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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总是沉重的。比如农民关于就医状况改善的期待。
关注农村医疗，已不是新鲜的话题，几年，几十年，政府、百姓、媒体，没有一刻不在呐喊。但一边是有识之士长期的关注，一边却是问题从未停止地积重难返。
有个不一定正确的说法是，“农民头上三把刀，打官司、教育和医疗”，而其中的医疗，恰恰是悬在农民头顶、最无法规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天灾人祸，疾病是“人祸”之首。因病而贫，贫病交加，成了他们绕不开的怪圈。
唐山有多少贫困户是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患病农民中有多少是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有多少是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没有人能够给出精确的统计。
有农村问题专家指出，医疗问题其实也是经济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也是农民看病难的因素，但目前来看，并不能依靠农民经济收入在短时间内飞跃性地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社会互助性的制度被迫切地呼唤。二十年前，农村的合作医疗曾是数亿农民的“保护伞”，这段温暖的历史还残留在很多过来人的心间。
现在，现实将期待着被改变。针对农民独自承担医疗风险的现状，本届政府着力推动的几项农村改革当中，农村医疗制度改革被作为重点。
2003年7月中旬，河北省宣布，将在7年内在农村建立完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即，农民自愿参加，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医疗保障。
目前，迁安是唐山惟一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三个多月过去了，人们期待着试点的效果展现，也不枉“试点”二字的意义。但“试点”本身也涵盖着风险，不确定是在最初就注定的事。我们再次深入其间，体验。
但是，必须意识到的是，和每日的吃饭、穿衣不同，侥幸的心理广泛地存在于农民之中，看病的花费不属于刚性支出，这些随机潜在的风险不能使没有多少余钱的他们产生固定的医疗消费投入意识。新型合作医疗的推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注定将是一次沉沉的期待。 (先劳之 杨丽娟)
贫病中的家庭
一年不如一年的生活
乐亭县龙王庙村，一个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迁安只有几十公里的村庄。
村民李皎，经常地坐在院子里发呆，59岁的人，外表看上去要老很多，超乎想象地瘦，皮肤松弛而褶皱，他已经不能正常地行走，要靠拐杖的支撑。三年前脑血栓的袭击，让他和他的家庭整个的生活秩序被颠覆，再也不能回复到从前。
“一年不如一年”，李描述他的生活。
“为什么呢？”记者问。
“病。没钱治，一家三口都是花钱的病”，李说话有些含混不清，邻居们说他神志有些问题，有时哭有时笑。
原来的李家，富裕虽然从来与他们无缘，但日子过得去，并不愁衣食。从三年前他的脑血栓开始，儿子又患了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父子二人基本没有了劳动能力，妻子成了家里的支柱，除了地里的活，还给果园干些活计，赚点零花。治病的钱从来都不够，经济上显然难以维系，但至少心灵上没有垮。
2003年8月底的一天，李的妻子干活时突然感觉脖子上的疙瘩疼得难以忍受，被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心包肌炎。这个“疙瘩”困绕她已经三个多月了，她舍不得钱去检查，自己当作感冒吃点药，希望症状很快消失。但情况越来越坏，直到被诊断为心包肌炎。在县里的医院住了四天，几千元的医疗费用单吓坏了他们，马上出院回家了。现在每天靠输液维持，因为县里的个体诊所他们可以暂时拖欠医药费。
病卧在床的李妻瘦得可怕，“家里还要吃饭，没钱去大医院治”。
募捐能让贫病者走多远
村干部在广播里说了这件事情，趁村民交电费的机会，动员大家为李家捐款，1400多元的捐款凝注了乡邻们的心意，给了李家人感情上的温暖，但对于治病的费用，就像干裂土地上的一瓢水，眨眼就不见，用去还了医院的欠款。村里有人想到了新闻媒体，于是给本报打了电话，他们重新寄予了希望。
记者在村里被村民围住，李坐在地上哭，泪水里有绝望，有乞求，有对自己大半生辛苦的悲哀。村里正在统一安装自来水管线，李家显然出不起钱。
对于李家的情况，村民们满怀了希望在社会的援助，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指望，对于曾经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很多人已经淡忘，而新型的合作医疗，他们大多数表示，“听都没听说过”。传统的“一家有难大家帮”和爱心奉献的观念仍在农村根深蒂固，这是美好的社会意识，但在一些状况下，善心和同情不能解决一切，于是我们需要依靠健全而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其实，合作医疗也是一种互助，只不过它在各方面更健全，更规范，更有确定性。但对于医疗基金保障等现代保障手段的不了解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问题。
李家的人和这个村庄的人们，还不知道在几十公里之外的迁安，一场农村医疗保障的革新正在展开，和这场变革将和自己的未来发生怎样的联系。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报告-2:试水·摸索·蹒跚
村民就医情况调查
“看病比得病可怕！”
记者对这个村的村民进行了随机调查。
“如果你得了头疼脑热，感冒之类的小病，你会怎么办？”
多数村民表示会到村医那去买药，两个农民认为自己能扛过去，不用花钱去治，没有人表示他们会到乡镇卫生院或县里去看这些“小病”。
“如果得了重病呢？”
有些村民不愿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晦气”。以前很少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但现在李家的境遇让他们心里很别扭，“不得病的时候日子都过得满不错的，就没想过万一得了病怎么办。不过医药费肯定是负担不起，太贵了。没钱简直连病都生不起。”
对医院和医药费问题，他们有很多话要说，“贵得可怕！动不动上千、上万，谁看得起啊？”县级和县级以上的医院在他们眼里都有些遥远，“住不起，不是要命的毛病，谁会去花那些钱？”而正是一些“要命”的病，往往会花掉所有经年的积蓄，和给他们的家庭新添上难以还清的欠款。看病成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甚于疾病本身。
致富十年功，大病一日穷
作为媒体，听到、看到因病致贫的个例数不胜数，李家的焦虑其实隐藏在任何一家没有起码医疗保障背景的农民生活中，只不过事不当头，没有人去警惕。
因为生病而贫困难行的事例，现在发生在村民们的身边，给他们造成了一些恐惧感，有些人开始考虑大病的风险问题，“谁家有人得病谁家就穷，李皎家现在是最穷的。我们挣钱不容易，一进大医院几千块就进去了，再攒可就难了。”
“没听说过农村‘致富十年功，大病一日穷’？我们亲戚那村里好几家原来过得不错的，家里有人得了癌症什么的，一下就垮了，农村有钱也经不住这么折腾！”一个手里拎着豆腐，准备回家做午饭的妇女凑过来插话。
又到冬天，很多疾病的高发期，城里很多人注射流感疫苗等，农村里却几乎没有人这么做，老人们也没有过多地注意身体的保养，很多人认为，那都是命。
墙根下晒太阳的一个老人，“大爷，身体还好？”他听到了记者和村民的对话，“还中。万一得了大病，也就不治啦，在家等死。这么大岁数，就是儿女花得起也不花了，留着给他们。”
给农民算笔风险账
一个农民，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他所需要独自承担的医疗风险究竟有多沉重？我们来算一笔账，按人均3亩多地种植普通农作物计算，土地年收入千元以上就是不错的。如果没有其他副业收入，一年中他的衣食住行所有生活开销都出自这里。而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阑尾炎手术的花销在大医院是一到两千元。高昂的医疗费用和农民的辛苦钱较量之后，在贫穷和生命之间，他们只能选择天平的一端。
关于新型合作医疗
我们概括地讲了新型合作医疗的执行办法，大多数农民听得很高兴，“十几块钱一年能保大病的治疗费，那敢情好！”这个村庄整体的收入情况还好，村里办有一座集体性质的鞭炮厂。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农民还能像城里人一样报销？”还有的村民抱着听天由命的观念，“万一得了大病，那是命里注定，真到那时候，就自认倒霉呗。”他们对合作医疗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
乡医的感触
村干部说，村里有一个半农半医的医生，“是我们村培养的，他对村里所有人负有责任”，村里给他提供行医场所，还监督他的药价，“低了咱不管，高了就得管理了。而且必须随叫随到，不能拒绝医治。”
对合作医疗的记忆
45岁的乡医卢步新从医27年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他断续在村里行医，从1993年开始，他半农半医，正式而稳定地做起了乡医。867口人的村庄，卢并不觉得应付起来有难度。
对二十多年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卢记得很清楚，“药价报销一半，住院报80%，出诊费和注射费都是5分钱”，“公社、大队、个人都出点儿，农民看病不成问题。不过那时候有病的人比现在少得多，国家负担得起。”
购买力决定对健康的态度
他的诊所里基本上没有太贵的药，“原来进过，卖不动”，卢说，现在他购买药品是根据自己在村里多年的行医经验，和村民的平均购药水平。
村民有了病一般都会先找他给看。有的村民买药时并不想买整瓶或整盒，他们希望先买一两天的药量，试试药效，或许一两天就会好起来。有时，卢就不要他们的钱，“都是乡亲么”。李家欠诊所的钱他不打算再要，“实在困难，张不开口。”
村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是惟一的五保户，“给他看病是免费的，不管大小病，这是村里的意思”，卢说。
“有些得慢性病的，只要稍控制住病情，就不吃药了”，“见效快”且价格合理，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好药，毒副作用不在他们考虑之列。这些和城里的购药习惯有很大的不同。购买力在很多时候决定了村民对自己身体的态度。
这样的村庄，这样的农民，很具有普遍性，他们的健康，他们的生命，除了无力的农民自己，谁来关心？好在，“利为民所谋”的责任，使政府从来不曾放弃对他们的关注，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尝试，正在进行中……
2003年3月，迁安市被定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之一，筹资办法是，中央、省、唐山市、迁安市四级财政分别补助10元、3元、3元和4元，农民自己负担15元，累计35元。由于非典的影响，直到7月才开始正式在全迁安的各个村镇展开。但作为试点，所有的工作都要为以后农村合作医疗的全面推广积累经验，乃至汲取教训。很多双眼睛期待着，无论是“心中犹念农桑苦”的政府，还是“害怕进医院”的病痛中的农民。试点的责任，重大而深远———
迁安杨店子镇农民王红燕（音），在一次意外中被严重烫伤，治疗费用花费数万元。在此之前，她加入了在迁安试点推行的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缴纳了15元钱，就在迁安市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拥有了35元的基金。王住院的费用远远高于住院起付点，符合大病补偿原则，按规定，可得到住院赔付封顶线允许范围内的1.2万元。这是迁安新型合作医疗实施后第一例巨额赔付。
对这件事，农民们的看法不一：“5块钱入保能补偿一万二的医疗费，这还不是好事儿？”
“花了十几万，报个一万，顶什么用啊？”
正式执行了三个月的合作医疗，究竟在迁安已经进入了一个怎样的状态？这项制度是否已经深入人们心里？所有的就医补偿是否都顺畅地到达农民的手里？从杨店子镇和杨各庄镇的调查，我们似乎可以管窥一二。
“我怎么才能报销？”
75岁的程文奎，因心脏病正在杨店子医院住院治疗，他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住院费用已超过3000元，但其中的挂号费、门诊病历工本费、会诊费、救护费等费用不予报销。杨店子医院属于中心卫生院，住院费用超过500元的部分，即2500元，按30%的住院补偿比计算，能够获得住院赔付750元。但老程对具体的程序还是有些迷糊，“我怎么报啊？”
出院后，他要经过的是下面的程序：带上他的身份证、合作医疗证、实施年度内定点医疗机构的合法有效票据、住院费用结算清单、病历复印件、诊断证明、转院证明→随时或年度末一次性到所在地的乡镇合作医疗办事处申报，因杨店子镇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就设在杨店子医院，他可以直接在这里办理各项手续→填写住院费用报销申请表→经办人员将对程的申请表与所附票据进行审核，无误后→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市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审批→审批后5个工作日内将补偿金拨付至当地农行营业所→由乡镇办事处在3个工作日内通知申报人到当地营业所领取补偿金→老程的报销就此完成。
这样的程序，对机构的经办人员来说，他们已经过了最初的磨合期，比较熟练，也觉得比较正常顺畅。但农民还是觉得繁琐，“要带那么多这证那证，总是闹心”，迁安杨各庄镇森罗寨村一名二十几岁的女子说。记者讲了一些已获赔付的例子给她听，她不以为然，“要‘有人’才能报吧？随便谁都能给报销？跟上医院看病一样，有认识的人领着，要方便得多。”
迁安市卫生局副局长、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副主任孔繁枢说，“这些程序中，需要农民做的其实只有第一步。只是农民还没有形成习惯而已。”
扔掉药费单的农民
一个姓王的村民前几天刚刚到镇卫生院看过病，花费400余元，他随手把药费清单扔掉了，“没有留着那东西的习惯。再说了，我又没住院，最多能报十块钱，报的话还不是推来推去的，不够费劲钱。而且能不能报得了还两说呢。”他似乎是村两委班子成员，比较清楚合作医疗的赔付标准和原则。杨各庄医院属于定点中心卫生院，根据《迁安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方案（试行）》中的补偿办法，他可以获得20%的门诊补偿，封顶线是10元。
“你试着报过吗？还是自己想象会被推来推去？”
经记者一问，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原来还不都这样？”
“别的村已经有报销的了，迁安市已经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委员会，你都知道吗？”
“不知道。农民就讲究个实惠，要是我今儿个花了500，你立马给我报销一两百块钱，我准信了。”
农民的种种声音，归结起来，都缘于对新政策执行的不信任，在主观内在的意识里，他们已经对这项措施进行了不乐观的估计。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宽松的干群关系，不能很好地沟通。农村里的基层干部，每做一件事都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但历史的习惯业已形成，相互之间重建高度的理解和信任需要任何一方积极而不懈的努力。
入保村里“代劳”？
森罗寨村的村支书杨俊成说，“我们村，还有其他好多村，都是集体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每人15元的费用中有10元是村里贷的款交的，村民们每人只交了5元钱”。
记者在迁安走访的过程中发现，各个乡村按照市里的部署，大部分已经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次参加活动是作为任务下达到各个村镇的，不论村子的贫富，都要求参加率达到90%以上，富裕的村镇很好发动，每位村民15元不算个大数，村集体可以集体上缴，村民不用自己掏腰包。
“反正不用自己花钱，入就入呗，管它怎么一回事”，有的村民说。
村里集体入保确实提高了农民加入合作医疗的比率，但这种作法值得商榷，因为它没有充足的底气，去证明自己代表了农民的意愿。从而，也就模糊了迁安作为唐山惟一一个试点的意义，这种出发点良好的“代劳”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到森罗寨那天，天气很冷，外面没有什么人，记者进行了入户调查。
第一户，一名妇女和孩子在家，“你加入合作医疗了吗？”“没有，光照了个像（用于合作医疗证）。”对于新型合作医疗的目的、补偿细则等她一无所知。在被调查的十名村民中，只有一名说知道自己加入了，费用是大队出的。
第二户人家的主妇同样不清楚自己和已满两周的孩子是否加入了合作医疗，对具体的原则她知道一些，但说不清楚，“村里喇叭广播过。好象看病必须要到指定的医院去，其他医院的花费不给报，太麻烦，不值当的”。
听说记者来了，消息传得很快，村民们围拢来，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您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了吗？”“哎呦，不知道啊，前几天，大队的喇叭广播来着，可咱哪关心这个，我忙着呢，还得喂猪去。”一位姓马的大嫂说。在调查中，大部分的村民倒是听说了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事，可是到底怎么个入法，得了病怎么报销，村民们却显得一脸茫然。
村里的代劳并没有给大多数的村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努力，可以说几近徒劳，村民们生了病，并不知道会有合作医疗的保障，也不晓得要携带合作医疗证去定点医院诊治，而且，合作医疗证现在还在该村会计手中，也没有村民主动去关心证件的发放，入或不入，他们也不关心。政府苦心孤诣的试点运作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平淡的日子带来什么影响，甚至不是农闲时的谈资。
宣传的尴尬
那么，村里对合作医疗是如何进行的宣传呢？农民对制度的认知能达到什么程度和水平？
森罗寨村一位姓韩的妇女把孩子在学校入的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当成了一回事，她大声地表达着她的愤怒，“什么报销啊？我孩子得病的时候，这个说那边管，那个说着边管，最后还是没人给报，还让我出钱入这个？我不上当了。”
有人纠正了她的错误，“不是一回事，你没听喇叭里广播么？”
村里的干部说，在村上的广播里都念过具体的规定，而村民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听。对于村民对这件事的冷淡和一知半解，干部说，村民都知道咋回事，“都清楚得很。”
杨俊成说，“要说看病难，是个大事，也应该有政府部门来统一管理一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确实是个好事，但是农民都不认这个理，他们说，‘我们什么时候得个病？庄户人家都硬朗的很，得了大病就认倒霉呗’，谁家不摊上得大病的事，谁也不会想到入个合作医疗啊”。
农民们对健康的关注明显弱于城市居民。这种主观上的被弱化却也反映出客观的现实，不曾享受与城里一样的医疗保障，“关注有啥用？也看不起病。”
参保农民的权利中还有这样一条，“年内未享受补偿者可免费享受一次健康体检”。很多农民对这项内容却不热心，“有啥用啊？该得病就得病，检也没用，有没有病谁自己感觉不到是咋的？”有的医院到农村义诊，却几乎无人问津，农民说，他们被卖假药的给坑苦了。唐山市中医院的大夫说，“我们下去义诊都不带药，免得农民误会。”
回顾这些年在农村推行的新政策，很多时候干部和村民的说法有太多的不同，做了工作的干部得不到农民的认同，而农民的苦衷有些干部也不上心，而宣传需要化为实效，才能进入人们的内心，求得认同。
实惠和宣传一起走
邵寿林是杨店子镇主管卫生的副镇长，说到宣传新政策、提高农民信任度问题时,他打了个比方，“就好比当年刚开始推行地膜花生种植技术，因为要早播种，把花生种用塑料薄膜覆盖，等天气转暖，种子发芽长出地面时，再将薄膜去除，这样做的前期投入成本要比自然生产的高出许多。刚开始，大部分农民不认这个，你说啥他也不那么种，但是秋后的结果可就不一样了，地膜覆盖的花生的产量高，成熟快，价钱买得好。成本核算完了，还是地膜好，现在，不用技术员和村干部走西家串东家的，农户他自己就非得那么干。为啥？见着实惠了、认识到了，宣传时带上看得见的实惠，肯定管用。总得有个过程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是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项新政策、新制度的推广，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之间，可以作为一次接触沟通的契机来对待，而不是规避、敷衍所能替代。信任，除了实际的工作，还要建立在信息和制度手段上的透明和畅通。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报告-3:观卫生所的日子不同了
29岁的小冯是森罗寨村卫生所的一名医生，小诊所屋里很黑很冷，和屋外的温度没有什么差别。里外两个屋子，外间是两张床，里面一间是药房兼医生的诊室，小小的取药窗口，墙上贴的规章制度已经发黄。而迁安市《关于加强村级卫生机构建设的意见》中对村卫生室（所）规定的基本标准是：至少设有诊室、治疗室、药房；每室必须独立。
“农村合作医疗开始后，我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了，我是药师，还有两名出诊医生。”为了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小冯和另外两个同事在7月初接受了全市的统一培训，村卫生所作为最低一层的医疗机构，本村和附近的村民只有到他们的卫生所来看病。
“现在看病跟原来最大的不同就是，开什么药，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都要详细记录，将来报销的时候要核实，上级给制定了一个用药的详细的目录，哪个药可以报销都有规定，”小冯说，“按照上边的要求，我们卫生所应该有一个小红章，扣在药方和卖药的发票上，病号要报销药费这是个凭证”。
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行，小冯举双手赞成。“按照迁安市的规定，只能在定点的单位就诊或住院才可以享受到报销，在私人诊所看病不能报销。不过我们村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人报销过药费。”记者要给他的诊所拍照时，小冯很局促，“忒磨叽，别拍了。”
定点会不会成为垄断？
而定点医院看病的规定，对于社会营利性医院来说，是否意味着定点医院将会对农村医疗市场形成垄断？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
“农民的就医渠道受到限制，只有到规定的医疗机构才能得到报销，没有了竞争，医疗市场的服务得不到提高，医疗价格得不到调整”，三十多岁的韩宝中是村里惟一的大学生，曾是这个村的个体乡医，他的医术全村人很是信任。“实行合作医疗，村民到村卫生所看病的出诊费就要7元，原先乡医只要两三块钱就可以出诊，一趟感冒下来有个三五块钱的赚头就给看，现在就不行了。药统一在县药材公司买，药品费也不能讲价。”
“垄断的问题不会出现，因为不规定定点，原本农民看病也就是这些医院”，孔繁枢说。
好制度还要配合好措施
一位农民在一所中心卫生院住院四天，花了716元，除去住院起付点的500元，多出的216元按30%的补偿比，他获得了64.8元的赔付金，716元的花费和60多块的补偿，他觉得起不到作用，“早知道我就不专门跑到定点医院来住院，一下子造进去小一千！”也许真如他所说，他的病本可以在低一级的医院得到很好的治疗，但级别高的医院相对较高的救助比率使他选择了更高级别的医疗机构。但如此一来，在医疗基金年度内不变的前提下，医疗费用的提高而导致救助范围的缩小、水平的降低。
尽管经过几次医改，药价几度下调，但高昂的医药费用仍是农民进医院道路上的首要障碍，“大医院的床太贵，睡不起。为了报销去大医院看病，不划算！”它让新型合作医疗的赔付金额显得微不足道，也影响了制度在农民心中的推广，客观上延长了他们认同政策的时间。
医疗补助的钱太少，定点医院的收费太高，是农民的意见最为集中的地方。定点医院是此次合作医疗实施第一线的部位，它的卫生服务和收费的监督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专家柳国斌认为，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用一个办法来解决，就是“医院让利”，他算了一笔明细账来说明医院让利在此间发生的作用：在新型合作医疗的基金中，政府筹资比为57.14%，农民筹资比为42.86%。若医院让利10%（即3.5元）给入保农民，则基金变为38.5元/人，此时，农民和政府的筹资比发生相应变化。一个30万人口的县，合作医疗基金可以多救助11700个农民！然后，问题就集中在，谁能让医院让利？薄利多销的经济法则相信不难理解，一种可以带来经济、社会、***三重效益的办法，是什么阻碍了它的运行？
“谁来管理我们的钱？”
每一项涉及到资金管理的政策，都不可避免会遇到资金的收、管、用如何保证透明、公开的问题，虽然敏感，但必须触及，因为它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
由于合作医疗的办事处设在各乡镇卫生院，有农民产生基金会不会被挪用的疑问，王院长说，“基金由市合作医疗管理中心集中管理，我们这里不掌握资金，只是中转，赔付款拨付后直接到农行，由农民自行领取。”迁安市印发的文件中有明文规定。看得出他们在如何管钱上做了周密的考虑后决定。从一开始，从资金的筹集、管理到使用的过程中，遵循“收资而不管资，管资而不用资，用资而不收资”的原则。
孔繁枢说，11月中旬之前，迁安就要出台“三级公示制度”，村、乡、县三级要把新型合作医疗的每一处细节公开在农民的眼前，包括谁获得多少钱的赔付。
“还是不敢去医院”
但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很少有农民认为自己看病的环境较之从前有明显的改变，合作医疗也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给囊中羞涩的他们增添走进医院大门的勇气。薛某在两个月中到定点医院看了四次病，都是门诊上的小毛病，但也花掉了58元，他的医疗帐户中的基本医疗金，只够支付一次医疗费，即便基本医疗的费用可以在家庭成员中通用，他还是已经花光了全家四口人一年的基本医疗费，以后就必须自己付钱了，“还是不敢随便上医院”。
有些农民认为报销的起付点太高，“我在县医院住院要是刚巧花了900多块，你说1000块才给报，我就得花够1000，能报多少？不合算，我舍不得花那么多钱去看病，凑合凑合得了。”
繁琐中的小心起步
杨店子镇下辖36个村，共计四万七千农业人口，若算上首钢滨河村的非农业人口，可达九万，是迁安市第二大镇，目前入保率已经达到96%，上缴基金六十六万七千余元。为保证农村的弱势群体能参加合作医疗，迁安市的做法是，对“六种人”，即特困户、五保户、孤寡老人、烈属、二等乙级以下荣军、带病复员军人的个人费用，由民政部门全额资助。
主管副镇长邵寿林认为，“政策很好，可执行起来细节上很麻烦，所以急不得，三个月里有些地方效果不明显也是正常的”，他拿出加入合作医疗需要填写的登记表格，16开的纸上，细密的表格，“哪一项都不能马虎出错，人命和身份证号、入保编号都要填对喽，重名的人太多”。镇里先给各村干部开了会，保证他们把政策弄清，然后由村干部和小组长入户宣传、填表，繁琐的工作就这样认真地进行着，直到完成入保工作。
“百分之百不见得是好事”
提到很多村集体入保甚至贷款入保，邵说，“百分之百不见得是好事！”这句话让记者很惊讶。“有两点原因：一个是，百分之百的入保率有可能是违背农民意愿的形象工程；另外，一件新生事物总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需要实践来考验，现在不入保的农民采取观望的态度，等到他们看到新型合作医疗的好处，就会入保入得心甘情愿。”
“合作医疗在杨店子都是入户一家家去说服的，效果还比较好，有一些钉子户说什么都不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农村工作不好做就在于，有些人可能跟村干部有矛盾什么的，只要是集体都办的事，到他们那准卡壳。”镇里一边给先期入保的农民报销着，一边宣传争取，实践证明，这样的办法很有效，“比干部们磨嘴皮子和强制都要好得多”。
邵镇长一直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绝对是好事，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真正让农民体会到其中的实惠，见到个人利益，产生一种信任，这个制度才可以长久下去。
会计的业务熟练起来
在杨店子镇的中心医院，记者见到八个正在住院的病人，逐一问过去，都已经加入了合作医疗，这次住院后就可以按规定报销一部分住院费和医药费。曹营村的农民潘凤祥今年46岁，他们村经济条件较好，是集体入的保，“我这身体一直挺好的，哪成想前几天中电了，村干部说，这叫无第三责任人的意外伤害，也属于新型合作医疗的赔付范围，村里一说让入合作医疗的时候，我就入了，想得挺简单，反正是对人有好处，入啥都比不入强。”这个朴实的汉子说不出大道理，一直重复着“反正是对自己身体挺好的。”
杨店子中心医院院长王志田现在还兼任镇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说，从7月份至今已经有40多个农民报销了住院费用，“会计现在业务已经比刚开始熟练多了，基本上每天都有来报销的。”每个镇都在中心医院设有乡镇级的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整个镇的农民住院报销和门诊报销，按规定，在村一级卫生所和乡镇卫生院看门诊的话，消费超过50元可以报销10元，10元可以在这里报销。
结束语：三个月过去，迁安已为一万多农民兑现了赔付，金额数十万元。孔繁枢说，接下来的工作仍是，怎么把工作做扎实，“刚刚起步，还谈不上多少体会”，他这样评价现时的工作。而试点的工作还在继续，既然是试点，我们不可能要求不出现一点点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人们为它做出的努力。只是回想政府几乎不间断地为医改所做出的努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重建合作医疗一直是案头的课题。既然非制度化的慈善募捐不能给社会成员造就足够的安全和保障，我们有理由期盼并相信，这项调剂互助性质的“大病统筹”制度能够带给农民崭新的“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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