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刘国光混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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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刘国光混淆了什么？<p></p></P>
<P ><p> </p></P>
<P >赵磊<p></p></P>
<P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四川成都 610074）<p></p></P>
<P >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文章，在理论界引发了很大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在一个早已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奉为圣经，且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经济学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说“不”无疑是需要勇气的。不论刘国光的意见是否打了乱了经济学界早已习惯的“尊卑秩序”和平静，是否令主流经济学的教头很生气，由此引发的学术讨论和批评无疑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事。因为这些讨论和批评不仅说明刘国光所提出的问题已不容回避，而且对于进一步澄清刘国光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杨宇立在《混淆目标与手段的做法不可取》一文中（见《社会科学报》2005年11月10日。以下简称杨文），对刘国光的看法提出了批评。杨文的批评坦率且尖锐，但我认为，杨文的以下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p></p></P>
<P >第一，关于“自由选择”的问题。针对刘国光有关教学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忧虑，杨文说：“关于教学，我想不出尊重大学生的选择权、给大学生更多选择余地有什么不好。大学生的选择权少，教师学术竞争的压力就小，枯燥乏味的授课几近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在这个问题上，自我批评有真正的用武之地。我不赞成好心的干涉、限制别人自主作决定的权利。”<p></p></P>
<P >杨先生倡导“自由选择权”，当然令人肃然起敬。但我认为，这个权利不能仅仅用来教训刘国光，作为一面镜子，它也应当用来照照奉主流经济学为圣经的新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经济院校，大学生是否真的有杨文所谓的“选择权利”？到底是谁在“限制别人自主作决定的权利”？其实，在今天大学的讲台上，以宣传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时尚，以谈马克思主义为耻辱，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安排极力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何况应用经济学），这些难道不都是事实吗？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大学教师一提马克思就腿脚发软底气不足，贼头贼脑一副地下工作者的接头形象；我们的学生更是青出于蓝，以为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个连大二学生都蒙不住的可笑骗子。请问杨先生，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才是真理”的现实语境下，在主流经济学垄断了话语权的“选择范围”中，你让那些18岁左右、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知识、尚无可靠的对经济学理论辨别能力的大学生们如何“自由选择”？说这样的“选择”是“自由的”，不过是自欺欺人，你杨先生信，我不信。<p></p></P>
<P >第二，关于“经济人”假设。针对刘国光对“经济人”假设的质疑，杨先生高呼：经济人假设“能减少一些道德上的虚伪”，“能证明非人格化自发秩序之存在”，具有“反神学的涵义”，“它强调‘自利’倾向的‘利他’和‘公益’后果”，等等。<p></p></P>
<P >我认为杨文的申辩误读了刘国光的质疑，显得既不宽容，又有点滑稽：（1）刘国光说：“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请注意文中“不变的”三个字，刘国光所质疑的“经济人”假设，是针对那种把自私自利“永恒化”和“绝对化”的浅薄，并没有否认在市场经济下，自利作为人性抽象的现实性。（2）马克思主义把人性看作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杨先生唠唠叨叨的道德高低实在是扯不上边。因此，杨先生津津乐道的道德“高尚”呀、“虚伪”呀，只不过是在自说自话、自娱自乐。（3）在我看来，刘国光对“永恒化”人性的怀疑，恰恰具有“反神学”的意义——主流经济学将自私自利“永恒化”的经济人假设，难道不是已经成了包括杨先生在内的许多人的一种“神学”了吗？（4）如果说经济人假设“强调‘自利’倾向的‘利他’和‘公益’后果”，那么刘国光的质疑也不过是强调了一下自利倾向的“负面后果”。只准强调自私自利的“正面后果”，不准说自私自利的“负面后果”——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杨先生是不是有些太霸道了？有关“经济人”假设的问题，刘国光并未展开分析，我本应多说几句。对此我将另写专文讨论，这里不再展开。<p></p></P>
<P >第三，关于私有制的问题。针对刘国光对私有制的看法，杨文大谈私有制的伟大意义，并强调：“如果不能预期占有和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也就失去了维持生命的正当手段。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可以随便被他人占有，那么他距离被奴役的状态实际上没有超过一公尺”； “保护私有财产就是保护人的生存权”；“人类找不出一种比确保私有财产权利更好的制度安排，来增强每个人基于自主意识的责任感”；云云。<p></p></P>
<P >在我看来，杨先生对刘国光的以上批评，显然是文不对题：（1）如果要为私有制辩护，我建议最好不要拿“劳动成果被他人占有”说事。杨文拿这一条为私有制辩护，实在有点提虚劲，甚至是在给私有制抹黑、帮倒忙。劳动阶级的劳动成果为什么能被他人占有？这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到底有何关系？为了节省编辑、读者以及我本人的“交易费用”，我就不再重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了，建议杨先生好好读一下《资本论》。（2）公允地说，在现阶段生产力的水平下，我们的确还找不到比私有产权更好的制度安排。但不能由此断定私有制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安排（老实说，我从不相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选择）。杨文断定人类永远找不出一种比“确保私有财产权利更好的制度安排”，如此“致命的自负”，如此非历史的鼠目寸光，难道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具有的科学态度吗？其实，刘国光批评的正是这样的“致命的自负”，由此看来，杨先生对私有制的迷信，的确值得好好反省一下。（3）“私产入宪”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其依据是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展开的必然性，然而新自由主义却硬要把“私产入宪”的必要性与保护穷人的权利合二为一，殊不知“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诚然，消灭私有制是未来社会的使命，保护和发展“合法的私有财产”是我们今天的任务。但是，杨先生实在没有必要用“保护人的生存权”来为私有制提供理论合法性。这种做法既不客观，也不科学。“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杨先生想从人权的境界为私有制增加道德上的海拔高度，其用心固然良苦，但恐怕只能是徒劳的。<p></p></P>
<P >最后我想请教一下杨先生：你对刘国光的批评以《混淆了目标与手段的做法不可取》为标题，可是拜读完你的大作后，我依然不知刘国光老师到底混淆了什么？<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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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刘国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保护私有财产 西南财经大学 只许州官放火 经济学家 西南财经 编辑部 反对者 四川

刘国光所论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吗？

刘国光所论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吗？ （西财, 欢迎指正 cs0891@126.com） 仔细读了刘文及相关评论文章，我觉得： （1）刘所提出的问题的确存在，也非常重要，有必要开展一次广泛深入的大讨论。刘所指出的问题不仅存在于经济学界，同样存在于其他社科领域。 （2）刘所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中国“如何继承自身传统与学习别国经验（主要是学习西方国家经验）”这一大问题下的小问题。 “如何继承中国传统与学习别国经验”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就开始面临和探索的重大问题，中国要发展，中华民族要复兴，就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从清末洋务运动至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直不尽人意，总是在“左”、“右”两个极端间徘徊。这种徘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表现，结果是我们既没有很好地继承自己的传统，也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很多东西搞得不伦不类。我们学过美国、日本、苏联等，但是，哪个是学到了家呢？我们要么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要么在自我的陶醉中对西方视而不见。 比较一下，日本也曾有过类似于我们一样学习西方的经历，但是为什么他们比我们学得快，学得好呢？当我们在为“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用”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就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口号。面对历史，中国人不能不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思。一个不善于学习的民族终归是要落伍的。 （3）发展是当今中国的主题，我们必须探寻一条套适合于我国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如何继承自身传统与学习别国经验”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中国问题要靠中国同志（但不是“糊涂虫”们）自己解决”，我们要建立起包括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在内的中国人自己的社会科学体系，中国学人应当勇挑时代赋予的重担。 （4）至于刘文的观点，我无意进行评论，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在中国开始一场新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谁指出了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指出了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也该是有必要认真讨论一次的时候了。 （5）如果我们仅仅是围在在经济学的小圈子里，而不是跳出其中来看待刘国光的观点，那么所有争论的意义都将大打折扣。

（6）“如何继承中国传统与学习别国经验”这个问题，建议大家去读读毛泽东的文章《论十大关系》中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一节，这是一个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必须解决而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19 17:28:49编辑过]

一遇到问题就到故纸堆里去找药方，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马克思和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一样，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们都已经是历史人物，他们的理论只能从其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这个角度去看待。因此，今天仍然把马克思经济学神化、教条化，是非常愚蠢的。你看看卫兴华、刘国光等人的言论，简直不是在研究经济学，不是在传播经济学，而是在传教，传一种能麻醉百姓的邪教。就这样的人，却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真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悲哀，是中国人的悲哀。

别说了！！

夸大其词

以下是引用linch在2005-11-21 8:27:14的发言： 马克思和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一样，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们都已经是历史人物，他们的理论只能从其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这个角度去看待。因此，今天仍然把马克思经济学神化、教条化，是非常愚蠢的。你看看卫兴华、刘国光等人的言论，简直不是在研究经济学，不是在传播经济学，而是在传教，传一种能麻醉百姓的邪教。就这样的人，却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真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悲哀，是中国人的悲哀。

个人看来，刘国光，何新，还有左大培这一些人不懂经济史，根本不了解马克思和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的时代背景。何新甚至连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什么，还批判西方经济学。在他看来，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似乎还是亚当斯密时代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还荒唐地把

中国以前的为了生产而生产的时期的政策归罪于萨伊定律，首先，当时中国遵循的都是前苏联演变过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个从何谈起。其次，何新无知的没有区别当时中国的环境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成时代的区别，当时国内已经是处于国家垄断行业的状态，而萨伊定律所描绘的却是资本主义形成时的状态，当时还没有形成规模经济，自然垄断的状态。在当时当然有效果。即使萨伊定律当时流传入中国，不知道时代背景不一样吗。只会教条主义的遵循某种原则吗。一个理论只是为你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你怎么去实施政策，是你自己的事情。

还有，何新批判的是主流经济学还是属于亚当斯密时代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而现在在西方占主流的是新凯恩斯主义。即使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18.19世纪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成时期还是有效果的。他批判新自由主义，素不知新凯恩斯主义中也吸纳了许多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还有他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中并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观点。他认为传统凯恩斯主义是为了解决失业，似乎和他的观点类似，但传统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并没有象他一样提出什么国家主义经济观。

楼主的文章写的很好，深得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批判刘的那些人说人家不懂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他们根本就不懂马克思的经济学．

文人之间的笔战，没有实质性内容。大家还是好好学自己应该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