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弗里德曼发起“货币理论反革命”,旨在复苏古典经济学的“货币长期中性假说”。理论上,他有《货币数量论之重新表述》;实证上,他和施瓦茨合作完成了煌煌巨著《美国货币史》。他和众多追随者的不懈努力,只是为了证明:货币供应量之变动,乃是经济波动(主要是价格水平之波动,或通涨通缩)的基本力量。为了稳定经济,首要任务是稳定货币供应量。弗里德曼才华盖世,学究天人,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古典经济学大同小异。大同者,即“货币长期中性”;小异者,即货币供应量之变化,短期内亦导致真实产出之变动。货币供应量变化导致真实产出变动的主要渠道,则是投资和消费支出之改变[9]。
理性预期学派或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继承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 从预期不完全或信息不完全角度,深入讨论货币传导机制,进一步确认“货币长期中性”假说。他们当然承认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亦承认短期内,货币供应量变动之经济波动的重要力量,但他们的基本命题是:货币供应量之所以会改变真实产出,原因是公众之预期或信息不完全。[10]
伯南克是新凯恩斯货币理论之领军人物,重心自然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新发现。伯南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新颖之处有四。其一,他仔细考究了货币政策变动之后,真实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是说,他研究的出发点不是逻辑推理,而是迷惑不解之事实。他重视的是真实世界之证据。其二,他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乃是基于明确的成本理念。“只要存在市场摩擦,诸如信息不完全或合约执行成本高昂,我们就会观察到:外部融资成本(比如发行债券,此债券之抵押或担保无法消除一切相关风险)与内部资金的机会成本之间出现一个差额。我们称之为外部融资额外成本。” 外部融资额外成本是伯南克首创的一个成本理念,是其货币理论最重要的概念。其三,为量度“外部融资额外成本”,自然就要详尽考察经济决策者面向未来之决策行为,包括个人、家庭和企业。显然,金融制度或货币制度之安排,是外部融资额外成本之决定力量。因此,伯南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最终归结于对金融、货币制度之考察。其四,他用矢量回归技术,证实了“外部融资额外成本”假说的诸多推论。
他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由两个渠道构成:其一,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其二,银行借贷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乃是基于显而易见的事实: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额外成本取决于企业的财务状况。特别是,企业净资产越大,其外部融资额外成本越低。银行借贷渠道亦然:货币政策改变金融中介机构之信贷供给总量,尤其是商业银行贷款供给总量,从而改变企业的外部融资额外成本。
“外部融资额外成本”理念对于分析中国货币政策之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殊的企业制度(垄断经营的国有企业和自由竞争的私营企业并存)和金融制度(ZF全权掌控银行体系之经营),造成中国企业外部融资额外成本之两极分化:国有垄断企业之外部融资额外成本非常低,极易获得巨额乃至多余之信贷资金;竞争性的私营中小企业则面临极其高昂的外部融资额外成本,极难获得信贷资金。此乃中国特色的“信贷配给”。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推导一系列有关中国信用制度、信贷资金流向、企业投资方向、货币政策的重要含义。
——向松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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