能性定理。13．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什么？14．说明劳动供给曲线的特殊形状及其原因。15．简述要素价格的决定与收入分配的关系。16．简述实现帕累托最优的三个必要条件。17．为什么国民收入核算中总供给永远等于总需求？18．国民总产值与国内总产值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19．在国民经济中总供给永远等于总需求吗？20．请推导ZF支出乘数。在考虑到货币市场的情况下，ZF支出乘数会发生何种变化？21．为什么is曲线的斜率是负的而lm曲线的斜率是正的？22．请解释为什么在ZF预算保持平衡的条件下，ZF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23．为什么总需求曲线的斜率是负的？24．永久收入假说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同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相比该假说对消费函数的研究有何改进？25．假定现金—存款率是c，准备金—存款率是r，请推导相应的货币乘数。26．什么因素会造成货币乘数的不稳定？其政策后果是什么？27．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总供给曲线是什么形状的？这种形状的曲线是如何推导的？28．请简述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具体过程。29．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替换作用（trade—off）可能消失？30．简述外汇储备增加对—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31．在弗列明—蒙代尔模型中，国际收支平衡曲线（thebpcurve）在什么情况下是水平的？32．合理预期学派的总供给曲线是什么形状的？它是如何推导出来的？33．论—国货币贬值对其外贸的影响。34．你认为ZF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应如何发挥积极作用？35．为何不能依靠市场机制提供公共产品？36．凯恩斯主义者是如何推导出斜率为正的总供给曲线的？37．论在市场经济中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可能性问题。38．在什么条件下财政政策将会失效？在什么条件下财政政策最有效？39．如何区分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40．为什么凯恩斯主张财政政策有效，货币政策无效？三、论述题1．分析消费者偏好公理及其理论意义。2．分析总产量、平均产量与边际产量之间的关系。3．分析在短期中总平均成本、平均可变成本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4．论述造成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主要因素。5．论述福利经济学定理。6．分析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7．试述在短期竞争均衡条件下厂商供给曲线的确定。8．“囚徒困境”对策及其在寡头行为分析中的运用。9．对下述命题进行评论：“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不能保证充分就业的自动实现”。10．论货币主义理论的局限性。11．评“菲利普斯曲线的替换效用并不存在”。12．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几种主要消费需求理论。13．论合理预期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14．论货币供给量的控制问题。15．论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影响。16．评“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必须降低经济增长率”。17．论不同的汇率制度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18．比较完全竞争和垄断条件下价格与产量的决定。19．论“滞胀”。20．论lm曲线的斜率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

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前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剧变的后果的严重性将十倍百倍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这种历史结局的出现。要做到这一点，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倾向。为此，必须改进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是加强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工作。第一，分析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倾向的国际理论背景。我国近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右的倾向，与７０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国际思潮的泛滥有密切关系。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与时代潮流不合，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影响不大，但却成为西方国家打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吹取消国家干预，极力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代表着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让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认识这一国际背景，使他们提高警惕，显然至关重要。第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将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世界经济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首先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战后时期西方经济发展，揭示战后初期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战后经济重建性质，指出自７０年代以后，西方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杂以停滞和危机的历史时期，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经济的通例是低速增长和慢性萧条，战后初期的经济繁荣乃是由特定的历史原因产生的特例，因而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在对西方国家经济的估价上面，我们也看到两种极端，一个极端是在前３０年，我们不少学者喜欢将西方经济描绘成一片暗淡，除了危机还是危机，不承认战后一段时期西方经济的繁荣。另一个极端是近年来我们一些学者倾向于将西方经济现状和前景描绘成一片光明。这些学者对西方经济的看法往往比西方国家的学者还要乐观得多。我们必须克服这种片面性，要用我们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引导青年正确认识西方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这对青年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端正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克服对西方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心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第三，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西方经济学发展数百年，但在马歇尔以前，内容并不那么复杂，脉络也比较分明。战后西方经济学虽然内容庞杂，学派林立，新学科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新的理论，每一个学派，每一个学科，都可以在学说史上直接间接地找到其思想根源，而一旦找到其学术渊源，这些理论、学派、学科的神秘的光环也就黯然消退了。第四，加强对西方经济学派的研究。首先是加强西方正统派经济学阵营中国家干预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学派斗争的研究。这两大流派的斗争，从重商主义时代晚期起，贯穿着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全过程。对西方经济学这两股思潮两大流派的斗争内容、实质及其发展前景的研究必须联系时代的特征。现代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只能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学派，而不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学派。近年来国内滋长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深究起来，实质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这一古旧学派的崇拜。而人们之所以以腐朽为神奇，盲目崇拜这一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的学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主流派经济学；二是为其光怪陆离的理论表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它与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旧经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关系；三是没有识破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险恶用心。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二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第五，加强对西方国家激进派经济学的研究。西方激进派经济学派别很多，如新剑桥学派，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新左派经济学等。这些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持不同程度的批评态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有所研究有所揭露。特别是带有某种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新左派经济学，出版了不少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的著作，很值得我们关注。他们生活在西方国家，就近研究，取材容易，体察也较直接深切。在国内翻译出版和介绍激进学派特别是新左派经济学派的著作，对于教育青年一代，使他们对现代西方国家的现实具有真实的了解，克服对西方社会的盲目崇拜心理，很有裨益。第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研究。战后时期，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批进步的民族主义经济学家，如普雷维什、萨缪尔·阿明等，这些经济学家与西方国家一些进步经济学家如布兰克等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一整套捍卫发展中国家民族利益，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和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引起了人们的注目，被称为发展主义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有重要的影响。７０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８０年代，这一学派受到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及其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排斥和打击。在８０年代，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取向型改革模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政治独立也受到严重威胁，后果十分严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８０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在８０年代，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和斗争从未停止过。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这一学派经济学家的努力有所增强，近年来在拉美国家崭露头角的新结构派就是其中一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同西方国家、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及其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作斗争的经验，他们对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和模式的探索，对我们具有十分切近的借鉴意义。我们对这一流派的经济学虽然有所研究，但很不够，今后应当加强。第七，加强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前后经济学说的研究。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借鉴和引入西方经济学说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问题比我们中国要早得多。著名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与西方自由派经济学家米音斯、哈耶克之流的著名论战中创立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并在战后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加以实施，就是有名的例子。８０年代，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主流派经济学逐渐转化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蓝图的制定工作逐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把持。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代表直接插手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前苏联、东欧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就是其最显著的例子。“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们应研究前苏联、东欧国家变革前后推行的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的前因后果，我们应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鉴戒。第八，积极参加国内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在切实做到以西方的经济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提出有真知灼见的政策建议。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在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时，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要特别注意与别有用心的西方经济学者的建议作不调和的斗争，防止苏东国家的悲剧在中国重演。第九，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我们宣称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理所当然地是我们的理论基础。无庸讳言，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在部分人们的心目中，在部分学者的心目中，特别在是缺乏生活经验的青年人的心目中，有所淡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工作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而且有所放松。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而方法也要改进。我们不能以照本宣科地复述经典著作为满足。更不能像时下某些人那样寻章摘句，甚至断章取义歪曲经典作家的原意，偷换自己的自由主义私货。例如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系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用语，鼓吹私有制；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鼓吹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利用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用语，否定公有制等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丁冰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主要流派及其分支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阐述，并且追踪研究了当代西方经济学重要理论和主要流派的最新发展，内容十分丰富。尤其值是称道的是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及其分支理论的发展作了细致剖析、批判和鉴别，审慎地区分其精华和糟粕，特别对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旗帜鲜明的、尖锐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我国近年来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不足，从而在我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工作中开辟了新的生面。在本书的启发下，我发表了上述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就正于方家。（本文是为丁冰同志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所写的序，转载自《高校理论战线》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
错了,错了,不要被西方经济学误导,请看你们都忽略了的东西,如果你们还是存在就业压力的话

2005――2006经济学非主流视角：中国社会思潮与理论斗争第一，爱国主义空前高涨，国家安全观念深入人心2004年底有两个口号，一个是经济学主流派提出的“2005年是“改革年”，一个是我们非主流派提出的“爱国年”和“新改革开放观”，要反思改革。实际上如何？我们的预测成为现实，改革年变成了反思改革年。2005年是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必然是“爱国年”。全社会主流派话语中转到爱国主义方面，且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上半年是全世界华人网上签名反对日本入常,最后日本就是没能“入常”。（全场振奋）我在三年前研究封锁台湾的经济代价的时候，意识到只要封锁台湾，就不能不涉及钓鱼岛，于是产生了把军事斗争重点从台湾海峡向钓鱼岛转移的想法。现在这个形势逐步显现。2005年我们邀请国民党亲民党领导访问大陆，重获对台斗争的主动权，。国民党已彻底改组，2008年国亲新联盟在台湾选举中取胜有望，也不排除民进党狗急跳墙。军事斗争的焦点在客观上可能向北转移。大家可以听听东京基金会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对日中关系实质的判断，他们是这样说的：“中日近来发生一系列争端，包括2005年4月中国反日暴力示威、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开发东海资源。这不是转瞬即逝的暂时现象，而是未来日中关系的常态。争端的根源并不是表面上两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而是中国在“和平崛起”的招牌下，图谋在亚洲建立地区霸权，矮化和打压可能与之竞争的日本，极力阻止其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于日本的争端，中国的做法非常霸道，公然违反国家法。小泉政府对华太过软弱，更深刻原因是日本国民对历史上发动侵略战争摆脱不了负罪感，这一点被中国政府利用，在争端中居于有利地位。4月反日示威引起世界谴责，中国不得不收敛锋芒。一方面对国内反日示威严加镇压，又借纪念二战胜利，向国内外宣传日本罪行，博取国际社会同情，分化日本国内舆论。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对韩国反日政策推波助澜。把与对中国依赖程度提高的日本企业和媒体争端的责任归于小泉的错误。（杨：他们承认，日本一部分媒体和企业是亲华的）。（小泉）一味奉行对中国妥协退让、友谊第一的政策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回避矛盾只能助长中国的骄横。日本政府不能回避两国之间暂时的冲突。让中国知道日本容忍的底线，可以避免日中爆发更大的冲突。“他们建议：“一、日本应该抛弃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的负罪感。以现实主义外交方针取代“友谊第一”，敢于面对同中国的暂时冲突，从而避免或推迟发生一场变本加厉的中日对抗。世界核算日本人能已经走出了战后时期，当前现实是中国加强地区实力，谋求地区霸权，采取反日姿态。日本有必要调整外交政策，对中国不采取强硬态度。二、要求中国就违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向日本道歉。不应一再容忍妥协，助长中国的骄横跋扈。三、以实施反驳关于日本对历史罪行认识不够的批评。让国内和国际社会了解，二战后六十年，日本和中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一个是成为国际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日本放弃武装起来的政策，成为走和平道路的自由民主国家。以G8成员身份参与世界经济管理。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中国经济成就离不开日本的贡献。中国1949年以来先后与一系列国家发生战争，内政上犯严重错误。扩大军事实力，中国很难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稳定、负责任的成员。其发展走向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四、要求中国遵守国家法泽、国际规范。中国维持一党专政形式，扩大军力，对国内民主言论和民主权利的践踏，对自由贸易承诺的违背，使其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五、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日本应发挥其作为亚洲国家、太平洋国家以及海洋国家的作用。日本利益已从东北亚扩展到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以美日同盟为基石，形成东起日本，穿越中国东海和印度洋，西抵中东的海上交通线。与印度建立友好关系，消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加强美日同盟与欧洲的传统联系。反制来自中国的威胁。坚定不移地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战后日本成为走和平道路的自由、民主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交纳联合国会费第二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冷战时期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共产主义”同盟，成为冷战的战胜国，彻底摆脱了战败国的身份。在国内广为宣传日本对华问题的立场、主张和外交政策。开展公共外交，统一日本国民认识。敦促媒体修正对历史的偏颇见解，冲破中国政府的信息控制，向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传播信息，加强公共外交力度，营造有利于日本人的国际舆论环境。”（全场激愤）前面是日本的最近情况。还有美国对中国2015年的三种判断：一是经济发展很好，但转向了军事力量。二是中国经济崩溃，美国都不希望。三是中国最好是能维持现状，既能保持稳定和经济增长，又不和美国为敌，不搞国防。我们国内改革和发展，不能离开国际大背景。有的改革研讨会根本不涉及外部安全环境，他们就像小孩似的，以为中国30年来是成长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以后也必然如此。他们设计的改革开放是假设中国没有外部威胁。或者可以依靠与美国的商业关系化解这些威胁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从前面的东京基金会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国内还有不少比小泉更右倾、更军国主义化的势力要主导其国策。10年来对台关系的主动权直到2005年才扭过来到我们手中。我们对日本的态度强硬，实际上就是震慑台独。（全场振奋）第二，认真反思改革开放，制止权力资本扭曲改革在中国已经堕落为瓜分派的某些“极右翼主流经济学家”，在去年“郎顾之争”中受到很大触动，他们认为形势不好，中国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和民众舆论结合，并获得了中央某些领导的支持，形成民粹主义思潮反对改革开放，是“郎顾之争”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所以他们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召开一系列改革讨论会，在内部仍旧非常嚣张，有人说改革要不惜代价，不能怕出事，即使出事也不能停。这样急于改革，是瓜分派的阴谋，他们从2000年以来就特别着急，因为最高领导层的变化对他们不利。他们代表刚刚出现的权力资本集团，企图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换届前后，抓紧推行“静悄悄的瓜分”，捞取更大的利益。这与当年叶立钦，盖大尔非常相似，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在任期间把国有资产卖光，他们曾经这样说：“卖光了，我就放心了”。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正在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甚至说是时刻，2004----2006年的大争论，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和命运。我们则针锋相对地提出2005年反思改革年。改革设计和解释不是体制改革委员会或者研究会某些人的专利，别人触碰不得。所谓“改革共识”，离开了经济学非主流派，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参与，是不可能达成的。我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终生的积极参加者，绝不会否定30年来改革开放的总方向，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开放不断被权力资本扭曲，忽视了公平和安全，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爆发许多矛盾冲突，包括民营资本与政府的冲突，民众利益与资本家的冲突，甚至发生严重的血案，如农民工杀死工头等，腐败大幅度升级，环境破坏和煤矿爆炸之类的恶性事件，几乎到了难以遏止的程度，无数矿工的死难养肥了矿主，在北京购买大量的豪宅，支撑着房地产泡沫。而未来时期的经济增长受到了严重的资源制约，经济安全问题凸显，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可能受到突如其来的挑战。无数触目惊心的事件，促使全社会进行反思：中国改革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要走到什么方向去？中国会不会被他们搞出大危机，甚至四分五裂？中国会不会走向拉丁美洲道路？通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失败的比成功的多。历史上数十年繁荣之后，导致内乱和外患，几乎成为规律性的现象。目前中国已有30年繁荣，问题亦成堆出现，在选择道路的时刻，我们万万不可错。好象进入高速公路，路径错了，就很难调整过来。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反思改革，已经有10年的历史。我们在2004年集体支持郎咸平，揭露了瓜分派的阴谋。我们在2005年初提出“新改革开放观”：改革要更加注重公平，开放要更加注意安全。现在已经成为共识。改革也是有成本和收益的，应该使改革的收益者承担改革成本，这就是改革的公平原则，这是我在1996年《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所提出的。必须揭露和清算权力资本对改革的扭曲，重新明确改革与开放的基本宗旨，必须能够让大多数人分享改革和发展的好处，在为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立场上重新达成改革共识。改革的结果，绝对不能是人民造反，社会动荡；开放的结果绝对不能是外资控制，国家丧失安全利益。脱离了上述基本原则，只是抽象地，形式主义地讲制度改革，市场机制，表面自由，政府退出，寡头民主，程序公正，而不顾实际后果；或者把目前所有弊病都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完善，拒绝反思和调整，反而要以“进一步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种种说法，其实质都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团，拒绝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在改革共识没有真正达成以前，应该暂停改革，特别是MBO等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2005年8月政府抓了顾雏军，全社会掀起批判经济学家的浪潮，随后是刘国光和丁学良两面夹击，统治中国10年的“主流经济学家”丧失了社会公信力和话语权，这与全社会反思改革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反思改革，就不能不批判中国的经济学主流派，是他们以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建议在误导中国改革，极少数人甚至主张资本与权力勾结，自觉充当权力资本代言人，甚至亲自参与权力资本的瓜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精英联盟”的核心理念和行动，我称他们为理论界的“瓜分派”，不能仅仅新自由主义来概括他们。他们是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的产物。8月份出现了反思医疗改革的报告，主要观点是：“医疗改革是失败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造成的”。教育改革思路正在反思，教育产业化搞得老师不好好教，学生不好好学，毕业之后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政治思想非常糟糕，这样下去将毁掉我们的青年人。中央支持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促进科技领域反思，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产业和金融处于被国际资本为主导重新整合的境地。外资利润汇出越来越多，使GDP与GNP的差距越来越大，于是主流经济学家就谈GDP不谈GNP，经济学在他们那里本来是分配的学问，如今却只讲生产增长，掩盖了利益分配日益向国际资本倾斜的事实。8月份“刘国光命题”提出“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谁是主流”的问题，迫使“瓜分派”改变策略，第一，对刘国光进行强烈反弹，第二，把反思改革从战略和指导思想层面，降低到零敲碎打，“有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第三，把“非主流”观点吸收过去，主要是关心民生，扶贫，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资源约束，克服贫富差距这一方面。这样做是因为中央精神和社会舆论已明确，他们想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和位置，就不能不接受这些观点。问题在于，剽窃别人是要受到知识产权法的制裁的。立场不对，代表的利益集团，做起来总是很别扭（笑）。零敲碎打的结果，还是要导致全面深刻反思。改革的主导权不能再被瓜分派控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应调整，对国内外形势应达成新共识，已形成的利益格局必须调整。目前两年放慢改革开放的速度行反思是必要的，反思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2006年仍将是“反思改革年”，而不可能是“改革年”。反思重点应该跳出制度层面和国内社会问题的范围，进入到发展战略和国际关系，涉外经济，产业和政府等领域，理论界和全社会将继续打破“不争论”的禁区，进行公共政策大辩论。这样的争论将为中共十七大总方针的确定，提供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然后再有计划地，依据法律的规定，推动新的改革开放。2006年中国落实WTO市场准入，民族矛盾会更加突出。我们提出新的2006年要反思的题目有五个：发展模式，国家安全，外资政策，科技发展，信仰重建。（鼓掌），我们希望那些“改革设计者”变成反思者，但是恐怕他们跟不上。因为我们代表的利益不同。他们代表的是既得利益集团，而且有买办化的倾向。而我们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和国家民族长远利益。（鼓掌）反思改革，需要历史全面地理解邓小平思想。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思想，如“少数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任务”，“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等等，在当时是为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到90年代以后事过境迁，这些提法就被极右翼所歪曲和利用，成为他们扭曲改革的掩护。而邓小平的爱国主义，爱民思想，社会主义信念，特别是要求制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则被淡化和封锁。1995年以后，中国改革逐步被权力资扭曲，改革丧失公平性，开放忽视国家安全，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小平的威信和声誉因此也受到了影响。我们认为，把问题追溯到邓小平理论，既不客观，又不策略。反思改革需要“历史全面地理解邓小平思想”。邓小平一生是典型的实践派，一贯反对教条主义。他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曾经在70年代末期掀起思想解放运动（汪晖称之为新启蒙运动），彻底结束了极左路线。对于改革开放，邓只是坚持大方向，对于具体措施非常谨慎。他的名言是“摸者石头过河”，尊重群众的创造，许多东西没有经验，可以实验，搞的不好可以取消，如股票市场。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反思的，反思就是反改革，这种话只有利用小平思想谋私利的人才可能说的出来。邓小平自己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思想路线。事实证明，邓小平做得很好。他晚年思想不但没有僵化，反而趋于成熟。1992年在南巡克服“极左”以后，邓小平对于“极右”出现的可能性有高度的警惕。他坚持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制止了“高干子弟全面接班“，特别是提出了纠正社会两极分化的重要思想。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邓小平年鉴》，对于中国改革功不可没。它全面记录小平思想，发表了邓晚年论述贫富的谈话。邓在80年代一再讲：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和人富起来。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这些社会主义原则，从长远来说最终目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小平多次提到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他的判断是：当一部分人很富时，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措施。他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是终生的，坚持社会主义反对两极分化是始终如一的。小平在1992年说，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时就要突出提出和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收入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差距，但这种差距太小了不行，太大了也不行。如果仅是一部分人富有，就发展到资本主义了。到本世纪末，就应该提出和考虑分配问题。我们的政策是既不鼓励懒汉，又不鼓励打内仗。”1993年邓小平对他弟弟说：“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之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些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大量财富，大部分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富带动后富，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大家给邓小平鼓鼓掌。（全场鼓掌）邓小平的贫富论是完整的，但是在1995年以后没有得到贯彻，既得利益集团歪曲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发展是硬任务”思想，作为扭曲改革的理论武器；同时他们淡化邓小平的爱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因此应进行理论的正本清源，邓小平理论不仅一直指导进行改革开放，也能够指导反思改革开放。我们反思改革开放，邓的旗帜不能丢，要历史全面地理解邓小平思想，不可让“瓜分派”再利用小平思想，也不可犯90年代初期全面否定小平思想的错误。2005年还出现一些事件值得一提。自由主义继续企图保持对企业界的影响。有人提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企业家和政府的矛盾，他们提出“工商文明”，鼓吹资本逻辑和西方中心论，因为理论水平不高，没有什么社会影响。自由主义者继续把矛头指向国家控制。他们提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民和官”的矛盾，而企业家则是“人民的代表，社会进步的代表”。我们则认为，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国家利益，与权力资本化买办化的矛盾。（鼓掌）有些青年自由派主要是律师，越来越多地参与民间维权活动。他们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美国在中亚以民主名义推行“颜色革命”，迫使国内控制不断加强。这给本来应该通过民主法制轨道合理解决的民众“维权”，增加了复杂背景。现在左右派在“民主”问题上都没有共识，需要继续研究。我们应该支持民间正当合法的维权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够制止权力资本恶性膨胀；我们也应该警惕各种敌对势力瓦解国家的阴谋。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爱国主义和战略产业等理论，在理论上解决民营资本与政府和国家资本的关系问题，帮助民营资本上升到民族资本。第三，正确开展理论争论，克服左右倾教条主义第一阶段：1975-----1995年1975---1995年中国思想界可以概括为“自由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斗争，自由主义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发生的，经过长期艰苦的理论斗争，与中央与群众建立了良性互动关系，先否定文化革命思想，后否定计划经济思想，推动了改革开放，这就是被称为“新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其主流是健康的，经济学家的贡献也在其中。现在有一种说法；“不能批判经济学主流派，他们对改革开放有贡献。”-------这是对于历史的无知或者歪曲。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派经济学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主流。在理论体系上，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部的自由派，几乎没有人掌握西方经济学。社会思潮的主流是“极左”，改革开放派全是“非主流”。在改革派理论家中间，经济学家只是一个分支，并不占主导地位，最出名的是哲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连文学家也比经济学家大大有名。当时最时髦的作品是“河殇”，而不是“谁动了我的奶酪”。西方经济学是在90年代中期才成为经济学主流的，经济学家也有贡献，但是被捧为“主流“的同时，就被新自由主义所利用，在应用中也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后来一小撮著名经济学家蜕化为”瓜分派”，不仅没有贡献，反而留下了误导改革的历史责任，和等待揭露的个人丑闻。20世纪90年代初期三年“老左派”回潮，在政治上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却始终拿不出什么新的理论。有些人维护国家稳定的立场是坚定的，但头脑比较清醒，不希望搞得太左，比如王小东等人提出民族主义，我则帮助北京青年报进行国情教育，效果很好，但终究不能成为主流。结果是老左派主导进行“反对和平演变”教育，进一步批邓，否定改革开放，终于惹怒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后，左派迅速失败，这次教训至今无人认真总结。老左派人物的解释是，当时改革开放的弊病尚未充分暴露，群众没有支持左派，他们否认自己在理论上有重大缺陷，他们的理论反思能力实在是太差了。要知道，现在虽然群众舆论在反思改革，但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比10年代前大的多，特别是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和媒体参加，由自发的阶层变成了自觉的阶层。广大群众则处于分散的状态，其利益不仅无法保障，甚至无人为之代言。10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有成绩的，社会出现一系列结构变化，如市场机制基本建立，文化世俗化，青年的个人主义，性与家庭关系的变化，知识分子职业化，国家信仰的确失与社会信仰多元化，国家机关专业化和科层化，国际交往扩大，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形成，都是‘中左和中右”思潮的社会基础。但他们力量弱小，不能形成主流。极右思潮独占主流，实在是因为权力资本化发展太快，腐败势力蔓延和国际敌对势力支持，决策层指导思想失误也是重要原因。目前老左派“传统马克思主义”突然崛起，主要是依靠官方支持，他们中间某些人自我感觉良好，始终认为自己是主流，他们错误判断形势，拒绝反思自己，甚至排斥异己，直接争夺话语权。这样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极右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并没有受到真正的遏制，其组织力量极其强大。我们作为“非主流”能够尽自己良心，行使知识分子社会批判功能，为弱势群体说句话，已经不易。到现在居然自立门户，有点影响，能偶然有限地影响一下政策，更是喜出望外。哪有当主流的野心和奢求？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我们的思想可能成为主流，那就是中国面临国内外重大危机的时候。这却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第二阶段：1995-----2005年1992年以后“老左派”彻底丧失主流地位，自由主义在成为主流的同时，就向反面转化，其特点比80年代大大不同。第一，抛掉马克思主义外衣，采取独立的话语系统，奉哈耶克为精神领袖。经济学则以西方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学派代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第二，政治自由主义的堕落。自由主义分为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在中国发展独立的自由主义理论，鼓吹民主自由，在一般理论意义上也是有贡献的。其左翼是反对权力资本瓜分的。但其右翼在中国问题的定位，一开始就有重大偏差。--------庸俗的历史进化论，文化一元论，普适价值论，西方中心论；对美国完全的盲目崇拜。进一步鼓吹文化买办化；主张以西方学术标准控制中国的学术界；-------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鼓吹革命无用论，造反无理论，共产主义传入中国错误论，甚至说历史上没有中国，说中国是依靠亡国和卖国才得以延续下来的。-------以反对民粹主义为口号，实际是反对民生主义，他们对中国人民大众一直采取鄙视，无视，漠视和仇视的态度。在他们的话语中，动辄“暴民政治”，“贱民社会”，“愚昧无知”，把历史上所有人民起义都描写为“乱臣贼子，流氓无产者，市井无赖，异端邪教”。自由主义的南方鼻祖把持《南方周末》，控制公共知识分子评选，培养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有计划地围剿“新左派”。他们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搞的《走向共和》，把孙中山表演成沿街化缘的小丑，而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则是忧国忧民，身不由己，有说不尽的苦衷。如此下去，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翻案的，就将是汪精卫了。-------反对民族主义，完全没有国家利益的观念。极个别人完全否定国家的合法性，完整性，甚至支持台湾独立，主张国家分裂，鼓吹对日关系新思维，忘掉历史恩怨等等。------政治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是在近三年与“瓜分派”同流合污，为他们提供历史文化背景。本来以“自由”为宗旨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是非常反对腐败和权力资本化的，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中左翼”。大约在2002年左右，其右翼逐渐上升，在理论上通过两点，打通了与“瓜分派”的理论桥梁。--------背弃民主。这是中国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最为可耻的地方。反对专制，主张民主，本来是自由主义的专利，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基本理由就是：只有自由主义才提供了彻底反对专制主义的哲学。他们曾经为台湾选举而流泪，为美国的“民主和平论和人权高于主权论”而鼓吹，但是在中国，他们竟然提出没有人民民主权利的“宪政论”，以形式自由掩盖实质自由，以寡头民主（实际是寡头联合专制）取消人民民主权利。这种转变不仅无理，而且无耻。这是因为他们发现，既得利益面临人民反对，国际霸权激起民族主义，人民民主对他们不利，他们要求的是国家机器为他们服务，包括为他们镇压人民。为否定自己一贯坚持的民主，绞尽脑汁发明许多谬论否定一人一票。他们说现在不能搞投票，甚至不能搞民意测验，因为一党专制，舆论控制和长期教育，已经把人民训练成为同一种思想，投票也是投毛泽东的票。实际上，20年以来的教育和社会思潮，基本是已经是自由主义的天下，新闻控制大大松弛甚至失控，至少在网上是有相当言论自由的，人民群众完全有能力自由选择。-------彻底的否定毛泽东。把毛泽东时期定位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现在无论出现什么问题，也比毛泽东时期要好，借此否认改革开放中间的问题。把自由主义这样在中国这样定位，就完全毁灭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途，毁灭了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声誉。这些人并不能客观地研究学问，在他们灵魂深处，有对国家和民族非常大的历史偏见和非理性，这与他们自己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坚决抵抗权力资本瓜分的严重时刻，他们居然站在专制，腐败，买办一方，这就使自由主义陷入分崩离析。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只有依靠新的一代没有历史偏见的人，接受民主主义，民生主义和爱国主义以后，才有出路。第三，经济自由主义大肆泛滥，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他们有国际势力支持，国内利益集团需要，有官方大力扶植和破格提拔，很快就树立了西方经济学的话语霸权，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西方经济学越位，不仅成为科学，而且填补了意识形态真空，几乎成为神学（见杨帆2000年深圳特区报）。作为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中间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比国际同行更加嚣张。他们积极鼓吹以下主张：-------盲目服从西方全球化的话语霸权，否认劳动力自由流动；假设没有国家利益，盲目鼓吹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反对国家产业政策，鼓吹中国做全球加工厂，依靠国际跨国公司技术；进一步主张与国际霸权妥协，不考虑国家安全利益；-------假设没有权力体系，或者默认权力体系的腐败，主张以腐败作为改革的润滑剂；-------鼓吹私有产权万能论，进一步主张以权力体系瓜分国有资产；-------使用比较利益，市场万能论等为两极分化辩护，把中央关注民生的方针贬低为民粹主义；主张使用国家机器镇压群众反抗；------为正在形成的“精英联盟”提供理论，主张“赦免原罪”，为他们的丑恶辩护。这些为权力垄断买办资本服务的理论“极右”的程度，　其代表人物嚣张的程度，历史罕见，世界罕见。许多人高官厚禄，腐化堕落，拥有巨额财产，成为特权阶层一分子。他们掌握许多关键岗位，能够影响决策，操纵媒体。把改革的问题归咎于他们，一点也不冤枉。　理论斗争格局1975---1995年基本的理论斗争格局是：以中右为主导，联合中左和群众舆论，反对“极左”，推动改革开放，这一斗争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老左派几次回潮都以失败而告终。必须指出，1995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而是权力资本扭曲改革与人民反对扭曲的矛盾。理论界矛盾随之变化，不再是自由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斗争。极右的“瓜分派”成为最主要的危险。与极右对立的，有新左派，民族主义，经济学非主流派，老左派，新保守主义，也有自由主义左翼，我们把他们称为“中右”理论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理论界有三类划分：第一：“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新左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理论资源，对新自由主义系统有系统批判，理论上是到位的，问题是其理论表述过于理论化，与国内实际结合不够，有片面性。由于“左派”在中国长期是贬义词，因此被自由主义者渲染为反对改革开放，成为打击反对意见的政治帽子。这就是我长期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的原因。现在的“改革与反改革”之说，也是这种划分的翻版。第二，“经济学主流与非主流之争”，论题虽然集中于经济方面，但由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经济争论就是全部思想理论争论的核心，如同遵义会议集中于军事问题一样。我们“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新社会主义者，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尊重革命历史，尊重开国领袖毛泽东；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与中国的工农兵大众有血肉感情，关心弱势群体；我们有开放的心态，长期注意学习世界经验，决非教条主义，封闭保守之辈。我们许多人经过文化革命和插队，也是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我们对于“极左”的思路及其危害，都经过非常认真的反思，不可能支持以极左的理论去反思改革。10年以来与中国新自由主义“极右瓜分派”斗争，我们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主张：-------在发展问题上，以大国理论为基础研究中国特殊的大国崛起路径；坚决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防止中国退化到拉丁美洲化的道路。-------在开放问题上，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与民族崛起路径，打破资本逻辑，改变没有外部敌人的假设，主张以国家安全为核心进行战略调整；非主流经济学家多年来坚持的动态比较利益，爱国主义，国家安全，大国崛起，发展战略产业，自主创新。-------在改革问题上坚持改革公平性，理论上超越左右翼，打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教条和原教旨主义，提出新的改革指导思想；比如在企业改革问题上超越制度与产权之争，国有私有之争，军工民用之争，采取“国家战略产业”的概念，争取把上述种种统一起来。特别是要指导民营企业家，从民营经济上升到民族经济。--------在理论格局上，我们坚持以“中左思想”（新马克思主义，新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主导，团结“中右”（自由主义左翼和中间派），联合原教旨计划经济学派（老左派），共同反对“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的，极右的，瓜分派”。2004年我们参与的郎顾之争，就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格局。我们甚至能够在中央精神指导和网络舆论支持下，打破似乎是强大无比的“精英联盟”，揭露了他们瓜分国有资产的阴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经过长达10年的艰苦斗争，２００５年以来瓜分派经济学家丧失社会公信力，经济学“归位”，说明了经济学“非主流派”的胜利。这样的理论斗争格局是各派理论家在实际斗争中形成的，最终是受到实践和群众检验的，这不是资本可以左右的，不是媒体大腕可以策划的，也不是依靠什么官可以“封”的。只要顺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中国改革的偏差就有可能被逐步纠正，改革开放不仅不会被否定，反而会更加健康地沿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下去。但是，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老左派）突然以大力度出来争夺话语霸权，使理论界出现了复杂的形势。以刘国光文章为代表，实际上提出了第三种理论斗争模式：――“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之争”。　这是“老左派”长期以来的话语。　他们1992年丧失主流话语地位以后处于非主流地位，是有进步的，一系列《万言书》触及了中国实际中的真问题。他们的缺点是理论教条化，话语系统老化，不能进行实证研究，没有可行对策。即使如此，如能把自己定位于“非主流”，走向民间，长期做市场经济的批判者，其理论也是有群众基础的，俄罗斯群众打着镰刀斧头红旗游行就是证明。毛泽东说过，世界上的思潮大约有两类，一种是主张压迫有理，剥削有理的；一类是主张造反有理，实际上是帮助弱势群体讲话的，这样的思潮有长久的道德魅力，也能够影响政策，但是一般情况下，只能够处于“非主流”的地位，它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处于主流直接决策，就可能极左。中国现在的毛泽东派定位于民间，所以能蓬勃发展。但中国一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却偏不如此。他们的理论在计划经济下代表经济官僚利益，现在仍旧一直依靠“官”，当政治气候适宜，就跳出来直接争夺话语霸权，他们是不甘心做“非主流”的。他们固执地认为，在中国，主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某些人如程恩富，甚至到处批评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是帮了新自由主义的忙，亏他想得出来。这样的态度是否影响了刘国光，值得考虑。“刘国光命题”有两重性。他是我们的老院长，老前辈，这次能以80岁高龄挺身而出，其维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其人格是值得尊重的。他提出的领导权问题的确存在，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被提拔到关键岗位，控制了中央电视台和许多部门，应该坚决撤他们的职。但刘老师立论不够准确，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简单对立，打击面过宽了。我们应该分清三个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大多数研究和讲解西方经济学的教师是没有问题的，在经济政策和运行的研究方面有很大贡献。许多人包括我们“非主流”，都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出身，现在不研究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当然，许多人食洋不化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应该反思。--------国际新自由主义，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外衣包装起来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经济学来宣传自己基本价值观念，如个人主义，效率第一，市场万能，政府退出，全球化，华盛顿共识等。在中国成为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这是应该进行学术批判的。--------中国新自由主义，是一小撮能够进入利益集团，进入决策圈，甚至同时与国际势力有联系的人。他们利用权力，在改革中推行权力资本化，堕落成为“瓜分派”，他们是最危险的，代表人物是张五常等。这是理论斗争背后的政治斗争，不是大学教育谁主导的问题所能够比拟的。“刘国光命题”的策划者以大学教育为突破口，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起来，目的是直接争夺理论话语权。迫使我们不得不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其实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在于此。西方经济学虽然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符号，但毕竟不等于新自由主义，中国权力资本化的根源不能完全归结为新自由主义，传统权力体系也是根源之一。在深层次的理论层面，特别历史观层面，传统马克思主义也有和新自由主义相通之处，如西方中心论，庸俗进化论，规律万能论，制度决定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马克思主义的人那么容易“与时俱进”，成为权力资本的代言人。反思改革要批判新自由主义，但是不能以僵化教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这是批不倒新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涉及科学和信仰的关系，主流和非主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意义，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社会主义的国家信仰系统。但是我们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一个方面，这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和落后国家广泛存在的迷信而言的。现在大家对于科学的局限性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如果是针对人文和信仰而言，科学就成为一个中性甚至略有贬义的概念。一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未必就是赞美之词。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甚至不知道何为信仰，令人吃惊。信仰的实质是求善，科学的实质是求真。信仰是不需要证伪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主要功能是信仰而不是科学，是抬高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贬低它。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系统被西方新自由主义边缘化，应该坚决纠正。作为信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要大大提升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提高自己的水平。真理未必就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外部也有其他真理，内部也有不同派别，作为信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究竟应该如何塑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如何起作用，如何从信仰角度批判资本，影响社会价值观念，进而影响社会政策，都是新课题。这样艰巨的任务，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大概无力承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也不能由他们垄断。作为求善的信仰体系，马克思主义不是唯一的内容，应该与孙中山毛泽东的思想，孔子思想相结合，吸收国际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形成中国新社会主义的信仰系统。信仰体系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也要研究。作为求真的科学系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值得研究。第一，马克思科学地描述了商品货币到资本的发展，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当时社会中是非主流，它是在批判的意义上成为科学的。第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是主流。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任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理念被列宁和斯大林发展，并大量使用数学工具，在建设的意义上成为“科学”。第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初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尚可解释和容纳商品经济，从主流层面决定政策。至少还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承认价值规律为依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８０年代经济改革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可以有生存空间。　第四，９０年代以后，中国在“市场经济”概念之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甚至出现了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就很难从建设的意义上做“主流”了，马克思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其科学性可以成为批判的武器，这就是“非主流”的位置。　第五，当中国发生内外重大危机的特殊时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可以在控制经济的意义上成为科学。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成为主流不奇怪。因为对于市场经济特别是资本规律和机制的研究，西方经济学非常完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建设性。当然，不是说它就没有问题，其许多假设前提需要质疑，比如市场经济在究竟是均衡的还是非均衡的，就一直没有定论。假设没有国家利益，没有权力资本化，假设市场经济可以自动调节许多问题，都是在中国应用西方经济学的巨大失误。更加严重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念和话语系统，被某些人在中国演变成为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把科学变为信仰，进一步演变成为“权力资本化，买办化”的理论依据，进一步演变成“极右”的社会政策。我们重点要批判的，就是这四个演变，而不是一般地去指责西方经济学。大部分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是好的，只是注意不要迷信，要注意其假设前提就是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不能钦定，不能由少数人垄断。这样将出现以极左主导的理论格局：表面上批判极右，实际上打击中左，而把中右吓到极右一边，重新形成以极右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神圣同盟”，这样的格局能够真正解决中国权力资本化的问题吗？搞得不好，无非是少数几个搞左派教条的人升官，发财，然后和极右妥协，甚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极右政策贴标签，再来一次“与时惧进”。这可能却是刘国光老师没有料到的。在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那些整天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口头，除去“社会主义一大二公，坚决维护国有企业”以外什么都不会说的人。否则，马克思为什么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历史上王明排挤毛泽东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好不容易赢来的好形势，可能葬送在教条主义者手中，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教条主义都是必定断送革命和建设前程的。
高鸿业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教材宏观经济和微观部分

这是两本书，都是pdf，一本是宏观教材一本是微观教材都是高鸿业主编的研究生教材另外有高鸿业的完整的资料收集，在我的帖子里高鸿业经济学资料大全之二宏微观教材课件讲义习题视频答案本文来自:人大经济论坛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tid=565109&page=1&fromuid=210485高鸿业经济学资料大全之一宏微观教材课件讲义习题视频答案本文来自:人大经济论坛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tid=565081&page=1&fromuid=210485【目录大纲】第一章引论第一节什么是西方经济学第二节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由来和演变第三节西方经济学企图解决的两个问题第四节对西方经济学应持有的态度第五节为什么学习西方经济学第六节本教材的特点第二章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概述以及有关的基本概念第一节微观经济学的特点第二节需求曲线第三节供给曲线第四节供求曲线的共同作用第五节经济模型、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第六节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第七节运用供求曲线的事例第八节蛛网模型（动态模型的一个例子）第九节结束语第三章效用论第一节效用论概述第二节无差异曲线第三节预算线第四节消费者的均衡第五节价格变化和收入变化对消费者均衡的影响第六节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第七节从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以市场需求的曲线第八节不确定性和风险第九节结束训第四章生产论第一节厂商第二节生产函数第三节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第四节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第五节等成本线第六节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第七节规模报酬第八节结束语第五章成本论第一节成本的概念第二节短期总产量和短期总成本第三节短期成本曲线第四节长期成本曲线第五节结束语第六章完全竞争市场第一节厂商和市场的类型第二节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和收益曲线第三节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第四节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和短期供给曲线第五节完全竞争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第六节完全竞争厂商的长期均衡……第七章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第八章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需求方面第九章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供给方面第十章一秀均衡论和福利经济学第十一章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2.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四版【组编】教育部高教司【主编】高鸿业【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ISBN】978-7-300-07954-7【版、印次】1996年2月第1版2007年3月第4版2007年9月第5次印刷【开本】170*228【字数】467千字【目录大纲】第十二章国民收入核算第十三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第十四章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第十五章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第十六章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第十七章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第十八章失业与通货膨胀第十九章国际经济的基本知识第二十章国际经济部门的作用第二十一章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理论第二十二章宏观经济学在目前的争论和共识第二十三章西方经济学与中国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
西方经济学批判(new3-2)

王勇：西方经济学批判征求意见版未完待续有意见发至888wy@126.com本人正在申报这方面的项目，如果有人感兴趣，也可以联系我合作申报。请发到邮箱，个人信息，出生年月，学历情况，职称，发表的相关论文论著等等，以及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基础，与本项目相关的材料等等，888wy@126.com,一些热心网友对本文进行了转载，如果有转载，可以关注本文的后续部分，也可以联系告知转载的网址，我可以补充。另外我也将关注网友的意见，特别是一些无礼驳斥和谩骂，并且将我的答复和反驳作为文章的一部分。花许多经历把这些想法都写出来，希望以后就不用为这个东西再花任何精力了，更希望其中一些有价值的提议和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另外笔者相关的文章有：比拟化的经济观，就业新理论与解决就业措施，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后果与对策，教育应当基本公费的若干理论依据，读书无用论的成因与对策，论理论的模糊性和超广义资源，热能有效转换－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的措施，收入分配差距及其激发的积极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辨证关系，开辟中国第四产业—创新产业.科技和产业.，驳八大经济学家的祸国言论等等。这些文章可以在百度和百度贴吧上搜索到。一些内容在本文中没有详细展开，望参照这些文章。欢迎批评，特别欢迎张五常这样的经济大家的批评。其实本文是存在一些漏洞的，除了言过以外，有些地方没有办法一一大费周折说的全面、严谨并且用词确切。在过去的改革开发进程中，西方经济学成为我国的主流的经济学思想，同时也取代了其他的学科、包括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地位，经济学成为我国改革中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正是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和滥用，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缺陷的认识不足，导致改革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到如今已经是积重难返，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失业，贫富差距飞速拉大，资源消耗严重，经济发展了，但是科技并没有同步发展，整个社会出现道德滑坡，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同时经济的可持续性也受到威胁，内需不足就是一个不好的苗头。虽然这一切不能完全归功于西方经济学的作用，改革中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西方经济学的缺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新一代领导集体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即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着手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么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本文对西方经济学的某些问题给予批判，由于经济学的千恐百疮，因此评判内容也显得千头万绪，杂乱无章。笔者学识浅薄，望专家和高人指点。本文也指出了我国发展经济中的许多问题，这些都意味着我们的民族发展蕴含着巨大潜力，不是坏事，而是希望。这可以反驳那些我们的技术已经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言论。一、西方经济学理论批判1．自私人假设的不合实际及其危害西方经济学以自私人假设为基本的假设，也就是说只有自私人假设成立才可以谈西方经济学的成立。但是这并不符合实际：第一，现实中并非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为公忘私的人，许多见义勇为，为了他人牺牲自己利益的人，难道他们是自私的吗？可以用自私人假设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吗？西方经济学是戴着有色眼睛在看人，自己自私，就声称其他人都是自私的。更有说服力的是许多宗教都是提倡无私的，而且完全不追求回报，即使不承认存在天生无私的人，那么这其中必然有人达到无私的境界的。一些小孩天生有善良的心。第二，即使人自私，有时也会体现他的无私的一面，可能他的某些行为是无私的。第三，自私人假设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但是现实中人的行为往往不一定是理性的，即使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但是可能他一时的行为会丧失理智，为情感所驱使。第四，人的行为还遵从道德、习惯、惯例、风俗、前人的实践，不一定是完全从自私的角度考虑的，还有许多因素，包括性格、心理状态、偶然性因素和大脑偶然的判断决定，在制约着人的行为，人在冲动时往往产生不理智的行为，这可能导致行为本身与自私角度考虑的背道而驰。第五，达到理性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目标，在这里提出一个自私人怪圈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要理性判断决策是需要成本的，获取信息是要代价的，进行判断是有代价的，一个自私的人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如果不考虑这些代价那么他就是不理性的，因此他应当考虑这个因素，因此作出理性的判断要求达到某一理性（概率上的一种理性程度）判断的成本小于达到某一理性带来的利益增量，但是同样对这一大小比较的判断是需要成本的，因此他要继续进行这一大小比较的判断的代价是否小于相应的利益增量，如此下去，他陷于了一个无限循环的怪圈，因此不存在完全理性的判断，实际的判断中由于智商、大脑处理信息的准确性、信息的不完全了解都会对理性判断决策打折扣。利用西方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见利忘义，不道德，不人道的行为，却难于解释见义勇为，正义的行为却没有办法解释，可见西方经济学基础是不坚实的，而且是不道德的。西方经济学的涌入导致我国的道德严重滑坡正是说明了这一点，腐败也在这样的理论下越来越严重。虽然有人提倡将道德等计入理性考虑范畴，但是早已建立好的大树不可能一一纠正。经济活动中不符自私人假设的行为和组织很多，比如馈赠、半馈赠、各种免费活动（internet免费午餐），当然许多行为还是介于馈赠和盈利之间的，既考虑一定的感情和道德因素，也考虑一定的盈利性，再者非营利组织、慈善组织和公益组织等的存在也是一个反例，还有各种出于道义的行为，搭桥铺路。因此经济学无法解释见义勇为、舍己为公、扶弱济贫，却能够合理解释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亚当·斯密是市场浪漫主义的开山鼻祖。他在《国富论》中有一段经典表述：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其实这样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当人人都在谋求最大利益的时候，往往会损害别人的利益，不仅整个社会不能达到利益最大化，而且整个社会可能陷入一片混乱和争斗之中。从兼顾个人和集体利益的角度来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但是如果人人都自私，社会肯定不和谐。如果某人拔一毛而利天下，但是从他自私人的角度来说，他应当是一毛不拔，这个典故也说明自私人假设是危害社会的。在道德问题上，也是如此。如果每一人都自私，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这最终将导致损坏自己个人的利益，因为每一个人都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你的利益，都可能损害你的利益，最终结果是人人自危。在爱国心和支持国货等问题上，也是如此。有些人把爱国和支持国货看作不理智、不明智的行为，而把为了卖价廉物美而购买外国货当作理智，其实这是小聪明而已，这最终将导致民族利益的牺牲，同时也是牺牲了个人的利益，特别是长期的利益。可见自私人假设是片面的，它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而是和各种因素一起作用来导致个人产生行为。类似非营利组织的行为无法用自私人假设来解释，或许西方经济学者又会狡辩，我们经济学把它作为一个特殊情况独立出来，建立一个补丁理论来给现有理论打补丁，那么这意味着现有的经济理论存在片面性，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但是严格地说除非巧合，也不能结合其他的补丁理论来用。更加可以说明问题的是，在社会科学问题上，许多概念都是模糊的，没有清楚的边界，没有绝对的极端，都是处于一种混合状态，那么这意味着经济学家用极端的自私人假设代替了并非如此的实际混合态。我相信许多的组织它是介于营利和非营利之间的混合态。在腐败问题上，西方经济学者一方面鼓动和夸大人的自私性，漠视道德的存在，认为腐败是合理的，甚至是帕累托改进，另外一方面就说政府必然是腐败的，因此要尽量用市场来解决问题，政府要减少干预。这好比鼓动一个人去自杀，并且说这是应该的，然后得出结论，此人必然要自杀。实际上经济危机也是自私人假设的一个结果，因为个人追求最大化，往往伴随马太效应，贫富差距加大，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和失业，进一步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和有效需求不足，再次导致生产过剩和失业，形成恶性循环导致经济危机。可见自私人假设只能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程度上静态共盈或者是静态的帕累托改进，但是动态或者从长期来看结果是共同崩溃，可见我们要追求长期的利益最大化不能用完全采用市场。自私人假设和在其基础上建立的西方经济学对道德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成为逼善从恶的刽子手，会导致道德沦丧、凝聚力涣散、见利忘义。它使得协作减少，不利于整体利益。它还使得人们的积极性和动机高度依赖于金钱和利益，挑肥拈瘦，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没有钱就没有积极性，好比上瘾的人没有毒品就受不了。目前出现的一些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不力的情况就是自私人假设的恶果。如果在家庭范围内，人们都那么的理性而没有亲情，小孩和老人就没有人养了，人类可能要消失了。改革前取得的许多成果都不是处于个人私利和理性，比如邓稼先的积极性是来于爱国心而不是理性人假设（人们也没有很好地酬谢他，倒是当年没有回国的杨振宁在中国得到了过高的高薪和礼遇。）根据亚当的理论推广，一切的干预和束缚都应当消除，让人无拘无束，这样法律和政府也应当退位了。2．令人心动的帕累托改进可望难及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在西方经济学中，到处滥用这个辞，但是帕累托改进是否是很容易达到的一个目标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市场经济运转过程中，许多复杂、隐蔽和长期的作用。虽然短时间看不到明显的副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往往存在负作用。比如有人加班加点工作或者兼职，看起来只是个人利益增加，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但是它会造成微妙的人力资源贬值，微妙隐蔽地占用他人的生存空间，但是这是很难被看出来的。经济危机的出现也有类似的隐蔽性。另外有些利益的侵害是在动态的情况下不断转移作用才体现出来的。经济学家到处滥用帕累托改进，甚至还证明腐败是帕累托改进的。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帕累托改进存在，是因为经济学家用了静态、狭隘、短期的眼光。笔者提出了超广义资源的概念，就是来弥补经济学对于隐蔽和广泛的作用的认识不足。真正要实现这帕累托改进，往往需要政府通过再分配来进行利益调整，将损害他人的利益进行弥补。要论证一个改进是否是帕累托改进，采用经济理论几乎是不行的，因为经济现象的影响因素众多，而经济学忽略了许多的变量，而且经济的作用是持续而不是瞬间的，在持续的作用中，众多的量都在变化，要证明每一个人都没有变坏，是非常困难的。而采用经济学的方法，则可能因为忽略许多因素而被证明是帕累托改进，但是实际上不是帕累托改进的。3．西方经济学得出许多怪论、谬论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和滥用导致由此得出的怪论和谬论数不胜数。经济学家喜欢用很深邃的经济理论来说明问题，但是得出稀奇古怪的结论，岂不知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用经济学中经过n次简化和不严谨推导的结论和定律。我们不说其他的，仅仅西方经济学中互相矛盾的观点、结论都有好多，而且是基于其基础理论的。一个内部都钩心斗角的理论，如何谈其坚实性。下面我引用一篇经济学第一定律的文章来说明这个问题：对于经济学家来说，100个人常常是有着100个以上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可以很好地共存，这往往是其它学科难以看到的盛况。于是，有人说：“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人能够分享同一届诺贝尔奖，这种情况只有在经济学中才会出现，如缪尔达尔和哈耶克。”还有人说：“叶利钦有100个保镖，其中一个想谋杀他，叶利钦不知道他是谁；克林顿有100个经济学家，每次决策前克林顿都听取这些经济学家的意见，但是每次只有一个人讲对了－－而且每次都不是同一个经济学家。”基于经济学家总是相互攻击的现实，也有人总结了所谓“经济学家第一定律”：“对于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有相应的、观点相反的经济学家存在。”还有人把经济学家的这种互相不能说服的危害推进了一步，指出：“惟一比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业余经济学家，而惟一比业余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职业经济学家。”4．不严谨的西方经济学打着数学严谨的幌子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出现了对数学的滥用和公式的迷信，经济学家认为必需要有数学公式的论文才是高水准的论文，认为没有数学基础就不可能是经济学人。的确数学非常重要，但是谁又知道，绝大多数运用了数学公式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过了不断的假设，套用简化的，静态（也有些是动态的）的模型，经过不严格定义的概念，即使所谓的实证分析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不可能有完备的，时间上无限长的样本。他们从来不考虑那些公式是基于不严格的假设，在在经过千百次变形，不严谨的推导后得出的。经济学家不重视对经济学大厦中基本错误的纠正，却在岌岌可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可笑的学说，当然一些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矫正。在经济学中，数据表明、事实证明、实践表明、事实胜于雄辩，这些频繁出现的字眼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凡是学习过数学的人都知道，证明需要有严谨性，我们可以用归纳法证明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归纳本身就是完备的，而不是挂一漏万的。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许多现象只是可能现象中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能够用来说明整体的问题吗？再者，我们常常需要的是长远的、可持续的结果，但是现实中我们可以获取的是有限时间的结果。经济学中同样充满着比如必然、由此可见这样的字眼，它们同样是具有说服力的，但是社会科学中有那么多必然吗？许多概念本身都是模糊的，边界都不清楚，社会现象中人和动物的行为都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许多问题无法用简单的模型来概括，影响因素多的无法列举，社会科学中的推导很难严谨，这种不严谨导致的误差可能在不断的推导中传递并且放大。经济学也是如此，我们怎么样来相信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呢？其实经济学认识之路就是发现错误之路，已经发现了许多错误，但是经济学依然不是那么具有说服力，我们不去从根本上纠正经济学的错误，而是基于实证的局部纠正可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可能是扭曲的纠正。5．不得已向计划和社会主义靠拢为了解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共同贫穷这一完全有悖于西方经济学初衷，同时也有悖于资本家利益的现象，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错误，并且进行了改进，并且采取了许多向社会主义和计划靠拢的措施，但是当经济学家在讨论经济学时，把这种折衷后的经济才成为市场经济，而最初最纯的市场经济则是“伪市场经济”，因为它们导致很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计划和市场的比较根本没有意义，因为显然当你把自己和别人的优点都拿过来后，别人怎么也是比不赢你的，因为他的优点也被你拿走了，还有什么可以和你比呢？6．西方经济学漠视科技真正发展经济不是在于出一些歪主义，不在于要人们加班加点，感觉到生活的压力很大，然后就不顾身体健康地工作，如果是这样，和让我们倒退到原始社会有什么区别？给老百姓施加压力，说：“你不辛苦劳动就饿死你，不让你看病，不给你房子住”。这样导致大家都辛苦劳动，这违背发展经济的目的。真正的发展是要切实提高科技和生产力。我们过去许多看起来非常好的做法只是玩游戏，造出一些经济数据来蒙骗人而已。。发展科技是许多国家的立国之本，但是科学和技术这种东西往往是整个国家的需求，企业的需求，全民的需求，没有谁愿意支付费用资助那些没有产权的研究，因此在宏观经济学中，往往不重视科技的作用（虽然微观中把技术当作核心竞争力）。在GDP等指标中，都没有考虑科技因素。发达国家的企业可以凭借他们过去技术开发的成果来获取高利润，他们的企业凭借这些利润，可以投入科技研究开发中，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基础。但是在实力不强大的企业，没有利润来源，技术也相对落后，他们开发技术风险也很大。他们将随着马太效应而越来越落后，可见西方经济学是强者的学说，利于强国，利于富人。如果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崇拜它，只会随着它导致的马太效应而越来越相对地落后于发达国家。对于没有技术的国家，只能依靠出卖资源，出卖市场，依靠辛苦劳动作发达国家不作的事情，而发达国家凭借他们过去的基础和科技投入来换取我们的劳动成果和资源，甚至利用不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来开发技术，为自己的未来领先奠定进一步的基础，而他们的人力资源和其他的资源大都投入到科技和创新行列，为他们立于不败之地建筑壁垒。而落后国家如何谈长远的发展，技术越来越落后，资源被卖，未来的利益大大牺牲。一般的劳动生产产品很难积累，具有坐吃山空的特点，而且它们消耗资源，但是科技成果可以积累，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创新发展，它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具有一劳永逸的特点。可见经济学在一些方面本末倒置，忽视科技成果的存在和经济的可持续性。科技资源是一种没有损耗的资源，我们应当很好地掌握它、利用它，同一般的资源比较它可以无限利用。7．市场的弊端和局限第一，市场是利于强者和富人的。富人（或者有其他资本的人）凭借其资本，在市场规则下有更多的选择权，更多的要挟能力，可以支配和使用更多的资源和超广义资源，取得有利的地位，在博弈中处于更加有利，可以选择的余地更大，因而具有更多的获取利润的途径和能力。那么抛弃穷人利益不谈，是否市场就一定利于富人呢？经济危机就是反例，它不能避免贫富差距的越来越大，就不能避免有效需求的不足，从而产品过剩，导致进一步的失业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进一步的产品过剩，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可见不给穷人消费能力也危害了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违背了经济学的任何初衷，无论是其吹嘘的利于所有人，还是多数嫌贫爱富的经济学家心里偏向的利于富人。第二，市场是风险和不稳定的，风险性高与效率不存在正相关，而可能是负相关，同时也带来了不公平。虽然现在有保险等来降低风险，但是保险本身可以认为是一种计划或者是平均，它让一个集体来共同承担风险。第三，市场还导致有些人投机倒把，但是显然投机倒把与效率没有正面的相关，而且还导致了人力和其他资源浪费。第四，市场竞争并不一定降低价格和提高活力，它会提高成本，从而导致价格的升高，而且越是自由的竞争，往往重复建设和人力等各种资源的投入越多，成本越是高。有人用优胜劣汰的自然现象来说明必须自由竞争才会有竞争力，他们只看到了竞争有利的一面，但是没有看到竞争往往会带来损失。我们加入WTO的时候居然有经济学家说是为了让企业更加有竞争力，但是在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被淘汰的往往是落后的企业，我们的民族企业的沦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能够把所有互相竞争的企业的资源都整合进行通力合作，发展可能更好，从而效率更高。显然竞争并不是唯一的激励措施，而且许多情况下不允许用竞争来进行激励，进行公平的评价并且根据情况进行直接的激励效果可能更好，而且避免了损失。其实象优胜劣汰这样的现象在自然中存在只能说明该现象可能存在，不能说明该现象必然存在，也不能说明该现象就是比其他的可能现象更优。比如是否物种的进化一定要优胜劣汰呢？不一定，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我们有可能通过直接改变劣质物种的基因来实现进化，这显然比没有人性的优胜劣汰要合理。有人会说为了消除竞争带来的危害，已经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来消除危害，但是该法并不能完全消除不正当竞争，法律有一刀切的明晰边界，但是实际上不正当竞争的边界是模糊的，总是可以打擦边球的，它不能防止低度不正当竞争。第五，垄断是驱之不去的，没有绝对的自由竞争，垄断永远是相对存在的，虽然制定了反垄断法，但是同上面的问题一样，不能防止低度垄断问题。垄断与许多因素有关系，地域、技术、资本和资源都可能导致低度的垄断，壁垒本身也是相对垄断的一种体现。自由竞争只有在短期、静态和理想的情况下才能存在，经济学家都说优胜劣汰利于发展就说明自由竞争最终会被少数企业垄断取代，可见垄断则是长期的，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垄断更加依靠技术，而技术的壁垒上很难突破的，申请专利的技术有专利法保护一段期限，保密的技术更难于获取。从更加深入的角度，任何企业都具有垄断性，否则利润怎么来的。第六，商品(服务)在市场上能够流通不代表是对社会和个人是有益和有贡献的，如毒品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另外有些医生为了能够多开处方和获得动手术依据，就采取欺骗病人的方式，不仅对就医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直接损害就医者的身心健康。虽然法律对于毒品有规定，但是有些商品则是介于对有益和有害之间的，但是仍然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第七，市场行为中，有许多生产、销售、消费都是对整个社会有着复杂影响的行为，不仅仅是生产、交易、使用中参与者的事情，关系到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比如环境污染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许多其它影响广泛的行为并没有象环境污染一样受到法律法规以及涉及利益个人团体的约束，因此需要辩证看待市场行为的自由，需要适当的政府宏观调控和干预，大众需要有合理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第八，对社会有贡献未必会得到经济的回报，如爱因斯坦的学说给人类带来科技进步和巨大经济效益，但是由于没有办法在他生前转化为生产力，也无法申请专利，他并没有从商业和经济中获得报酬。第九，上面也提到了，许多法规的制定是考虑到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局限性，但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是一刀切的，许多经济活动却在和法律打擦边球，有待于政府更加有力的调控与引导。第十，市场也有鞭长莫及的地方，许多能够给社会带来巨大效益的商品、服务和行为，无法来收取回报，比如环境保护，它的受益面非常广泛，价值难于衡量，即使衡量出来，如果是小额费用也难于收取。虽然环保可以由政府来出资，但是还有许多是政府无法投资的。可见政府的合理干预不仅仅在保证社会公平中非常必要的，要真正提高经济效率，政府的干预和协调也是必不可少的。许多地方市场和金钱不能解决问题，许多东西不是用金钱可以换取的，这是由于市场惟利是图的本性决定了的。第十一，许多商品价格即使不合理也并不代表无法销售和盈利，消费者对于价格也有一定的承受的幅度，这导致了企业的净利润变化空间可能很大，进而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也不公平。在人力资源的待遇报酬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此外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购买除了价格以外，还会考虑效用和成本，而这些对于消费者往往是不知情的，因此有一定的盲目性，无法达到市场经济中的理性化。第十二，市场具有明显的功利性，但是科技发展史表明，重大的成果往往是源于非功利性的研究。对社会有益的东西不一定是由功利而产生。市场形成一种倾向就是没有利益的事情就没有人做，结果只能导致公益的事业没有支持。第十三、市场的调节，优化资源配置等说法也是在完美情况下的一种说法，实际上要素的流动具有粘滞性，而且是消耗的，存在摩擦损失，虽然要素象水有趋于平衡的特点，但是也存在着加剧不平衡的因素，特别是在动态的环境下。一个例子就是水往低处流，但是河水和海水最终没有变平。第十四，自由竞争是为了优胜劣汰，那么显然自由竞争最多只能是短期的事情，垄断必然形成，但是经济学却以自由竞争为假设，那么经济学显然有点自相矛盾了。当你追求的效率和优胜劣汰目的达到的时候，自由竞争不存在了。经济学已经无法自圆其说了。第十五，市场追求自由，反对政府的作用，但是缺乏管制的环境中，往往是对强者相对更加有利，但是也存在两败俱伤的一面。之所以要建立市场规则，就是因为自私人假设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要限制自由，统筹均衡利益。实际上极端的自由往往都是危害社会的，比如自由与民主，自由与强制从来都是相伴随的，如果放任自由，社会多半是一片厮杀。经济方面也是如此。第十六，由于市场经济中企业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市场的无序性造成供需关系的紊乱，一些有需求的产品没有供给，而一些产品却过剩。第十七，市场的不均衡性和风险性使得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来证明它是很好的，但是实际上计划体制则相对均衡稳定，资源利用的效用会更高。8．经济学的狭隘性在经济学中，由于经济学家的狭隘眼光，对GDP等进行了狭隘和绝对化的定义，导致经济理论成为一种非常片面的学问，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学只重视少数人（特别是交易双方的需求）需求，不重视公益性（集体性、全民性）的社会需求（因为很难索取报酬）；重视短期利益，忽视长期利益（如科技和军事）；重视物质需求，轻视精神需求；重视显性需求，不重视隐性需求（因为很难索取报酬）；重视本代人利益和需求，不重视后代利益和需求；只重视产品带来的正面的价值，不重视负面价值（如环境污染，产品使用带来的危害，破坏和摧毁）；只重视可以计算或者可以用经济衡量的需求或者价值，却不重视不可以用经济来度量的需求或者价值（因为很难讨价还价）；只重视对于确定对象产生价值的产品，不重视对于不确定，随机对象产生价值的产品（因为它们难于找到回报的主体）；重视直接需求，不重视间接的，半成品的需求；重视对于产品的需求，却忽视对于休闲、安逸的需求；重视可以获利的需求，不重视难于获利的需求；重视局部，轻视整体；重视比较大的作用，忽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针对整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微小的副作用，而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在整体上积累起来是很大的副作用）。此外还忽视对伦理道德方面的需求，包括对于正义、公平的需求等。还应当看到存在介于需求与非需求之间，和介于正面需求与负面需求之间（在一些方面体现正面，一些方面体现负面）的“模糊需求”。目前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这说明我们要扣除GDP对于社会负效应，有些象环境污染、超负荷劳动等“副产品”和“产品”是在某种程度上违背大众需求的，应当作为一种负需求，根据其负效应扣除相应的GDP值。同时环境保护和治理则应当计入GDP。还有诸如社会安定、公平正义彰显、参与经济政治活动的决策权力等也是大众的需求。当然广义需求也不应当被乱用，成为罪恶和道德败坏的借口。同时需求也不一定要用钱来满足，因此钱不是万能的。不同的需求同时也可能互相交错矛盾，有时候社会的需求和个人的需求往往存在抵触，则需要协调，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发展军事不仅利于国家的安全，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于个人而言，还存在着个人自豪感和自信心等许多的好处。这就是许多人愿意捐款制造航空母舰的一个原因。或许有经济学家要说科技和军事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我们研究的范畴，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经济学能够用于决策吗？当然不行，如果另外专门分析科技和军事相关的部分，然后与现有的狭隘经济学理论简单地相结合显然是不严谨的，还是必须结合科技和军事等广泛因素从头开始分析。看下面的例子：一年之内道路翻修三遍，GDP也翻了三倍，可是老百姓只感受到了堵车带来的不便，这就是因为我们计算GDP只计算正价值，不计算破坏和负价值，只看价格，不看效用。从正负价值的角度。翻修正负价值抵消，而老百姓受到的堵车不方便本身也是负价值，实际上对整个社会是负价值（除非最终的道路比原来的价值高，那么可以增加一个产量的差额），还有洪灾有利于拉动经济发展的论点，完全违背发展经济的初衷，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洪灾造成的负价值是自然造成的而已。还有医生开大处方也促进经济发展，则是因为GDP的计算不重视效用。还有一些人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搞破坏来制造需求，这和马克思说的医生希望人生病一样，都是市场和看重产值造成的弊端。上面还仅仅是从需求、产品、产值来讨论经济学的狭隘性，其局限就非常明显。西方经济学在分析中，将人性、道德伦理、亲情、感情（包括民族感情）忽视，西方经济学还忽视那些难于衡量的因素，这使得西方经济学的大部分的分析和结论都是片面、狭隘、偏颇的。被西方经济学忽略的因素远远不止这些。在此笔者建议建立广义GDP、广义需求、广义价值、广义产品等概念。如环境污染纳入负价值和负GDP范畴，广义需求包括各种生理心理需求，以及休闲的需求等，也包括科技和军事需求，包括个人需求也包括集体、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包括短期也包括长期需求。同时GDP的计算应当是基于效用，而不是基于价格和价值，有些奢侈消费具有虚高的价格，而一些重要的、必要的消费价格比较低廉，如粮食价格、食品价格等，显然后者的效用大于前者。如果根据价格来计算有失客观，也违背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如一个国家贫富差距过大，许多人衣食住行都无法满足，但是一些人却进行奢侈豪华消费，用目前的GDP计算方法，可能GDP很高，但是社会总体满意度和居民生存质量肯定是很低的。GDP还应当考虑对社会的负价值和破坏作用，比如环境污染。一些地方政府喜欢不断建新工程，马上又拆了再建，这好像是带来了2个工程的产值，但是产值的目的本身是让产品发挥作用，如果不发挥作用和效用，GDP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那个拆工程的过程就是产生负价值的过程，如此一来实际上只应该计算一个工程的产值。可见在计算广义GDP时应更加注重产品的效用的产生和发挥，因为生产产品最终是要发挥效用，让发展经济更加务实，能够真正为人民带来实惠和好处，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目前的一些豆腐渣工程、假冒伪劣产品、重复建设、反复拆建工程、形象（豪华）工程，不仅效用低下或者没有产生效用（如有些产品在没有发生效用是就被破坏和拆除了），而且造成资源浪费，甚至在现实中却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不方便。随着广义需求、广义产品、广义GDP概念的建立，许多利于社会和个人的产品都通过企业和政府得到生产，当然这其中许多的产品，特别是社会需求、长期需求、隐性需求相应的产品，由于受益者广泛，回报长久，效用难于度量和被认识，报酬难于收取，往往不适宜于通过市场机制来交易，许多应当通过政府来提供。这样可以将大量的冗余劳动力投入到广义产品的生产中，大大解决就业问题，也让人民和社会的需求得到最大满足，让社会更加和谐。但是需求不是任意的，违背道德的，堕落的，不应该打着广义需求的名义来败坏社会道德。为了衡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应当建立时变GDP的概念，用时变量来衡量取代静态量。之所以西方经济学中的这些概念如此狭隘，笔者认为可能是西方经济学宣扬市场万能论，为了能够自圆其说，他们不能将他们的需求、产品和GDP等概念加以推广到市场不可以作为的地方。虽然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不断扩展其概念，但是还是远远不够的。过去还有这样的说法，在经济萧条时，让一部分失业者去挖沟，可以解决失业，而且这些人具备了消费能力，让经济循环起来，另外再安排一些失业者去填沟，同样这些具备消费能力，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同样不是给GDP增加了实质性的产值，一挖一填等于没有做，但是这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和社会保障实质上是一样的，赋予没有消费能力的人消费能力，但是不同的是一挖一填过程中损耗了资源，浪费了人力。可以说，这是就业只发挥了它的利用人力资源和进行社会收入分配功能中的一个功能，就是进行收入分配，但是并不创造价值，浪费了人力资源。其实一些工程一建一拆不仅没有产生实际价值，反而因为施工给人们带来很大的不便，并且浪费资源，在我国能源和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更是带来了许多的副作用。9．市场与计划、公有和私有等田忌赛马式比较在过去的学术讨论中，对于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等许多的做法进行过比较。比如说计划体制导致企业没有活力，没有效率，没有劳动积极性。但是大锅饭不等于计划经济，吃大锅饭只是计划经济中一种具体的实现形式选择而已，而且是一种不公平的、较差的选择。把它拿来给私有和市场机制相比较，没有任何意义，古代有田忌赛马的典故，如果用别人的劣等马和你的优等马比较，是不公平的比较，其结果不能说明问题。国有企业纷纷亏损是在改革开放后，为什么在开放以前国有企业没有说亏损，国家没有喊穷，这其中有许多的原因。虽然改革开放前是吃大锅饭，但是那是人们满怀激情与斗志，一直非金钱和利益的激励因素在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西方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自私的，这导致了开放后道德迅速滑坡，大锅饭的弊端就因此格外显目。另外国有企业的亏损也与没有良好的管理有关系，财务上对企业进行了松绑，自私人假设鼓动腐败的作用（你不自私就不是人，因为人人都是自私的），管理层各种各样的鲸吞行为让企业纷纷亏损。其实国有企业不是没有主，而是没有让全国人民、人大及其授权机构来很好地管理自己拥有份额的企业，人民的权力没有很好传递和体现。如果能够成立和国有企业数目相当的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国有资产监管结构，同时在财务上进行监督，象老板一样对自己的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行为和收入分配等进行监管，就不存在这样的行为了。同样国有企业也可以按劳分配，也可以采取多种措施评价和激励其效率。其实如果是对国有企业很好监管，它比私营企业有更多的好处，比如国有企业利润是全民分红，可以作为社会保障和公共投入的资金来源，同时也可以做许多公益性的事情，国有企业在合理的管理下比私营企业不择手段，惟利是图的动机要少。数目庞大国有企业的监管可以使得监管更加经济，更加专业化，加大监管力度，减少监管成本。目前对于国有企业的监管缺乏足够的投入和手段，当然问题层出不穷。一些经济学家说国有企业无主好比是一个笨小孩不会做题目就说这个题目没有解，凭借不全面的考虑来证明某个问题不存在显然是不严谨的。自由竞争有它的好处，也是一种有效激励手段，但是它也带来损失，如自由竞争必然有重复建设，由于自由竞争也不是直接的激励，激励转移的时候有损失和变味。同时它不是唯一的激励手段，也不是最好的手段，比如非权力和非利益的影响力同样也可以激励人，如责任感、自我价值实现、道德也起着很大激励的作用。合理有效的评价考核体制同样可以激励管理者和企业员工。竞争的激励作用是间接的，除了正面作用外，还导致企业的损失，这本身违背了激励效率的初衷。经济学家指责计划经济中存在垄断问题，其实只要政府进行价格干预，或者制定良好的价格形成机制，是可以限制垄断利润的，在市场中相对垄断状态也是无处不在的，有什么理由要求计划情况下完全自由呢？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是不完美的，其实计划中信息对称也可能很完美，如果知道所有信息，对个人的工作和贡献进行直接的激励评价给予报酬，岂不是更好，这样的激励更加富有效果。市场的鼓吹者声称：计划体制是没有效率的，如果我们假定这是正确的，我们看看我们的企业内部，它们难道是市场化的吗？不是的，而是具有高度的计划性。根据这样的观点，企业是没有效率的，但是市场化下的经济本身也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则整个市场化是没有效率的，这样的说法是自己砸自己的脚，不攻自破。张五常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经济民主的表现，顾客用购买商品来投票，但是穷人没有钱哪里能投票呢？即使投票，票数也相对要少，可见市场不是民主，而是“钱主”或者说“资本主”。而计划体制在政治体制充分民主时，经济上同样能够得到民主。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赞成政府干预，在于政府如果从国家利益和全民利益出发，往往会削弱资本的掠夺性质，这是一些利益集体不愿意见到的。在计划和市场经济的比较中，应当采用在纯粹计划和纯粹市场经济中各自最优或者说已知最优的方法的比较，而不是用相对优秀的与相对落后的实现形式相比较。当然更不能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优势结合后再与计划经济比较，这是不合理的。而最终实现上，我们应当是将市场和计划的优势互相结合互补，很少有极端例子是最优化的，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也是如此。其实计划体制的初衷本身就是要有一个好的计划，利于全民，代表大众利益、集中了智慧的计划，而不是为了私利、短视的计划。如果我们举例用一种不好的计划体制的实现形式去论证所有的计划体制的实现形式都不可行，是没有说服力的。大锅饭是一种很差的计划体制的实现形式，但是对于解决大部分人的生活是有帮助的，计划体制不等于大锅饭，但是由于当时思想道德高尚，已经将吃大锅饭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而且也没有造成很明显的影响，但是改革开发后，这些问题却非常突出，我们声讨的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也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由于当时粮食生产不足，进行平均分配也有助于更加有效的解决温饱问题。实践表明，医疗和教育都不适宜于市场化，那么其他的事业是否就应当完全市场化了呢？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相似度，市场的弊端也可能在其他的行业和产业上存在，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我们应当将市场和计划的优势有机结合，特别是我国企业在实力不强大的情况下，我们的民族企业应当是对内（国内企业）联合，适度竞争；对外竞争为主，必要时联合。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不仅如此，教育收费大大伤害了学生对于民族和祖国的感情，促进了个人的自私，经济学家宣称教育收费是一种个人消费或者投资，那么学生毕业工作后就不会顾及民族感情和祖国的利益，而是去挣钱，也不会管是否是为自己的祖国服务还是在为祖国的对手服务。教育收费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其实现在的西方经济体制也采用了大量的计划或者社会主义手段，比如保险就是一个小范围的风险平均分担形式。宏观调控中的税收、社会保障等手段也具有计划和追求趋向平均的性质。许多的市场规则本身也是一种具有一定自由度的计划和干预。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相比较也有许多弊端，即使市场在发挥作用，没有微观调控，但是还是有许多法规等变相进行了微观调控，网吧管理中对于某些地域的限制，本身就是变相的微观控制。宏观调控效果慢，而且不能完全控制市场中的一些不良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完全遏制损失。计划和市场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前者具有强制性，而后者则比较自由，当市场的的自由度无限小的时候就等于计划。同样公有和私有也是如此。10.学术界的故步自封、崇拜权威与对不同见解的抵制学术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除非不得已，不会去承认对权威的否定、批判和质疑，比如我对量子不可克隆定理提出质疑，而且那几乎是一个完全狭隘的证明，但是专家却认为虽然它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没有事实证明的时候不能去质疑它。另外我指出仙农（香农）证明一次一密是不可攻破中存在错误利用定理的问题，但是要么是审稿人在几个月后才得出一个指不出具体问题的退稿理由，要么是说虽然有价值，但是不适合发表，许多的杂志没有经过审稿直接认为不适合自己刊物。而一些杂志指出别人的问题必须得到该作者的同意，对于已经去世的专家怎么来征得同意呢？学术界还重视数学和公式，不重视简短概要的新想法，重视具体的，不重视抽象的、原创性的。如笔者提出如果能够有效、不受约束地将常温下热能转换为其他能源，这样能源就循环起来，取之不尽，则我们不用担心能源危机了。这样的文章投稿也是没有回音。目前学术界陷入一种对于科学和权威的迷信之中，把科学与现有科学理论相等同，对于不符合已有理论的事实不愿意承认，不同的新理论不愿意接受，打着科学的幌子，到处挥舞“伪科学”和“迷信”的大棒，把一些创新，甚至中医也当作迷信（这是对于民族的传统的诋毁，瓦解我们的民族自信心），缺乏学术自由和创新环境，更不谈对于创新的激励了。一些学术杂志的审稿一方面拒绝和害怕新理论，害怕错误，不喜欢源头创新和简单的新思想，不重视新问题的提出，或者是半成果，半成品，而只重视已经完成的研究结论，另外一方面对于空洞而鹦鹉学舌的文章以及那些填满公式，而且公式非常复杂，还有上下标、左右标，让专家都半懂不懂，又抓不着把柄的文章很欢迎。如果说自然科学理论还有一定的严谨性，虽然使用了很多的假定，论证中许多地方不严谨，但是一般还是可信的。而西方经济学的严谨性根本不能和自然科学理论相比较，居然有人把它当作科学，这简直是一种学术迷信。对于科学的滥用和不严谨地使用“科学”这个词，将会玷污科学的概念。至于经济学，虽然它本身不严谨，但是专家们认为，它的概念和体系已经深入人心了，就不应该继续再创造一套经济学说。岂不知如果它的根基都站不稳，再发展枝叶也徒劳，使得学说脱离目标和初衷。我提出了比拟化的经济观，但是也很难被接受。对于西方经济学也有其他的批判，但是故步自封使得荒唐的学说依然在流传和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权威根本不严谨的理论却广为崇拜，比如张五常动不动就是先决、必、不可避免，但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之所以一些经济学家想出必然这些话来，问题在于要么他们是在找借口有意误导大众，要么是他思维不健全，目光短浅狭隘，坐井观天。经济现象非常复杂，存在的必然性不多。但是一些经济学家的言论往往都是为富人说话的，而且是偏颇的言论，我们在想是否是他的脑子恰好都是想到那些利于富人的结论呢？我想太巧了。那些拼凑理由和借口去论证有目的性的理论的经济学家不妨称为借口经济学家，其学说则称为借口经济学。11．实证分析可以证明结论吗？由于经济学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现在的经济学家喜欢用实证分析。但是实证分析是很有局限的，首先实证中不可能存在所有状态的例子，而实际上是可能存在无数可能的选择或者说是状态的，另外例子往往是局限在很短的时间，往往不能说明长期的问题，比如可持续发展无法得到体现，采取杀鸡取卵措施的弊端也不能得到实践的检验。再者实例中存在许多偶然因素，偶然因素可能造成可能结果的变幅很大，而实证中的例子是片面的，未必具有代表性。往往实证都是利用在有限状态，有限时间和局限的背景下的实例，能否具有代表性和能否说明普遍的问题值得分析。特别是在市场这样的风险，动荡的环境中，什么事情都容易出现，所以很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例子，这样为自己的借口理论寻找依据。12．全球化互惠谬论西方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全球化可以给各国都带来好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事实证明，全球化没有导致共盈，反而拉大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差距。这和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可以给雇主和雇员共同带来好处一样，但结果却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也同自由竞争中的企业的优胜劣汰一样，最终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形成垄断。有人把这一切归功于全球化的贸易规则不平等，其实即使变成平等的规则，也不能改变这种马太效应。其实所谓的优化资源配置，就是把资源、能源和科技优势都配置到发达国家，把未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优势配置到发达国家，同时还给发达国家配置了不发达国家输送的高科技人才，给不发达国家配置了短暂的享受，却是永远的伤痛和没有希望的未来。同时把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都配置到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的越来越落后，越来越依赖。不发达国家现在没有技术只有出卖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市场，问题是这能够让他快速发展起来吗？科技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民族高科技企业受到冲击，无法发展，而且资源的出卖令他们的未来受到资源约束，即使到时候有高科技，没有资源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发达国家往往做低端的，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把大量的劳动力输送来做低技术的工作，但是发达国家则通过国际贸易把需要辛苦劳动，大量劳动力的产品让不发达国家的人力来生产，而腾出自己用于做劳动力密集工作的大量人力用来开发技术（同时也引进不发达国家的人才，但是开发的技术产权是发达国家的），为他们的未来建立更加坚固，更高的技术壁垒，使得不发达国家越来越相对落后，而且无法追上。加之，发达国家的技术可以利用专利法来封锁限制不发达国家，使得它们即使在后来掌握了技术也不能产业化。发达国家还得到了众多的好处，产品的信誉和市场占有，产品成为事实上的标准，更加适应市场，顾客也依赖于该产品。通过它们的创新工作使得它们积累经验和完善创新制度，更加富有创新能力。没有高科技产业化的国家无法获取资金和利润，将更加无力投资于科技开发，形成恶性循环。想想全球化，好像是毒品一样，一开始是感觉非常飘飘然，岂不知时间久了，就变成技术依赖，产品依赖，过度消耗能源和资源（卖毒品要钱的），消耗人力资源（毒品也是对人身体侵害），最后发现错了又不能摆脱，就不得不卖家当和苦力。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说的很清楚，你是弱国，将最终被淘汰。为什么鼓吹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用在美国发展很好，但是用在不发达国家往往导致惨重的失败，就是因为它是利于强国的，马太效应在这里充分发挥反应。全球化在一种认可的假定下是互惠的，双方地位和发展程度等同，而且贸易中的科技含量、资源含量等因素是基本一致的。13．没有人性和违背初衷的西方经济学说西方经济学没有人性，首先是自私人假设本身就是没有人性和道德的，它和在其基础上建立的西方经济学不仅认为人自私，还在现实中成为逼善从恶的黑手，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趋于功利、充满利用和心计、尔虞我诈，变得冷漠，缺乏道德和人情。其次，没有把基本生存作为一个主要的指标来看待，基本、必需的消费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同时应该在GDP的计算中要加大基本必需品的权重，由于政府补贴等原因，粮食等价格很低，但是它的效用却是最高的，没有粮食，人们无法生存，也不可能在这里讨论经济问题了。其次重物质轻精神，在经济学家视野中往往没有精神需求。西方经济学往往为了一个中期目标忘记和违背最初目标，违背了自己的初衷，经济学在许多方面往往是违背初衷的，体现在：第一，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却不知道过度的竞争无论对于个人和企业都有损害，过多的压力牺牲个人真正福利本身违背了发展经济的目标。第二，西方经济学声称私人投入生产可以减少政府资金的欠缺，可以利用社会的力量办过多的事业。而且那些应该政府来做的事情也是要委托企业来做。岂不知，这是杀鸡取卵。私人企业本身是挣钱的，它们用少量的钱挣过多的钱。如果是最初让政府投入，无非是开始多从百姓那里稍微多征税，就有钱了，国有的企业要么不盈利可以提供平价商品（廉价商品的提供使得老百姓有能力担负更多的税款，同样也能转化为政府的财政能力），要么盈利则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来进行新一轮投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如果是让追逐利润的私营企业来半，则它必然有一定的利润，这要么是变相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要么是使得政府没有财政能力进行下一轮的投入，形成恶性循环。可见这些鼓吹者本质上是希望给富人提供更多的致富空间。第三，它鼓吹私营企业能够为成员提供更多的产品，但是企业的盈利性质和马太效应导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最终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失业－有效需求进一步不足的恶性循环，即经济危机。荒谬之处在于它只看到生产能力，不看消费能力，只看到静态情况和短期消费能力没有明显变化。虽然现在西方经济学重视消费能力和社会保障，但是并没有对私营企业的这些弊端有清醒的认识。第四，市场经济称它保障了个人的选择权，而计划经济剥夺了个人的选择权。对于后者，在于如何实现一种计划经济，个人如果在计划的过程中参与并且有权对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则不存在剥夺选择权的问题。西方经济学称市场经济保障了个人的选择权，显然是错误的。市场放任自流的形式，使得许多人在行使自己的选择权的时候往往侵犯了他人的选择权，无论是在个人之间还是企业之间都存在一方的选择权可能侵犯另外一方的选择权问题，好比一个人要争取杀人的权力，则被杀的人连保障生存的权力都没有了，比如当某一资源非常紧缺时候，有钱人更能够获得该资源，而这剥夺了他人的选择权，当一个企业污染环境的时候，周围的人只有被动选择受害的命运。虽然环境污染是受到法规的禁止，但是不能防止其他不被法规禁止的行为。另外市场体制下的贫富两极分化趋势实质上是限制了穷人的消费能力，一些穷人可能对生存和温饱的选择权都被“剥夺”了。可见这里的说法仅仅是在短期和静态条件下成立的，时间一长，反而比计划经济都比不上了。在为生存威胁的时候，穷人可能去抢劫犯罪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这显然是一个理性社会所不愿意的。此外，个人的选择往往是不理性的，比如，抽烟、饮酒、吸毒等，如果个人放任自流是不好的，而政府则更加容易获得更多的信息，更加理性；第五，西方经济学用收入分配来激发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岂不知这种积极性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因为它忽视消费了能力，这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我在论述较多。第六，西方经济学通过竞争和激励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但是由于自私和盈利性，企业会限制技术的共享和产品的共享，而许多技术和产品都是可以共享的，必然一些数字产品可以任意复制，一些技术不仅可以在同类产品中共享，而且可以使用在其他的产品中，但是为了利益，企业会保密技术，或者申请专利，实际上大部分的专利只是寻求保护，而并没有公开某些核心的技术或者细节。不利于社会共享技术进步成果，自然限制了更多更好的产品的获得。第七，市场的功利性往往使得长期利益、后代利益和长期需求受到忽视，甚至侵害，如对资源杀鸡取卵式的利用，这违背了目标。市场还重视可见的金钱、商品等可见利益，而忽视老百姓对于休闲、健康、安逸的需求，造成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现在已经通过立法进行了一定的限制。第八，市场的功利性导致基础投入的不足，不利于科技进步，从而不利于新产品的出现，违背了提供更多更好产品的初衷。第九，市场的贫富分化使得穷人被迫超负荷工作，失去对安逸、休闲和健康的选择权，富人不用工作，是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贫穷的失业者甚至对商品购买能力的选择权都没有。虽然近代经济学的改进，但是这种不均衡导致的畸形和浪费没有完全消除。经济学应当始终面向它的初衷，不能闭着眼睛不管福利和民生，大谈如何发展经济，如何达到指标。西方经济学这些核心理论往往都是看起来很好短期内能够有积极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就颠倒了，正所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14．西方经济学使得人向钱、物看，物欲横流西方经济学不重视大部分非物质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是产品，因为不能用钱买），重物质，不重视精神上的享受。它认为市场万能（虽然现在有所改变），自私人假设就把个人利益放在个人完全的出发点上，这导致它所主导的国家物欲横流，拜金主义严重。一个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非物质的东西，虽然现在许多非物质的已经可以当做产品，但是更多的却不能作为产品，不可以用金钱来度量。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手段（金钱）可以激励效率，但是经济手段并不必定激励效率，也不一定要用经济手段来激励效率。道德也可以其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自私人假设的鼓噪下，社会道德严重滑坡，因此自私人假设变得越来越“真实”。强大压力下人也不得不变得越来越现实和自私。在市场经济中，特别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加大、市场的竞争和就业的压力给许多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一些超负荷的工作也带来了生理上的压力。心理和生理是互相作用的，导致身心负担沉重和疾病增加。由于社会保障的不完善，许多人为了防备万一想方设法增加收入，压低消费，加大积蓄，从而缩小了有效需求。由于贫穷者没有生存的保障，使得他们为了争取生存而不惜一切手段，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风气变坏，一些人从精神上堕落。另外，他们更加依附于雇主和就业机会，导致了他们被迫接受低下的工资、不惜牺牲健康甚至出卖人格等。这也导致了雇主和雇员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大，形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恶性循环。由于金钱对于生存的重要性，整个社会对金钱的期望和依赖增加，可能形成拜金主义并进一步导致人们拼命追逐金钱，而富人则凭借财力更加有能力使财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另外也导致了许多在职的人员为了获得高收入却拼命加班加点和兼职，占用了失业人员的就业空间，进一步导致就业情况的恶化，而且一些人超长工时工作也导致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消费，制约了有效需求。就业的恶化也导致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失业人员无力消费也会压缩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失业增加，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产生类似经济危机的现象。虽然西方经济学后来者用社会保障等补丁措施缓和了这种经济危机，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只是从度上有所缓和而已。15．极度局限的解释力西方经济学许多理论无法解释一般人都能理解的问题，甚至往往得出许多违背初衷或者一看就荒谬的结论，如洪灾利于发展经济等。在我们举国抵制日货的时候，站出来说抵制日货不应该，不利于我们发展的几乎都是一些经济学家，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没有考虑许多的因素，比如科技因素在GDP中没有体现，当采取杀鸡取卵、甚至是杀鸡扔卵的措施时候，经济学可以得出一个该措施非常合理，非常符合经济原理的结论。西方经济学的公式化的证明往往缺乏解释力，往往还不如平民百姓用言简意赅的表述进行解释。因为西方经济学采用不成立的假设，经过了许多不严谨的推导，局限的定义，不仅不能客观说明问题，而且许多情况下，一个人预先想得出什么结论，都可以用经济学的一部分理论来“论证”。这为诡辩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人大开方便之门，使得经济学成为“借口”经济学。经济学的论证好比一个人走许多弯路，偏离方向，而且不如言简意赅的直路快。古人留给我们“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忠告，对于西方经济学这种不严谨的，片面偏颇的理论，是非常合适的。但是一些经济学家用荒唐的理论得出荒唐的结论，老百姓都能看出是骗人的，他们硬是说自己是专家，是权威可信的，有经济学家说：如果你们不信专家的，那要专家干什么呢？其实一些所谓的高深理论是变样了的，越是经过复杂、冗长的推导，偏差将是越大，越是具有误导性，但是由于其学术程度高，往往被一些迷信权威的人接受，用权威、专家来吓唬人。16．理论的模糊性时代在发展，各种理论在不断涌现和丰富，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几乎互相矛盾的理论，且相对相悖的理论同时广为接受。而人们也在不断地对理论进行评价和总结。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许多以前比较适用的理论已经日益显示出粗糙、不严格、不精确和不正确等问题，而且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对许多概念的理解也逐步开阔，许多的观念不断被推广衍生。在研究不同甚至相对立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共同存在问题时，有必要引入模糊的观念。我们认为真正意义上许多现有的理论是介于正确和错误之间，或者说真理是介于两个和多个不相容的现有理论之间，从某个理论是否正确这个角度而言，它是介于该理论正确和该理论错误两个命题之间，因而把命题作为一个对象时，真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是隶属于不同的命题。同样也可能互相不相容的现有的理论都有一定的正确性，因而真理应当是隶属于不同的理论（命题）。这里理论模糊性指的是理论的正确性是模糊的，即真实理论（真理）是介于两个不同理论之间或者一个理论介于正确与错误之间(即不是足够正确或者不精确)。在单纯且理想化的条件下，有许多理论是确定的，可以严格证明的，比如数学公式定理等。但是在实践中，对于非理想情况、偶然（随机）因素和众多外在因素作用下，许多几乎不相容的理论都是可以并存的。正如民间所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而我们认为许多理论是模糊的，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理论的模糊性是因为事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比如人的一念之间可能作出不同的决定)，有许多因素共同起作用。理论模糊性来源：它的基础的不可靠或者不精确（如它的前提、假定、公理、公设的不可靠性、非精确性或者模糊性，比如相对论产生以前的时空观就是一种不正确、不精确的观点）；概念定义的不精确性；理论证明推导的不严格、不全面；概念之间互相渗透；忽略一些因素和证明的模糊性；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如人的能动性、心理的不确定性、偶然因素、动态的随时间环境而变化的因素)；因素的作用是模糊的；对象的模糊性或者不精确等等。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面对实际问题许多理论都是局限的，它们的正确性是相对的。往往人们会以为自己站在很确定的基础上，比如，总是以为自己头上就是上方，但是地球是球形的，在南极和北极的人所认为的上方就是完全相反的。牛顿的时空观就是一个相对正确的理论，而且长时期以来都认为是正确，实验的结果似乎也认同它，但是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后才知道牛顿的时空观是一个相对的理论，在一般低速运动情况下，牛顿的理论还是非常精确地符合实验结果，但是当物体速度接近光速时，才表现出错误性。同样，许多理论能很好的符合现在的实验结果和统计数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一些因素的变化，错误性也会暴露出来。因此，研究理论的模糊性使得它们能够与时俱进，很有必要。在许多理论中，不确定性、含混性、随机性、不精确性是共同存在的，这里提到的模糊性主要是针对理论正确性和实际情况在不同理论之间的适用性的模糊。为了不产生在模糊数学产生过程中将模糊与含混和随机等概念无法准确区分的问题，特别说明这里的模糊性是由于不确定性、含混性、随机性、不精确性产生的，而不是指随机性等上述特性本身。如不精确性使得结果与正确结果偏离，导致结论介于正确与完全错误之间，即以不同的特征函数(表征隶属程度)隶属于正确和错误。再如不确定性，它导致理论有时候正确，有时候不正确，或者有时候符合这个理论，有时候符合另外一个理论，前者是介于正确和错误之间，后者是介于两个不同理论之间。概念的含混模糊则指概念之间没有明晰的界限，可以说它是，也可以说不是的，因而可以对概念进行推广，但是推广后的事物，对于概念的隶属程度降低，也可以对概念进行精确化，从而提高隶属程度。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出的理论的模糊性并非是模糊理论，它研究的对象是理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有许多不确定的、含混性、随机性、不精确性等因素并存，影响因素繁多，现有的模型都不精确，概念还存在边界不清楚，没有纯粹的概念等问题。经济理论的模糊性值得探讨的原因还在于相对其他软科学理论经济理论对国家的经济政策起着更重要的指导作用，且中国几十年来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基础是社会的基础。每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许多概念就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而且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见证了经济上扩展观念的变革，比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封建社会，解放了奴隶社会以人力为私有的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解放了以土地为私有的观念。在奴隶社会以人的体力为最重要的资本；在封建社会是以土地为最重要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资金为最重要的资本。根据发展趋势，今后则是日益以科技、知识产权和人的脑力等无形的事物为最重要的资本。可见随着时代发展，许多简化的概念需要与时俱进的进行推广深化。再比如，两种因素互为因果，到底谁是因，谁是果，经济学中就有许多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都是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好比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鸡生蛋，蛋生鸡，到底谁最初出现。现在都强调明晰产权，但是如何来认定产权应该明晰呢？如何来认定产权一定就是非此即彼？产权之中包含的许多要素都是公有的，还有一些要素非公非私有。可见，我们只能说现在所有的结论虽然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可能正确，真正意义上我们要在那些有一定道理的理论之间折衷，而一般不能直接相信现有某一理论。17．强加概念经济学家喜欢把各种现象用经济理论来解释，但是比如把教育当作消费或者投资，问题是到底是谁在消费和投资都没有明确的主题，可以认为是学生、家长、企业、国家，但是当我们硬是把它当作个人消费行为的时候就是强加概念了。经济现象要转化为简单的理论，必然要经过一个盲人摸象的过程来对多维，多变量的问题进行简化，这导致了要采用简化的概念，从某一个侧面看，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此概念，但是也掺杂着许多不同的因素和作用。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老子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当强加概念后，它不一定是任何时候都适用的。越是强加概念，越是不普适。18．超广义资源和掠夺性资源从现行的税收理论研究的角度，有广义资源和狭义资源两种概念。广义的资源概念包括了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即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里更加深入的推广了广义资源的概念，认为除了上述资源以外，经营方式、市场、职位、个人禀赋、地域优势、历史与文化的积累、有利的国家政策倾斜等等能带来经济、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和损失，都是资源，为了区别与已有的广义资源的概念，不妨称为超广义资源。另外带来损失的称为负资源，比如天灾人祸、各种风险。之所以要提出超广义资源是因为任何技术和经营方式等的应用都对社会造成影响，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占用别人得以生存的空间和赖以获取利润的市场等等，而且非常隐蔽。如农业产业化，一些地方搞起来就会富裕，但是如果全国都搞农业产业化，则利润就不可能再丰厚了，而且还有不少会倒闭。再如许多高科技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取代了许多人的劳动，但是也造成许多工人下岗失业，是否这些利润应当归企业所有呢？在社会科技快速发展，工业化和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等技术日渐成熟的21世纪，这种现象将会更加严重。说不定有一天电脑会取代人的大脑，机器人会抢占了大部分人的饭碗。本文中超广义资源的概念是模糊的，基于上述的理论模糊性的观点。比如超广义资源是介于资源和非资源之间的。我们认为资源是属于公有的，因而对资源的利用需要徼税。超广义资源则介于公有和私有之间的，即超广义资源的问题以不同的隶属程度隶属于两个理论：超广义资源是公有的和超广义资源是私有的这两个理论。对它的利用的需要根据其对公有性质的隶属程度征收相应程度的税赋，即徼税量需要根据狭义资源税的计量乘以一个小于1的与隶属程度相关的因子。比如个人禀赋，可以认为是属于个人的从而是私有的，也可以认为是自然机遇赋予的，而且其他能力低的人给予了陪衬，从而是公有的。于是可以认为它是一种超广义资源，这可以给丧失劳动能力和残疾人生活保障一个理论依据：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劳动能力以一种很小的隶属程度是公有的资源，从而交纳很少的税赋，国家转移支付给丧失劳动能力和残疾人。从土地来看，开垦荒地为良田是一个资源开发开采的问题，利用土地进行生产是占用资源来获取利益的问题。开发者付出了劳动，占用者获得了受益。当开发者和占用者不是同一个人时，如果没有给予前者报酬，也没有要求后者徼税，就形成“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不公平局面，也不利于鼓励人民开荒地为良田。同样在超广义资源的开发中也需要对付出的劳动给予报酬和对付出的成本给予补偿，对于占用者则征收超广义资源税。通过征收超广义资源税来进行转移支付，并且给予资源开发者适当的补偿，从而形成公平的社会分配，也能促进资源的开发，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越是抽象的超广义资源，越是能起到非凡、长久、广泛的作用，比如高科技、理论成果、基础科学、哲学等，但是正是这些含金量很高的、技术含量大的资源，难于得到半分回报，难以保护成果，而且容易通过低廉的方式传播，如通过书籍、影视制品、网络传播。这些超广义资源的重要性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显现的，比如在奴隶社会，人类把人力当作最为重要的资源；在封建社会，人们把土地当作最为重要的资源；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把资金作为最为重要的资源，而且科技资源有日益重要的趋势。专利法的产生正是为了解决对发明成果的保护。可见随着社会发展，资源的概念逐步广义化是一种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和科技文明发展的体现。理论的发展，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发展也为超广义资源的衡量评估提供了可行性。在看到正资源和正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负资源和负价值。对于创造负资源和负价值，比如环境污染、精神污染相关因素，我们也应当有足够的认识，采取征收环保税来给予处罚，而且在同一个资源和价值里面，可能包含正负两个方面。资本主义的掠夺性从最初的赤裸裸的原始积累到现在的更加隐蔽的、无形的掠夺和资源霸占，都体现了一种掠夺性。当今的掠夺则是以掠夺超广义资源来获得高利润。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为强者说话的理论，就是因为强者以拥有金钱或者其他的资本可以掠夺其他的资源，特别是那些没有被认识到的，没有征税的超广义资源，因为只有具有一定的资本，就可以结合配置其他的资源和超广义的资源来获得利润，如有资本才能获得人力资源，有人力资源才能利用技术资源。有房地产企业家说：房地产企业贡献比较多，得到的表扬比较少。但是他们给社会做了小贡献的同时岂不知他们从社会上掠夺的更多，危害更大，他们的暴利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点。房地产做的贡献可以是GDP和拉动经济发展来看，但是房地产拉动GDP不是真正意义的一种发展经济，而是靠拼命涨价来带动的，如果扣除价格因素，房地产没有什么贡献。虚高的价格对老百姓是一种掠夺和伤害。如果说房地产做的贡献是上缴了多少税等，或者拉动了一些相关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可以说那些杀伤了人，给予受害人一定赔偿的人对社会作出了贡献，而且这里的税收是法律强制收取的。至于拉动产业的发展，显然是片面的看法，因为虽然它局部地拉动了数个行业的发展，但是对其他的行业却有很大的挤出效应，因为为了购房，老百姓丧失了很大的购买能力，只有在其他的消费上精简节约。19．张五常批判这里先批判张五常的部分言论，随后将补充。张五常说：市场经济是发扬经济民主，人们用购买来投票。但是岂不知这是有钱人的民主，没有钱，用什么来投票，有钱人可以投无数次票。张五常动不动就是几百年没有被指出的问题被他指出了，但是问题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头脑简单，是不适合分析本来就非常复杂的经济问题的。记得我看张五常的书时，发现许多观点只是一种诡辩和误导分析。象张五常这样为了逃税不惜以身试法的人，就是最契合自私人假设的，他的言论同样也是为他的个人利益和他代表的利益集团（阶级等）服务的，这使得他的学说成为一种借口学说。张五常最近跳出来骂大陆愤青，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没有知识，而是许多愤青对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中的不良现象的不满，包括张五常的误国言论。西方经济学具有很强的迷惑作用，如一个普通的人通过分析都可以看出抵制日货，进行贸易限制是利于我们民族的，但是西方经济学却得出抵制日货不利、全球化互惠的谬论，为愤青所批评。张五常的意思是，那些愤青不懂或者不接受西方经济学的结论是无知的表现，岂不知愤青的眼睛才是雪亮的。其实这些愤青恰恰是有远见和不迷信腐朽理论的，是真知而不是糊涂的。张把他们当作眼中钉。网络上对于经济学家的铺天盖地的批评往往来自于这些被认为是愤青的知识分子。今天看到张五常再次出狂言（你要在经济分析的内容上难倒我这个老人家，成功机会是零），我的帖子发表后也未曾遇到对手，希望张五常等著名的经济诡辩家来对本文提出批评，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我学识浅薄，以张对自己的评价，定可以找出无数谬误，笔者很欢迎任何人对本文的批评，特别是希望张五常这样的大家来批评。我知道许多人讨厌本文，但是没有找到站得住的言辞，希望这些人能够转达给张五常，厉以宁、张维迎等经济大家。20．借口学说上面提到，许多经济学家都有偏向性，为富人说话。在我国的经济学家受利益集团的影响特别明显，在西方由于管制，有所抑制，但是也不可能避免，象新自由派极力鼓吹不应当给经济犯罪判刑，特别是死刑，其实经济犯罪害死的人可能比杀人犯害死的人更多，一些误国误民的经济学家也可能害死许多人。没有严格的法律，等于是给更多无辜的人“判死刑”。即使有些学者是正义的，没有偏向的，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依然倾向为富人说话。经济学还受到政治压力，阶级斗志的影响，总得来说，不会偏向于穷人说话，因此制定的规则不利于穷人。这是马太效应在政治和经济决策上的一个体现，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权贵资本化，也是西方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化和自私化思想的一种必然。21．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西方经济学将政治和经济分开，认为自己不是政治的代言，但是除了为利益集团说话外，它们也是政治代言人。实际上政治与经济永远是密切相连的。西方经济学者即使不考虑马克思谈到的阶级，但是他们眼中的利益集团分明是阶级的一个“缩影”或者翻版。当然经济学有时为了利益集团而提倡政府最小化，特别是在政府起均衡强弱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时候，强者自然要抵制。其实在市场鞭长莫及的地方，都是政府（政治）在发挥作用，如果一个政府能够象企业一样，通过征税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满足人民更多的需求。上面提到的广义产品就有许多适合政府来提供。由于自私人假设和自由的市场经济并不导致利益最大化，因此经济规则的制定不可避免，经济规则需要通过政治和政府来产生。规则是否没有偏向，是否真正从整体利益最大化并且保证公平则有赖于权力的产生、分配、制衡、传递、循环。西方经济学对于政府的干预深恶痛绝，一向鼓吹政府职能最小化，它们说政府会腐败，而市场中则不存在腐败。其实这样的吹毛求疵是站不住的，任何政策如果没有好的制定都会出现问题，腐败就是如此，而且腐败还是亚当密斯理论所应当支持的，因为人都是自私的，而且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凡是在有政府存在时，官员的腐败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不应该采用反腐败措施。这就形成了自相矛盾，在政府存在时，亚当密斯理论得出腐败有利，但是西方经济学同时又承认腐败对社会没有好处，而政府是腐败存在的一个根源，因此才要求政府职能最小化。之所以西方经济学找借口来“证明”政府职能应当最小化，是因为政府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往往会抑制或者削弱资本家的一些利益，这是一些人不愿意见到的。22．论分配对于分配问题，包括收入分配、权力分配、资源分配等问题，我们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分配的原则是什么，是否有依据。如果是不同的原则都有一定的依据，则应当是采取折衷或者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分配方式。其实平均分配、按需分配、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各自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无论是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比如科技的增长和国家资源利用产生的效益，大部分应当是共享性质的，因为它是源于许多前人的工作，不能完全以个人贡献论，因此适合平均分配。从另外的角度，也要考虑个人的贡献和辛苦，这样才能激励社会发展，也显示了公平，因此应当对应采用按贡献和按劳分配。从效用最大化上来看，则需要考虑采用平均分配和按需分配（如医疗）结合。从拉动投资角度，要按劳分配和按贡献分配。从拉动需求考虑，需要考虑采用平均分配和按需分配结合。现实中的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按劳分配和按贡献分配都是存在的，它们适用于不同的场合而已，比如社会保障就是存在平均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因素。社会风险也是按需分配的一个理由，有些疾病和损失是因为风险造成的，通过按需分配对风险进行了弥补，显示了公平。对基本必需的，高效用的消费，应当是按需分配或者平均分配。对于奢侈性的，低效用的宜采用按劳和按贡献分配。资本主义初期过分采用按贡献分配，经济危机频繁出现。后来的宏观调控（包括税收、社会保障、再分配），都具有从按贡献分配向平均和按需分配过多的措施。随着社会的发展，按需分配将越来越有必要，因为生产能力提高了，需要人们最大限度满足，而不是一味考虑如何扩大生产。西方经济学往往是重视贡献，因为它偏爱富人，这其中的贡献到底有多少是因为资本投入产生的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谈分配，首先要搞清楚，财富如何产生来谈贡献，财富的产生利用了多少社会公有的资源，比如我们如果认为资源是私有的，就会给占有者在分配上占有优势。但是社会科学上许多东西和概念都是多面性、含混的、没有明确边界的。西方经济学往往只采用一极，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再者其中各自起作用的因素各自分配多少的权重，也是一个问题。一个政府不应当动辄说没有钱，因为政府有没有钱在于分配，如果是分配制度好，应该做的事业是不会缺钱的，如果真缺，应该说缺的是科技、人力或者资源。如果没有钱，政府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本质是变相税收），或者增加富人的税收来有效获得财政能力支配资源，满足各种需求。西方国家为解决经济危机采用的通货膨胀和减税、扩大财政赤字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税收，虽然它们都有一定的弊端，但是它们都是对现有货币进行变相贬值而隐蔽地征税，而且这中征税方式是根据货币占有进行征税的，有一定的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同样权力分配上，也要折衷考虑平均分配、按需分配、按能力和智慧分配、按岗位分配、按品德分配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个人平等权力，建设和谐社会；按需可以给个人最大的满足；按能力和智慧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如专家评审），最大发挥社会的智慧和能力，按岗位分配可以实现各个岗位的职责得到最大的行使，按品德分配促进建立和谐社会。同时权力与制衡并重，多大的权力应当有相应大的责任和制衡。权力的良好分配将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权力制约着经济的分配方式和决定资本的认可（钱、物权等）。权力和收入分配最终是利益，因此还要研究其他利益的产生、分配机制。应当产生良好的制衡机制，利用大众民主力量的反馈循环对抗利益集团。23．量的简单计算、折算和比较之谬有国际专家指出，中国从WTO中受惠多少多少美元，看了真是可笑。我国加入WTO将牺牲我们的利益，特别是长远利益，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专家们却煞有介事地到处了受惠的具体数字，原因在于经济学的量没有比较意义，将复杂的量进行了不应该的简化。在生产的成本中，各种投入都表现为不同的性质，比如不可再生资源成本往往被低估，科技投入的成本往往被高估，因为不可再生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虽然可能未来可能被取代，但是其概率一般不高）将呈涨价的趋势，而且科技的发展可能为该资源找到发挥更大效用的技术和产品。在西方经济学中，许多量都是根据价格来得出的，而资源的定价本身可能是不合理的。同样人力资源定价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当劳动力处于不良地位时，将会偏低。如科技投入是一种几乎一劳永逸的投入，发生持续性的作用，而一些生产的投入是一次性的，只发生一次作用。相关的量并不能很有效地进行比较和计算，即使要比较，也应该采用复杂的折算方法，而西方经济学却简单地利用定价来比较和计算，这是明显不合理的。个人的劳动量与个人的劳动付出（牺牲）也不存在简单的正比，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的。从饮食消耗上看，每个人即使不劳动也需要基本的饮食消耗，而且各人的消耗也不同，消耗与劳动量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从心理感受上来看，个人的付出（痛苦，不愿意劳动）也与劳动量不存在简单的关系，可能轻微的劳动会给人带来享受感，完全不劳动反而会不舒服，而且也不利于身体健康，但是过度的劳动带来的付出将会呈付出增加速度变大的趋势。劳动量与心理和生理上的付出也不存在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关系。人力资源不用就会浪费掉，但是一些自然资源不用反而会增值。同时经济中显然还存在长期（持续）的利益和短期利益、前期利益和后期（非持续）利益，如何来折算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也是一个没解决的问题，即使进行理性分析，显然要考虑这样的问题。笔者建议建立时变量，当然也可能包括其他的因素来进行长期的分析。但是既然这样的问题西方经济学都没有解决，西方经济学的根基又何在呢？许多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纠缠在一起，相互作用。一个量的变化也导致其他量的复杂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种变化的转移和传递。这些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体现。经济学中还忽视了许多的量，比如经济学中不计算健康、环境、心理的痛苦和愉快等成本、代价和受益。此外不同产品的效用、价格、发挥效用的时间、发挥效用的特点和成本等往往不可比，因此在进行统一计算、比较和折算的时候就出现偏差。24．资本为什么能够增值社会和经济活动是复杂关联的，今天的钱不是明天的钱，从一个角度来说，在交易过程中，人们一般考虑，如果值得才会交换，因此带来了增值。但是从社会角度来说，交易往往又凭借超广义资源，那些有钱的人更能够占有和支配超广义资源，所以会增值。这些增值并不仅仅因为资本家个人的投入，而是因为经济系统中许多人作出了贡献，包括前人的贡献。25．钱为什么在贬值大多数情况下，钱之所以在贬值，与政府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都有关系，它们两者都是一种变相的税收，造成了钱的贬值，而且一些商品还在变相涨价呢，货币往往贬值。26．市场导致广泛的经济危机在我的开辟中国第四产业－创新产业中就指出，市场化的情况下，人们重视功利，在科技方面，重视的是应用性的研究和产品的生产，但是对于基础性、广义性、受益广泛的科学技术和理论，只能是凭借兴趣爱好来研究，当然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投入，但是毕竟是杯水车薪，存在很大的投入真空。另外有人写了廉价的牛顿爱因斯坦和高价的比尔盖茨－新经济危机论一文，提出新经济危机论。我对于市场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看法是：贫富差距加大－有效需求不足－贫富差距加大－有效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和失业增加－有效需求不足－失业进一步增加－有效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本质上是缺乏支付能力。但是新的经济危机也是市场的功利性的体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报酬机制，人们普遍都有需求，但是从整个社会上来说，需求很大，但是对于个人而言，相对需求很小。这实际上是市场功利性导致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情况。好比搭桥修路、环境保护这样的事情，采用市场化的方法谁都不会付款，科技和军事投入则有公益性，共享性，回报的长期性和间接性，这是一个自私人所不愿意投入的。最终要说明的是，如果一个人读西方经济学入迷，它的观点将会变得很变得“真实”起来，自私人假设会让你变得更加自私，觉得你以前的无私很愚蠢，不理性。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性会使得你的视野变得很狭隘，只看中物质利益，物欲横流，认为GDP就是等于发展，同时变得小聪明但是实际上是愚蠢，更加功利，甚至一天会六亲不认。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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