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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四版宏观第一章的问题
一、第435页说到净利息是指企业付给家庭部门的利息超过家庭部门付给企业部门的利息（消费信贷）后的余额。而在上面的美国2005年从GDP到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表格中国民收入NI-包含存货价值和资本消耗调整的公司利润-净税收-净利息-社会保险税-政府所经营之企业的当前盈余-企业当前转移支付+个人资产收入+个人接受的转移支付=个人收入PI如果按照定义，净利息是付给个人的，那么国民收入NI应该加上而不是减去净利息等于个人收入PI呀二、在第五节国民收入的基本公式中讨论两部门经济的收入构成及储蓄-投资恒等式中写到“因为不存在政府，所以不存在企业间接税，为了使分析简化，撇开折旧，这样国内生产总值就等于国内生产净值和国民收入”而在434页的国民收入NI概念中，是这样定义的国内生产净值-间接税-企业转移支付+政府补助金=国民收入两部门经济中，间接税=0，政府补助金=0，但是还有个企业转移支付呀，那么等式两边怎么相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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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经济轨迹的演变
中世纪晚期的商品化与现代化启动 关于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吸引着国际学术界特别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本世纪５０年代道布一斯威齐大辩论［（１）ａ］到８０年代布伦纳教授的新挑战［（２）ａ］，都表明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经久不衰的热情。黄宗智教授近年问世的新作《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以下简称《认识危机》）［（３）ａ］，我认为也是从特定的角度再次涉足这一问题。由于它在美国和中国的史学界激起了很大反响，实际上极有可能把中国史学界纳入这场世界性的大辩论中去。本文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西欧和中国的史实，就上述问题略陈管见。 一 西欧在向近代社会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无疑经历了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以英国为例，早在１２２７－１３５０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１２００个地方获得了设立市场的特许状，尽管许多城市的发展规模从未超过中心村庄，甚至经过一个时期后一些市镇又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但大多数获得特权的市场逐渐演化为新兴城镇，成为众多乡村包围下的工商业生产中心和交换中心。 市场规模和密度的不断发展，把越来越多的生产者逐渐卷入商品交换中来。由于大量、频繁的交换活动，形成稳定的市场价格，再加之其他社会条件的发展，货币地租在英国１３世纪正式流行起来，到１４世纪已占据主导地位。货币地租这一封建地租的最后形式、也是解体形式的推行，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进程。随之，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也逐渐进入市场流通领域，这样，一方面农民内部土地占有平均化局面倾圮，一方面领主自营地不断肢解，由富裕农民开创的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很快发展起来，终于，到１５世纪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出现，并且稳步发展起来。不久，这些租地农场主与乐于投资土地、改变经营方式的乡绅、骑士以及城市里的商人、企业主找到了共同语言，事实上融为一个阶级，这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即所谓第三等级。英国社会的近代结构开始形成。 中国明清市集和市镇的兴起，也颇为引人注意。镇多起自于“市”，即“集”，市、集是与农村经济有密切联系的地方小市场。市集若干日一次，从事交易的人聚散无常，往往“朝实暮虚”，故南方多取名“墟市”［（１）ｂ］。从南朝到唐宋，集市多盛行于南方，有关北方的记载较少见。到明清时期，市集贸易已遍布南北各地。一则清代史料讲到：“市，南方曰市，北方曰集，蜀中曰疾，奥中曰墟，滇中曰街子，黔中曰场”［（２）ｂ］。名称虽因地区而异，但性质都是一样的，皆指因农村居民交换需要而产生的小市场。在一些地区，以山东地区为例，这种市集在空间上的分布密度也颇为可观。许檀、经君健把这种集市分为Ａ、Ｂ两类，即有生产资料的交易和没有生产资料的交易。据估计，Ａ型集市的交易半径一般在４－８公里之间，个别最长的也仅１０．３公里。Ｂ类集市的交易腹地和交易半径不会比Ａ类更大。为了购买或出售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当日就可往返于市场的路程，对农村居民来说已经足够方便的了，被称为合理的交易半径。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说，这样的平均交易半径，表明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市场分布已达到一定的密度［（３）ｂ］。但是我们无法肯定这样的估计就全国广大内地讲有多大的代表性。各地差异甚大，一些地区确乎存在着与上述估计相左的史料记载，往往数十里、甚至数百里“无聚落”，“五谷财贸无所售”，罕见商人足迹［（４）ｂ］。 如果说“市”乃“朝实暮虚”，那么镇的建立势必要以一定数量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为前提。市镇，特别江南市镇的兴起，是明清经济史、也是中国城市史的一个重要变化。以湖州府和苏州府为例，据估计，明清市镇的数量比宋代增加了数倍甚至十几倍［（５）ｂ］。这虽是发生在个别地区的情况，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商品化的发展趋势。 明清的商品化与英国中世纪晚期的商品化虽有相似之处，然而结果却相去甚远。诚如黄宗智指出，尽管有五个世纪的商品化发展，但中国农民的生产仍停留在ｈú＠①口水平。农业中几乎没有出现规模性的资本主义式生产，包括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小农家庭农业仍占压倒性地位。《认识危机》认为，商品化并没有给中国农村带来近代意义的经济发展，正是中国经济史上最重要的悖论现象之一。因劳动力趋于过剩而推动的“过密型”商品化，是“没有发展的商品化”，从而向商品化必然导致发展、导致近代化的“规范信念”提出了挑战。 中国经济史中的这种悖论现象，大概不少人不同程度地也有所发现，但黄宗智第一次用学术语言将其明晰地表达出来，并且把明清商品化与启动西欧近代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作了区分。他力求摆脱既往理论模式的可能误导，坚持从事实本身出发，对中国经济史和近代化的深入研究有着显而易见的推动作用［（１）ｃ］。 关于中世纪社会存在着不同性质的商品货币经济，或者说并非所有的商品化都无条件地推动发展的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早有论及。 比利时学者皮雷纳，在本世纪３０年代提出“贸易根源说”，即关于商品经济特别远距离的贸易是推动西欧封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观点［（２）ｃ］。“贸易根源说”曾在西方享有广泛的影响，在５０年代关于现代化的世界大辩论中，美国学者斯威齐基本就是沿袭了皮雷纳的学说。尽管后来该学说仍不乏赞同者，但批评者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著名学者道布、波斯坦、希尔顿和布伦纳等，都对单纯强调商品货币经济并将其认作决定因素的观点，提出有力的批评。道布虽然承认远距离贸易包括国际商运的恢复对于欧洲封建制度解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强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如一般人们所说的那样直接和重要。市场的扩大不是封建制度解体的唯一原因，更不是决定性的原因。道布和不少学者都指出，商品化不仅并非都导致农奴制解体，有时市场的力量甚至可能与农奴制的强化相一致。从英国中世纪的历史看，首先废除劳役地租的是距中心市场最远的西北地区，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地区的劳役地租反而保持最久。波斯坦指出，在最接近伦敦市场的东南部地区，１３世纪贸易和城市市场发展起来，同时也出现了劳役制加强的趋势。另一著名事例发生在波罗的海国家，在波兰和波希米亚，由于国际贸易活跃而使农产品出口机会增长，并未导致农奴义务的废除，结果反而刺激了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面向市场的大地产经营，即“农奴制再版”。在匈牙利，贸易的增长，大地产经营的发展，和对农民压迫的强化，同样是并行的。道布由此得出结论：“事实上，表明商品化发展本身导致农奴制加强的证据看来与表明它引起封建制度解体的证据同样的多”［（１）ｄ］。美国布伦纳教授在８０年代重申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结论：“商业对领主力量瓦解性影响的论据，看来同它在相反情况下（对领主力量）所起的加强性影响的证据似乎同样有说服力”［（２）ｄ］。这些意见，无疑都是颇有见地的。 就此来看，商品化的作用是相当复杂的，它似乎不能独立地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作用，而要依托于更深层次的变化。西方学者揭示的历史还表明，即使在英国，在中世纪的某个时期或某些地区，也有类似中国明清时代那种“没有发展的商品化”，甚至使社会状况更加恶化的商品化；虽然在总的发展趋势，特别在中世纪晚期和在英国大部分地区，商品化显然推动了经济发展，最终导致了现代化。 我们认为，中国和英国的商品化虽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区别，而到中世纪晚期，区别显然大于相似。英国中世纪晚期的商品化不仅有别于中国，与英国以前的商品化也有了质的发展。不过，廓清这些变化和发展及其原因，不能局限于商品经济本身，商品化的历史不能不追溯到生产领域。希尔顿指出，中世纪的贸易发展，“必须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密切联系起来考察……孤立的贸易史不能告诉我们封建制度特有的关系何时和怎样让位给资本主义关系。”他还指出，“经济发展是以超过生存需要的社会总剩余生产量的增加为标志的，正是这一因素，而不是所谓国际贸易的复兴，才是商品生产的基础”［（３）ｄ］。希尔顿显然将生产和生产方式视作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样，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十分重视人口因素，不过，当解释中国ｈú＠①口农业的原因时，他也回到了生产领域。尤其可贵的是，他认为生产者人均产量的增加具有决定性意义。黄宗智指出，尽管有着引人注目的总产量增长，缺乏劳动生产率发展乃是中国大多数人直至本世纪８０年代仍困于仅是ｈú＠①口的食物生产的原因。“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但它并未在明清时期出现”。这些论断的内涵都是颇为中肯的，也是具有一种普遍意义的，不仅适于英国经验，也同样适于中国经验。 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标志，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１９９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诺斯对“经济增长”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他指出，人们通常使用的“增长”一词实际上包含着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方面人们用它描述社会生产的财富绝对量的增加；另一方面还用它描述人口平均生产量的增加。具有决定意义的增长是指后一种增长［（４）ｄ］。我们知道，这种增长现象首先在英国和荷兰出现，以至到近代早期，英、荷虽然人口持续增长，实际生活水平却提高了３５％和５０％。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在欧洲历史上，同时也是在人类历史上，两个国家能够第一次持续向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正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即生产增长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使英国最先进入近代经济起飞的轨道。也正是劳动生产率长期不同的发展趋势，直接导致了中英两国商品化不同的动力、形式和前途。 二 关于中世纪晚期英国和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估算，我国历史学界做了一些工作，虽然还不很细密，看法也不尽一致，毕竟提供了一个初步基础［（１）ｅ］。笔者在８０年代，也曾作过一些初步尝试，对中英两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商品率和投入再生产的储蓄率进行估算和比较［（２）ｅ］。 劳动生产率，通常是用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来计算。农业劳动的单位时间，可用工作日计算，也可采用更完整的时间单位。由于农业生产周期较长，所以采用年度为时间单位，似更适宜。劳动生产率按其计算的范围，可分为个别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前者又包括个人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生产率。由于中世纪的农业生产基本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家庭人口数量又大体相当，有较强的可比性，因此我们取值单位劳动生产率即以农户为劳动单位。也就是说，这里所谓的劳动生产率，就是指一个典型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多少农产品。 先看英国的劳动生产率。为了观察英国中世纪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发展，我们分两个阶段进行估算，一是庄园经济鼎盛时期的１３－１４世纪，二是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１５－１６世纪。估算结果如下：１３－１４世纪英国农户劳动生产率为１０．３蒲式耳（单产）×１０英亩（户耕作面积）＝１０３蒲式耳或２３６９公斤。１５－１６世纪英国农户劳动生产率为１６蒲式耳×１５英亩＝２４０蒲式耳或５５２０公斤。 再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我们也分两个阶段进行。以明代盛世嘉靖、万历朝（１６世纪）为第一阶段，以鸦片战争前后为第二阶段，估算结果如下：明中叶江南农户劳动生产率为２９４市斤（单产）×１４．７９市亩（即１５明亩，户耕作面积）＝４３４７市斤或２１７３公斤。清中叶江南农户劳动生产率为４２１市斤×９．２２市亩（１０清亩）＝３３８２市斤或１９４１公斤［（１）ｆ］。 从上可见，英国和中国在中世纪晚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英国发生历史转折时期的劳动生产率比１３至１４世纪提高一倍以上，充分体现了劳动生产率与商品化以及与资本主义发生的密切关系。中国清代包括其繁荣时期最先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的上升，恰好相反，比明中叶还下降了１１个百分点。土地产量不能与投入的劳动量同步增加，这一点，清代的学者就已经有所发现［（２）ｆ］。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外经济史学家的共识［（３）ｆ］。也就是说，尽管全国耕地面积成倍增长（清代嘉、道时耕地面积大约比明盛世增加５０％），单位产量也有所提高，但就农业劳动生产率而言，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明显地处于滞衰状态，与英国劳动生产率及其发展趋势，形成鲜明对照。当然由于我们对中、英劳动生产率的估算所采用的方法、依据的资料和估算结果，都难免带有极大的误差，但是，一个粗略的估算总比一般的定性分析好些，因为它有可能提供一个继续讨论的基础。 倘若上面估算近实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和英国何以形成性质不同的商品化。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与其交换能力成正比。我们知道，就主要方面而言，英国商品化进程基本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所带来的农民商品率和储蓄率的增加。笔者还曾分别估算了英国和中国农民的农产商品率和储蓄率。１３至１４世纪英国中等农户商品率为５３％，１５至１６世纪农民的商品率不低于８０％［（４）ｆ］。中世纪末期，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农民手里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出售，进一步带动了城乡经济商品化。如果说两个世纪前英国农民还是半个小商品生产者的话，那么现在相当大多数农户的主要经济活动已经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基本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运转体系。所以，克拉潘不无诙谐地指出：“无论如何，在亚当·斯密而不是拿破仑创造出‘商人之国’这个术语之前，英国人在交易方面就已经受到了长期的教育”［（５）ｆ］。 显然，英国农民劳动生产率、商品率和储蓄率的发展带动了商品化；换言之，英国商品化具有质变的发展，就是意味着个体农民的发展，并且普遍地、日益引人注目地进入市场。１４世纪左右，这首先表现在大多数庄园帐簿上，领主自营地农产品出售所得的货币收入逐渐小于农民支付的货币地租总和。科斯敏斯基指出，“甚至在温彻斯特大主教领地这样一些与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地产经济中，农民交付的货币地租也大大超过了封建领地经济出售产品得来的款项。由此证明，市场的供应首先依靠着农民经济”。再随之领主自营地出租，领主纷纷退出生产经营和交换领域，“市场上的农产品供应，进一步操纵在独立的农户手中”［（１）ｇ］。个体农民为附近市场提供稳定的粮食、羊毛和其他农副产品，艾德蒙德·金说：“当时几乎每一个英格兰农民业主（PeasantPropri-etors）都是市场贸易的基础”［（２）ｇ］。这一商品化发展的新纪元，是千百万英国农民所开创、所支撑的，故此著名英国经济史学家格拉斯称之为“农民市场”时期［（３）ｇ］。在自耕农的黄金时代，即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并把大量自耕农吞噬掉以前，英国确实存在一段以小商品生产者及小商品交易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时期。我们不仅要看到英国的商品化如何分化以至最后吞噬小农，还应看到正是小农的普遍发展孕育了最初的资本主义市场。 明清商品市场的发展，则似乎是另外一回事。黄宗智教授认为，明清农业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来自田场面积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由于人口压力而推动的商品化为“过密型商品化”。我们很难同意排除社会关系，几乎完全从人口要素上探寻原因，此点这里不拟作进一步讨论；但是，人口毕竟是当时突出的问题之一。黄宗智将人口要素与当时的商品化联系起来，指出这种商品化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有其特定的动力和逻辑，还是应充分引起我们注意的。 我们认为，形成明清商品化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人口和赋税的双重压力，是致使农民挤向织机、挤向劳力投入多而产值高的经济作物的重要因素，于是，商品性植棉和棉纺家庭手工业在长江三角洲迅猛发展。由于“棉”与“丝”闯入乡村经济生活，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农民的家庭副业增加，六府地区不少农户的副业收入已与粮食收入并驾齐驱，甚或副业超过主业；二是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甚至对市场的依赖大为增加。难怪这一时期的地方市场如此普遍，交易额多为零星小股却不得不时常举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交换本以追求最高利润、增加积累为动机，而明清农民的市场交换往往以抵租、还债、换取生活必需品为目的。如嘉兴石门，田地收入只能支８个月之食，其余唯赖“蚕息”或纺织［（４）ｇ］。以织土布为生的农妇，每晨相与担花挈布，入市投行出售，殚精竭力，苦心经营，其结果依然濒于破产的边缘。他们的纺织品虽然大部分投入市场，但仅为了“上供赋税，下给俯仰”不如此就不能负担沉重的租税和维持自己起码的生活［（５）ｇ］。他们为ｈú＠①口而经营副业，不得不与市场发生联系，可市场带给他们的依旧是贫困。“青桑买罢急忙归，饲得蚕饥自忍饥。几两新丝犹未卜、先教典却旧棉衣。新丝缫罢合家欢，谁料心头肉已剜。富户莫来催米债，殊签卯上欲完官。”［（１）ｈ］这是对那种生活极为生动的描述。这与宋代农民“公有赋役之令，私有称贷之责，故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焉”［（２）ｈ］的悲惨情状没有多少区别。在市场上，他们很少是平等的交易者，而是扮演了被压迫者、被损害者的角色。这样的市场参与，生产者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实际上使他们比先前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英国学者马克·艾尔文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批评了这种市场的作用及其结果，艾尔文认为，中国农民以那样的方式参与市场，致使市场与生产技术分离，它是导致中国的纺织技术自１４世纪后没有什么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３）ｈ］。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商品化主要发生在长江三角洲，对其他地区尤对广阔内陆的辐射，似不可估计过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商品化的关系，或者说与不同性质商品化的关系，是很明显的。那么，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直接因素又是什么？当然是生产的组织形式。其实，区别不同性质商品化的标志，归根结底在于那种商品化在多大程度上瓦解了旧的生产组织。生产不进入市场经济领域，那种商品化即使表面看上去是繁华的，实质是残破的，虚假的，也是极其脆弱的。因此，探寻英国和中国农业生产组织在中世纪晚期发生了多少变化，应成为考察和比较两国商品化与近代化关系的重要部分。 三 英国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出现于１５世纪，但此前一二百年其最初的胚胎形式—一也可称资本主义生长点，就已在孕育中。城镇兴起，货币地租流行，继之土地市场开禁，农奴制瓦解，这一系列的商品货币化和旧制度衰败的循环运动，构成一种积极的“生态环境”，使资本主义生长点在封建社会的母腹里得到良性发展。这集中表现在生产与市场结合一体的经营结构（EconomicStrutureoftheIntegratedEnterprise）的形成［（４）ｈ］。早在１３世纪下半叶，英国农村即已出现追求市场利润、依靠工资雇工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富农地产。 汉丁郡托斯兰百户区陪审员、大农威廉的地产就是一例。威廉的地产大约１６０英亩，是通过购买、转租等手段集中起来的，来自４个地区的１３个土地所有者。土地一旦集中起来，全部实行雇工经营。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汉丁郡莱弗都斯通百户区陪审员詹姆斯·格瑞姆，他也是一个上层农民，其地产分布在两个村庄，共５４２英亩，相当于一个骑士的封地或一个大庄园主的自营地面积。此外，他还有１８４．５英亩地出租，不知是否属于５４２英亩之内，但即使属于该数额内，他雇工经营的面积还可达到３４７英亩（大约相当于２２００市亩），规模仍然不小。因出租，格瑞姆收３镑１３先令１０［１／２］便士，与其雇工经营收入１７镑３先令４便士相比，仅占不足１／５，可见他的土地经营方式发生明显的倾斜。如果说二次转租仍然是一种残破的中世纪形式，那么格瑞姆和威廉的地产已开始通过一种初级的却又是新型的经济组织谋求利润，所以，科斯敏斯基称其为“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胚胎形式”［（１）ｉ］。 随后出现的领主自营地肢解，垦荒运动，以及１６世纪寺院地产的拍卖，都促进了租地农场的发展。没收的寺院地产，很少直接归属租地农场主，但攫夺了大部分土地的新贵族很快将其转卖到土地市场，几经易手，相当一批地产还是进入富有且贪婪购买土地的农场主手里。１６世纪，许多郡的租地农场主和自耕农在相当大程度上因取得这些土地而上升。这样，农场规模有逐渐发展的趋势，陶内统计了１６世纪英国５２个庄园中６７个农场的经营规模，结果发现５０％以上农场的面积超过２００英亩（相当于１２４０市亩），已具相当规模，一小部分农场（１５％以上）达５００－９００英亩（相当于３１００－５６００市亩），可谓规模恢弘［（２）ｉ］。同时，农场主对所承租土地的实际占有权不断强化：一是租金固定。一笔固定的租金是farm（农场）一词的最初含义。英国中世纪以问答形式写成的《财政对话集》一书，将farm写作firma，也表示了农场是与“固定的、不能改变的租金”的含义联系在一起的［（３）ｉ］。１６世纪价格革命，货币贬值，尤使农场主受益，而使收取固定年金的土地贵族受损。二是租期一再延长。１５世纪，农场租期多为１０年，很少过２０年，这个世纪中期延至２０－４０年，到１６世纪初，５０－６０年的租期时常可见，但最通常的则是７０年、８０年乃至９９年，仅限于本人终身承租期（指人死租期止）的只是偶然现象［（４）ｉ］。其实，即使不续期，农场主一般也能几代人稳定地控制着大面积土地，并享有完全独立自主的经营权。而且，经过一段时期后，一部分租地农场主逐渐买下或一次性买下全部的农场所有权。最后，农场经营方式在英国农业中所占的比例迅速上升。质量与数量不可分开。我们还是依据陶内提供的数据：他对１６个庄园中租地农场所占比例的统计表明，１６世纪英国农场面积已占全部耕地的５８％，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和劳动者冲出了旧生产经营结构的樊篱。 与此同时，另一半分散在一般农户手里的土地，面目也大大改变了。从前那种使一个农户的耕地分散在不同地段的敞田制逐渐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打破条田界限而合并在一起的一整块一整块的个体农户耕地。土地个人所有制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农场还是农场以外的土地，不论形式上还是在本质上，旧的生产结构都接近于寿终正寝。新的生产组织，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准确些说，是市场经济的支点；不仅商品市场，也包括劳动力市场。 中国明清地产的经营方式又是怎样的呢？明清地产经营方式主要还是封建租佃制，即地产所有者不直接经营土地，而是将土地出租给佃户，坐收地租，并与佃户形成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宋代以前，主佃关系明确规定为主仆关系。明清佃户见田主仍“行以少事长之礼”。佃户及其生产不独立的状况，与明清租佃制中较原始的地租形态和严酷的地租盘剥不无关联。仅以地租形态为例，到１８世纪以至１９世纪中叶，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还是相当有限的。那时货币地租仅在一小部分地区达到１／３左右，主要还是在新垦区、山区和官田、公田较多地区，这是官府强制折算的结果。而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货币地租平均只为１９．３％［（１）ｊ］。一般地区的货币地租率则更低了。实际上，直到解放前，封建地租的解体形式始终没有流行起来，实物地租仍占绝对优势。地租形态长期滞留在比较原始的状态中，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与市场的联系是微弱的。 雇工制经营的地产，一般应该说是一种商品生产，可事实也不尽然。中国历史上，那样的“雇工人”曾专为官宦和缙绅大地主所用，甚至为最腐朽的僮奴、庄仆制生产服务，直到明清两代仍存在这样的现象。这类官宦和缙绅大地主使用的家仆或雇工，身分都是不自由的。还有一些“佣保”，大概比雇工人的地位还低，与奴婢无异。而且，就资料所见，他们的生产几乎完全是为满足地主大家族的消费，少见商品生产［（２）ｊ］。当然，明清时期也确实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雇佣经济，包括“力农致富者”即富裕农民所经营的雇工农业。问题是，他们的数量和规模都极其有限，大多为维持简单再生产，不以扩大再生产和追逐市场利润为目的。而且，即令一时有所发展，最后仍旧退回到封建生产方式的老路。 所以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旧的生产组织形式并未衰落，而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又远没有形成。纵使在缝隙中出现了“力农致富者”和雇工经营的农场，也犹如脆弱的早产儿，中途夭折的厄运几乎注定难于幸免。所以，反映在经济收益上，雇工经营方式在中国农村几乎无利可图，无法生存。经验过的雇主常常发出这样的哀叹：“若雇工种田不如不种，即主人明察得宜亦不可也。……总而计之，亏本折利，不数年家资荡尽，是种田求富而反贫矣”［（１）ｋ］。又如，鸦片战争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根据英国领事和传教士的执行，对江苏南部、浙江杭州、广东汕头、湖北广济和山东莱州四个地区的雇工经营与土地出租的经济收益进行具体比较，发现同样土地面积雇工经营比土地出租的收益平均减少３２％［（２）ｋ］。所以，即使力农已经致富，集中起上百亩甚至数百亩土地，他们也不会实行雇工经营，而是将土地重新出租，使自己成为封建出租地主，旧营垒中平添一名新成员而已。总之，农业雇工已经出现，个别事例中资本主义萌芽依稀可见，但整体来看雇工制不过是封建租佃制的一种补充或暂时替代，生产过程与市场基本没有多少联系的租佃制仍是农村土地经营的基本方式。 以上可见，在西欧资本主义发生以前，中国也有着一定发展程度的商品化及其所刺激产生的生产组织和商业组织制度。历史表明，这种性质的商品化，在西欧中世纪晚期以前发生过，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过，如东欧等地。这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上，这些社会曾经站在了相近的起点。但是，从总体上讲，为何只有西欧才自发地跨入了下一阶段，从而使商品化产生质变的发展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把握住生产者个人力量发展的不同［（３）ｋ］；这一观点的另一种表述是，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自由方面的基本差别［（４）ｋ］。对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稍作分析，就可发现，它以资本享有空前充分的现实自由为基础。没有那样的自由，即令出现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萌芽”一类的形态，也难以发育起来。中国雇工经营的组织形式虽已经出现，但雇工经营收益还不如坐享地租，而英国１６世纪雇工经营土地的收益与出租土地收益之比为１０：１［（５）ｋ］，它们之间的效益差异竟如此悬殊，其真正秘密，正在于此。中国市场活动主体的自由度长期蒙受着严酷压抑，个人自由并未与市场规模同步发展，从这里，我们可以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残破和脆弱找到根本性的解释。而英国农民的社会自主活动能力，在整个中世纪经历了长足的孕育过程，其社会交往范围，公众领域的参与，个人权利意识，富裕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等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发展［（１）ｌ］。英国圈地运动前后产生的个人所有制，包括土地制度和企业制度，正是适应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其活动主体自由度的要求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毋庸置疑，具有那样活动主体的市场，才是资本主义市场，才是导致现代化的商品化。 市场活动主体的自由度，在许多情况下都表现为个人的权利，后者也是生产者个人力量的重要内涵。英国与中国农民个体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和储蓄率的差异，或者说他们个体平均拥有与支配财产数额的差异，如同两国商品化的差异一样，不仅表现了天然资源（如土地与人口的比例）配置的多寡，也表现了个人财产权利容量的差别，大概后者是一种更为重要、更为深刻的差别。 （责任编辑：姚玉民 刘光临） （作者侯建新，１９５１年生，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授。） ［（１）ａ］道布（Maurice.Dobb）英国经济史学家，曾任教剑桥大学，代表著Studiesin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纽约１９５４年出版。斯威齐（P.M.Sweezy）美国经济史学家，曾任教哈佛大学，他对道布的批评文章发表在美国杂志ScienceandSociety，１９５０年春季号。 ［（２）ａ］布伦纳（Robert.Blenner）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参加讨论的代表作《前工业社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载英国杂志PastandPresent第７０期，１９７６年２月；《欧洲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载前引杂志，第９７期，１９８２年。 ［（３）ａ］黄宗智（Philip.C.Huang）现任加州大学教授，该文最初在英文版ModernChina发表，第１７卷第３期，１９９１年７月。中文见《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１）ｂ］《池北偶谈》卷二三，《虚实》。 ［（２）ｂ］《冷庐杂识》卷八，《市》。 ［（３）ｂ］许檀等：《明清时期山东生产资料市场初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４）ｂ］参见《肇域志》第９册；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宣区处》，《三省边防备览》卷一四。 ［（５）ｂ］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１）ｃ］关于黄宗智教授“过密型商品化”观点，本文主要讨论其相关的积极的理论价值部分，进一步的全面评价，待专文另论。 ［（２）ｃ］亨利·皮雷纳：《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３－１４页。 ［（１）ｄ］道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第３９－４０页。 ［（２）ｄ］布伦纳：《前工业社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载《过去与现在》杂志（季刊）第７０期，１９７６年２月。 ［（３）ｄ］Rodney.Hilton:TheTransitionfromFeudalismtoCapitalism，伦敦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５３－１５４、１１６页。 ［（４）ｄ］诺斯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中文版。 ［（１）ｅ］庞卓恒：《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短的根本原因》，《历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１期；马克ｙáｏ＠②：《关于中世纪英国农民生活状况的估算》，《历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庞卓恒的回应文章《应对封建社会农民状况多作具体估算》亦载于同一期）；郝明金：《“前工业革命”及其历史作用》，《世界历史》１９８９年第４期。 ［（２）ｅ］侯建新：《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与自然经济的解体》，《历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期；《鸦片战争前农民个人力量考察》，《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１）ｆ］上述估算所依据的资料和推算过程，可参见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增长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二章第三节和第七章第二节。 ［（２）ｆ］包世臣说：“凡治田无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水田一亩需八、九个工，按亩产１．５石计，则加一个工只增产三十分之一而已。见包世臣《郡县农政》，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２年重刊本第５２页，转引自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１卷第２００页。 ［（３）ｆ］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２００页。黄宗智也持相同的估计。 ［（４）ｆ］侯建新：《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与自然经济的解体》。 ［（５）ｆ］《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６６页。 ［（１）ｇ］《１１－１５世纪英国封建地租形态演变》，《史学译丛》１９５１年第１期，第７９－８０页。 ［（２）ｇ］E.King:England１１７５－１４２５，伦敦１９７９年版，第７２页。 ［（３）ｇ］N.S.B.Grass:EnglishCornMarket，剑桥１９２６年版。 ［（４）ｇ］道光《嘉兴府志》卷一一《食货志·农桑》。 ［（５）ｇ］《农政全书》卷三五。 ［（１）ｈ］曹宏度：《浔溪竹枝词》，转引自《南浔志》卷三Ｏ《农桑》。 ［（２）ｈ］《李直讲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六》。 ［（３）ｈ］艾尔文认为，由于生计所迫，大批农户利用闲置劳动力和简单设备从事纺织业，大批农户拥向市场出卖纺织品。这样，棉布商和经纪人就可以相当低廉的价格买到所需产品，换句话说，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设立工场，亲自监督纺织工人生产。结果形成市场与生产技术的分离。即商人所关切的是市场的运行，不是生产的经营与改进。见Mark.Elvin,TheHigh-LevelEquilibriumTrap:TheCausesofTheDeclineofInventioninTraditionalChineseTextileIndrstrise,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３７－１７２页。 ［（４）ｈ］J.Martin:FeudalismtoCapitalism-PeasantandLandlordinEnglishAgrarianDevelopment，香港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７－２６页。 ［（１）ｉ］E.A.Kosminsky:StudiesintheAgrarianHistoryofEnglandintheThirteenthCentury，牛津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６１、２６５－２６７页。 ［（２）ｉ］R.Tony:TheAgrarianProblemintheSixteenthCentury，伦敦１９１２年版，第２１２页。 ［（３）ｉ］E.King，前引书，第５４页。 ［（４）ｉ］陶内：前引书，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１）ｊ］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１辑，第７７页。 ［（２）ｊ］即使商品生产，也不一定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如供应国际市场的东欧大地产农奴制生产和近代美洲的种植园经济。所以，生产者的身分始终是关系到生产性质的重要因素。 ［（１）ｋ］钱泳：《履园丛话》卷七，“臆论种田”。 ［（２）ｋ］资料来源见《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卷２３，１８８９年，上海，雇工经营的平均亏损值系笔者据数据推出。 ［（３）ｋ］关于“个人力量”内涵的具体论述，参见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第２２－３４页。 ［（４）ｋ］参见赵文洪《十年艰辛求真知—一评＜现代化第一基石＞》，《世界历史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５）ｋ］施脱壳克马尔：《１６世纪英国简史》，中文版第４４页。 ［（１）ｌ］参见侯建新《个人的发展与英国农村阶级结构变迁》，《世界历史》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饭去反加胡 ＠②原字土下加两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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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明：现代西方经济体制的比较分析
现代西方经济体制的比较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其经济基础是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二是西方国家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阻碍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相冲突；而西方国家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客观需要，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借鉴。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三种类型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包括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这样两种类型，二者在基本制度上是一致的，区别点只是发展程度的高低。我们在这里着重分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处于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因而其经济体制均具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即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这是大同。另一方面，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国情的不同，其经济体制又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是小异。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有这样两个方面，大同和小异，我们都应当加以注意，不可偏废。国内一种常见的分类法，是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分为三种类型：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日本式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分类法值得商榷。第一，现代西方国家不存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即非垄断型私有制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只存在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加国家干预的经济体制，美国也不例外。不但不例外，美国还是垄断资本主义组织最早出现并且规模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如果社会市场经济意味着福利国家亦即社会保障，那么，这也是现代西方国家普遍执行的政策，非独德国为然。第三，政府主导无非意味着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而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非独日本为然。类似的分类法还可以举出若干种，这些分类法的共同特征是只知抓住某些表面标志，而不能把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体制的本质特征即垄断私有制加国家干预，特别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干预之丰富多采，形式之不拘一格缺乏认识，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看不见的手”论的影响，容易把垄断和国家干预视为不规范的东西，而把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视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常态。应当承认，由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根本制度、经济体制和国家干预这三个方面的雷同，的确很难对现代西方各国的经济体制作出准确的分类。如果勉为其难的话，那么，似可分为这样三个类型：美国式的以立法和间接干预为主的类型，西欧式具有浓厚的社会民主党传统的类型和日本式或东亚式带有浓重的儒家传统色彩的类型。美国式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国有经济的比重较小，连续性的全国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较少，但也不是没有国有经济，没有国民经济计划。以国民经济计划而论，美国多采取总统施政纲领的形式，如肯尼迪政府的“伟大社会计划”、里根政府的“经济复兴计划”、克林顿政府的“美国经济振兴计划”。至于部门性计划和区域性开发计划就为数更多。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与西欧国家相比自然自愧弗如，而与日本相比则过之。但是，相对于西欧各国及日本而言，美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更偏重于立法，偏重于财政、金融手段的间接干预，则是没有疑义的。西欧国家经济体制所具有的社会民主党传统色彩主要有三点内容，一是占国民经济相当大比重的国有经济，二是相当严密的国民经济计划，三是以“从摇篮到坟墓”的著名口号为旗帜的福利国家政策。日本式经济体制所具有之儒家传统的基本信条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儒家传统所注重的是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服从和集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战后西方各国普遍推行的经济政策理论，这一理论的精髓是国家干预经济。日本式或东亚式秉承儒家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乃是双料的国家干预理论。在对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进行分类的问题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战后时期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较大的重要性的发展中国家集中在东亚、南亚和拉丁美洲地区，有代表性的国家是韩国、印度、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国。在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学界，韩国有时被列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有时被列为出口主导型经济；印度有时被列为苏联中央计划型经济，有时被列为发展主义型“混合经济”；巴西有时被列为发展主义经济，有时被列为进口替代型经济。在这里，分类标准的概念混乱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主导型、中央计划型、混合经济型是以经济体制为标准，而发展主义型、出口主导型和进口替代型则是以经济发展战略为标准，二者并不是属于同一的范畴。二、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体制1、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体制的基本特征。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现代西方企业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居统治地位的两只“看得见的手”之一，其最基本的特征是规模巨大的垄断集团对生产和流通起支配作用，从而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迥然不同。现代资本主义垄断企业虽然是微观经济单位，但因其实力雄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控制着政府，因此，它既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宏观调控的主体。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老板与厂长亦即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而一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体制相比，现代资本主义垄断企业集团具有三点基本特征，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分离，所有权属于企业集团的所有者，而经营权为众多企业的经理人员所掌握。二是企业集团规模宏大，经济技术实力雄厚，有能力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有能力对所属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从而具有发展生产技术的巨大潜力。三是垄断集团有能力操纵市场，控制价格，从而产生阻碍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的腐朽趋势。2、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形态。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形态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企业之间的组合，通称企业集团；二是全行业的企业组合，通称行业协会；三是全国性的企业联合组织。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前两种。（1）企业集团。以日本为例，企业集团通常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大型企业之间的平等联合，通称水平型企业集团。这种企业集团的组织方式通常是企业间相互持股，以经理会为最高协调机构，以一个中心银行为纽带，组织联合投资公司和综合商社。其中综合商社是集团内的国内外贸易中介、金融中介和信息中心，地位十分重要。第二种类型是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组合，通常是由一家大企业作为母公司或核心企业，通过自上而下的支配关系而建立起来的金字塔型的企业群落。受母公司支配的中小企业分为子公司和承包公司两类。子公司由母公司持股，而承包公司与母公司之间建立业务承包关系。作为母公司的大型企业向集团内的中小企业供应半成品和原材料，进行技术指导和质量管理，中小企业集团成员对母公司大企业承担产品加工任务。除了这种加工协作关系以外，母公司对集团成员企业还拥有一定的人事权和财务权。第三种类型是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型企业集团。这种中小型企业合作性集团的宗旨是增强竞争力，免遭大企业的排斥和吞并。其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或紧密，或松散，或隶属支配，或相互信赖。紧密型集团由各成员企业共同出资，成立合作经济组织，共同从事资金筹措、信息交流、原材料采购、职工培训、产品技术研究开发以及职工福利事业。2、行业组织。行业组织是同行业内众多企业根据政府法律按自愿原则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不具有强制性的行政管理和生产调度指挥权限，而专司对成员企业提供联络、指导、咨询等服务，对成员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发展给以扶植和引导，如提供经济情报，培训技术管理人才，指导企业经营管理，制订行业产品的统一规格标准，预测行业发展前景，充当政府和企业联系的桥梁和企业之间联系的纽带。战后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企业集团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大力扶持是分不开的。政府颁布法律，为大企业集团的建立提供法律依据。政府利用财政拨款和信贷优惠对垄断企业集团提供资金支持。政府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指导和促进中小企业的联系与合作。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资本主义企业从规模狭小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的单厂制向有组织的集团化企业发展，这是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组织形式上一个重大的变化，企业集团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制度一个基本的特征。三、现代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发展和管理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产生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发展空前迅速，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同时也是西方国家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之一。1、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战后时期，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发展格外引人注目。例如，1982年，西欧国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法国为22．9%，联邦德国为14．0%、意大利为20．0%，英国为16．2%。日本的国营企业约1万多个，1975年占全国净资产总额的9．2%，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11%，就业人数的4．2%。美国的纯粹国有企业为数较少，其职工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1．5%左右。美国国有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准国营、半国营和国私合营企业。这类变相国有企业在原子能、宇航、军火等工业部门尤为普遍。美国政府耗资千百亿美元建立的原子能工业企业和宇航工业企业以承包的形式交给大垄断企业经营。美国政府耗资数百亿美元建成的几千家军火工业企业及关联企业，以象征性的租金和极为优厚的订货条件租给私人企业经营。这些都是典型的准国有企业。此外，政认采购实质上是另一种准国有企业─国私合营企业。因为垄断企业一经与政府签订订货合同，即可获得巨额贷款投资和预付货款。战后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采购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数额不可谓不庞大。2、现代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在美国和日本，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交通、邮电、公用事业和银行等产业，这些大都是所谓基础性设施。基础设施或因投资巨大，私人企业无力经营；或因利润菲薄甚至无利可图，私人不愿经营。但是，在西欧国家，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国有企业不仅控制着基础设施部门，而且广泛地涉足几乎所有的部门。例如1982年，法国由国有企业占垄断地位的部门和行业就有煤、电力、煤气、铁路、航空、电视广播、邮政电信、银行、钾肥、烟草、钢铁、航空工程、有色金属、基础化学、人造纤维、武器、电子器材。在交通、通信、能源、金融以外的所谓竞争性部门的营业总额中，国有经济占32%。意大利的巨型国有企业伊里公司在全国的许多重要工业部门，例如钢铁、机械、电子、汽车、发电设备、航空航天设备、内燃机、造船、海运、建筑、食品、信息软件、航天、广播电视等部门和行业中，或居垄断地位，或拥有强大的势力。在西欧国家，国有企业往往是规模巨大，实力雄厚，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的一流企业，而且不乏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大型国有企业通过控股公司控制成千成万的工商金融企业，形成巨大的国有经济网络。例如，1982年，法国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大企业（母公司）共183家，子公司、孙公司2770家，加上地方国有企业以及其子公司，法国拥有国有企业4300家。3、国有企业在政府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国有企业是西方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手段。第一，为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提供廉价的基础设施、能源、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第二，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投资和生产，必要时作逆向调节，使之构成反经济危机的有力手段。第三，贯彻政府的战略设想和政策意图，促进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调整。第四，抵御外国资本的进入，保护本国产业和本国市场。扩大出口，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第五，扩大就业，推行“福利国家”政策，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缓和国内阶级矛盾。4、西方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西方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拥有一定的管理权限，二是国有企业拥有必要的经营权限。这两方面的权限均由国家立法加以保障。例如，日本有关国有企业的法律规定：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创立宗旨、经营方针、人事制度、财会制度、劳动条件、业务范围、集资方式、产品价格、产品质量等等，有权进行管理。在人事制度方面，国家有权任免国有企业的母公司（不包括子公司）的董事长，有权选派国家代表参加企业领导机构，有权向企业派遣常驻代表（称为国家监督员或政府特派员），常驻代表有权列席企业董事会。在财务制度方面，国家有权决定企业的投资计划，决定企业的生产率和利润分配，对企业的政策性亏损规定补贴原则，控制企业产品价格，规定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工资数额，控制企业的工资总水平。在企业的经营权限方面，国有企业是独立法人，与私有企业适用同样的商业法和会计制度，在生产、销售和库存方面拥有完全自主的经营权限，在人事编制、机构设置、人员去留、人员培训、职工奖金、内部管理监督等方面拥有自主决定权。近年来，围绕着国有企业问题，西方国家学界、政界争论甚大。这种争论往往带有浓厚的党派色彩。右翼政党往往反对国有企业，宣传国有企业缺乏经营动力，缺乏效率，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左翼政党则恰好相反，主张企业国有化，并认为国有企业不仅社会效益良好，其经营效益亦不低于私有企业。根据国内外学者的客观研究成果，关于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的绪论。第一，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经营除了盈利目标以外，还有重要的社会效益目标，如建设微利或无利甚至亏损的基础设施，对社会提供福利性的公用事业服务，提供就业机会以缓解失业问题等等。因此，国有企业必须承受政策性亏损。第二，如果剔除政策性亏损，则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在经营效率上并无伯仲之分。四、财政体制的比较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体制大同小异，其共同特征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级管理；中央和地方划分事权，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划分财政收支；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中占主导的地位。1、美国财政体制美国财政体制与其行政体制相适应，分为联邦财政、州财政和地方财政三级。在事权划分上，作为中央政府的联邦政府负责全国性的国防、行政、经济事务，其重点是国防、退伍军人福利、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州和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管理教育、公路建设和公共福利事业。美国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来自税收。与三级财政体制相适应，税收亦有联邦税、州税和地方税之分，且联邦、州、地方各有独立的征管机构系统。美国税目繁多，三级税收在税目上也有重复这处。总起来说，联邦、州、地方三级实行主要税种以分税为主、共享为辅的制度。联邦税有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销售税、遗产赠予税五种，而以前三种最为重要，约占联邦税收的90%左右。州税以销售税为主，约占州税收总额的50%左右。地方税以财产税为主，约占其税收总额的80─90%。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制。社会保险税由雇员和企业雇主各出50%，雇员应付额从工资中扣除。雇主应付额打入商品成本，实际上是由消费者负担。销售税分为三种：一般销售税、对特殊货物征收的货物税、关税。财产税按统一的税率计征。除社会保险税以外，其他四种税在不同程度上均为共享税。战后时期税收占美国财政收入的85%左右，占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90%左右。1990年，美国三级政府财政收入总额为16846亿美元，其中个人所得税占5%，社会保险税占30．1%，销售税占26．1%，公司所得税占8%。从1941年起，美国财政收支形成以中央（联邦）政府为主、地方（州、地）政府为辅的格局。1941年，在三级政府总收入中，联邦政府占62%；在总支出中，联邦政府占62．4%。在1990年，联邦政府财政在三级政府总收入中占62．4%，在总支出中占66．8%。2、联邦德国的财政体制与美国一样，联邦德国的财政体制亦分为联邦、州、地方三级。联邦德国的财政体制的主要特点有四：（1）各级政府事权明晰，分工明确。联邦政府的职责是负责全国性的行政管理、外交、国防、交通、邮电、社会保障、重大科学研究、跨区域经济开发。州政府的职责是负责州级行政管理、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司法治安、环境保护。地方政府的职责是负责地方一级的行政管理、地方性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治安管理、社会救济等。（2）实行以共享税为主的分税制。联邦德国共开征50余种税，税收总额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占联邦财政收入的85%。大额税种有五，即工资税、固定所得税、非固定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增值税，共占税收总额的75%，均为共享税种。各共享税种按一定比例在联邦和地方之间分成，因此，各州的财政收入的多寡取决于本州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共享税相对而言的是专享税。联邦专享税主要有消费税、关税、资本流转税、交易所营业税、保险税、兑换税等。州专享税主要有财产税、遗产税、地产购置税、机动车税、彩票税、赌场税、消防税等。地方专享税主要有企业资本和收益税、土地税、地方性消费税和奢侈性开支税。（3）税收立法和征管的高度集中统一。除某些纯地方性专享税的立法由州掌握以外，其他税收的立法权统归联邦掌握，其中联邦专享税由联邦立法，共享税和各州专享税由联邦优先立法。联邦德国的税收征管机构为财政部门。联邦一级的征管机构为财政总局，各州为财政局。州财政局受联邦和州双重领导，局长一身而二任，兼有联邦政府官员和州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每个州局分设联邦管理局系统机构和州管理局系统机构，前者负责征收关税和联邦消费税，后者负责征收其税种。市镇只设州局管理系统机构。（4）联邦政府全国范围的财政收入的再分配。联邦政府按照一定的指标体系，确定富州和穷州，令富州向穷州拨款，求得各州财力的大体均衡，使各州公民的生活条件大体相等。3、日本财政体制的特点日本财政体制的特点有二，一是实行中央复式预算制，二是实行财权集中在中央，事权分散于地方的两级财政管理体制。（1）中央复式预算体制。中央预算分为四项，即一般会计预算、特别会计预算、政府专设机构预算和财政投资贷款计划。一般会计预算即为狭义的中央预算，其功能是提供国家活动的基本物质条件。其收入来源首先是税收（占60%），其次是公债（30%）。其支出主要为社会保险费、文教科技费、国债费、地方财政费、公共事业费和对外经济合作费等。特别会计预算是指国家举办的专项事业预算，包括对中央经营的企业、社会保险、公共工程以及政府行政干预所需的预算，包括日本专卖、日本国有铁道、日本电信电话等三个实业公社，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等两个银行，以及国民金融公库等。上述两个银行和金融公库属于政府系统的金融机构，负责执行政府对民间的专业性和政策性信贷业务，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其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资金和投资贷款。投资贷款计划是日本中央财政预算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其职能是通过国家信用筹集民间资金，向特别会计、公社、公库、公团及地方政府等部门和机构提供有偿信贷资金，有日本“第二预算”之称，是中央预算的重要补充。（2）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日本财政体制有两个重要特色，一是财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二是事权大多分散于地方。日本将财权集中在中央的手段有四：第一，实行向中央财政倾斜的分税制。中央总揽财源，日本税收也分中央税和地方税，地方税又分道、府、县和市、镇、村税。中央税由中央税收机构直接征收，与地方税的征收机构分开。中央税和地方税的比例是65：35，日本中央政府掌握60多个税种中的一半，且控制大额税种，如个人所得税、法人所得税、挥发油税、物品税、关税、印花税等。第二，中央政府利用财政投资信贷计划控制全国的财政信贷资金。第三，中央握有公债发行权，从而控制非税收财政收入。第四，为控制地方财政规模，中央握有地方计划和地方债务计划的编制权。本财政体制中事权的高度分散于地方，主要表现在生产性公共设施特别是生产性公共设施如道路建设主要由地方负责。因此，地方财政支出通常占政府财政支出的70%，远高于英、美、联邦德国。中央政府按照全国公共设施建设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财政资金，向承担建设任务的地方财政拨款。4、法国财政体制的特点法国是富于社会民主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社会民主党式的经济政策的三大要素：国有经济、宏观经济计划和福利国家在法国体现得最为完整。法国财政体制的主要特点有三：第一，以国家社会预算为特色的预算体制。法国预算体制包括中央预算（国家预算）、地方预算和国家社会预算，其中国家社会预算反映国家年度社会保险收支，其预算收入来源于所谓“社会分摊”资金，即由企业主、雇员、非工资收入者缴纳的社会保险金，以及公共机构的转移资金，而由中央社会保险金库等专门机构管理，用于各项社会保险支出。第二，中央预算亦实行复式预算，分为总预算、特别用途预算和附属预算三个账户，分别与日本中央预算的一般会计预算、特别会计预算和政府专设机构预算相当。第三，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迅速上升。法国财政支出包括中央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险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从1960年38．6%上升到1983年的51．5%，高于同年的日本（34．8%）、美国（38．1%）、英国（47．2%）、联邦德国（48．6%），也高于欧洲共同体国家的平均数（41．2%）和OECD国家的平均数（41．2%），其中社会保险开支比重的提高构成法国中央财政支出比重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法国社会保险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1960年为9．2%，1980年上升到16．1%。五、金融体制的比较分析1、美国金融体制美国金融体制的基本特征通过联邦储备体系控制全国的银行网络和金融机构网络。根据1913年美国国会颁布的《联邦储备法》、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会员银行四部分组成。联邦储备银行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它由分设于美国12个主要经济区域的12家联邦储备银行组成，其主要领导人由总统任命。该机构的在性质上属于行使金融管理权限的国家机关，其基本职能是控制国内货币流通和信贷活动，并管理对外金融业务。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特点是其资产系由作为联邦储备银行的会员银行的商业银行的股份资本组成，因而具有股份制私人商业银行的形态。联邦储备委员会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领导机构，也是美国金融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委员会由7名委员组成，均由美国总统任命。其主要职能是领导和协调各联邦储备银行的活动，领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规定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联邦储备体系会员银行的法定准备金比率、有价证券交易中现金支付的最低额、会员银行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最高利息率；管理银行持股公司的业务活动、管理国民银行与各州银行的接管兼并以及会员银行的国际业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由12名委员组成，其中7名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5名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该委员会的职责是管理联邦储备银行在公开市场中的政府债券交易活动。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会员银行约占美国商业银行的1／3，但其资产占商业银行资产的70─80%。同时，美国80年代初叶制定的法律规定，联邦储备委员会制定的准备金比率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联邦储备银行贴现借款优惠适用于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投保的商业银行，而98%以上的美国商业银行的均参加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险，因此，联邦储备体系实际上控制着整个银行网络。联邦储备体系的阶级基础是美国金融垄断财团，财团以实力雄厚的大银行为核心，控制着广大中小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美国金融垄断资本通过对工业企业的信贷（通常占工业企业资金的50%）控制工业资本，通过消费信贷（信用卡、分期付款、旅行支票）和房屋抵押贷款控制着消费市场，成为无孔不入的控制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庞大势力，从而为联邦储备系统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干预国民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法国金融体制法国金融体制的突出特点是国有化。法国通过国有化特别是4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两次银行信贷机构的国有化，使国有金融部门在金融体系中统治地位。法国银行管理体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金融信贷机构的行业性代表组织，称为代表机构。这类代表机构分两类，共十个。一是3个行业组织，即法国银行协会、法国金融公司协会、专业金融机构组织。二是7个机构，主要是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和市镇信贷金融组织的行业性机构，如代表农业信贷银行的全国农业信贷金库等。所有行业性代表机构都加入全国性机构─法国信贷机构协会。该协会机代表信贷机构的集体利益，并起沟通信息和协调的作用。第二个层次是负责规章制度制定、机构审批和监督的组织，包括国家信贷委员会、银行规章委员会、信贷机构委员会和银行委员会。国家信贷委员会是法国信贷、货币政策的制订和咨询机构，是第二个层次的机构中的领导机构。银行规章委员会负责信贷机构的总规划和规章制度的制定。这两个机构的主席由经济和财政部长兼任，副主席由法兰西银行总裁兼任。信贷机构委员会的职责是制定有关信贷机构的个别规定，审批信贷机构。银行委员会乃是金融系统的监督机构和司法机构。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均由法兰西银行总裁兼任。此外，设咨询委员会，负责提供咨询建议。第三个层次是政府主管当局。法国经济和财政部是银行体系的主管部，该部的国库局是主管局，主持货币、信贷政策的制定。法兰西银行是中央银行，其职能有三：一是发行货币，管理货币总量、外汇储备和汇率调整。二是向国家提供信贷，代理国库。三是向各银行提供资金及其他服务。中央银行是国家货币政策的实际执行者。3、联邦德国的银行体制联邦德国银行体制的最突出的特征是作为中央银行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拥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联邦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既不对政府负责，也不对议会负责，拥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联邦银行的职责是为实现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适度经济增长四大经济目标服务。联邦银行同联邦政府的关系颇具特色，货币政策由联邦银行自主制定，政府对联邦银行的决定无否决权，但银行有义务听取政府首脑或其代表的意见。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不能用联邦银行贷款弥补，更不能向银行透支。联邦银行在向政府贷款的问题上有严格规定：只能提供短期周转贷款，按贴现率收取利息，严格限制贷款数额。联邦银行不得认购政府债券，但有协助销售政府债券之义务。联邦银行发行货币和经营有价证券所获利润，除依法补充或建立各种储备外，一律上缴联邦财政。4、日本的金融体制日本金融体制有三大特点：第一，大藏省作为银行系统的政论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国的金融行政工作，拥有最高的金融决策权和行政管理权。大藏省所设银行局负责国内金融事务，所设国际金融局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第二，日本民间银行是全国金融资金的主要来源。作为一种补充，日本还设立了政府系统金融机构，即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十个公库、海外经济合作基金。其职能是提供政策性低利贷款，其资金来源是邮政储蓄政府保险事业资金和建设公债。第三，采取种种制度的和政策性的措施，如广设储蓄网点、采取多样化的储蓄措施、严格的保密制度、合理的利率、将存款作为贷款的担保形式之一等等，最大限地度吸收储蓄存款，提高储蓄率。为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立足于本国资金积累的目标服务。六、西方国民经济计划体制的比较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工业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都制订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已。1、联邦德国的财政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联邦德国在表面上没有综合性中长期国民经济计划，只有财政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但这一计划所涉及的内容之广和时间跨度之大，与中长期国民经济计划并无实质上的差异。联邦德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内容是：（1）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制定五年财政收支计划，内容包括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及对经济发展的预测。（2）联邦政府各部制订长期投资规划，内容包括投资总规模、建设项目和投资概算、项目和投资的年度安排，其作用是充作财政计划的背景材料。在各部投资规划的基础上制订的综合投资规划是五年计划的重要内容。（3）财政计划不仅要对财政收入和预算支出作出尽可能精确的测算，而且要就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就业率、物价水平、对外经济往来和对外贸易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使用比例作出预测。（4）联邦政府组织有关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对国内外经济政治发展的过去和现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对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重要国民经济指标的预测报告，作为五年计划编制的基本依据。（5）联邦德国中期计划的编制始于1967年，迄今已历时20余年。经济发展的实际证明，在这段时期特别是在施密特执政时期（1974─1982），联邦计划的计划指标与实际经济发展结果相当接近。因此，尽管联邦德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并非指令性计划，但其执行结果比较理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2、法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与实施法国是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的发祥地，其计划体制和计划内容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最称完备。从1945年起，法国已连续制订和实施了10个五年计划。（1）国家计划机构的设置。法国计划机构分五个部分，即决策机构、规划机构、协调机构、咨询机构、和审议机构。决策机构的最高决策者为政府总理，另有经济和社会计划委员会、中央计划委员会。总理发布作为计划制订依据的指令，审批计划方针和计划草案。上述两个委员会由总理主持，负责制定中期计划的大政方针，协调政府各部的行动。规划机构是计划总署，其职能是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研究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和重大方针；组织计划的编制工作，提出计划草案；监督计划的实施，负责计划的调整修改；充当政府经济顾问。协调机构是由政府官员、产业界代表、专家及工会代表组成的现代化委员会，负责提出建议和计划草案，供规划机构采择。咨询机构主要有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其职能是对计划的制定提供咨询。审议机构为议会。议会对国民经济计划制订工作的审议贯穿制订工作的全过程，从初步方针报告到最终计划草案。计划草案一经议会审议通过，即成为法律，公布实施。（2）计划编制过程与计划方法。法国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是在以政府总理为首的决策机构的直接领导下，由以计划总署为中心的规划机构确定的大政方针，在协调机构的协助下，草拟计划方针和计划草案，并且向咨询机构征求意见，而后提交审议机构即议会审议，言论审议批准后即为正式计划，公布实施。在计划方法上，法国计划机构重视定量分析和经济预测。在60年代建立了国民经济计量经济模型，即“实物财政模型”。该模型以部门模型为基础，包括1600个方程，3500个数据。（3）计划的实施。计划实施机构有三类，一是经济和财政部及其他中央部门，其中经济和财政部是核心机构，是计划和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和价格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二是计划总署，在计划的实施中扮演中心角色。三是财政拨款和信贷资金的提供者。提供财政拨款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提供信贷资金的是金融信贷组织特别是公营和半公营的金融机构，以及法定的专业银行。法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对公共行政机构的消费和投资具有直接影响，带有指令性强制的作用，而对绝大多数企业和消费者则具有间接影响。法国国民经济计划在实施上有较大的弹性，因而被称为指导性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政府对计划的实施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法国政府运用种种手段，包括立法、政策、财政、金融、计划合同等手段，力求计划目标的实现。而一般地说，法国历次国民经济计划均获得到比较顺利的实施。3、日本国民经济计划体制日本国民经济计划以日本经济企划厅编制的中长期经济计划和年度经济预测为主体，此外，还有国土开发及地区开发计划和通产省的产业结构设想这样两种综合性计划，以及由有关部门制订的社会资本整备计划（即社会基础设施改造计划）和财政投资贷款计划。日本中长期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机构是日本经济企划厅及其附属机构经济审议会。经济企划厅的经济综合局准备基础资料，起草计划草案，提交经济审议会审议。经济审议会进行调查审核，提出新的计划草案，作为对总理大臣垂询的答复。总理大臣将计划草案提交内阁会议审议。计划草案经内阁会议审议通过后，即为政府正式经济计划，予以公布实施。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经济企划厅和经济审议会聚集各方面的代表和专家学者，集思广益，为计划草案的编制出谋划策，对保证计划草案的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国民经济计划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前者以公共部门为对象，如各个政府部门和国营企业、事业单位。这类计划的执行带有强制性，其资金由国有财政或财政投资计划提供。指导性计划主要以民间企业为对象，以间接方式实施，力图通过财政、金融、汇率、产业政策等手段，诱导或促使企业执行经济计划。日本中长期计划编制工作的缺点是以政府换届为转移，每届新内阁上台，必定重新编制一个新的中长期计划，结果新旧计划往往难免相互重叠，影响战略和政策的连续性。七、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管理在现代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中，商品价格并非完全由市场的自由竞争决定，如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那样。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价格主要并且首先由垄断资本集团决定，同时政府对市场价格也进行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管理和限制。1、联邦德国的物价管理联邦德国战后时期的物价管理可分为下述八个领域：（1）在工商业领域中，对电、气、水和肥料等重要商品规定最高价；对烟、酒规定最低价，并由国家专卖。官方订货按市场价格规定最高价，无市场价格者按成本计价。钢材实行平衡价格，即允许存在适当的地区差价。（2）在交通运输业中，电车、公共汽车、大卡车、出租汽车收费一律规定最高价格。铁路货运、内河航运、航空货运以固定价格为主，公路客运、火车卡车集装箱货运、远距离托运规定最低和最高收费标准，港口托运规定最低收费标准。（3）按欧洲共同体规定，对农产品实行高于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指令性保护价格，并且用关税和政府收购等方式维持这一保护价。（4）住宅。政府对国家福利住房按成本规定最高房租，对私人出租房屋规定房租表。（5）医疗费用。对住院医疗费用规定固定价或最高价，对药品零售价规定批发价的加价上限，对药店自制药规定最高价。（6）对自由职业者如律师、公证人服务规定固定价格，对医师服务规定最低价和最高价，对建筑师酬金、抵押性贷款利率、技术检验协会的服务规定最高价。（7）邮政服务一律实行固定价格。（8）对汽车保险、事故保险规定固定价格，对汽车保险经纪人酬金规定最高额。2、法国的物价管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实行价格控制和价格放开相结合、以价格控制为主的价格管理体制。所谓控制是对价格进行直接管理，所谓放开是对价格进行间接管理，目标都是一个，即求得物价稳定。在1976年以前，法国的价格管制甚为严格，价格冻结措施亦屡见不鲜。1976年以后，逐步向价格放开的方向发展。法国管理物价的手段有两种，一是控制价格本身，即对价格进行硬性控制，如冻结价格，规定价格的最高价或最低价；或实行合同管理，即政府与企业、行业或部门签订限价合同，共同承担稳定物价的义务。二是控制总需求，在经济过热时限制消费和投资。3、日本的物价管理战后日本的管理经历了三个阶段。战后初期实行严厉的物价统制，以对付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从50年代初叶到60年代末叶，物价管理制度从以直接管理制为主过渡到以间接管理为主。70年代的石油冲击使日本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日本政府加强了对物价的管理。其突出的措施是建立了一系列的物价管理机构和咨询机构。如在经济企划厅设物价局，在内阁设“物价问题阁僚会议”、“物价专职官员会议”，作为决策机构；成立“物价安定政策会议”和“国民生活安定审议会”，作为咨询机构从而形成一套官民结合的物价管理咨询机构体系。日本稳定物价政策有间接干预和直接控制两种。间接干预除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以外，重视反垄断和促进竞争政策，以及保护消费者的消费政策。直接干预物价的政策主要有三项内容：第一、对某些产品规定官方价格，其中电报费、电话费、邮费、国营铁路收费、国产香烟最高限价等由国会决定；国立大学学费、大米价格、社会保险医疗费用由中央政府决定；电费、城市煤气费、私人铁路运费、公共汽车票价、出租汽车运价、卡车运价、定期客运票价和飞机运价由中央政府批准；公营自来水费、公共浴池收费和公立学校收费，由地方政府决定。国家定价商品约占消费物价指数的１５％。第二、日本立法规定，对24种基本生活物资在非常时期实行严格的直接干预。第三、对蔬菜、肉类、鸡蛋、牛奶和乳制品实行价格稳定和补贴政策，对大米实行统一购销、购销倒挂、政府补贴的政策，以保障农民收入，避免在大米这种基本生活资料上依赖外国进口的风险。<SCRIPTlanguage=JavaScriptsrc="http://us.i1.yimg.com/us.yimg.com/i/mc/mc.js"><script>复制代码<SCRIPTsrc="http://us.i1.yimg.com/us.yimg.com/i/mc/mc1.js"><script>复制代码<SCRIPTsrc="http://us.i1.yimg.com/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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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中西方经济比较
关于中西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近代化转型问题作者：刘孟骧 原文出自：暨南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提要 本文比较分析了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国家经济、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及城市工商业经济等多层次经济结构，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是封建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大和私人经济的相对弱小。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一特征给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近代化转型以极大影响。 关键词 封建社会 经济结构 层次 比较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我国学术界有地主制经济结构说、小农经济结构说、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说、综合经济结构说等。笔者赞同综合结构说。“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如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来把握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主要包括封建国家经济、地主经济、小农经济以及城市手工业经济在内的多层次的统一系统。由此出发，本文试图通过中西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层次的比较，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 一 封建国家经济的主要依托是对当时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封建社会的产品分配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与此密切相关。 现在流行的看法，中国土地所有制有两种形式：官田和民田。皇室、贵族占有的土地如明代皇庄，国有土地如屯田等为官田，其它地主和农民占有的土地为民田。即使照这一看法，国家、皇室直接占有大量土地，以至成为古代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说明中国古代国家土地所有制之发达和中国封建国家经济之强大。 事实上，现在人们所说的“民田”在宋代以前，即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其所有权也并不属于民人即一般地主和农民，而是属于国家，也就是说，国家不但对官田有所有权，对民田也拥有所有权。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及其经济，不仅体现在国家对部分土地的直接经营管理上，也体现在占田制、均田制方面。 均田制授予的土地分永业田（北魏称桑田，北齐亦称业田）、口分田（北魏称露田）。历代均田制的法令规定，国家授予的口分田是要“身死入官”的。很明显，当时民人分得的这部分土地，其所有权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对永业田，国家也掌握着一定的所有权。在土地买卖方面，以北魏为例，国家虽允许买卖土地，但规定“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其不足”，就是说，这种买卖在数量上被限制在授田数额以内，不许超越，否则就是非法的。可见国家对永业田仍持有一定的所有权。在永业田的经营方面，北魏均田令规定：“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限在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②就是说，民人分得永业田，若不在国家指令范围经营，土地仍可被追回。这也说明永业田的私人所有权是有限的。 一方面对所谓“官田”进行直接经营；另一方面，对“民田”也拥有一定的所有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应的租税合一的地租形态——租庸调制。显然，中国封建国家的经济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西欧封建社会，尤其在前期，封建国家的经济政治力量远远不能与中国的封建国家经济政治力量相比。在西欧，封建君主只是许多贵族中的一员，封建国家远没有中国封建王朝那样巨额的赋税收入。如封建社会初期的法国，国王的领地很少，国王对全国公爵伯爵及其他封建主的领地既不派官吏管辖，更不能征取赋税。连臣下对君主的军役、协助金都难以保证。当时既没有土地国有、土地王有的概念，也没有近代领土主权的概念。到封建社会中晚期，法国王室领地的扩大，则多是通过与英国争夺，甚至是花钱购得。同时，又不断分封出去。封建国家及君主所有的土地及其经济力量始终是很有限的。在英国，王权最强的威廉一世时期，王室耕地占全国耕地的1/7，但对其余耕地，大小封建主则拥有实际的所有权，对国王仅仅以提供军役为条件。而且从整个中世纪看，英国封建地产的运动趋势是大地产明显衰落、中小地产不断加强。据统计1086～1279年剑桥郡部分分封的地产分布变化，结果在1086年仍占一定比例的王田到1279年完全归属其他封建主。 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封建国有经济力量以及相应的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大是中西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明显差别。 二 中国封建社会的私人经济，主要有身份性地主即贵族地主经济、非身份性地主即庶族地主经济以及所谓小农经济。 身份性地主经济是依附于封建国家经济之上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封建国家主要依靠身份性地主进行统治，国家给予身份性地主以土地世袭权，并依其名分赐予免役免课特权。但即使如此，身份性地主的土地财产仍然随时有可能为国家追回。 非身份性地主即庶族地主及其经济长期受到封建国家以及身份性地主及其经济的压抑和打击。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婚宦，不按品类择配，便遭到非议。庶族宦途多舛。纵然偶至大官，登门拜见士族，按席而坐，犹被士族大族所拒绝。非身份性地主经济也长期得不到允分发展。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明清时代，庶族地主经济才占较重要地位。 中国的农民长期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封建国家通过土地所有权将小农纳入自己的控制。同时，农民还不同程度地受到贵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压榨，处在封建国家与地主的双重控制下，这就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农业经济的经济增长。 西欧封建社会的王权微弱，没有全国的行政系统，没有统一的法律，没有全国的司法机关和常备军，也没有税收制度。也就是说，在西欧大大小小的封建主的上面，不存在较强有力的政治经济的控制。而封建领主在其经营的庄园内部，却握有多种经济、政治大权。 西欧教会所拥有的土地一方面来自虔诚教士的捐献，同时教会还霸占皇家领地。教会的土地及其经济也是独立于封建国家经济的。教会的土地也往往很快即转而隶属于封建领主，因为领主在那里行使着政治、经济的权力。许多教会领地即是真正的封地。 因而，即使在王权较强的中世纪后期的英国，其1215年大宪章的签订，主要内容仍强调保护贵族权利，使其免受国王侵犯。如规定国王不得随意向封建主勒索各种贡纳，不得随意逮捕贵族及没收其财产等等。这些，都仍然反映出封建领主政治经济力量的强大。而这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是非身份性地主还是身份性地主，都是无法企及的。 三 在封建社会中，城市经济也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层次，或者可以说是个活跃的、带革命性的层次。封建社会中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城乡商品生产的发展，推动自然经济的分解，从而到封建社会后期，逐渐在城市中首先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内部的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的预备学校”。 不过，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却更复杂一些。有的学者直接笼统地将中西封建社会的城市相比，或者盛赞中国北宋汴梁和南京临安的繁荣，或者进而哀叹繁荣的中国城市竟长久地在封建统治下忍辱负重。这似乎不太妥当。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明显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城市。其一是郡县首府型城市。这类城市占中国封建社会城市的绝大多数。它们是封建国家的各级政治统治中心或军事重镇。在城市中，以达官、贵族、差役、仆从为主体，城市工商业经济主要是官府经营的，是封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达官贵族仆从等服务的，城市中私人工商业微不足道。从农村流入这些城市的产品，尽管也经商人之手，但大量的是单向流通，没有与之交换的回头货，不是真正的商品。另外，从城市布局来看，这类城市以官署为全城中心，一般商人、手工业者则居于城关。因而，我国郡县首府型城市的繁荣与西欧封建社会新兴城市的繁荣，不属同一个层次。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中国郡县首府型城市也逐渐由政治军事重镇向经济中心转化，但这一转化过程在封建社会中，较之新经济中心城市的勃兴，要缓慢得多，其意义也稍逊于后者。 在中国城市史上，堪与西欧城市化时期新兴城市比较的是明清时期新的经济中心城市，它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与西欧城市的兴起一样，这类城市也是私人商业以及手工业兴盛的结果。中国的新兴市镇，市是由农村定期集市演变而来，随着集市规模的扩展，商人渗透的加深，常住居民增多，新居民区所需的商品和手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也发展起来，服务设施也增多，于是定期集市发展为固定的市。镇则又是在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型的市镇不同于军事政治中心的城市，它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它的经济以商业贸易为主。如浙江湖州的“南浔镇”就作为名闻遐迩的湖丝集散中心吸引着天南地北的商客，镇上的商贾云集、店肆林立；其市场规模很大，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再次，与西欧封建社会新兴城市一样，明清市镇的布局也以商业贸易为重心。如湖州南浔镇的基本格局：“由湖州至吴江县的运河自西而东横贯镇中，与自南而北的市河相交，构成十字港，十字港四周有通津桥、清风桥、明月桥相连；运河及南北市河两岸是通衙大街，主要街道有：大街、寿星街、爆场街、丝行棣、米廊下、树行棣、西木行。其中丝行棣是全镇丝行集中地，也是丝业贸易中心；米廊下俗称米棚下，是全镇粮食贸易中心……”③。另外，尽管有规模凌驾府城的南洵镇、乌青镇、濮院镇等巨镇兴起，但由于处于乡村城市化初期，与西欧新兴城市一样，明清新兴市镇的规模都不太大，一般大镇达到一万余户，中小市镇则几百户、数千户。 据统计，明代江南五府市镇最多时，苏州府有74镇；松江府61镇；杭州府52镇；嘉兴府41镇；湖州府22镇。总计江南五府有250镇④，但是，象这类市镇，在华东、华北、华中、华南都要少得多，至于东北和西部就更少了。所以，从整个中国看，江南市镇型城市毕竟很少。而在西欧，从公元10～14世纪，整个西欧几乎都布满了这类城市。有人统计了1800年世界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包括俄罗斯帝国的欧洲是12%～14%，日本是16%～17%，英法是20%，中国是6%～7%，如果考虑到当时中国大量城市仍属经济功能不强的旧郡县型城市，则新兴城市的城市人口所占比例更要低得多⑤。因而，中国的新兴市镇型城市较少可说是中西新兴城市的重要差别之一。其次，封建国家和贵族地主经营的工商业不仅是郡县首府型城市的主宰，而且也有力地渗入了新兴市镇。如明代中叶的景德镇“多官府造作之所”，明清时期湖广一带的城市中，“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苏松一带的商业也多为大官僚徐阶、董其昌所有。再次，在政治方面，尽管中国明清时代较发达的江南市镇和西欧的新兴城市都与封建势力展开了斗争，但前者总是以失败告终，而西欧新兴城市由于相对数量多，西欧封建势力的分裂、王权的相对弱小，所以，西欧的商业和手工业阶级过通过长期斗争；终于有成千上万的人，也许达到西欧全部人口的1/10，第一次赢得了平等与公民自由，一些城市还拥有自治权，成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单位。 四 从上述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封建经济诸层次中，私人经济包括地主经济，农民经济，城市商业手工业经济力量都较弱，而封建国家经济在农业和城市工商业部门都拥有很强的力量。这一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尤为明显，它延续到后期，给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乃至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转型以极大影响。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者们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经历数百年的历史时期，而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这种说法似乎值得商榷。如果资本主义萌芽都普遍地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那如何解释在不同的国家会或迟或早、或快或缓地由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进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要说明这种不平衡性，我们认为，只有承认各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分布密度上、在成熟程度上的差别。 事实也是为此。此新兴城市的普遍兴起相联系，14世纪的英国的毛纺织行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林肯、布列期托尔等地都有关于市民雇佣织工制呢出售的记载，15世纪中叶英国出现分散的手工工场，但它在当时英国的分布是较广的。握有大量资本的呢绒商，购买大宗羊毛原料，零售给农村成千上万的家庭手工业者……，在这种分散的手工工场比较普遍的基础上，集中的手工工场才大量产生，英国才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而中国，与新兴城市的分布及其数量相关，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出现于江南小块地区，它的成熟程度及其在全国的分布密度显然不如西欧国家。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在分布上和成熟程度上不同于西欧，是由封建社会前期中国私人经济包括私人工商业、地主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对弱小和封建国家经济的异常强大决定的。在长期的封建国家经济的控制和影响下，到明清时代，相对于人口增长，中国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缓慢的。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农业生产内部分工，农产品商品化，只是在江南的部分地区才有所发展，全国的普遍水平则很低。鸦片战争前，中国长距离运销的粮食，包括漕粮在内，仅占总产量的2%，而差不多同时期的日本，“即使不把交纳的大米的计算在内，进入市场贸易的农产品的比例仍很大：大米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⑥。 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形成的封建国家经济强大，私人经济发展不充分，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分布和成熟程度上的特征，极大地抑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进而，还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转型。 探讨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过程，把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很能给人以启示。在近代化运动初期，中日两国在原则上采取了同样的经济政策，但结果是日本明治政府将官营和半官营工厂出售给私人，从而转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而中国则迟迟未能摆脱早期的“官督商办”路线。从而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分歧增大，中国落在了后面。其原因有哪些？日本学者依田熹家先生说，“最主要的大概是日本已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绝对主义国家），进而又在这个前提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发展得晚。”⑦在我们看来，在近代化早期，中国之所以未能展开“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未能建立“统一的国家（绝对主义国家）”，甚至中国未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分布的密度方面，在成熟的程度方面都不如西欧乃至日本，同时它还不断遭受强大封建国家的压制和打击，一直未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到近代化运动的前夕，中国与日本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新兴商人队伍的出现及其壮大等方面，实际上已处于近代化竞赛的不同起点上。依田熹家先生的著作曾谈到中日近代经济史的买办问题，揭示出日本“在开港初始阶段，存在着象藩这样一个比较强有力的经济主体”，这是“阻碍买办资本成长的因素⑧。依田熹家还认为，在中国，“人民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本身及其思想的成长以及有组织的运动都是在这之后的变法运动中才兴起的，所以对使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经济摆脱‘官督商办’，进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力量”⑨。实际上这恰好说明了在近代化运动前夕中日两国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差异，这一差异早已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到近代，它又给经济的近代化转型过程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大是否绝对坏事？这不是。起码它对早期中国文明的持续以及发展是有巨大意义的。否则，古老的中国文明很可能会被打断，或者甚至被落后文化所淹没。这是应当加以说明的。 注释：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②《魏书》卷111《食货志》。 ③樊树志：《南浔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 ④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⑤西里尔.E.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第116页。 ⑥西里尔.E.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第94页。 ⑦依田熹家：《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第52页。 ⑧依田熹家：《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第45页。 ⑨依田熹家：《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第168页。 【责任编辑 翟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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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中国农大西方经济学
只记得题目的大概意思1．判断：竞争性市场的行业供给曲线都是向右上方倾斜的。2．判断：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一旦被公众预期到的话，那么政策无效。3．计算题：一个在产品市场完全竞争、在生产要素市场垄断的厂商，给定产品价格、生产函数、要素价格函数，求利润最大化时的产出、要素价格及利润。4．计算题：跨期预算线的题，无市场交易的可能，当期产量可以保存至下期消费，但是有一定的损耗，下期的产量不能提前消费，效用函数U=C1*C2，求消费的预算线，效用最大化时每期的消费量。5．论述题：刘易斯拐点与我国的民工荒。6．分析题：给出了我国汇率变化曲线以及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年度变化曲线，要求阐述曲线说明的问题，解释背后的可能原因，还能用什么理论来说明决定贸易的因素。7．分析题：给出了二十年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国单位GDP碳排放的数据，要求找出数据中的重要特点，提出一个理论模型来分配碳排放的权利义务，根据国际实际情况说明解决碳排放问题的对策。只记得这么多，前面几道题不算难，但我感觉分析题确实挺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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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关于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贡献的思考
关于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贡献的思考[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91.3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339(2002)06-0066-04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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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试题
重庆大学1999硕士入学西方经济学试题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一、分析比较下列概念（每题4分）1、机会成本与会计成本2、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与价格效应3、计划投资与存货投资4、自然失业率与有效需求不足型失业5、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与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二、简答及经济分析（每题8分）1、消费者参与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用序数效用论说明消费者均衡（用数学表达式及图形说明）2、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厂商的需求曲线、平均收益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有什么特点？为什么？3、简述凯恩斯“流动陷阱”的形成过程。它在凯恩斯理论中的意义何在？4、什么是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试述其形成过程。5、厂商利润极大化产量决定的原则是什么？为什么说厂商的供给曲线是厂商边际成本曲线的增部，且P（价格）>AVC（平均变动成本）三、计算题（10分）已知需求函数P=D（X）=400-2X求：1）求关于X的需求弹性函数；2）求在X=50和X=150的点弹性；3）求当需求弹性E=1时，X的值；4）求厂商的总收入函数（即消费者的总支出函数）；当X为何值时，厂商的收益达到极大化？5）求厂商薄利多销的范围（作图表示），为什么？6）如果市场价格P=200美元，试问消费者得到多少消费者剩余？四、论述题（每题15分）1、试评述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理论。2、试用IS-LM模型分析需求管理政策（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及局限性，你认为这一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重庆大学2000硕士入学西方经济学试题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一、不定项选择题（每题1分）1、平均收益等于边际收益的市场是：（）A完全垄断的市场B完全竞争的市场C垄断竞争的市场D寡头垄断的市场2、古诺模型讨论的是（）条件下的厂商行为。A完全垄断的市场B完全竞争的市场C垄断竞争的市场D寡头垄断的市场3、根据基尼系数的大小，比较下列四个国家中哪一个国家的分配最为平均（）：A基尼系数为0.43B基尼系数为0.23C基尼系数为0.34D基尼系数为0.684、某种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为0.6,该厂商应采用（）策略，来增加总收益。A降价B提价C保持价格不变D以上三种5、已知商品X的价格为1.5,商品Y的价格为1元,如果消费者从这两种商品得到最大效用的时候,商品Y的边际效用是30,那么商品X的边际效用应该是:（）A20B30C45D506、已知产量为9单位时，总成本为95元，产量增加到10单位时平均成本为10元，由此可知边际成本为：（）A5元B3元C10元D15元7、短期边际成本曲线与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相交点是：（）A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B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C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D不确定8、在市场交换中消费者获取的消费者剩余表现为：（）A效用增加B主观的满足程度增加C实际收入增加D利润量增加9、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A资源配置理论B相对价格理论C就业理论D储蓄——投资理论1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厂商根据（）的原则，决定最佳产量。A、AR=ACB、MR=MCC、TR=TCD、MR=011、净投资包括：（）A企业对生产资料的购买B企业库房积压未能销售的电视机C储蓄对投资品的购买D企业对厂房设备的购买12、下列变量哪些是存量：（），哪些是流量：（）A居民的副食品补贴B企业核定的资产额C企业在一级市场上发行的新股D银行准备金13、下列变量哪些是注入流量：（），哪些是漏出流量：（）A税收B净出口C侨胞向国内汇款D外商来中国投资14、假如把产量的年增长率从5%提高到7%，在资本-产量比等于4的前提下，根据哈罗德增长模型，储蓄率应从（）达到（）。A28%B30%C32%D20%15、已知充分就业的收入10000亿元，实际的收入9000亿元，在边际消费倾向为80%的条件下，增加300亿元的投资，则（）。A将导致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缺口500亿元B仍未能消除需求不足的失业C将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D将导致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16、已知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α=15%，超额准备金率β=20%，公众的现金持有率C-10%，如果中央银行增发货币H-100亿元，则货币供给量将增加：（）A100亿元B667亿元C222亿元D50017、自发总需求增加100万元，使国民收入增加了1000万元，那么此时的边际消费倾向为：（）A100%B90%C80%D10%18、假定货币供给量不变，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的增加将导致货币的投机需求：（）A增加B不变C减少D不确定19、在IS曲线不变的情况下，货币量减少会引起：（）A国民收入增加，利率下降B国民收入增加，利率上升C国民收入减少，利率上升D国民收入减少，利率下降20、凯恩斯主义总供给曲线是一条：（）A与横轴平行的线B向右上方倾斜的线C与横轴垂直的线D向左上方倾斜的曲线二、简答（每题10分）1、何为内在稳定器？它对经济波动的作用。2、简述剩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的联系与区别。3、试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萨伊定律的分歧。4、根据需求弹性理论解释“薄利多销”和“谷贱伤农”的含义。5、人们为了获取象牙，而捕杀大象，导致大象物种危机，为此许多国家通过禁止捕杀大象的法令，来保护这一物种；然而，人类每天都在大量地屠宰黄牛，却不存在黄牛的物种危机。——用你所学的经济学知识解释这一现象。三、计算题（10分）假定某经济存在以下关系：消费C=800+0.8/Yd,税收T=0.25Y,投资I=200-50r,政府购买G=200,货币需求Md/P-0.4Y-100r,货币供给Ms-900,总供给函数为Y-2350+400P,试求:（1）总需求函数;（2）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时的收入Ye和价格水平Pe；假定经济的充分就业的收入为2850，试问：（3）该体系是否实现充分就业？此时当局应采取什么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目标？四、论述题（20分）试比较分析完全竞争市场与垄断竞争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益及技术创新效益。（文字加图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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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我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和是初学者，在这和大家讨论一下，关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差别问题：---------------------------------------现在假设一个关系非常简化的社会模型：假设一个社会有10个人，他们只消费一种产品。关系为，供给劳动--产出产品--用劳动报酬购卖产品并消费。在社会的初始阶段，10个人要全部参与劳动，才能产出足够的消费品。当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时，（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这10个人只要有2人参与劳动，便能产出供10人消费的产品。在此时，我们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做不同的分析：政治经济学：由劳动价值论可知，生产报酬由劳动价值决定，这时，每个人只要工作20%，即可得到用于购买产品的报酬。于是社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20%的时间工作和80%的时间休息。西方经济学：即市场价值论，工资由市场决定。但由于劳动力已经处于一个过剩的状态，所以由供求决定的工资将被压低。每个人得到的工资不足以购买他所需的消费品。（应得工资和实际工资之间的差额被劳动购买者夺走，即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而市场上的总产品不能全部售出。由此继续循环将产生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学所里的世界比较理想化，但实现起来还真的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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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北师经济学院专业西方经济学试题记忆版
1。为什么说经济学一门研究人类理性经济行为的科学？2。试用消费者行为理论说明商品需求和相关品价格，收入以及偏好的关系。3。生产论的一道计算题：一冰棍儿生产厂商的生产函数是：Q=10L,市场需求函数为P=41000-Q/1000,劳动力供给函数是：W=?（忘了）求：（1）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和价格；（2）劳工雇佣量和工资率；（3）厂商利润。4。目前住宅价格不断上涨。假设土地价格都通过招标进行，采取诸如公开房地产开发价格，对房地产厂商征收高额税款等措施，是否能有效的抑制住宅价格不断上涨？如果不能，你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5。宏观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是什么？有什么特点？6。（……呃呃突然忘了）7。IS-LM模型和Keynes现代国民收入理论有什么不同？8。AD-AS分析如何推进了Keynes现代国民收入理论？——北师大考研BBS，原帖地址:http://www.bnuky.cn/thread-31759-1-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