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尹明耀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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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明耀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1}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本文是尹明耀先生多年思考和实践产物，可谓难得佳作。转到这里，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对不能离开他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尹先生全部文章的核心在于否定超越历史的经院式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它超越了历史，因而完全是思辨的产物。我在天益社区哲学版看见，觉得非常精彩，征得尹先生同意，特转一下。
                                                       自序
                 尽管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了，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但是，个别的痴迷者毕竟是有的，不但中国有，西方也有。仅此而已，我们就不能忽视历史唯物主义依然存在的现实。    西方的许多哲学家都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自然也就不能没有自己的历史哲学。马克思虽然在哲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有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但他却没有写过哲学专著，甚至也没有以哲学家自居；虽然他曾经打算写一部哲学著作，但可惜天不假年。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没有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了。不过，他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倒是简要地表述了他的哲学观点，又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他的历史理论，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更其简明扼要地陈述了他的历史观，但他是否就自认为这是他的历史哲学，我们却不得而知。当马克思的学说作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不但被被体系化了，被经典化了，也被神圣化了，自此也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不过，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历史哲学过去却是有异议的，布哈林为十月革命后为苏俄培养干部而写的教科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材”。他说“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它的名称是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它又叫作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或简称经济唯物主义。”同时，他还指出一些同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决不能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而且对它也不能作系统的阐述。这些同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过是历史认识的一种实际方法，其正确性只有在我们谈到具体的历史事件时才可以证明。对此，他反驳说：这些论调都是不正确的。首先，我们不应当从笼罩资产阶级阵营的一片混乱中给我们自己制造混乱。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处于怎样的地位呢？它不是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历史。它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也就是社会学。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方法，这一情况决不抹煞它作为社会学理论的意义。不用说，布哈林的观点显然是可以商榷的的。不过，这倒也说明，即使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对于马克思主义仍然可以有个人独立的见解；此外，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内容上也与现在通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大不相同；其实，不仅是布哈林的是如此，其他历史唯物主义论著也是如此。这就表明，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被彻底经院化。后来所通行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是彻底被经院化的结果。
    为什么许多哲学家一旦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就必定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呢？这，或许是同哲学的性质分不开的。所谓哲学，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在我看来，从本质上说，它乃是一门提出问题并回答问题的学问。正因为如此，
哲学不仅是一个解释系统，价值系统，而且还因之成了一个前科学系统。哲学家所关注的不但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和自然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对这些现象以及问题的提出和解释，同时还要对它加以价值评估；并且正是由于哲学家们对于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问题的思考和猜想，而为科学的诞生播下了种子，使之成为了一个前科学系。因为哲学具有这样的性质，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当然就不能不成为哲学家门思考和研究的对象。于是，历史哲学也就随之出现了。
    所谓历史哲学，即一种历史观，一种历史理论，或者说一种对于历史的看法，其目的全在于阐述一种自以为是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具有共同性的基本规律。既然不同的哲学家有自己不同的理论体系，那么，不同的历史哲学，对于人类历史及其规律也就有不同的解释。在西方，许多重要的哲学家都撰写过历史哲学。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初，维柯《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新科学》问世，标志着近代历史哲学的诞生。历史哲学的主体部分是历史本体论。历史的本体论，其核心是社会历史观；而社会历史观方面的思考，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古已有之，只不过不那么系统罢了。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与以前的历史哲学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从而肯定了物质对于精神的决定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特点，是它成为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历史哲学。我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1950年。当年春，我应该上初中三年级。但由于堂姑母文叔女士让我父亲带信去中共遂宁县委会见她，说有事找我。去后，她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县团工委工作。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以后，她就领我去见当时正在筹建的县团工委的负责人雷金声——他恰好是我大舅父的学生。这样，我就正式参加了“革命”。不久，我参加了剿匪征粮工作队，在本县大坡乡工作了几个月，大约八月初才回到县城参加“扩干会”。利用会议休息时间，我就去逛书店。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我的生活津贴每月只有一万多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一元多钱。但是，我仍然买了几本书：罗森塔尔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辞典》、苏联百科全书在《哲学》单行本，还有一本是黄药眠的文艺论文集。这就是我接触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后来，我又陆续读了米丁的《历史唯物主义》、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论》以及其他所有我能够读到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籍；其中，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对我的影响尤大。虽然我特别想读一读考茨基的《历史哲学》，但因为是“内部发行”，所以我一直无缘见到。
    正是由于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兴趣，令我也产生了写一部关于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著作的打算年，我曾草拟了一个《历史哲学论纲》，但却在文革”中毁掉了。后来，对于这个问题我则完全没有兴趣了。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无疑是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因为几十年来，我的所见所闻告诉我：如果人类社会真正有规律支配，那为什么世界各国的道路却是五花八门？如果人们可以认识和掌握规律，那为什么操权者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这个社会，并且干出种种伤天害理、惨绝尘寰的事情？于是，我终于懂得了马克思《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那封信所说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越历史的”真正涵义了。
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中之所以要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重点，其实就在于要使人们相信，不仅历史总是按照其既定的规律发展的，因而社会主义之取代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共产党之所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也是顺应历史潮流，因而其所作所为都是理所当然的。共产党正是以此为借口，才可能实行一党专政，才可能实行极权主义统治。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共产党极权统治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愚弄民众的“精神鸦片”！
前些时候，我曾写过一篇《略谈我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看法——答辛石冠先生问》和一篇《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但只是简单地谈了谈我的一些看法，无疑是太粗疏了。经过再三思考终于使我鼓起勇气，写成了这个东西。
之所以有必要对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因为我开头所说的，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深信不疑，并且他们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完全是出自斯大林的教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手边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书籍。虽然前些年出版过一套《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其中有威廉姆·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但是，我都没有见到。所以，我的这个东西，完全是自己思考的结果。一得之见，自然难免失误。我不敢自信它能够打破人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迷信，而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历史观，但我总是希望能够促使那些勇于探索真理的朋友“怀疑一切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                                                    2009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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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 尹明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 唯物主义 马克思 经济学 影响力 文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独创说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从左到右的可怜可以理解。用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导出非马的结论，常识而已。

目  次
一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石和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
二   马克思否定马克思
三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四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五   人类社会是否存在着共同的发展规律
六   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
七   阶级斗争与革命
八   国家
九   马克思学说中的悖论
十   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一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石和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在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中宣称：“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一个决不同于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这里所说的德国哲学，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尤其是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所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法国的社会主义则是指以法国为主的18—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正是由于有了这三个来源，马克思才创立了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内容的唯物主义哲学，以剩余价值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和动力”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最早学的是法律，后来改学哲学。在对哲学的研究中，他特别感兴趣的是黑格尔哲学。但是，在后来，当他读了费尔巴哈的著作，便令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变成了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过，他虽然彻底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却汲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1843年，马克思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担任了“莱茵日报”主笔。由于当时正在开展关于森林盗伐案的讨论，这不能不涉及到经济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不得不涉足经济学领域。在对经济学的研究中，李嘉图的理论对他的影响很大。因为价值既然是由劳动创造的，那么，利润就必定来自劳动，从而利润的占有就不能不是对劳动者的剥削。由此，便令他开始了对于社会公正的思考和研究，并进而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形成了他的共产主义学说。《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便是这一转折的标志。
虽然把马克思的学说分为三个部分看起来似乎是适当的，因为恩格斯在全面论述马克思学说的《反杜林论》中，就将马克思的学说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然而，这样的划分是否合理呢？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怀疑过。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总结马克思一生的成就时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相反。”接着，他继续指出：“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其实，马克思学说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他的整个学说都是建立在他的历史观、或者说历史理论这个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恰恰就因为他是以他的历史观为其理论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的分析是从最简单的商品开始而论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进而又论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最后则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分析，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通过资本的生产过程就已经得出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的结论，但是，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分析，才能充分地揭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及其必然崩溃的原因。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有其特殊的运动规律，但它却无非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种特殊的运动形态。如果没有马克思的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就不可能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所以，恩格斯对马克思一生成就的评述，尽管他把剩余价值学说与唯物史观是并列起来的，但是，剩余价值学说的提出，显然是同马克思的历史观分不开的。
同样，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虽然早已出现，而马克思运用经济理论证明它的必然性，其根基也在于他的历史观，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而共产主义之取代资本主义便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为再版的马克思的《哲学底贫困》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李嘉图学说底……应用，使劳动者明白：总的社会的生产物即他们底生产物应归劳动者们作为唯一的真正的生产者们所有，这种应用就直接引导到共产主义。然而这种应用，如马克思……所指，在经济学底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应用就是单单把道德应用到经济学上去而已。依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底规律，生产物底大部分并不归制造生产物底劳动者们所有。既然如此，如果我们说：这不对，它不应该这样，但完全和经济学没有关系。我们只不过说：这种经济的事实违反着我们底道德的感情而已。所以马克思决不把他底共产主义的诸要求建筑在道德的感情上面，而建筑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必然的崩溃上面，这个崩溃已在我们眼前一天一天地完成着。”不用说，恩格斯的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不说，正因为马克思的全部学说都是以他的历史理论为基础的，这才使它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有了根本的不同，也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有了根本的不同。
正如我们是知道的，马克思的学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无疑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但是，在这部著作中，他只是从劳动的异化而引起的人的异化来论证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并且，正是基于这一观点，他把共产主义界定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作为私有制、即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全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显而易见，在这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要求仍然是基于道德的，他还没有证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这就必须有一种新的历史理论才能加以回答。正是出于这一要求，马克思在1845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终于初步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由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提出，而论证了共产主义之取代资本主义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
这部著作虽然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但其主要部分却是由马克思执笔的，因而其主要观点便不能不是马克思的。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并论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并指出了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从而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同时，他又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论证了正是这二者之间的辩证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变化，从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便有了可循的规律。尽管在这部著作中某些术语还尚未定型，例如，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在这里就用了“交往方式”、“交往形式”、“交往关系”这几个术语来表达；而“所有制形式”这一术语，实际上则包含着经济社会形态这个概念。但是，由于这部著作所具有的论战性质，而使之在理论的阐述和论证上显得不够充分和明晰，尤其不够系统化，因之读起来比较艰涩。然而，无论如何，这部著作都应当被视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
虽然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提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但是，要证明共产主义之所以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还是不够的。这就必须从经济学的层面上加以解决。马克思的《资本论》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尽管《资本论》是马克思投入精力最多的著作，但是，其基本内容在1848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就已经初见端倪。
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虽然劳动价值论为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一个前提，但是，要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工资是劳动的报酬，那么，利润又从何而来呢？于是，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力”这一概念，即劳动者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仅包括养活自己和家属的工资{必要劳动}，而且还有一个剩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所占有的就是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占有就不能不是对劳动者的剥削。由于马克思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榨取这个基础之上的，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必然造成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而这不仅导致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无限的生产力与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还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从而使生产力受到破坏；经济危机本身也就成了体现生产关系之为生产力的桎梏的事实。由于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不仅是大量物质财富的损失，还有大批工人失业所导致的“愈益贫困化”的状态，并从而使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凸显出来；正是这个缘故，无产阶级也就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基础和动力；并且正是由于经济危机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以至于任何一场经济危机都可能引发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一旦发生，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就必将是社会主义社会。正是由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的解剖，马克思终于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从而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区别开来。不过，劳动价值论却是颇有争议的一种理论，因而剩余价值学说也就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都是建立在他的历史理论这个基础上面的，从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基石。既然如此，那么，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就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实际上也就没有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之所以需要有这样的划分，显然是马克思学说被主义化、体系化的结果。惟其如此，我们就只有将马克思学说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不是可以分割的整体，才可能把握马克思学说的本质。这个整体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社会本体论。这个社会本体是什么呢？那就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因此，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以及现实的观察、认识和研究，都必须从社会的经济结构这个层面上去发掘其根源，这样才能找出问题的根本，把握问题的实质。正因为如此，才使马克思学说与以前的各种社会学说有了根本的区别；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破天荒第一次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

占个位，给后面留文

占个位，给后面留文

马克思的学说虽然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但是，马克思本人却从来没有试图把它变成一种主义化的、体系化的理论系统。然而，他的一些崇拜者却硬要把他的学说主义化，体系化，以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便遭到内外的夹攻。正如列菲弗尔在他的《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中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刚刚形成，就遭到攻击之苦。来自敌人的各种批评和攻击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最可怕的是来自朋友和盟友的攻击。”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这种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息。当时的社会主义右派拉萨尔，虽然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但他却并不理解马克思学说；他虽然主张社会主义，但他所推行的却是国家社会主义，因而力图与俾斯麦合作。他在1863年创立了全德工人协会，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因之造成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分裂；社会主义左派的巴枯宁，因为坚持其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则大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还在1867年创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联盟，并加入了第一国际，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所遭到的攻击更为激烈。这种情况直到1871年在伦敦会议上巴枯宁被开除才得以结束。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斗争之后才终于得以确立。
尽管在马克思的学说终于被欧洲的一些工人政党所接受，并且使“马克思主义”得以确立，但他本人却是很日，致弗•阿•左尔格的信：“同你们那里的德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完全一样，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竟把我们的理论变成了正统教派的僵死的教条；”不以为然的。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给康•施米特的信中就这样写道：“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之所以要表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所暗示的，无疑是他对于他的学说被主义化的不满。他为什么不满呢？就因为他的学说一旦被主义化了，相应地，也就并体系化了；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马克思学说变成了一个封闭系统；而这，从实质上说，则是与马克思学说根本对立的。
为什麽呢？对此，恩格斯曾经做过多次解释。诸如：
1885年4月23日，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每一个始终贯彻和前后一致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所必需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到本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中去。”
1887年1月27日，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的信：“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需背得烂熟的并且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1890年6月5日，致保•恩斯特的信：“如果不把唯物主义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1894年11月10，致弗•阿•左尔格的信：“同你们那里的德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完全一样，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竟把我们的理论变成了正统教派的僵死的教条；”
恩格斯的解释，虽然基本上是对的，但是，还不够准确。
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不能被主义化、体系化、也不能被教条化、经典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明确表示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既然目的是为了改变世界，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学说的另一个特点，即它的实践性。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马克思学说具有了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性质。这就是说，马克思学说是具有实用性质的，是用以指导革命的实践活动的工具。因此，它必须随着社会条件、革命情势的变化而发展；而这，也就决定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特质，即它的开放性，发展性。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学说，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接纳它，而没有任何宗派性；同时，人们可以根据情势的变化对它加以解释，而没有任何教条性。这样，马克思学说就不但不能成为一种教条，而且也不能成为一种主义。
显然，作为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工具，必须是开放的，而且是发展的。事实上，马克思的许多重要论断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就曾经修正过他们自己的某些论断。之所以需要修正，有两方面的原因：或者是因为现实的社会环境、政治情势已经发生变化，以前的某些论断自然就变得与实际情况不符了，因而也就必须修正；或者是原因某个论断本来就是错误的，因而必须修正。
事实上，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先后去世，修正主义的问题就迅速凸显出来。列菲弗尔指出：“‘修正主义’这个词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分裂和多样化，这种分裂和多样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前就已开始，在他们逝世之后，这种分裂和多样化发展得更厉害了。因此，‘修正主义’这个词起源于‘马克思主义问题系’本身，而且有它相对明确的内涵，这就是说，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在这个‘真理’周围的则是谬误、偏向和谎言。”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那么，力图将马克思学说加以发展的努力，就成了罪过。然而，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民主党也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建立起了，并成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核心；而作为其思想指导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情势下，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工人运动的实际需要，马克思的某些论断过时则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对其加以修正便十分必要。但是，当时一些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的人，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正性，而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做任何修正。正是基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立场和态度，马克思主义者便分成了三个阵营：
第一是正统派。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就是正统派的代表，他们始终抱着马克思主义原理不放。虽然他们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对的，比如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等等。但是，就其总体而言，由于他们不能正视现实情势，更不能提出相应的策略及其理论依据，而使之变成了一种与现实完全脱离的僵硬教条，从而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当时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第二是右的修正派。正是有见于正统派的固步自封而不求发展，伯恩斯坦便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势的新变化，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过时的教条加以修正，即否定革命的可能性，而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变革。他在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提出“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次要的”口号，并且“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也是由他提出来的。因为在他看来，这样更合乎现实情况，也更合乎情势的需要。但是，他的这一主张却遭到了正统派的反对，而被斥之为“修正主义”；并且所谓“修正主义”，作为加之于异端的一顶“帽子”，也就是在与他的斗争中而由正统派提出来的。由于他反对通过革命的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因而就成了右的修正主义者。
第三则是左的修正派。继伯恩斯坦之后，作为异军突起的列宁，则从左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正。因为他否定社会主义变革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坚持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实现。虽然他的主张遭到了普列汉诺夫以及孟什维克的坚决反对，理由就是俄国还不具备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和条件。这一点，列宁也承认。但是，他认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能够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为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前提条件。正是在他的推动下，终于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在当时，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争取“正统”的地位，因而凡是与自己的主张相左的人，都被斥之为“修正主义者”。考茨基因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而被称为“修正主义者”，但后来列宁则因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也将其称为“修正主义者”，至于列宁，也因为他不顾俄国资本主义尚处于早期阶段，而硬要借助于暴力手段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被孟什维克称之为“修正主义者”。总之，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党}内部，“修正主义者”一直被视为异端、叛徒、反革命，以至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修正主义份子”竟然成了一项最可怕的罪名！然而，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所谓正统派既没有出息，也没有出路，因而不能不被历史淘汰；而左的修正主义虽然获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但却使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级的统治；只有右的修正主义最终在西方导致了民主社会主义，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展示了一个可能的前景。
诚然，今日西方的社会党，工党或者社会民主党都不承认自己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了，但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如果没有第二国际的开拓工作，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深入人心，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在西方建构起来的；并且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人运动的推动，西方能否维持其民主体制，能否有今日的繁荣也是颇成问题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学说决不能主义化，更不能教条化，否则它就会失去生命力。但是，由于马克思学说被主义化、体系化了，所有的共产党、尤其是掌权的共产党一方面工具自己政治上的需要，而对马克思主义加以阉割，另一方面则又固守其教条，并使之神圣不可侵犯。这样一来，它也就失去了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功能，并走向了它的对立面。事实上，这就正是马克思学说在共产党内所遭遇的历史命运！
然而，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学说毕竟是一种开放系统，它具有海纳百川、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它与不同学说的结合，或者是，它被其他学说所汲取，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有如此，它才可能发展，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学说。在当代的西方，不仅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而且即使是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显然，马克思学说与不同哲学流派的结合，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马克思学说被被混杂，被同化；同样，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流派纷呈，也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被篡改，被歪曲，反倒是显现出了马克思学说强大的生命力。所以，在今天，只有那些缺乏反思的自觉，而又自命不凡的“马列主义老太”们，才总是死死地抱住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不放，把他们自以为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当做绝对真理，而拒绝接受任何与他们看法不同的客观事实。因此，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反思并重新估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之所以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反思并重新评价，主要在于，所有共产主义政权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并且自以为是在执行历史所赋予它的使命。因此，这种统治的合法性便不是由于民众的认可，而仅仅是对于历史使命的履行。正是这个缘故，才使这种统治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极权主义的特性和特征。

二   马克思否定马克思

对于某些最深刻、最富有创见的理论家和思想家而言，不但其思想体系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而且即使其思想体系已经形成，也还会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而这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就意味着不断地对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马克思就正是这样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因此，马克思到了他的晚年而否定其早年和中年的某些观点，便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就不必为后期的马克思否定前期的马克思而大惊小怪。
马克思的这种自我否定，不但是与某些具体的论断相联系的，而且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历史理论上，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上。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历史观或者说历史理论，最初的表述见于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这部著作中，几乎包含了马克思学说中的所有重要观点。
第一，
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基础和出发点
第一，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是历史的基础，也是历史的开端。因为，所谓历史，就是人类的存在在时间上的演进。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这就表明：“人们为了能够‘历史创造’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的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活本身。”
需要是人类活动的内动力。因此，“第二个事实是，以及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正是这个缘故，“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德国例外}从属的关系了”。
正是上述事实构成了人类本身的生活与历史活动。
第二，生产力对所有制形式{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一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就完全取决于他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这种生产的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则是由生产决定的。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某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在某一劳动部门共同劳动的个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致了。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生产方式}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据此，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了这样几种所有制形式：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
既然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也就是决定着所有制形式，那么，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形成的不同所有制形式，当然就必定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了。
分工导致了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导致了的阶级的划分，导致了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了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等等。“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之所以需要掩盖这种矛盾，其实就是为了掩盖阶级冲突这个事实。“这些阶级既然已经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就在每一个这样的人群中分离开来，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当这种阶级统治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时候，阶级斗争就必然以非常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并从而导致旧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阶级斗争就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
其所以如此在于： “{1}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要求的负担，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由于它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必然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能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2}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要求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指向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3}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革命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解体的表现；{4}无论是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洗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
第三，                第三     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
马克所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所需要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但由于他们相互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于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切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生产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和同时代的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
由于“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以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而因此也就表明：“这个由现代关系提出的任务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的任务是一致的。”
阶级斗争学说在这里并没有凸显出来，因为，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到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这样，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过去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作无机的条件。”所以，“共产主义”是“形式本身的生产。”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如果把共产主义和私有制世界的对立想象为一种最粗暴的对立，即想象为其中消灭一切实在的条件的最抽象的对立，那末结果就会得出拥有财产和没有财产之间的对立。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就可以把这种对立的消灭看作是消灭对立的这一或那一面；或者看作是消灭财产，其结果是普遍没有财产或贫困；或者看作是建立真正的所有制以消灭没有财产的状况。而实际上，一方面是真正的私有者，另一方面是没有财产的共产主义无产者。这种对立日益尖锐而且必然会导致危机。”这就表明，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私有制，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致的，或者说，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正是这个缘故，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别人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共同活动方式。……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因此，它既不会是‘爱的原则’或自我牺牲，也不会是利己主义。”
第四，   第四    共产主义与道德
显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利益方式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既然被确定为普遍利益，就可以由意识想象成为理想的，甚至是宗教的、神圣的利益，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个人利益变为阶级利益而获得独立存在的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异化，同时又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因此这些力量在观念中就成为‘神圣的’力量。”其所以如此，“就是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内，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而实际力量统治着人们。”
在马克思看来，统治人们的实际力量，总是会在人们的活动中起支配作用，令个人意志不能不在实际上服从于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安排。因此，他说：“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感情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必要形式。”因为“那些有时间从事历史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他们的突出地方正在于：他们才发现了‘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他们知道，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生产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力量而与私人利益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因此，我们在这儿见到的不是黑格尔式的‘否定统一’，而是过去的由物质决定的个人生存方式由物质所决定的消灭随着这种生存方式的消灭，这种对立连同它的统一也同时跟着消灭。”
共产主义者之所以不进行道德说教，不提出道德上的要求，就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共同利益在现存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范围内以普遍利益的形式获得独立存在，从而在人们的观念中获得了理想利益的形式和意义。”
由此可见，无论在什么社会条件下，都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人们的存在总是决定着人们的意识。
第五，存在与意识
马克所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正是这些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结构。所以，“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人之能够“能动地表现自己”，这就意味着他有自己的思想意识。人的思想意识从何而来呢？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地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虽然，直接地看，“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因此，马克思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但是，正因为人有意识，知道自己的需要，知道自己的利益，因而人与人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而分工则正是以其种种冲突的根源。
不过，也正因为人类有了意识，才使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正因为如此，个人才有了自己的被意识到的需要和要求；也正因为如此，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然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观念，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一旦形成，就必然地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而统治着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并且，这种意识形态通常总是与统治阶级的观念分不开的。所以，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那个阶级的统治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想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之间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正因为阶级的统治同时也表现为思想的统治，因而“所有历史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所固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实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统治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一群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人说来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行列这一点讲的。”
总而言之，正是由于存在决定着意识，因而人类的历史也就并非是由精神创造着、支配着的历史了。
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便宣告了它的诞生。

六，唯物主义历史观
显然，我们从上述观点中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完全有别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从而它把被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
以前，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都认为，由于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英”，因而必然是“万物的尺度”。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人类的历史只能由人类自身创造；而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自己的历史，就在于他有别于其他生物而人类具有自我意识。因此，人类的一切活动就只能是在人的自我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于是，意识决定存在，人的精神创造了人的历史，就成了一种基本共识，尽管不同的历史哲学对于人类历史的运动规律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马克思却说他所提出的“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方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任何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还有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当然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便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做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它们神圣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现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有所削弱。”
正是由于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诞生，使我们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社会现实的观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尔后的岁月中，马克思虽然在他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和许多时评中，都运用了他的历史观来对各种历史事件进分析，但却没有对他的历史观做进一步的论述。直到1859年，他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简单、明了而全面地陈述了他的历史观。
为了更加醒豁，便于理解，对于马克思的陈述，我做了一点段落上的划分。即：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之间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前期历史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这样，每一段表述一个论点，读起来也就更容易明白。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成稿后并未面世，这种新的历史观并不为世人所知。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经出版，便如一声惊雷，震撼了整个学术界、知识界；虽然一些学者难以接受，并给予抨击。但是，更多的年轻的左翼知识份子则不但从中看到了未来，也看到了一种新的研究历史、观察现实的方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不是运用这种方法去剖析历史事实，而使用它去剪裁历史事实，从而，这种新的历史观也就变成了一种教条，一种妨碍人们真实地认识客观事实的东西。
正是有见于此，马克思才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否认他创立了一种新的历史哲学。
1877年11月马克思就俄国“祖国纪事”杂志所发表的尼·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而给该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马克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将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达到能够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最大繁荣来保证人类得到最全面的发展在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接着，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处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耕种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涵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涵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以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剥削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来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了一群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色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对于具体问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去硬套某个公式。所以，马克思说：“如果把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时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在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越历史的。”
所谓“超越历史”，那就意味着脱离历史事实，而把它变成一种纯粹的思辨活动。例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都是如此；而这样一来，人类的历史也就具有了先验性和预成性，或者说，把历史变成了一种宿命论。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越历史的”，便不仅是对于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否定，同时也包括了他自己所创立的历史哲学理论。
马克思为什么要否定他所创立的这种崭新的历史哲学呢？在我看来，这不仅因为一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把他的历史观变成了一种僵硬的的教条，而且也可能还在于马克思自己终于认识到了，任何一种历史哲学或者历史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超越历史”的弊病。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本来就是多姿多彩、变幻无穷的，当然也就很难用一个公式去加以概括。如果人类的历史是先于经验而预先就已经注定了的，那么，人类何必还去创造什么历史呢？事实上，虽然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建立在社会本体论之上的，并从而为人们研究历史和现实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但是，他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及基于其上的某些论断，的确颇有与事实不尽相符之处。其所以如此，显然，就因为没有一个公式可以概括千变万化的事实本身，从而也没有任何一个按照某个公式推导出的论断可以完全符合客观事实。这样的事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是屡见不鲜的。譬如：
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说：“也如一七九三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厉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但是，在1885年版，恩格斯却加了一个附注，说：“在全部革命时期，直到雾月十八日止，各省、各区和各公社的管理机构都是由人民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政权机关组成的；这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所以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政变以后，立刻就把这种自治制取消而代之以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这种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到现在还保持着，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

又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经济危机必然使相对贫困化的无产阶级变得绝对贫困化，因而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新的革命只能紧接着新的危机发生。但是它新的革命之到来正如新的危机一样，是必不可免的。”就此，恩格斯在1895年3月为该书所写的导言中指出：“然而这也就是我们所不免要添加进去的唯一重大修改。”其所以如此，就因为“我们当时所持的是一个幻想。历史还更进一步：它不只是打破了我们的错觉，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所由以进行斗争的环境。”
再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变革的政治形式，……是保持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终于不能不承认，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可以利用的唯一的政治形式。因为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选举制度的改革，工人以及普通民众获得了选举权，从而使之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走向解放的杠杆”。恩格斯则不以为然。他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中说：“普选制乃是工人阶级成熟的标志。在现代国家中，普选制是不能而且始终不会给出更多的东西。”但是，到了他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写“导言”的时候却终于承认它是“一个新的——最锐利的武器”，因为从此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普选权”了；而普选权之所以成为“最锐利的武器”，就在于它“从一向的欺骗手段变成了解放工具。”
此外，早期的马克思认为，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唯一手段，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晚年的马克思于1872年，在阿姆斯特丹的讲演中说：“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以利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在大陆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之不可避免性的估计，但是，我们倒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确有了重大的转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这就在于，他对现存的国家制度发生了认识上的转变。过去，他认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但后来他却断言：“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在其中进行决战的唯一政治形式。”恩格斯对此却不以为然。但是，尔后情势的变化却使他不得不承：“原来这里斗争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性作用的筑垒街巷斗争，现在已大都陈旧了。”因为“在起义方面，一切条件都已变坏了。因为各阶层都表示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如果说起义者方面将有较多的服过军役的人们，那末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却就将较为困难了。……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可以用火药和铅来自造出必要的子弹，现时却是每种枪都需要有特种子弹，……最后，各大城市在一八四八年新建筑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斗争，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但是，与此同时出现的却是，可以“……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个迅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发生效力了。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一般可以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关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已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地方自治局以及行业法庭的选举；对于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撤换该职务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他们就与资产阶级进行争夺。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并且，在此以前，他还写过一篇题为《资产阶级让位了》的文章。可见，恩格斯终于也就承认了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显然，诸如此类的预测都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而现实事实却证明，逻辑推理是靠不住的。或许这就使得晚年的马克思意识到，任何历史哲学理论都有“超越历史”的弊病，他的历史理论也不例外，因之，他才否定了他早年所创立的历史哲学，并提出：“如果把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从作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基石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