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模型中,经济学家并没有对货币的人的行为方式进行分析思考,货币的经济性质是经济运行一个辅助的中间力量,而人的因素作为经济的宏观行为被忽视了,而作为宏观凯恩斯模型对人的货币行为的动机进行了微观分析。
“凯恩斯的交易动机定义为:交易动机,即:由于个人或业务上的交易而引起的对现金的需要……”
“预防动机,即:为了安全起见,把全部资产以现金的形式保存起来……”
“在《通论》后半部分的第十五章中,又给出了这种动机的另一个定义:为了应付突然需要支付现款的偶然事件以及意外的有利购买机会,为了持有货币价值不变的资产(即货币)……”
“凯恩斯所说的持有货币的第三种动机是:
投机动机,即相信自己比一般人对将来的行情具有较精确的估计并企图从中获利。”
『以上引用[加]杰格迪什·汉达《货币经济学》P39~41部分』
从以上引用可以看出,人对货币的认识历程从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到人们对货币的人的动机——面对的不确定的未来所保有利益的动机,这些微观因素,影响了经济的宏观后果,即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是由于人对货币所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货币的经济行为是由个体的意志所控制的,人对货币的行为有无限的几乎不受约束的选择使用的可能性。它由人的动机决定的,人对货币具有绝对的支配权,这使货币的宏观经济行为就变成为人的主观动机行为。由古典所认同的货币在经济运行中不受干扰,被货币与人的关系的性质所改变,货币的行为成为了人的心理行为,这是至今由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化自然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要求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协调,人类的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需要的人类理性建构的社会基础却因为人类对自己和社会的认识的局限性而产生了冲突,人类理性认识的局限性会掣制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并会落后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一旦人类社会发展一个新的质变以致所要求人类的思维认识进行新的建构变成新的世界的治理文明基础。
货币的人的动机不确定性是宏观经济扰动的根本因素,由于货币的人的主观因素,这种货币被个体的人所控制的刚性性质,使社会的理性不能直接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只有在由人与货币所形成的客观的基础条件下,通过这无数的不可确定性,均衡点——由多重的不确定因素博奕而产生的可支配的交点。均衡点成了我们使用的政策工具(比如利息)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
货币唯一功能是融通,而人对拥有的货币产生了交易行为后果,对个体来说,产生了消费后果,对企业来说,产生了生产后果。交易储蓄投资是这三种个体可以能处理的三种形式。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个人的货币行为和货币行为的社会后果现象是不同的。货币的社会宏观上的现象结果是独立于个体的货币行为的。货币最终由个体行为一系列的活动构成的,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所有的个体货币行为最终产生了消费后果和生产后果,或者供求和供求形式。个体的货币行为产生了社会现象,在现在经济学中,个体的货币行为支配着经济现象,个人的货币行为是因,社会现象是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货币现象超越了个人的货币行为,在现在经济社会货币的宏观经济现象不完全受制于个体的货币行为。在格化货币经济学中,我们是反过来思考的。我们先从宏观的货币现象来看货币,一旦货币现象从属于个人的行为变成了属于社会的行为,货币的性质就改变了,货币的相对于人的原始所有,物的关系,变成了由社会所有支配的理性力量。从传统经济学中,人与货币的个体关系演变成货币与社会的社会关系。货币这个时候从个体超越嬗变成社会的理性,我们先从社会现象在社会的理性上对货币进行价值构造,建立起新型的货币概念,反过来支配约束人与货币的关系,这个时候货币的社会现象结果是因,而人的货币行为是果,所以说传统经济学和格化经济学最大的区别就是因果倒置,社会的形态发生了新的内在协调,人类发展的趋社会性,在这个趋社会性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社会基础。
当在传统经济学中由人的货币的行为产生的货币社会后果,在格化经济学中,先由货币的现象后果来规范人的货币行为,货币行为传统上由人所支配的社会力量,这时由社会的理性规范可以支配的力量,货币成了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基础。
人类的历史演化由人与货币的这种原始的“物”所有的性质却掩盖了货币的社会性所有理性的意义,在今天的文明社会中,人类对自己所创造、所演化对人类的具有支配作用的事物还在一种原始的体验中,货币不是物的原始所有,像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在现今社会已经是社会性的所有,货币与权力一样,是人类发展出来的社会所有“物”——理性的物,是从人类的交往的原始所有“物”中演变出来的。它被文明的——即社会性的形式所吸收,变成社会性的所有,就是从个体的人之所有回归到社会所有中,最终反过来成为新的社会治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