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面现象时,我们主要是去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若带了有色眼镜,看问题必然比较片面,顾此失彼也在所难免。发现现象的症结,是需要直观的判断力的,不是随便套用理论便可以达到的。所以,周其仁会说“要提准问题,提一个好问题”的话。到此为止,我认为悬搁理论还是用在直面现象的时候,倒并不是解剖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这时还是要用到理论,书本便又回来了。但是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1、用书本解释;2、用书本行动。这是两个问题。套用胡适的话,我们倒可以大胆解释,但却要小心行动。因为行动本身实际上就是现象。“改造”,这只是一个借语。其实,行动本身就是“改造”。因为一个人的行为若不改变现实世界,那他一定是在平行宇宙中。要说汪先生所说的那种完全撇开现有理论自创套路的,那不是我辈凡夫能做的事情。
我虽然对汪先生“思路经常在不同学科间游移”的做法并不完全赞同,但是我却理解汪先生的这种行为。在张兄看来,在同一个领域中,对某个理论要么从一而终,要么弃之如敝帚。这种看法我倒也并不赞同。学科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的视角,不是相互替代的角色。黑格尔的名堂和科学是如此,汪先生在各学科之间游走也是如此。而选择某种理论工具,或许由于性格使然,或许由于偏好使然。汪先生固然犯下许多逻辑错误,但这错误并不是无知和可笑的代表,因为这种错误并不见得比某一学科自认为可以包打天下的狂妄的理性抱负更大。汪先生的错误恰恰代表着我们试图更广泛地理解这个混沌现象的一种努力。若一个理论在逻辑上完全自洽了,这却不是它完全正确的代表,而恰恰是它走到了自己封闭生命尽头的标志。
再说说黑格尔先生。正如张兄所指出的,黑先生的名堂不是“科学”,更谈不上“正确”。不过,我倒觉得,在这里,不论“科学”也罢,“正确”也罢,有意无意地,似乎都成了真理的代名词。而张兄所说的“科学”和“正确”,也就是波普尔意义上定义的那种“科学”和符合形式逻辑所规定的那种“正确”。不过,好在我们知道,黑格尔的体系是艺术品;而他的逻辑是辩证逻辑,不是形式逻辑。所以,我看出来,这完全是一种从这座山峰看那座山峰矮的断言,而不是在这座山峰上说这座山峰太矮的断言。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起码在张兄这里提供的断言,我还不敢说黑先生的名堂是垃圾。理论都是一种艺术品,黑格尔的不例外,“科学”也不例外。辩证法是开放的逻辑,科学也是开放的体系;辩证法没有提供终极解释,科学也没有提供终极解释;在辩证法中我们陷入套套逻辑的诬言,在“科学”中我们陷入理性的狂妄……
关于理论的用处,我以为我跟汪先生的看法不谋而合。汪先生说的是:“我认为理论的主要功能是澄清思想,而不是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的目的仅仅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我在前贴说:“请大家不要把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世界和用经济学原则来改造世界这两件事情搞混淆了。理论解释是让大家把事情看得更清楚,但是理解了问题本身并没有让问题自动消失掉。”所以,理论的用处这一点是我以为很清楚的。
在张兄看来,经济学中的理性,就是一个先验的假设,仅此而已。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为什么要去问这个理性有什么含义呢?因为这不单是我的疑问,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张兄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止步,这个问题是不能问的,因为问了就完全无意义,或者毫无所得。但是我还是有疑问:为什么张兄能够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在这个地方止步呢?我猜测:张兄一定也怀疑过,然后往前走过,然后才知道在这个地方应该止步。但是我的态度是:我应该告诉和我一样有疑问的人:你们可以往前走,哪怕走错了走到别的地方去也不要紧,因为这只是一种思维锻炼,没有什么大碍。张兄说的如下的话,我是非常赞同的:“不需要也无可能。他不等于心理学的理性,不等同于精神病学的理性,更不等同于康德和叔本华的理性。完全不同内涵的概念,在这之间滑来滑去,最后只能捣成一团浆糊。”因为最后是一团浆糊,所以,我应该在这个地方止步。但是我们不应该抹杀还有其他的高人能够把这团浆糊做成面条的可能。
记得看丁肇中先生的感言,说要是为了获诺贝尔奖去做研究,那是非常危险的。同样地,一开始就说要建立全新框架如何如何的,那也是非常危险的。建立全新的框架,也不是某人一开始就有这种自信和能力的。即便说要有这种自信,那也必是从现有的框架内发现这里可以改进,那里可以挪窝,如此等等自然而然起来的。这样说来,认识过程中有些混差,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所以,“要么……要么”的假说,我以为倒是不必的。我连小商人都算不上,我也只是在谋稻粱中混,所以我以为,社会是可以如此的不断改良的,我是反对一把推倒重来的革命,也反对从头至尾贯彻到底的任何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因为1、理论的边界难以被理论本身认识;2、人的理性有限;3、不确定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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