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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教授学友社讲座：平等与激励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

       北京大学地理学学士（1986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89年），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农业经济学博士（1996年）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姚洋：
  在当时来说78、7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因为我们在改革计划经济时代、文革时代，我们是把经济建设放在一边，很多时间是搞政治斗争、政治运动。我们想想，在78年之前，大概有30年，30年掐指一算，十三、四年是搞运动，还有三四年是在饥荒中，加起来我们有十三年的时间给浪费掉。真正意义上在改革开放之前，搞经济建设只有十二三年这段时间。
    邓小平当时提出两个主要的口号：一个是让一大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另一个是（01：00）这两个再加上教育优先、兼顾公平，这样一个共识，使得我们可以在过去30年里面静心静气的来搞经济建设。这个非常重要的，在过去对我们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多积极的作用。但是问题在于他暗含着效率和公平总是冲突的。我和毛名他们去浙江做过一次调查，调查当地搞的阳光工程，给移民子弟提供救助。然后写了一篇文章给《浙江日报》舆论版，名字叫做《平等与效率携手共进》，结果编辑部回来告诉我的意见是，这个跟国家的政策不相符合，因为国家的政策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来没有说效率、公平可以携手并进。可想而知我们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效率和公平本质上是有冲突的。
    但是我想我们走道今天，应该有一些反思，把我们过去30年走过的道路，在教育系统上，看着平等的扩大，我们要想是不是我们应该接受这个事实，特别是城乡这么大的差距，是怎么来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容忍。如果我们光看一下农村的收入分配或者城市的分配收入，其实我们的基尼系数并不高，农村内部大概0.35，城市内部也大概是0.35、0.37个点。在全世界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面，如果我们把城乡给加起来，我们就变成了0.45—0.47，因为城市的收入是农村的，到去年的时候是3.3倍。非常大的差距，这个差距我自己感觉很多都是由于我们农村的居民能力的缺失。
    再一个问题是我们追求什么样的平等？什么样的平等和效率是兼容的，今天我们主要是探讨后面的问题。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稍微说一下，平等的价值。后来我要说的是我认为定义良好的平等是有利于效率和提高的，而不是冲突的。但是我们也要先想一下，平等从道德的意义上，从规范的意义上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04：17）曾经说过，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是有平等的一面，当然有些强调结果的平等，有些更强调过程的平等，但是你看起来所有的宗教都是，所有的文化多多少少都强调了平等。为什么要强调平等呢？经济学家老从功能比喻的角度去写人，包括道德，道德是一种带有功能性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保存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氏族的存在。也许是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人类发现我平等对待每个人，可能对氏族的保存是有好处的，这个可能有点女娲的心情，就是随便怎么想。
    打个比方说，如果等级非常森严，然后分配极不平均的话，你可以想象，氏族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人不能吃饱肚子，不能吃饱肚子，他可能没法去打仗，最后这个氏族可能要灭亡，要维持一个氏族的生存，就必须要有人去打仗。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发现在过去这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都把平等作为一个可以追求的价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法律认为平等唤起民众的崇高，举一个例子，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小文章，他说他有一个小表弟是做记者的，平时完全是一个信心人类的样子，对什么都不认，什么道德对他都是没有意义的，有一天他突然跑过来对他的表哥说，我今天采访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双目失明，他一个人呆在家里面，但是他的那种向上的激情感染了我，所以走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的掏出300块钱给他，今天我感觉我非常的崇高、非常的高兴。其实人类生命的意义都是自己创造的，我们老追问人活着干什么？人生命意义的是什么？其实这种是没有答案的。如果你老想这个问题的话，最后你可能会想死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自己赋予生命的意义。就像这个年轻的记者一样，实际上他通过把这个300块钱给了盲女他感觉到了生命的意义。其实你平等的对待别人，也是你生命意义的一部分。
    当我们看到一个穷苦的人，然后你拿出来一部分收入给他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崇高感，这时候你就感觉到一种意义。下面我想开一个头，我必须把自己定义为改良主义，我不是一个哲学家，如果是一个哲学家，我们看哲学家的东西，我觉得他为了形式的美，他放弃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保证了理论的完整，所以说的总是非常的极端，比如莫尔斯对罗西克，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说的都是非常的极端，当然他也明确的告诉你，我这个不是现实，我这个是乌托邦。但是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就是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取得一个权衡，什么是可预的、什么是可得的？哲学家告诉我们什么是可预的，但是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必须要告诉社会，什么是可得的。然后在可预和可得之间取得一个值。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阶段要区分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只能谈不同的可预之物，就像我们今天不可能去谈福利社会，其实我们也没必要去担心说我们会成为北欧、西欧、法国那样的福利社会，其实我们离那个还差的很远，所以我们只能分阶段的改革。
    第三个我想强调的是开放，要向未来开放，要向公众开放，后来我要谈到的实际上是关于我们要取得什么样的一个平等，应该是由所有的民众来参与、来讨论，最终来决定。这个和阶段性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样的阶段？通过我们所有民众的参与、讨论，最终我们确定一个我们现阶段想要的东西。
    这里我说的参与并不等于说我们任何一件事情都拿出来，然后我们大家来投票，这个是一种参与，但是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参与，众多的参与是我们一起来讨论，通过开放的媒体，最后通过这种讨论我们可以得出来一个定义良好的东西，否则你光投票的话，最后可能会出现很不逻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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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 经济学教授 教授 运动 阳光工程 计划经济 编辑部

    下面我想先讲一下，四种类似的平等，然后再说我自己认为我们应该追求的平等，第一个平等是程序平等，第二个是结果平等，第三个是机会的平等，或者底部的平等，第四个是能力的平等。程序平等一般就是所谓的自由之上主义者，所秉持的平等的理念，其实和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是一样的。像洛奇克、哈耶克这样的，当代这种自由之上主义者的代表来说，自由只是意味着一种被动，就是我可以免予什么、什么的，这个自由，不包括主动的过程。到平等的意义上来说，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平等的，就是相对于程序的平等，就是法律，但是他比法律还多，还包括习俗、包括经济交换的规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后面的一点，他说法律我们可以认同，如果这个程序是正常的话，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人大代表或者医院来制定，有些社会习俗呢？他可能是自然演进出来的，像教育、经济的规则。这样的规则是不是说，我们相对于这种规则的平等，就是一种好的平等呢？但是对他哈耶克来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对他来说只有这种自发的秩序或者自序的规则，才是合理的一种规则。当然这样的一种程序平等，有好的一面，第一个他有一种兼容性，一个人所得到的不会影响另外一个人得到的，因为他是相对于你身外之物的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针对实践的话，他不会说我用法律会影响你用法律，我参与经济教育不会应该你参与经济教育，我们就程序而言是平等的。这个使得他在逻辑上是比较一致，我们后面会看到，如果你带一些激进身份的话，你会发现你总有一些逻辑上的漏洞，但是他是没有逻辑的漏洞的。

    而且他并不要求个人之间的一个比较，他不追求个人特征的，比如说结果、机会、能力，这个维护上的平等，他是对于身外之物的一种平等，所以他避免了我们很多问题，这个问题我再后面还要说。但是程序平等有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忽视了个人利用程序的差异。我们可以说我们相对于法律、相对于市场的规则，或者说平等，比如说在市场上你可以加入这个交易，或者选择不加入，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利用程序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杨白劳和黄世仁在市场上的交易实际上是平等的，黄世仁和杨白劳是有契约的，这个契约是说你借了我的钱到了年关的时候，你必须还我的钱，如果你不还的话，你必须让你的女儿喜儿到我那里抵债，做我们家的包身工似的工作，但是至少杨白劳当时得签字，而且在当时来说，这并不违法，在当时来说是可以的。其实我们古代有这种卖身为奴，一直是允许的。当然在民国的时候，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但是对于民间来说，民间是允许的，也就是说在习俗这个层次上，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差距在什么地方呢？杨白劳是一个没有选择的权利，他没有第二选择，因为对于他来说，唯一他所拥有的他劳力之外的SS是什么呢？他们的财产？其实就是他的女儿。所以他只有选择说我把女儿给抵上去。但是这样的一种平等对于我们常人来说，觉得有点不可理喻。不和常理的，如果我们说杨白劳和黄世仁他是平等的话，我们觉得很受伤害。

    第二个他忽视了结果的平等。只要是程序平等就可以，他自然而然会忽视结果的平等。但是市场的结果未必就是平等的，在静态来看，其实市场在很多时候是一种灵活的东西，我必须说是静态的情况下。比如美国的股票市场，基本上每年他的价格增长8%，长期里看，平均而言，这个8%应该是积极增长带来的。但是静态来说，如果每年你的收益超过了8%，也就是说你超过了增长部分，比如说这部分你是15%，那么这7%是哪来的，肯定市场上有人退了7%，否则你挣不到这多出来的7%，所以从静态来看，肯定有人是要失败的。市场里面我们总是说优胜劣汰，这里面肯定是有人被淘汰。这个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旦你失败之后永远爬不起来，现在这个社会来说，像美国那样的社会可能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看现代社会中的农村，如果他失败一次可能永远爬不起来。自己做中国农村的大病对农民致贫的影响，以前我们老说，大病是农民致贫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到底影响有多深远？我们没有很好的数据表现出来，我们刚好有一个20年的数据，这个是农业中心收集的数据，回过头再去问，你哪年生过大病，我们做一个剂量回归，就发现，如果一个农户生了一场大病，他们家的收入水平，就会低于他正常水平大概18年的收入，平均而言，每年低10%左右，累加起来是很大一笔收入，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牺牲掉了。所以这个贫困线是非常厉害的，一旦他掉下去了，在我们这种收入水平下他可能永远爬不起来。如果我们仅仅强调程序的平等，而一点不考虑结果，最终可能会造成有很多人由于在市场上没有赢的这次博弈，而变的绝对贫困。

    第三个是强调程序平等会倾向于维持现状。因为他认可市场上现存的程序，都认为他是振荡，既然是振荡的就没有改的必要，所以他哈耶克他老说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没有理解他在什么意义上说不是保守主义者，如果你承认现存的这些程序都是可以的话，我们都是平等的话，而不去追求程序之外的这些东西，我们肯定必然的，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考虑现状。对于一个改良主义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合议的结果，对于一个改革主义者在很大的意义上来说必须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者的意思是说我永远对未来是开放的，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知道我这个现状总是有改进的地方，但是到底改那些呢？我要看，我改一次我要看一次，改一次要看一次，但是我永远是对未来开放的，如果你仅仅强调像这种自由至上主义者强调程序平等的时候，几乎是没有改变的余地。那么结果平等是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呢？结果他是一个和个人特征相关的东西，我们可以在一个时点上把它给拉平，就像我们土改一样，我们可以把所有人的土地拥有量得给他拉平。但是很快的你会发现两年之后、三年之后，他们土地又重新变的非常不平等，非常快。

    关于企业改革这方面，有人提出来，我们应该走俄国式的道路或者是东欧的道路，我们应该搞这种证券自由化，每人一人一份给他分配的平均一点。这样的一种分配在一个时点上没错，我们是人人一份。但是动态的来看，每个人用这一笔小资产的能力，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俄国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大家几乎所有的人把拿到的私有化债券，很快的出手卖掉，卖给金融寡头，金融寡头在这个过程中，迅速的积累了巨大的财富，非常便宜的就给卖掉了，那时候的通货膨胀率非常高，你想你拿几千卢布的资产，很快就会贬值，贬的什么都没有。即使在今天，中国这样的市场上，我们没有通货膨胀，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不是一个管理行家，我不也不愿意说投资股票市场，我们每个人可能会说我尽快的把它折现，折现之后我可以去干别的事情。不会说所有的人都去经营这点私有化的债券，这是第一个问题，缺少一种动态的方法。

    第二个问题就是强调这种结果的平等，导致激励的丧失，最终反倒不利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我们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上强调一次分配，不管你干好干坏，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3亿人生活在绝对贫苦，大家都失去了激励。小岗村在包产到户之前几乎所有的青壮年每年都是出去要饭，包产到户头一年就解决了吃饭问题。所以有很多时间，大家会请愿的说，做一些不体面的，比如要饭，我也不愿意让别人侵占我自己劳动的成果。针对这种结果的平等，是打击个人的激励。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结果的平等是由个人之间的比较。等会儿我再说比较为什么是有问题的。
    第三种平等是机会的平等，或者叫（抵补）的平等。德沃金提出来敏于指向，对于抵补，也就是说，社会的分配，应该和个人的努力有关，就是说你的回报只能和你的努力有关，除了你的努力之外所有其他的抵补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就是这种差异都不应该存在的，包括你的智力。这些应该通过国家来消除掉，这样的一种平等是在个人，在比较的意义上一种彻底的平等。把你个人所有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差异全给你抹平，剩下的只是个人的努力。作为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很有道德上的吸引力，并没有说剥夺你的抵补，但是应该通过国家补上，那些缺少抵补的那些人的抵补。（约翰默末）提出来机会平等，基本上是一样的，默末早年他是一个马智主义积极学家，当然他写的这些文章可以在《主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或者（25：47）杂志上发表。（）他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觉得他仍然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他更加强调的是选择机会的平等，就是我选择空间的平等，但是他并不强调你选择能力的平等，这个跟我下面要说的森是有差别的。德沃金和默末就是要消除与生俱来的这种非个人努力的不平等。
    能力平等是（森）提出来的，这个要着重讲一下，首先要讲一下能力的概念，按照（森）的说法，能力是一个人为实现有意义的目标所必须具备的功能组合。我要实现一个有意义的目标，我需要一定的功能组合，他经常举的例子是残疾人。一个残疾人你给他100万，对他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如果ZF还有社会不给他提供一点方便的话，比如以前我们路上是没有盲道的，盲人出行就很困难，到今天我们的残疾人，比如说做轮椅的这些要想出去其实还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他没有私人的交通工具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公共汽车都没有这种无障碍设施，这里的功能组合指的不仅仅是收入，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收入就能买来的，而是收入之外的一些包括社会所提供的东西。（森）其实所强调的是所谓的能动者，是把人看作，就是围绕原始的一些鼓励，就是人作为一个完整人，他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样一种人而存在的。我觉得他所说的和马克思所说的个人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前提，是有相通的地方，只不过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森）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在本质上他们都强调了我们要还人的主体性，能力的平等是指我们再实现这些有意义的目标上，我们要达到平等。这和机会的平等、抵补的平等的差异是机会和抵补是一种静态，我一次给你分配了，然后你具备的话，我就不管了。能力的平等是一种动态改革，刚才说了我们每个人由于能力的差异，都会产生最终的结果不平等，结果的不平等又导致了抵补的不平等。能力的平等是要求社会和国家等于是不停的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能力的机会。
    在这里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一个个人之间的比较问题。（森）他提到公益主义和罗尔斯最大、最小原则的问题，公益主义他说是基于效用单位的平等，因为公益主义他要是我们最大化全体人民的效用或者福利的准则。如果大家有一点经济学或者数学最大化的知识的话，那就知道最终肯定是每个人之间边际效用必须是相等的。也就是说我消费最后一个单位的1块钱吧，所取得的效用应该和在座各位所有的人消费最后1块钱的效用应该是相等的，这时候才不会说有再分配。再分配是不可能再增加社会效用的，否则的话我最后一个单位得到的效用比他的高，那就应该说社会应该从他那里再拿1块钱给我，那么全体的社会效用就提高了，最终的结果是在最后一个单位人的效用上，大家应该是相等的。但是这样得出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结论，还举刚才残疾人的例子，一个残疾人坐在轮椅上，你给他100万块钱，对他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是一个花花公子，他拿着这个钱可以花天酒地，他可以玩出很多花样来，他的幸福指数就很高，这样就得出一个很奇怪的结论，这就要求残疾人把钱转移给花花公子，这个是不符合我们常理的。
    罗尔斯主义是最大、最小原则，这个意思是说你先把最坏的情形给找出来，然后在最坏的情形下选择最好的应对方式。就好比说我走道今天这个部门，我可能会发生车祸，在最坏的结果上就是可能发生车祸，那我怎么办呢？根据他的原则，我今天应该呆在家里。这是有问题，我们先不说他的问题，他最终的要是会使得所有人的效用水平都是相等的。相当于是说要先找出社会里面最差的人是哪一些，然后我们把最差的人的效用给提高，你想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所有人的水平都是一样的，才行，否则他总是有一个最差的。实际上他是基于效用水平的平等，（森）是批评这两种，公益主义和罗尔斯主义，但是他自己所提出来的能力平等，实际上是基于一种能力水平的平等。所有人的能力都应该相等，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问题。

    我们讲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差异的，国家怎么可能把这些人的能力给补齐了。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必须关注的一个是能力有很多纬，每个人在不同的纬度上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个人的成功不一定需要所有的方面得到提高，（森）的回答是，社会应该给每个人发挥他的比较优势提供帮助。比如说霍金的例子，霍金是一个残疾人，基本上是不能动的，按照（森）的说法，我们只需要帮助他这一方面就行，就是他要达到他有意义的目的，他有意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做一个科学家。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社会现实中，你必须要求全能的国家，你要每个人都要知道他在哪一方面有需要，然后国家再给他补贴，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我想说，总结起来程序平等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好操作，后面的结果平等、能力平等、包括机会平等有很多道德上的吸引力，我们想要的，但是他会出现很多逻辑上的困难。所以我这里提出来的就是能力指向的平等，首先得承认能力平等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把对能力平等的追求不是放在我要把所有人的能力得给他拉平，而是我们致力于实现能力在个人之间平等的分配，我们是分配这个物，让这个物来平等的分配，而不是把这个能力也平等的分配。这个构成物包括哪些呢？包括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医疗保险、失业、养老、贫困救助，这些对我们来说是最基本的东西。
    这样一个平等的概念我觉得有下面几个口述，第一个是他避免了个人特征之间的比较。第二个是容易操作，第三个是有限的再分配，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想达到的能力水平定的比较清晰的时候，实际上社会上所付出的是一个比较少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这次免掉农村小孩的学杂费，其实算起来只有三四百亿，那么我们国家整个财政收入是30000亿，这个指的是预算内财政收入，还没包括预算外的收入，比如卖土地的收入都没包括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只是占了国家财政的1%的收入，我们就解决了所有农村孩子学杂费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低的要求。我还要强调一点的是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建议，就是说我们以最终的能力平等为最终目标，但是我们不以达到能力的平等为现实的目标。
    能力的指向平等和激励之间的关系是我想着重说的。我刚才举的这些能力的项目，其实是和生产力是直接挂钩的，如果一个人在一个饥饿状态，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为社会做出任何的贡献。甚至他去偷一根香肠，我们都没办法去责备他。一个躺在病床上，他连对自己负责任都没办法做到，他想对社会有贡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我想着重讲的是保险，为什么我刚才要举很多保险的例子，先说美国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提出一个宏伟的计划，他说我们社会应该成立这样一个保险公司，跟美国人一个职业选择保，像我们在座的都很年轻，如果你要当律师，你去买一个律师保险，然后你去学律师，最后如果学成了，没关系，你这个保险费就是白交了，如果你失败了，保险可以赔你一笔钱，然后你拿这笔钱再去学点别的。这样的保险实际上是对人的一个全面的解放，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全部发现自己的能量，如果没有这样的保险，我们如错了行，我们只好这样走下去，可能你一辈子都是感觉到我入错了行，我没办法做好，这个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就像我的剑桥班有一个女孩都已经27岁了，他到这里学中国经济，她跟我说，我回去之后一定要学医，因为我从小女孩开始我就是想做一个医生，如果我再不改行我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已经到了27岁了，对他来说其实已经有点晚了，因为再学医的话，在英国学医都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有这个保险，他就可以说我去保险公司我就可以要钱了，因为我不喜欢我现在学的经济学，我可以拿这笔钱去学医，所以保险的缺失是限制了你个人的决策空间。当你的决策空间比较小的时候，你最初的决定当然比较小。所以提高个人的能力是对个人生产力的解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对得到平等对待的这些人是一个激励。另一方面是不是有过渡解放的问题？就是说你躺在那里光吃救济，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是确定一个目标能力水平，我认为就是不至于降低能力高于他的人的能力水平，就是我们定的这个目标能力，比他高的人它的能力不至于降低，这样我们可以保证这些较高能力水平的人不受到损害，只是把低能力的人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以上。
    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不会是过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面还有很多的人他的能力水平是超过了这个水平的，他们是有很多的付出，通过他们的付出取得的收入，比如购买这个保险等等。对于他们来说是值得的，我觉得对其他所有的人也应该是值得。如果我们相信人的动机，还有个人的生物的能力，这种随机在人口分布的话，我们应该想到如果这种高能力的人愿意做到，那么低能力的人也应该做到这一点。
    最后我还是要强调，在我们确定我们能力水平的时候，应该像未来开放，像民众开放，让民众来参与讨论。意识到能力构成物和目标能力水平应该是随时间而改变，为什么我们经常听到说效率和公平是有冲突的，就是我一开始说的《浙江日报》这个编辑部说的，为什么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印象？我觉得我们往往是没有注意到两个问题，一个是长期效率，一个是全局效率。我们现在的这种抱怨有多了公平、少了效率，这样的一种抱怨是没有通过两个界面，一个是长期效率界面，一个是全局效率界面。我们再抱怨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问一下，你说的是长期效率起来短期效率，你说的是全局的效率还是局部的效率？我们去温州访问的时候看扬州工程就是瑞安，瑞安是教育局局长他再给人代会讲这件事情，他要告诉人大代表，我做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给外来人口救助。为什么不把钱用到本地而给了外地人？他提出了三个理由，一个是和谐社会的要求、中央的政策，第二个是社会稳定，如果这些孩子不能够去上学，他就会去偷、去抢，所以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第三个我们将来瑞安的发展要靠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工人的基础，我们这里没有人再想做工人了。其实这个他倒是觉悟到了，我投资与这些移民是对瑞安的长期效率有好处。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指的都是短期的效率和局部的效率，最后想说一点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能力指向的平等，是不是唯一满足激励相溶条件的平等？就是说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平等，不影响机遇？
    程序平等，由于有一部分人没有能力，他不管这一部分人失去能力，所以他是有使效率，机会平等、抵补平等、能力平等，他最后可能会要以牺牲其他人的能力为代表。我们想如果一个人他就说我就想要上北大。你说这个目标对不对呢？这个目标是对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值得追求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一些人可能他就考不上北大，那你说，怎么样才能让他考上北大呢？那你要把全国的好老师都请来然后灌输他东西，最后让他考上北大，这样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能力的提高。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程序平等、机会的平等、能力的平等都可能最终会有损效率，只有恰当定义的能力指向的平等，才会满足激励相溶的条件，不影响最终效率的扩展。

提问：

    请问你那个激励相溶条件是什么意思？

姚洋：

    我的意思是说不会影响到我们效率的提高，就是说和提高效率是一致的。

提问：

    你刚刚批评了黄世仁和杨白劳的那个例子，我想知道那个例子只所以让人们反感，关键是杨白劳为什么是杨白劳？黄世仁为什么是黄世仁？杨白劳之所以成为杨白劳恰恰是因为程序上不够平等，没有选择的机会嘛，他只有给黄世仁种地，他如果有选择的机会的话，他可以选择别的工作。假设在这里引用市场经济来代表，他可以做他最擅长的工作，即使他起点很低，如果他不努力的话，他慢慢的也会变穷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恰恰是因为程序不平等，才会形成杨白劳、才会形成黄世仁。

姚洋：

    这里指的是自由签约的这个程序，

提问：

    那杨白劳在这个问题上…

姚洋：

   他是自由的，没有人强迫他。当时他和黄世仁签约的时候他是自由的。

提问：

    但是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他没有自由，他没有选择其他的工作机会。

姚洋：

    那你已经超出了这个程序平等了，你已经说到他能力的平等了。

提问：

    我觉得这不是能力，工作的机会在社会上对每个人都开放，而这应该也算是平等呀？

姚洋：

    是开放，没有人限制他做什么事情。

提问：

    还是跟当时的现实有关，我想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像杨白劳那样的人长大后，肯定不会成功？

姚洋：

    我们都是在一定的现实环境来讨论，如果我们讨论30年代，30年代就是那个样子，他不可能说到城里来打共，他没有…

提问：

    我是说这个问题现在怎么解释，现在杨白劳…

姚洋：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当然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这些通常打工的移民，他们是不是自由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他们完全是自由的，没有人强迫他在工厂里打工。我们现在所说的奴隶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是很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自由的。但是你说他们是不是符合我们直觉上的平等？

提问：

    我借着他的话说，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是说我们探讨这个平等的时候，这个社会结构本身他是不平等的。我觉得社会结构本身存在不稳定，这个结构还可以延续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比如现在的CFG，他本身也是一个中心这样的结构，然后在这个结构上制定了程序，哪怕这个程序是平等的，但是他勘察之后的结果是不平等的？

姚洋：

    这恰恰是像哈耶克这样的人，他所强调的，他说如果这些事是自身自发的，是社会自发形成的，那么他一定是合理的。我为什么老爱强调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呢？他没有什么改良的意义。我们明知道这样形成社会的规则是不平等的，但是他说这是自然演化成的，所以他就是对的。

提问：

    我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现在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由于上层设置了一些障碍，使中产阶级的成长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很少的中产阶级进入到上流社会，而大多数被降低到草根阶层，因为先上去的人就像你拿个梯子先上去了，然后你上去之后把梯子给梯开了，然后下面的人就缺失这样的机会了。姚教授，你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

姚洋：

    如果你要套这个的话，如果你要给哈耶克说话，这个是自身自发的，这个是自发形成的，如果你不乐意，你不乐意，那么我们再等等，看社会演化成一个什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改良主义者来说，应该坚决的说不。这里有不平等的地方，就是程序本身不平等，所以我们要改变。

提问：

    我想问像（森）和（格沃金）提出的一个理想社会对我们的现实来说，他给我们指出的方向是朝着哪个方向的，然后这个方向我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或者努力，或者改革之后怎么样朝那个方向迈进？

姚洋：

    像（森）提出来的能力的平等，（格沃金）机会的平等，他么这种我更愿意说是乌托邦的理想，比如说是我们值得追求的东西，但并不一定是我们能够达到的东西，我想说在他们所提出的理想和我们的现实之间，能找到一个我们可以走的桥梁。实际上你刚才提出来的，我们可以把能力指向的平等看作实现能力平等的桥梁，是不是说能力平等最终能实现？我觉得不可能。但是社会总是需要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在指引我们向哪里走。

提问：

    （森）能力的平等，您刚才评判的一个区别在什么地方，我没听明白？

姚洋：

    森的能力平等，他指的是…咱们还举残疾人的例子，如果要让残疾人和我们正常人一样的生活，社会就要提供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要提供扩道，公共汽车要提供无障碍设施，然后所有的学校应该接纳他们等等这些，你要提供很多的东西，能使得他和正常人是一样的，或者说他不一定完全和每个正常人一样。但是他定一个目标，就是说我想成为一个科学家，那么社会就应该给他提供很多能力和资源，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家。这里能力指向就是所有人知道一样的东西就行了。

提问：

    这个和罗尔斯的基本的善有什么区别吗？

姚洋：

    格林.罗尔斯基本的善，我觉得我没有很强调权利这些东西，实际上他第一原则是权利的匹配。因为第一这个权利可能牵扯到很多的问题，不是很容易定义的。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就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一些基本的善，我们应该平等的分配，但是他没有说方向是指向哪里，甚至没有对这个善来进行很好的定义。森只是说这个善应该是能力，应该是培养人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还是跟他有所不同。

提问：

    能力的控制他更多是怎么的体现呢？

姚洋：

    能力的东西有很多了，我们有很多生来家庭背景就不一样，智力就不一样，这个都是不平等的一个表现。

提问：

    但是现在价值如此多元，好像这种不平等，你可能认为我是属于在普遍的一个市场竞争中，在这种竞争法则下，你认为我的能力是比较低的，但是在别的价值里面，你认为基本能力在别的价值里面是怎么实现的？好像很难去…如果说你这次的改良有一个方向指向，包括有ZF会去参与协作的话，那就是说我没有一个标准，没法去定义，如果去定义的话，反而会把他指向一个单向的价值评估或者是什么样的？

姚洋：

    这个对自由主义的一个很大批评就是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你是不是还可以以自由主义的理念还值得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你提出来一个唯一的几乎是造的那个标准，是不是值得？我并没有说我这个是唯一的，但是作为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认为这个应该是社会追求的一个方向。我自己也认为这个是值得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人，都期望能够获得解放，那么这种解放的基础就是你要有一些基本的保障，使得你能去选择什么，你不用去为明天担心。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再为明天的生存担心，我明天生了病怎么办？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中学的女同学，离了婚，在加拿大入了户籍，加拿大的福利非常好的，所以他满世界乱跑，他想在那里打工就再那里打工，他由着性子，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太太老觉得他每天工作很累，我说那你辞职好了，他说我怎么敢辞职呢？我养老怎么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中学的那个女同学是不是比我太太更解放一些呢？她能更自由的发展一些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主要追求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和罗尔斯是不同的，罗尔斯并没有指明一个方向，我们社会应该朝哪儿走，森在这里更明确了，更坚定于马克思，我们要造就一个完整的人。

提问：

    那你说追求的方向其实大部分的标准是社会财富或者是个人？

姚洋：

    这个不是个人财富，我刚刚说这个女同学他其实没积累多少财富。

提问：

    但是那个是保障呀。

姚洋：

    社会保障是一部分，我只是说作为保险来说，你要提供这样的让大家无忧的保障，然后他才能够发挥你的能力，你才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并不是追求财富，而是追求个人的一种解放。

提问：

    那我们可能会强调说中国现在没有那么多的钱，能够有这样的保障？

姚洋：

    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一种阶段性的东西，至少很多人还再为明天是不是能够活下去担心。你先把生活的恐惧消除掉，我们才能慢慢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提问：

    我们讨论一个特别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理论包括森的理论，他自己也承认，需要有一个ZF的行为参与其中，我想问，像当前我们社会转型的时候，ZF这个行为和你的能力指向的平等，他的符合程度或者说他有没有往这个方向迈进，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姚洋：

    在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森的，就是ZF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我们往往愿意把ZF和社会对立起来，就是好像ZF是离开社会的一个庞然大物，和我们作对的。其实想想ZF是我们自己的ZF，我们本质上应该是成为我们自己的ZF，他应该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森说社会要担当起责任，他批评有些人说福利社会走过头了，如果没有社会的参与，可能有些人他对自己都没办法负责任，怎么会对社会负责任呢？所以你首先社会要让他变的对自己负责任。

提问：

    从历史来看，什么样形式的ZF完成这样的事完成的比较好？

姚洋：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取决于社会的力量，比如像美国，我们老说美国是独特的，没有产生所谓的工人运动，这个说法其实都是事实而非，在19世纪末的时候，其实美国工人运动是很高涨的，像五一节我们知道是由于芝加哥工人大罢工我们有了五一节，为什么最后消减掉了？是因为大家意识到这个是一个问题，由于工人的这种参与，最终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进步运动，最后罗斯福的新政，把这些问题最后都消减掉了。所以我觉得不取决于什么样的ZF，而是取决于社会怎么样去做。

提问：

    现在像北欧这些福利国家，这种能力平等，包括有些经济学家，对他们批评说，他们在这方面走过头了？

姚洋：

    走过头了，他会意识到，他会再往回走一点。但是北欧我觉得，大家都会担心说北欧怎么能够活下去呢？北欧税收那么高，大家都会跑掉，可是北欧的人生活的挺好的，没有见到所有的工厂都跑掉了，北欧的消费还是很高呀，并不是说不能达到，其实可能达到。

提问：

    教育保障到最后是说给了教育条件或者教育水平，基本上每个人都应该是一样的，如果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资源？

姚洋：

    我不是说每个人最终达到的教育水平是一样的。

提问：

    就是说你给他一个肯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比如说这样一个青少年，你给他一个教育的条件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这样统计下来的话，每个资源都是稀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说，这种稀缺的资源是通过ZF重新的分配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样说的话，这个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机制？

姚洋：

    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没错，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市长真有市场机制，才是唯一正确的话，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说没错，是违背了市场的规则。但是我们要反问一下，市场的规则一定是好的规则吗？你不能说因为他是市场的，所以他就是对的，也可能他是不对的，或者是不合议的，我们需要通过国家来校正他。

提问：

    有些资源如果经过重新平均分配的话，我觉得优秀的师资全部打散的话，这样的效果还不如说，按照市场分配的话，比如说在北京师资比较高，在北京地区或者上海，他可能照顾一些，但是如果你要扩散到全国去的话，他照顾的人可能并不是很高的？

姚洋：

    第一点你把这个目标定的很密，如果你定在效率的提高，可能你是正确的。但是我想我们的目标不应该定义在效率的提升上，而是应该定义在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上。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由于这样的分配，我们国家可能有50%的人，最后都是非常低的解放程度，他们没有上学，他就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坐在这里在课堂里学习，或者看会儿电视，第二个回答我想即使这样提高效率，我也要追问一下，你说的是长期效率还是短期效率？是局部效率还是全局的效率？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都通过这两个检验。

提问：

    假如说，一个极端的例子，你是中国这样子的一个（67：00）的话，每个人的水平可能只达到一个小学的，（）另外一个是极端的分配的话，可能一半的人他收入很高，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可能第二个阶段，第二种情况，他带来的效用可能会更大？

姚洋：

    你说的是经验问题，我们可以比较，印度基本上像你说的，少数人受了很好的高等教育，印度农村的文盲是60%，他们整个国家的文盲率是40%，我们整个的文盲率是10—20%。你可以比较一下，中国的制造业非常的发达，印度的制造业是非常的不发达。但是他们可以自豪的说，我们跳过了制造业的阶段，我们直接进入了第三产业的阶段，所以印度要成为世界的办公室，中国只能成为世界的工厂，所以我比你高。我觉得那有点阿Q了，其实一个大国是不可能跨越制造业这个阶段的，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这样发达，我觉得和我们的贫民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们农村的这些孩子都能够达到小学毕业、初中毕业、甚至有些是高中毕业，这个对我们制造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要说这种效率，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教育体制比印度这样的教育体制

要更有效率。

提问：

    大家比较关心你这个理论在现实中的操作问题，我也有一个困惑就是很多人再谈到理论的时候，总是在那边比较一个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个路线的问题，这个两个问题比较抽象，我想请问一下，你觉得在这种算是一个社会的弱势多种，他的经验主义的成份起什么样的作用？我感觉你好像跟胡适的经验主义的路线是比较接近的？但是看起来又似乎是一个社会理想？

姚洋：

    我觉得当然有社会理想在里面，我们应该把这个能力平等作为一个社会理想，但是你实现这个社会理想，我们怎么走，在现实中怎么走出这一步来，这个是我讲的主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经验的问题。

提问：

    今天提到了理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整个社会是不正常的，给他的人民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机会，但是我们看一下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美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强烈扩张的欲望，除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他对其他的国土、其他的文化、其他的资源、其他的意识形态扩张，他们会有这个过程。可能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像没有到达未知的那些世界扩张的一个冲动或者欲望，从他们的行为当中可以…我想问的是森的这个理想，他能不能包容，像美国那样一种扩张欲望很强的社会整体的取向？

姚洋：

    这个是国与国之间，我觉得这种关系是谁也解决不了，这个是没办法的。我觉得我们所讨论的是在一个人国家内部来讨论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还没有达到像我们这些平民阶级坐下来讨论的这个地步。

提问：

    如果我们把时间放在更久远的一点，比如说在1000年的范围里面，这样的理想社会能不能包容一个有进取心的人类的整体？

姚洋：

    这个我没办法回答，我也不是研究那方面的，而且你要预测一千年，谁也不敢。中世纪有一个语言家，他语言自己在某年某月某日必须死掉，但是那天他还活的好好的，他怎么办呢？他从楼上跳下去自己摔死了，没有人可以预知。

提问：

    大家似乎对历史决定论这个问题比较关心，觉得有没有这样一种理论，可以在一个历史长期的过程中，都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理想目标，决定着这个历史发展的方向。一般都认为是不可能有这种的，姚老师您觉得您这种能力指向的精神，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伦理学家他们提出的，包括以前的封建也好或者更早期以前，他们提没提过这个理想，他们在社会当中的落实情况又是怎样的？

姚洋：

    在社会中的落实，其实很多国家都在做，像欧洲的福利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他再做，特别是一些新的第三条道路上的倡导者，他们也意识到应该重新定位，像（吉成斯）他的定位是说要投资与，就是你所有的鼓励指向应该是对人民投资，很大程度上是跟提高个人的能力是有关联的，而不是仅仅说我给你东西，给你东西就完了，而是要提升你的能力。无

提问：

    罗赛好像说，美国这种社会是走到了一种历史的终结。

姚洋：

    这个话题上次讲座的时候我已经说了，我现在可以稍微再说一下，我觉得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从启蒙运动开始是一个很长的转型时期，在这之前，人类社会是比较平稳的，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像中国就是再循环，欧洲是一种黑暗时代，启蒙运动之后，我们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转型。这个转型对于发达国家基本结束，还有多数的其他国家甚至还没有开始，或者刚刚开始。所以这个过程，是我们可以预测，就是人类社会走向的，就像落塞所说，自由民主这样的一种终结，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个时间可能会非常长，从启蒙运动开始算起，是两三百年的时间，我们可能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最终才能达到那个样子。

提问：

    我想提问一下，关于公民平等的评价，这个是有很多标准的，但是一个社会如果他的财富在社会公共中的分配差距特别大的话，这样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公平社会，是吧？

姚洋：

    那不一定。

提问：

    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中国现在基尼数据城乡的已经达到了一个0.47这样的社会，应该不算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吧？事实上在人均当中，他还是存在一个能力起点不同，您刚才所说的能力指向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给他们的东西是一样，但是因为他们的起点不一样，所以他的结果还是造成了一个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差距还是有办法去解决呢？

姚洋：

    对，我觉得如果社会仅仅差距这个是不可怕的，但是可怕的是造成差距的原因，如果这个差距的原因是由于有些人享受到一些能力的构成物，特别是国家提供的。有一些人没有享受到，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农村里头没有医疗保险，教育水平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分析，比如说在香港的基尼系数也很高，他跟大陆比比大陆高一点，但是香港人没什么抱怨，金融危机之后我去香港，坐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跟我讲，我一年之间可风光了，我是做经理的，在大陆、在内地我是非常风光的，我说你现在做的是出租车司机，是不是感觉非常失落呢？他说我有点失落，但是我有信心，只要金融危机一过我马上又是经理了。所以我觉得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失去了立足机会的能力，我们知道香港的医疗是免费的，你如果没房子住，ZF给你分房子，当然很小，但是至少你有一个安身立地的地方。至少你的生存不用担心了，你的未来不用担心了，只要你有能力，我指的是个人的能力，你就可以成功。

提问：

    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有点倾向于机会平等呢？

姚洋：

    不完全是。通常在国内意义上说的平等指的是程序的平等，所谓的机会平等就是起点平等，相对与程序的平等，但是如果说机会的平等是在刚才说的（罗门）意义上的那种机会的平等是比较接近的，他指的实际上是一种，我觉得是选择机会上的平等，不仅仅是程序，包括在选择上这样一个平等。

提问：

    你自己心目中的改良目标是什么？

姚洋：

   我自己心目中的改良目标如果说是乌托邦，如果说是乌托邦，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成为每个人得到全面解放这样一种状态，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个是我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状态。

提问：

    你觉得实现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姚洋：

    实现这个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向中国这样一个人口的大国，要达到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提问：

    那你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你看待那种或者特点激进的那种类型的人物，我不知道姚老师你自己是怎么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的，因为社会上好多年轻人，他们很容易走向特别激进的那种倾向，不知道你这种是怎么样的一个造就？

姚洋：

    激进有一个好处，就是他逻辑上很民主，当你把这个事物推向极致的时候，他其实论证起来是容易的，像我刚才说的程序平等，其实从逻辑上来说，他是很容易说清楚的。但是这种能说清楚的东西往往在现实中不是很实用，而且也会使得，当然对我们很多年轻人，他会把这种乌托邦和现实搅在一起，以为乌托邦就是现实，所以对于现实问题，他也会以这种乌托邦来衡量，当然他永远会觉得非常悲愤。不光是左派的也包括右翼的激进分子，他也会觉得你这个社会怎么这么不干净，怎么什么都是很肮脏的，为什么我不能到一个很干净的地方，就是刚才那位同学说的，全让市场决定好了。但是这个现实告诉我们，是不可能走这一步的。

提问：

    我听到有一种说法，像中国这种社会就需要一点激进的人，他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剖开，抽一个大部分人，然后下面的人就可以获取他们的自由了，因为大部分人被抽起来了，所以下面这些人，相对而言可以在这边争取到一定的自由。当然他这个前提是说我们现在的自由是缺少的，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斗争去争取这样的自由。

姚洋：

    我并不是说社会上不应该有这种激进的人，其实激进的人有好处，什么样的人都应该有。例如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上可以容忍极左、极右的人，这个是有好处的，有人在这里不断的提出来一些乌托邦的东西。那你整个社会不能走极端，如果社会走极端的话，就很可怕了，思想家可以走极端，社会不能走极端。

提问：

    可能社会有很多不平等，但是结束这种观念的话，就是现在的和谐社会。可能有些人考不上北大吧，有些人认为我考不上，但是这个观念是平等的，我接受这个观念，这是一种人，有很多中机会平等，但是他怎么用一种形式来讲，什么样的新形式，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种东西？我感觉在网上也好，大家都觉得中国的现实有一种不平等的感觉，今天这个讲座，是对现实有什么指导意义？

姚洋：

    我其实今天想讲的，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平等，我想说的是这个，结果平等也好、机会平等也好等等。

提问：

    在现实当中，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

姚洋：

    这个没办法去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能够接受。我只能说我能接受的，我觉得我们社会应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平等，社会能够接受一个什么样的平等，这个大家得讨论。

提问：

    什么样的平等是大家都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平等？

姚洋：

    这个不太容易回答，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通过讨论大家可以多一点共识，只能达到这个地步，不能说提出来大家都能够接受，这个不可能。

提问：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来说，大家公认的一个合理的平等的，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好的社会吗？

姚洋：

    我们就是想朝那一步走，但是不可能说你提出来一个平等，大家都接受了，我觉得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讨论，我们慢慢破戒。比如说我们要推出完成结果的平等会有一些问题，追求完全程序的平等可能有一些问题，这个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大家说我们应该走这路，实际上是一种综合。

提问：

    如果提到现实的话，你说的能力指向的平等，在现实中，在中国现代国情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实现，那种公共参与？

姚洋：

    这个问题也很大，我觉得最大的可能还是如何加强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进度。因为人代会毕竟是我们宪法规定赋予了很多的权利，现在是人代会很多的权利没有落实。如果宪法赋予人代会的权利落实了，其实我们人代会是非常好的，整个事情都要通过人代会。但是我们人代会没有发挥这个作用。从这里开始，我觉得是可以推进的，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完）

终于有人看到了。。。。

不可否认，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上游社会的一员，已经是“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者，已经很难做到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独立”精神，或者说是一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这是我们当代整个“学术界”的悲哀！经济问题，谈深了就成为制度问题，制度问题进一步深入就涉及到“体制”问题。“平等”、“公平”在一个缺少监督的社会都只是忽悠百姓的词汇而已，请问各位，难道不是吗？

第一个平等是程序平等，第二个是结果平等，第三个是机会的平等，或者底部的平等，第四个是能力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