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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易斯模型。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创立了二元经济体系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该模型假定城市部门不存在失业，任何一个愿意转移的农民都可以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找到工作，那么，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决策就是唯一的取决于城乡收入差异。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部门且一般工资水平达到一定比例，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工业部门转移。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趋向一致，城乡差别逐步消失，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为止。
2.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于1961年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将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与刘易斯模型相似，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而农业生产率提高，劳动力供给弹性降低；在第三阶段，工农业生产率达到均衡，农业中零值劳动和低值劳动完全消失，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该模型强调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它指出了工农业平衡增长在二元经济阶段的重要性，提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和工业资本存量的增长等。
3.乔根森模型。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1961年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模型，指出技术进步必定会促使工农业部门工资上涨，因此工农业的工资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该模型认为工资差距并非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消费需求拉动的劳动力转移观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在于消费需求的变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而非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虽大于零但小于实际收入水平的劳动力的存在。人们留在农业部就业是为了满足对农产品的生理需求，一旦当农产品出现剩余，农业部门便失去了对劳动力的拉力，劳动力便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转移。
4.托达罗模型。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引进了“期望收入”的概念来取代城市的实际收入，从而较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化大规模转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的现象。托达罗模型的出发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作出的。这种决策依据包括两方面：一是城乡实际工资差距是十分普遍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悬殊很大，这是农村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力；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移民决策是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只要在城市中预期收入的现值比在农村大，作出移民决定就是合理的。
5.伊斯特林-斯塔克的相对贫困假说。伊斯特林较早地借用相对贫困假说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认为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行为，农村劳动力是否转移，不仅决定于他们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预期收入之差，还决定于他们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贫困，以及转移之后按照接受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贫困。斯塔克(1991)等人用相对贫困这个概念来解释转移问题，弥补了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解释力的不足。该模型假设人们转移不仅受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动，还受到农村户与户之间收入相对差距的影响，那些按照当地基本要求来看收入水平太低，感受到经济地位下降的农户会有转移动机。
6.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非常活跃，蔡昉、陈吉元等人的“人口转移与城市化研究”；田雪原、蔡昉、王嗣均等人的“中外人口城市化比较研究”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的关系方面，20世纪80年代辜胜阻、简新华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90年代，高佩义提出了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大城市超前增长、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三大规律，等等。这些研究的思路主要有发展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再就业；搞好农村再就业技能培训，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实施小额信贷政策，支持农民创业；打开城市就业封锁，实行城乡统筹等。
二、国内外(地区)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实践模式
(一)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模式
1.英国模式-圈地式强制性转移模式。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5世纪末，止于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圈地运动的暴力方式下被迫转向非农产业。由于英国国土面积狭小，耕地面积所占比重在西欧各国中最小。随着英国非农产业的发展，英国经历了用暴力驱赶小农的大规模圈地运动。圈地运动造成了大量农业人口背井离乡，这些农业人口不得不受雇于手工场，从而解决了毛纺织业对劳动力需求问题。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
2.美国模式-自由迁移模式。美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自由迁移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部门主要为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美国模式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的特点，农村劳动力在大规模工业化条件下自发地转向非农产业。一方面，工业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解决了地多人少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机械化而分离出来的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也被快速的工业化所消化。这种转移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为前提的。这表明，在美国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的进程中，农业不但未衰落下去，而是继续飞速发展。
3.日本模式-“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日本**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20世纪60年代，日本**重点扶持规模较大的自立经营农户，鼓励小农户脱离农业，转向非农产业。1971年，日本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在**指导下，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日本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了条件。在日本工业吸收的劳动力的总数中，由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收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0%，而由资本积累吸收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仅为20%。
(二)周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劳动力转移模式
1.中国台湾与韩国模式——实现快速转移的典型 。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目前农业劳动力的份额都已降至20%以下，基本完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从促使台湾和韩国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的具体发展战略和政策上看，二者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有两点：一是二者资金都较为雄厚，为经济腾飞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资金保证。不过，其资金来源有所不同。台湾主要靠内部积累，外资占的份额很小；而韩国主要靠资金输入。二是台湾和韩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曾实行过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发展战略。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台湾是在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转移，而韩国是在农业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实现转移。自50年代以来，台湾通过土地改革，实行农、轻、重为序的建设方针，增加农业投入。与此相反，长期以来，韩国一直实行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的发展战略，农业生产始终处于落后状态。主要靠大批进口粮食来支撑农村劳动力转移。其二，台湾和韩国所采取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大相径庭。台湾选择了分散化转移方式，其转移方向是多元的，农村劳动力既向大城市流动，也向中小城市转移，同时还为农村非农产业所吸收，未出现过度人口城市化和“大城市病”等现象；而韩国则选择了农村劳动力主要涌向大城市的转移方式，结果导致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污染严重、失业剧增等问题发生。
2.印度模式——转移极端迟缓的典型。印度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慢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目前农业劳动力的份额仍占70%左右，几十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应该说，60年代以来印度的工业化进程还是比较快的，但并没有相应地推动本国农村劳动力的快速转移。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农业过于落后。长期以来印度农业生产一直沿用原始工具和手工劳动，劳动生产率低下。第二，偏重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印度独立以来，工业发展较快，相继建立了一大批现代工业，但绝大部分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而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占的比重很小。因此，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第三，人口迅速膨胀，农业劳动力大量增加。据统计，目前印度每年新增人口1500万以上，而且90%集中在农村。农业劳动力每年新增数量超过了转移数量。
(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实践模式
1.就地转移模式。该模式主要采取扶持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形成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发展小城镇，就地消化农村劳动力的格局。乡镇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使我国许多地区，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乡界限日趋模糊，乡村地区已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功能和特征，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非农化的结果不仅使部分农村人口就地转化为城镇人口，而且使部分由于城乡迁移政策而未彻底实现地域转移的农村人口在所从事的职业、生产方式和居民点形态上也具有相当的小城镇特性，成为准城镇人口。
2.异地转移模式。该模式主要是地方**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劳务输出，以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为目标，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机理与作用主要体现在：(1)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城市工业及第三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2)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利益机制和需求机制双重作用的结果，它有利于推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推动户籍制度、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改革的深化。(3)农业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进入城市，使劳动者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学习掌握了劳动技能，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个人素质。
3.多元复合转移模式。该模式的内涵主要包括：(1)坚持城乡统筹。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农民。(2)调整城乡就业结构。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市场。减少农民，使其转移到非农产业。(3)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4)搞好劳动外出就业培训，进一步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流动就业，缓解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5)改革和加快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改革小城镇和中小城市户籍制度，城市之间实现人口无障碍流动，消除农民进城就业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就业和待遇不平等的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经验借鉴或启示
(一)工业化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道路的不同选择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按照多数国家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应走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工业的发展道路。我国建国初期，由于历史发展所处的特殊环境，不得不采取直接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跨越了发展轻工业、基础工业的阶段，而这两个阶段正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积聚并逐步完成转移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需求数量相对减少，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考虑到我国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较多的情况，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较多的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二)发展农业对于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关重要。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之初便确立了优先发展农业的战略，并为农业发展进行了必要的制度改革和物质支持，从而成功地启动了农业剩余劳力快速转移的进程。而印度和韩国由于长期忽视农业，农业增长相对于人口的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从而使得印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异常缓慢，韩国虽然具有较高的转移速度，但却长期与通货膨胀相伴。可见，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首先成功地发展了农业，才能保证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顺利进行。
(三)资本形成能力的强弱是制约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重要因素。中国台湾和韩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显然与其较强的资本形成能力密切相关。而提高资本形成能力的渠道有两条：一条是像台湾那样，充分发挥农业部门资本积累的功能，提高储蓄率，走自我积累的道路；另一条是像韩国那样，大量利用外资，走资本引进的道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模式中既包含着成功的经验，也提供了应吸取的教训。值得重视的是，引进外资的规模应与自身的偿债能力相适应，避免陷入债务负担吞噬经济增长成果的恶性循环之中。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应多样化。农村劳动力向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迁移，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这种方式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是可行的。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可通过农村城市化的方式使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我国台湾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采取了分散型转移方式，逐渐形成了以大城市为核心，以中等城市为骨干，以小城市为纽带和以中心镇为细胞的多层次的城镇空间构型，并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吸收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这样可避免像韩国和印度那样，因农村劳动力过量涌向大城市和不能有效地利用农村内部机制，而出现诸如大城市恶性膨胀、城乡差距过大，以及转移质量差，地域转移和产业转移无法同时实现等问题。
参考文献：
[1]黄敏.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J].生产力研究，2009，(23).
[2]惠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述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
[3]李仙娥，王春艳.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2004，(5).
[4]张磊.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与启示[J].经济纵横，2007，(2).
(课题组组长：张俊杰 副组长：蒋国政 成员：张毅 黎和贵 黄小勇 杨辉)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来源：《金融经济·学术版》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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