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方经济学——冒充的市场经济理论
这里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是指目前以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新古典理论,在我国人们把它称为“西方经济学”。目前经济学中统治对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正是这种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解释市场的供求和相对价格的资源配置,而且解释了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新古典理论从1870年的“边际革命”至今的130多年对经济学的统治中,形成了强大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支配着西方学术界、政界和实业界人们的思维和观念。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乃至支配,因为目前并没有一种能够与之竞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西方经济学是解释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经济学是解释社会主义经济的。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从理论基础上讲,西方经济学是解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虽然它是要解释、并正在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其解释是错误的。同样,马克思经济学毫无疑问是要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虽然它被前苏联理论界用于解释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其解释在我国传统体制时期对我国学术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但这种“苏联传统”对马克思经济学(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说一句不时兴的话,西方经济学是错的,马克思经济学是对的。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彻底扭转了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即以社会关系为基础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收入分配和以统一利润率为基础的市场调节过程,而转向了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技术关系的研究。对新古典理论的最简单的表述是,给定资源和人们的消费偏好,可以求出符合人们偏好的产出最大化的解,这种最大化的解可以用相对价格来表示,
瑞德福德举了纳粹战俘营的例子来描述新古典理论。当国际红十字会把各种物品分发给各个战俘后,他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偏好进行交换而增加总效用或得到更大的满足。如假设只有两个人,A和B,只有两种物品,如香烟和饼干。这两种物品分发时并没有考虑他们的偏好,而是平均分发的。A更喜欢饼干和B更喜欢香烟,但他们各自对香烟和饼干的效用是递减的,从而A会拿香烟去与B交换饼干,通过交换会使总效用增加并存在一个均衡点。在均衡点,可以获得香烟和饼干的相对价格。把这个例子扩展到生产,即不是给定的香烟和饼干,而是能够生产香烟和饼干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假设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且生产两种产品的最优要素比例不同,即可求出唯一的一组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所表示的最大化的解。
我们前面曾对生产函数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只是指总量生产函数。这里要改换说法,就资源配置问题而言,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生产函数、效用偏好和相对价格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如教科书所表明的,任何社会要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都要遵守这些原理,或只有按照这种相对价格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我们对此是毫无疑问的。
在获得了这种最大化问题的数学求解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这种理论应用于现实的市场分析,即由瓦尔拉斯所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基本命题是,在一个分散决策的经济中,每个人都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能否通过市场供求和相对价格的变动使整个经济达到这种最大化。
这种一般均衡的命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由阿罗和德布鲁给予了严格的数学证明。这里需要提及到的是,阿罗和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的证明并没有多少人能看得懂,我们相信这种逻辑证明的正确性,但他们的证明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假设是有出入的。但这里不纠缠细节,姑且认为《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一般均衡的说明是完全正确的,即在某些严格假设的条件下,通过供求和相对价格的调整可以使分散决策达到最优化。
这里对上述新古典理论的成就是肯定的,这种资源配置和相对价格的研究对于解释市场经济的运行也是重要的或有用的,但决不是最重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这种逻辑证明应用到了对现实市场的解释,并误认为就是对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描述,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把它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联系起来,认为对一般均衡的证明就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或现实市场经济运行的证明。
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或现实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之上的,而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竞争,或者说不可能存在现实市场经济中的竞争。
人们对此一定会有疑问。你说的不对吧,教授在课堂上讲《西方经济学》时是非常强调竞争的,这里有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有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有供求竞争、还有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等等,不仅有竞争,而且还有由竞争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分配制度,即工资、利润和企业家的收入,而且,这位教授一定会采用“新古典的竞争原理”把现实中竞争的无情和残酷讲解得淋漓尽致,并告诉学生只有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才不讲竞争了,而且反对由竞争产生的这种收入分配。
然而,这里如果真的要为新古典理论辩护的话,上述说法却是对新古典理论极大的误解和歪曲。如前所述,
第一,新古典理论是一种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其收入分配理论所说的只是要素价格的决定,或者说资源的最优配置必须按照表示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进行;
第二,阿罗和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的证明所表明的是,在分散决策条件下可以通过供求和价格信号传递信息,当然,这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如瓦尔拉斯所说,如果有一个拍卖者就更容易达到均衡了。但是,这里并不存在那位教授所讲的竞争。
关于竞争,可以说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给予极大的关注,穆勒在150年前就说过,竞争是构成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关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是否可以加入竞争或描述现实的竞争过程,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
可以把这些争论分为三类:
(1)新古典经济学家内部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能否扩展一般均衡理论的严格假设而保证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比如用马歇尔关于完全竞争厂商成本函数的假设是否还能够达到均衡,能不能取消瓦尔拉斯的拍卖者等,但即使是这些极小的修改至今也没有取得进展;
(2)熊彼特和哈耶克(以及奈特)指责新古典理论根本没有描述现实的竞争过程,目前以新熊彼特主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学和以哈耶克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继承着这种反新古典理论的传统;
(3)以罗宾逊和斯拉伐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通过复兴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古典学派传统,表明在新古典一般均衡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从而不是稳定的均衡。这是我们要在后面讨论的。
这里沿着前面关于国民收入核算统计指标的分析来说明这一问题,即:在前面所表述的新古典理论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种总量,更不可能存在由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不可能存在现实中人们围绕着货币或以争夺货币表示的价值(总量)为目的所进行的竞争。
我们通过对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原理和逻辑推论的强调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如上所述,新古典理论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相对价格则表示要素的稀缺性和人们的消费偏好之间的关系,相对于给定的偏好来讲,哪一种要素越稀缺它的价格就越高,从而根据要素可以替代的假设就可以按照相对价格配置资源了。显然,在这个理论中是不需要总量的,资源的最优配置只要有相对价格就可以了,而且,它不可能得到总量或有意义的总量,道理很简单,把两个表示稀缺性的相对价格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又能够表示什么或有什么用呢?
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非要把这些用相对价格表示的产品价格(乘数量)加在一起构成GDP,并认为可以剔除价格变动来表示实物总量,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按照新古典的原理,给定一组不变的实物产品,只要人们的偏好变化了,其相对价格必变,从而用相对价格加总的总量必变,试问这里是相对价格变化、还是物品的总量变化了呢?这里不可能找到一种物价指数来保证按价格加总的总量不变,这里除非货币供应量不变而(任意)调整相对价格,才能保证加总的数量不变,但物价指数和货币数量论就不存在了。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与其货币数量论是不协调的。
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在整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总量,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原理已经完整地表述了,在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也根本没有总量。对于货币,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只是交易媒介或为了便利交易而使用的,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用途而不会被人们作为财富持有。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就没有货币,在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也很少讲到货币,在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货币也只是表示价格水平的名义变量。
当我们证明了在新古典理论中不存在总量和具有实际价值的货币后,新古典理论的竞争概念和理论就清楚了,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它只能是为了传递信息,因为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可竞争的其它目的。
试问,在新古典模型中人们竞争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你问现实中的任何人,他们都会明确地告诉你,竞争是为了钱或货币,为什么要追求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货币呢?
因为它代表着成就和社会地位,而且具有无情的支配力,有钱能使鬼推磨。
但如果去问严格推理的新古典理论(而不是新古典理论家)它又能告诉你什么呢?
因为在它的理论中人们所追求的只是实物产品,至多是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消费,而不会再有其它的了。
这样,我们可以清理新古典的竞争概念了,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只能表示出他们的消费偏好,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只是按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替代原理去获得最大产出,供求和价格只是传递信息,工资、利息和利润只是要素价格,而那位教授讲的实际中所有的事在这里是根本没有的,而是他自己加进去的。
多少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像那位教授一样,不断地把实际中的东西加到讲义里,然后告诉学生这个理论就是对现实的描述,然后学生再照此告诉他的学生们,所有的人就都误以为真了。
然而,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必然会导致逻辑错误,因为那位教授只有偷换概念才能把原来没有的东西加进去,比如我们前面讨论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时表明的,所有这些变量与原来新古典理论中的概念都是完全不同的,在马歇尔那里,土地是要获得地租的,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土地和地租已经没有了,而是把实际上的土地叫做资本了,并告诉人们这是机器。当把概念偷换了且依然使用原来的原理,不仅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不可能和经验事实相一致,如上述索洛的经验检验就出现了75%的误差。
导致新古典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差距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理论所讨论的只是技术关系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实际中的这些国民收入统计变量是由资本主义特殊的竞争规则所产生的货币价值组成的,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在新古典的相对价格中不包含任何价值的原子(只有使用价值),从而不包含任何竞争的原子。
更进一步,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或目前经济学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并不是技术上的生产函数问题,这些问题是工程师的事(数学家可以帮助解决),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竞争的博弈规则,对于特殊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来讲,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这种人们为获取金钱的竞争,其目的是要通过修改游戏规则而把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和仇视变为一种有益于所有人的游戏,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可能适合于承担这种研究。
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或许更适合于一个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因为在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是没有竞争的,无怪乎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原理在前苏联有许多经济学家进行研究并加以利用,如康托诺维奇的线性规划和莫洛希罗夫的影子价格的研究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也受到很大的重视,但其应用只能是在一个设想的、而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新古典理论诞生不久的1883年,维克塞尔就提出这种资源配置理论可以直接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通过计划委员会来获取信息和进行计算,以后的帕累托和他的学生巴罗尼更是阐述了一种计划经济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在1920年受到了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的挑战,由此引发了上个世纪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论战。简要地回顾一下这场论战对于说明新古典理论的性质是有帮助的。
这场论战是在以新古典经济学家罗宾斯和兰格(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有效配置问题的经典定义是罗宾斯1930年提出的。兰格是彻头彻尾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理论的杰出阐述者(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他1944年的文章被认为是对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重大贡献)、有泰勒和勒纳等人为一方和奥地利学派的代表米塞斯和哈耶克为另一方之间展开的,在20-30年代争论的焦点是哈耶克所提出的计划机关如何处理大量的和经常变动的信息问题,即解几百万个方程式问题,这场论战在30年代以兰格的胜利告一段落,即著名的“兰格模式”所表明的,计划机关可以把解决不了的信息传递、计算问题通过模拟市场的方法交给价格机制去处理。
兰格的取胜正是新古典逻辑的胜利,因为如果不考虑竞争而只是信息处理问题,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是顺理成章的,计划处理不了的就交给市场。
1963年,兰格在《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说,我和哈耶克先生的争论可以结束了,因为现在有了计算机,计划机关可以用计算机来处理信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3年时有几个房间大的计算机的功能也就相当于现在的笔记本电脑,现在几乎每人都有计算机并有发达的网络,计划经济却没了。原因只能是人们没有用计算机和网络去从事“计划”,而是去玩儿游戏了,去玩儿竞争的游戏。
但这场争论并没有结束,如熊彼特(1942年)所提出的,计划机关用什么方法可以驱使经理们去从事这种游戏呢?这正是60-70年代前苏联东欧采用“兰格模式”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即使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引入经理人员利润(分成)指标的刺激都没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传统体制中利润(货币)并不是竞争的目的。
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告诉人们的计划经济的运行与新古典理论的原理是非常相似的,即通过计划机关处理信息和制定计划,但这对于实际的传统计划体制运行来讲却是一个误解,而且误差比较大,因为国家计委和下属的司局级官员们对具体的技术和信息处理方法知道得很少(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这又怎么去进行计划呢?
实际中的传统体制运行则是依靠“模拟市场”,不是瓦尔拉斯的市场而是现实中竞争的市场。那些具体的技术和信息只有下面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知道,而上层管理人员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些信息,只要让下面把这些信息报上来就行了,怎么审批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产量计划增加10%和成本计划降低10%而不管其它的具体事情,但在这里要加上一个“模拟市场”的规则,谁完成的好就给谁升官,完成差的就要被免职,只要厂长们都想当局长,他们之间就会竞争,信息传递和激励问题同时解决了。这正是传统体制在上层管理人员不了解信息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进行计划并使庞大的经济能够运转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竞争,竞争的目的是比谁官大。上层管理人员之所以不需要知道信息,是因为他们的职责并不是处理信息,而是制定竞争规则和充当裁判。
这种传统体制的弊端是:
其一是官太少,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就只好放弃竞争,从而也就没有兴趣提供信息了;
其二是竞争太残酷了(而不像那位教授说的没有竞争),因为你要把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上司挤下去才行,你可能需要找一个更大的官在你们之间当裁判,这可能比搜集和处理技术上的信息更重要。
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苏东国家60-70年代引入利润机制的改革失败的原因了,这种利润机制的引进只是上层管理人员在传统体制中增加的一个游戏规则,而制定游戏规则和充当裁判的是同时参加竞争的官员,从而官越大能获得的利润提成越多,人们竞争的目标当然不是与信息传递相关的利润和货币了,而是与之无关的游戏规则本身,难怪苏东国家在当时几十年里总是在不断地改革,但这种按照兰格的新古典方案进行的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值得提到的是在50-70年代适应苏东的改革发展起来的《比较经济学》,这种比较经济学正是新古典理论的应用经济学,它完全在新古典的基础上来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和它的改革,最典型的是兰格-布鲁斯的新古典式的信息传递和科尔奈的非瓦尔拉斯均衡。
上述分析所要表明的是,新古典理论只能在一个没有竞争的计划经济和纳粹战俘营式的市场中存在,因为现实的市场经济必须以货币和获取货币(利润)为目标才能够进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