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如何完美解决资本加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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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加总问题范畴
加总问题是边际生产力理论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边际生产力需要一个总量劳动和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加总只能通过对其价值（格）进行加总的形式来实现，而资本的价格受到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利息率）的影响，即维克赛尔效应，从而使边际生产力理论成为一个循环论证。）这也是在上个世纪剑桥资本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多要素形式避免了对不同的劳动和资本进行加总，但这种形式却远离现实，因为这种形式会使生产函数连续可微分的性质难以成立：许多厂商的投入要素都是固定比例，不可能单独地增减一种生产要素而不增减其他的生产要素，即生产要素之间不存在替代性，这样没有办法得出一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因此边际生产力的理论适用范围非常有限。本文在这里分析的是边际生产力理论的适用范围，因此，在这里采用的是两要素生产模型，将厂商的投入抽象地分为劳动和资本，而如何将异质的资本和劳动加总的问题给抛开，而抽象地认为劳动和资本是同质的。
资本加总问题简史
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和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和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的萨缪尔森、索洛和莫迪利安尼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进行的，争论的焦点是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问题。如现实中这种所谓GDP代表的是生产涵数，还是一种社会关系与技术、生产力、科技等无关。这场争论的背景是，在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经济学所讨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宏观变量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即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而新剑桥学派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分析的古典传统联系起来，试图表明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对这些宏观变量的作用。 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那些异质的资本品如何加总的问题。1960年，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一旦用于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由生产函数所推论出来的新古典理论的所有基本定理就都不成立了。这种逻辑一致性问题对于新古典理论显然是重要的，由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60年代开始应战，双方第一回合的交锋是以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告一段落。　在随后的1969年，索洛提出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避开这种加总问题而保持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于这一问题，新剑桥学派在70年代做出回应，表明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显然只是回避了加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不能再使用总量生产函数。　  



西方经济学的两种解决办法

边际生产力理论对规模报酬递增的解释
  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化生产中必然存在的现象，那么边际生产力理论必然要对这种与其相矛盾的规模报酬递增给以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经济中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之所以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是由于有一种促使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要素被人们忽视了，只要加入新的生产要素，生产函数就不会存在规模递增现象：两种要素的生产函数解释不了现实经济的真实情况，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要素也在多元化，科学技术、知识、教育等因素加入到生产函数中去，生产函数成了Y=F(L,K,T,I,E……)，从而使生产函数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样处理之后，生产函数就成为线性齐次性，就可以满足于总额相符，从而就使边际生产力学说更加完美，甚至进一步找出科技、知识、教育等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来。这种学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错误，根据生产要素的性质，生产要素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生产过程的投入物，二是要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相应的报酬。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复杂的计算得出科技、知识和教育的边际生产力，但是是谁根据这些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而得到它的报酬呢？是工人，还是资本家，还是科学家？另外，科技和知识都是体现在劳动和资本中，不能从劳动和资本中独立出来，生产函数的形式应该是Y=F[L(T,I,E……),K(T,I,E……)]，这样，从数学的逻辑上分析，自变量之间必然是独立的，即有完全的自由度。如果技术、知识、教育和劳动、资本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它们就不可能同时作为生产函数的自变量，即同时成为生产要素。因此，用多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使之成为线性齐次性，从而可以使之满足总额相符的方法，是存在着逻辑矛盾。
还有一种解释的方法是采用改变生产函数的方法
其认为生产函数是不断变动，即将生产函数动态化而成为Y=F[,t](L,K)。认为在静态中，不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只存在着规模报酬不变的现象，之所以存在规模报酬是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生产函数发生了变动，而这种变动的主要原因还是归因于技术进步导致了生产函数的移动。在这里，我们用数学的形式加以说明：在静态中，生产函数的形式是Y=F(L,K)，由于是规模报酬不变，即存在线性齐次性，因此可以得到：Y/L=F(L,K)/L=F(1,K/L)，Y/L是单位劳动的产出，即劳动生产率，我们用y来表示，K/L是资本劳动比，我们用k来表示，那么，生产函数就可以表示成y=F(1,k)，我们用一个新函数f(k)来代表F(1,k)，那么就得出线性齐次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这样的形式：劳动生产率是资本劳动比的一个函数，一般情况，这个函数是凸性，即f′(k)＞0,f〃(k)＜0（如图中的f[,1](k)）。随着时间的改变，技术进步改变了生产函数的位置，生产函数从时间t[,1]的f(,1)(k)移动到t[,2]的f[,2](k)。这样在每个静态的时点上，生产函数是线性齐次性，因此可以满足总额相等原理，从而生产要素可以按照边际生产力得到相应的报酬。而在不同时间上，这种生产函数的移动体现的是技术进步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变动的生产函数不利于数学分析，因此把生产函数Y=F[,1](L,K)变形为Y=F(L,K,t)，t代表着时间。进一步，新古典理论又把生产函数扩展到宏观总量生产函数，因素t不包括来自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为技术进步的贡献，是扣除劳动和资本增加投入的影响后剩下的部分。很明显，这样的处理方法和前一种方法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把技术、知识和教育等因素全部归因于时间的变动。

马克思货币资本概念

马克思：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P98）”正是在这种由货币到货币资本的转化过程中,马克思引出了他继承于古典传统并赋之于货币内涵的预付资本概念。

杨文进的观点

在自己的《马克思宏观经济学》中的第3章马克思经济学：总量的货币经济理论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提出了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实际上阐明了古典一般均衡的异质品模型中的加总问题和作为总量理论的基本含义。


结论

如果重新引入马克思的货币资本范畴，包括其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预付资本的话，那么资本加总问题就是一个伪问题。整个资本加总问题的解决就像1+1那样简单，如果多的话不用的计算器扳着脚趾头就可以搞定。想起《卖拐》范大厨师一句名言，我（西方经济学）那脑子以后就不用手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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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GDP根本就是假的，不存在的概念，而现实中这种所谓的名义GDP代表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取得交换中剩余劳动的支配形式）。

学术权威同志：你的发言最好最好贴近主题。蔡明名言：不想裁缝的司机不是好厨师。她认为这一切都挨着，您认为呢？要么悉听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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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无视资本无法加总的问题。
“马克思：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P98）”正是在这种由货币到货币资本的转化过程中,马克思引出了他继承于古典传统并赋之于货币内涵的预付资本概念。”
其他的学派为什么不利用货币化量度资本进行加总呢？马克思却进行货币化加总，恰恰说明马克思认识问题的缺陷，资本由于用途不同，边际生产率不同，因此加总后是不能表示资本本身的规律，如果要加总，个体资本必须赋予一定的权重，但是没有理论能够说明权重为什么这样，这好比CPI的意义，平均化的指数不能说明个体特征，也不能说明整体的趋势，马克思恰恰就是无视这一点。

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存在致命缺陷，缺乏微观基础，将表示个体的变量加总用来表示总体的特征，这在方法论上就有问题，转载 奥地利学派对于货币数量论的批驳。
罗期巴德：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

王文玉译

事实上，1912年出版的米塞斯的不朽著作《货币和信用理论》既是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开始，又是它的结束。[1]米塞斯的基本成就是，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其他边际主义者建立的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货币需求和货币的价值或价格，而边际效用理论本来是为了解释消费者需求和市场价格而建立起来的。从此，货币理论不再与个人行为和效用、供给、需求和价格的一般经济理论分离，也不再孤立地存在于“流通速度”、“物价水平”和“交易方程式”的内容之中。

在把供求分析应用于货币时，米塞斯采用了威克斯蒂德（Wicksteed）的概念：供给是特定时刻一种商品的总存量；需求是增加和持有现金余额的总市场需求，源于不同数量的货币在市场参与者的价值刻度上的排序。威克斯蒂德的概念尤其适用于货币的理由是：第一，货币供给，要么在金本位制下与当前生产相比极其持久，要么由市场之外的**权威决定；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上人们渴望的众多商品中，惟有货币不是为了消费而获取的商品，而是为了日后交换而持有的商品。因此，“需要持有（demand to-hold）”成了适用于分析货币功能的概念，因为为了日后出售而持有恰恰是货币独有的显著功能。米塞斯还能够解释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将其解释为每个人的序数价值刻度上边际效用的结果。在米塞斯的分析中，他以他的奥地利同事FranzCuhel的见解为基础，发展了严格序数的边际效用，彻底清除了效用可度量的错误假设。

和其他商品相比，货币的效用决定每个人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即和他将来的支出相比，他的收入或财富有多少以现金余额的形式持有。把边际（序数）效用递减规律应用于货币，并牢记货币的“用途”是为了未来交换而持有，和货币单位的购买力相比，米塞斯含蓄地得到了一条向下倾斜的货币需求线。米塞斯还把单位货币的购买力称为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就像常见的供求分析中那样，它是由货币存量和现金余额需求线的交点决定的。在传统的描述中，即一种商品的价格和数量的二维坐标图中，把单位货币的购买力放在y-轴上，把货币数量放在x-轴上，我们就能够直观地理解这一点。米塞斯以如下方式掩盖了这个分析：他指出，在任意给定的时刻，总货币供给恰好等于那一时刻的个人现金余额之和。在一个社会中，每单位货币都被某个人拥有，从而不可能不成为某个人的现金余额。

虽然为了方便，米塞斯的分析可以用常见的供求分析图表来表达，并用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代表货币的价格，但惟一地依靠这样一个简化的图表就篡改了这个理论。这是因为，正如米塞斯在一段杰出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他的教导还没有被主流经济理论吸收，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并不简单指商品和服务的所谓价格水平的倒数。在描述货币作为一般交易媒介的优点和这样一个一般媒介如何在市场上出现时，米塞斯指出，现金单位被用作记账单位，并作为所有其他价格的共同标准，但充当货币的商品本身仍然处于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物物交换状态。在货币出现之前的物物交换中，没有一致的“鸡蛋价格”；一单位鸡蛋（比如一打）会有很多不同“价格”：用黄油衡量的鸡蛋的“黄油”价格，用帽子衡量的鸡蛋的“帽子”价格，用马衡量的鸡蛋的“马”价格，等等。每一种商品和服务都有用其他商品和服务衡量，几乎是无穷多种价格。一种商品，比如黄金，被选定充当全部交易媒介之后，黄金之外其余每一种商品将有一个一致的价格，因此我们知道鸡蛋的价格是每打一元；一顶帽子的价格是10元，等等。虽然黄金之外的每一种商品和服务现在有了用货币衡量的单一价格，货币本身却有用其他每一种商品和服务衡量的无穷个价格。换句话说，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这种商品用其他商品和服务衡量的购买力。在物物交换情况下，如果一打鸡蛋的价格是两镑黄油，一打鸡蛋的购买力就是两镑黄油。一打鸡蛋的购买力还将是十分之一顶帽子，等等。相反，黄油的购买力是用鸡蛋衡量的它的价格；在这个例子中，一镑黄油的购买力半打鸡蛋。有了货币之后，一打鸡蛋的购买力同样是其货币价格，我们的例子中的一元。一镑黄油的购买力是50美分，一顶帽子的价格是10美元，等等。

那么，一美元的购买力或价格是什么呢？它将是一美元能够购买的一大束商品和服务，即这个经济中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会说，对于这个经济来说，一美元的购买力等于一打鸡蛋、两镑黄油或十分之一顶帽子，等等。简而言之，单位货币的价格或购买力将是一美元能够购买的一束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因为这一束商品是不同类的，不能用一个一致价格水平数字概括它。

（假定个人对现金余额的需求或个人的价值刻度保持不变），米塞斯还分析了价格如何适应货币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即货币购买力下降）。这一分析进一步说明了价格水平这一概念的谬误。依照新古典主义，货币和价格水平不影响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与此不同，米塞斯证明，货币供给增加对市场的不同领域的影响不同，从而不可避免地会改变相对价格。

例如，假设货币供给增加20%。结果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定的所有价格都上升20%。让我们假定最有利的情况—我们可称之为天使加百利模型，即天使加百利突然降临人间，一夜之间使每个人的现金余额都增加20%。现在，并非所有价格都增加20%。这是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刻度，一个不同的序数效用排序，包括美元和其他商品在其价值刻度上的相对边际效用。随着每个人的美元存量增加，他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将会发生变化，原因是这些物品和货币在他的价值刻度上的相对位置会发生变化。因此，需求结构将变化，相对价格和生产中的相对收入也会变化。组成美元购买力的商品和服务束的构成也将变化。

如果天使加百利模型中的相对需求和价格会发生变化，那么，在现实世界中，当货币增加时，它们将发生更大变化。这是因为，正如米塞斯证明的那样，在现实世界中，货币扩张之所以对扩张者有诱惑力，恰恰因为新货币的注入不同于天使加百利模型。**或银行创造出新货币，这些货币被支出在特定商品和服务上。因此，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增加，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渐渐地，新货币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各个方面，增加需求，提高价格。收入和财富被重新分配，有利于最早收到新货币的人，收到新货币较晚的人和根本不收到新货币的固定收入者遭受损失。作为这一货币供给增加的结果，有两类相对价格变化：（1）通货膨胀过程中发生的、从后来收到新货币的人向先收到新货币的人的重新分配；（2）货币供给增加的影响全部释放之后，财富和收入的永久转移仍然继续。这是因为，新的均衡状态将反映因干预性通货膨胀过程而改变了的财富、收入和需求结构。例如，从相对财富和收入意义上说，固定收入阶层永久地遭受损失。[2]

如果单一价格水平的概念是一个荒谬的概念，那么，更为荒谬的是企图度量其水平的变化。用我们前面的例子讨论，假设某个时刻，一美元能够购买一打鸡蛋，或十分之一顶帽子，或两镑黄油。为简单起见，假设只有这三种商品，我们正在描述此时的美元购买力。不过，假设在下个时刻，由于美元供给增加，物价上升，因此黄油的价格变成一美元一镑，帽子十二美元一顶，鸡蛋三美元一打。价格上升了，但不一致，而且关于美元的购买力，我们现在能够说的是四个鸡蛋，或十二分之一顶帽子，或一镑黄油。不允许把美元购买力的这些变化综合成一个平均指数。任何此类指数都是用魔法召来相对价格保持不变的某种商品总体，因此一个总体平均就能够得出货币本身的购买力的一个度量。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相对价格无法保持不变，个人对这些商品和服务的评价更不会保持不变。[3]

就像任何商品的价格趋于一致那样，米塞斯证明，货币的价格或购买力也将在其贸易区域内趋于一致。美元的购买力将在全美国趋于一致。类似，在金本位时代，一单位黄金的购买力在使用黄金的区域内趋于一致。一些批评家指出，一地和另一地之间货币价格差异持续存在。他们未能理解奥地利学派的一种商品或服务的概念实际指的是什么。一种商品不是用其技术性质定义的，而是用其相对于消费者的需求和愿望的同质来定义的。例如，容易解释为什么堪萨斯的小麦价格不同于在纽约的小麦价格。从纽约消费者的角度看，技术上说完全相同的两地小麦事实上是两种不同的商品：一个“在堪萨斯的小麦，”另一个是“在纽约的小麦。”在纽约的小麦，距离其用途较近，是比堪萨斯的小麦更有价值的商品，将在市场上有较高的价格。类似，纽约住宅的租价要高于技术上说相似的俄亥俄乡村住宅的租价。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相同住宅的价格永远不同。纽约的住宅有更有价值和更合意的地点，从而在市场上定价较高。和“位于俄亥俄乡村的住宅”相比，“位于纽约的住宅”是一个不同的和更有价值的商品，因为各自的地点是商品自身的主要部分。在任何时刻，一种同质的商品必须用其对于消费者来说的有用性来定义，而不能用其技术性质来定义。

让我们推广这个分析。纽约的生活成本也许持续高于俄亥俄乡村。这个事实并不否定美元在这个国家各地的购买力趋于一致的趋势。这是因为，两个地点组成不同的商品和服务组合，纽约为消费者提供了极为广泛的商品和服务。纽约较高的生活成本反映的是较大的区位优势的、较为丰富的商品和服务。[4]

在C. Y. Wu的颇有价值的国际价格理论史中，他强调了米塞斯的贡献，并指出，米塞斯的解释符合李嘉图和Nassau Senior传统，他“是第一位清楚解释一个古典教条的经济学家。这个教条是，货币的价值在各地相同。而且，他还证明了，不同地方有相似构成的商品的价格不同，与货币价值的相等并不矛盾。”

[5]指出米塞斯独立于Senior得出了这个概念，然后Wu发展了这个概念在所谓生活成本地区差异中应用。正如Wu指出的那样，“对于他[米塞斯]来说，相信不同国家的货币有不同价值人，没有考虑到经济物品的本质中的区位因素，不然他们就应该理解，所谓的差异就可以用提供的商品质量和需求的商品质量差异来解释。”最后，Wu引用米塞斯《货币和信用理论》中的一段：“商品和货币之间的交换比率处处相同，但人和他们的需要不同，商品也不同。”[6]

如果货币的购买力趋于处处相同，那么，如果这个世界同时有多种货币，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经过解释，米塞斯把李嘉图的分析发展为汇率的所谓购买力评价理论，即两个独立的货币之间的市场汇率趋于等于它们的购买力比率。米塞斯证明了，这个分析不但适用于黄金和白银之间的兑换率—无论两者是否同时在同一个国家之内流通，也适用于两个国家各自独立发行的法令货币。Wu解释了米塞斯的理论和稍后由Gustav Cassel阐明的购买力平价理论之间的区别。不幸的是，后者更出名。Cassel的理论忽视了，奥地利学派理论强调地区差异，是为了解释技术上的类似商品的价值差异，而且这顺次补充了更为广泛的奥地利学派和古典立场，即货币的购买力是一束具体商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Cassel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货币的购买力当作一个单一价格的倒数。因此，Wu指出：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意思是，当“货币的购买力”在所有贸易国都相等时，汇率会处于均衡状态。如果购买力一词指购买商品的能力，这些商品的技术构成和地点都相同，这个理论就变成了不同国家中货币的比较价值的古典学说，而且是一个可靠的学说。但不幸的是，与这个理论有联系的购买力一词有时指一个国家内的一般物价水平的倒数。如此解释时，该理论变成了，均衡汇率等于不同国家物价水平的比率。这是……一个错误的购买力平价理论。[7]

不幸的是，Cassel非但没有改正他的购买力概念中的错误，反而迅速放弃了充分-平价学说，转向一个不同的和极其微弱的观点，即只有汇率的变化才反映购买力的变化，这也许是因为，他希望在该理论的应用中使用度量和指数。[8]

当着手把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货币的价格时，米塞斯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循环。”简单地说，当一个人把鸡蛋、牛排和鞋子放在他的价值刻度上排序时，他按照消费中的直接用途评价这些物品。这样的评价自然独立于市场定价，并且先于市场定价。但是，人们需要货币，持有现金余额，不是为了直接消费，而恰恰是为了用这些现金余额换取可直接利用的物品。因此，若非货币原先有交换价值，若非它曾经可用于交换其他物品，从而将继续可用于交换其他物品，货币本身是无用的。简而言之，人们需要货币，是因为它原来有购买力。对它的需求不仅不独立于其现有市场价格，而是恰恰因为它已经有用其他商品和服务表达的价格。但是，如果对货币需求，从而货币的效用，依赖于其现有价格或购买力，那么，那个价格又如何能够用需求解释呢？似乎，奥地利学派把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货币的努力不可避免地要陷入这个循环陷阱。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主流经济学未能把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货币的价值，从而消失于多原因（或原因不明）的瓦尔拉斯方向。

然而，米塞斯在1912年提出了他所称回归定理（regression theorem），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米塞斯认为，对货币或现金余额的当前（比如X日）需求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X-1日的货币有一个购买力。X日的货币购买力取决于X日的货币供给和X日的现金余额需求相互作用，而货币需求又取决于在X日，对于个人来说货币的边际效用。但是，这个边际效用，从而这个需求，有一个必然的历史成分：在X-1日货币有购买力，而且个人知道这种商品具有货币功能，并在未来某日可用于交换其他商品和服务。但是，什么东西决定X-1日的货币购买力呢？再一次，这个购买力决定于X-1日的货币需求和供给，而X-1日的货币需求取决于X-2日货币有购买力的事实。但是，我们是否陷入了一个无穷回归，无法逃出循环陷阱且没有最终解释呢？不是的。我们必须做的是把这个时间回归进行到货币不被用作间接交易媒介，而是纯粹为了其直接消费用途而需要它。让我们按照逻辑回到一种商品，比如黄金，作为交易媒介的第二天。在那天，对黄金的需求部分源于黄金作为货币或交易媒介在此前有购买力。但是，第一天呢？在那天，对黄金的需求再次依赖于黄金此前有购买的事实，所以我们把分析回归到物物交换的最后一天。在物物交换的最后一天，对黄金的需求是对纯粹消费用途的需求，没有涉及此前某日的历史成分。这是因为，在物物交换经济中，对每一种商品的需求都完全源于其当前消费用途，黄金也不例外。在黄金被用作交易媒介的第一天，对它的需求或它的效用中开始有两种成分：第一，它在物物交换经济中有的消费用途；第二，货币用途或充当交易媒介的用途，这个用途有历史成分。简而言之，对货币的需求能够被后递推到物物交换的最后一天，这时，对货币商品的需求中的时间成分消失，当时对货币的需求和货币的购买力的原因能够得到充分而完全的解释。

米塞斯的回归定理不仅充分解释了对货币的当期需求，把货币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结合在了一起，它还证明了货币必定以这种方式起源于市场，源于市场上人们逐渐使用原先有价值的某种商品作为交易媒介。货币不可能源于某种社会契约，把原来无价值的某种东西当作“货币”，也不可能突然出现**的法令货币。这是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货币商品不可能有先前的购买力，而先前的购买力是个人货币需求中考虑的事情。这样，米塞斯证明了，门格尔关于货币如何在市场上产生的历史见解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概括，而是一个理论必然性。另一方面，虽然货币必定源于作为直接有用的商品，比如黄金，依照回归定理，在这种商品被用作货币之后，其直接用途必须继续存在的理由并不存在。一旦确定为货币，黄金或黄金的替代品，可以失去或被剥夺其直接用途，并继续充当货币。这是因为，前一天的购买力这一历史参照已经建立起来。[9]

在他1949年的综合论著《人类行为》中，米塞斯成功地驳斥了Andersonand Ellis对回归定理的早期批评。[10]后来，J. C. Gilbert和Don Patinkin把批评指向该理论。Gilbert断言，该理论未能解释的是，当原有的货币体系崩溃时，新的纸币如何能够被引进。大概，他指的是1923年的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之后German Rentenmark一类的例子。但是，关键是，新纸币不是被重新引进的。黄金和外汇此前已经存在，Rentenmark能够，而且的确经受住了这些先前存在的兑换。此外，它是按照与原有的极度贬值了的马克一个固定关系引进的。[11]

Patinkin批判米塞斯的理由是，米塞斯声称货币的边际效用指货币交换的商品的边际效用，而不是货币持有本身的边际效用。他还指责米塞斯在《货币和信用理论》中的其余部分不一致地持有后一种观点。但是，Patinkin是错误的。米塞斯的货币的边际效用的概念总是指持有货币的边际效用。在回归定理中，米塞斯的重点有所不同，即持有的边际效用自身也以一个先前事实为基础，即货币能够用于交换商品，即基于货币的先前的用商品衡量的购买力。简而言之，要使持有货币有边际效用，商品的货币价格，货币的购买力，必须首先存在，从而需要回归定理摆脱循环。[12]

为了有一个适合数理经济学时尚的、“相互决定”的瓦尔拉斯世界，现代正统经济学已经放弃了对因果解释的探索。Patinkin本人无力地承认了循环陷阱，他声称，在分析市场（“市场实验”）时，他从效用开始，而在分析效用时，他从价格（“个人实验”）开始。以特征性的傲慢自大，萨缪尔森和斯蒂格勒各自攻击奥地利学派为了分析因果关系而意在避免循环性。萨缪尔森退守瓦尔拉斯提出的“一般均衡的概念，其中所有的量同时由有效的相互独立的关系决定，”他将其与用文字写作的经济学家（literary writers）对循环推理的担心对比。[13]斯蒂格勒鄙视庞巴维克“不理解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借助联立方程理论提出的）相互决定和均衡的概念。相互决定……因恪守陈旧的因果概念而遭拒绝。”斯蒂格勒还附加了一个暗讽的注释：“庞巴维克没有受过数学训练。”[14]因此，正统经济学家表现出经济学中数学方法的影响。相互的函数决定十分适合数学表述，适用于物理学，它要解释的是没有动机的物体的运动。但是，在人类行为学中，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经济学是得到最详细阐述的部分，原因是已知的：个人的目的。所以，在经济学中，恰当的方法是从作为原因的行动前进到其后果。

在《人类行为》中，米塞斯彻底摧毁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概念，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要达到那个均衡状态，经济的基本数据—价值、科技和资源—都必须保持不变，而且市场的每位参与者都知道，它们将被永远保持不变。给定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保持不变，该经济迟早会进入不变价格和生产的无限循环，每个厂商都赚取一致的利率（或在某种理论中，零利率）。在米塞斯所称“均匀转动的经济”中，确定性和固定不变性的概念是荒谬的，但米塞斯要继续证明的是，在这样一个固定不变和确定的世界中，无人会持有现金余额。每个人对现金余额的需求都会减少到零。这是因为，关于未来销售和购买，每个人都有完美的远见和知识，根本没有理由持有现金余额。知道在1977年1月1日将支出5000美元的一个人会把他的货币全部借出，并且恰好在那天被归还。正如米塞斯所说：每个人都准确地知道未来每一天需要多少货币。他可以巧妙地把他收到的所有资金都借出去，使贷款恰好在他需要的日期到期。……当均匀转动的经济的均衡状态最终实现时，不再有人持有现金。[15]

但是，如果无人持有现金，而且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减少到零，那么，所有价格都上升到无穷，意味着货币交换继续存在的市场的整个一般均衡体系也就土崩瓦解了。正如米塞斯总结的那样：

在假想的一个均匀转动的经济中，间接交换和货币的利用是默认的……其中不存在有关未来的不确定性，没有必要持有货币。由于货币必然表现为人们持有的现金，故不可能有货币……但是，一个没有货币的市场经济概念是自我矛盾的。[16]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概念不仅完全不现实，就概念而言，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样一种体系中，货币和货币交换无法持续进行。作为这一分析的必然结果，米塞斯的另一个贡献是，证明了不确定性不仅是持有现金余额的众多“动机”之一，而且是决定性的。

此类问题正困扰着主流经济学。Hahn证明，Patinkin的众所周知的一般均衡模型要确定对货币需求的存在性，就必须要求未来销售和购买变动中的不确定性，并要求信贷市场的“不完美”，正如Hahn指出的那样，两者都和一般均衡的概念不一致。[17]

至于货币供给，米塞斯回到基本的李嘉图见解，即货币供给的增加永远不会给社会带来普遍利益。这是因为，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货币从根本上不同于消费品和生产品。其他条件相同，消费品供给增加有利于社会，因为一个或多个消费者的境况会得到改善。生产品的供给增加也是如此，因为生产品将逐渐变成消费品供给增加，生产过程本身就是把自然资源转变成消费者希望的、特定形式和地点的、可直接利用的物品。但是，货币就十分不同：货币不直接用于消费或生产，而是用于交换这些直接可用的物品。然而，一旦一种商品或物品被确定为货币，它完成它能够完成的最大数量交换工作。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增加货币的交换服务。发生的事情无非是每单位货币的购买力被增加的货币冲淡了。因此，永远没有增加货币供给的必要，无论是因为商品供给增加了，还是因为人口增加了。给定货币供给，人们通过减少支出，从而增加他们的现金余额的购买力，并进而增加的他们实际现金余额，获得了更大比例的现金余额。正如米塞斯写的那样：

货币提供的服务以其购买力高低为条件。没有人想要持有确定数量或重量的现金。他想要保持的是具有一定数量的购买力的货币。随着市场的运行趋于把货币的购买力确定在使货币供给和需求一致的最终状态，永远不会有货币过剩或不足。每个人和所有个人合在一起总是充分享受他们能得自间接交换和货币的使用的利益，无论总货币量多还是少。货币的购买力变化带来不同社会成员中间财富分配的变化。从渴望借助这样的变化致富的人的角度看，可以说货币供给不足或过剩，而且获得此类利益的欲望也许导致现金-引发购买力变化的政策。然而，货币提供的服务不会因为货币供给的变化而得到改善或削弱。……整个经济中可供利用的货币数量总是足以为每个人保证货币正在发挥的作用和能够发挥的作用。[18]

货币供给保持不变的一个世界类似于18和19世纪的世界，其显著特征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增加的资本投资使商品供给增加，这些商品价格下降，生产成本下降。[19]正如著名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所证明的那样，即使货币和信用的通货膨胀性扩张仅仅抵消长期价格下降，也会造成生产扭曲，引起商业周期。

在压倒性的反对通货膨胀性货币扩张的观点（包括哪些没有在这里详述的观点）面前，当今世界中的通货膨胀趋势作何解释呢？答案在于货币被注入经济的方式，在于它不是按照加百利天使模型进行的。例如，**并不通过一项法令均匀地使货币供给增加十倍，即不是简单地在这个经济中的每个金钱数字后面添上一个零。在一个不是百分只百的商品经济中，货币供给受**、中央银行及其控制下的银行系统控制。这些机构发行新的货币，通过支出或将其借给受到优待的债主，将其注入到经济之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货币供给增加有利于最早收到新货币者，即**、银行和它们优待的债主或承包人，收入相对固定的阶层、较晚收到新货币或根本收不到新货币的人遭受实际收入和财富损失。简而言之，货币膨胀是**、其控制的银行系统和受优待的政治阶层部分地剥夺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的一个方法。那些能够控制货币供给的人发行新的货币，增加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使其他人遭受损失。让**垄断货币发行和供给，**将增加货币供给，增加自己的利益，损害没有政治力量的人。一旦我们采用与众不同的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方法，一旦我们认识到，**不是一个献身于公共利益和一般福利的超人组织，而是一个致力于增进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的由个人组成的组织，那么，作为货币垄断者，**内在的通货膨胀政策的理由也就十分清楚了。

正如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分析表明的那样，制造通货膨胀过程无法无限持续下去，因为**归根结底不能控制货币的退化速度和购买力的损失。持续的通货膨胀政策的最终结果是失控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总崩溃。正如米塞斯分析的那样，失控的通货膨胀过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第一个这样的崩溃出现在在一个工业化国家之前及其之后），这样的通货膨胀一般以如下方式进行：最初，**增加货币供给，而且随后的价格上升被认为是暂时的。这是因为，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那样，通货膨胀的发作常常因一次战争的超常支出为机会，公众假定，战争之后，包括物价在内的情况会回到通货膨胀之前的正常情况。因此，公众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增加，因为公众在等待预期中的价格下降。结果，价格成比例地上升，并常常大大低于货币供给的增加，而货币当局变得更加大胆。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纸币那样，对于面对困难的**来说，这是一剂万能药：向经济注入更多货币，而价格只略微上升！受表面上的成功鼓励，当局更多地应用表现得如此有效的办法，货币扩张的步伐加快。然而，终于，公众的预期及其关于经济的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开始明白，不会回到战前的正常状态，新的正常状态是连续不停的价格通货膨胀，即价格将继续上升，而不是下降。接着是通货膨胀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对现金余额的需求不断下降，理由是：“我最好把我的货币支出在现在的X,Y和Z上，因为我充分知道，明年的价格会更高。”价格的上升开始快于货币供给的增加。危险的转折点到来。

此时，人们认为，经济正遭受着货币短缺，证据是，物价上升速度超过货币扩张速度。所谓的流动性危机大规模发生，增加货币供给的呼声更高。正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Bresciani-Turroni在其对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的权威性研究中写到的那样：

物价上升引起对流通媒介的需求增加，因为对于交易量来说，现有数量不足。同时，国家的货币需要迅速增加……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德国国家银行。对它施加的压力变得越来越紧急，从中央银行的角度看，增加货币发行似乎是一个解决办法……

因此，当局没有勇气抵抗需要越来越多纸币的人的压力，而且没有勇气面对中断纸币发行必然造成的危机。他们宁愿选择继续增加纸币这个方便的做法，从而使尽可能维持商业活动，但与此同时也是在拖延德国经济的病态。**按照马克的贬值增加薪水，雇主依次同意继续增加工资，为的是避免争论，条件是他们能够提高其产品价格。……

因此，一个恶性循环被建立起来了：汇兑贬值；国内物价上升；纸币发行量增加；纸币数量的增加时用黄金计算的马克的价值更低；价格上升得更多；等等。

在很长时期内，德国国家银行采用的是宿命论想法，即增加纸币发行是马克贬值的必然结果，认为它的主要任务不是管制发行额，而是为物价上升要求不断增加纸币数量的德国经济做好准备。它尤其投身于大规模组织纸马克的生产。[20]

超级通货膨胀顶峰时期德国货币当局的想法表现为德国国家银行行长Rudolf Havenstein声明：

马克过度贬值自然造成对额外现金的需求迅速增加，而德国国家银行并不总能充分满足这个需求。简单地生产大面额纸币使我们能够把越来越大数额的纸币投入流通。但是，这些巨额纸币几乎不能充分满足迅速增加的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它在最近达到了绝对出奇的水平……

德国国家银行的纸币印刷组织运转正在给我们的人员造成最极端的需求。[21]

美国似乎正在进入通货膨胀（1975）的第二个阶段，而且值得注意的是，Walter Heller一类的经济学家已经呼吁，货币供给必须增加，以恢复公众的实际现金余额，切实减轻实际余额的短缺。正如1920s早期的德国那样，被采用的论调是，货币数量不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因为价格上升的速度正在超过货币供给增加的速度。[22]

通货膨胀的第三个阶段是失控的阶段：货币崩溃。公众惊惶失措地从货币逃向实际价值，任何商品。公众的心理不再是早一些购买，而是立即购买任何东西。公众对现金余额的需求急剧减少到零。

米塞斯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热衷于金本位的理由现在应该一清二楚了。越纯、越不被冲淡的金本位越好。并非这个“野蛮的遗迹”有迷信的吸引力。理由是，受**控制的货币及其银行系统容易服从不断出现的货币扩张压力。相反，货币当局无法人为地制造黄金供给。黄金只能从金矿中开采出来，像市场上其他商品的供给那样，这是一个有成本的过程。本质上，可供选择的是：黄金或**。选择黄金而不选择市场上的其他商品，是若干世纪的历史经验，黄金（和白银）是惟一适合充当货币的商品，其理由是每一本货币银行学教课书的第一章阐明的。

有人会批评说，黄金的数量也能增加，而且供给的增加，无论如何有限，也不会给社会带来好处。然而，除了黄金和**之间的选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考虑：黄金供给增加会增加其非货币用途，这是**法令货币或银行系统的存款很少有的优点。

关于米塞斯的“货币性的过多投资”商业周期理论，哈耶克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工作，但相比之下，关于货币理论，除了米塞斯本人之外，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有三个不大清楚且相互有联系的领域需要进一步详细阐述。一个是使货币能够脱离**控制的途径。最重要的是重返纯金本位。要这么做，首先涉及大幅度提高“黄金的价格”（实际上，降低美元的黄金含量），超过现在的每盎司$42.22的虚假价格；其次，现在的银行存款缩水转换成非货币储蓄券或存款券。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准确价格是多少。最初，米塞斯建议按照市场价格重回黄金，而Jacques Rueff和Michael Heilperin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按照故意的每盎司$70的双倍价格似乎太离谱。但是，当前（1975年）的每盎司$160的市场价格使故意的高价格和市场价格大大接近了。[23]

第二个研究领域是自由银行系统问题，与黄金有关的银行存款100%准备金要求问题。米塞斯的《货币和信用理论》是系统提出银行通过信用扩张来创造货币的最早著作之一。其后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C. A. Phillips著名的单个银行的扩张能力和整个银行系统的扩张能力之间的区别。然而，米塞斯的论点之一仍旧被忽视了：即在一个自由银行制度下，即其中银行受到的惟一管制是严格遵守它们的职责，以标准货币兑换票据或存款，市场的运行阻止银行的货币扩张。挤兑的威胁，加之一个银行的扩张不可能超过一个竞争者，使信用扩张保持在最低水平。也许，米塞斯低估了银行为了促进信用扩张而组织起成功的银行卡特尔的可能性。然而，看似显然的是，在没有一个提供储备和担当最后借款人的中央银行的情况下，很少有银行信用扩张的机会。[24]

最后，米塞斯没有充分说明的一个相关问题是，货币供给这个重要概念的确切定义。在当今的主流经济学中，至少有四个相互竞争定义，从M1到M4。有一点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肯定的：货币供给的定义必须依靠概念自身的内在本质，不能依靠当前流行但有问题的、与国民收入有统计相关性的方法。Leland Yeager对这样一种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人们熟悉的一个货币定义方法蔑视货币和近期可收回的货币之间的逻辑界线。它寻找最适合统计的定义。这种方法的思路之一……寻找窄或宽地定义的数量，这个量与拟合历史数据的方程式中的收入最密切相关。……但是，如果货币的定义必须因时间和国度而不同，就显得十分笨拙。此外，即使定义得包括近似货币的货币的确比定义得较窄的货币和收入更密切相关，这个事实也不使宽泛的定义具有必然性。这些近似货币的数量也许依赖于货币收入，并依次依赖于交易媒介。……更一般地说，不那么明显的是，为什么与其他某个量最为密切相关的一个变量应该受到高于一切的关注。……在一个海滩沐浴的人数和停在那里的汽车数量的相关程度也许高于它与天气或门票价格的相关程度，然而前一个相关却不像后一个相关那么有意思或有用。消费或投资和国民收入的相关程度也许高于货币数量和国民收入的相关程度。[25]

货币是交易媒介，是市场上的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务都与之交换的资产。如果一件东西充当这样的媒介，充当市场上的最终支付手段，那么，它就是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在他的《货币和信用理论》中，米塞斯区别了标准货币（狭义的货币）和货币的替代物，比如充当额外货币供给的银行票据和活期存款。值得注意的是，在Irving Fisher写于大约同一时期（1913年）的非奥地利经典著作《货币的购买力》中，M仅仅由标准货币组成，而M1由可按照评价兑换为标准货币的银行活期存款形式的货币替代品组成。今天，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会想到把活期存款排除在货币的定义之外。但是，如果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会明白，如果一个银行开始破产，其存款不再用作市场上的货币。它们仅仅在一个银行面临倒闭之前才是货币。

此外，以同样方式，M1（现钞加活期存款）比最狭义的定义宽泛，我们甚至能够有更为宽泛的定义，把商业银行中的储蓄存款、储蓄银行存款、储蓄和贷款银行的股份、人寿保险退保解约金值，在公众开始怀疑它们的可兑换性之前，它们都可按照平价兑换成标准货币，从而都被用作货币替代品，作为货币的一部分。M1的热衷者认为，惟有商业银行有力量创造存款，而且它们的存款比其他银行的存款流通更快。然而，让我们假设，在一个金本位国家，一个人有一些金币放在办公桌里，其他的金币放在一家银行的金库里。他家里的金币将活跃地流通，他的金库里的金币流通迟缓，但两者都是他的现金余额的组成部分。而且，如果仍然有人反对把储蓄银行和类似机构的存款堆积叠加在商业银行存款之上，那么，应该注意的是，后者则依次叠加在储备和标准货币之上。

另一个例子将有助于回答一个常见的异议：一个储蓄银行的存款不是货币，因为它不能被直接用作交易媒介，除非兑换成媒介。（这远离一个事实，即储蓄银行正在越来越多地有权发行支票和开设活期存款账户。）假设经过某种突然的观念变化，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决定在交换中不使用面额五美元的钞票。他们只使用面额十美元和面额一美元的钞票，而且用五美元面额的钞票保持他们的长期现金余额。结果，面额五美元的钞票的流通就会远远慢于其他钞票。如果一个人要支出他的现金余额的一部分，他不能直接支出面额五美元的钞票。为了交换，他要走进一家银行，把它换成五张面额一美元的钞票。在这个假设的情形中，面额五美元的钞票的地位和今天的储蓄存款的地位相同。但是，虽然面额五美元钞票的持有者必须走入一家银行并将其换成面额一美元的钞票，然后才能支出，但肯定没有人说，他的面额五美元的钞票不是他的现金余额或货币供给的一部分。

然而，货币供给的一个宽泛定义不包括不可随时按照平价兑换成标准货币的资产，即任何形式的真正有期限的债务，比如储蓄券、可流通或不可流通的存款单和**债券。可按照平价兑换的储蓄公债是货币替代品，从而是货币总供给的一部分。最终，就像商业银行准备金被恰当地排除在货币供给之外，充当这些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的活期存款也必须被排除在外。把一个经济中倒置的货币金字塔的基础和成倍增加都包括进去会造成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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