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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与利益协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分析
周小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对利益关系的探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马克思将劳动成果的分配溯源到生产条件的分配，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主义实践者为实现利益兼容基础上的国富民强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当前，对体制改革与利益兼容问题，从侧重问题的对立性向同一性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利益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在利益关系问题上，结合其时代社会制度特征都作出了历史而深刻的分析。本文以体制改革与利益协调为主题，并从理论演进分析的角度，较为全面而动态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以期能够为在深化体制改革中正确处理利益关系，从而促进我国全面协调发展提供相应的科学理论解释与支持。
　　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制度与经济利益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在继承与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阶级之间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与对立关系
马克恩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商品二因素及决定商品二因素的劳动二重性出发，唯物历史与对立统一地分析了价值实体、价值量的决定、价值形式的发展与价值本质，并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价值与生产价格，从而科学地解答了李嘉图价值体系的两大矛盾，建立了科学而完整的劳动价值论。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为研究目的，以剩余价值论为中心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此体系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产权制度为分析背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的历史考察，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并科学地阐明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在物质利益关系上的矛盾与对立。
从剩余价值生产来看，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与对立。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是资产阶级剥削、榨取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过程，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矛盾的生产过程。更具体地说，马克思认为：(1)剩余价值的生产必须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既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具体的产权关系特征，也说明了流通过程的等价交换关系掩盖着生产过程的剥削关系。(2)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其重点是价值增殖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也是劳动异化的过程；“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21.），其本质是资本家对劳动工人的剥削过程。(3)剩余价值率是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剩余价值量与新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成正比例而与劳动力价值成反比例关系，为此，资本家一方面通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基本方法强制劳动者超出必要劳动尽量多地提供剩余劳动，另一方面，设法降低劳动力价值以提高剥削程度。(4)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转化形式，其基础是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以流通领域形式上的等价交换原则掩盖了生产领域事实上的不平等。(5)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追加资本进行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在扩大规模上占有无酬劳动，在此过程中，促使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结果必然导致资本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不仅如此，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相对过剩人口，由此形成财富与贫困积累相并存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一客观规律的存在，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物质利益的矛盾和对立必然随着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日益加剧。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规律的分析，既进一步从社会整体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物质利益关系上的矛盾与对立，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次要阶级矛盾即工业资本家之间，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生息资本家、农业资本家以及土地所有者之间等资产阶级内部在剩余价值分割方面的竞争与对立关系。
马克思通过平均利润学说，说明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是职能资本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则；通过平均利润转化或分解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以及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的分析，阐明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和职能部门资本家与借贷资本家的关系，以及资本权力与土地所有权和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剩余价值的瓜分还必须贯彻资本有偿让渡即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分配原则，如职能资本家是凭借资本使用权而获取企业主收入，而借贷资本家是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取利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获取地租，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分割是各种财产所有权分割与斗争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辩证而历史地分析了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关系，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并指出分配关系从属于生产关系，这样，他将劳动成果的分配问题溯源到生产条件的分配或社会生产方式。由此，马克思科学地得出政治结论：资本主义社会各大阶级之间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与对立，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分配或生产方式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二）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与批判，并通过以揭示人类各种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为分析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原则性地揭示了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矛盾与冲突的基本途径和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两大理论基石上，一方面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并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另一方面，他们还运用唯物史观创立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以及向更高级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等，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根据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等三大阶段。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在社会经济形态下，物质生产力处于原始的和落后的状态，手工生产和原始技术是它的基本特征，由此决定社会经济的运行，剩余劳动的生产，剩余产品来源的扩大，以及剩余产品的占有，都必须借助于超经济的强制才能实现（注：马克思指出：“古代社会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7.）“要能够为名义上的地主从小农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就只有通过超经济的强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891.），因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下，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以赤裸裸的超经济强制形式而表现。此外，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唯物辩证法和剩余价值论有机结合起来，分析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新现象，如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垄断组织的形式，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与历史意义等。通过研究，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垄断的发展，使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并认为，资本主义垄断的发展，无论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还是从它的使用上，都构成了向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基础。他们认为要解决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必须“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了除社会管理不适于其他管理的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40.）。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与批判和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第一次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以及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矛盾与冲突的基本途径和方式，作出了原则性的预见与设想。首先，他们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649.）。其基本特征，换个角度说，也可以说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矛盾与冲突的基本途径和方式是：提高每个人的生产能力，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从而消灭剥削的物质基础与条件；按照社会需要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和调节社会生产，节约劳动时间，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首要经济规律；一切社会产品将按照共同协议进行直接分配，消除阶级差别和旧的社会分工等。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政治经济任务与利益矛盾处理的原则与方式将有所不同。(1)“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时期，政治上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必须废除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了完成这一政治经济任务，他们还原则性地提出了剥夺地产、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流亡与叛乱分子财产、将信贷与全部运输业集中于国家手里、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开的免费教育并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措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90.）。(2)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其自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1.）”。这种痕迹在经济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在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还只能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原则，还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与富裕程度的差别，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3)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它的物质生产力极大增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旧的分工以及脑力、体力劳动对立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消费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2.）。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制改革与利益兼容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领袖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制改革与利益兼容的主要思想观点
列宁在领导原苏联人民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统筹协调利益关系，以实现利益兼容基础上的民富国强的思想观点。主要有：
(1)在社会主义制度与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初，实践证明（注：起初，列宁想通过全民计算和监督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仅仅走工人监督的道路是不够的。）必须执行“剥夺剥夺者”的法令，通过国有化和国家垄断制等制度变革，才能使经济命脉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里。
(2)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的利益，也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基础。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著作中，指出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这是“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也是无产阶级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注：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68、（第42卷）369.）。
(3)“不劳动者不得食”与“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是社会主义社会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上必须贯彻的两项基本原则。
(4)商品货币关系既是巩固工农联盟、实现工农结合的经济纽带，又是社会主义大工业发展的经济基础。列宁认为在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小商品生产大量存在，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还不可避免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利用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这一中心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强调指出：“商业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的先头部队同农民唯一可能的结合，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注：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43.）。
(5)合作社与合作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农民利益的结合点。合作化使“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注：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82.）
(6)创立经济核算制，坚持物质利益原则。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与有关社会主义商品、货币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创造了以经济核算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强调向共产主义过渡，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个人利益与经济核算（注：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9.）。
斯大林在列宁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协调利益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发展：主张要缩小“剪刀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注：斯大林文选（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02.），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协调利益关系的根本要求与基本途径；社会主义要有高级赢利形式，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考察个别的微观利益，而且要考察整体的宏观利益，不仅要考虑短期利益，而且要考虑长期利益。
（二）中国四代领导集体关于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制改革与利益兼容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出发，在关于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建国初期有关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中，就社会主义过渡中如何正确处理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提出了不少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如为了实现建国初期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毛泽东提出必须认真、努力做好土地改革、合理调整工商业、失业人员的救济和就业工作，要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迁就主义倾向等。在土地改革工作上，强调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在工商业调整工作上，强调要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93-396.）。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切实关心群众实际利益，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各种利益关系，首先，毛泽东同志强调民富与国强是辩证统一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的利益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要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漠视群众利益的形式多样的官僚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2.）。其次，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利益关系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工作方针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以苏为鉴’，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经济工作来说，主要是要处理好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关系。在分配问题与利益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80.），并强调：“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5.）。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该理论对于如何处理体制改革与利益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科学观点。主要体现在：
(1)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内涵与客观要求。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关系，邓小平认为首先要大力发展与解放生产力，这是实现利益兼容的物质基础；其次，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将出现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为此，必须按照正确原则妥善处理。邓小平认为，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根本上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5.）；但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利益关系也有对立的一面，有时候可能产生冲突，为此，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承认和尊重个人的经济利益，又要提倡和实行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
(2)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共同富裕的改革取向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兼容的基本制度基础。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通过体制改革来大力发展并解放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2.），所以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8.），因此，在体制改革中“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中，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分离，强调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方式；另一方面，强调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必须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为此，必须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充分释放各个经济主体的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与此同时，必须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确保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3)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实行非均衡的体制改革与地区经济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是处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兼容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思与策略。邓小平主张实行由点到面、层层推进的非均衡式市场化体制改革，并实施地区经济梯次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但同时强调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有历史阶段性的，其目的是为了共同富裕，所以在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必须实现利益兼容和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问题，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7-278.）
(4)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与速度、比例、效益关系，依据“三个有利于”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是正确处理利益关系，促使利益兼容的基本原则与方针。邓小平同志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这“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的三条根本标准，这三条标准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和从人民利益出发与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有机统一，因此，它也是正确处理利益关系，促使利益兼容的基本原则与方针。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通过“十二大关系论”（注：即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与“三个代表”等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世纪发展的第三大构思。第三大构思，首先，针对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与现代化起飞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通过哲学思维创新，提出了强调对立统一、对立面和谐结合、矛盾各方面综合协调等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新思路、新原则、新方法；其次，依据全面、和谐、持续新发展现的客观要求，突出稳定、改革、发展这一事关全局的问题，努力探索建立三者协调的机制，并把三者的协调一致作为把握大局的基本方针；最后，以“三个代表”作为政治基石，以体制改革作为系统动力，推动各种经济关系、利益关系的全面调整，并提出以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大根本转变为主要契机，来统摄各种经济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全面转变与重构（注：王东.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第16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应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并强调“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能始终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注：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1998.19-20.）。胡锦涛同志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角度，在2005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终要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这是衡量党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
(2)探寻对立面的和谐结合，构建改革、发展、稳定的协调机制，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正确处理社会经济转型中各种根本利益关系与矛盾的新思路、新原则与新方法。江泽民同志提出了效益优先、新型可持续并能够实现天人和谐、社会与经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新发展观。要走新型可持续发展道路，江泽民同志认为必须处理好发展中的四大关系，贯彻中国发展中的四大原则：其一是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问题，贯彻效益优先原则；其二是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生态的关系问题，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其三是处理好三大产业的关系问题，贯彻结构优化原则；其四是处理好东中西部地区的关系问题，贯彻东中西协调发展原则。可以说这是正确处理社会经济转型中各种根本利益关系与矛盾的新思路、新原则与新方法。
(3)系统地深化体制改革是正确处理经济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根本要求。
(4)“三个代表”是实现体制改革中利益协调发展的政治基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与升华。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应当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而且应当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在体制改革中，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促进不同利益主体协调发展的政治基石。
　　三、几点简要总结与结论
1.关于制度变革或体制改革与利益关系的变革与调整的逻辑关系的理论探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个发展历史。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在利益关系问题上，都结合时代社会制度特征作出了历史而深刻的分析。
2.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方面侧重于矛盾中的对立性角度，通过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继承与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下各个利益集团或阶级之间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与对立关系，揭示了体制变革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与斗争；另一方面，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与批判，并通过以揭示人类各种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为分析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特征作出了一些预见和设想，从而原则性地揭示了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矛盾与冲突的基本途径和方式。
3.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早期社会主义建设者，依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设想要求，并结合制度革命或大变革的复杂形势和俄国当时的具体政治经济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背景下如何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和通过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系统的制度变革，来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从而实现利益兼容基础上的民富国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
4.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利益关系理论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通过体制改革实现利益兼容，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结合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性质与要求，探索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与利益关系调整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如何通过体制改革来调整利益关系，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
5.从侧重分析利益矛盾的对立性向侧重分析利益矛盾的同一性转变，与此同时，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与要求，从侧重分析如何通过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来协调不同阶级或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转变到侧重分析如何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利益兼容与协调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的一个重大转换与特色。
【原文出处】当代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