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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分析
原文一（第9～10页）：……，人类劳动又不外是人类劳动力的支出，而不问它的支出形式。所以，此等物不过表示在它的生产上，会有人类劳动力被支出，有人类劳动积累着。当作它们同有的社会实体的结晶，它们便是价值-------商品价值。
这段话表明决定价值的因素是人类劳动力而非劳动时间。若不考虑抽象劳动的错误性，这种逻辑关系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好景不长。
原文二（第10页）：一个使用价值或财货有价值，只因为有抽象的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质化在它里面。然则，它的价值量要如何去测量呢？由其中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劳动--------量去测量。劳动量由劳动时间测量，劳动时间又用一定的时间部分，例如小时、日等等去测量。
显然，这段话与上面那段话接不上口，有明显地逻辑断缺。上面那段话说价值由劳动力决定，暗示价值与劳动力成正比；这段话则表明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与劳动力无关。那么问题出在那儿呢？
（一）、抽象的人类劳动是如何对象化或物质化在商品中的？马克思从不曾交待过。这种凝结观在上段话也存在。若仅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大没必要追究这个问题，但是后面一系列的原理都依赖于“凝结”的成立。那么，一、是什么东西使人类劳动凝结到大米中去的？任何原因绝不会自己转化成结果，必定是在另一个机制（外因）的作用下才转化成结果。作为一位哲学大师为何忽略这个逻辑问题？不外是说不圆满，便一笔带过。二、有那个化学试验能证明大米中凝结了劳动（即人消耗的生理）？人消耗的生理是物质的，是有原子的！人类劳动的作用只在于将别的东西加工成商品，而非将自己加工成商品。这个道理再浅显不过，为何劳动自己跑到商品中去了？难道这个世界还真的有自动机（或永动机）？
（二）、凭什么肯定劳动量由劳动时间测量？为什么劳动力与劳动量无关？马克思对此没有任何交待，又是一笔带过。马克思可能是看到工人按劳动时间拿工资时，便没拍一下脑袋地认为劳动量由劳动时间测量，-----比拍脑袋工程还差。其实，分、小时、日等只能测量时间系统，而不能测量其它任何系统，这是科学中的法律。马克思毕竟只学了人文法律。
原文三（第10～11页）：如果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生产期间支出的劳动量决定，或许有人会以为，一个人越是懒惰越是不熟练，他的商品将越是有价值了，因为它的完成需有越是多的劳动时间。但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等一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支出。社会的总劳动力，表现为商品界全体的价值的，虽然是由无数个别的劳动力构成，但在此，是被看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每一个人的劳动力，只要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并当作社会平均劳动力来作用，从而，在一个商品的生产上，只使平均必要的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和任何别一个人的一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标准的生产条件下，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与强度，生产任一个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在这段话中，“但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等一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支出”再次强调劳动力与价值的关系，从而才能引出社会平均劳动力。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社会平均劳动力为前提推导出来的。这种推导在逻辑上没有问题，这里问题在于：
（一）、自给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后，我们再也看不到平均劳动力的身影，价值由平均劳动力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共同决定，变成只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唯一决定。劳动中的主导因素-----劳动力从此被马克思彻底消隐了，与价值无关。毫无疑问，由于小时、日等只能计量时间系统，不能计量价值系统，所以用时间测量价值是一种典型的量纲挪用。这里不是说挪用量纲一定不行，而是说它必定不具普适性，不是真正的测量。但是对平均劳动力的彻底消隐使得借代测量变成真正的测量。
（二）、如果个别劳动创造的价值不能确定，则平均价值------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定不能确定。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逻辑，不知马克思为何没注意到。个别劳动创造的价值只能由Q ＝ f·t 决定，因为不可能在考查个别劳动的价值时还假设平均劳动力。但是，马克思在后面居然认为个别价值由个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还真的将平均劳动力这个假设带进了个别劳动，还真的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作一种独立的实在。其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仅是一种概念，是平均价值的另类表达，仅仅具有数学上意义而已，宇宙中并没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实在。当个别价值由Q ＝ f·t 决定时，则部门价值（或平均价值）便是n个Q的平均值，等于平均劳动力乘以平均劳动时间。
（三）、虽然劳动时间相同，但是懒惰者出工不出力，支出的劳动力小，从而创造的价值少；不熟练者支出的劳动力可能不小，但是有效劳动力-----即Q ＝ f·t·cosα 太小，从而创造的价值少。这二者均表现为同样的时间内懒惰和不熟练者生产的商品少。由于每个人的商品的价格在市场上是同一的，自然懒惰和不熟者获益少。马克思分析这个案例时，显然只分析了其一，而没分析其二，这是为何？在于这里有个悖论，他不能分析其二。他在紧上面的一段话中己给定了一个结论------劳动量由劳动时间测量，而这种测量只有在劳动力相等的前提下才成立。显然，若不注意这个前提则必定有一个谬论：在劳动时间相同时，挑100斤与挑50斤创造的价值相等。但是，懒惰与勤快之间的差别正好是因为他们支出的劳动力不相等。分析其二时这个悖论立即露馅了，所以来了个半笔带过。这就是说，马克思先假定劳动力相等，然后又以劳动力不相等为前提说明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若分析其二，必然要正视一个事实，即：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懒惰者生产的商品比勤快者生产的商品少。这样，假如马克思在此时能严于逻辑程序的话，且勤于思考，则他必然会重视“为何劳动时间相同时，懒惰者生产的商品比勤快者生产的商品少”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管有没有答案，都将迫使他重视劳动力与价值的关系，再不会轻易地不考虑劳动力，将它平均掉，说劳动量由时间测量，------自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重的价值定律，即绝对价值定律。该定律是：在劳动对象与劳动产品一定时，无论生产方式如何变化，产品形成时所需的劳动量不变【见曹国奇“价值三大定律”一文，经济学家网站。】。懒惰者支出的劳动力小，则其生产一件商品花费的时间必定长。这个定律决定了经济系统能自发地淘汰懒人，-----这对人类的发展极其重要的。相比之下，这个定律否定“反比定律”的意义要小得多。
毫无疑问，即使依照抽象劳动，也必定有Q ＝ f·t 这个价值求算公式，大没必要再建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依这个公式，我们只要确定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中的劳动力谁大谁小，则它们间的倍加关系便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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