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封建制比依赖土地税的中国集权制更接近现代资本主义

论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比欧洲发达而近代落后

科技的创新发明都与城市工商业活动有关（需要做的工作是统计数据），城市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工商业越发达（分工就越细），科技创新发明的概率越高。
而城市规模由决定面积大小的封建制或大一统集权制以及农业决定，中国古代农业领先于欧洲决定了在面积相同的情况下中国城市规模大于欧洲，从而决定了中国的科技领先于欧洲。
不仅因为中国的农业发达使中国的城市规模大于欧洲，而且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国内市场是统一的，有利于工商业发展，从而有利于科技进步；而欧洲各国内部是分裂的，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不利于科技发展，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正是因为欧洲国家内部分裂，有利于工商业城市的诞生和发展，随着城市的崛起，国内市场迟早统一，并且城市工商业经济改造了欧洲的社会意识形态，使欧洲脱离原始的传统的以土地为中心的社会意识，欧洲社会意识的转变：货币日益取代土地成为财富的标志，城市对欧洲社会意识的改造是欧洲诞生以货币为中心的重商主义的原因。对于科技创新发明，直接推动城市工商业活动的欧洲重商主义显然优于间接导致古代中国城市规模大于欧洲城市的中国农本思想，科技迟早会超越中国。这就是意识直接作用于物质，这与军国主义意识作用于物质相似，凡是重工业发达的国家都是或曾经是军国主义国家：德国、日本、俄罗斯。注：早期重商主义重视商业而忽视手工业，所以只有晚期重商主义直接推动工业技术发展；所以在农业落后于中国的情况下而且在忽视手工业的早期重商主义阶段，欧洲科技是落后于中国的。
中国农业以及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虽然比欧洲先进，但是其范畴却是农业文明，而欧洲的工商业文明正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及政治四分五裂之中，所以欧洲落后只是暂时的，等到欧洲某国诞生了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政治上结束四分五裂之后，即农业和政治赶上或超过中国之后，其重商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势就逐渐体现出来，晚期重商主义直接推动着工商业尤其是工业的发展，科技超过中国是迟早的事。
并非林毅夫说的人多创新发明就越多，应该是城市人口多创新发明就越多。
按林毅夫的说法，除了中国之外的全世界人口（或欧洲人口）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几，其发明创新数量就应占中国发明创新数量的百分之几。
按城市人口多发明就多的说法，那么欧洲城市人口占中国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几，其发明创新数量就应占中国城市发明创新数量的百分之几。
看以上数据是否有相关性。

论封建制能为工商业文明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

资本主义从萌芽到诞生需要持续很长时间的稳定环境，西方为孕育资本主义提供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而集权制中国频繁的朝代更替限制了资本主义的诞生。
封建制解决了导致中国历史断裂而陷入循环的两大问题：来自北部草原民族的外患与农民起义的内乱。
北方草原民族始终是中国历史断裂的隐患，中国大一统之后国力反而变弱了，而在春秋战国封建制时代，面积很小的诸侯国就能和匈奴周旋而不败，因此施行封建制的中国历史不会断裂（于外患）。
至于内乱，集权制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而小农经济脆弱易导致土地兼并，所以集权制不稳定，大约两百多年不超过三百年就会朝代更替，导致历史断裂；而封建制是建立在层层分封的大地产经济之上的，大地产经济拥有较强的转移支付能力，所以封建制稳定，春秋战国时代延续了五百多年，如果不是商鞅变法，中国的春秋战国封建制时代会延续更长的时间，为工商业文明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
封建制诸侯国为什么有强大的战力，为什么能长久的保持稳定？
封建制解决了困扰中央集权制的两大顽疾：土地兼并和腐败，关于土地兼并前面有论述，至于腐败只会发生在官僚集权制国家，而封建制国家的统治者贵族的收入全部来自于领地，是合法收入；封建制决定的地缘政治竞争有利于有才能的人的出头，像管仲、李悝、商鞅及哥伦布等人才都是封建制时代选拔出来，而大一统之后失去竞争压力导致人才选拔机制跑偏，例如晚明“问钱粮不知，问甲兵亦不知”；封建制国家因面积小所以能够精细化管理，例如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李悝以丞相之位具体指导如何播种等细节，为了保证武器制造的质量，吕不韦以丞相之位兼任兵工厂厂长；封建制与百家争鸣、思想自由及学术繁荣等有关；这些因素使封建制国家小而不弱。
封建制国家既无因土地兼并和腐败造成的内忧外患，又有得力的人才选拔机制和精细管理，有利于国家保持长久的强大，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稳定持久的发展环境。
为什么春秋战国封建制时期面积很小的诸侯国能养得起食客三千，而到了大一统集权制时期面积超大的历朝历代却没有了这种经济能力，除了仅有的一个宋朝是高俸禄，特别是明朝，连官员的俸禄都开不起。照理说国家面积越小税收越少，财政能力越弱，但是中国却是面积越大财政能力越弱，为什么会出现面积越小财政能力越强而面积越大财政能力越弱的情况呢？是否因为封建制促进关税的征收，而大一统之后内部关税取消而外部关税亏本（朝贡贸易）导致财政能力变弱；大一统导致内部关税取消，农业税取代关税成为税收主力。如果内部关税不取消，国家会非常富有；清末为解决财政困难，有官员曾设立关卡征收厘金，取得很好的效果。要保持国家强大，税收结构必须合理，在封建制时代税收结构合理（即关税是主力）的概率高于大一统时代，因为封建制天然促进关税的征收，战国策中把关市之征的重要性提高到存韩安魏的高度，取消关税的国家是自取灭亡，明清两朝为什么取消内部关税值得探讨：明朝是朱元璋规定的祖制，不可能打破，因此明朝以农业税为主，而清承明制。

  论面积与资本主义
   
    为什么诞生资本主义的顺序是按面积从小到大：尼德兰、英国、法国？ 为什么面积很小的尼德兰和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而面积超大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萌而不发？为什么西班牙的工商业税收占比高达50%却无法诞生资本主义？
显而易见的是面积小的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消灭和面对的封建经济和封建因素都要比面积大的国家少和弱（可以给出具体要消灭和面对的封建经济面积数据）。
在尼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支持革命的是工商业经济所占面积，支持王权的是封建经济所占面积，两个面积的大小对比决定了诞生资本主义的概率。
封建制将欧洲分割成很多面积很小的国家，国家面积越小意味着封建经济面积就越小，当地理条件适合发展工商业经济，这个国家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就容易接近或超过封建经济面积，使资本主义诞生的概率增大。
仅有的两个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尼德兰和英国面积都很小，且地理位置都适合发展工商业经济，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两国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都很高，尼德兰（面积七万）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57%，英国（面积二十四万）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50%。
“中国明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位于亚欧大陆东端的东南沿海诸省，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1）而大明的面积为710万平方公里，即大明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为83/710，约为12%不到。西班牙虽然工商业税收占比高达50%，但是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约为8%不到。
从尼德兰、英国、中国明代和西班牙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数据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而不发，为什么尼德兰和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为什么工商业税收占比高达50%的西班牙无法诞生资本主义。
如果尼德兰和西班牙接壤（变相增大尼德兰面积），尼德兰的资本主义萌芽会轻易的被西班牙国王掐灭（例如法国因与尼德兰接壤，曾轻易的占领尼德兰）；如果与英格兰合并的苏格兰面积远超英格兰面积，支持王权的力量会大增，英国资本主义会难产。尼德兰垄断世界贸易额的一半，连区区5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班牙都无法带入资本主义，何况面积710万平方公里的大明，垄断世界贸易额的全部都不见得能进入资本主义。全世界所产白银的一半已经流入中国，不可能再有更多的白银流入以增加大明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即使有更多的白银流入，大明的工商业经济面积本来已经大到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再增加的话就更加不安全了，所以大明在诞生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是不具备诞生资本主义条件的。
总结尼德兰和英国诞生资本主义的关键条件是两条：地理条件适合工商业发展和面积小；封建制为这两个条件的凑齐提供了制度保障：欧洲可能还有地理条件适合工商业发展但面积大的国家，或者面积小但地理条件不适合工商业发展的国家，再就是地理条件适合工商业发展而且面积小的尼德兰和英国。（未给出以上三种情况下的具体国家）
如果中国是封建制，拥有东南沿海各省的封建诸侯国会符合诞生资本主义的关键条件：地理条件适合工商业发展和面积小。封建制导致发展路径的多元化，有利于资本主义诞生。

   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明朝诞生资本主义唯一途径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工商业经济面积太大会引发粮食危机，而且全世界也没有足够的白银流入，使工商业经济面积大到足以保证资产阶级革命成功，那么面积大的国家如何才能平稳的进入资本主义呢？

   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唯一能增加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面积，同时保证粮食安全的途径。在明末乱世中能坚持生产粮食的只有农业资本家，原因有两点：拥有议价能力和乱世导致粮价高企，这两点导致生产粮食有利可图。这种方式也制造不稳定因素：过剩人口，但是如果要发展工商业以获得海外白银改善财政困境，正好吸纳过剩人口。

   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为经济社会稳定和有序变革提供保障，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产生过剩人口，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劳动力，而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因为不是建立在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使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农业抢人口而非利用过剩人口，导致农业生产劳动力短缺，出现大面积抛荒，社会因缺粮而崩溃，如果明朝的农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导致社会崩溃。所以如果没有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就谈不上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国土面积超大的中国。

   如果明朝出现了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必然导致让统治者头痛的无法解决的过剩人口，这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吸纳过剩人口肯定受统治者欢迎。

   如果明朝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就会与农业抢人口，必然会动摇统治根基，要么经济社会因缺粮崩溃，要么工商业受到统治者压制即重农抑商，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无解，唯一的解法就是出现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资本主义工商业才会受到统治者欢迎。

   农业资本家在拥有大量地产、财力和人力之后就拥有了与政府议价的能力和资本，如果税收太高，有联合起来反抗的资源（在西方这叫资产阶级革命）；不像小农毫无议价能力和反抗能力，在税收太高的情况下只能弃荒而逃，进而导致更严重的粮食危机，而有议价能力和反抗资源的农业资本家正好趁乱世粮价高企的情况下，积极的生产粮食，反而对社会起到稳定作用。明朝就是因为只有毫无议价能力只能弃荒而逃的小农，而没有既反抗政府高税收又积极生产粮食赚钱，对社会起到稳定作用的农业资本家，导致粮食危机而崩溃的。所以说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是解决明朝社会危机的唯一方法，是既增加工商业经济面积又保障粮食安全的唯一途径，即明朝进入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

   当然还要有配套措施，为本国制造业寻找和开辟海外市场，维持本国工商业的生存，以吸纳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过剩劳动力。

猜测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由来

       尼德兰因面积狭小、人力资源有限且工商业发达导致劳动力短缺，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因节约劳动力而来？否则在封建经济背景下怎么突然冒出一个新的生产方式。

       由于尼德兰工商业发达，劳动力的工资高，如果采取封建经济方式，既不利于农民农闲时打工增加收入，又不利于地主节约工资成本，因为农业只有种植季和收获季需要劳动力，采取封建经济方式，地主既需要付种收两季的工资，还要付农闲时的工资，显然不划算，所以在工商业发达工资高的国情下，对于地主和农民都有利的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能诞生于工商业发达，高工资和人力资源匮乏的国家，封建制能凑齐这些条件，大一统的集权制中国只能做到一个条件，就是工商业发达，但是无法同时凑齐这三个条件，所以大一统而面积超大的中国不具备诞生资本主义的条件。
      人力资源匮乏或者说劳动力成本高，就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或者采用新技术，这一模式在尼德兰和英国工商业发达后一直被两国沿用，前者导致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后者导致工业革命的诞生。
       至于为什么大一统的中国为什么无法同时凑齐工商业发达、高工资和人力资源匮乏这三个条件，参看“论封建制和重商主义无意中凑齐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高工资”。

       如果中国是封建制，会有国家凑齐诞生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三个条件。

论造成东西方意识形态差异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以粮食为中心而西方的是以货币为中心？一是因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工商业城市，二是因为中国没有贵族阶层带头改变观念。
　　西方城市工商业经济不仅瓦解封建经济，而且使社会观念商业化，这是西方诞生以货币为中心的重商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缺乏这种对社会观念的商业化侵蚀的历史，没有形成以货币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而是停留在以粮食为统治基础的原始社会意识形态。
　　如果没有西方城市对封建经济的瓦解及对社会观念的商业化改造，西方也会和中国一样，停留在以土地粮食为统治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西方社会观念的变化——货币取代土地成为财富的标志，说明以前西方的社会观念中土地是财富标志，经过城市商业经济对社会观念的侵蚀终于摆脱了这一原始观念，形成了货币是财富的观念，这一观念的形成使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落后于西方的意识形态。
　　西方特殊的国情适合工商业城市的诞生及发展，从而城市能对西方社会施加影响，而中国的工商业者没有属于自己的城市，因此中国的工商业者无法发展壮大，无法对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施加影响。
　　西方社会意识形态转变起带头作用的是贵族阶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种类不断丰富，贵族阶层改变了以前的消费习惯，不再只满足于消费自己庄园内的产品，需要购买奢侈品，这要大量货币，因此将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这一改变将整个社会都推入市场经济，使社会观念发生巨大变化，这是西方形成以货币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原因之二。
　　如果中国是封建制，尽管中国的封建制仍然无法诞生工商业城市，但是贵族阶层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带头作用不可小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迟早中国贵族会将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观念），大明就改过，不过地租是交给国家而不是交给贵族。
　　大一统的集权制中国既无工商业城市经济对社会观念的改造，又无贵族阶层的带头示范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停留在以粮食为中心的原始阶段。
　　另外东西方国王面临的问题和任务也不同，在西方国王面对两大难题：对王权产生威胁的贵族，以及由于西方特殊的封建制造成的财政问题，所以在西方国王的首要任务是开辟财源和抑制贵族，拉拢商人能同时解决这两大难题；而在东方，原始的传统的未经过改造的社会观念是粮食是统治基础（所以重农），动摇这一统治基础的是商人（所以抑商）。

论为什么中国古代意识形态以粮食为中心而西方以货币为中心

“货币取代土地成为财富的标志”表明西方也曾经和中国一样认为土地是财富，只是西方观念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以粮食为中心而西方以货币为中心的情况是如何形成的呢？
西方在城市经济崛起以前土地是财富标志，在城市经济崛起之后就不同了。
西方在城市经济崛起以前，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由于货币的缺乏，而交换的需求是存在的，所以用粮食作为货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在城市经济崛起之后，商品货币经济发达，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只会接受易储藏携带保值增值流动性更好的硬通货，粮食作为货币的缺点将会在与硬通货的比较中显露无疑：易变质、不易储藏携带、不能保值增值以及流动性不好，因此会退出流通领域。
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为西方提供了一个无所不有的市场，从奢侈品到武器装备无所不包，只要有货币，什么都买得到，因此商人、贵族和国王都追逐货币，商人追逐货币为了扩大经营，贵族追逐货币为了购买奢侈品，国王积累货币则是为了备战，而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只接受硬通货，从而工商业城市能够对社会施加影响力：要求社会按照城市工商业阶层的偏好和准则行事，即强制社会拒绝接受粮食货币，只接受硬通货，否则欧洲贵族不会将实物税改为货币税。而中国的工商业阶层没有能力建立属于自己的城市，因此无法发展壮大，从而无法对社会施加影响。
为什么西方工商业城市能崛起？西方城市为什么能有这种强制力？是因为西方君主权力小，国家四分五裂，城市就是在四分五裂的缝隙中诞生并发展壮大，而中国君主权力太大，西方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对于王权来说是割据势力，是不允许建立的，因此中国的工商业者无法建立属于自己的城市，从而发展壮大，能够对社会施加影响。
    为什么中国古代意识形态以粮食为中心？周代的工商食官制度，很多机构都是国营，国家有权在全国征收实物税，员工俸禄就是粮食，中国春秋战国封建制时期沿袭周代，国王有权在全国征收实物税，正好有足够的粮食而缺乏足够的货币，又正好发给国营员工（例如兵工厂）和服兵役的士兵，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兵一般是农民，所以比较容易接受粮食；而西方服兵役的人与中国不同，是贵族，贵族拥有自己的庄园和领地，征收的就是实物税粮食，最不缺的就是粮食，缺的是货币，因此只会接受货币而非粮食，而且国王无权在全国征收实物税，没有足够的粮食发给贵族。   
英国的早期重商主义者约翰·海尔斯建议英国积累货币，以备战争和饥荒之用；而中国古代备战措施是建立国营兵工厂，备荒措施是重农抑商，在本国储备粮食，而非西方那样为此积累货币，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
西方国王由于无征税权，财力有限，无法建立国营兵工厂，因此要打仗只能购买武器，和中国君主不同，西方君主无权在全国征收实物税，因此没有财力建立国营机构（特别是兵工厂），没有财力建立以农民为主的职业军队从而将贵族排斥于军权之外，没有能力压制割据势力的城市，否则正好用征收的实物税粮食给国营员工和农民士兵发粮饷，而且武器不需要外购；另外工商业城市由于受到压制无法诞生从而无法对社会施加影响力，这些都会使社会意识形态以粮食为中心。
一个国家的重大事情除了税收、财政和军事就没有别的了，都用粮食解决了，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会自然而然以粮食为中心，即农本思想。
因此是东西方君主权力的差异导致东西方意识形态差异。
    由于西方君主无税收权，导致其既无财力完成本国内部统一，又无财力完成外部统一，所以欧洲形成几十个分裂的国家，且国家内部四分五裂（这有利于城市的诞生）；而中国君主有税收权，有财力完成本国内部统一和外部统一，所以形成大一统的集权制中国。

论为什么中国古代意识形态以粮食为中心而西方以货币为中心

    为什么中国古代意识形态以粮食为中心？周代的工商食官制度，很多机构都是国营，国家有权在全国征收实物税，员工俸禄就是粮食，中国春秋战国封建制时期沿袭周代，国王有权在全国征收实物税，正好有足够的粮食而缺乏足够的货币，又正好发给国营员工（例如兵工厂）和服兵役的士兵，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兵一般是农民，所以比较容易接受粮食；而西方服兵役的人与中国不同，是贵族，贵族拥有自己的庄园和领地，征收的就是实物税粮食，最不缺的就是粮食，缺的是货币，因此只会接受货币而非粮食，而且国王无权在全国征收实物税，没有足够的粮食发给贵族。   
英国的早期重商主义者约翰·海尔斯建议英国积累货币，当战争或饥荒发生时可以从海外购买军火或谷物；而中国古代备战措施是建立国营兵工厂，备荒措施是在本国储备粮食，而非西方那样为此积累货币，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
备战备荒方式的不同，是因为西方国王由于无征税权，财力有限无法建立国营兵工厂，税收权有限无权在全国征收实物税以获得到足够的粮食，因此要打仗只能购买武器，备荒只能向国外购买粮食。
西方君主无权在全国征收实物税，因此没有财力建立国营机构（特别是兵工厂），没有财力建立以农民为主的职业军队从而将贵族排斥于军权之外，没有能力压制割据势力的城市，否则正好用征收的实物税粮食给国营员工和农民士兵发粮饷，而且武器不需要外购，工商业城市也无法诞生，这些都会使社会意识形态以粮食为中心。
一个国家的重大事情除了税收、财政和军事就没有别的了，都用粮食解决了，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会自然而然以粮食为中心，即农本思想。
为什么西方古代意识形态以货币为中心？西方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为西方提供了一个无所不有的市场，从奢侈品到武器装备无所不包，只要有货币，什么都买得到，因此商人、贵族和国王都追逐货币，商人追逐货币为了扩大经营，贵族追逐货币为了购买奢侈品，国王积累货币则是为了备战备荒，使西方意识形态以货币为中心。
为什么西方工商业城市能崛起？是因为西方君主权力小，国家四分五裂，城市就是在四分五裂的缝隙中诞生并发展壮大，而中国君主权力太大，西方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对于王权来说是割据势力，是不允许建立的。
因此是东西方君主权力的差异导致东西方意识形态差异。
    由于西方君主无税收权，导致其既无财力完成本国内部统一，又无财力完成外部统一，所以欧洲形成几十个分裂的国家，且国家内部四分五裂；而中国君主有税收权，有财力完成本国内部统一和外部统一，所以形成大一统的集权制中国。

三、论重商主义产生的条件

尼德兰资本主义诞生归因于面积因素和地理因素，而英国的资本主义诞生则归因于面积因素、地理因素和人为因素（重商主义），如果英国只有面积因素和地理因素而没有国家对产业政策的人为干预（重商主义），英国历史会停滞在工业原料输出阶段，是不会诞生资本主义的，那么英国的人为干预产业政策的重商主义是如何诞生的呢？
要研究重商主义如何诞生，首先讨论提出重商主义的心理动机，为什么提出重商主义，为了国家富强，怎样使国家富强，贫穷国家学习富裕国家的做法：发展工商业，输入原料输出制成品，而国家的贫富分化现象只能发生于封建制欧洲或封建制中国，大一统之后就观察不到这一贫富分化现象从而得出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探讨从“对外贸易”中获取金银货币的理论，所以重商主义学说只能在相互贸易的多个国家的封建制欧洲产生，在诞生重商主义之前即人为干预经济发展之前，欧洲各封建诸侯国自然分化为富国和穷国，富国工商业发达且输出制成品，穷国工商业不发达且输出原料——这一现象只能在分裂为几十个国家的欧洲（由1485年登基的英国国王亨利七世）观察到并总结出重商主义理论：发展工商业，输入原料并输出制成品。
台湾经济史学家侯家驹先生将中国的战国时代称为“重商主义”时代，印证了本文的分析和推测：重商主义只能产生于分裂为多个相互贸易的国家的欧洲或者中国战国时期。
中国在近代成为相互贸易的世界多国成员之一后，也体会到白银流出的危害（无充饷之银）；防止白银外流这一接近重商主义的观念必须要在相互贸易（鸦片贸易也行）的多国体系的条件下才能诞生。这再次印证了本文的分析和推测。
大一统的明朝就没有能与之相互贸易的平等国家，只有朝贡贸易体系国家，把周围小国的贸易商品当贡品，作为天朝上国需要给与朝觐者丰厚的回赠， 因此“对外贸易”不仅不能带来财政收入，反而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明亡于财政危机，而天朝上国思想是造成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重商主义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都是在比较中得出的结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不通过比较输入原料羊毛输出制成品成衣的富裕法国，和输入制成品成衣输出原料羊毛的贫穷英国，怎么会有约翰·海尔斯的反对出口原料羊毛，支持在本国生产成衣并出口的重商主义思想诞生？如果不通过比较拥有金银矿山的西班牙的衰落，和拥有发达手工业的尼德兰的崛起，怎么能得出制造业是财富之源的重商主义结论？
贫富分化现象只有在封建制才能观察到，大一统的集权制中国失去了参考对象国，无法观察到这一现象；而要使中国不产生天朝上国思想必须使中国面积狭小，也只有封建制能做到。
重商主义动机是使国家富强，这一动机在东方西方都存在，东方的例如荀子的《荀子·富国》，因此东方也有产生重商主义的心理动机，只是缺乏能够比较鉴别的封建制或者多国体系。

结论
   
封建制将欧洲分割成很多面积很小的国家，总有国家撞到地理条件适合工商业经济发展，面积小和地理条件适合工商业经济发展这两个条件增大了资本主义诞生的概率。
同时国家的理性、只在封建制才有的贫富分化现象和白银的流通与重商主义的诞生，君主税收权的有无，这些因素在资本主义诞生过程中都很重要。
面积小、地理条件适合工商业经济发展、国家有理性，贫富分化现象，这些都只能从封建制欧洲去找，大一统的集权制中国显然不满足这些条件。
因此，欧洲封建制比大一统的中国集权制更接近现代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