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封建制比依赖土地税的中国集权制更接近现代资本主义

一、论面积与资本主义
   
    历史表明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天然弱小，尼德兰垄断世界贸易额的一半，资产阶级占主导的地区面积也只有4万平方公里，这还是在优越的地理条件助力下实现的，所以要诞生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就必须薄弱，这就要求限制该国的封建势力，封建制将欧洲分割为很多面积很小的国家，有效的限制了很多欧洲国家的封建势力（面积越小封建势力越弱），同时在有利于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地理条件助力下（使资产阶级力量变得相对强大），使该国诞生资本主义的概率增大。
    为什么自发诞生资本主义的国家尼德兰和英国面积都很小？ 为什么面积很小的尼德兰和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而面积超大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萌而不发？为什么西班牙的工商业税收占比高达50%却无法诞生资本主义？
显而易见的是面积小的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消灭和面对的封建经济和封建势力要比面积大的国家少和弱。
在尼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地图上支持革命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所占地区（或者是资产阶级占主导的地区），支持王权的是封建经济所占地区（或者是封建势力占主导的地区），两个地区的面积大小对比决定了诞生资本主义的概率。
封建制将欧洲分割成很多面积很小的国家，国家面积越小意味着封建经济面积就越小（或者说封建势力越小），当地理条件适合工商业经济发展，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面积就容易接近或超过封建经济面积（或者说资产阶级力量容易接近或超过封建势力），使资本主义诞生的概率增大。
仅有的两个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尼德兰和英国面积都很小，且地理条件都促成了两国工商业经济的发达，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尼德兰资产阶级占主导的地区面积占比高达57%，英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高达40%。
“中国明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位于亚欧大陆东端的东南沿海诸省，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1）而大明的面积为710万平方公里，即大明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为83/710，约为12%不到。西班牙虽然工商业税收占比高达50%，但是资产阶级占主导的地区面积占比约为8%不到。
从尼德兰、英国、中国明代和西班牙的工商业经济面积占比数据可以看出，为什么尼德兰和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而不发，为什么工商业税收占比高达50%的西班牙无法诞生资本主义。
总结尼德兰和英国诞生资本主义的关键条件是两条：地理条件适合工商业发展和面积小；封建制为这两个条件的凑齐提供了制度保障：欧洲可能还有地理条件适合工商业发展但面积大的国家（例如拥有尼德兰的西班牙），或者面积小但地理条件不适合工商业发展的国家（欧洲这样的国家很多），再就是地理条件适合工商业发展而且面积小的尼德兰和英国；封建制导致欧洲国家众多，总有国家撞到条件有利于资本主义诞生。
为什么尼德兰诞生资本主义比英国早？是因为尼德兰比英国更好的满足这两个关键条件：面积更小和地理条件更适合工商业发展；尼德兰的地理条件更优越，直接适合工商业发展，因此尼德兰历史上很早就工商业发达，而英国的地理条件是间接适合工商业发展，需要等到重商主义的诞生和推动，在重商主义起作用之前，英国一直是贫穷的农业国，因此尼德兰比英国更早诞生资本主义。
面积小这个条件很重要，因为面积大的国家可以同时实现工商业发达和封建势力强大，例如拥有尼德兰的西班牙，工商业越发达工商业税越多反而使封建势力越强大，因为税收归封建势力的领导者国王所有。
中国封建制时代的齐国满足这两个条件，但因秦国统一导致齐国历史终结；而大一统的集权制中国明朝东南沿海地区只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地理条件适合工商业经济发展，但因不是封建制而无法独立，无法摆脱广袤的北方中原腹地的拖累。

五、论为什么战国时代对工商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待删除）
   
    为什么同样都在战国时代，却对工商业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在战国策中是“共有其赋，足以富国”，荀子的观点则是“工商众则国贫”。
像西方君主那样辛辛苦苦发展工商业只能收点商业税，大头都被商人拿走了，而商鞅看中的不是那一点点商业税，连商人应得的大头都被看中了，商鞅的意图是消灭商业，使商业利益尽归国家；而且不仅仅是垄断商业利益，土地产出最大化也被商鞅想到了；在垄断商业利益和最大化土地产出之后，秦国的国力像吹气球一样膨胀。
    西方君主就没有东方君主那样的权力了，只能发展对外贸易收点商税，但是商业利润的大头归资产阶级，这也是资产阶级实力坐大而君主实力相对变弱导致革命成功概率提高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重农抑商，为什么西方重商主义，都源自君主权力差异：商鞅变法就是在中国君主权力的支持下消灭商业，使商业利益尽归国家，并用权力堵住各种道路逼迫国人只能务农。中国君主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源自中国君主有征税权而西方君主没有。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为什么工商业这么赚钱，荀子仍然说“工商众则国贫”，荀子是战国末期人，亲眼见证了秦国商鞅变法导致的富强，即便拥有“共有其赋，足以富国”的工商业，但是国家得到的只是小头，而秦国垄断了商业利益的大小头并最大化农业产出，因此工商业发达的富裕国家与秦国相比，仍然显得贫穷。
工商众则国贫当中这个众字表明工商业发达，否则就不会众，但是工商业发达的国家与重农抑商的秦国相比仍然显得贫穷，因此商鞅变法给后世历朝历代起了一个很坏的带头示范作用，都效法秦国重农抑商，而不效法工商业发达的国家。
荀子的工商众则国贫表明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发达的工商业国，以及工商业国和农业国的分化，历史本因朝着工商业国的方向发展，结果一个商鞅变法就逆转了国富的观念。为什么说是逆转，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如下观念：1、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2、共有其赋，足以富国；战国策中甚至把关市之征（商业税）的重要性提升到存韩安魏的高度。
欧洲封建制导致的国家贫富分化现象产生了重商主义国富观（发展工商业，输入原料输出制成品），而中国封建制导致的国家贫富分化现象产生的国富观（向工商业国方向发展）被商鞅变法逆转了。

六、论为什么中国古代意识形态以粮食为中心而西方以货币为中心（待删除）

    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如何保障？英国的约翰·海尔斯为此提出了重商主义观点：国家积累金银货币，在农作物歉收时从国外购买谷物；而战国时期魏国丞相李悝则给出了农本主义观点：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谷物，在荒年以平价售出。
为什么中国古代意识形态以粮食为中心而西方以货币为中心？是君主税收权的有无造成的。
中国君主有税收权，因此有足够的财力通过平籴法把粮食安全主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西方君主无税收权，由于财力有限无法执行国家储备粮食的做法，只能被动的把粮食安全寄托于国外购买；而且尼德兰城市商业贸易能力的发达为粮食贸易提供了可能。
中国古代特殊的国情需要统治者主动将粮食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战国时代，由于各国相互攻伐，粮食安全只能立足于国内自给自足，因此有了魏国李悝的平籴法。而在大一统的历代王朝，由于面积超大人口众多，粮食安全问题突出，统治者拥有的粮食资源越多赈灾能力就越强，国家就越稳定，因此有了重农抑商政策和鼓励粮食进口限制粮食出口的做法，因此中国古代意识形态以粮食为中心。重农抑商政策需要建立中央集权才能实行，而中央集权的建立需要君主有税收权。
西方由于尼德兰城市商业贸易能力的发达，能够提供的商品从粮食、奢侈品到武器等无所不有，只要拥有足够的货币，什么都能买到，因此商人、贵族和国王都追逐货币，商人追逐货币是为了扩大经营，贵族追逐货币是为了购买奢侈品，国王积累货币则是为了备战和备荒，因此西方意识形态是以货币为中心。
为什么西方工商业城市能够崛起从而拥有如此发达的商业贸易能力？是因为西方君主没有税收权，无法建立统一的集权制国家，国内四分五裂，西方城市就是在四分五裂的缝隙中诞生并崛起的。
导致国家财政崩溃王朝更替的两个国家法国和中国都执行了相同的粮食政策：鼓励粮食进口限制粮食出口，所不同的是法国是为了压低商品生产成本利于销售，而中国是为了掌握更多的粮食资源利于稳定。
中国统治者以为掌握的粮食资源越多越有利于稳定，但是稳定之下暗藏着危机，因为粮食多意味着粮价低，农民生产粮食赚不到钱，使农民只要有机会就会弃农务工，明朝大量农民弃农务工导致明朝出现粮食安全问题就是粮食多粮价低导致的结果。
明朝面积超大人口众多，大量的人力资源都被限制在农业生产上，本来就使粮食生产过剩，又鼓励粮食进口限制出口，低粮价的结果就是农民弃农务工，美洲白银流入明朝和一条鞭法为农民弃农务工创造了条件；中国古代农业是工业革命之前唯一出现产能过剩的产业。
古代中国限制粮食出口，为什么古代欧洲有粮食出口的现象发生？余粮只存在三种状态：储备、腐烂和出口，国王没有足够的财力建立粮食储备，存放时间久了又会腐烂，因此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出口。
有粮食出口就会有进口，由于欧洲存在粮食进出口的现象，因此在没有足够的财力建立国内粮食储备的情况下，积累金银以备粮食进口就是一种最优选择。英国的粮食政策就非常灵活，缺粮时可以从国外购买，而当国内粮食价格较低时可以出口粮食。

论白银与重商主义

为什么西方诞生重商主义而中国封建制时代没有诞生？为什么重农抑商的商鞅变法能够成功？因为只有铜币大量流通的经济体与银币大量流通的经济体经济规律不同。
在只有铜币大量流通的中原经济体，铜就是贵金属，价值稳定，铜币是当仁不让的本位货币，粮食价格能且只能以铜币计价。各诸侯国所铸铜币的价值不仅要看重量和成色，还要看购买力，购买力主要参考粮价。
在贵金属白银大量流通的经济体，白银由于价值稳定的特性成为当仁不让的本位货币，因此粮食价格先以本位货币白银计价，然后再根据粮食的白银价格确定其铜币价格。
秦国在国贫民困的情况下能够通过重农抑商的商鞅变法而非通过发展工商业富强，关键是因为贫银的中原在战国时代是只有铜币大量流通的经济体，铜币是本位货币，铜虽然也是稀缺资源，但是诸侯国各自都有自己的铜矿资源，各国可根据需要自行铸造铜币，这就与银不同了，除了拥有银矿的国家，大部分国家都无法根据需要自行铸造银币，且因为只有铜币大量流通而没有金银贵金属干扰，即铜币只需要和粮食挂钩而不必锚定贵金属，使铜币表现出贵金属的特性，币值稳定，为商鞅变法提供了金融支持，使商鞅提高粮食价格以经济手段引导农民积极种粮的经济政策可行，粮食的增多又稳定了秦国铜币的购买力，能够大量发行有购买力的铜币的秦国因此富强；不仅商鞅变法，李悝平籴政策的成功也有赖于铜本位。
而在白银大量流通的经济体，抑商政策会失败，重农政策则无法实施，抑商政策会导致贵金属白银停止流入本国，参考明朝末年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停止流入中国的后果：白银流通量减少，白银对铜币的比价上升，进一步引发持有白银者的升值预期而窖藏白银，导致白银流通量进一步减少，由于白银是本位货币，粮食价格先以白银计价然后再换算为铜币价格，所以白银对铜币比价的上升意味着粮价以铜币计价会上涨。秦国在国贫民困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多的铜币在本来粮价就很高的情况下再提高粮价引导农民积极种粮，即使铸造了大量铜币提高粮价，但是因为铜币失去本位货币地位，在没有足够硬通货白银作为锚定物的情况下，铸造大量铜币也意味着铜币对白银的贬值，可能粮价上涨对农民造成的收益还抵不上铜币贬值对农民造成的损失；粮价上涨会引发经济危机，秦国国民会向粮价低的国家移民，国家能否生存都是问题，商鞅变法会失败，因此在白银大量流通的经济体，贫穷国家无法通过重农抑商政策富强，贫穷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工商业从对外贸易中获得贵金属财富。
商鞅提高粮价引导农民积极种粮的政策有其可取之处，推行重商主义的英国都铎王朝为了发展农业采取的方式也是提高粮价，不过政策是限制粮食进口鼓励粮食出口。
除了支撑商鞅变法，贫银导致的铜币本位使中原经济体规律不同于白银大量流通的欧洲经济体，在白银大量流通的欧洲经济体，针对那不勒斯持续出超导致通缩的经济现象，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塞拉给出的是重商主义方案：增加出口，减少出超；但是在铜币本位的中原经济体，由于战国时代各国都掌握铜矿资源，当某个诸侯国的铜币出超导致通缩，引发铜币短缺物价下跌，这时铜币升值导致铸造铜币有利可图，这个诸侯国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铸造铜币，维持本国经济不至于陷入货币短缺的危机，铜币本位的中原经济体解决出超的办法不限于对外贸易。
白银的大量流通改变了经济规律，使战国时代封建制君主再没有能力采取抑商政策，重农政策的操作空间也受到限制，提高粮价不能再靠简单的发行币值稳定的铜币的方式，只能靠其他方式，说不定会采取和都铎王朝一样的方式。
在中国相互贸易的封建制时代贵金属白银还未普遍大量流通，诸侯国的贫富分化现象无法与贵金属的流入流出联系起来，无法总结出重商主义；而白银大量流通的明朝却是大一统的集权制时代，内部诸侯国消失且没有相互贸易的平等国家，前者导致无法观察到白银在各诸侯国间流入流出造成国家贫富分化现象，无法总结出重商主义；后者导致朝贡贸易，使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蒙受损失，与重商主义南辕北辙。
为什么战国时代的商鞅和明朝统治者歧视商人的政策能够推行？这里只谈与白银相关的原因，商鞅歧视商人的政策能推行，原因是战国时代白银还未普遍大量流通，一是使商人的重要性无法体现，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就是靠商人从对外贸易中获得贵金属财富这一规律不成立，二是不用担心商人移民带走大量贵金属财富，商人顶多带走大量铜币，而铜是贱金属，秦国多的是。那么明朝白银大量流通，为什么统治者能歧视商人？原因是明朝不是封建制，受歧视的商人无处移民，统治者不用担心商人移民带走贵金属财富。在既是封建制又有白银大量流通的欧洲，歧视新教徒的后果就是贵金属财富的大量流失，给移民接收国带来财富和技术，歧视反而加速了理性国家诞生资本主义的进程。
在只有铜币大量流通的战国封建制时代，贫穷国家富强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传统道路发展工商业，除秦国外其他六国都不抑商，二是重农抑商的商鞅变法，这条路很窄但偏偏让商鞅看到了。在贵金属白银大量流通的经济体，抑商政策和增发铜币政策都会引发铜币贬值和以铜币计价的通胀，断绝了贫穷国家通过商鞅变法富强的道路，贫穷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工商业从对外贸易中获得贵金属白银。
看来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和人类思想是地理条件的产物，地理上的贫银使中国没有诞生重商主义的条件。   

当然也不是面积越小对诞生资本主义越有利，要诞生资本主义，面积既要小到使封建势力薄弱，又要大到使工商业有规模效应有利于资产阶级势力的强大：如果面积太小，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本国劳动力价格会上升提升了成本，由于无法做到规模效应以降低成本，无法与他国竞争，本国的工商业停止发育，不利于本国资产阶级势力变得强大；面积大到一定程度就能解决劳动力价格上升失去竞争力的问题，面积大一是能够聚集大额资本大规模集中采购大宗原材料以降低成本，二是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以降低成本，使本国工商业持续发展，有利于资产阶级势力变得强大，面积太小则难以做到以上两点，聚集大额资本和大规模生产都难以做到。

        当然也不是面积越小对诞生资本主义越有利，面积太小会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要诞生资本主义，面积既要小到使封建势力薄弱，又要大到有规模效应使工商业能持续发展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势力的强大：如果面积太小，劳动力人口少，离刘易斯拐点近，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会迅速推升本国劳动力成本，无法与面积大劳动力人口多的国家竞争，本国的工商业会停止发育，不利于本国资产阶级势力变得强大；面积大到一定程度就能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失去竞争力的问题，一是能够聚集大额资本大规模集中采购大宗原材料以降低成本，二是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以降低成本，使本国工商业持续发展进而垄断世界贸易，有利于资产阶级势力变得强大，面积太小则难以做到以上两点，聚集大额资本和大规模生产都难以做到。垄断世界贸易之后，面积太小的国家劣势就显露出来，难以兼顾本国发达的工业、商业、航运业和殖民地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尼德兰就是面积太小劳动力人口太少，工业衰落原因之一就是无法与利润更高的商业、金融业和航运业竞争劳动力，因此面积太小不利于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诞生。

　　为什么说英国面积不大不小，正适合诞生工业革命？因为如果面积太大，诞生资本主义的难度变大，而资本主义制度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如果面积太小，虽然有利于诞生资本主义，但是不仅造成国内市场狭小，也无法保证国内原料供应，而且无法打赢英西、英尼及英法战争，从而建立海上霸权，而海上霸权是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海上霸权使英国有能力在全球建立贸易据点，通过全球贸易获取大量贵金属财富，为工业革命提供资本，并获得广阔的殖民地，为工业革命提供海外市场和海外廉价原料供应地。面积太小人口太少就难以同时维持发达的商业、工业、航运业和殖民地对人口的巨大需求，即使建立了殖民地也守不住，尼德兰建立的新阿姆斯特丹就变成了纽约。取得海上霸权之后，可以将粮食生产交给殖民地，本土则生产高附加值的畜牧产品，而这促进了本土高工资的形成，同时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力，这两点都有利于工业革命的诞生，因此英国面积太大或太小，工业革命诞生于英国的概率会降低。

论欧洲建立工商业文明的金融解释

欧洲的工商业文明一般认为是工商业城市建立的，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因素支持，城市工商业发展不起来：对于工商业城市的诞生和发展，白银搭配欧洲封建制是绝配，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工商业城市要么无法诞生要么无法发展；对于城市的诞生、发展和崛起，学者通常关注欧洲特有的封建制，却忽略贵金属的作用，没有贵金属打通关卡林立和货币混乱对贸易的阻碍，城市工商业发展不起来。
欧洲独特的封建制的确有利于孕育工商业文明城市的诞生，但是这一封建制带来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关卡林立和混乱的货币体系，只有白银作为货币才能打通关卡林立和混乱的货币体系对商业贸易的阻碍，从而能够发展城市工商业，因为银币有一个统一公认的兑换标准：含银量；而在铜本位下，铜币无法打通对贸易的阻碍，不要说跨国跨洲贸易，就连本国贸易都无法进行，因为关卡林立以及各级封建领主都有铸币权，铜币兑换到底是按含铜量还是按购买力为标准，由于没有统一公认的标准，兑换无法进行从而商业贸易无法展开，城市工商业无法发展，欧洲无法建立工商业文明，而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诞生都是建立在工商业文明基础之上的。

论封建制终结与否的金融解释

前面论述了工业革命对面积大小有要求，而且要求有国际分工合作，最后对于工业革命有重大作用的重工主义的诞生要求多国体系，而这些要求只有封建制能够做到，那么中国封建制是如何结束的，欧洲封建制为何能持续千年，为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提供面积因素和国际分工合作的？
中国封建制终结和欧洲封建制持续的原因非常复杂，这里只谈金融原因。
铜本位在铜矿资源丰富的条件下，货币可以做到足量供给，经济规模可以做得很大，足以支撑兼并战争。铜本位促进了中国由封建制转向大一统的集权制：铜本位助力商鞅变法，使秦国积累了海量粮食，赵楚等国都是被粮食消耗战拖垮的；而在银本位下，各国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和财政能力进行兼并战争。
银本位受限于白银资源因此经济规模无法做大，各国通常陷入通缩和财政紧缺的境地，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和财政能力进行兼并战争，银本位的欧洲就没能统一。而且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货币短缺造成的经济危机，欧洲各国在不同时期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同一解决办法：限制货币外流，发展对外贸易使货币流入本国，安东尼奥·塞拉对那不勒斯和查德·爱尔斯伯利对英国国王理查二世提出的就是这一办法，在欧洲封建制前提条件下，重商主义因银本位而萌芽。

由于本人是本科生，所以虽然这篇文章解决了韦伯之问这一重大学术难题，但是却没有发表渠道，哪位同学能够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大学教授，我包500元的红包给他，拜托各位

在线吴斌 发表于 2021-11-15 15:49
论为什么中国没有逻辑

西方现代科学的诞生离不开形式逻辑，都说中国没有逻辑，孙子和商鞅就是逻辑大师， ...

要论述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就要明确什么是“逻辑”。

“逻辑”是音译，不是意译，等于没有翻译。西文的LOGIC，与之对应的中文应该是“理则”，即处理因果关系的规则，依理而论的规则。古汉语“众渺之门”，就是一众学科的共同门道，就是“逻辑”。中原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只是大一统之后几次大规模焚书才丢失的。中原人的理则直到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后才找了回来，只可惜已经没有几个人能够读懂了。汉学泰斗饶宗颐读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简之后说“地下文物是另一个中国”。此说也很有道理，毕竟一个是没有逻辑的中国，而另一个却是很有理则的中国。先秦中原人的理则在严谨程度上超过了亚里士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