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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其实我早就厌倦这个话题了，不过我发现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软肋，所以再转帖点东西， 大家自己看吧。
文革前的中国，宇宙学——研究宇宙而竟然成为一门学问，多数人闻所未闻。关于什么是宇宙、它有什么性质这样的问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都已经准备好了现成的答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宇宙就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其他的理论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苏联从三十年代起就开始谴责相对论宇宙学，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国沿袭了这个立场，使得宇宙学成了一个禁区，甚至不承认宇宙学是一门科学，把英文中的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一词译成宇宙论而不是宇宙学。
我们还是从１９６５年说起。这一年，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的观测宣布了宇宙背景辐射的存在，使得大爆炸宇宙论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同一年，七亿中国人民正在伟大领袖带领下，一步步走向另一类“大爆炸”——“精神原子弹”的大爆炸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六月后的一段时间里，所有的科学刊物，普及的和专业的，都不再刊载科学的文章，而是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文章。几个月后干脆全部停刊，科学完全让位给了“革命”。如果说还有一点跟科学有关的事物，那就是在１９６８年，文化革命进入所谓 “斗批改”阶段，北京出现了一个“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关于这个学习班，纽约市立大学的胡大年教授在其《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中，有详细的回顾：“１９６７年末，湖南醴陵的一名中年数学教师周友华，来到北京宣讲其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该文根据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当时掌握中科院权力的革委会“认为周友华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应当支持的‘新生事物’”于是，一个名叫“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于
１９６８年３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相对论是他们认定的“资产阶级理论”的典型代表。因此，这个学习班也被人们简称为 “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他们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因此“（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１９６９年秋，这场批判运动由于陈伯达（１９０４－１９８９）的亲自支持而得到了重大的推动。”按照陈伯达的计划，“科学家应该批判爱因斯坦，艺术家必须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开始，他们主要的批判对象是相对论中的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等，同广义相对论密切相关的宇宙论，无论大爆炸还是稳恒态，还不在他们的批判视野内，很可能是因为根本没有听说过。第一次在批判中提到相对论中的宇宙理论，是在中国科学院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的一次会议上。那是一次奉陈伯达之命召开的特别会议，邀请一些科学家来审查由“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撰写的、预定在１９７０年１月《红旗》杂志和《中国科学》上发表的文章“相对论批判”。出席会议的有 “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以及著名的中国资深科学家如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和钱学森等。据《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记载，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量子场论专家何祚庥。何赞成批判爱因斯坦，并声称，‘批判爱因斯坦不（应）限于相对论’，实际上‘有四大问题’须要批判。他认为，批判爱因斯坦不仅要批判相对论中的‘相对主义时空观’，还须批判‘统一场论’、‘宇宙有限论’，以及爱因斯坦否定量子力学的某些观点。”——这是记录在案的中国最早的对于爱因斯坦的宇宙理论的批判言论。
至于那篇“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撰写的文章《相对论批判》则没有通过审查，因为众多科学家都持不赞成态度，包括何祚庥也不同意文章中所谓“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的说法。该文后来只能刊登在一份名为《相对论讨论》的刊物上。这是１９７０年在陈伯达的推动下，中科院成立的“相对论批判办公室”负责出版的刊物。该刊物的第一期还刊登了一篇署名“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文章，题为“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文章说，“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说“相对论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这个“上海理科批判组”是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班子的一部分，主要由文汇报记者、复旦大学的物理、哲学、历史教员组成，经常用“李柯”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上海人做事比起北京来更有“专业性”，他们动员物理系的教授翻译外文资料，为他们的批判提供靶子。他们把相对论的宇宙论扣上“形而上学”的帽子，看来已经从国外的资料中嗅到了一些可以作文章的材料。
１９７０年八月，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批判而垮台，他支持的北京的批判相对论运动从此消退下去，那个学习班的有些成员开始了对相对论的研究甚至转而为相对论辩护，这些人被“上海市理科革命批判组”视为“叛徒”。上海人的后台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庐山会议大获全胜，他们从此成了批判相对论的主力，直到“四人帮”垮台为止。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以批判林彪的“极左”为口号，逐步恢复出版科学刊物，其中最早的是一本叫做《物理》的杂志。１９７２年《物理》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讲师方励之。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是中国进入相对论宇宙学研究领域的开端——而且是在文革这样极左的年代！然而在当时，它的发表却让 “上海理科批判组”有了最新的攻击目标，因为该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论直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宇宙无限的教条相抵触，因而被认为是反动学说。《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说：“方励之公开支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大爆炸宇宙学，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组’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他们组织了一场批判方励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从１９７３年初至１９７６年秋，在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有３０篇文章针对大爆炸理论或方励之的论文做了批判，其中许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组’。……（１９７５）年秋，方励之及其同事们得以发表一篇回应批判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的文章中，方励之认为， ‘无论大爆炸理论正确与否，射电天文学等最新进展已使得宇宙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可以通过通常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哲学讨论来研究’。”
请读者注意，也就在差不多的时间，１９７２到１９７６年，正当中国的几个小人物为宇宙学在中国的学术园地中争取一席之地并受到无情围剿的时候，ＣＯＢＥ卫星由马瑟和斯穆特等人头脑中的设想发展为美国宇航局的一个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成功实施，使得宇宙学成长为一门精密的实验科学。
中国媒体对于宇宙学的批判，并不因为四人帮的垮台而结束。在华国锋执政的时代，又发生了一场关于宇宙学的争论。这一次是由钱学森的一次讲课引起的。当时党国领导人为了表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请科学家进中南海给他们讲课。第一讲是介绍国际科学技术的新进展，由当时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担任“御前侍讲”。他介绍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在谈到宇宙学时，他说西方现在有所谓“宇宙学”，主张宇宙有限、宇宙膨胀，是一门伪科学。这篇讲话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方励之见到之后致函《人民日报》再次指出宇宙学不是“伪科学”，同其他科学分支一样，它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方励之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的这封信，为宇宙学辩诬。不用说，《人民日报》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这些年来，笔者一直在纳闷，钱学森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从钱学森的经历看，它不可能不知道宇宙的膨胀是有观测方面的坚实基础的，发现了河外星系红移规律的哈勃终生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工作，这座天文台就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帕萨迪纳镇，而钱学森从事教学研究的加州理工学院也在帕萨迪纳，他们两人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近在咫尺。三十年代后期，由于洛杉矶市的发展，城市灯光影响到威尔逊山天文台的观察，当时的台长决定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建立帕洛玛天文台来安装更大的望远镜，而帕洛玛天文台正是由加州理工学院所拥有和管理的，四十年代，钱学森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当教授，所以他和哈勃应该有过同事关系。文革中那些年轻人或许不知道哈勃的工作，他老先生明知道哈勃的工作却还要把宇宙膨胀说成“伪科学”，让人费解。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前面提到的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的审查“相对论批判”的会议上钱学森的发言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在那次会议上，他和周培源、吴有训、竺可祯等其他老海归一样，对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持谨慎态度，说“爱因斯坦在全世界都有影响，这个事要慎重”。不过他在发言中也说，“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全面经验汇总到毛泽东思想。”他说，在批判相对论这个理论时， “千万不能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依靠这个。”最后，钱学森希望“相对论批判”一文能写得“更深入”，希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苦功夫，扩大已得的成果，（以）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些话有一些当时流行的套话，但看来并不是全是，而是反映了他对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拜。正是这种崇拜导致的迷信使他不能以实验事实来判断大爆炸宇宙论的真伪。
众所周知，后来在八十年代，钱学森支持过对 “耳朵认字”等特异人体功能的研究，在某些人士眼里，颇有提倡“伪科学”嫌疑。他既然认为特异人体功能也是可以用实验方法来加以研究的，为什么宇宙不可以？而要给宇宙学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呢？还是说，他后来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本文的读者中，有心而又有条件者，也许可以趁他老先生尚未辞世之前，帮助我们澄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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