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大论战
林毅夫: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来驱动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2013年4月初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来驱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将是投资驱动力的两大组成部分。
在10月27日的某高峰资本论坛上林毅夫再次强调,在国际经济增速全面下滑的大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要维持长期稳定增长,仍需以投资为主。
林毅夫指出,有效的投资在当前是需求,会促进经济增长;而放眼长远,前期投资可以转化为后期的生产力,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同时也能带动消费的稳步提升。消费无法提高生产力,若要长期维持则需举债,但债务最终仍需还本付息。在短期海外市场需求相对疲软的背景下,以消费拉动作为缓周期的措施是无源之水,不可持续。
目前来看,林毅夫认为仍应以投资,尤其是有效的投资作为缓周期措施。投资在当前是需求,会促进经济增长。在下一个阶段,投资会变成生产力,提高国民经济增速、增加国民收入,从而进一步支持投资,也可同时支持消费。
数据显示,1978至2007年的19年间,中国年均消费增长速度是7.7%,但在2009年至2012年期间,也就是投资拉动受到最严厉批评的四年间,年均消费增长9.1%,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究其原因,林毅夫认为仍是投资拉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及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增长,进而推动消费增长。
林毅夫认为有效投资包括技术改造投资、效率改善型基础设施投资和环境治理投资,他认为这些投资均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林毅夫预计,利用后发优势,未来15年中国经济仍能维持8%以上的增长潜力。他的论据是按2008年数据,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日本、新加坡、韩国分别在1951年、1967年、1977年达到美国的21%。其后,这些国家分别利用后发优势继续维持了长达20年左右7.6%至9.2%的年均增长率。而这些国家的发展轨迹、道路、模式,跟我国改革开放是一样的。
林毅夫相信,如果说后发优势潜力让上述国家实现了20年7.6%至9.2%的持续增长,那么中国同样具备这样的能力,即从2008年算起,往后20年维持8%左右增长。
归结起来,林毅夫教授的投资拉动论是其“新结构经济学” 中“产业甄别、因势利导”主张的延伸,认为ZF主导进行克服“市场失灵”的有效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有效的技术创新投资也需要ZF的合理引导、协助和参与。
张维迎:经济增长来自消费需求和企业家努力更好
张维迎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在4月初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言论指出经济增长来自消费需求和企业家努力更好,靠ZF投资不是好事情。他强调中国企业家应该站在西方肩膀上进行足以创造新产业的真正创新。
在9月12日的达沃斯论坛上,张维迎指出从消费、投资、出口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路”。他认为生产是为了消费,投资、创新是为了未来有更多的消费。如果投资不能增加未来的消费,也就是不能提高生产率的话,是毫无意义的,“投资是对人类未来的关心,和未来幸福的追求相关”。张维迎指出ZF主导的刺激消费是个“奇怪”的概念,“老百姓有了钱,他怎么储蓄,怎么投资是他自己的事儿”,刺激消费的措施不一定能起到积极作用。
总体看来,张维迎教授反对ZF主导的投资和刺激消费等需求管理政策,他主张企业家和消费者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自主选择投资、消费和储蓄,这与其市场主导派的学术路线一脉相承。
大论战的本质是什么?
黄人天 每经智库专家
综合考察双方代表人物的观点,可以归纳出这场大论战的本质。
先看双方的统一方面:
双方实际上都认为投资是直接创造经济增长的手段、投资可以间接创造消费、创新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再看双方的对立方面:
投资拉动派认为ZF应该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基础设施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对技术创新投资也应有所引导、协助和参与,以克服“市场失灵”。他们强调ZF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其主导或引导进行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改造投资具有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应该坚持。
实际上,投资拉动派的经济增长学理是利用ZF主导的投资需求和政策杠杆引诱民间投资,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投资引诱不足。
消费拉动派则认为“ZF失灵” 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应该在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作用下,由企业家和消费者自主决定投资、消费、储蓄。他们强调ZF主导或引导进行基础设施和技术改造投资本身是低效率的,导致了地方ZF债务危机、经济下滑等问题,而且现在已经过于超前,无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效率,因此是不可持续的,应该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具体方法就是利用体制改革释放内需,进而让更多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实际上,消费拉动派的经济增长学理是释放更多的自然消费需求对企业家和个人形成更多市场化投资引诱,而无需ZF人为制造需求。
可见,双方的区别仅在于投资拉动派认为ZF掌握的投资需求和政策杠杆可以引诱真实投资创造缓经济周期的可持续经济增长,而消费拉动派则认为用自然消费需求市场化地引诱真实投资创造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归根结底,掩盖在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表面之争背后的论战本质仍然是自亚当·斯密以降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一个经济学基本辩题,即ZF和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作用大小和定位问题。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到各时期万变不离其宗的各种流派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始终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中的主角,而ZF只能是“守夜人”。而从西斯蒙第、马克思、凯恩斯到各类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市场总是被认为具有不同程度缺陷的,而ZF则被赋予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克服者或拯救者的功能。这一论战从学界延伸至政界,许多政治辩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长期以来,论战双方常常陷入有失偏颇的相互误解和自我信仰固化之中,使论战变得异常繁冗纠缠和难以达成共识,根源在于参与论战者都是价值观相异的人。
例如,当下的中国投资拉动派强调消费无法提高生产力,若要长期维持则需举债,但债务最终仍需还本付息。在短期海外市场需求相对疲软的背景下,以消费拉动作为缓周期的措施是无源之水,不可持续。这些话表面看都是对的,但实际上却失之于对论敌的误解,因为论敌并没有说消费可以直接提高生产力,而实际是说更多消费需求可以引诱更多投资,从而提高生产力,没有外需也能够获得一定速度经济增长,何需谈及什么举债问题?
反过来,目前的中国消费拉动派一些成员频频为投资拉动派贴上ZF主角论或强势ZF论的标签,而对方却在各种场合予以坚决否认,并坚称市场机制在其理论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反倒使贴标签者显得过于武断。
其实论战双方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基于差异化价值观而片面强调一端,则都会过犹不及。那么,如果能够摒弃价值观差异,可否获得某种共识呢?
在市场经济之中,ZF和市场好比天枰两端的砝码,任何一方分量过重,都会导致天枰整体的翻覆,那就是形形色色的危机。前苏联东欧集团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属于过度强调ZF作用的典型,结果是计划经济模式整体失败。不过,西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也乏善可陈。这30多年里各种地区性和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其密度之大是空前的。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如果没有ZF救援,灾难程度类似甚至超越1929年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事实证明,“ZF失灵”和“市场失灵”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ZF与市场都不可能独立支撑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只有两者协调,才能保障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两者如何协调更有效率才是经济学家真正应该研究的问题。
然而,这一基本论战大概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参与论战者的价值观差异难以调和,从而使论战一开始就超越了其本身的经济学含义,带上了注定没有结果的价值观论战的性质。但论战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的旁观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主观预期有效的投资并不必然客观有效
文/ 黄人天
投资拉动派提出的2008-2012年之间消费增长率高于前30年论据能够证明 2008-201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时期吗?
不能,因为由于投资过度超前,以食品、房租、房价高企为代表的通货膨胀在这几年集中爆发,居民消费同样数量商品需要花费成倍上涨的价格。与此同时,由于企业利润率下降,工资涨幅并没有与物价涨幅同步,关于国富民穷和贫富悬殊的社会困惑正是在这一时期突出的,消费增长最快论断与现实经济体验不符。
问题出在以4年平均数据与30年平均数据进行不具可比性的强行对比。实际上,这4年只能与同样依靠货币超发进行投资拉动的1984-1988年、1992-1995年相比。1984-1988年年均增长22%,1992-1995年年均增长26%,2008-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7.3%。与此相对应的是,1984-1988年年均通货膨胀率10.48%、1992-1995年年均15.58%,2008-2012年年均2.65%。考虑2008-2012年存在前两个阶段没有的巨量商品房价格暴涨因素,且统计局将该因素计入投资而不是消费,对房租暴涨因素的统计也不够准确,因此实际年均通货膨胀率应远高于2.65%。
实证考察可知,在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通货膨胀显著阶段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正相关。1992-1995年才是消费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但其中高通货膨胀因素起决定作用。合理的推论是,在货币超发进行投资拉动条件下,消费增长速度主要由通货膨胀速度决定。
众所周知,1984-1988年、1992-1995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泡沫经济严重的两个时期,抢购风和海南房地产泡沫是这两个时期留下的深刻教训,最终都不得不进行代价高昂的调控整顿以维护社会经济稳定。这两个时期与2008年至今何其相似,难道这些货币超发投资拉动都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吗?
如果2008年不在全球经济收缩背景下追求高速正增长,而只是保证经济规模不收缩,后果不会如此严重,这是典型的对“市场失灵”进行反应过度的相机抉择而导致的“ZF失灵”,是人性弱点在ZF行为中的体现。
以2008-201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时期的分析结论为实证基础,投资拉动派提出有效的投资在当前是需求,会促进经济增长;而放眼长远,前期投资可以转化为后期的生产力,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同时也能带动消费的稳步提升。
如果不看其错误的实证基础,这一推论表面看并没有问题,因为投资被界定在了“有效”的范围内。然而关键问题在于,主观认为有效的投资客观并不必然有效,因此并不一定会促进当前经济增长。而后期形成的生产力也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
为什么呢?我们应当辩证看待投资问题,任何事物过犹不及,初衷良好未必结果良好,适度投资的确能够改善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但过度投资则也可能降低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投资的欲望是无穷的,投资的客观需要也是现实存在的,但投资的能力和效果是有资金实力、投资收益率等约束条件限制的,不能因为有欲望有需要就超前投资、提前享受。归根结底,任何投资都是有成本的,每个阶段投资成本和供需关系不同,投资收益率也不同。关键在于,投资的收益是否大于其机会成本,因此每个阶段的投资重点都应该从收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出发进行理性选择。ZF主导的基础设施和重大产业技术改造等基本建设投资的收益率虽然不可直接量化,但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的效果来间接衡量。
ZF财政投资用的是国民的纳税,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或发债也是以国民未来的纳税作为担保的,高ZF投资往往意味着高税收和低存款利率,直接影响居民收入。ZF投资虽然不一定寄望直接盈利,但一定寄望促进经济增长,然后用税收增长部分来还本付息、改善社会福利,从而实现良性循环。这一模式在加入WTO之后至金融危机之前是屡试不爽的,但金融危机之后就逐渐失灵,这是因为以外贸顺差为主的输入性财富在大幅减少,国家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挫,ZF投资间接收益率也必然大幅下降。
当前,我国部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过于超前,运力严重过剩,例如修了高铁就减少普通铁路运行来保障高铁上座率,却因此让普通铁路运力浪费,并剥夺低收入群体选择权,反倒加重其交易费用。不少地区新建高速公路车流稀少、铁路运力闲置亏损严重、修好水泥路的村庄里仍然是老弱病残打主力。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盲目超前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其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负面效应将逐渐压倒其降低交易费用的正面效应,变成反倒降低公共效率的不合理投资。
典型案例是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修建了大量高速铁路,至2013年11月中国高铁总里程已接近1万公里。在投资之前的主观预期之中,沿线经济都将为之振兴。然而,高铁最集中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却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上海、浙江、广东经济增速分别仅以4.72%、7.08%和7.25%列倒数第一、二、三位。而2011年,上海8.2%,浙江9%,广东10%。
经济和税收收入不能如预期增长,财政社会福利开支就不能与时俱进,基础设施投资贷款和发债也不能如预期还本付息,从而导致ZF负债率上升、居民生活不能改善。而为还本付息,ZF还只能反过来缩减保障房、医疗、养老、教育、公共服务设施等社会福利开支预算。进一步,ZF为了保增长,又普遍采用拆东墙补西墙、借新债还旧债、高价卖土地等手段筹措资金再次投入基本建设,从而继续提高负债率、推高房价房租、影响社会福利,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目前地方债务危机和住房、养老、医疗、教育费用高昂问题日益严重的根源。中国人对“四座大山”的“消费”确实很高,但那明显属于物价非正常上涨。
如果超前基本建设投资不能推动经济增长,反而造成债务危机、物价腾升、社会福利滞后,本身就说明其已经沦为负收益投资。工资只是因通货膨胀而勉强增长,企业由于利润率普遍下降并不愿意增加工资,而且工资增长部分受到物价上涨和社会福利削减的双重挤压,实际工资难以增长,进而社会消费当然也难以增长。据《新京报》报道,今年10月京郊密云的梨子产业陷入“丰收悖论”,300万斤梨子滞销烂市,原因并不是梨子需求缺乏弹性,而就是订购消费量明显大幅收缩,从微观消费需求变化就可以折射宏观有效需求状况。
由于长期主观认为有效实则低效甚至负效的投资,当前地方ZF已经面临严重债务危机,ZF主导的光伏、钢铁、水泥等基本产业投资已经导致产能严重过剩,实体经济产业已经利润率微薄,因此货币流动性不能充分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储蓄余额畸高,影子银行爆发,金融投机猖獗、房价高企。总体而言,国民经济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宏观调控失灵。
这一切的直接诱因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4万亿突击大投资。这次大投资维护了金融危机之后的社会稳定绝对功不可没,但因用力过猛陡然人为抬高了中国生产成本致使国际竞争力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外贸顺差与经济增长率同步大幅下降就是证据。在这种整体经济条件下,任何建立在继续超发货币、借债、压缩公共福利开支基础上的ZF主导的扩大投资都是继续透支未来有效需求,不仅压低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会提高短期经济运行成本,根本不能促进真实经济增长。
可见,主观预期有效的投资并不必然客观有效,金融危机证明了个人不是完全理性预期的,而4万亿计划则证明了ZF同样也不是完全理性预期的,这是投资拉动派需要面对的事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