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笔者看来,杨格也不过是马克思的一个信徒。从分工理论上说,我实在看不出他在学术上有多大贡献。
就分工与市场的关系说,杨格仍然是在马克思所喜爱的“相互作用”框架中兜圈子。在探讨“分工发展”和“市场扩张”的原因上,杨格没有比前人前进哪怕是一小步……
杨格提出,“市场……是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1996)。他由此认识到,分工发展也有扩大市场规模的作用。这一认识无疑是符合实际的。可是杨格又将这一认识与“斯密定理”相提并论,宣称“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人们把这一表述称为“斯密—杨格定理”),并认为 “分工发展”和“市场扩张”之间的正回馈作用,是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1996),这就由正确走向了反面,进入了谬误。
平心而论,“分工发展”和“市场扩张”之间的“正回馈作用”无疑是存在的,所以初看起来,杨格的这一认识也颇有新意。可是作为历史研究中的因果探索,“正回馈作用”仍然是我们在马克思框架中所熟悉的那种“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并不是对事物运行的“因果解释”。杨格先用“市场扩张”解释“分工发展”,反过来又用“分工发展”解释“市场扩张”,这就直接(使我们)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
从基本道理说,两要素(“分工发展”和“市场扩张”)的“相互作用”,只能在它们都出现之后才能产生。而我们的目的在于追根求源,搞清两者是如何产生的,或者两者中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原因”的原因又是什么。而“正回馈作用”却既没有阐明“分工发展”是如何出现的,也没有搞清“市场扩张”的原因是什么。
正因为有这样的根本缺陷,所以“正回馈作用”仍然无法解释,文明古国埃及、印度、中国所在的地域,其分工和市场何以就没有表现出这种“正回馈作用”呢?就欧洲来说,在其近代兴起之前的一千多年中,分工和市场何以也没有表现出这种“正回馈作用”?
总之,即使分工发展和市场扩张的“正回馈作用”真是“当代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仍然没有搞清近代欧洲兴起的根本原因究竟是怎样的。
至此,学者们探讨欧洲兴起原因的两个路径,即通过对“市场扩张”和“分工发展”原因的探讨来搞清问题,全都进入了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